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叛乱·第十六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查理国王同国会在一六四二年的头几个月里进行的谈判，只是加深了双方的分歧。他们都在加强自己的力量。
圆颅党 [ 译者注：即英国议会派，其成员皆剪短头发，故名。 ] 的一名军官写道：“究竟是国王应该象神一样任意进行统治，而全国人民应该象野兽一样受到强制，还是人民应该受到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统治，并生活在根据他们的意志产生的政府之下，这便是保皇派同我们的分歧所在。”他如果加上“或者据说是根据他们的意志产生的政府”的字样，这句话前后就更加妥贴了。一六四二年六月一日，国会向国王提出了十九条建议，这实际上是最后通牒。他们要求，枢密院成员、各大臣和太师应由国会任命，国会应该完全控制民兵和平定爱尔兰所需的军队，也就是说，应该掌握“刀把子”；以何种教派为国教也应该由国会作出决定。简言之，国王应该交出一切政教大权。在似乎很明确的立宪问题的背后，存在着宗教矛盾和阶级斗争。清教徒在国会里占据优势，英国国教的仪式派则在宫廷里占有优势，商人和厂主等“新阶级”以及一些郡里的许多雇农要求分享一些政治权力，在此之前，政治权力几乎为贵族和世袭地主所垄断。
当我们回顾内战前夕各派力量的组合情况时，发现这些力量的划分并不简单，兄弟阋墙、父子相争的现象屡见不鲜。保皇党处于劣势，不过仍有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呼吁人们忠于国王，同忠于国会的人对抗，他们号召国教徒团结一致，同狂热的清教徒进行斗争。他们喜欢有悠久传统的、优越的专制，不喜欢渺茫而暗淡的民主。保皇党的一名骑士在战斗前不得已带上佩剑时写道：“上帝说过，‘不许犯我神权帝王’。”双方的军队投入战斗时各怀疑虑，但都抱着自己的崇高理想。两派当中都有放荡的朝臣和积极主战、野心勃勃的政客以及闲居等待全国性的冲突给自己带来利益的雇佣兵。总的说来，参加这场悲剧性冲突的两派是保皇派和议会派。
议会派大言不惭，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这使两派形成明显的阵营，并把许多人赶到国王一边。大部分贵族逐渐加入保皇党的队伍，商人则普遍站在议会派一边，不过有许多贵族支持皮姆，也有许多自治市坚决支持保皇派。各郡的绅士和自由民也明显地分为两派，离伦敦较近的人一般支持议会派，而北部和西部地区则多半支持保皇派。两派都以国王的名义进行斗争，也都承认国会制度。圆颅党人常常提到“国王与国会”，他们命令他们的第一任总司令埃塞克斯伯爵把国王和王子从罪恶朝臣的控制中“拯救”出来，如有必要可以使用武力。查理发誓实行君主立宪制，尊重王法。这场斗争从来不是专制与共和制的斗争，用兰克的话来说，“一方维护有君主存在的议会制，另一方拥护有议会存在的君主制”。在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的背后，宗教冲突是主要的动力。克伦威尔说：“起初两派并不是围绕宗教问题进行斗争，但上帝最后把这个问题投入冲突之中，把它作为多余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最后它证明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七十多年来，英国一直处于歌舞升平的时代，只有几名军官在欧洲大陆打过仗，其余的人对军事一无所知。保皇党人受过击剑训练，娴于狩猎，又得到猎场看守人和随从的帮助，因而在战争初期占了优势。查理国王从约克注视着赫尔。以前同苏格兰人对峙的军队解散时，武器都储藏在那里。刚刚十二岁的威尔士亲王和九岁的约克公爵前往赫尔，受到隆重的接待。可是当查理本人要进去的时候，该城的守备司令约翰·霍瑟姆爵士则拒之于城门之外，并且下令士兵登上城墙严阵以待。查理只有几千名民兵，于是只好吃了闭门羹。