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独裁·第十四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查理国王的个人独裁并非悄悄地或逐渐地建立起来的，他公开宣布过自己的意图。他说：“我们通过经常召开国会会议已经向人民表明，我们是喜欢让国会发挥作用的。
然而，它最近滥用权力的行为使我们目前不得不中止它的活动。如果有人想规定我们召开国会会议的时间，我们将认为这是自以为是。召集国会和解散国会的权力一直在我们自己手里。如果人民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利益所在以及我们的行动意义，如果那些惹事生非使国会解散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我们很愿意重新召开国会会议。”
这一政策需要有其他重大措施进行配合。首先，必须同法国和西班牙实现和平。没有国会的支持，查理就无力进行海外战争。实现和平并不难。法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自动释放了它们在拉罗歇尔和尼德兰抓获的俘虏，这说明它们根本不把英国的力量放在眼里。第二个条件是至少把国会的部分领袖争取过来。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进行过长期的争论。在那个时代，几乎人人都想博得国王的恩宠，有人采取恭顺服从的方式，有人采取拉派反对的途径。国王认为，埃利奥特是不肯和解的人物，而亨利·萨维尔爵士、托马斯·迪格斯和温特沃思则是可以争取和利用的人。迪格斯起初甘愿为议会事业坐穿牢底，后来在王恩的感召下很快就回心转意了。在其余的人当中，温特沃思是最值得争取的人。他在讨论《权利请愿书》的时候，态度就颇有节制。在他对国王的激烈攻击中，人们看出他还有肯定国王的倾向。他具有超人的能力和野心，他的可怕的能量可以决定国王企图建立的制度之成败。
因此，查理国王努力争取他辅佐朝政。甚至在白金汉在世之时，这位议会领袖就作出了明显的和解表示，但又不失其尊严，而且非常得体。争取他的支持此时已成为实行个人独裁的必要措施。这对他来说当然也是求之不得的。他知道自己目光远大，决非他人之所及。他是个天生的政治家，需要施展抱负的舞台。一六二八年十二月，他成为北方事务委员会主席和枢密院成员。从此，他不仅放弃了他精辟阐述的一切观点，也抛弃了同他并肩战斗的所有朋友。他在权力和国王恩宠的台阶上步步高升，而他的政敌、曾经长期同他为友的埃利奥特却被戴上轻视国王政府的罪名，在伦敦塔内慢慢地死去。重视现实的温特沃思开始考虑另一套原则，它同他过去拥护的一切主张是完全对立的。有人对此作过详细解释，说这种转变并不完全是突然发生的。有人认为，他是唯一能够使国会和国王重新合作的人。当时人们对国王的宠幸和社会义务看法不一，我们考虑这些看法时必须有所保留。兰克作过一段公正而尖锐的论述：“英国的政治家能够把他们在枢密院和内阁里的活动同他们在国会里的活动统一起来，这一点使他们比其他国家的政治家更加伟大。当然，如果他们没有在国会里的地位，便无法在枢密院和内阁占据一席之地。……一位大臣的行动必须同他在议会里的行动协调一致，这条原则对于杰出人物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成长是极端重要的，然而人们尚未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原则。从温特沃思的行动中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他反对压制他的政府，只是为了使自己成为这个政府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有一次坦率地说，他自煞喜欢国王对他微笑，而不喜欢对他皱眉。他反对政府的话音未落，便应邀加入这个政府，虽然它的政策并未改变。”所以，温特沃思激起的仇恨同庸庸碌碌的大臣受到的仇视大不相同。他是“变节的魔鬼”、“堕落的天使”和“国会的叛徒”，无论是辉煌的政绩和练达的行政手段，还是出众的口才和不凡的品格，都不能使他的旧友饶恕他的背叛行为。他们可以有十一年的时间观察这些官场风云。
