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明的伊丽莎白女王·第八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伊丽莎白在一五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继承了异母姐姐的王位。她当时二十五岁，尚未处理过国家大事。值得英格兰庆幸的是，新女王通过遗传和教育具备了超人的才能。她的父亲是谁，这是毫无疑问的。
令人敬服的威严、金棕色的头发、伶俐的口齿和自然流露出的尊严——这一切都说明她是亨利八世的女儿。她很快又表现出其他特点：在危难之机勇敢镇定，意志受到违抗之时则更加坚决，精力旺盛，几乎永远不知疲倦。她具有亨利八世的许多嗜好和特长，如酷爱狩猎，善于射箭和使鹰，精于舞蹈和音乐。她能够讲六种语言，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她同她的父亲和祖父一样，生性好动，住址总是换来换去，常常没有人知道她一个星期以后要在哪里过夜。
伊丽莎白在童年时代经历了艰辛，少年时代遭受了不幸。她在父亲生前曾被宣布为私生子，被赶出了宫门。在玛丽统治期间，她本来会由于一时疏忽而丧命，可是她显示了小心谨慎和善于掩饰的本领。她在青年时期就学会了什么时候保持缄默，怎样等待时机，如何充分使用自己的力量。许多史学家认为她优柔寡断、吝啬小气。诚然，这些特点使她的谋士们感到失望。不过，国库从来没有足够的钱支持她的冒险活动。而且，在那个汹涌的时代激流中避免作出不可挽回的决定，有时是明智的。那个时代要求一个国家元首精明狡黠，深谋远虑，具有纵横捭阖的能力，伊丽莎白一一具备了这些特点。她还非常知人善任，赞扬臣民的成绩，批评他们的过错。
伊丽莎白女王头脑敏锐，当时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许多外国使节承认她谈话巧妙灵活、妙趣横生，这是颇有道理的。不过，一阵阵的抑郁感影响着她的情绪，使她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怒气冲天。她的思维令人难以捉摸，态度和言语则往往显得生硬，有时甚至近于粗暴。生气的时候，她甚至打财政大臣的耳光，把拖鞋朝秘书的脸上甩去。她同男子的关系比较亲切，可是她在表面上十分爽朗。一位颇有名望的谋臣说：“她有时比男子还有气概，可是有时连一般女子都不如。”然而，她却有吸引臣民为她效忠的魅力，这一点大概胜过英格兰的任何一位国王。用现代眼光看，朝臣对她奉承阿谀可能有些奇怪，可是她从来没有亏待过人民。她本能地懂得如何获得人民的拥戴。在某种意义上，她和臣民的关系是长期调情的关系。她对全国表示了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表示的温情，臣民对她报以忠诚，几乎达到崇拜的程度。她在历史上留下了“贤明的伊丽莎白女王”的美名，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英国历代国王即位时的局面很少象伊丽莎白即位时这样危险。由于同西班牙的关系，英国丢掉了加来，并且遭到法国的仇视。都铎王朝对苏格兰的政策宣告失败，中世纪法国和苏格兰军事联盟的威胁再次出现。在欧洲天主教世界看来，苏格兰女王、法国皇太子(一五五九年成为弗朗西斯二世)的妻子玛丽比伊丽莎白更有权继承英国王位，她有法国的力量作后盾，颇有希望戴上英国的王冠。苏格兰太后，摄政王玛丽·吉兹奉行亲法和亲天主教的政策。在爱丁堡和巴黎是吉兹家族在掌权。亨利八世逝世以前，英格兰在财政上已经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境地，它在欧洲货币市场安特卫普信用很低，政府必须付百分之十四的利息才能借到贷款。早在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英国货币已经进一步贬值，此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英格兰的唯一正式盟友西班牙由于宗教问题对新政权产生了怀疑。爱德华六世在位时的一名枢密院书记员对伊丽莎白即位时的形势作过评述：“女王经济拮据，王国耗尽财源，贵族贫穷没落，军队缺少优秀官兵，民众混乱，法纪废弛，物价昂贵，酒肉和衣服滞销，我们内部互相倾轧，对外同法国和苏格兰同时作战，法国国王一只脚站在加来，另一只脚站在苏格兰，横跨在我们的王国之上，我们在国外只有不共戴天的敌人，没有坚强忠实的盟友。”
