同美洲的冲突·第十二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乔治三世继位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引起了深刻的变化。在原则上和法律上，国王在决定政策、选择大臣、任用官员和确定支出的问题上仍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权力。数百年来，国王在这些方面和其他许多方面的决定一直具有重大影响，得到普遍服从。
到了汉诺威王朝，王权才基本上由参加国会的辉格党大臣行使。沃波尔和纽卡斯尔远远超过了大臣的地位，他们几乎是摄政王。他们及其支持者能够掌握如此大权将近五十年之久，原因是多方面的。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在语言、观点、教养和感情方面都与英国人格格不入，他们的宫廷里主要是德意志人，他们的注意力和野心集中在汉诺威和整个欧洲大陆。另外，他们的王位是靠辉格党人取得的。可是如今一切都变了。乔治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或者他自己以为如此。不管怎样，他是尽力当一名英国人的。他在英格兰受到母亲和比特伯爵的精心教育，后者是个苏格兰人，而在政敌的眼里则是个托利党人。乔治三世有据可考的最早作品，是他少年时期写的关于阿尔弗烈德大王的文章。据传说，他母亲对他说过：“乔治，要当一名国王。”乔治尽最大努力服从母教。他在位期间在根本问题上失败了，而从长远来看，这对英国的彻底民主化是有好处的。在随后发生的灾难中诞生了目前的国会统治制度。不过，这些灾难未免过于可怕，影响也太大了。到乔治三世行将崩殂之时，美洲殖民地已经独立于英国，早期的大英帝国已经解体，他自己也神经失常了。
在他继位之初，一切都预示着美好的来来，那时正是恢复王权的良机。只要汉诺威王朝的继承权受到威胁，辉格党人就能够以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帽子把托利党人排斥于朝廷之外。一七六〇年，斯图亚特王朝的觊觎王位者彻底失败，汉诺威王朝的继承权消除了隐患，乔治三世在反对辉格党专权的保皇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潮中登上王位。具有托利党思想的大批“乡村党”终于同君主和解，他们把国内所有痛恨辉格党家族的贵族式统治的人士团结在国王和他们自己的周围。于是，乔治三世得到许多“国王之友”的支持，这些人忠心耿耿，渴望权力，急于帮助他“赶走老帮派”。他和比特伯爵开始为这个目标而努力。一七六一年，英国各地开始大选，纽卡斯尔被剥夺了替国王分封官职的权力，新国王把许多官职恩赐给他的支持者。比特伯爵在三月被任命为国务大臣，纽卡斯尔则在翌年春天怨气冲天地遭贬罢官。乔治三世继位不到两年，“国王之友”便在下议院占了多数。他们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那种党派，但他们大多数愿意支持国王任命的任何政府。王室再次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年轻的乔治三世打败了善于进行党派斗争的辉格党人。不过，直到一七七〇年他才牢固地控制了英国的政治机器，而在此之前则很难找到可靠的大臣。
乔治三世在位的头十年是在国会各派势力持续不断的混乱斗争中度过的。在这些派系当中，有些人顺应新形势，有些人消极抵制国王的新策略。乔治对派系领袖们的角逐感到愤怒和大惑不解。皮特仍然是国会议员，“既无朋友，又无人理睬”，因而郁郁不乐。许多人赞成约翰逊博士对苏格兰人的看法，积怨甚多的比特在一七六三年初下台。继任的乔治·格伦维尔是个执拗的律师，有贝德福公爵的强大选举势力作为后盾。一个化名为“朱尼厄斯”的人在匿名信中写道：“我敢说，他收买并出卖了全国的一大半代表。”格伦维尔拒绝充当“幕后大臣”的角色，但他还是恋栈两年，对于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肯定负有重大的责任。