萨维尔和迪格斯早已接受了官职，几名反对国王的著名律师也被说服，唱起拥护国王的调子。温特沃思完全被国王拉拢过去。议会运动的次要人物当中有的在国王的狱中受到迫害，有些人象霍利斯、黑兹尔里格和皮姆那样，在抑郁的谪居生活中常陷入沉思或感慨万端。
个人独裁的第三个条件，亦即最无情的条件，是决定一切的金钱。怎样筹措金钱呢？首先必须厉行节约，不要打仗，不要进行任何冒险活动，也不要发生任何动乱，国事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尽量保持平静。这些是查理国王的新制度中必然奉行的原则。我们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回顾一下，从这个专制政权中至少可以看出布赖特和科布登在十九世纪力图达到的目标。政府机构虚弱不堪，一切海外冒险活动均已停止。王室必须依靠传统税收中的微薄收入节俭度日。在维多利亚时代有一句口头禅说：“传统的税款不值得一收。”全国人民通过艰苦的努力积攒起大量的财富，他们的钱袋越来越满。国内呈现一片升平景象，不会出现大的纠纷。国王及其文雅尊贵的朝臣们实行着有节制的统治，他们的形象曾经出现在范戴克 [ 译者注：佛兰德画家(一五九九－一六四一)，一六三二年被查理一世请到英国当御用画师。 ] 的画笔下，他们的礼貌和道德为所有的人树立了榜样。查理国王是一个专制君主，然而是一个没有武力的专制君主，没有任何常备军推行他的赦令。宫廷里对宗教分歧比任何地方都更有容忍精神。国王坚信他是根据国内的许多传统习惯进行统治的，他的法官极力声明这一点，他的人民也难以否认这一点。如果把这段个人独裁时期当作名副其实的暴君专制时期，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后来在克伦威尔的军政长官的压迫下，所有的英国人都眷恋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这段平静的时期，把它看作轻松安定的时代。遗憾的是，人类寻求的不仅仅是安定。一个人在命运的道路上本来可以适可而止，坐享其乐，但他的本性驱使他继续向前闯，其结果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
同王的特权范围十分广泛，而且界限不清，他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征税。国王在法官的支持下，尽力采取各种权宜手段。他不仅继续征收人人熟悉的船舶吨税 [ 译者注：对船运的每吨货物所收的税。 ] 和每镑税 [ 译者注：每一镑钱或每一磅货物的税金。 ] ，而且提高了某些项目的税率。他授权专员在收取一定的税金之后批准某些人的非法地产权，并且减轻对土地买卖过程中欺骗行为的处罚。他对许多幼年继承人的地产行使监护权，从中得到大笔收入。他举行加冕仪式的时候，有些人没有应召前来受封爵士，他对他们统统处以罚款。长期以来，他们出席加冕仪式只是一种形式，可是他们这次缺席却给国王增加了一笔收入。查理国王把伊丽莎白女王和他的父亲不顾议会反对而批准的零星专利权重新加以调整。现存的反专利权法案中有许多漏洞，查理因此以更高的要价重新批准专利权。许多专利权授给了有朝臣和地主参加的财团。实际上，这是包给一些热心收税者的间接税收。每批准一项专利权，国王就得到大笔款项，而且能够从每年的贸易活动中提取可观的收入。从中受益的人一概拥护个人独裁，而许多一无所获的人则站到反对的立场上，使反对派的阵营日趋强大。人们普遍对伦敦的发展感到不安。包括郊区在内，它的人口有二十多万。住宅拥挤不堪，随时可能发生瘟疫，公众舆论要求严格限制新住宅的建设。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建起了新宅邸，伦敦和其他城市不断扩大。国王的专员此时又出现了，人们面临两种困难的选择，一是拆毁房屋，二是交纳罚款。有些住房较差的穷人拆毁了他们新建的房屋，绝大多数人付了罚金。