伊丽莎白从小就是新教徒，她是新教义培养出来的优秀典型。她身边聚集了一批最能干的新教徒，其中有即将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马修·帕克、她任命的掌玺大臣尼古拉斯·培根、当时的一流学者罗杰·阿夏姆和首要人物威廉·塞西尔。塞西尔是个善于应付事变的政治家，在萨默塞特和诺森伯兰掌权期间担任过秘书大臣。在十六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中，塞西尔无疑是最杰出的人物。他关心国事，勤于职守，凡事三思而行，判断准确。伊丽莎白凭着知人之能，对他委以重任。她对他说：“我可以肯定，你不会为任何礼物所收买，会忠心报国，同时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影响，能对我直言进谏。”年轻的女王把国务大臣的重担交给塞西尔，他当时只有三十八岁。他们密切合作达四十年之久，直到塞西尔逝世为止。当然，他们在日常接触中有时也发生口角和其它不愉快的事情。
缓和国内宗教矛盾和解除苏格兰的威胁是英国的当务之急。英国在法律上确定为新教国家，玛丽女王为确立天主教的地位而颁布的法律均被废除，国王被宣布为英国的最高宗教首脑。然而，伊丽莎白至此并未克服一切困难。人们在争论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教义和教会的权力，也涉及政权的性质和基础。自从十四世纪八十年代威克利夫运动以来，英格兰社会一直存在着反对教会的一股潜流。由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从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以来第一次有许多人认为，只要自己确信现存的制度是错误的，就有责任反对它。可是教会和国家息息相关，违抗其中的某一方就是对另一方的挑战。自选教义的主张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不合时宜的，正如人们不能自己决定遵守哪条法律、服从哪位地方行政官一样。人们至少在表面上必须服从教会，充其量只能沉默地保留自己的意见。然而，在欧洲的剧烈动荡之中，要人们把想法憋在心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们总是要说话的，私下里秘密交谈，在作品里公开发表意见，这些作品带到哪里，就在哪里引起人们的激情和好奇心。即使规定只有应召议事的人可以合法地议论国是，老百姓仍会仔细阅读《圣经》，用福音书作者和耶稣使徒的话去检验教义，检验教会的统治和各种仪式。
正是在这个时候，清教徒 [ 译者注：英国新教的一派。 ] 登上了英国的历史舞台，成为此后一百年里英国社会的重要角色。他们在理论上和组织上主张民主，而在行动上不能容忍和他们持不同看法的人，并对伊丽莎白女王的政教权威提出挑战。伊丽莎白主张信仰自由，她诚恳地说“不干涉人的灵魂”，但她不敢放任清教徒在教会或国家机构里建立自己的组织。少数活跃的分裂力量能够把她精心纺织的太平社会的细纱一撕两断。必须把清教派从敌人的阵营中挽救出来。伊丽莎白在实践中看到了后来詹姆斯一世在理论上详细阐述的问题：“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她意识到，她的政府如果不控制教会，就无力抵挡欧洲天主教世界的日益高涨的反改革运动。不久以后，伊丽莎白必须一面应付来自国外天主教世界的威胁，一面对付国内清教徒的攻势。清教徒的领导者是玛丽在位时流亡国外的宗教极端分子，他们从日内瓦和莱茵兰的城镇陆续返回英格兰。
