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的斗争·第七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亨利八世的感情和权欲推动了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他仍然认为自己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可是他的几个信仰天主教的妻子却没有为他生下儿子。阿拉贡的凯瑟琳生了后来的玛丽女王，安妮·博林生了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而信奉新教的简·西摩却生了个男孩，他后来成为爱德华六世。亨利八世和全国人民十分担心发生王位之争。他主要出于保卫唯一的嫡子王位的愿望和责任感，在执政末期不仅同罗马决裂，同自己的一贯宗教信仰决裂。然而，诺福克天主教集团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大部分权势。他们的亲戚凯瑟琳·霍华德可以被处死，他们的诗人萨里可以被押上断头台，修道院的土地可以被没收，《圣经》可以用英文印刷，可是他们在亨利统治期间对改革派毕竟起到了遏制作用。亨利限制了克兰默对教义的改革，基本上维护了在宗教方面以温切斯特主教斯蒂芬·加德纳为代表的诺福克集团的利益，同他们取得了积极的谅解。他希望自己在执政和择偶方面能无拘无束，然而，他认为没有必要改变他的臣民生来就熟悉的宗教信仰和礼仪。
新国王即位以后，出现了一股更强大的潮流。年幼国王的保护人兼首相是他的舅舅、新受封的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此人和克兰默开始把亨利八世的政治改革变成宗教革命。他们把德意志、瑞士甚至波兰的学者请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任教，以便向新一代教士灌输革新的教义。克兰默以流畅优美的英文写出了《祈祷书》，国会在一五四九年予以批准。萨默塞特倒台以后，《宗教四十二条法规》和第二版《祈祷书》问世，英格兰在它们有效期间成为新教国家，至少在名义上如此。萨默塞特和克兰默都是严肃认真的人，至于他们要求全国接受的宗教观点，他们自己也坚信不移。人民大众对于宗教斗争则不甚了解，也不关心；也有许多人坚决反对外来的宗教观念。
萨默塞特只是亨利任命的摄政团成员之一，他的摄政王地位既荣耀又危险，这一地位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先例。嫉妒他的人不计其数，连他的弟弟海军大臣托马斯·西摩也有野心。脸色苍白的爱德华六世患结核病，难以久留人世。下一个信奉新教的王位继承人是伊丽莎白公主，她和凯瑟琳·帕尔夫人住在一起。凯瑟琳·帕尔夫人是亨利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幸运的一个妻子，她现在已同海军大臣托马斯·西摩结婚。托马斯·西摩认为在妻子逝世之前向年轻的伊丽莎白公主求爱未尝不可，于是在她的卧室里同她嬉戏，引起了流言蜚语。托马斯·西摩阴谋反对他哥哥的证据被人发现，他哥哥摄政王不得不在一五四九年一月判处他死刑，把他送上伦敦塔内的断头台。于是，摄政王萨默塞特渡过了新国王统治时期的第一次危机。
农村的失望和不满情绪比来自个人的威胁更加危险。英格兰中世纪时期的生活和经济结构迅速解体。地主发现羊毛生产有巨利可图，而分布成带状的村落则妨碍他们的事业。几十年来，地主同农民之间的斗争连续不断，农民的利益逐渐受到侵犯，最后被彻底吞噬。公地被私人占有、圈起或变成牧羊场。修道院的解散清除了旧制度中最强大、最保守的势力，推动了已经开始的经济变革。圈地活动不断增加，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不满。在某些地区，多达三分之一的可耕地变成了牧场。新贵们趁修道院解散之机塞满了腰包，可是仍然贪得无厌，人民对他们怒目而视。
