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造反·第十五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各种不屈不挠的力量强迫国王去做他最担心的事情。苏格兰侵略军占领了达勒姆和诺森伯兰。他们的领袖同英格兰的议会势力和清教徒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不仅提出了对苏格兰有影响的要求，还提出另外一些他们知道会对英格兰有强烈影响的要求。
侵略军没有切断通往伦敦的海上煤炭供应线，而在占领区大肆抢掠。查理国王无力制服他们。斯特拉福德认为他能够守住约克郡，可是他所能办到的仅此而已。枢密院建议同苏格兰人讲和。苏格兰人要求英格兰在答应他们的要求之前每月付给他们四万英镑，作为驻扎在英格兰的苏格兰军队的费用。经过讨价还价，这个数目减少到每天八百五十镑。于是，这两支刀剑入鞘、互相对峙的军队在无定期的谈判期间应由王室提供费用，而此时的王室一文不名。“主教战争”已经结束，真正的战争尚未开始。
全国各地纷纷要求召集国会。至少有一半上院议员尚未离开伦敦，同皮姆联系密切的贝德福伯爵带领其中的一部分人走访枢密院，提出了召集国会的要求。他们甚至暗示说，假如国王不签发召集国会的令状，他们就撇开他单独召集国会。王后及其身边的谋士们急忙给查理写信说，他们认为召集国会是唯一的办法，查理国王本人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在这段时间里，他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识到必须修改他的王权理论。他同意召集国会，表示接受民众和国王之间的新关系。
召集国会暂时缓和了严重的紧张局势，选举议员的活动转移了各派势力的狂热情绪。那些反对国王的上院议员也支持关于要伦敦金融界交纳款项的多次请求，并且愿意充当担保人，伦敦金融界才同意在国会开会期间交纳五万英镑，以维持在英格兰北部的苏格兰占领军的费用，并防止英格兰军队哗变解散。
接连不断地举行大选是使人们振奋精神的最好办法。人人兴高采烈，举杯相庆。这次大选的组织工作不如一六三九年苏格兰大选那样妥善，不过得势派系的领导人还是行色匆匆地到各郡游说，为他们的追随者鼓劲。查理国王也向贵族中站在他一边的重要人物发出呼吁，得到了一些响应。有些地方出现四、五个候选人互相竞争的情况，但总的趋势对王室十分不利。一六四三年有一本小册子写道：“我们选举的人不必有任何长处，只需要有敢于抗上的精神。”在“短期国会”的四百九十三名议员中，有二百九十四名再次当选，占总数的五分之三。新当选者几乎全是反政府的人。著名的反对派候选人无一落选。国会中支持国王的人则不到三分之一。
一六四〇年十一月三日，英格兰有史以来最令人难忘的一次国会开始工作。它的会期较长，在各届国会中位居第二，它的力量来源于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的某种结合。召集这届国会是当时社会的需要所决定的。当时的社会不断发展，需要立足于比都铎王朝的专制时期更广泛、更坚实的基础之上。由于策略上的需要，这届国会利用了苏格兰侵略军对英格兰的威胁。苏格兰的高级专员和教士到达伦敦时，热烈的欢迎场面使他们感到惊讶，英格兰人欢呼他们是救星。他们发现在英格兰议会势力中，有些朋友比他们更加痛恨主教。谈判周复一周地进行着，一切开销均记在国王的账簿上，可是只有国会才有能力支付这笔钱。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种势力联合起来，重新提出对几百年来的行政和宗教制度实行重大改变的要求。詹姆斯一世继承英格兰王位以后，英格兰和苏格兰这两个王国的王位合二而一。现在两个王国的主要政治力量却联合起来，为共同的目标而斗争。这是詹姆斯和他的儿子查理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些力量象一堆炸药装进了大炮，炮口对准了查理国王和他的忠实大臣。