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传到英格兰以后立即面目一新。整个社会激烈辩论的新问题，如国内教会同罗马教廷的关系以及同君主的关系、教会未来的组织机构、宗教法、教会财产的利用以及修道院的财产等问题，必须由国会来决定。清教徒不久便在国会里形成反对派，他们毫无保留地发表意见，拥有日益强大的力量。国会的绅士内部则存在着分歧，他们的意见大概只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第一，他们一旦得到修道院的土地，便不想放弃；第二，只要不再发生玫瑰战争，便是万事大吉。在其他方面，他们分为严重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变革已经恰到好处，另一派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变革。这两派后来先后演变为保皇派和清教徒、国教派和非国教派以及托利党相辉格党。由于人们普遍害怕发生王位之争和内战，由于只有国王在政策和法律方面有决定权，两派的分歧才长期处于蛰伏状态。
英格兰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法国军队在支持具有法国血统的苏格兰太后。苏格兰贵族中的一股强大的清教徒势力在受迫害教士的怂恿下，拿起武器反抗太后及法国军队。流亡在日内瓦的约翰·诺克斯 [ 译者注：苏格兰宗教改革家。 ] 猛烈抨击外族统治，强烈谴责“女人的邪恶统治”。他的谴责当然表明，他认为女人的统治是不合理的。伊丽莎白不安地注视着这一切。如果法国势力控制苏格兰，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将是夺取她的王位。由于缺少金钱，伊丽莎白无力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只能派舰队封锁苏格兰港口，防止法国增派援兵。武器和给养从英格兰偷偷地运进苏格兰，交给新教派。诺克斯获准经英格兰返回故土苏格兰，他的说教具有很大效力。英格兰派一支小部队支持苏格兰的新教徒。玛丽·吉兹在这个时候去世。伊丽莎白付出微小的代价，收效却很大。通过一五六〇年的《利思条约》，苏格兰新教派获得了合法地位。法国国内也发生了宗教冲突，同时还必须集中力量对付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帝国。伊丽莎白获得了喘息机会，可以考虑一下以后的问题。
英格兰国家的安全终究要取决于王位的顺利传袭，这似乎是当时人人确信无疑的问题。伊丽莎白女王的婚姻问题非常棘手，已经成为人人关心的政治问题。她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显示出她的坚强而复杂的性格。全国人民深知她所担负的责任。假如她同英国人结婚，她的权威可能会削弱，求婚者之间也会互相残杀。她对诺森伯兰的漂亮潇洒、满怀壮志的小儿子罗伯特·达德利有强烈而持久的爱情，封他为莱斯特伯爵。她从朝臣对此事的反应中看出，在国内择婚必然会引起不幸的后果。这条路是根本行不通的。她在登基的最初几个月里，还必须考虑她的姐夫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求婚。她的姐姐玛丽同西班牙人结婚后遭到了不幸，可是她本人如果同菲利普结婚可能会得到一个强大的朋友，而拒绝婚事则会使他在宗教方面的对立情绪爆发出来。一五六〇年，伊丽莎白的处境暂时好转，因此可以拖延一时，等待时机。同欧洲的某个国王结婚将会使她卷入这个国家的欧洲政策，也会使她被丈夫的敌人所仇视。国会上、下两院恳求独居闺房的女王择夫配偶，生个继承人，结果它们白费气力。伊丽莎白很生气，不听任何人的劝告。她决心独居一生，使人民免于承担联姻带来的义务，同时她利用未婚这个条件吸引求婚者，分化反对她的欧洲联盟。
当时的苏格兰国王是玛丽·斯图亚特。她的年轻丈夫弗朗西斯二世即位不久便与世长辞。一五六〇年十二月，她回到了苏格兰。她母亲的几个叔叔吉兹兄弟不久在法国宫廷失势，她的婆婆卡特琳·德梅迪西取代吉兹兄弟，担任查理九世国王的摄政王。在十六世纪后半期的一段时间里，法国、英国和苏格兰这三个国家均由妇女掌权，不过只有伊丽莎白女王的权力是稳固的。
