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公·第二十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君主制不复存在了。上议院已被撤消。英格兰的国教陷入瘫痪状态。下议院剩下的议员也寥寥无几，被人轻蔑地称为“残余国会”。他们自以为身居高位，是国会事业的最后一点标志。
他们认为，在未来的长时期里，英格兰仍然需要他们来掌舵。克伦威尔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作战之时，这里信奉清教的要人通过他们选定的政务院实行着有效的统治。他们在极力鼓吹宗教观点的同时，制定了比较实际的政策。这一政策虽然激起了强烈的公愤，倒是颇有力量。这些人在战争中形成寡头政治集团。他们仍在进行战争，必须筹集军费。当时军费的主要来源是货物税和财产税，现代英国的财政制度中仍有这种税收。失败的保皇派和被禁止的罗马天主教徒显然是政府岁入的直接来源。他们被处以大笔的罚款，上交罚金以后，只能留下一部分地产。许多土地进入买卖市场。查理二世复辟以后，只归还直接没收的土地，因而出现了地产再分配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虽然是在同一个阶级内进行的，却使新的土地所有者当中产生了一个自私自利的集团。后来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辉格党及其遵循的原则。王政复辟以后，英格兰政治生活中除了两个宗教派别之外，又出现了俗界的两个绅士阶级。这两个绅士阶级的利益、传统和思想互相对立，但他们都以土地为基础。他们是存在已久的两党制度的牢固基础之一。
残余国会颇有民族主义的倾向，它既采取保护贸易的政策，又十分好斗。它颁布了《运输法》，规定进口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输出国船只运载。荷兰人控制着波罗的海贸易和印度群岛的香料贸易，并且垄断了鲱鱼的捕捞。残余国会同荷兰竞争，结果同这个信奉新教的姐妹共和国开始了英国历史上首次主要由于经济原因而进行的战争。萨默塞特郡的商人罗伯特·布莱克受命为海军司令。他在内战中颇有名气，在航海方面却是个门外汉。他在“海军将领”中大名鼎鼎，首屈一指。他象鲁珀特王子那样，证明海战同陆战是一个调子，只是换一种乐器而已。英格兰海军可以轻易地对付荷兰人和比比皆是的保皇派海盗。布莱克不久便学会了如何向海军舰长们下达命令，并且整饬纪律，加强了团结。在同地中海海盗的最后一次战斗中，他证明了船上的舷炮齐射能压制公认无敌的陆上炮火。
由于克伦威尔在外进行战争，残余国会才能够逐渐得势。他凯旋以后，看到人们对残余国会积怨甚深，不禁大惊。国会缺乏代表性也使他感到意外。更主要的是，他发现一直为上帝南征北战的铁甲军十分讨厌那些摆布他们并负责他们军需的文官。他努力在已经缩小的国会和它的巨大军事机器之间进行调解，同时也不得不对国会提出批评。他反对同信奉新教的荷兰进行战争，抨击侵犯传统权力的执照法和叛国法。他还看出残余国会议员的“傲慢、野心和自私”。他预见到，如果残余国会能够永久地实行统治，那么将会出现可悲的局面。拿破仑从埃及回到法国以后，根本无视督政府，克伦威尔也是这样对待残余国会的。残余国会这个寡头集团仍然一意孤行。他们以为，处死查理一世以后，国会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便确立无疑了，因此他们对脚下正在动摇的基础满不在乎。克伦威尔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看法，他斩钉截铁地说：“除非军队扯着这些人的耳朵把他们从宝座上揪下来，他们是不会离开的。”
一六五三年四月二十日，克伦威尔带着三十名火枪手来到国会。他落座以后听着议员的辩论。过了一会，他站起来发言。他越讲越愤怒。最后他说：“过来，过来，我不让你们再胡说八道，你们根本不能代表国会。”他召进火枪手，命令他们把议员赶出会场，锁上大门。议员们怒气冲天，何况他们多半是脾气暴躁的人。克伦威尔把他们赶到街上以后，看到了象征议长权威的权杖。他问道：“这个小玩艺儿怎么处理呢？把它拿开！”当天晚上，有人在下议院的门上用伦敦方言写了一句俏皮话：“本宅出租——不附带家具。”塞尔登和科克为之作出艰苦努力、皮姆和汉普登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就此寿终正寝。从西门·德·孟福尔时代到权力请愿书这几百年中，人们所确立和珍视的立宪程序和保护措施暂时被抛弃了。一个人的意志成为英国的主宰。人们感到疑惑不解，不禁向自己提出一连串的问题。随后，他们爆发出战斗的激情，奋起捍卫长期努力所取得的果实，维护英格兰的传统。