这时，担任爱尔兰总督的温特沃思刚柔相济，使爱尔兰王国对英国王室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驯服。他排解了部落之间的世仇，恢复了秩序和繁荣。他以爱尔兰人普遍默许的手段，建立于一支爱尔兰军队，并筹措了一大笔保护金，以维护查理国王的统治。他在历史上的名望与他在爱尔兰的统治是分不开的。经过七年的努力，他平定了爱尔兰，搜刮了它的财富。他没有采取明显的激烈措施，也没有诉诸流血手段，而爱尔兰却成为他手中驯服的工具。
由于谨慎节俭的政府采取上述措施，查理国王在不召集国会的情况下能够维持统治。反对势力仍在伺机而动，他们珍视和支持的一切观点尚未从他们的头脑里消失。但是他们没有表达出来，也没有一个集中的目标。交通的落后、聚会的危险以及愉快平静的生活抑制了他们的行动。如有机会，他们一定会发动猛烈的进攻，而此时却满足于安谧的日常生活。英国是个很好的地方，春夏秋三季各有乐趣，冬天人们则有圣诞节的欢乐和其他娱乐活动。从事农业和猎取狐狸的活动使好动的人各得其所，引以自慰。农产品丰富，物价相当稳定，劳动阶级的不满问题已经消失，《济贫法》的执行情况完全体现了博爱精神。普通绅士无权参与治理国家，但在自己的领地上还是统治者。他们通过每季开审的地方法庭统治着各郡，他们只要奉公守法，忍气吞声地交纳税金，就能够平安无事。在这种条件下，议会势力要想促使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就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心中积怨的人在寻找时机，准备发泄处于蛰伏状态的不满情绪。
不久，查理国王的律师和“警犬”注意到了多年以来形成的一种异常现象。英国有一条古老的法律，大概源自阿尔弗烈德大王的时代，根据这条法律，全国都应承担维持舰队的费用。可是长期以来，只有沿海各郡交纳这笔费用。这支海军难道不是不列颠和平与自由的保障吗？既然全国受益，为什么不由全国平担海军的支出呢？各郡应该同样负担海军的费用，不列颠岛国对它的人民提出的这个要求是再正当不过的了。且不谈古老传统，仅就这个要求的正确性来说，如果把它提交一个忠诚的国会，也会得到一致批准的。然而，内陆郡不交海军军费的做法已经成为惯例。即使在西班牙无敌舰队大举进攻的年代里，伊丽莎白女王也未能破例。查理国王决定解决这个问题。一六三五年八月，他对全国征收“海军税”。
白金汉郡一名坚决反对国王的前国会议员挺身而出，带头抗税。他的税款估计不超过二十先令，可是他坚持任何税收必须得到国会批准的原则，拒不从命，结果受到惩罚，财产被扣押，自己身陷囹圄。他的名字叫约翰·汉普登。双方都把他的抗税活动当作风标。议会派没有其他方法表达他们的意见，便把汉普登的案子当作一次较量，希望它引起全国的注意，并且欢迎有人成为牺牲者，以便搅动犹如一潭死水的社会。他们希望人民对个人专制大发牢骚。另一方面，王室由于自己的观点在理而受到鼓舞。汉普登案件因此轰动一时，永垂青史。在里兹伯勒太子城有一座方形尖塔，上面刻着他的大胆主张：内陆郡同皇家海军毫无关系，只有国会要它们交纳“海军税”，它们才能照办。结果王室获胜，法官们的判决甚有道理，并未显出曲解法律的迹象，可是国内民怨沸腾。一六三七年最终收缴了百分之九十的海军税，而一六三九年只收到百分之二十。全国各地的有产阶级从舒适的生活中振作起来，重新提出《权利请愿书》中的口号。