然而这不只是闭门羹，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武器是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诺丁汉郡城乡一致表示效忠，查理于八月二十二日在那里打起战旗，号召忠诚的臣民到他的麾下参加战斗。这是通知人们履行封建义务的传统信号，使人们想起了祖先的忠君美德。德昆西 [ 译者注：英国评论家。 ] 以锋利的笔触揭露了一些人的悲剧：他们“和平相处，同桌进餐，有着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一六四二年八月的某一天之后，他们彼此再也不以笑脸相迎，而以兵戎相见。在马斯顿荒原、纽伯里和内斯比等地的战斗中，无情的军刀砍断了友爱的纽带，鲜血冲刷了传统友谊的记忆。”
查理国王在诺丁汉对议会派宣战时，只有八百骑兵和三百步兵，他能否拼凑一支军队还是个问题。议会派的暴行帮了他的大忙。到九月底，他已有两千骑兵和六千步兵。数星期后，他的军队又激增一倍多，同时，全国各地也在为他招兵买马。在荷兰避难的王后卖掉王室珠宝，购置军火，雇用训练有素的军官，把这些武器和人员送往英格兰。可是，查理同他的臣民进行一番斗争才保存下来的海军却支持议会派，海军设置的封锁线很难通过。豪门显贵为国王提供了大量钱财，据说纽卡斯尔侯爵为保皇派花了将近一百万英镑，伍斯特侯爵花了七、八十万英镑。牛津大学熔毁了金银餐具，许多大宅第里也竞相仿效。剑桥大学也想这样做，克伦威尔得知后则以武力阻止之。议会派从伦敦的财富和正常税收中筹得大笔款项，以此建立并训练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军队，指挥官是埃塞克斯。同保皇派的做法一样，许多团队都是由名人以个人名义建立起来的。就建立一个团或者一支军队来说，查理国王只能授权组建而已，而议会派甚至能够提供装备。议会派的军队素质低劣，但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有一股狂热情绪，弥补了纪律和军事技术方面的不足。德意志教官训练的伦敦市民兵早已具备了不可轻视的战斗力。
查理巧妙地避开埃塞克斯的军队，到西边同威尔士军队会师，然后挥戈南下，直捣泰晤士河流域和伦敦。这个意图暴露以后，伦敦陷入一片恐慌之中。议会派急忙致信查理，建议他重返国会，同时命令埃塞克斯追上查理。查理前有伦敦守敌，后有追兵，他不敢处于二者的夹击之下。十月二十三日，保皇军趁议会军的后队还未到达基尼顿村之际，在沃里克郡的埃奇希尔杀个回马枪。这次战斗的特点是，双方都不了解情况，但都充满着战斗热情。查理的外甥、莱茵选侯国的鲁珀特王子及其弟弟莫里斯王子刚刚参加过欧洲战争，他们星夜赶到他的身边，接过骑兵的指挥权，击溃敌军左翼的所有骑兵。鲁珀特王子杀意正浓，或许是受了手下骑兵的影响，紧紧追击议会军，一直杀进基尼顿村，掠夺了敌军的辎重车辆。此时，查理国王和保皇军的步兵在没有骑兵支援的情况下，抵挡着议会军步兵和数队骑兵的猛攻。经过一阵血肉横飞的混战，连查理的禁卫军也被打散，大炮被夺，王旗一度被敌人缴获，旗手埃德蒙·维尼爵士阵亡。汉普登率领的议会军后卫赶到基尼顿村，鲁珀特和他的骑兵只好丢弃了辎重车辆。他们及时回到战场，使查理免遭失败。两军各自撤回早晨的阵地，疑惑不安地注视着对方。在这一回合中，至少有五千英国人僵卧沙场，基尼顿村的牧师埋葬了一千二百人。
人们认为，埃奇希尔之战是一场不分胜负的战斗。这场战斗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以国王的胜利而告终。埃塞克斯作出正确的决定，继续前进去保卫伦敦，实际上是在撤退。查理占领班伯里，怀着胜利的喜悦进入牛津。从此牛津成为他的总部，一直到战争的结束。