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解散共和国的立法机构以后，兼任天主教修道院院长的议员西哀士回到巴黎对督政府的同僚说：“先生们！我们有了主人。”英格兰——应该说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此刻也有了主人，但仅仅如此而已。这个主人同十八世纪那个名噪一时的冒险家多么不同啊！拿破仑十分自信，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而且无所顾忌。他要夺取最高权力，任意行使这种权力，直到他及其家族控制全世界。他知道历史与自己无关，也知道自己无法控制遥远的未来，但他只要能夺取眼前的权力，就心满意足了。
克伦威尔有时诡计多端，十分残忍，但他平时却是个优柔募断、感到内疚的独裁者。他承认自己实行专横的统治，并且为此感到难过，可是他又聊以自慰地说，他的权力受之于天，得之于民。如果真有光明乐土的话，难道他不是上帝选来保护人民的又一个摩西 [ 译者注：基督教《圣经》中率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领袖。 ] ，奉命把他们领向迦南地方吗？难道他不是唯一能够保护“国内几种神圣教派”的将军，尤其能够保护上帝忠实仆人的财产不受保皇派和疯狂、贪婪的平均派侵犯的将军吗？难道他不是已经解散的国会所任命的全军总司令、国家大权的唯一控制者、或者象他所说的“对三个国家拥有无限权力的人”吗？
克伦威尔谋求个人的权力，只是为了使事情按照他的看法得到解决，这些事情同他本人和他的名望无关，而是同他青年时期所梦寐以求的英格兰有关。他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落伍巨人，是个“土里土气的都铎王朝绅士，可谓生不逢时”。他希望看到苏格兰和爱尔兰俯首归顺，看到英格兰成为“西方世界所畏惧的强国，有顽强的自由民、正直的地方官、博学的牧师、蒸蒸日上的大学和无敌的舰队” [ 原注：摘自G．M．扬的《查理一世与克伦威尔》一书。 ] 。在外交方面，他仍然同西班牙舰队对抗，渴望率领他的铁甲军同宗教法庭的迫害活动或者同盲目崇拜意大利教皇的行为进行斗争。这些东西已经成熟，可以用镰刀收割了。它们不是可以用马斯顿荒野战斗和内斯比战斗中砍倒保皇派以及在韦克斯福德和德罗赫达铲除天主教徒的同一把镰刀收割吗？精干忠实的政务院秘书约翰·瑟洛指出了明摆的事实：西班牙在走下坡路，而由里舍利厄和马扎兰实现统一的法国在不断壮大，并对英格兰构成潜在的威胁。可是他的告诫不起作用。独裁者克伦威尔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磨刀霍霍，准备打击堂吉诃德 [ 译者注：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著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 ] 以及托基马达 [ 译者注：十五世纪西班牙宗教法庭第一任大法官。 ] 的后继者。
克伦威尔外交政策的成败影响着查理二世的整个时期。他企图促进新教运动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满足英国贸易和海运的具体需要。一六五四年，他结束了两年前爆发的英荷海战。他提出英荷两个共和国结盟的积极建议，这个联盟将成为新教大联盟的基础，不仅有能力自卫，也能够进攻天主教国家。荷兰领导人知道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败北，愿意在尽量不影响贸易利益的情况下结束战争。