单凭这些活动并不足以激起全国民众的情绪。议会派懂得，他们把自己局限在法律问题上是不能取胜的，于是他们继续煽动宗教情绪，把它当作将英国人从冷漠的态度中唤醒的可靠手段。这时候出现了查理国王的狗头军师、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他是个虔诚的国教徒，坚决反对罗马教廷和日内瓦的教派，是脱离加尔文派运动的领袖。他渴望参与政治，原系白金汉的密友，据说是白金汉几次最成功的演说的起草人。在宗教问题变得头等重要之时，他毅然放弃牛津大学的学术生涯，登上国家政治的舞台，进入枢密院。伊丽莎白女王的国教会依赖国家，教会本身无力应付各种压力。国家和教会因此建立了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国家承认教会的财产，教会宣传服从国家的职责以及国王的神圣权利。
劳德并不是这种合作关系的倡导者，但他努力加强这种关系，只是不合时宜。他在改革中用栏杆把圣坛隔开，重新强调宗教仪式和教士的尊严。教士同会众的关系更加疏远，教会的权力显著加强。查理国王的宗教观点和他的政治主张同步发展，民众的不满情绪迅速高涨。劳德还为国王发现了新的财源。根据伊丽莎白时代的法令，每个人都必须到教堂去做礼拜。至于他们内心有何感想，那是无关紧要的，但在形式上他们必须信仰国教。这个制度普遍废弛下来，有些人嫌麻烦而不去做礼拜，另外一些人甚至觉得这是一件可憎的事情。此时，英国各地的男男女女突然因为没有去做礼拜被拉到法庭上，每次被罚款一个先令。一般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它并不是财政署法庭上律师和法官处理的大问题，而是带有愚弄性质的新花招。早已被惹怒的清教徒认为这是迫害活动，他们纷纷议论史密斯菲尔德 [ 译者注：伦敦市的一个地区，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西北部，是牲口市，也以处决新教徒的刑场而著称。 ] 的火刑，认为目前的下坡路必然导致那样的迫害活动。
在国王困难重重的时刻，多年来经过百般努力加以疏导的议会派又加紧进行反对活动。
普林和其他清教徒作家在特权法庭上受审，被处以枷刑、烙刑和割耳刑。这时查理国王的政府不过是白璧之瑕，它同不久以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其他国家政府相比，还算是比较温和的 [ 原注：写于一九三八年。 ] 。其实，即使听其自然，英国也未必会发生叛乱。点起火炬的地方反而是斯图亚特王族的故乡、查理国王的出生地苏格兰，这支火炬迅速地在那里燃起燎原大火。劳德对这个北方王国的宗教局面感到不满，说服国王采取措施加以改善，苏格兰人必须采用英格兰人的《祈祷书》，同他们的英格兰兄弟取得广泛的一致。
查理国王除了要在不列颠全岛统一宗教仪式以外，还有世俗和物质的目标。他父亲詹姆斯国王生前在苏格兰恢复了主教制度，企图以此约束敢于发难的长老会。詹姆斯还巧妙地支持苏格兰贵族反对苏格兰教会的权欲。查理刚刚即位，便颁布一项法案，企图剥夺贵族自宗教改革以来得到的所有教会土地，结果使贵族产生了离心倾向，更重要的是，他决心改革主要落入贵族腰包的什一税，减轻小地主的负担，增加牧师的俸禄。他甚至打算加强苏格兰的主教权力，从而遭到苏格兰贵族的反对。而另一方面，作为国王代理人的苏格兰主教在地主和教士面前越来越不受欢迎。为了加强苏格兰主教的力量，宗教法得到新的解释，其中强调了国王的地位。一些新的《祈祷书》在伦敦起草完毕，以统一苏格兰的宗教活动。一六三六年公布了这些《祈祷书》，其中似乎没有哪一本预见到它必然带来的后果。
查理国王和他的谋臣们并不想对新教教义表示异议，更不想转向罗马天主教，他们想强调新教注重仪式派的观点。他们重申国王的最高权力，规定了更严格的仪式，尤其是充实了圣餐仪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同上层阶级的物质利益，各个阶级的宗教信仰和苏格兰民族的独立精神发生了冲突。苏格兰人民普遍感到不满，迅速产生强烈的偏见。他们认为，而且他们的民族领袖也告诉他们，英国国王将强迫他们朝罗马天主教迈出灾难性的第一步。他们怀着重重疑虑逐字逐句地阅读了《祈祷书》。国王不是娶了一个天主教徒作王后吗？王后不是在自己的小教堂里崇拜偶像吗？天主教徒不是已在英格兰各地受到默许而对新教的信仰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吗？不是已经出现了同罗马建立联系的打算吗？