迄今常常有人问道，查理能否在埃塞克斯之前赶到伦敦？如果他到达伦敦，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鲁珀特王子在埃奇希尔战斗的第二天大力主张采取进军伦敦的方针。保皇军很可能同伦敦市民发生激战，而人数仍占优势的埃塞克斯大军则会继续进逼。保皇军从牛津进军，沿途解除地方部队的武装，把他们驱散，查理对此表示满意。他又接到议会派的第二封信。双方开始了谈判，然而没有正式停火。埃塞克斯的主力部队迅速接近伦敦，已经同守城部队取得联系，并且在布伦特福得到了援兵。鲁珀特在泰晤士河畔对他们发动进攻，击溃并无情地追歼他们。每一派都指责对方背信弃义。议会派说，他们的军队在谈判期间无故遭到攻击，受到德国式的残酷虐待。保皇派指出，埃塞克斯正在马不停蹄地同伦敦守军汇合。双方的指责都没有多少根据。议会派说查理失信，这种指责未免失之公正，因为当时的军情需要如此行动，而且大批军队正在向军事要冲挺进。
几天以后，在伦敦以西几英里的特恩哈姆格林，查理国王遇到了埃塞克斯的野战军和伦敦守军的联合力量。查理在兵力上处于不到一比二的劣势。一阵炮击之后，他开始向牛津方向撤退。一些人认为，避免这场战斗对他是幸运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埃奇希尔战斗之后避免向伦敦冒进的主张颇有道理。立即杀向伦敦可能高奏凯歌，也可能被处于优势的敌军揪住决战，最后被打得一败涂地。一六四二年的战事至此告一段落。
在怒火燎原的英格兰，每个郡、每个城镇、每个村庄和许多家庭都分为两派，人人注视着两支大军的冲突和行动。双方都希望这些军事行动能够决定胜负，进而实现和平。当它们发现一时无法达到这个目标而还要进行势均力敌的长期战斗时，暂时停止的敌对行动便重新爆发了。战斗和劫掠活动席卷全国。立宪问题、宗教问题和地方家族之间的世仇交织在一起，引起新的、激烈的党派斗争。两派占据的区域大体上同十九世纪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势力范围一致。这场内战造成的裂痕影响英国达二百年之久。在当今实行普遍选举权的英国社会，仍然奇怪地残留着这次内战的影响。
一六四三年初，战火燃遍了各地。派系、教派以及各个阶级和利益集团之间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大多数港口、城镇和工业中心站在议会派一边，可以称为“旧英格兰”的那些落后地区则拥护国王。在北部和西部两大地区，国王的力量颇为雄厚。此时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从荷兰回到北方。她冒险冲过封锁线，将满满一船的大炮和弹药带到约克郡海岸的布里德林顿。议会派的军舰曾经在后面紧紧追赶。当时正值落潮，军舰一直驶向海岸浅水区，直到不能前进为止。它们向王后的卧室开炮轰击。王后的随从向她保证说，他们一定保卫她的船只和宝贵的货物。她本人光着脚急忙躲避呼啸而来的炮弹。人们认为，议会军舰队司令巴顿炮击王后是不正当的、不光彩的行为。在那个时代，男女之分、地位之别和尊敬妇女的骑士气概在人们心目中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而在当今时代，已经有一位皇后被杀死在一间地下室里，这个文明时代的公众对此没有作出任何明显的反应。
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进入约克。忠于王室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看见王后身后那数目可观的大炮无不兴高采烈。有些人原来以为，她作为女人可能会劝说国王实现相平。结果恰恰相反，她象安茹伯国的玛格丽特那样桀骜不驯，无所畏惧，给查理国王增添了战斗信心。
起初，决定性的战斗并非发生在北方。国会开始怀疑埃塞克斯能否胜任将军的本职。主和派支持埃塞克斯，而主战派则支持威廉·沃勒爵士，并把他派到西部指挥议会军。西部康沃尔郡的人忠于国王，而且骁勇善战。在那里指挥保皇军的是运筹帷幄、兵法多变的一流将军拉尔夫·霍普顿爵士，他同沃勒进行了三次小规模的激战。他们二人尽管私交颇深，但正如沃勒在写给霍普顿的信里所说的那样，“每个人必须在这个有关名誉和忠心的问题上尽自己的责任”。霍普顿指挥的康沃尔人在巴斯城外的兰斯多恩向沃勒的阵地展开猛攻。沃勒部队的主力是伦敦的骑兵。这些骑兵全身盔甲，犹如“流动堡垒”，双方均称之为“龙虾”。保皇军向山上的“龙虾”进攻，使他们陷入混乱。沃勒被打败，而霍普顿的军队伤亡甚众，只得退到德维齐斯城。霍普顿军中几乎唯一的弹药车爆炸，他本人也受了伤。他的骑兵在莫里斯王子带领下逃离战场。莫里斯王子在牛津得到骑兵生力军之后，速返战场。这时沃勒在朗德威高地列队迎击，保皇军向“龙虾”们发动进攻，把他们赶下陡峭的山坡。霍普顿趁势率领步兵从城里杀出，大获全胜。