这时，法国同西班牙的冲突仍在继续。克伦威尔可以选择任何一方作为自己的盟友。尽管政务院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他仍然在一六五四年九月将二支舰队派往西印度群岛，占领牙买加。这个侵略行动缓慢而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英格兰同西班牙的战争，英格兰和法国因此结成联盟。一六五八年六月，马歇尔·特雷恩指挥的六千名英国老兵在佛兰德的沙丘 [ 译者注：发生在敦刻尔克附近沙丘上的一次战斗。 ] 战斗中打败了西班牙人，并在攻占敦刻尔克港的战斗中作出了贡献。英国海军继而封锁西班牙沿海，显示了英国的海上威力。布莱克的一只军舰在特纳里夫岛附近击毁了西班牙的财宝运输船队。野心勃勃的克伦威尔早已注视着直布罗陀。他审查了一些计划，准备占领这个奇异的地方。这个目标到后来马尔博罗时代才得到实现。英国从克伦威尔的对西战争中得到了敦刻尔克和牙买加。
克伦威尔不难把对西战争的掠夺性目的同他建立欧洲新教联盟的努力一致起来。他随时准备打击国外迫害新教徒的宗救活动。一六五五年，他听到皮埃蒙特以北一个新教教派被萨瓦公爵镇压和屠杀的消息时，便中断了同法国的谈判，扬言要派舰队进攻萨瓦公爵统辖的尼斯港。他得知瑞典和丹麦的优秀新教徒之间发生战争的消息后，力劝荷兰人同他合力斡旋，曾经使双方停火。总的说来，克伦威尔对外政策的主要成就在于促进英国的贸易和海运事业，而不在于阻止和打击反宗教改革运动方面。地中海和英吉利海峡的海盗已经肃清，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全世界都要尊重英国的海军力员。诗人沃勒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英舰千艘霸海天，
夷艇垂篷表恭谦；
军威远震如风吼，
四海扬帆漫无边。
德赖登 [ 译者注：十七世纪英国诗人兼剧作家。 ] 也写道：
他使我们在大陆上行动自由，
而我们以前则受制如囚；
他送英国雄狮去保卫更崇高的目标，
教它首先在布鲁塞尔发出怒吼。
怎样才能建立一个有益的、顺从的、敬畏上帝和关心大事的国会以协助护国公完成他的使命呢？克伦威尔企图建立有权威的国会，它能够使他免于承担由于惩罚查理一世而落得的残暴罪名，能够支持他的计划，也能够在不偏离他的政策、不妨碍他的军政方针的前提下适当修改他的计划。可是这样的国会是不存在的。国会是令人头痛的机构，它善于在选民意见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集体意见。克伦威尔寻求一个能够限制他的独裁而又不反对他的意志的理想的国会，他对各种可能的方案作了尝试。他先建立了由中上阶级的代表组成的清教徒寡头政治集团，其中有些人是在军队里起家的。这条路行不通，他就实行了赤裸裸的军事独裁。最后，他又恢复了有名无实的君主立宪制。他驱散了经大众选举产生、已经逾期的残余国会，以一些信奉清教的重要人士取而代之。这些清教徒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他亲手挑选的，他们在历史上称为“贝尔伯恩议会”的议员，因为其中有一名成员名叫贝尔伯恩。这是一个由政治可靠的贤人组成的议会。独立派教会提出了一个名单，军官委员会从中选出一百二十九名英格兰代表、五名苏格兰代表和六名爱尔兰代表。这说明委员会对比例的重要性是颇有认识的。一六五三年七月，克伦威尔在议会致词时说，这些代表“是上帝选定的，他们的使命是为上帝服务，反映上帝的意志”。他在讲话中说了比较含蓄的半句话，表明他在以提名代替选举的问题上受着良心的责备。他说：“通过公民选举产生的议员知道上帝何时能使人民适应普选权，假如你们现在的地位能同他们相比的话，我比任何人更希望实现普选制。
这些贤人采取的政治行动使克伦威尔大失所望。他们迅速扫除了一切累赘，以便开创新天地。他们企图使教会和政府分离，取消教会什一税，却又不给教士提供任何生计。经过一天的讨论，他们撤消大法官法庭，提出平均主义的主张，威胁着财产所有权。由于宗教原因，他们鲁莽地改革了税收制度，这似乎要危及士兵的军饷。这一重大的行动使军队忿忿不满。克伦威尔认为这些贤人是一群危险的蠢材，他们已经不听他的忠告了。后来克伦威尔说，他召集这届国会是“我自己一次软弱的、愚蠢的表现”。为了避免再度发生驱散国会的丑闻，军事将领们软硬兼施，使温和派贤人在一日凌晨趁其他议员未醒时提前起床，通过了把权力交还护国公的决议。克伦威尔并没有浪费精力去同议员们发生摩擦。他宣布自己的权力再次“变得同以往一样不受限制”，他还尽力给他的权力披上华丽的外衣。