玛丽·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秉性完全不同，尽管俩人的处境在某些方面有若干相似之处。玛丽也是亨利七世的后代，身居王位，生活在女子为王的罕见时代。她此时居孀未婚。她在苏格兰的出现打破了伊丽莎白通过《利思条约》所获得的微妙的平衡局面。英国贵族中的天主教势力支持玛丽的要求，北方的贵族尤其活跃。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梦想得到她的支持。伊丽莎白了解她的对手，知道玛丽的政治态度不能摆脱感情的束缚。玛丽缺乏伊丽莎白在童年时代的艰难风险中学会的谨慎自制，她的婚姻反映了两位女王的区别所在。伊丽莎白看出并避免了在自己的宫中择臣为夫的危险，而玛丽在回到苏格兰几年之后，使和自己的堂兄达恩利勋爵亨利·斯图亚特结了婚。亨利·斯图亚特是一个体弱傲慢的青年，兼有都铎王族和斯图亚特王族的血统。这次婚姻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封建派系的长期斗争在宗教冲突的刺激下更加激烈，玛丽逐渐丧失了她的权力。她从讲究文明的法国宫廷带来的宠臣不受欢迎，其中的戴维·里奇欧在她的面前惨遭杀害。她的丈夫成为反对派的工具，她气愤之下密谋杀死了他。一五六七年，她同杀害丈夫的凶手博斯韦尔伯爵詹姆斯·赫伯恩结婚。赫伯恩是个好斗的边疆贵族，他那动辄饮血的宝剑也许会保住玛丽的王冠和幸福。后来玛丽斗争失败，身陷囹圄。一五六八年，她设法逃到英格兰，自投伊丽莎白的罗网。
玛丽在英格兰比在苏格兰时构成更大的威胁，她成为谋害伊丽莎白的各种阴谋活动的中心。她的生存威胁着新教英格兰的存在。西班牙的密使偷偷地溜进英格兰，煽动叛乱，拉拢天主教徒。反对宗教改革的各种力量纷纷爆发出来，要摧毁欧洲唯一的、统一的新教国家。如果信奉新教的英格兰被摧毁，其他所有国家的新教似手都会遭到扼杀。第一个措施就是进行暗杀。可是伊丽莎白有忠实得力的仆人。塞西尔的助手、后来同他争权夺势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追捕西班牙密使和英格兰的叛徒。沃尔辛厄姆是个才思敏捷、学识渊博而又积极活跃的新教徒，在玛丽·都铎女王执政期间一直流亡国外，对欧洲政治的了解胜过伊丽莎白的任何一位谋臣。他建立的秘密警察队伍在当时各国无可匹敌。然而，这支队伍再精干也难免有人漏网。玛丽生存一天，危险就存在一天，心怀不满的民众和包藏祸心的人物会利用她本人和她的英格兰王位继承权来废黜伊丽莎白女王。一五六九年，这种威胁变成了现实。
英格兰北部的社会比肥沃的南方原始得多。目空一切、桀骜不驯的半封建贵族感到，他们不仅受到伊丽莎白女王权力的威胁，也受到以塞西尔家族和培根家族为首的大批新贵的威胁，这些新贵在关闭修道院的运动中发了横财，想进一步攫取政权。尤其重要的是，北方和南方在宗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南方主要信奉新教，而北方则仍然是天主教的堡垒。在荒凉贫瘠的溪谷里，修道院一直是社会生活和慈善事业的中心。它们的灭亡导致天主教徒对亨利八世发动“情理的探索”活动，如今又使他们对伊丽莎白的宗教改革进行顽强的抵抗。有人建议玛丽和诺福克公爵结婚。诺福克公爵这个爵位在都铎王朝之前的贵族中颇为显赫，他的懦弱头脑被调转方向，要对准王位进行一场赌博。不过他及时悔悟了。一五六九年，诺森伯兰伯爵和威斯特摩兰伯爵在北方发动叛乱。玛丽被关在塔特伯里镇，由伊丽莎白的表兄、军人亨斯顿勋爵看守。此人是伊丽莎白为数不多的亲属之一，始终对她忠心耿耿。叛乱者快要抢到玛丽的时候，她才被匆忙押往南方。伊丽莎白没有及时认识到当时的危险，她说：“这几个伯爵虽属名门望族，可是力量不大。”叛乱者计划占领英格兰北部，等待王军前来进攻。他们内部互不信任。南方信奉天主教的贵族按兵不动。叛乱者似乎没有统一的行动计划，在北方的山区分裂成许多小股武装，后来狼狈地逃到苏格兰境内。天主教徒反对伊丽莎白的大规模运动的第一幕就此告终。伊丽莎白女王在惨淡经营十二年之后，就完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罗马教廷迅速采取报复措施。一五七〇年二月，曾经担任宗教法庭首席法官的教皇庇护五世下令革除伊丽莎白的教籍。