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鲁珀特率领牛津生力军同霍普顿部队会师，先向布里斯托尔城招降，继而发动进攻，终于迫使该城投降。布里斯托尔是当时英国的第二大城市，城内的居民大多数支持保皇派。他们破坏议会军的守备，把鲁珀特当作救星。港口里的军舰宣布效忠国王，皇家海军因此有希望控制布里斯托尔湾。查理国王至此控制了英国的西部地区。
查理在约克郡也取得了胜利，在那里指挥议会军的是费尔法克斯勋爵和他的儿子托马斯爵士，他们的部队主要来自利兹、哈利法克斯和布雷德福。克拉伦登在几年之后写道：“这三个人口众多、财源充足的城镇均以纺织工人居多，自然仇视绅士阶级。”费尔法克斯父子包围了约克。富有、肥胖、傲慢、不谙军事但忠心耿耿的纽卡斯尔侯爵带着领地上的勇猛亲兵“白衣军”前去解围，到夏天时在艾德瓦尔顿荒原打败了费尔法克斯父子。这时，议会军队伍中出现了手持长柄镰刀或大棒的农民，他们有“棒子手”之称。他们参战后只是增加了屠杀的对象。这次败北之后，议会派在北方的堡垒只剩下赫尔孤镇了。斯卡巴勒城的守备司令、重要的国会议员休·乔姆利早已背叛圆颅党，率领部下开城投降。镇守赫尔的霍瑟姆长期以来一直属于坚定的议会派，此时却转到保皇派一边。这种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俘虏迪格比勋爵劝说的结果，但无疑也是查理国王连连取胜所致。要是在一年半以前，在赫尔以及该镇的弹药对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时候，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切拱手交给保皇派。可是此时他已经在市民中培养起誓死抗敌的精神，市民们并没有随着他转变立场。他们把他和他的儿子逮捕起来，从海路押到伦敦。保皇派在英格兰中部也取得了优势。黑斯廷斯家族在莱斯特郡占了上风，查尔斯·卡文迪什本人虽然在盖恩斯巴勒附近同克伦威尔上校激战时战败阵亡，他的家族却在林肯郡取得了优势。克伦威尔上校建立并训练了东部各郡联盟的骑兵，同卡文迪什作战时初次把这支骑兵投入战斗。可是这支骑兵仍然不能阻止保皇派夺取林肯，双方的骑兵从来没有成功地扼守过城镇。
查理国王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他虽然不象杰出的军事家那样洞察一切、行动果断，却也能纵观全局，大胆行动，一六四三年初，他计划向伦敦全面进军。霍普顿将从西面进军，纽卡斯尔侯爵从北面南下，他自己从牛津出发，三路军队要直捣伦敦，粉碎这个叛乱中心。到仲夏时节，他的战略计划似乎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他没有力量和足够的权威进行大规模的联合行动。西部地区的激战使他失去了最忠诚的战士。霍普顿的军队通过汉普郡和苏塞克斯步步东进，后来由于没有得到西部保皇势力的支援而中途受阻。这些保皇势力打到普利茅斯城下时便感到心满意足了。驻守普利茅斯的议会军活动猖獗，四出袭击。既然保皇派占领区内有一座城池忠于议会派，查理确实难以抽调那里的地方武装去参加全国性的战役。纽卡斯尔侯爵不听劝阻，执意从陆上攻打赫尔城。该城附近海潮汹涌，设置栅栏封锁港口是不可能的。由于纽卡斯尔侯爵的北方军队没有南下增援，英格兰中部的战斗显得势均力敌，难决胜负。王后和其他积极主战的朝臣敦促查理孤军挺进伦敦。另一方而，格洛斯特是布里斯托尔和约克之间残存的唯一的议会派堡垒，这个堡垒一旦失守，保皇军的军舰和运输船只就可以在塞文河上畅通无阻，牛津和英格兰西部也会同支持国王的威尔士连成一片。因此，查理在武运亨通之时决定围攻格洛斯特。他的决定很可能是正确的。英国是个顽强的国家，它的人民不顾从其他地区传来的不利消息，在当地英勇奋战，而且在感情上不会发生突然变化，更主要的是，根据一些人的郑重断言，人们确信守备司令梅西准备投诚。于是，查理在八月五日包围了格洛斯特。