同时还发生了其他冲突。一七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名为《北布立吞人》的一份报纸攻击大臣们是“专制和腐败制度的工具。……他们在全国播下了不和的种子，我预言，只要不剥夺他们的权力，这些不和的种子就不会消失”。格伦维尔内阁被指责为不得人心的比特勋爵的影子。作者暗示说，英国就《巴黎和约》的条款同法国进行了既不体面又不正当的谈判，而国王是当事人之一。乔治三世怒发冲冠。一个星期以后，国务大臣发出一道逮捕令，下令查出并逮捕“《北布立吞人》第四十五期”的作者、印刷者和发行人(这些人均未署名)。当局大肆搜查，查封报纸，把近五十名嫌疑犯投入监狱。被捕者当中有生活放荡的国会议员约翰·威尔克斯，他被关进伦敦塔。他拒绝回答问题，说逮捕令不合法，提出了议员的豁免权。全国舆论哗然。没有提及罪犯名字的“笼统”逮捕令是否合法，成为涉及宪法的首要问题。威尔克斯被定为煽动性诽谤罪，失去了公民权。他重新竞选议员时，他的问题成为全国性的问题。激进的伦敦人赞赏这种抗拒政府的态度。一七六八年三月，威尔克斯当选为米德尔塞克斯的议员。翌年二月，下议院取消他的议员资格，进行补缺选举。他再度当选，获得一千一百四十三票，而当局提出的候选人只得了二百九十六票。伦敦人燃起篝火以示庆贺。国会宣布这次选举无效，威尔克斯由于效仿教皇的“男子论”印刷一篇题为“女子论”的猥亵文章而重陷囹圄，成为伦敦人崇拜的偶像。当局宣布他在米德尔塞克斯的竞选对手合法当选。威尔克斯在一七七〇年四月获释时，伦敦到处张灯结彩地欢迎他。经过长期斗争，他荣任伦敦市长，并且重新进入国会。
上述事件完全暴露了十八世纪制度的腐败。下议院拒绝承认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就等于否认选民有选举议员的权利，使它自己明显地成为水泼不进的特权机构。不过威尔克斯在英格兰有了最有力的支持者——皮特。皮特本人已成为查塔姆伯爵，他以激烈的言词攻击笼统逮捕令的非法性和政治风气的腐败，主张增加各郡的议员代表，从而可以增加选区，减少较小的自治市里容易出现的舞弊现象。他的讲演最先反映了十八世纪议会改革的要求，但要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尚需多年的时间。
然而，反对笼统逮捕令的呼声促使法官就人身自由、政府权限和言论自由等问题发表了重要声明。威尔克斯和其他受害者控告执行逮捕令的官员，法官判定这些逮捕令是非法文件。官员们诉说自己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是根据政府的命令行事。首席大法官卡姆登勋爵驳斥了这个冠冕堂皇而荒谬绝伦的借口，他的话至今仍是有关法治的一句名言：“所谓国政需要的论点或政治罪和其他罪行有别的论点，在习惯法中并无依据，我们的法典中也没有提到这种区别。”如果某大臣下令做一件违法的事情，他和他的执行者应该同平民一样在普通法院受审。闯入威尔克斯家宅并抢走文件的国务大臣助理和逮捕印刷商的钦差侵犯了个人权利，应该受到惩罚。他们犯了非法监禁罪，所以陪审团判定对受害者给予巨额赔款时，法官未予阻止。威尔克斯从国务大臣本人手中得到四千英镑的损害赔偿金，另一名申诉人只被拘留几个小时，还吃了牛排，喝了啤酒，此时领到了三百英镑的赔偿费。首席大法官说：“原告受到的轻微损害及其低下的社会地位，对于陪审团来说，不象涉及原告自由的重大法律问题那样重要。”
这确实是反对独断专行的大臣和俯首听命的官员的有力武器。人身保护法可以保护臣民不受非法逮捕，或者至少能使他们迅速获释出狱，但反对非法监禁的社会活动却击中了政府的痛处，陪审团如实确定损害赔偿费的无限权力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威慑力量，可以约束企图以“国政需要”为借口违背社会舆论的人。这个教训有很大的影响。即便在后来同拿破仑进行斗争的黑暗年代中采取各种措施对付真假卖国贼时，政府侵犯个人自由的权力也受到严格限制和国会的切实监督。只有到了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期间，大臣的口头命令才成为监禁某个英国人的合法依据。