克伦威尔表面上颇有力量，但他的显赫地位是以国会和军队之间的脆弱平衡为基础的。他随时可以利用军队反对国会，而如果没有国会，他在军队中就大有孤独之感。军队的将领们也意识到，他们和可怕的士兵中间存在着军阶和社会地位的鸿沟。他们能够维持自己的地位，完全是由于支持士兵的主张和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必须找到斗争的新对象，否则士兵就会不需要他们了。综上所述，这些认真、实事求是和常胜的革命者需要召集国会，哪怕只是为了树立一个打击目标也好。艾尔顿早已在爱尔兰去世，而兰伯特和其他各级军官起草了“施政纲领”，这实际上是英国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成文宪法。
克伦威尔获得的护国公职权受到政务院的限制。政务院有七名军官和八名文官，他们将终身任职。这时，一院制的国会应运而生，它是根据新的财产标准选举产生的。旧的财产标准是拥有每年进项为四十先令的地产，新标准是拥有价值二百镑的不动产。在这个条件下，有选举权的人可能并未减少，只是反对国会的人失去了选举权。克伦威尔怀着感激之情接受“施政纲领”，就任护国公。
可是这届国会又采取了令人失望的立场，它在一六五四年九月刚刚开会，便暴露出强硬的、活跃的共和派倾向。其中的共和派集团非但不感激军队将领和护国公对共和观点的支持，反而把新宪法撕得粉碎。克伦威尔立即把共和派议员赶出国会，剩下的多数议员企图减少“施政纲领”规定的宗教自由，打算限制护国公对军队的控制权，裁减军队并削减军费。他们这种可笑的做法未免太过分了。克伦威尔在“施政纲领”允许的期限内及早解散了下议院。他在告别演说中对议员们提出了一系列指责，说他们玩忽职守，由于攻击军队而损害了国家安全，破坏了良好的政治气氛。他还厉声说道：“你们似乎打算制造分裂，而不是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他指的是一再出现的老问题。他对一名持反对立场的共和派议员说：“我同所有的人一样赞成得到拥护的统治。”有人中肯地问道：“但是我们从哪里得到拥护呢？”
克伦威尔即令不是完全不择手段，也是赤裸裸地实行军事独裁的。一六五五年三月，保皇派的彭鲁多克上校揭竿起义，攻克索尔兹伯里。这次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瑟洛控制的效率极高的秘密警察系统发现了一系列破产的阴谋，这些阴谋和彭鲁多克的起义使护国公意识到严重的危险。克伦威尔对国会说过：“人民需要的是安全而不是激情，是真正的安全而不是表面的形式。”他把英格兰和威尔士划分为十一个区，每个区由一名军政长官镇守，派驻一支骑兵和经过改编的民兵。各区的军政长官有三种职能：维护社会治安，对公认的保皇派征收特别税金，推行清教徒的宗教观念。在一段时期内，他们热心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无人敢同这些军政长官对抗。对西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有的税收难以满足开支。克伦威尔象查理一世那样，被迫重新召集国会。军政长官们向他保证，他们能够组成一届恭顺的国会。可是平均派、共和派和保皇派利用民众对军事独裁的不满情绪，使一大批反对护国公的议员再次当选。克伦威尔滥用“施政纲领”中的一项条款，把他的一百名政敌摒于下议院之外，另外五、六十人自动辞职，以示抗议。即使在这次清洗之后，他要使议会批准军政长官实行地方统治的企图仍然遭到强烈反对，最后只好作罢。余下的许多议员“对军政长官的专横行为非常不满”，所以“渴望有受法律限制的统治力量”。
正是在这个时候，一批律师和绅士决定给克伦威尔戴上王冠。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说：“护国公的称号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国王的称号则受到限制。”他们在一六五七年提交了《请愿与忠谏书》。它使拟议中的宪法有了具体的内容，不仅要求恢复君主制，还要求重建国会，通过提名组成上议院，大力削弱政务院的职权。克伦威尔虽然说国王的地位轻如“他帽子上的一根羽毛”，然而对加冕为王的建议并非无动于衷，他宣布“赞成这个建议”。军队将领立刻表示强烈反对君主制，士兵们更是如此，克伦威尔只好满足于获得任命护国公继承人的权力。一六五七年五月，他批准了新宪法中的主要条款，只划去了国王的称号。