在这些大臣中，斯特拉福德格外令人怨恨。新的下议院领袖皮姆和汉普登迅速控制了议员中怒火满腔的大多数人。议员们要求先发泄怨恨，然后再拨款，国王对此没有表示异议。可是只有进行报复，议员们的怨恨才能发泄出来。斯特拉福德掌握了皮姆等人同苏格兰侵略军联系的充分证据，只要国王签发令状，显然可以把他们定为叛国罪。据说斯特拉福德准备公开这个重要案件，但是皮姆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国会的愤怒、曾经发誓放弃的旧怨以及自我克制着的各种不满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喷向“可憎的伯爵”，这在英国史卷上简直堪称空前绝后。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圣斯蒂芬小教堂 [ 译者注：英国议院的一部分。 ] 四门紧锁，钥匙放在桌子上，任何外人不能进入，议员们也出不去。下午很晚的时候，皮姆和汉普登在三百名议员的簇拥下，带着弹劾斯特拉福德的文件去上议院。斯特拉福德已奉国王之命回到伦敦，那天上午上议院的贵族们曾经恭恭敬敬地向他问好。他听说情况有变，便又回到议院。可是这时一切都变了，迎接他的是一片指责声。有些人喊道，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应该退场。他只好照办。不到一个小时之后，这位权倾一时的大臣变成了犯人，跪在被告席上听候贵族的发落，这使他自己和众人都感到吃惊。黑杖侍卫收去他的佩剑，将他逮捕。他穿过人群走向黑杖侍卫的看守所时，众人都对他怒目而视。他的垮台至少在猝不及防这一点上容易使人想起泰比里厄斯 [ 译者注：古罗马皇帝(公元十四－三十七年)。 ] 的奸臣塞哲纳斯的下场。
国王的大臣一一遭到了类似的下场。劳德大主教在上议院受到弹劾，他想辩解，但是被剥夺了发言权，由水路押往伦敦塔。国务大臣弗朗西斯·温德班克爵士和其他一些人逃往欧洲大陆。掌玺大臣约翰·芬奇爵士离开他的上院议长席位，身穿官服，用刺绣的袋子提着英国的国玺，到下议院为自己辩护。他言语动人，乱哄哄的议员们霎时肃然静听，可是这只能使他争取一点时间逃往国外。这一切都是愤怒的下院议员造成的。他们有伦敦市民的支持，在远方有苏格兰军队作为后盾，并且得到上院贵族的赞同。
在我们看来，清教徒革命的主要特点是适可而止，双方在斗争中仇恨满腔，冷酷无情，不仅国会议员们彼此怒目而视，想把对方送上断头台，伦敦街头的老百姓也彼此冷眼相对，甚至厮打一番。不过，他们最后还是尊重法律，尊重人的生存权利。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暴力长期受到抑制，即使在它爆发为内战的时候，人们仍然遵守惯例，使他们执行自己意志时的偏激行动不同于前后某些历史时期的野蛮兽行。
下议院由于人们的恐惧心理和各种谣传而感到烦恼。它谨慎地付款给苏格兰侵略军，因为真正缺钱的是英格兰军队。关于兵变和军事阴谋的谣传不胫而走。皮姆以冷酷的手腕利用这些谣传。只要国会手足无措，这些谣传就会成为事实。下议院多数议员咄咄进逼，要求废除主教制度。已经成为英格兰北方的主人并且对伦敦的局势举足轻重的苏格兰人企图建立长老会制度，局势至此确实出现了逆转。有一万五千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提交国会，要求“连根”拔掉主教制度，获得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但是，此时首次出现了有力的对立阵营。有七百名教士对国王和大主教的原则表示不满，他们签署了另一份请愿书，建议把主教的权力限制在宗教事务的范围内，并且在宗教事务的某些方面对他们的权力再加以限制。