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亦以几乎同样不引人注意而比较有效的实际步伐向前发展。远在乔治一世继位之前，国会就已拒绝延长《出版检查法》的效力，星星法院执行的出版检查制度因此不复存在了。从此，英国人基本上可以用文字形式发表自己的一切见解，不必事先得到政府或任何人的允许。国会作出这一决定时，并非考虑到原则问题，而是鉴于无孔不入的《出版检查法》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出版自由在英国并不是有意确立的，它的诞生是由于一些不太重要的原因。其实，发表见解无需事先批准并不等于可以畅所欲言。如果有人发表诽谤性、颠覆性、渎圣或者淫秽的言论，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他仍要对此负责。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至今依然存在。言论自由的界限是由刑法和民法中许多条款的定义来确定的。这些定义不断扩充，以适应各个时代的需要。扩充以后的定义又要根据先前的原则加以确定，这样就对自由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纠正这种严格限制的一般办法，是检察官有灵活的头脑，对法律不逐字逐句地死抠字眼。但是，在群情鼎沸之时，仅凭这一点是不够的。在十八世纪的政治斗争中，每当群众愤激之时，批评政府的人容易以煽动诽谤罪受审。后来，陪审团的权力得到扩大，成为更有力的保障。在许多年里，人们在多次审讯中坚决主张，陪审团不仅应该确定被告是否发表了指控中提到的言论，而且应该确定这种言论是否属于诽谤性质。福克斯的《禁止诽谤法》最后把这种观点列为条款之一。从此在每个案例中，法律条款的具体含义由陪审团认真讨论加以确定，所以在十八世纪末，“人人可以发表他的十二名同胞认为无可指摘的任何言论”。这里面有约翰·威尔克斯一份不可否认的功劳。
同美洲的冲突开始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七年战争结束时，大片领土并入英国王室的版图。从加拿大边界到墨西哥湾，美洲殖民地的偏僻地区全部成为英国领土。在划分并分配这些地区之后，英国政府同殖民者进一步发生冲突。乔治·华盛顿等许多人成立了公司，准备从印第安人手里购买这些地区。英国政府下达禁令，不许他们收买这些土地或者在那里拓居。华盛顿等人无视这道禁令，他写信对他的土地经纪人命令道：“买下国王辖区内(俄亥俄河畔)最有价值的一些土地。我认为，虽然目前禁止买卖和拓居土地，然而过一段时期这些土地可能会得到承认。据我看来，这道禁令不过是安慰印第安人的权宜之计(但这只是我在我们内部说说而已)。”英国政府要控制这些新土地的企图在庄园主中间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中部和南部殖民地的庄园主尤其如此。
乔治三世决心让殖民地负担帝国的一些费用并在新大陆的防御中出一份力量。这个决定有充分的理由。英国提供了同法国斗争所需要的大部分人力和财力，保护了殖民地，也保证了它们的生存。但英国政府采取的方法缺乏效力，也不够谨慎。它决定对殖民地的进口货物征收进口税。英国国会在一七六四年加强了《糖浆法案》。这个法案最初是在一七三三年为了保护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者而颁布的，它在大英帝国的范围内确立了西印度群岛在蔗糖贸易方面的垄断地位，规定对进口货物征收重税。殖民者长期躲避这个法案，他们需要赚取硬通货来偿还英国债主，唯一的办法是用他们的货物在西印度群岛的法西两国属地换取糖浆。新的规定对他们是个沉重的打击。一个商人说：“国会对我们的限制使我们只好在如何利用船舶的问题上打主意，因为我们在本岛没有市场，在别处又换不到其他货物。”
大西洋两岸都出现了不能令人满意的后果。英国政府发现，征收进口税只给它增加些微收入。英国商人早就关心他们的美洲债务人的困境，不愿意使殖民地在金融方面出现新的波动。鉴于贸易间接税效果甚微，格伦维尔和他的助手查尔斯·汤森征求司法官的意见，打算在殖民地征收直接税，司法官们表示赞成，格伦维尔便提议在殖民地的所有法律文件上贴印花，作为一种税务。殖民地驻伦敦的代表得知这一消息后，写信同殖民地议会进行了讨论。虽然殖民者一直反对征收直接税，但此时几乎无人提出抗议。一七六五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印花税法案》。