萨默塞特必须应付英格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国内不但普遍存在失业问题，亨利实行的货币贬值也引起了重重困难。休·拉蒂默一五四八年在圣保罗十字架前所作的“关于田地的布道”是对都铎王朝的有力抨击。他说：“过去人们富有同情心，现在却毫无怜悯之情。他们的同胞将要冻死街头，他们自己也将病倒路旁，在饥饿中死去。过去，伦敦的富人临死时，捐款给大学的学者作为奖学金，这已成为惯例，任何人临死时都要捐赠巨款赈济穷人。……现在人们的善心早已无影无踪，无人帮助学者，更没有人赈济穷人。上帝的教诲已经为人所熟知，许多人认真研究，努力阐述，可是没有人帮助实现这些圣训。”一五四九年春天，拉蒂默又作了一系列布道抨击时弊，论述“人类造成的可怕的、不祥的贫穷状态”：“地主们，新贵们，你们每年的所得未免太多。……先生们，老爷们，我谨奉劝一句：这对国王是不光彩的。只有臣民受到上帝的真正教诲，只有我们的国家不断前进，贫困得以消除，我国的原料得到充分利用，使老百姓免于投闲置散，而能勤于劳作，这才是国王的荣誉所在。如果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国王的荣誉代表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那么牧场主、圈地者和地主则毁坏了国王的荣誉，因为原来许多家庭居住的地方现在只有一名牧羊工和他的牧羊狗了。老爷们，先生们，这种行径显然是要奴役自耕农。牧羊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增加了你们的个人财富。你们过去的财产已经太多，现在却又成倍地膨胀。哪怕教士们磨烂了舌头，也不能改变这种趋势。”
萨默塞特身边的人通过拉蒂默所谴责的手段大发横财。他本人同情农民，组织专门委员会调查圈地问题。这种措施反而加深了不满情绪，鼓励被压迫的民众起来为自己的命运而斗争。国内爆发了两次起义，西南地区信奉天主教的农民起来反对《祈祷书》，东部各郡的乡下佬奋起反抗地主的圈地活动。这对萨默塞特的政敌是个有利的把柄。一五二四年至一五二六年间，德国在宗教改革之后发生了残酷的农民战争，城乡贫困阶级在宗教改革家茨温利的带领下起来反抗压迫他们的贵族。一五四九年，英格兰似乎也要发生同样的情况。外国雇佣军镇压了西部的起义，诺福克郡的起义则有较大的声势，为首的是制革作坊主罗伯特·凯特。他在诺里奇城外的穆斯霍尔德山上建立了司令部。那里聚集了一万六千名农民，统统住在树枝盖顶的茅屋里。在一棵高大的橡树下，凯特连日审讯掠夺穷人的乡绅。起义者并不杀人，只是把乡绅圈占的公地归还公众，夺取地主的牛群和羊群。地方当局失去了权力，据说萨默塞特也认为起义者的呼声是正当的。混乱局势发展到约克郡，并且立即冲击英格兰中部。
亨利七世的代理人之子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他在亨利八世发动的对法战争中显示了军事才能，并且很注意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和动机。他自私自利，精力充沛，拥有万贯家财。此时他奉命率军镇压凯特的起义部队。政府感到自己在军事上虚弱无力，允诺无条件赦免起义者。凯特有所动摇。皇家传令官来到他的营地，可是一件意外的小事招来了大祸。凯特站在橡树旁考虑会见沃里克的对策时，一个顽皮的孩子“以粗俗的动作和无礼的言词”惹怒了传令官一行，立即被他们用火绳枪打死。这次枪杀事件使起义者怒火万丈，于是双方打了起来。沃里克的王牌部队是德意志雇佣军，他们枪法准确，摧毁了农民军的阵列。农民军有三千五百人被击毙，没有伤员。少数人躲在一排农用马车后面，保全了性命，缴械投降。凯特被俘，在诺里奇城堡被绞死。沃里克凭着偶然的事件博得了能者的大名。
萨默塞特的敌人认为自己为恢复秩序立下了功劳。他们把东部的起义归咎于他组织的圈地问题调查委员会，把西部的起义归罪于他的宗教改革。他的对外政策迫使苏格兰人同法国人结成联盟。他丢失了亨利八世夺来的布伦。沃里克成为反对派的领袖。这个反对派有“伦敦诸勋爵”之称，他们商讨措施反对摄政王。没有人采取行动支持摄政王，因此反对派顺利地夺取了政权。萨默塞特在伦敦塔内关了一段时间，出来以后失去了一切权柄，不过仍然可以参加枢密院。后来形势越来越坏，发生支持他的暴动的危险也越来越大。一五五二年一月，他打扮得象要参加国宴一般，被押上了伦敦塔内的断头台。这个仪容大方、心地善良的人要纠正亨利统治时期留下的弊病，结果遭到彻底失败，成为他所得罪的那些凶狠的利益集团的牺牲品。英格兰人民久久不能忘怀这位“好心的公爵”。