但这也是一道防线，沿着这道防线可以组成一支捍卫主教制度的大军。众所周知，查理国王认为，从十二使徒开始世代相传的主教制度同基督教信仰是不可分割的。英国的主教制度开始于圣奥古斯丁时代，亨利八世同罗马天主教的决裂也没有打破这个传统。查理国王坚决要保留任命主教的传统权利，反对派认为这种权利是危险的权力源泉，在这场宗教斗争中，对立的双方都是基督教徒，也都是新教徒，他们的分歧在于教会的统治方法。双方都决心为自己的主张斗争到底。在政治上，反对个人专制的斗争已经取得绝对优势，但在宗教方面，两派的力量势均力敌。皮姆看到了这一点，决定推迟正面辩论的时间。于是两份请愿书被交给一个委员会。
对斯特拉福德的审讯也在同时进行。下院议员们根据对法律的另一种解释为他寻找罪名，他们立即发现很难给这位积怨甚深的大臣定罪。显然，斯特拉福德是多数人为之战斗的事业的大敌，也是人民权利与自由的大敌，可是要证明他有叛国通敌的死罪却是不可能的。在威斯敏斯特宫内用木头搭起的审判台上，坐着公卿显贵、政治家和高级教士等头面人物。大厅里三分之一的地方挤满了观看的人群。国王和王后也每日出庭，坐在他们的专座上，希望亲临现场能够使迫害活动有所收敛。斯特拉福德出色地为自己进行辩护。他每天早晨先跪拜审判长，然后向上院议员们和观众鞠躬 [ 译者注：只有上议院才有权审判贵族，斯特拉福德是贵族，因此在上议院受审。 ] 。他每天通过说理和呼吁顶住了指控，并且成功地驳斥了“累积叛国罪”的理论，继而把弹劾运动操纵者的论调归纳为这一理论。一些所谓的错误行为累加起来怎么能够构成叛国罪呢？他还尖锐地提出了关于英国自由的重要原则：“没有法律就无所谓犯罪。”那么他触犯了什么法律呢？他凭着自己的雄辩之才，或者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凭着演戏的本领，影响了观众的看法，也影响了他们的感情。查理国王日夜对上议院做工作，为了救出斯特拉福德，他不惜作出任何让步。查理已经向斯特拉福德保证说，他不会失去自由，也不会丧失生命。包括所有重要人物的夫人在内的观众逐渐表示同情，上院议员们自己也流露出同情心。到了审讯的第十三天，斯特拉福德有了很大的生存希望。
皮姆和他的同事们这时又进行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枢密院秘书亨利·文爵士的儿子是反对派的活跃分子。他干了一件卑鄙的勾当，偷出了他父亲保存的一六四〇年五月五日枢密院会议记录。经过许多动荡的年代之后，他自己为这件卑鄙勾当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记录上记载着斯特拉福德的这样一段话：“只要权力允许，你就可以采取任何措施。他们拒绝了，而你应该为上帝和人类尽职。你在爱尔兰有一支军队，可以把这支军队调来征服这个王国。请保持信心，苏格兰一定坚持不了五个月。”
下院议员们说，这段话是斯特拉福德的罪状，他鼓吹用爱尔兰军队征服英格兰。根据上下文来看，这段话似乎是针对苏格兰的，当时苏格兰正在进行反对国王的叛乱。枢密院秘书亨利·文爵士反复看了看记录，却说不出或者不愿意说出“这个王国”指的是英格兰还是苏格兰。其他枢密院官员受诘问时都说记不得这段话了，不过他们还谈到，当时讨论的是如何征服苏格兰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征服英格兰的问题，他们从来没有听到有关把爱尔兰军队用于苏格兰以外地方的任何暗示。可能人人都会想到，如果这支爱尔兰军队用在苏格兰获得成功，后来就一定会用到其他地方。不过这不是当时的争论焦点。斯特拉福德的回答说明了一切问题，他说：“如果枢密院成员没有完全理解或者甚至误解某人在枢密院的发言，这一发言竟然构成罪行，那么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恐怕没有人再敢向国正直言进谏了。”律师们表示赞成他的看法。毫无疑问他已经打赢了官司。