从那时起，欧洲天主教世界的首脑西班牙有了宗教武器，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利用它攻击英格兰。伊丽莎白的力量受到削弱。国会对伊丽莎白女王始终不嫁日益不满，不断恳求她择婚联姻。伊丽莎白对此十分恼怒，气愤之下采取了行动。她开始同卡特琳·德梅迪西谈判，一五七二年四月，双方在布卢瓦结成政治联盟。二者对西班牙都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卡特琳意识到，天主教的法国和新教的英格兰都受到了西班牙的威胁。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局势的发展有利于伊丽莎白。西班牙的薄弱环节是尼德兰，那个富庶地区的好斗居民长期对非利普的统治感到不满，整个地区即将爆发叛乱。《布卢瓦条约》尚未签字，素称“海上乞丐”的荷兰反专制主义者夺取了布里尔镇，叛乱的怒潮席卷各个低地国家。伊丽莎白在欧洲大陆上有了一个潜在的新盟友。她甚至想同卡特琳太后的一个小儿子结婚，条件是法国不要乘机入侵尼德兰。由于巴黎发生一次可怕的事变，这门婚事的可能性消失了。在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的圣巴塞洛缪节前夕，亲西班牙的极端天主教徒吉兹兄弟突然杀害了胡格诺教派 [ 译者注：基督教新教的一派。 ] 的掌权者，夺回了十年前失去的政权。伦敦市群情激愤，英国驻法大使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奉召回国。法国驻英大使入宫就这次事件进行解释时，伊丽莎白女主及其朝臣身穿丧服默然以对。她在履行新教国家女王的职责之后，充当法王之子的教母，同时继续就她和法王之弟的婚事举行谈判。
伊丽莎白没有实现同法国结盟的计划，因此不得不对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和荷兰人提供秘密援助。她的金钱有限，她只有在叛乱者濒于失败之时才能给予帮助，因而成功与否完全在于是否及时提供援助。沃尔辛厄姆已经升任国务秘书，在枢密院里的地位仅次于塞西尔，他觉得这些援助远远不够。他在玛丽统治时期的流亡生活以及在巴黎的多年驻节使他感到，只有英格兰对欧洲大陆的新教给予大量的支持和援助，新教才能在那里生存下来。从长远看，同天主教派和解是不可能的，总有一天要发生战争。他要求在最后的较量到来之前，尽力争取和保持潜在的盟友。
塞西尔反对这一主张，他这时已经成为伯利勋爵。自亨利七世以来，都铎王朝一直同西班牙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阿拉贡的凯瑟琳同亨利八世结婚集中体现了这种关系，商业方面的利益则使这种关系不断加强。西班牙仍然控制着尼德兰的大部分地区，英国同这样的大国亲善友好可以为自己的羊毛和布匹保持很大的市场。玛丽女王同菲利普的婚姻曾在英格兰引起普遍反感。然而伯利勋爵认为，不宜因此采取极端措施，不要参与尼德兰叛乱者反对菲利普的活动。这样的措施会对清教徒极端派火上加油，从而使外交政策掺入危险的狂热情绪。伯利勋爵在一五七二年出任财政大臣，他的态度自此更加强硬。他知道英国财政紧张，担心同西班牙和尼德兰的贸易中断，坚持认为沃尔辛厄姆的政策将导致经济崩溃和灾难。
伊丽莎白倾向于这种看法。她不太愿意支持别国的叛乱者，有一次她用嘲笑的口吻对沃尔辛厄姆说，这些叛乱者就是“你和你的基督教兄弟们”。她对顽固的清教派持不赞许的态度。圣巴塞洛缪节前夕的屠杀使沃尔辛厄姆的主张显得非常正确，伊丽莎白被迫在尼德兰发动冷战，在海上也进行了不宣而战的袭击活动，招致强大的西班牙舰队的进攻。
上述事件对英国政治具有一定的影响。绝大多数清教徒起初愿意遵奉伊丽莎白的教会，企图从内部改造它。他们这时极力迫使政府采取新教的强硬对外政策，同时保证他们的宗教自由。他们在国内拥有强大的力量，在宫廷和枢密院有沃尔辛厄姆之类的同盟者。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莱斯特同沃尔辛厄姆关系密切。在英格兰的东南部各郡和城市，清教徒吵吵闹闹，他们无视伊丽莎白女王的教会机构，开始成立自己的教会，有自己的牧师和礼仪。他们的目标是建立神权专制。他们同天主教徒一样认为，教会和国家应该分开，各自独立。同天主教徒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教会权力应该掌握在长老会手里，长老会应由教徒自由选举，一旦选出，便拥有无限权力，可以在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取代俗权。