萨默塞特以后的执政者无所顾忌，成就当然更小。弗劳德 [ 译者注：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 ] 写道：“传统的制度化为乌有，人民备受痛苦，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导致了我们国家的分裂。面对这一切，善于思考的英格兰人一定会在脑子里划一个问号：他们从宗教改革中得到了什么好处？……政府贪污腐败，法庭贪赃枉法，商人损人利己，民众揭竿起义。在廉洁纯正的人当中，佼佼者仍然站在宗教改革一边。”有名无实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已经十五岁，病弱不堪，心肠冷酷，自命不凡。他在日记中提到了舅舅的死亡，但是没有写下任何感想。
沃里克成为诺森伯兰公爵，他的政府在反对社会动荡的斗争中统一了步调。在他掌权的三年里，统治阶级的贪婪暴露得淋漓尽致。改革教义只是进一步没收教会土地的借口，新主教上任必须交出部分主教领地。爱德华六世成立的以拉丁语为主课的中等学校，是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以没收的教会土地资助教育事业的宏伟计划的开端。托马斯·莫尔说，所谓政府“就是富人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巧取豪夺的阴谋手段”，这个定义非常适合英国这几年的状况。
这个时期有一项引人注目的冒险事业，它使英格兰同东欧的一个新兴大国建立了关系，那时人们称这个大国为莫斯科维，后来称之为俄国。一些英格兰人产生了一个念头，想经过北冰洋找到一条从东北方向到达亚洲的路线。在亚洲北部的沿海地区，也许会有人购买英国的布匹和其他产品。早在一五二七年就有一本小册子阐述过这种观点，其中的一句话尤其引人注意：“没有不能居住的土地，也没有不能航行的海洋。”一五五三年，从事商业冒险的莫斯科维公司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次探险。公司经理是塞巴斯蒂安·卡伯特，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海员，五十年前曾随父亲远航纽芬兰。五月，休·威洛比和理查德·钱塞勒率领三只船扬帆远航。威洛比和他船上的全体人员在拉普兰附近遇难，钱塞勒在阿尔汉格尔过冬，开春时到达莫斯科的伊凡大帝宫中。德意志的汉萨城镇联盟垄断了北欧的贸易，阻止英格兰商人在那里活动。此刻，这种垄断已被打破，英格兰开始同俄国进行贸易。后来钱塞勒再次出航俄国，不幸在苏格兰附近遇到风暴，船沉人亡。他的另一个朋友安东尼·詹金森继续进行他的事业。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时期，詹金森三访俄国，成为沙皇的密友。他沿着马可·波罗走过的丝绸之路到达土耳其斯坦境内的布哈拉，还到过波斯，使英格兰的国旗首次在里海的上空飘扬。不过，这些探险活动并非发生在爱德华六世和他下一代国王的统治期间，而是属于一个更伟大的时代。
根据一五四三年制定的《王位继承法》，爱德华六世的继承人是阿拉贡的凯瑟琳所生的女儿、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公主。诺森伯兰可能为将来而担心。他企图以伊丽莎白代替玛丽。伊丽莎白已经十九岁，按她的年龄来说算得上谨慎老练，她拒绝卷入这样的计划之中。诺森伯兰孤注一掷地策划了一场阴谋。亨利七世的小女儿同萨福克公爵结了婚，他们的后嗣被亨利八世定为王位继承人，按顺序排在亨利八世自己的孩子之后。在萨福克的孙子和孙女中，最大的是十六岁的简·格雷小姐。诺森伯兰公爵把她嫁给了自己的儿子吉尔福德·达德利。