除了两点之外，印花税并没有造成沉重负担。法律文件上的印花无论如何也不会带来大量收入，英国每年的印花税总额为三十万英镑，而美洲殖民地的印花税预计只有五万英镑。但《印花税法案》规定对报纸收税。这些报纸的许多记者是美洲最激进党派的极端分子。殖民地商人感到沮丧，因为印花税必须以黄金交纳，他们本来就需要黄金来弥补对英贸易的逆差。在这一冲突中，美洲殖民地比较强硬的反对势力显出本来面目，得到加强，并且有机会进行有组织的反抗。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马萨诸塞的塞缪尔·亚当斯和南卡罗来纳的克里斯托弗·加兹登等未来的革命领袖渐露头角，抨击政府的政策不当和大多数殖民地商人缺乏勇气。一股较小而有组织的激进势力开始出现。虽然殖民地发出强烈的呼声，并派代表召开了《印花税法案》大会，但它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分发印花的人受到袭击，他们的办公室和家宅遭到抢劫。这只是一些商人和年轻律师干的事，这些人希望以此激起权利受到侵犯的人们的情绪。英国商人是最有效的反对势力，他们发现法案影响他们收回商业债款，于是攻击它违背大英帝国的真正贸易利益，并说它是对殖民地财力的威胁。
乔治三世的性格对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是最谨慎的英国国王之一，嗜好很少，行动谦逊，外表上是个典型的自由民。他具有汉诺威人的头脑，善于处理琐碎小事，而对基本原则和重大问题却难以驾驭。他颇有勇气，亦甚固执，因而使政府的态度更加强硬。他对美洲终于脱离英国而独立负有重大责任。他不能理解对强硬政策的后果感到担心的人们。下面这段坦率的话就是他的自白：“我的一些臣民竟然助长一些美洲殖民地不幸产生的犯上倾向，我对此感到非常震惊。我完全相信国会的智慧，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它为了支持大不列颠的立宪权利和保护英国贸易利益而提出的措施。”
如今乔治三世对格伦维尔及其朋友的统治感到不满，为国内日甚一日的混乱和不满所震惊，终于意识到他抛弃辉格党家族的愚蠢做法，因而企图实现和解。一七六五年七月，腼腆而善良的辉格党人罗金厄姆侯爵被乔治的行动所打动，开始组阁。他带来一个年轻的爱尔兰人作为私人秘书，此人名叫埃德蒙·伯克，在文坛上已负盛名，是公认的优秀作家和演说家。伯克的长处不止于此，他还是个出众的政治思想家。他以外族人的超脱态度观察英格兰的政治风云和英格兰人的特点，善于对局势作出精辟的分析，这是那些陷入冲突而又受到传统意识束缚的人所望尘莫及．的。
一七一四年以后，党派逐渐衰落和瓦解。国王在一七六〇年之后独自积极处理国事，再加辉格党又面临着重大的原则问题，因此它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分裂为互相倾轧的几大家族势力。国王的策略击垮了他们，罗金厄姆的追随者有高度的原则性，可是人数很少，也缺乏主见，伯克企图在这些人当中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党。他可以为这个党提供思想方针，但首先必须使辉格党人相信，一个政党能够在共同原则的基础上成立并战斗下去。当时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政党本身是不体面的组织，以前皮特对党派组织和党派斗争的轻蔑态度使这种看法更加根深蒂固。伯克必须打消人们的这种看法。根据悠久的传统，下野的政客不必再出席国会，而是应该退居他们的领地，等待国王的恩宠和政府的肥缺。谢尔本和亨利·福克斯等不同流派的个人主义者坚决反对伯克把他们组成政党，亨利·福克斯在给罗金厄姆的信中写道：“你以为，只有继续维护一个毫无成效的反对派，才能为国家效劳。在我看来，只有上台执政才能为国家服务，其他道路都是行不通的。”