对清教徒来说，伊丽莎白控制的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它的包罗万象的宗教法和主教统治制度都是邪恶的，都不符合加尔文对《圣经》的解释。英国国教比较软弱，容易妥协。除了伦敦、各个大学和几个大城市之外，其他教区的牧师在伊丽莎白执政初期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有些牧师为了保住薪俸服从爱德华六世的教会，在玛丽女王统治时期又改变了自己的信念，最后为了糊口只好接受一个乡村法庭所说的“女王陛下规定的教义”。他们略懂拉丁文，几乎连旧版本的布道书也读不下来，他们学识不足，甚至无法作一次象样的布道，他们根本不是挑战者、说教者和粗俗的小册子作者的对手。后一批人具有宗教热情和新观点，能言善辩，不断地把牧师的教徒拉到他们一边，并且向这些教徒灌输新奇惊人的观点，向他们宣传会众有权自行组织教会、自选礼拜仪式和自定教会制度。那么他们难道就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吗？如果在英国不行，在别的国家大概可以吧？英国社会的表面出现了一条裂痕，这条裂痕将扩大为一条很深的鸿沟。路德派同君主配合得比较协调，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权利；而在欧洲取得发展的加尔文派则是一股破坏力量，严重影响了历史的进程。玛丽·都铎统治期间逃往国外的流亡者返回国内，东山再起。英格兰教会和国家内部自此有了一种爆炸性的因素，最后将被这种因素所炸毁。伊丽莎白知道，清教徒大概是她最忠诚的臣民，可是她怕这些人在强烈的冲动之下不仅会引起她所顾忌的对欧战争，也会破坏国内的统一。她和她的政府都不愿放弃一丝一毫的权力，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允许国内发生宗教战争或其他任何动乱。
伊丽莎白女王的枢密院进行了反击。由一批信奉基督教的专员组成的一个机构受权对出版业进行检查。这个机构叫做最高宗教法庭，于一五五九年成立，负责审理触犯教会权威的案件。主教职能和新闻出版审查员职能的这种结合激怒了清教徒，他们成立秘密的流动印刷厂，印出大量言词激烈的匿名小册子。一五八八年，他们的活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印刷了一批署名“马丁·马普雷莱特”的小册子，攻击那些“板着一副瓷砖面孔的主教”本人及其工作。他们使用的激烈生动的语言表明，他们已经深刻认识到应用英语散文体的可能性。小册子中用了许多粗俗、尖刻的形容词，句子象干草车一样笨拙。有一段时间，印刷机就藏在干草车里。最高宗教法庭的暗探侦察了几个月，搜查那些进行秘密宣传的人。后来，印刷机在一个村子的大道上偶然地从干草车里掉了出来，印刷者被捕。可是，小册子的作者却始终投有抓到。
天主教徒也在加强攻势。十六世纪七十年代，不断有天主教传教士从设在法国的杜埃和圣奥梅尔的英国神学院来到英格兰。她们的使命是培养天主教徒的宗教感情，保持英国天主教徒同罗马教廷的联系。他们初到时并未引起政府的不安，伊丽莎白也不相信国内的天主教徒有叛国之意，一五六九年叛乱的失败使她对天主教徒的忠君之心更加确信无疑。一五七九年前后，一批令人生畏的传教士开始渗入英国。他们是反对宗教改革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狂热地维护天主教，不顾个人安危，在接受任务之前受到精心挑选，个个勇于为天主教世界的复兴而献身。他们的敌人指责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暗杀手段。他们当中的头面人物是埃德蒙·坎皮恩和罗伯特·帕森斯。沃尔辛厄姆的密探密切监视着这些人的活动，多次识破他们要杀害伊丽莎白的阴谋。英国政府被迫采取极端的措施。玛丽女王在最后三年的执政期间烧死了三百多名新教徒，伊丽莎白女王在后三十年的统治时期以叛国罪处死了同样数量的天主教徒。