年轻的爱德华六世去世后，军事政变已经不可避免。玛丽公主已经三十六岁，她尽量避免同诺森伯兰公爵打交道。爱德华六世病重时，她躲在诺福克公爵的领地，拒绝去见行将就木的弟弟。一五五三年七月六日，爱德华六世驾崩，简·格雷在伦敦被宣布为女王。这一宣告遭到强烈的反对，因为诺森伯兰公爵在全国积怨甚深。老百姓纷纷站在玛丽一边，枢密院成员和伦敦市当局也顺应这股洪流。诺森伯兰公爵成了孤家寡人。玛丽在八月份带着伊丽莎白来到伦敦。简·格雷和她的丈夫被关进伦敦塔。诺森伯兰公爵屈膝求饶，说自己是始终不渝的天主教徒，曾经对新教徒给予致命的打击。可是他无法逃脱可耻的下场。他对以前的一位同事写道：“有一句至理名言：好死不如赖活。如果女王陛下愿意让我活着该有多好，哪怕是赖活着也好。”这段话完全可以作为他的墓志铭。
玛丽女王大概可以说是英国国王当中最不幸和成就最少的人。她是阿拉贡的凯瑟琳和亨利八世所生的孩子中唯一的幸存者，在亨利执政初期长大成人，享受了王储应该享受的一切礼仪。她曾先后同法国王储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继承人订婚。她和母亲一样，是个虔诚的教徒，母亲的离婚以及英格兰同罗马的决裂给她带来了悲剧和灾难。国会法案宣布她为私生女，她还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内心充满着爱父之情和虔诚信仰的矛盾，她的异母妹妹和异母弟弟在宫廷里比她得宠。爱德华六世在位时，她一直是在小教堂里和她的忏悔神父身边寻找慰藉，因此，不言而喻，伦敦的新教统治集团对她怀着畏惧的心情。她有西班牙血统，并同神圣罗马帝国大使雷纳德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她的登基预示着，英格兰将同神圣罗马帝国恢复关系并结成政治联盟。
可以肯定，除了宗教问题之外，玛丽在其他方面是仁慈的。她接受了低声下气的谋臣和官员的效忠表示。他们当中最有手腕的是威廉·塞西尔，此人在玛丽统治期间一直是政府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前程在玛丽的下一代国王统治期间则更加远大。伊丽莎白公主处事周到，她下令在她的住处举行弥撒，避免同受到怀疑的人来往。
玛丽巩固了自己的王位之后，便着手实现她的夙愿——重返罗马教廷的怀抱。亨利八世统治末期的诺福克派成员之一、温切斯特主教斯蒂芬·加德纳是她的能干而充满热情的仆人。改革派国会颁布的宗教法案均被废除。可是有一点是玛丽无法做到的，她不能把分给贵族的教会土地再收归教会。都铎王朝的权贵们愿意去做礼拜，然而却不愿意丢掉新得到的土地，即便他们愿意，玛丽也有难办之处。她从未意识到，老百姓把天主教视为外来势力的影响，这种看法在伦敦尤为强烈。他们是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接受这种宣传的，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有了这种看法。他们手里有英文版的《圣经》和英文的《祈祷书》，信仰革新的教义。这种信念虽然是表面的，却很广泛。新教的领油逃到日内瓦和德意志莱茵兰的城镇。伦敦发生了骚乱，加德纳的生命受到威胁。他白天穿着甲衣，夜晚有一百人守卫。有一次从女王卧室的窗外扔进来一只死狗，这只狗的脖子上系着绳索，耳朵被剪短，身上系着一张写明英格兰的教士应该全部绞死的纸条。
玛丽的择偶是最紧迫的问题。下议院主张她同约克王族的后裔德文伯爵爱德华·考特尼结婚，可是玛丽打算在国外选择婚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使节雷纳德动作迅速，玛丽答应同查理五世的儿子、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结婚。亨利八世在位时的一位诗人之子托马斯·怀亚特爵士策划以武力阻止这门婚事，考特尼在西部组织了反对玛丽的阴谋集团。同西班牙联姻的消息从宫廷走漏出去，到处传说要审判异端，还说西班牙军队要进驻英国。下议院派代表谒见玛丽，求她不要违背民意。玛丽有都铎王族的固执特点，却丝毫不具备他们的政治头脑。此时她梦寐以求的是，天主教的英格兰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结成亲密的联盟。