下院议员们受挫之后，声称要提出新的证据。斯特拉福德要求说，如果允许提出新的证据，他也应该有同样的权利。上院议员们表示同意他的要求。这时下院议员当中突然有人喊道：“退场！退场！”他们一窝蜂似地回到圣斯蒂芬小教堂，重新锁上大门。难道英国自由的公敌将要逃脱法律的惩罚吗？他们知道斯特拉福德是他们的敌人，因此要把他置于死地。他们想放弃审讯的程序，通过国会法案的途径给他定罪。皮姆和汉普登并没有亲自提出起草死刑判决书的计划，而是让他们的一个主要门徒提出这个建议。建议一出笼，他们便发动外面愤怒的乱民全力支持。上院议员们不理睬下议院的行动，以明显的同情心倾听斯特拉福德的辩护。斯特拉福德的话对他们震动很大：“议员先生们，这是我目前的不幸，也永远是你们的不幸……如果你们不凭着自己的智谋去预防不测，我的血就将为你们的灭亡铺平道路。倘若惯于进行这种迫害活动的博学绅士们对你们下毒手，倘若你们的朋友和律师不能接近你们，如果你们的敌人出来作证，如果敌人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事情的后果和罗织的罪名把你们的言论、意图和所处的环境定为叛国的罪状，那么你们本人、你们的财产和后代就会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请先生们考虑一下，刚才采取的这些危险的做法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
“那些先生们口口声声说他们在维护国家的利益，反对我的专横统治。可是请允许我说一句，我也在维护国家的利益，反对他们肆无忌惮的叛国罪行。如果给予他们这种自由，如果你们和你们的后代被这些人摒于国家大事之外，国王和我们的国家会受到何等的危害呢？至于鄙人，如果不是为了诸位先生的利益，如果不是为了给我留下两个孩子，已经进入天堂的圣人(指他的第一个妻子)的利益(说到此处他痛苦万分)，我就不会努力支持灾难重重的家宅了。我希望世上大多数人认为，我通过自己的遭遇，已经表现出我对上帝、国王和我们国家的诚笃之情。可是我不得不在这个时候忍痛离开自己的家庭。”
一六四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下议院以二百零四票对五十九票的多数通过了死刑判决书。在投反对票的少数人当中有原来反对国王的主要人物迪格比勋爵。他以超人的智谋极力驳斥自己的同党，可是毫无效果，反而被怀疑为叛徒，引起一片惊慌和愤怒的浪潮。楼上的一块木板发出破裂的声，他们以为是炸药爆炸。投反对票的五十九个人的名字迅速散布开来，他们被说成是保护叛徒的叛徒。每天都有许多人封锁通往国会的道路，而且日益气势汹汹。被人认为支持斯特拉福德的上院议员们被周国的狂热气氛慑服了。奥利弗·圣约翰在上、下两院的全体会议上要求判处斯特拉福德死刑时，不仅提出法律上的理由，还提出了革命性的主张。他说，国会和低级的专门法庭不同，它不受现有法律的束缚，有权根据形势的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它的唯一准则是关心人民利益。它是一个政治机构，代表从国王到乞丐的所有人，可以为全民族的利益同个人进行斗争，也可以剥夺腐败者的性命。当时一直有一种主张，认为只有法律存在，才能谈到犯罪的问题，没有法律就无所谓犯罪。可是对于企图推翻一切法律的人来说，这个理由是不适用的。圣约翰说：“打碎狐狸和狼的脑袋从来就不算是残忍或者不合理的行为，因为它们是猛兽。养兔者诱捕鸡貂和其他害兽，也是为了保护兔子。”
斯特拉福德听到这一复仇的叫嚣时知道大势已去，他将双手伸过头顶，似乎请求苍天的怜悯。在参加弹劾的上院议员中，只有一半人敢于投票赞成判处斯特拉福德死刑，以他们的优势决定了他的厄运。他们意识到，如果放走斯特拉福德，国王就会利用他同国会斗争。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的儿子、心怀不满的埃塞克斯伯爵残忍地说过：“树倒必然猢狲散。”