在伦敦，国会的主宰者、议会派的军事统帅皮姆陷入严重的困境。他的计划连连受挫，一切希望均已破灭。作为政府首脑，他被迫为越来越不得人心的战争筹集军费，其手段和查理在一六四〇年对苏格兰人采取的手段如出一辙，而同他维护的原则却格格不入。这些手段中包括索取义务贷款以及几乎向每一个人收税。首都里沸腾着强烈的保皇情绪以及与之相呼应的反战情绪。伦敦评议会不肯让步，而强烈的保皇主义倾向也难以压服。有一次，七十名商人由于拒绝交纳他们认为非法的税金而被捕。还有一次，几百名妇女聚集到威斯敏斯特宫前，要呈交一份和平请愿书。当骑兵冲入她们中间时，她们怒不可遏，试图把骑兵从马上拉下来，口里喊道：“我们把皮姆这条狗扔到泰晤士河里去吧！”骑兵们抽出军刀，惨不忍睹地朝妇女们砍去，沿着王宫追赶她们，以致许多人受伤。只剩下不到二十名议员的上议院通过一项郑重的决议，明确要求举行和谈。甚至连空荡荡的下议院也以微弱的多数同意上议院的建议。皮姆身患癌症，生命垂危。那一年年初，他最伟大的同伴汉普登在查尔格罗夫菲尔德同鲁珀特的骑兵交战时受伤身亡。皮姆的事业即将崩溃，死亡在一连串灾难中渐渐逼近他。这似乎是对他的一切斗争的唯一奖赏。但是他毫不畏惧，同所有的人进行斗争。他心脏的最后一次跳动也许会扭转乾坤。伦敦的所有清教徒奋起反对和谈，他们当中的教士极力劝说会众，好战的人群包围了威斯敏斯特宫。下议院撤回它的妥协性决议，要求立即解救格洛斯特。
埃塞克斯伯爵理所当然地失去将军的名望，人们怀疑他政治上三心二意。他一直忠于自己所支持的事业，此时却希望双方和解。他提出了异想天开的解决方案，不过他的动机是比较严肃的。他建议国王离开保皇派的军队，严守中立，保皇党和圆颅党各以同等数量的骑兵、步兵和大炮到指定的地点决战，直到上帝作出裁决为止，双方均应接受上帝的裁决。这个方案实际上是披上军事伪装的和平建议。这时议会派命令并敦促他去解救格洛斯特。他接受了这个使命，也许是希望通过这次行动加强自己的力量，以便防止英国在内战中自毁。伦敦民兵斗志高昂，求战心切。他们出发时无数人夹道欢送，场面至为动人。首都的重要人物再次掌握了不可抗拒的统治权。
格洛斯特的守备司令梅西拒绝了查理国王的要求。城内的清教徒同仇敌忾，守备司令无法采取背叛行动。查理要求该城归顺时，城里派出两个人，他们板着面孔说：“陛下的命令只有经过国会下达，我们才能服从。”他们还未离开国王，便把埃塞克斯大军的橙色帽徽贴到帽子上。人们认为这是极端恶劣的行为。不过，橙色帽徽确实不久就普遍出现了。在当时的英国，实力就是军事艺术，而查理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有效的围攻。同后来的整套大规模军事行动相比，英国内战时期采取的原始围困战实在是相形见绌。三、五门弹药不足的大炮朝城墙轰击，企图打开缺口，使双方可以用刀剑和滑膛枪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直到对方粮草断绝，或者居民由于害怕遭到洗劫而迫使守军投降为止。埃塞克斯率领数量上占优势的伦敦军队在九月初接近格洛斯特时，查理的攻势毫无进展。他只好停止攻打该城，退回牛津。
埃塞克斯胜利地进入了格洛斯特，可是他立即发现军需粮草奇缺，而且在他和伦敦之间有一支强大的敌军。双方的军队同时向伦敦进发，于九月二十日在伯克郡的纽伯里遭遇。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而且持续了很久。鲁珀特的骑兵再次击败了敌人的骑兵，可是他们对伦敦的长矛兵和火炮手却有些无可奈何。双方的军队各伤亡三分之一。保皇军里有许多贵族长眠疆场，其中有福尔克兰勋爵，他已经不能忍受这个世界和这场冲突，此刻从死亡中得到了寻求已久的解脱。夜幕降临时，战斗仍然不分胜负。埃塞克斯只好等到天明继续厮杀。可是查理退走了，因为他看到许多至友阵亡而感到震惊，而且也缺少弹药。埃塞克斯大军和伦敦之间的道路因此畅通无阻。
