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位的结合·第十一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苏格兰国王詹姆斯是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独生子。他从少年时期起就受着加尔文派的严格教育，可是他并不十分喜欢这个教派。他没有金钱，加之受着老师的严格约束，因而长期对英格兰王位垂涎三尺。在他戴上英格兰王冠之前，这顶桂冠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埃塞克斯同罗伯特·塞西尔争夺权力和皇恩的斗争，随时可能激怒同詹姆斯只有一些通信联系的伊丽莎白，如果她一气之下采取果断行动，詹姆斯就只能望英格兰王冠而兴叹了。现在看来，一切似乎已成定局。在伊丽莎白女王死后的紧张日子里，塞西尔是他的盟友和干练的助手。他被宣布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没有遭到任何反对，一六〇三年四月，他悠然自得地从霍利鲁德宫 [ 译者注：苏格兰王宫。 ] 前往伦敦。
他是个陌生的外族人，统治英格兰的能力尚待考验。特里维廉 [ 译者注：英国史学家(一八七六－一九六二)。 ] 写道，詹姆斯“对英格兰及其法律一无所知，在纽瓦克有一个小偷被当场抓获时，他下令不经审讯而凭他一句话把这个小偷绞死”。这个命令没有得到执行。詹姆斯对他的加尔文派老师的政治观点深有反感，对于国王的地位以及君主掌理国事的神圣权利有自己的看法。他是一个学者，自称为哲学家，一生发表了许多小册子和专题文章。他的著作从抨击巫术和吸烟到阐述政治理论，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他带着成见和喜欢说教的弱点来到英格兰，殊不知英格兰正在发生变化。随着都铎王朝的终结，人民对君王的盲从也就此告终。西班牙对英格兰已经不再构成威胁。英格兰王位同苏格兰王位的结合使外部敌人在不列颠岛上失去了盟友，甚至很难找到立足之地。都铎王朝曾经利用乡绅阶级同老派贵族抗衡，并且把地方统治权交给该阶级，因此它在都铎王朝结束之后感到自己有很大的力量。英格兰解除了忧患，可以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一个强大的阶级跃跃欲试，也要参与国家的管理。另一方面，詹姆斯继承王位的权利并非没有异议，所以国王的神圣权利又重新搬了出来，以加强他的地位。原先确立这个权利是为了肯定国家主权，反对无所不在的教会势力和大帝国的统治。根据神圣权利要求统治国家的国王，同沿袭古老传统的国会怎样实现和解呢？
比这些重要问题更严重的，是一场即将来临的严重财政危机。从新大陆运来的金银抬高了价格，欧洲各地普遍出现通货膨胀。王室的岁入是固定的，因此它的实际购买力逐年降低。伊丽莎白厉行节约，推迟了一场冲突。可是这场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必然引起对宪法的严重挑战。谁对税收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呢？人人都接受这样一条原则：“国王只能根据人民赞同的法律实行统治，不应该把人民不赞成的东西(如捐税等)强加给他们。”不过并没有人对这条原则进行分析，或者探索出它的确切含义。如果这是英格兰的一条根本法律，那么它是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还是前几代国王对臣民过于放纵所致？它是英国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还是可能被取消的让步呢？国王是否受法律的约束呢？由谁来制定法律呢？在十七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努力在历史上、法律上、理论上和实践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律师、学者、政治家和军人都参加了这场大辩论。人们见到没有发生王位之争，如释重负，因而忠诚地甚至热情地拥戴新国王。可是没过多久，詹姆斯和他的臣民在上述以及其他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詹姆斯召开的第一届国会立即提出了国会特权和国王特权的问题。下议院起草了一份措辞恭敬而语气坚定的奏折，提醒国王说，他们的权利包括选举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在国会开会期间免遭逮捕的权利。他们在奏折中还抗辩说：“国王的特权可以轻易地与日俱增，而臣民的权利多半是长期原封不动。……据说，人民在他们比较了解的问题上发出的呼声是上帝的意旨。”詹姆斯同他的儿子后来在位时一样，对这些反映全国意见的呼声嗤之以鼻，轻率驳回，认为这是出言不逊，欺君罔上。