在其他方面尚有一线希望。查理国王试图将伦敦塔和在押的斯特拉福德控制在自己手里，但镇守伦敦塔的威廉·鲍尔弗爵士紧闭大门，不让国王的队伍进入，而且轻蔑地拒绝了斯特拉福德的大笔贿赂。“依法制裁”的呼声响彻伦敦街头。几千名乱民聚集到王宫前要求处死斯特拉福德，其中有许多人携带着武器。国会里有人扬言说，他们将要弹劾王后。
这是查理一生中最大的痛苦。他此刻关心的不是能否挽救斯特拉福德，而是国王的权威是否会同他一起覆灭的问题。他请求主教们给予帮助。主教中除二人外都向国王忠告说，他必须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感情和国王的感情区别开来。但是，真正使他得到解脱的是斯特拉福德本人。斯特拉福德在上议院投票表决之前给查理写了一封令人赞叹的信，他请国王不要由于对他许下的诺言而危及王权或国内的安定。查理最后作了彻底的让步，并且为此而遗憾终生。他批准了死刑判决书。他的良心仍在鞭挞着他。他在放弃国王权威的第二天早晨，派年轻的威尔士亲王去请求上议院把死刑减为终身监禁。在场的议员们拒绝了这一要求，甚至拒绝给斯特拉福德几天时间来安排后事。
刑场上聚集了无数围观者，其数量之多是不列颠岛上前所未有的。斯特拉福德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死去了。他无疑地意识到了自己有匡世之才，而且雄心勃勃，抱治国之宏图。他通过议会道路追求权柄，由于博得国王的赏识得以掌管大权。他建立了符合自己意愿的制度，并使之为自己的意志服务。对他进行审讯和判处死刑的人遗臭万年，因为他们把一个无法定罪的人杀害了。不过，如果他得展雄图，或许会把英国的自由之窗关闭多年。
在斯特拉福德受审和被处以死刑这一事件的冲击下，查理作出了其他许多让步。《三年法案》规定至少三年召集一次国会，必要时可以撇开国王召集国会。该法案彻底结束了查理一世的个人专制。船舶吨税和每镑税每次批准后只能征收一年，同时国会抨击了征收造船税的做法，因抗缴造船税而受到处罚的人应得到补偿。查理不得已同意了这一切。此外，他同意另一项措施的时候一定是完全屈服了。这项措施是为了“防止本届国会不合时宜地解散”，如果它自己同意解散则又当别论。查理是在批准斯特拉福德的死刑判决书的同一天同意这项措施的，它实际上是一项法律，规定这届国会应长期存在。这届国会因此得名为“长期国会”。同时还采取了缓和民怨的其他许多补救措施和改革方案。法官们以前只有对国王俯首听命才能保住乌纱帽，而此时必须依靠秉公执法才能保住饭碗，亨利七世为了约束贵族而建立的星星法院后来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此时被取消了，推行宗教统一政策的最高宗教法庭也遭到同样的下场；枢密院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权利请愿书》中提出的个人权利，尤其是关于个人不应遭到任意逮捕的权利最终得到了确认。查理批准了上述决定。他意识到自己过分苛刻地行使了王权，从此放松了控制。斯图亚特王朝从都铎王朝继承下来的整个制度发生了根本动摇。
世事总是变幻莫测，因此，坚定、粗犷、固执的英格兰人不管自己以前的行动如何，纷纷四出寻找稳固的立脚点。从斯特拉福德身首异处的那一天开始，出现了一种保守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虽然只存在于一部分人当中，却表现在全国各地。查理在国会的会议上曾经孤立无援，身边只有人人憎恨的大臣，而此时越来越多的人同情他。假如他任凭这种情绪自然发展，他可能会有雄厚的社会基础。清教徒极端狂热，向国教进攻，同苏格兰入侵者沆瀣一气，引起强烈的敌意。在这场敌对的斗争中，力穷势孤的宫廷只是旁观者，但它经过耐心巧妙的努力可能会东山再起，纵使不如当年强大，也会取得比较牢靠的地位。从此，斗争的双方不再是国王和人民，而是两个派别，它们直到现代社会还在争夺英国的统治权。二十世纪初，人们还能够看出自己的祖先在这场长期的斗争中属于哪个派别。