共和派预见到，君主制的死灰复燃将是都铎王朝复辟的基础。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根据《请愿与忠谏书》提出的条件，克伦威尔同意被他赶走的议员重返国会，他那些最能干的支持者则调到新生的上议院。共和派因此可以在国会内外同时向新政权进攻。克伦威尔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他认为他们正在策划重大阴谋，便在一六五八年一月突然解散国会，而这届国会是他召集的历届国会当中对他最友好的。他在结束告别演说时说道：“让上帝在你们和我个人之间作出公断吧。”毫不反悔的共和派答道：“但愿如此！”
克伦威尔和他的政务院在国内要保持一切特权和权力，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消耗在这样的内外政策中。他们在社会事务方面没有采取多少立法措施。他们对《济贫法》的执行情况得到的评价是“不但苛刻，而且无益”。在一六二九年至一六四〇年之间，即在查理一世实行个人专制时期，各方面的状况和成就远远胜过自称以上帝和圣人的名义实行统治的那些人的政绩。后者认为，贫困者不应得到救济，而应该受到惩罚。
英格兰的清教徒同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一样，热衷于扫除恶习。打赌和赌博活动一律受到禁止。他们在一六五〇年制定一项法律，规定通奸要以死罪论处。这是残酷的做法，不过陪审团难以找到证据，所以这一罪行的严重性减轻了许多。酗酒也受到严重打击，无数酒馆被封闭。发誓者也要受罚，公爵初犯时罚三十先令，男爵罚二十先令，乡绅罚十先令，老百姓罚三先令四便士。清教徒不许老百姓有很多钱财；有一个人由于说了一句“上帝作证”，受到罚款的处分，另一个人因为说了“以我的生命担保”而受罚。那些岁月真可谓艰难时世。教区的节日被视为宗教狂欢，受到禁止，取而代之的是每月一次的斋日。清教徒对圣诞节更是反感。国会对于圣诞节给人们带来享受世俗之乐的自由则深表关注。在圣诞节的晚餐之前，大批士兵奉命在伦敦四处巡逻，随意进入民宅，抢走厨房和烤箱里的肉。人们到处受到监视和盘问。
全国各地的五朔节花柱 [ 译者注：五月一日，人们庆祝这个节日时常围着花柱跳舞。 ] 统统被锯倒，以免村民在围着柱子跳舞时做山伤风败俗或轻浮的举动。在安息日除了去教堂以外，户外走动也要受到惩罚，有一个人因为到附近的教区听布道而被罚款。有人甚至建议禁止在安息日坐在门口或倚门而立。熊和公鸡一律被宰杀，目的是禁止斗熊和斗鸡。包括赛马和摔跤在内的一切体育活动也遭到禁止。甚至制定了节约法令，下令取消男女服装上的装饰品。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权欲和往上爬的愿望是如何导致虚伪的。如果忧郁的心情、朝上看的眼睛、很重的鼻音、讲话时爱旁征博引《旧约全书》里的词句能够博得宠幸，那么除了天生就有这些特点的人以外，其他人也能够学会。所有这些伪善行为和弊端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为后盾。这支军队不断强行扩充人员和增加军饷，无人能与他们对抗。他们的将军和上校们不久便侵占了王室的大量肥沃土地：费利特伍德侵占了伍德斯托克采邑，兰伯特成为温布尔登的主人，奥凯侵吞了安普西尔，普赖德则把诺恩萨奇变为私产。黑兹尔里格从伯奇达勒姆和赫里福德两个主教区得到了巨大的地产。对全国民众来说，克伦威尔的政权是由无数可耻的小霸王组成的，因而成为英国古今最令人发指的政权。英格兰人初次发现，在克伦威尔政府的统治下，他们毫无发言权。他们的仇恨和愤怒由于无处发泄而日益强烈。过去的国王或许掠夺了贵族和富人，而眼前这些统治者则通过血腥的非法行为飞黄腾达，他们擅自规定每个村子的生活习惯，改变千百年传统所形成的历史潮流。在全国各地，农民在橡树下甜蜜地回忆着过去的美好生活，盼望“国王早日重登王位”。这有什么奇怪呢！
每当权力达到顶峰之时，它的可憎之处便渐渐消失，它象图画一样增添一些色彩，甚至显露一些迷人之处。我们看到了处于权力顶峰的护国公，他成为新教改革运动的卫士、欧洲的仲裁人、知识和艺术的保护人；他能够容忍所有的人，对年轻人尤其温和；他对英格兰象查塔姆 [ 译者注：十八世纪英国政治家。 ] 那样热情洋溢，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希望为自己的权力找到道义基础，对他的国家和上帝有一种责任感。这是有目共睹的。克伦威尔确信自己是选定的英国最高统治者，但他愿意和别人分享权力，只要他们同他保持一致就行。假如国会批准他制定的法律和要求的税收，他愿意通过国会实行统治，甚至渴望这样做。然而，他的宠幸和清洗都没有使国会服从他的意志，他被迫一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使他在君主专制和无政府状态之间所选择的中庸之道成为军事独裁。