在此之前，詹姆斯一直过着清苦的生活。此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富翁了。随他来到英格兰的“苏格兰穷光蛋”也迅速地发家致富。宫廷费用急剧增加。不久，詹姆斯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入不敷出。这就需要经常召集国会，议员们通过频繁的国会会议自然有了组织起来的机会。詹姆斯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没有象伊丽莎白那样通过自己的枢密院官员左右国会。已经受封为索尔兹伯里伯爵的罗伯特·塞西尔同下议院没有直接联系。詹姆斯喜欢说教，常常对议员们说，他有进行统治的神圣权利，而他们则有满足他的一切需要的重要义务。
自古以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国王应该“自力更生”，王室领地和海关的传统收入应该足以维持政府机构。历届国会都把关税收入归于国王，除紧急情况外不另外拨款。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詹姆斯不得不强调和重申中世纪国王的征税特权。这种做法立刻激怒了国会。议员们仍然记得，他们不久以前在专利权的问题上对伊丽莎白取得了胜利。幸好法官们判定港口归国王直辖，他有权决定增加关税。这笔收入同封建制度下的拨款不同，它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和物价的提高而增加。下议院对法官们的裁决提出异议，詹姆斯却弄巧成拙，使这个问题成为牵涉到国王特权的法律纠纷。这个问题因此暂时搁置起来。
詹姆斯国王在宗教问题上早有自己的看法。他即位伊始，伊丽莎白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摧毁的清教徒组织就向他请愿。这些反对国教的人以为，新国王既然来自加尔文派占统治地位的苏格兰，就一定会支持他们的立场。如果换上一个比较温和的教派，那么在宗教礼仪方面进行一些改革就可能会使它满意。可是詹姆斯曾经备尝苏格兰教会的苦头。他意识到，从长远来看，加尔文派势必同王权发生冲突，假如百姓在宗教方面可以自作决定，那么在政治上也同样可以自作主张了。一六〇四年，他在汉普顿宫为清教徒领袖和国教领袖召开双边会议。他在会上暴露了自己的偏见，指责清教徒企图“使苏格兰长老会同国王势不两立，就象上帝和魔鬼不能相容一样。……这样，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聚集一起，任意审查我和枢密院以及我们的一切活动。某某会站起来说：‘必须如此如此。’某某则会回答说：‘不，应该这般这般。’……我希望你们过七年之后再向我提出这些要求。到那时我如果胖得喘不上气来，也许会听从你们的意见。那么就让这个政府干下去吧，我以后肯定不会喘不上气来的。这样，我们就会有足够的事情可做，也都会有利可图”。詹姆斯的这一席话明确说明，他不会对国教作出任何改革。他的口号是“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
天主教徒既有忧虑，也抱着希望，因为太后毕竟是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处境困难。如果教皇允许他们效忠国王，詹姆斯可能会允许他们在英格兰传教。可是教皇不肯作出这个让步，禁止教徒忠于信奉异教的国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欧洲大陆在服从君主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詹姆斯也积极加入这场争论。曾经攻击伊丽莎白的耶稣会在罗马拥有很大的势力，他们出版许多书籍，否定詹姆斯的继承权。似乎到处有人在策划阴谋。詹姆斯虽然颇能容忍，也不得不采取行动。凡是拒绝参加英格兰国教仪式的天主教徒要交罚款，他们的教士则流放异地。