新的形势需要有一个纲领。伯克关于走政党斗争道路的观点在一个有系统的纲领中反映出来，他在野期间宣传这个纲领，上台以后将它付诸实施。他在爱尔兰、美洲殖民地和印度的问题上态度明确，主张同美洲殖民地和解，放松对爱尔兰贸易的限制，在印度象在英格兰一样实行文明统治，并且把这些主张作为本党的原则。他建议废除大量的闲职，遏制腐败之风，进而使国会摆脱对国王的从属地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缺乏一个坚强有力而组织严密的政党所能提供的“力量和本钱”。多年来，伯克象政治荒野中的孤人一般发出呼喊，常常愤怒地狂叫。他是一位可与古人齐名的雄辩家，是超人的政治思想家，然而缺少判断能力和自制力。他或许是爱尔兰最伟大的人物。凭他的这些才能，倘若再加上英国人特有的冷漠气质和讥讽手段，他足以成为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亨利·福克斯著名的儿子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是一个既冷漠又善于讥讽的人，伯克完全可以向他借鉴。
罗金厄姆政府维持了十三个月，它制定了三个法案，大大平息了格伦维尔在大西洋两岸引起的敌对情绪。根据这些法案，政府废除了《印花税法案》，使下议院宣布签发笼统逮捕令和没收私人文件为非法行为，并再次肯定了国会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力。乔治三世决定推翻这三个法案。患病的皮特已经思路不清，由于国王婉言相劝和自己对政党的厌恶，他又在无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出面组阁。他高傲如故，可是权力已不如往日，“伟大议员”的威望也因为他突然受封为查塔姆伯爵而下降。实权落入查尔斯·汤森、克拉夫顿公爵和谢尔本勋爵之手。一七六七年，汤森不顾谢尔本的反对，提出对美洲进口的纸张、玻璃、铅和茶叶征收进口税的提案，在美洲引起轩然大波。如果照此办理，殖民地的硬币数量将进一步减少，新的岁入中即使有结余，也不会象原来所说的那样用于支付英国驻军的费用，而是将付给英国的殖民地官员。这样一来，官员们有可能不再依附殖民地议会，因为议会对付那些强硬的总督的主要武器是停发他们的薪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殖民者仍然不想发动叛变。
象马萨诸塞的总督哈钦森那样的有识之士认为，如果征税行不通就不要强征。他还说，倘若再次废除法令，只会“有利于一些人要实现独立的计划”。宾夕法尼亚的约翰·迪金森在当时流行最广的一本小册子上发表了《农民来信》，表示反对征税。信中措辞谨慎，当时希望脱离大英帝国的人确实寥寥无几。英国国会对殖民地的权威被正式否认，而人们依然忠于国王和大英帝国。这次反抗运动中的大多数人是地位较高的商人，他们认为，在贸易领域进行有组织而有节制的反抗会使英国政府清醒过来。
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议会建议同其他殖民地议会联合请愿，反对征收进口税。殖民地在整个大陆范围内进行了有组织的反抗，地方主义和彼此嫉妒在它们之间造成的障碍有所缩小。它们之间达成了不进口协议，对英国货物成功地进行了有计划的抵制。民众的情绪开始高涨起来。一七六八年五月，波士顿头号富商约翰·汉考克的小帆船“自由号”在海岸附近受到皇家海关官员的拦截搜查，殖民者强行把它救走。到一七六九年，英国向美洲的出口额下降了二分之一。英国政府并未感到极大的不安，只是大惑不解。它同意取消进口税，但茶叶除外。这个方案仅以一票的多数获得通过。英国国会以每磅茶叶收取三便士关税的形式保持着它对殖民地的宗主权。
由于大自然的某种神秘力量，在查塔姆脑际萦回的迷雾突然消散了。一七六八年，他曾因身体欠佳而辞职，克拉夫顿接替了他的职务。当他重新清醒过来时，局势的危难足以使任何人退避三舍。乔治三世及其在国会的朋友们由于受一种缺乏理智的复仇愿望所驱使，想把约翰·威尔克斯赶出下议院。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全国选民权利的侵犯。匿名的“朱尼厄斯”又开始鞭笞那些惹他痛斥的大臣。美洲尚未发生流血冲突，但帝国解体的种种迹象已经摆到目光敏锐的人们面前。乔治三世经历了十二年的阴谋党争之后，终于找到一位顺从听话的首相。诺思勋爵在一七七〇年成为第一财政大臣 [ 译者注：这个职务一般由首相兼任。 ] 。诺思是个风流潇洒的美男子，他能力不凡，性格和善，在丧失美洲殖民地的过程中一直在朝。