人们注视着伊丽莎白公主的举动，她隐居在哈特菲尔德静观时局。英国的王位继承问题对欧洲各国至关重要，法国大使诺阿耶开始进行只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活动。当时瓦卢瓦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进行着使欧洲备受折磨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英格兰站在哪一边是决定胜败的因素。伊丽莎白的举动引起人们的种种推测，有人说她请法国人出谋献策。有人暗示说，她可能和考特尼结婚。局势发展得很快，考特尼突然在西部发动叛乱。玛丽同西班牙的菲利普订婚的消息一经宣布，英格兰南部便再次发生叛乱。托马斯·怀亚特爵士在肯特拉起队伍，慢慢向伦敦推进，沿途不断招兵买马。伦敦陷入一片慌乱之中，市民们担心自己的家宅受到洗劫。玛丽知道她没有赢得人民的支持，对他们感到失望和不满，然而她并不畏惧。如果怀亚特进入伦敦，她想充当天主教女王的野心就会成为泡影。她在吉尔德厅 [ 译者注：伦敦市政府会议厅。 ] 发表了一次振奋人心的演说，号召伦敦人奋起保卫她。叛乱者中间存在着分歧。考特尼领导的叛乱遭到惨败，怀亚特为此感到失望。肯特郡叛乱者的目的是强迫玛丽答应他们的条件，而不是要废黜她。伦敦四处发生巷战，玛丽女王的军队歼灭了叛乱队伍。怀亚特被处决。叛乱的结局确定了简·格雷和她丈夫的命运，一五五四年二月，夫妇俩镇静地走上了伦敦塔内的断头台。
伊丽莎白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怀亚特曾宣布她和叛乱无关，可是她是唯一有权争夺王位的人，西班牙人要求在他们的王子同玛丽结婚之前处死伊丽莎白。玛丽杀的人已经够多了，任凭雷纳德极力劝说，她仍然不肯夺去异母妹妹的生命。雷纳德在给主子的信中写道：“伊丽莎白女士今天被关进了伦敦塔。据说她怀孕了，因为她和她的母亲一样，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一旦她和考特尼去世，英格兰就无人争夺王冠和烦扰玛丽女王了。”伊丽莎白性命难保，她决定象她母亲那样，要求用刀砍头。她以大无畏的精神激动地否认同考特尼或怀亚特的反叛活动有任何牵连。玛丽大概相信了她的话。不管是否如此，几个月以后她获得释放，被送到伍德斯托克。她在那里虔诚地过着与外界隔绝的恬静生活，等待命运之神的惠顾。
到了夏天，菲利普渡海北上来到英格兰。玛丽到温切斯特去迎接她的新郎。一五五四年七月，他们以天主教的仪式和十六世纪的国王所能享受的一切威仪举行了婚礼。加纳德已经不在人世，代替他的是英格兰红衣主教雷金纳德·波尔。波尔的家族被亨利八世屠杀并剥夺一切权利，他一直过着流亡生活。教皇的这位代表不仅是红衣主教，也是王室的一位亲王，他是玛丽的堂兄弟，也是“虚伪、做伪证、昙花一现的克拉伦斯”的孙子。他生活简朴，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此时他作为教皇使节来到英格兰，和雷纳德一起为玛丽女王出谋献策，要把英格兰强行拉回天主教的怀抱。
玛丽杀害了英国最高贵的臣民，在信奉新教的英格兰留下了“血腥女王”的丑名。多少世代以来，英国人在童年时代就从福克斯所著的《英烈传》及其插图中了解到那些高贵者英勇牺牲的悲壮故事。一五五五年在牛津发生了活活烧死新教主教拉蒂默和里德利的著名事件。年迈体衰的克兰默大主教令人可怜地放弃信仰，最后在一五五六年三月英勇牺牲。这一切在英格兰是人人皆知的历史常识。这些烈士的英勇牺牲使许多对这场斗争抱冷漠态度的人站到新教一边。
这些主教认为，他们的血不会白流。他们在火刑柱前说出了感人肺腑的千古名言。拉蒂默在劈啪爆响的火舌中喊道：“里德利主教，请不要难过，要象个男子汉的样子。上帝保佑，我们今天将在英格兰烧起永不熄灭的火炬。”