几个天主教贵族感到失望和不满，计划乘詹姆斯和国会在威斯敏斯特开会之机，用火药把他们统统炸死。他们希望这次爆炸事件引起天主教徒的叛乱，他们就可以在西班牙的帮助下于混乱之中重建天主教政权。罗伯特·凯茨比是这个计划的主谋，其次是西班牙对荷战争中的宿将盖伊·福克斯。他们的一个同谋者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自己的亲戚、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塞西尔也得到这个消息，国会的地下室立即受到搜查。福克斯当场被捕。伦敦市顿时满城风雨。詹姆斯召开国会会议，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说他假如和忠实的下院议员们一同遇难将是何等的荣幸。他说，国王总是处于一般人所没有的危险之中，只因他明察秋毫，才使大家幸免于难。不可思议的是，议员们对他的讲话，漠然置之，听完以后便开始处理日常事务，讨论一位患痛风病的议员提出的辞职申请。密谋者们一一被捕，受到酷刑后被处死。这次新奇的、大规模的叛逆活动使天主教徒立即受到残酷迫害，也使他们长期遭到普遍的憎恨。为纪念十一月五日这次逢凶化吉的事件而作感恩礼拜的惯例，直到一八五四年才从《祈祷书》中除掉。即使在现代，每逢这个纪念日，人们仍然点起营火，大放礼花，但也有人举行反教皇的示威，这是庆祝活动的不足之处，不过倒也增添了不少热闹气氛。
这时候出现了一座光辉永恒的纪念碑，它是英语民族具有天才的标志。清教徒的各种要求遭到拒绝，但在汉普顿宫召开的会议将要结束时，清教牧师、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院长约翰·雷诺兹博士似乎出于心血来潮，建议修订《圣经》。詹姆斯赞成这个建议。教士和教徒依靠的《圣经》版本纷杂，有廷德尔的译本、科弗代尔的译本、日内瓦的版本和伊丽莎白女王组织翻译的《主教圣经》。这些版本的内容各不相同，有的版本加上了各种注解，弄得面目全非，那些注解反映了门户之见以及教会组织的极端主义论点。每一个教派都使用与自己的观点和原则相符合的版本。詹姆斯认为，雷诺兹博士的建议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清除对《圣经》的曲解宣传，翻译出人人能够接受的标准版本。几个月之内，在牛津、剑桥和威斯敏斯特务成立两个翻译委员会，六个委员会总共约有五十名学者和教士。选择这些人的时候不问他们的神学观点和宗教立场。他们迅速接到了有关翻译工作的指示。每个委员会负责翻译《圣经》的一部分，出稿后由其他五个委员会一一审查，最后由一个十二人委员会定稿。翻译过程中不许带有倾向性，除了解释难译的希腊词和希伯来词或者注明相互参照的条目，不许加任何注解。初步研究工作用了三年时间，正式翻译到一六〇七年才开始。不过翻译工作很快即告结束。当时邮递缓慢，也没有印刷机，而且各委员会之间路途遥远，但它们终于在一六〇九年完成了这一使命。十二人委员会也只用九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定稿工作。一六一一年，詹姆斯国王的印刷厂印出了《圣经》的钦定英译本，即标准译本。
这个标准译本立即发挥作用，并产生了持久的效果。只用五先令就能买到一本，即使在物价暴涨的今天也不超过这个价格。它取代了其他各种版本，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出版其他译本。在驶向美洲新大陆的移民船上，几乎没有容纳行李的地方。如果移民们能够携带一些书籍，他们多半带《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后来还有人带《天路历程》，而他们带上的《圣经》几乎全是詹姆斯一世钦定的标准译本。据说，仅用英语出版的标准译本就有九千万册之多。至今它已经被译成七百六十多种语言。目前这个版本仍然是英美两国的通用版本。我们可以把这些成就看作是詹姆斯国王的伟大功绩，因为标准译本的翻译和编纂工作主要是在他的倡导下开始的。这位喜欢卖弄学问的苏格兰人作出了自己从未料到的贡献。完成这部杰作的学者们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受到人们的纪念。他们在文学和宗教方面默默无闻地为世界各地的英语民族建立了永恒的联系。
随着岁月的流逝，詹姆斯同国会的关系日益不和，以前都铎王朝比较谨慎地使用国王特权，也从未提出过统治国家的整套理论。詹姆斯却不然，他以先生自居，把全国人民当做学生。在理论上，实行君主专制颇有理由，十六世纪的政治局势也有利于他的专制主张。弗朗西斯·培根是他的积极支持者。此人是个律师，早年随同埃塞克斯步入政界，在埃塞克斯垮台后又偷偷地站到伊丽莎白女王一边。他担任过一系列高级法律职务，最后充当大法官。他说，国王在法官帮助下实行的贤明专制卓有成效，因此这种专制是必要的。这种理论有失客观，也非常不受欢迎。