一六三七年七月，苏格兰的政教上层人士集中到爱丁堡的圣贾尔教堂，准备首次郑重朗读新《祈祷书》。显然，许多牧师和无数教徒从苏格兰各地来到爱丁堡。当教长企图宣读新《祈祷书》的时候，一阵怒吼和谩骂淹没了他的声音。一名下层妇女甚至拿起脚凳，朝这只原形毕露的披着羊皮的狼打去。整个仪式变成一场骚乱。爱丁堡这座古老的都城里群情激愤，主教和国王的权威在这里受到了震动。爱丁堡无视王权，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这座古堡的怒潮。查理国王闻讯大为吃惊。他极力向苏格兰臣民保证，以令人信服的语言说明他仇视天主教，并且表示愿意修改新《祈祷书》。这些努力均告枉然，只有立即废除这部令人讨厌的《祈祷书》才是有效的措施。可是国王没有收回《祈祷书》，双方仅就一些枝节问题开始了长期的谈判。国王连连让步，而苏格兰人的愤慨情绪却有增无已。在这次长期的舌战和法律方面的斗争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大规模骚动的序幕。苏格兰人根据律师的精明建议，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至此，国王才被迫收回了新《祈祷书》，但为时已晚。一场风暴已经兴起，它推动着苏格兰人勇猛前进。他们仍然表示忠于国王，沉重的打击落在主教们的头上。查理国王终于放弃了最初制定的政策，但它已经激起了一场日益强烈的反抗运动。在一六三七年整整一年里，查理国王一直考虑使用武力，但表面上仍然一再让步，实际上是不断认错。同时，苏格兰民族正在形成统一的整体，向教会和国家的现状挑战。
一六三八年初，苏格兰人放弃请愿书，同国王签署一项协议。这项协议中没有多少新内容，主要是重申了五十年前在詹姆斯六世统治下人人同意的宗教信仰。那时，欧洲大陆的宗教战争连续不断，人们表示反对罗马教廷的权力和种种弊端。如今，这个协议成为全国团结的神圣纽带。所有在协议上签名的人作出保证，决心“坚持和保卫上述的真正信仰，未经最高宗教会议和国会审查批准，不对宗教活动作任何改革”。他们当中最弱者的遭遇同所有人都有着利害关系。一六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爱丁堡的多明我教会宣读了这个协议。萨瑟兰伯爵第一个在协议上签名，随后有许多重要人士也签了名。他们感到自己被大众的所谓“着了魔似的狂热”推动着，身不由己。教堂里有许多人蘸血签名。一张张复制的协议书几乎散发到每个城镇和村庄，供人们签名。这个协议体现了一个民族宁死不向罗马天主教屈服的坚定信念。查理国王引起了一场风暴，他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后果。
面对这场风暴，查理国王只好再次作出让步。经验丰富的苏格兰政治家、后来随着查理国王走上断头台的汉密尔顿侯爵作为俗界专员被派往北方，奉命同苏格兰人重修旧好。汉密尔顿的奋斗目标只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尊严，为国王的暂时退却挽回一点面子。他旋风似地四处规劝苏格兰人。于是他们决定召开宗教会议。由爱丁堡协议的签名者组成的委员会着手组织从来没有举行过的选举活动。这次宗教会议在格拉斯哥的圣芒戈大教堂召开，苏格兰的宗教信仰在会上占主导地位，一位炙手可热的俗界人士支持这次大会，他身穿戎装，坐在大教堂中央，身旁围着各个阶级的狂热追随者。