查理认为，同苏格兰和解会给他带来一线希望。驻扎在北方的苏格兰军队同威斯敏斯特宫内的清教徒势力遥相呼应，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查理决定亲自到苏格兰去，在爱丁堡召开国会会议。皮姆及其追随者无法对此提出异议，温和派则赞成这个计划。查理的秘书、明察秋毫的爱德华·尼古拉斯爵士写道，“如果国王同苏格兰人解决争端，同苏格兰和睦相处，那么英格兰国内的一切争端也将随之得到圆满解决。”于是查理国王动身前往苏格兰。至此，公布新《祈祷书》的时代以及把苏格兰和英格兰在政教两方面统一起来的梦想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了。查理接受了他所深恶痛绝的一切事情。他争取苏格兰反对派的好感，虔诚地听他们的布道，象苏格兰教会的教徒那样唱圣歌，同意在苏格兰确立长老会制度。可是查理的这些行为都无济于事。苏格兰的保皇派策划绑架反对派领袖阿盖尔侯爵，不过没有成功。苏格兰人指责查理参与了这个阴谋。他们的敌意根深蒂固，查理垂头丧气地返回英格兰。
在这个阴森森的场面，又出现了一个可怕的魔影。斯特拉福德被处死以后，他的制度曾经压制的一切力量统统爆发出来。以前唯命是从的爱尔兰国会也立即发泄它对斯特拉福德统治的不满。同时，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克尔特人对英格兰的新教大为反感。斯特拉福德建立的纪律严明的爱尔兰军队已经解散。查理的大臣们企图利用爱尔兰人的宗教信仰为国王的事业服务，可是一切努力皆属枉然。那里最早的居民和饥肠辘辘、倍受压迫的穷苦大众把矛头对准英格兰管辖区内外的乡绅、地主和新教徒。一六四一年秋，象法国扎克雷起义那样的农民起义震撼了爱尔兰。有产阶级带着他们的家眷和随从逃到几个设防的城市。兰克写道：“无人能够描绘出各地对手无寸铁的人们大发雷霆和进行迫害的可怕景象。成千上万的人丧失性命，尸横遍野，成为飞鸟之食物。……宗教仇恨和民族情绪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可怕的力量。西西里人反法起义的动机和圣巴塞洛缪节 [ 译者注：即八月二十四日。一五七二年的这一天夜晚，法国太后卡特琳·德梅迪西下令对胡格诺教派进行了大屠杀。 ] 之夜大屠杀的动机结为一体。”各地纷纷出现惨不忍睹的暴行，政府在最高法院法官的带领下毫不留情地进行反击，在农村的大部分地区见到男人就杀，实行焦土政策。有关这些暴行的消息传到英格兰以后，人们都为之愕然，他们尽管各有所忧，而对这种事情则久久不能忘怀。这种情况对查理国王为害甚大。清教徒从爱尔兰的暴行中看到，或者自己声称认识到，如果主教们的亲天主教倾向同国王的专制权力结合在一起，他们一定会面临厄运。他们把爱尔兰人视为可以任意宰杀的野兽。他们后来在胜利之时的残酷暴行就是从爱尔兰的暴行中得到启发的。
在查理国王离开伦敦期间，国会势力可以随意活动。这给查理带来的好处超过他自己在英格兰勤于政务的所得。九、十月间，保守势力迅速抬头。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军队既然已经解散，谁还能指责宫廷利用军队搞阴谋呢？英格兰人不管对宗教和立宪问题采取哪种立场，均不愿为供养苏格兰侵略军而交税。苏格兰的长老会教派对大多数英格兰人没有多少吸引力。他们对英格兰的国教感到不满，因此要在宗教改革的大动荡年代产生的偏激教派中寻找精神慰藉，或者在清教内部的再洗礼教派和布朗教派中寻找刺激，后两种教派既反对长老会制度，也反对主教制度。一六四一年底，下议院发生了很大变化。皮姆及其追随者仍然占据主要地位，而且比以前更加偏激。同时也出现了反对派，他们也象皮姆及其支持者那样坚定。上议院同下议院产生了分歧，开会时多数议员站在国王一边。清教徒从民族事业的忠实仆人变为偏激好斗的派系。即使对那个崇尚坚忍精神的时代来说，这场斗争也未免过于持久和激烈，光靠舌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人们感到右手发痒，想抓起刀剑厮杀一番，似乎只有诉诸武力才能推进他们的事业。