起初一切似乎都很平静，美洲殖民地的商人们见到取消进口税皆大欢喜。到了一七七〇年中，似乎已经完全实现和解，只有波士顿例外。塞缪尔·亚当斯是反抗力量有力的组织者和英美分离的鼓动者，他看出，这场斗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迄今为止，这场冲突一直是贸易方面的冲突，美洲殖民地的商人和英国大臣中无人支持亚当斯的观点。亚当斯担心殖民地的反抗运动瓦解，认为如果不激起新的矛盾，英国当局就会重新确立它的权威。于是他和其他激进派领袖便努力寻找事端。
取消进口税的消息刚传到美洲殖民地，第一次流血事件便发生了。英国在美洲殖民地的驻军多半在波士顿，他们不受波士顿市民的欢迎。亚当斯到处对他们恶语中伤。这些穿着猩红色军服的“龙虾”处处受到侮辱和嘲弄。一七七〇年三月，波士顿的一些顽童不断用雪球打海关门前的一名英军哨兵，引起一场骚动。在混乱与喧嚣声中，一些士兵开了枪，造成伤亡。这个“惨案”正是亚当斯渴望发生的事件，但富有阶级中的温和派感到紧张，殖民地的意见仍然纷纭不一。激进派坚持斗争。一七七二年六月，他们在罗得岛附近烧毁了英国皇家缉私船“H．M．S．加斯比号”。
马萨诸塞各地建立了“联络委员会”，到年底，它们已扩展到七十五座城镇。以年轻的帕特里克·亨利为首的弗吉尼亚殖民地煽动者建立了议会常务委员会，以便同其他殖民地保持联系。一系列类似的机构迅速应运而生。发动叛乱的有效机器悄悄地建立起来了。
可是，激进派仍然是少数，同英国彻底决裂有很大阻力。殖民地驻伦敦代表中的核心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一七七三年写道：“……我们当中似乎有些人主张立即分裂，我认为，如果谨慎行事，我们会由于力量不断壮大而达到巩固的地位，我们的要求也就必然得到满足；反之，假如在条件尚未成熟时发动斗争，我们就可能失利，被镇压下去……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统治的失误和侵犯权利的行为不足以成为发动叛乱的原因。此外也应记住，这个新教国家(她虽然最近不够友好，但毕竟是我们的母国)是值得维护的。她在欧洲力量天平上的份量和她的安全，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我们和她的统一。”尽管发生了波士顿“惨案”、火烧缉私船的暴力行动和贸易方面的争吵，亚当斯及其朋友们煽动起来的骚乱却开始平息下去。就在这时，诺思勋爵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东印度公司濒于破产，英国政府被迫出面挽救。国会通过了一项没有引起议员注意的法案，授权东印度公司将其大量积压的茶叶直接运往美洲殖民地，不交进口税，由它自己的代理人经销。实际上，这是把垄断权交给了东印度公司。大西洋彼岸立即发出强烈的抗议。极端派谴责这是侵犯他们自由的行为。商人面临着破产的威胁，从英国海关运输茶叶的美洲船主们以及为他们销售茶叶的经纪人也将失业。这个法案完成了亚当斯没有办到的事情，它使殖民地形成了反对英国的统一意见。
激进派开始自称为“爱国者”，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极力制造危机。一七七三年十二月，首批运茶船到达波士顿。激进派分子化装成印第安人，到船上捣毁了茶箱，塞缪尔·亚当斯的堂弟、未来的美利坚合众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写道：“昨夜有三船武夷茶 [ 译者注：产于福建省武夷山。 ] 被倒入大海。……这是独一无二的壮举。我无限钦佩爱国者的这一崇高的行动。销毁茶叶的行动如此大胆、果断而坚定，必然会产生深远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不禁视之为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不过，这次行动只是袭击了物资，再发生类似的行动就可能造成流血事件。许多人希望港口漂着象茶叶箱那样多的死尸。其实，用不着死那么多人，我们的灾难根源就可以消除。”