查理国王将汉密尔顿派往苏格兰之前，同他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查理对汉密尔顿说，如果妥协不成，他可以调集军队镇压叛乱。“如果在当地没有足够的军队怎么办？”汉密尔顿问道。查理答道：“那么就从英格兰增派军队。我将率军亲征，宁可抛头颅，也不让最高权威受到轻视。”国王所说的这种局面果真出现了。苏格兰宗教会议敌视国王的权威，它要解决宗教纠纷，而此时已落入俗界武夫的控制之下。他们追求政治目的，要求废除主教制度。查理国王命令宗教会议解散，而它则决定成为常设机构。它作出这一决定时，完全知道将会引起什么后果。苏格兰宗教会议在一六三八年十一月不顾钦差的要求，拒绝解散。人们一直把这一行动同一七八九年法国国民议会首次抗拒国王意志的行动相提并论。这两个事件的经过和背景无疑是不向的，但它们由一系列因素同样导致了处死国王的严重结局。
受到挫折的和平使者汉密尔顿回到白厅，为自己向国王提出的绥靖建议而一再引咎自责。现在他表示赞成采取严厉措施。枢密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有人问道，为什么要对仍然表示爱戴国王的整个民族大动干戈呢？没有钱和军队，也没有英格兰同心协力的支持，凭什么对他们发动战争呢？更主要的是，查理国王的大臣们看到了苏格兰叛乱对英格兰局势具有致命的反作用，英格兰的局势表面上十分平静，实际上非常紧张。倘若苏格兰的骚乱发展下去，它到何种地步才能停止呢？查理国王依靠法庭的帮助，已经在没有国会的情况下统治了十多年，虽然遇到一些麻烦，但还能实行有效的统治。可是北方的苏格兰竟敢公开蔑视国王的权威。劳德在英格兰同身在爱尔兰的温特沃思经常联系，二人都主张及早镇压苏格兰的骚乱。这个主张占了上风，查理国王和苏格兰人都在备战。
查王国王开始调集军队。枢密院考虑调动温特沃思的爱尔兰军队，甚至打算雇佣西班牙军队。他们计划从西班牙雇佣两万步兵作为核心，再以主要来自苏格兰东部高原地区的大量亲英分子组成一支军队。然而，苏格兰的反对派可以求助的国外力量更加强大。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指挥的一些苏格兰旅和苏格兰将军们在德意志立下的辉煌战功，使苏格兰有了无与伦比的军事潜力。亚历山大·莱斯利在三十年战争中晋升为陆军元帅，他感到祖国在召唤自己，应该回到苏格兰为同一事业而战斗。对他来说，在新教徒同罗马天主教会的大规模冲突中，苏格兰是一个侧翼战场。苏格兰对她的海外武士发出的呼吁颇有吸引力，成千上万的人回到苏格兰，其中有训练有素的官兵，也有在艰苦的战役中千锤百炼、经验丰富的军事家。他们立即成为一支正规军的中坚，他们当中产生了组织严格、精明能干的参谋人员和运筹帷幄、用兵如神的总司令。苏格兰贵族久仰莱斯利的大名，佩服他的军事才能，听从他的指挥。贵族之间的前嫌涣然冰释。数月之后，英格兰还远未作出充分准备，而苏格兰已经建立了不列颠岛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军事素养好，还有善于指挥的军官，尤其重要的是，它受到强烈的、甚至狂热的宗教精神的鼓舞。教士们身佩刀剑，手提马枪，以他们的说教配合教官的训练。士兵排列成行，虔诚地祈祷，唱着圣歌。总的说来，无论在宗教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他们的言行都是十分严谨的。他们仍然尊重国王，有时甚至欢呼他的名字。可是他们的战旗上写的口号却是“为基督的荣誉而战，为协议而战。”苏格兰的反抗阵线在冷酷而坚定的信念中形成了。一六三九年五月，这支约有二万人的强大军队开到苏格兰边界，准备对付查理国王及其谋臣组织起来的松散无力、缺乏斗志的军队。