查理国王在一六四三年的庞大计划宣告破产。不过，战争的形势对他十分有利，他控制了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他的军队总的说来比议会军的战斗力强，战争初期丧失的地区大部分已经收复，议会派投奔保皇派阵营的趋势方兴未艾。人人可以看到，蹂躏着英国的这两股力量真是旗鼓相当，难决雌雄。双方都渴望和平，唯独皮姆毫无此念。他努力寻求苏格兰人的帮助，以重金买通一支有一万一千人的苏格兰军队参战。九月二十五日，他领导国会同苏格兰人签订了《神圣盟约》，以便把战争坚决地进行到底。这一盟约是具有宗教宣言形式的军事协定。皮姆未尝胜败之甘苦，便于十二月八日与世长辞了。他在全国的斗争中置个人事务于不顾，他的领地濒于破产，幸亏国会为他偿清了债务，以表示他们的悲痛和感激之情。他是旧时代议员中遐迩驰名之人，曾经力挽狂澜于既倒，将英国从君主专制中拯救出来，并使之走上正确的道路。
兰克对皮姆有很高的评价。他写道：“皮姆具有革命时代所需要的雄才大略，既能破坏旧制度，又善于建立新制度，既能采取灵活的手腕，又善于制订宏伟的战略措施，大胆制订计划而慎于执行，他积极坚定，刚柔兼备，深谋远虑，他对朋友关怀备至，而对敌人则毫不留情。皮姆同西哀士 [ 译者注：法国政治家(一七四八－一八三六)。 ] 和米拉博 [ 译者注：法国政治家(一七四九－一七九一)。 ] 有共同之处，他是历史上著名的革命领袖之一。今后还会出现象他这样的人物，他们捣毁现存的制度，而未来的社会基本上将遵循自己的原则向前发展，这些原则同他们制定的原则大相径庭。” [ 原注：英国史第二卷第三九四页。 ]
一六四三年冬，双方处于休战状态。掌握实权的法国大臣里舍利厄去世，权力回到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的哥哥路易十三的手里，再加上丹麦国王对英国王室给予友好援助，查理大受鼓舞。此时爱尔兰总督奥蒙德伯爵已经同天主教徒停战。天主教徒尽管犯下暴行并身受其苦，仍然赞成君主制。保皇派甚至企图把爱尔兰天主教徒调到英格兰作战，有关这个计划的传说不利于国王的事业。爱尔兰的停战终于使新教部队和其他保皇派军队调到英格兰，他们在英格兰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查理从来没有解散同他作战的国会，如果那样做，就等于否定他在一六四一年错误地批准并使之永远有效的国会法案，也就等于否定有利于他的支持者的许多法律。因此他宣布威斯敏斯特的国会已经不是自由的国会，召集从那里撵出去或逃出去的议员组成对立国会。这一号召得到了良好的反应，八十三名上院议员和一百七十五名下院议员于一六四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奉召在牛津开会。
这一优势立即被苏格兰军队进入英格兰所抵消了。一月份，一万八千苏格兰步兵和三千骑兵渡过了特威德河。为了取得这一援助，伦敦的国会每月需要交付三万一千英镑，另外还得负担装备费用。雇用的苏格兰人除了钱财之外还有其他目的，他们企图以武力铲除主教制度，把长老会制度强加给英格兰。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不到六年以前，查理和劳德极力把英格兰的礼拜仪式强加给苏格兰。此刻苏格兰人再也不需要保卫他们的宗教自由，反而企图强迫比他们强大得多的英格兰民族屈从他们的观点。他们的野心大有实现的希望。这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为了维护上帝和自己的教派，他们应邀侵略一个富饶的国家，军费由这个国家承担。只要一跨过边界，他们就可以及时得到一笔笔现款，而且肯定可以拯救那里的人们。公正地说，苏格兰议会虽然采取了这一政策，它的内部却有不容忽视的少数反对派。后来这个反对派被有力地压制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