后来国王同国会发生了冲突，焦点是国王特权的性质和国会法案的效力问题。现代的观点认为，国会的法案至高无上，如果没有被废除或者没有颁布修正案，谁也无权更改，这是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唯一方式。然而，当时这种观点尚未产生。都铎时代的法案确实使教会和国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们似乎无所不能。颁布一项法令需要国会的同意和国王的批准。国王如果不召集国会，国会就不能开会；国王宣布解散国会以后，它也无法开会。除了财政上的困难，一切都不能迫使国王召集国会。如果国王能够通过其他渠道得到金钱，他可能一连数年不召集国会。此外，国王还有一种不成文的特权，以应付国家在紧急情况下的需要。谁能够告诉国王他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呢？假如国王根据国家利益并通过立法程序废除某项法案，谁有权断定他的行动是非法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以大法官科克为首的律师们挺身站到英格兰历史的聚光灯之下。科克是英国法官中最有学问的人之一，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他说，国王特权同国会立法权发生冲突时，应该由法官而不应由国王作出裁决。这个要求很高，如果由法官确定哪个法令有效，哪个法令无效，他们就成了英国的最高立法人；他们将成立一个最高法庭，审查国王法令和国会法案的合法性。科克的这个很高的要求并非没有根据。古代有一个传统，法庭颁布的法令高于中央政府的法令。科克认为，法律不能由人们随意杜撰，也不可更改，它是早已存在的东西，只是需要人们去发现它、肯定它；假使国会法案同法律相抵触，那么这些法案就是无效的。在提出这个要求时，科克就没有站在国会一边。他为维护基本的法律原则而提出的主要论点，在英格兰披压制了，而后来在美利坚合众国则受到不同的对待。
詹姆斯对于法官的职能抱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法官可以在国王特权同国会立法权发生冲突时作出裁决，不过必须倾向于国王。正如培根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职责是充当“国王指挥的雄狮”。法官是国王任命的，由于得到国王的垂爱，他们才能保持自己的职位，所以他们应该象其他皇家官员那样服从国王。这场争论由于培根和科克的个人之争而愈演愈烈，科克处于不利的地位。既然法官随时有被国王解职的危险，他们就不可能在国王特权的问题上作出公正的裁决。詹姆斯本来企图笼络科克，把他从高等民事法庭提升到最高法院。詹姆斯未能实现这一计谋，便在一六一六年将科克撤职。最高法院的其他法官见此情景都乖乖地站到詹姆斯一边。
五年以后，科克成为下院议员。他发现当时最活跃的律师都和他有同样的看法。这些人占据着显要的地位。下议院中的乡绅对国会发展史都不甚了解，也提不出系统的理论来肯定国会的权利，只是感到国王的武断行为和刺耳的论调很不公正。那个时期尽管动乱频仍，但仍不失为尊重法律先例和立宪形式的时代。倘若律师坚决拥护国王，法律界的意见在力量对比的天平上完全倒向国王一边，那么下议院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假如法律先例同他们的主张相反，他们就必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承认自己是改革派。可是，过去的律师们开创的先例为他们避免了这种痛苦的局面。科克、塞尔登和皮姆等人即使没有法律工作的实践，也都在中殿法学协会 [ 译者注：伦敦四项享有检定律师权力的法学协会之一。 ] 攻读过法律。他们形成一个精干的核心，居主导地位。他们精通法律，经常任意解释法律，逐渐自圆其说地提出了一条理论。根据这条理论，国会可以自信地宣布，它为之战斗的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英国人民合法的古老遗产。后来在皮姆领导下反对查理国王的纪律严明的统一战线就这样奠定了基础。
詹姆斯对反对派的这些活动非常反感。他不想和解，不过他比他的儿子精明，能够看出在什么时候和解最有利。他只是由于财政紧张才同国会打交道。有一次他对西班牙大使说：“下议院是一群无头之鸟，议员们乱哄哄地发表意见。每次开会时，只听见他们乱喊乱叫。想不到我的祖先竟然允许出现这样的机构。我不是本地人，到这里来的时候它已是客观存在，所以只好容忍这个无法撤消的机构。”