受到长期监禁的苏格兰女王玛丽自然是引起上述阴谋活动的主要因素。如果把伊丽莎白从人世间消灭掉，玛丽就可以继承英国王位。伊丽莎白本人不愿意承认她的生命受到威胁。这些阴谋使英格兰王位由谁继承的问题更加突出。假如玛丽去世，她的儿子詹姆斯将成为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而詹姆斯此时安全地处于苏格兰加尔文派的控制之下。为了避免出现另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女王，必须在耶稣会及其盟友害死伊丽莎白之前除掉玛丽。枢密院中的沃尔辛厄姆及其追随者极力劝说伊丽莎白女王处死玛丽，他们向女王展示了玛丽参与一系列阴谋活动的证据，希望女王不要心慈手软。可是伊丽莎白不愿伤害王室成员。
有些迹象表明，耶稣会教士的使命并非毫无进展。伊丽莎白也不因此匆忙行事，她要等待时机。决定性的时刻马上来到了。一五八四年仲夏，反抗西班牙的荷兰新教徒领袖威廉在德尔夫特镇的家中被一个西班牙爪牙刺伤，生命危殆。这次暗杀在英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沃尔辛厄姆要除掉玛丽的主张极为有利。由于伊丽莎白纵容英国海盗袭击西班牙船只，西班牙人早就对她怀恨在心，此刻则怒不可遏。一旦西班牙人在尼德兰恢复秩序，那里将成为他们对英格兰发动总攻的基地。伊丽莎白因此被迫派莱斯特率军前往荷兰，防止荷兰叛乱者彻底垮台。
一五八五年，信奉新教的贵族自动联合起来保卫伊丽莎白的生命。第二年，一个叫安东尼·巴宾顿的英国天主教徒策划的阴谋被揭穿，沃尔辛厄姆在枢密院摆出了证据。他的一个侦探打入密谋者内部已有一年多。密谋者得到玛丽的默许，这是不可否认的。伊丽莎白终于被说服，认识到处死玛丽是完全必要的政治措施。经过正式审讯，玛丽被判有叛国罪。国会请求将她处死，伊丽莎白终于签署了死刑判决书。不到二十四小时，她又懊悔起来，企图取消死刑，可是已经晚了。她知道处死玛丽对她的王国的安全是必要的，可是一想到自己要对处死另一位女王承担责任，不禁又感到害怕。她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不应该由她作出处死玛丽的最后决定。
玛丽就刑的场面引起了史学家的极大兴趣。一五八七年二月八日早晨，她被召到福瑟林盖城堡的大厅里，由她的六名随从陪伴着，等待英格兰女王的官员到来。附近乡下的绅士们纷纷赶到刑场观看处决。玛丽穿着肃穆的黑缎子衣服在预定的时间出现了。在静静的大厅里，她迈着庄重的步伐走向壁炉旁边用布盖着的断头台。庄严的仪式很快结束。彼得博罗大教堂的教长企图使玛丽在临死的时刻皈依新教，玛丽严肃地驳斥了他的大声规劝。她说：“教长先生，我是天主教徒，死也要象个天主教徒的样子。谁也无法动摇我的信念，你的祈祷对我也不起作用。”
玛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精心地打扮了一番。她在准备就刑时由哽咽着的侍女脱去黑缎子长袍，露出猩红色天鹅绒的紧身围腰和衬裙。一名侍女递给她一对大红袖套，她戴到袖子上。这位不幸的女王身着红装站在断头台上，后面是黑色的背景。大厅里只听得嗖的一声，玛丽双腿一软跪了下去。刽子手又砍了一下，大厅里呆若木鸡的人群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随着死神的降临，玛丽要当英格兰女王的迷梦破灭了。刽子手把一个戴着假发的成年妇女的首级提了起来。从裹着血淋淋尸体的衣服里，爬出了一只叭儿狗。
玛丽的死讯传到伦敦以后，街上燃起了一堆堆篝火。伊丽莎白独自坐在自己的屋子里流泪，不过与其说是为一个女性的死亡而难过，不如说是为一个女王的厄运而悲伤。她设法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各位谋臣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