从一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查理国王的军队不大希望同苏格兰人作战。与此相反，和谈倒是开始了。六月十八日，双方签订了《贝里克和约》。苏格兰人答应解散他们的军队，归还他们夺取的王室城堡。查理国王同意在同年八月召开宗教会议和国会会议，这两个会议以后定期召开，前者处理宗教事务，后者解决俗界问题。他拒绝承认格拉斯哥宗教会议通过的条例，因为它们攻击他的君主职责。不过，他暂时同意废除主教制度。他制订新《祈祷书》时的乐观计划到头来落得这般地步。其实，查理国王签订《贝里克和约》不过是缓兵之计。苏格兰反对派很快就识破机关。于是独立精神之火燃遍苏格兰各地，人们由于归还王室城堡而怒不可遏，为解散苏格兰军队而惴惴不安。汉密尔顿重返苏格兰，陷入愤怒的汪洋大海之中。一六三九年八月底在爱丁堡召开了苏格兰议会，它要求国王的枢密院对它负责，国王在任命驻军指挥官，尤其是在任命要塞指挥官时，也应该听从它的意见。议员们抨击财政部的权力过大，尤其是攻击货币的管理工作，当时货币不断贬值。他们甚至要求说，授勋封官也应该根据他们的意愿来决定。这些意图明朗化以后，汉密尔顿起初只能用休会的办法拖延时间，最后宣布闭会到一六四〇年六月。苏格兰议会闭会以前，选出了享有全权的代表委员会，它实际上就是苏格兰政府。
在西欧的复杂局势中，苏格兰人不仅是新教运动的积极战士，也是法国人反对奥地利－西班牙联合势力的同盟军。他们认为，查理国王闭关自守的中立外交政策有利于天主教。他们企图同法国恢复亲密的传统联盟。到一六三九年底，查理国王发现北方已经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和政府傲然挺立，这个国家和政府在形式上仍然奉他为国王，实际上决心在内政和外交上自行其是。这种形势不仅有损国王的特权，也威胁着他的完整版图。他感到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可是他有什么力量进行战争呢？
汉密尔顿从苏格兰回来以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执行国王的决定，钱从哪里来？没有国会，怎么能够筹集到钱款呢？”在爱尔兰任职的温特沃思被召回英格兰，以加强枢密院。他在宫廷里威望较高，因为他在倾向于天主教的爱尔兰不仅恢复了秩序，而且使爱尔兰人对英国国王普遍表示忠诚。这位总督在爱尔兰实行文明的专制，他建立并训练了一支有八千人的爱尔兰军队。他确信自己有能力先后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实行独裁制度，他在不列颠的姐妹岛上已实现了这一点。“彻底”是他的信条。我们无法断定，他如果获得成功还会在这条路上走多远。他极力主张对苏格兰开战，希望战争开始后英格兰人对苏格兰人的宿怨就会死灰复燃。他希望再次赢得弗洛顿战斗式的胜利，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把他的爱尔兰军队投入苏格兰战争。
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英国的君主本来可以继续实行在欧洲各地逐渐推广的专制制度，可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查理国王并不想违背传统的法律，因为他对这些法律比较了解。他尊重教会和国家的传统，而残忍精明的冒险家、个人能量随着危机的加深与日俱增的温特沃思则缺少这种精神。温特沃思清楚地认识到，国王的岁入不足以维持这场战争，于是他得出必须召集国会的结论。他过于自信地认为，下议院会比较顺从，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根据这个判断，一个重要的行动开始了。经过近十一年的个人专制之后，查理国正发出召集国会的令状，英国各地开始了选举。国会同国王进行的举世闻名的斗争也就从此揭开了序幕。