詹姆斯的外交政策大概适合当时的和平潮流，不过也常常同那个时代的步伐发生矛盾。严格地说，他登上英格兰王位的时候，英格兰仍然同西班牙处于交战状态。在塞西尔的支持下，他结束这种敌对状态，同西班牙恢复了外交关系。从各方面看，都可以说这是一步明智谨慎的行动。重大的斗争已经从公海转移到欧洲大陆。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仍然从维也纳控制着欧洲大陆。帝国皇帝及其表弟西班牙国王的版图从葡萄牙一直延伸到波兰，而且，他们的力量有狂热的耶稣会作为基础。下议院和英格兰全国仍然对西班牙怀有强烈的敌意，惶恐不安地注视着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詹姆斯对此却无动于衷。他认为荷兰人是抗拒国王之神圣权利的乱民。西班牙大使贡多马伯爵在詹姆斯的宫中收买了一股亲西势力，而詹姆斯却没有吸取都铎王朝的教训，不仅建议同西班牙结盟，还主张让一位西班牙公主和他的儿子结婚。
然而，他的女儿已加入对立派的阵营。这位伊丽莎白公主嫁给了欧洲大陆新教运动的先锋、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莱茵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婚后不久就挑动他公开反叛帝国皇帝费迪南德。帝国法律曾经承认德意志的部分地区信奉新教，哈布斯堡王朝企图迫使这些地区皈依天主教，遭到新教国家君主的强烈反对。这场风暴的中心是波希米亚。那里的傲慢、顽强的捷克贵族在政治和宗教方面抵制维也纳的中央集权政策。在十五世纪的约翰·胡斯时代，他们就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同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进行斗争。此时他们同样无视费迪南德的权威。一六一八年，他们的领袖在布拉格的宫殿里把皇帝的使节扔出窗外。这个著名的行动引起了蹂躏德意志达三十年之久的战争。捷克人把波希米亚的王冠捧到弗雷德里克面前，弗雷德里克欣然接受，成为新教反叛运动的公认领袖。
詹姆斯的女儿虽说已是波希米亚王后，但詹姆斯并不想为了帮助她而介入这场冲突。他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卷入欧洲大陆的这场斗争，认为同西班牙修好是对女婿最有效的帮助。国会对此感到惊讶和愤懑。他提醒议员们说，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他们的权限。有人嘲笑他是个懦夫，可是他仍然不改初衷。他坚持信念，继续保持和平。他的政策是否英明，我们难下断语，不过它在当时肯定是不受欢迎的。
弗雷德里克很快就被赶出波希米亚，他的世袭领地也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占领。他的统治犹如昙花一现，因此他在历史上素有“一冬之王”的称号。英国下议院积极主战，许多人为了保卫新教的教友解囊相助，一批批志愿军也集中起来。詹姆斯只是满足于同西班牙大使就波希米亚的权利问题进行纯法律性的会谈。他坚持认为，只要英国和西班牙两国的王族联姻，就能够同最强大的国家保持和平。这个计划不应受大陆上任何事变的影响。假如他作为新教运动的旗手投入这场刚刚爆发的战争，也许能够赢得臣民的一时爱戴，但也会受到下议院的约束。国会对于自己批准的军费，必然要求监督其使用情况，况且它根本不会慨然答应拨款。国内的清教徒也会大声疾呼，反对战争。此外，战争的结局吉凶莫测。詹姆斯似乎真的把自己当做欧洲的和平使者，他在苏格兰度过动荡不安的少年时代时，就已十分厌恶和害怕战争。他此时对要求参战的呼声置若罔闻，继续同西班牙就联姻问题进行判。
在这场动乱之中，沃尔特·雷利爵士在伦敦塔里走上了断头台。处死他无非是为了讨好西班牙政府。詹姆斯即位之初，雷利就被监禁起来，其罪名是策划以詹姆斯的表妹阿拉贝拉·斯图亚特取代詹姆斯。这个罪名可能是莫须有的，雷利受到的审讯肯定是不公正的。他向往着在奥诺里科河 [ 译者注：在委内瑞拉境内。 ] 发现金子，因此在长期的铁窗生活中还满怀希望。一六一七年，他的这个理想化为泡影。为了这次探险，他受到特赦，被放出伦敦塔。他在这次探险中的唯一失策之处就是冒犯了在南美洲的西班牙总督。以前的死刑判决因此重新有效。一六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他被送上断头台。英国政府的这个举动意在表明奉行新政策——绥靖政策，为英国同西班牙的友好关系铺平道路。这个做法在詹姆斯国王和英国人民之间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然，造成这条鸿沟的还有其他原因。