正是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期，皮姆和汉普登提出了《特别抗议书》，企图以此重整队伍。几个委员会用数月时间草拟的这份冗长的文件，实际上是一份党派宣言，其目的是宣传国会在纠正过去的弊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且阐明国会领袖的未来方针。皮姆希望把形形色色的追随者重新联合起来，因而放弃了进行宗教改革的极端要求。抗议书中要求限制主教的权力，不过没有提出废除主教制。队伍日益壮大的保守派，即人们有时候所说的“主教派”，感到抗议书是对他们的侮辱，决心抵制到底。他们不喜欢皮姆的做法，打算“用掩饰国王的过错而不是张扬这些过错的办法来争取国王”。皮姆准备把这场斗争推向新的高潮，争取民众的支持，力求国会完全控制宫廷大臣。在一封关于爱尔兰叛乱的信件中，他早就提出要求说，国王“任命枢密院成员和大臣时应该得到国会的同意”。他扬言说，如果国王不作出这个让步，国会将自行处理爱尔兰问题。他的这个要求是对王权的全面挑战。可是枢密院的情况和一年以前大不相同了。许多过去反对国王的人在迪格比及其父亲布里斯托尔伯爵的带领下，开始同皮姆为敌，以前攻击劳德的急先锋威廉主教开始杀回马枪，福尔克兰和科尔佩珀反对大多数人的暴行，不久便在查理的政府中任职。爱德华·海德，即后来的著名历史学家克拉伦登，掀起了针对抗议书的一场辩论。他坚持说，现在的目标是保持安定，如果特别抗议书得到批准，尤其是如果它公诸于世，目前的争端会更加激烈，而且会旷日持久。
议员们就抗议书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辩论，虽然他们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争论仍然很激烈。最后，他们在午夜时分对略加修正的抗议书进行投票表决。一年以前国会开会的时候，支持国王的议员不到三分之一，而此时抗议书仅以十一票的多数通过。多数派提议将抗议书立即付印。这时所有的下院议员都站起来进行意志的较量。大约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中殿法学会的律师杰弗里·帕尔默先生要求文书记下所有持异议者的姓名。长期以来以及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上议院允许少数派发表意见，但在下议院，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整个下议院的意见。帕尔默似乎是想问谁要表示反对意见，许多人立即站起来喊道：“都反对！都反对！”四处挥动着带着羽毛的帽子，人人紧握刀剑，有些人甚至拔剑出鞘，用手按着剑柄的圆头。菲利普·沃里克议员对此时拥挤不堪、灯光暗淡的圣斯蒂芬小教堂作了描写，他写道：“我以为我们都坐在死荫的幽谷 [ 译者注：源出基督教《圣经》，表示临近死亡。 ] 里，象艾布纳和乔布 [ 译者注：《圣经》中的人物。 ] 的后代那样，彼此揪住头发，要将自己的剑插入对方的腹中。”多亏汉普登及时委婉地进行劝阻，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然而讨论就此中断，只有经过战争才能为前进的道路铺下断的踏脚石。
代表剑桥市的议员奥利弗·克伦威尔一直不引人注意。他举止粗犷，但仍不失为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后代。他在离开下议院时对福尔克兰说：“假如抗议书遭到否决，我在第二天早晨就会变卖所有财产，永远离开英格兰。我知道有许多正直的人抱着同样的态度。”他和皮姆对大西洋彼岸的新土地充满希望，那里非常荒凉，但他们准备不惜牺牲生命而为之奋斗的事业却可以生存。他们的思想在美洲引起反响，直到一百多年以后，经过大规模的流血斗争，这种反响才平息下去。