消息传到伦敦以后，许多人强烈要求采取强制行动，英国政府内的强硬派占了绝对优势。伯克和查塔姆主张和解，可是无人理睬。国会颁布了一系列“强制条例”，勒令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议会休会，宣布这个殖民地归王室直接控制，关闭波土顿港，规定这个殖民地的法官从此概由国王任命。这些条例只在马萨诸塞实行，只是其中的《驻兵条例》将在所有的殖民地实行。这个条例宣布，军队将分布到各个殖民地去维持秩序。英国政府企图以此孤立反抗势力，结果适得其反。
一七七四年九月，各殖民地议会在费城召开美洲大陆会议。极端派还不能放手行动，代表们仍然集中讨论贸易抵制问题。他们成立了一个协会，禁止在废除《强制条例》之前同英国发生任何贸易关系。各地的联络委员会负责执行这个计划。大会还发表了《权利宣言》，要求废除英国国会自一七六三年以来颁布的约十三项贸易条例和法案。这份文件发往伦敦，措辞恭敬而温和。但伦敦的温和气氛已经一扫而光。下议院中的“蔗糖利益集团”嫉妒殖民地在西印度群岛的竞争，军官们看不起殖民地军队，政府财政紧张，一味坚持殖民地为英国本土而存在的信条。这些力量都联合起来，要打破最后一线的和平希望。《权利宣言》被轻蔑地驳了回来。
形势发展很快。马萨诸塞的军事总督托马斯·盖奇将军企图推行军事管制法，但他力不从心。他是个杰出的军人，无奈手下只有四千军队，只能守卫波士顿这一小块地方。殖民地的爱国者却有一万民军。他们在十月成立了“安全委员会”，大多数殖民地开始武装和军训。它们开始搜集军事装备和炸药，从政府军那里夺取火炮，派人到国外购买武器。英国政府要求法国和西班牙禁止向美洲殖民地出售炸药，结果遭到拒绝。荷兰商人把炸药装在贴着“酒精”标签的大玻璃瓶里，用船运到美洲殖民地。
爱国者开始在距离波士顿二十英里远的康科德村里囤积军火。被英国国会宣布为非法的马萨诸塞议会也在那里开会。盖奇决定夺取他们的军火，逮捕塞缪尔·亚当斯和他的同事约翰·汉考克。殖民者很警觉，他们每夜在波士顿的街头巡逻，监视英军的行动。盖奇集合队伍的时候，议会在康科德村已经接到报告。军火分散到北面的一些城镇里，亚当斯和汉考克转移到列克星敦。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八百名英军趁着黑夜踏上通往康科德村的道路。这一秘密立刻传了出去，有人在诺思教堂的尖顶上用提灯发出了警报信号。巡逻者保罗·里维尔快马加鞭地赶到列克星敦，把亚当斯和汉考克从床上叫醒，催促他们赶快逃跑。
清晨五点钟，列克星敦的七十名民军战士在村前的草坪上列好队伍。太阳升起的时候，英军的先头部队出现了，三名骑马的军官走在最前面。带队的军官挥着军刀喊道：“散开，你们这些叛贼，快散开！”民军的指挥官命令民军解散。殖民地的委员会非常担心，生怕他们打响第一枪。它们下达了严格命令，不许引起同英国正规军的正面冲突。但是有人在混乱中开了枪，英军回敬了一阵排子枪。一些民军倒了下去，现场乱成一团。英军推开幸存的民军，继续向康科德村前进。这时，乡村已经武装起来，大部分军火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英军凌乱地撤回波士顿，而敌人一直在后面紧追不舍。波士顿城同周围地区的联系被切断了。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发生的情况传到其他殖民地，各地的总督和英国官员相继遭到驱逐。爱国者的部队在弗蒙特地区号称“青山仔”队伍的指挥官伊桑·艾伦和康涅狄格地区的商人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指挥下，采取具有战略眼光的行动，夺取了赫德森河发源地的堡垒。这一行动使英军无法从加拿大得到任何援助，独立战争从此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