詹姆斯喜欢漂亮的青年男子，这使他的威望明显降低。他的得力贤臣罗伯特·塞西尔去世以后，宫廷受到几件丑闻的连续打击。他的宠臣之一、被他任意封为萨默塞特伯爵的罗伯特·卡尔卷入一场投毒阴谋，作案的显然是他的妻子。詹姆斯对卡尔有求必应，因而起初对卡尔的罪行引起的谴责置若罔闻。他后来发现，实在无法继续保留卡尔的高级职务了。代替卡尔的是个仪表堂堂、聪明伶俐、喜欢浮华的青年，名字叫乔治·维利尔斯。此人不久被封为白金汉公爵，博得詹姆斯的宠爱，成为宫廷里的实力人物。他还同威尔士亲王查理建立了令人钦佩的深厚友情。他坚决支持同西班牙联姻的政策，并且在一六二三年作了一次浪漫的旅行，和威尔士亲王一起到马德里去相亲。他们那种有失体统的举止没有博得讲究礼仪的西班牙宫廷的好感。更主要的是，西班牙人要求英国对国内的天主教徒作出让步。詹姆斯确信国会决不会对此表示同意。西班牙人拒绝替詹姆斯请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把莱茵选侯国交还弗雷德里克。最后詹姆斯顿然悔悟，宣布说：“我决不用女儿的眼泪去换取儿子的新娘。”同西班牙的谈判宣告失败。由于风向不顺，威尔士亲王以及所有对西班牙不再抱有幻想的同伴不能立即启程回国。为他们护航的英国舰队只好在桑坦德等待。英格兰胆战心惊地等待着。威尔士亲王安全抵达朴次茅斯，没有同西班牙公主结婚，也没有动摇对新教的信仰——当这个消息传遍全国时，各阶层人士无不欢欣鼓舞。英国人抱着同西班牙及其一切势力对抗的强烈愿望，如有必要则不惜一战。他们为当年贤明女王伊丽莎白粉碎西班牙舰队的壮举而自豪，也为天主教徒崇拜偶像的严重恶习而担忧。福克斯在一五六三年发表的《英烈传》仍然广为流传，它教导人们把舍生忘我、见义勇为当作自己无上光荣的神圣职责。伦敦的大街上车辆拥挤，车上载着点燃篝火用的柴捆，欢乐的火光映红了伦敦的天空。
詹姆斯国王和枢密院在亲西班牙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突然刹车必然会使他们受到震动。在这个问题上陷得很深的枢密院对国王说，白金汉公爵由于缺乏耐心和举止傲慢把事情搞糟了。他们把这次失败归罪于白金汉公爵的举止不当，否认西班牙宫廷有无礼之处，还说西班牙在莱茵选侯国问题上的态度无可指摘。白金汉公爵和查理亲王则求战心切。詹姆斯起初有些动摇，他说自己当年对政治略知一二，而如今已届风烛残年。此时，他最喜欢的两个人要求他采取同自己的看法和过去的行动完全相反的政策。
在这个重要关头，白金汉摇身一变，由国王的宠臣变为一时忧国忧民的政治家。他鼓其如簧之舌极力说服国王，同时谋取了国会和人民的支持。他采取一系列步骤，承认国会的权利和权力，让步的程度之大是兰开斯特王朝以来所未有的。都铎王朝不许国会干涉外交事务，詹姆斯则唯马首是瞻，仿效都铎王朝的做法，而这位“宠儿大臣”却邀请上、下两院的议员发表意见。他们立即发表了明确一致的意见。他们说，继续同西班牙谈判有损国王的尊严，违背人民的利益，不符合王子和公主的利益，也违反以前同盟国订立的条约。在这个问题上，白金汉毫不隐瞒他同主子的分歧。他公开明确地说，他只奉行一条政策，而詹姆斯国王则以为能够同时奉行两条不同的政策。他并不总是顺风扯旗，他也要发表自己的主张，宁可承担逆君之罪。
国会看到这种局面大喜过望。此时为即将来临的战争筹集资金是当务之急。詹姆斯和查理亲王在欧洲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要夺回莱茵选侯国。但是国会只要求对西班牙发动海上战争，以便夺取从东、西印度群岛运来的财富。下议院对国王的战争目的持怀疑态度，批准的军费不及国王所需数目的一半，并且对军费的使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
白金汉公爵看风使舵，此时在国会拥有很大的名望。他利用这一点优势打垮了他的政敌财政大臣克兰菲尔德。当时克兰菲尔德已经受封为米德尔塞克斯伯爵，是国内著名的“新贵”之一。他是一个发财致富、登上高位的商人。此时他受到国会弹劾而丢富失宠，锒铛入狱。国会对培根也使用过弹劾权这件武器。他在一六二一年被发现有贪污罪，跌下国务大臣的宝座，被迫缴纳罚款并遭到放逐。在许多重大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之前，这个武器不会弃之不用。当时存在着重大问题，只不过白金汉公爵和他亲爱的朋友查理亲王熟视无睹罢了。
同西班牙的婚事刚一告吹，白金汉便立即考虑去法国为查理亲王找一位新娘。他和查理亲王在前往马德里的途中路过巴黎时，亲王曾经被玛丽·德梅迪西的女儿、路易十三的妹妹昂里埃塔·玛丽亚的迷人娇容所打动。她当时年仅十四岁。白金汉发觉，法国宫廷尤其是玛丽太后欢迎这门亲事。如果查理亲王同新教国家的一位公主结婚，国王就会同国会团结一致。但英国的统治核心从未考虑走这一步。他们认为，除了西班牙公主，可娶的似乎只有法国公主了。英格兰怎么能够单独对付西班牙呢？如果我们不能依靠西班牙，似乎只好团结法国。老国王詹姆斯想看到他儿子结婚，他说他只为这个儿子而活着。一六二四年十二月，他批准了婚约。三个月以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第一代国王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