议会势力虽然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可是也没有停止活动。在比较温和的专制制度下，他们牢牢地控制了全国许多地区的统治权。突如其来的选举活动一开始，他们便很快组成了国会，在上届国会失败的地方重新举起了战旗。而且，当他们重新提出一六二九年国会所提的问题时，他们已经压抑十一年的仇恨和怒火也随着迸发出来。查理只好恭恭敬敬地把被他轻蔑地赶走的那些势力请回来。由于时过境迁，国会的成员有所变动，上届国会的成员只有四分之一参加这次国会。埃利奥特已经死在伦敦塔；温特沃思则已受封为斯特拉福德伯爵，并且成为国王的首相。在重新当选的上届议员当中，有一个人居于众人之首，他能力出众，学识渊博，报复心切。此人便是皮姆。后来称为“短期国会”的这届新国会一组成，他便成为核心人物。他的同时代人克拉伦登在评论他的写道：“他看出了政府的错误，并且知道如何使这些错误显得更加严重。”他在一次长时间的精彩演说中重新陈述了主要的问题和种种弊病。查理国王及其主要大臣斯特拉福德伯爵和劳德并没有从新国会中得到安慰。相反，他们听到的是愤怒的呼声，他们一气之下在数日后便轻率地解散了国会。召集这次国会的结果只是把英格兰抛入了激烈斗争的旋涡。
召集国会的权宜之计显然是行不通的，斯特拉福德伯爵因此又奉行“彻底”的信条。苏格兰军队在边界地区集结起来，而英格兰只能组织起一支松散无力的军队。把军队调上战场需要钱，也要有正当的理由，当时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许多豪门显贵为查理国王提供捐款或贷款，以保卫英格兰王国。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尽管默默无闻，受到压制，却仍然对国王感恩戴德，慷慨解囊相助。他们的捐赠是秘密提供的，也是秘密接受的。可是这区区之数对于战争只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
斯特拉福德伯爵想把他的爱尔兰军队调来，但枢密院担心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响，不敢作出这样的决定。他以北方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约克将贵族粗暴地训斥了一顿，可是贵族的反应很冷漠，令人失望。不久，苏格兰人有秩序地渡过特威德河。骑兵站在上游以减缓水势，协助步兵涉水过河。他们一直挺进到泰恩河才遇到抵抗。两支军队象签订《贝里克和约》以前那样安营对峙。苏格兰领袖发动入侵时看到英格兰各地蓬勃发展的议会运动和清教徒运动而兴高采烈，而皮姆则处于这两个运动的联合势力的中心。又过数日，两军仍然相安无事。一天清晨，一名苏格兰骑兵在河边饮马时离英军的前哨太近，有人开枪将这个鲁莽的骑兵击伤。苏格兰军队万炮齐发，英格兰军队全线溃退。当时有人写道：“从来没有哪支军队在少数敌人面前如此望风披靡。”英格兰士兵则振振有词地说，他们逃跑并不是由于惧怕苏格兰人，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心怀不满，主要是没有军饷。苏格兰军队势如破竹，直抵纽卡斯尔城下。这时苏格兰的将军们宣布他们为英国的自由而战，呼吁所有拥护议会运动和清教徒事业的人给予援助。有人干脆对纽卡斯尔的政法官说，这座城市实际上已被攻克，他听到此话，竟然乖乖地打开了城门。当时斯特拉福德正在约克积极组织防御，徒然希望英格兰大地受到的凌辱会重振人们所盼望的民族精神。他还企图在枢密院争取多数，调用爱尔兰军队，结果也是枉然。
正在伦敦开会的许多贵族要求国王召集上院贵族开会，不让下院议员参加。这样的会议已经有几百年不开了。目前的危机不正需要召开这样的会议吗？查理同意召开这种会议的要求，可是贵族会议所能做到的只是建议召开国会而已。国王一人并不能保卫英格兰，只有国会才能把英格兰从苏格兰人的铁蹄下拯救出来。此时查理国王的情绪十分消沉，他备尝个人失败之苦。他的敌人正策划彻底消灭他，他们最后实现了这个目的。为了打击他，他们重建了一个党派和阵线，任何人成为这支力量的打击目标都会丧失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