玛丽女王努力把英国的利益同西班牙的利益结合起来，结果徒劳无益。她同菲利普结婚是为了保证英国信奉天主教，为了这个理想，她丧失了自己可以得到的一点点个人幸福，她作为西班牙国王的妻子，不顾英格兰的利益，也不听波尔红衣主教等谋臣的谨慎忠告，介入对法战争，致使英国在大陆上仅存的加来堡垒毫无抵抗地丢掉了。这是英格兰的国耻，也是英格兰失去中世纪的力量和荣耀的标志，这使人民感到耻辱，也使玛丽感到内疚。玛丽希望生一个孩子，以保证天主教在英格兰的地位，结果未能如愿以偿。单凭一种成就并不能消除她的忧郁之感。她在位期间确实有一些成就，人们对它们没有记载，也没有任何赞扬，它们甚至很少引起史学家的注意。在玛丽的短暂统治期间，朝臣们进行了紧缩开支和厉行改革的运动。她逝世的时候，大臣们已经基本扫除了诺森伯兰政权遗留下来的贪污腐败和铺张浪费的弊病。
菲利普对毫无结果的政治计划不太关心，也有些失望，因此前往尼德兰，然后回到西班牙。玛丽陷入离心倾向和不满情绪的汪洋大海之中，身体垮了下来。一五五八年十一月，她因病逝世。几个小时之后，她的助手波尔红衣主教在兰贝思宫里与世长辞。她的统治作为一段悲剧性的插曲已经结束，英格兰人民从天主教到新教的转变就此大功告成。
起初，新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大陆只是反抗天主教会弊端的局部斗争。几年以后天主教会进行了内部整顿，于是这种反抗的动机便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北欧民族对罗马教会整个机构的反叛。这种反叛颇为强烈，似乎同人类思想的发展背道而驰。基督的启示可以带到遥远的未来，到那时再也不需要清规戒律来改造人了。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利用清规戒律改造古代世界的野蛮征服者曾经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在亨利八世以前，贵族之间存在着纠纷，国王同教会之间也有斗争，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也有冲突，但他们有共同的普遍准则。中世纪的弊端和苦难持续了很久，它们似乎是灾难深重的社会所无法避免的客观条件。谁也不能对此提出一点补救措施，也不能为人们寻求任何慰藉。可是宗教改革却带来了一种新的力量，它动摇了英格兰社会的基础，鼓励各阶层人士起来反对旧制度，举起了各个阶级愿意为主献身或采取非常手段的战旗。几个世纪以来饱经风霜的旧制度被一次大分裂断送了。从此，所有其他的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得到排解和缓和，人民在冲突和苦难中取得一致，制度获得统一。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所有欧洲国家都将象英格兰那样加入支持或反对新教改革的阵营。
我们今天很难衡量这场运动的剧烈程度。它在英格兰的破坏性比在德意志和法国小，因为它在较早阶段就已达到高潮，而且处在都铎王朝的有力统治之下。尽管如此，克兰默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进行的教义改革和加德纳·波尔及其追随者在玛丽统治期间进行的反改革却把英格兰人投入十年可怕的动荡之中。英格兰的市民、农民和组成英格兰民族的其他各个阶层，根据以爱德华六世的名义下达的命令沿着一条生路前进，后来又在玛丽女王的命令下朝原来的方向退回去。凡是接到爱德华六世的命令原地不动或者接到玛丽的命令不改变方向的人都可能面临断头台或火刑柱的威胁。就这样，新英格兰战胜了旧英格兰，后来旧英格兰经过可怕的反击又兴盛一时。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之下，新旧两种制度在殊死搏斗的痛苦中实现了和解。它们的斗争没有停止，可是激烈的程度受到了限制，所以它对我们的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没有构成严重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