在许多方面，克伦威尔的独裁不同于现代的专政。虽然报纸受到压制，保皇派受到迫害，法官受到恐吓，地方权力受到限制，但是坚定的共和派所领导的声势较大的反对派却一直存在。独裁者并没有在自己周围建立政党，更没有打算建立一党专政的国家。私人财产受到保护，对保皇派罚款以及允许他们交出一部分地产赎罪的做法，也要经过办理正式手续。几乎没有人因政治罪被处以死刑，也没有人不经过审讯就受到无期监禁。克伦威尔在一六四七年对铁甲军说：“自然取得的东西比通过强硬手段取得的东西至少好一倍，它是我们的真正收获，也是我们子孙的财富……你们用武力实现的事情在我的眼里一文不值。”
克伦威尔关于宗教自由的主张，并不是让人们信奉罗马天主教、主教制度或教友派 [ 译者注：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 教义。他禁止大规模的弥撒活动，把上百名教友会会员投入监狱。他对信仰自由的这些限制并非出于宗教偏见，而是由于担心发生社会动乱。宗教上的容忍政策是对克伦威尔时代一切信仰的挑战，克伦威尔本人是这种容忍政策的最高支持者。他认为犹太人对英国社会大有好处，再次向他们打开英国的大门。从爱德华一世以来，英国大门已对犹太人关闭达四百年之久。其实，纯粹的宗教迫害很少发生，连罗马天主教徒也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国会打算折磨并处死亵渎神明的教友会会员和唯一神教徒，克伦威尔出面保护，这说明他极力减轻苛政。克伦威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写道：“我们不想把一种思想强加于人，只想给人以光明和智慧。”他还希望正确理解和团结犹太人以及其他异教徒。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不能完全否认他对开明思想的发展过程作出的贡献。
克伦威尔有时热情奔放，但平时内心疑虑重重，斗争激烈。他在青年时期受过严格的清教徒教育，经常反躬自省，这使他确信自己属于上帝的特选子民之列，但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正当却疑惑不定。他把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归功于上帝的恩惠，可是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担心自己容易“过分依赖天命”。这种犹豫不定的心理成为机会主义的根源。他说：“不知何所之的人将攀登高峰。”这一名句充分体现了这种心理。到了晚年，他在政治上的疑惑心理更加明显，使他越来越依赖别人的建议和意见。他始终处于内心矛盾之中，一方面确信自己具有为大众利益而掌权的神圣权利，另一方面抱着真正基督徒的谦卑态度，认为自己微不足道。他在临终时向牧师问道：“失宠是可能的吗？”牧师请他不必多疑，他就说：“那么我得救了，因为我知道我得到过上帝的恩典。”
一六五八年九月三日，即在邓巴战斗、武斯特战斗和德罗赫达大屠杀的纪念日里，护国公在大风暴的怒吼声中逝世了。他是个家庭观念和儿女之情很深的人，他那清教徒意识最少的爱女之死使他心痛欲碎。他指定他的长子、善良的绅士理查德为他的继承人，当时无人对此表示异议。既然克伦威尔在严重的危机中用武力挽救了议会事业，他当然应该成为历史上独裁和军事专政的代表。他是杰出的军人和政治家，不过同英格兰的民族精神却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便会发现，克伦威尔既没有军队将领的野心，也反对铁甲军的残酷镇压活动。尽管他有过错和缺点，但他确实是他所热爱的旧英格兰传统权利的保护者，使这些权利免受他和国会为维护它们而锻造的可怕武器的打击。没有克伦威尔，可能就没有前进，没有衰落，也没有复兴。在支配不列颠生活的各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废墟上，他建立了规模庞大、光彩夺目、不可缺少的政治制度，为英国的康复和振兴赢得了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