查理虽然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受到挫折，但他意识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他，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极端错误的行动。他试图以下议院多数派的力量组织一班朝臣。上议院反对派的十二名议员宣誓就任枢密院成员。几个星期之后，伦敦各派势力听到这些议员以过分尊敬的口吻谈到国王时，便对他们大肆攻击，骂他们是落伍者。查理仍在费尽心机寻找稳固的立脚点，邀请皮姆担任财政大臣，结果碰了钉子。后来科尔佩珀担任了这个职务，福尔克兰出任国务大臣。接着，查理突然改变初衷，决定以严重的叛国罪名法办他的五名主要敌人。这是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促使他采取这一激烈行动的。她讥笑查理是胆小鬼，并且对他说，如果他还想再见到她，就应该严厉制裁那些日夜策划推翻国王并杀害王后的人。查理当然肯定地认为，皮姆企图弹劾王后。
在王后的刺激之下，查理带着三、四百名军士——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保皇党党员”——来到下议院，这是一六四二年一月四日的事情。以前没有一个国王到过下议院。他的官员上前敲门并宣布国王驾到的消息时，各派议员面面相觑，惊讶不已。查理的军士封锁了大门。他进去时，全体议员起立相迎。议长威廉·伦索尔离开议长席，在他面前跪下。他在议长席上落座之后，对下议院说了一番动听的话，然后要求议员们交出皮姆、汉普登、霍利斯、黑兹尔里格和斯特罗德这五名有罪的议员。王后宫里的一名宫娥向皮姆告了密，五名议员早已逃走，被伦敦市民兵和法官保护起来。伦索尔议长不能提供任何消息，他说：“我的眼睛只能朝着下议院指出的方向看，耳朵也只能听取下议院的指示。”查理知道自己这一步落空了，对颤抖的议员们扫视一眼，失望地说：“我知道，这几只鸟已经远走高飞了。”他比较客气地搜查一番之后，便带着怒气冲冲、大失所望的军士离开了下议院。他一离开，下议院里便发出低沉、持久的“特权，特权”的抱怨声。由于这个事件，代表伦敦市的议员至今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仍然坐在下议院的政府大臣席上，对伦敦市保护这五名议员的行动表示永久的谢意。
这一插曲过后，伦敦民众怒不可遏。愤怒的人群自发地涌上街头，在王宫外面乱喊乱叫，吓得查理带着朝臣离开首都，逃到汉普顿宫，直到他受审和就刑之时才重返伦敦。在他怒闯下议院之后的头一个星期里，五名议员便在伦敦当局的保护下得意扬扬地回到下议院。两千多名武装人员陪同他们沿泰晤士河而上，两岸各有一文军队同河上的船队一齐前进，每支军队带着八门大炮。国王从此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伦敦。他步步撤退，先后退到纽马克特和诺丁汉，最后退到约克。他在一六四二年初的数月里，一直在约克等待时机。在这段时间内，英格兰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的斗争使查理逐渐恢复了权威，建立起一支军队。这时英格兰出现了两个统治中心。皮姆、清教徒和国会的残余部分以国王的名义在伦敦实行独裁统治，在国王的身边聚集着昔日英格兰的民族精英，他摆脱伦敦乱民的威胁之后，再次成为拥有实权的国王。这两个中心慢慢地扩充着军队和物资，准备进行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