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形国会·第十七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亨利三世统治的末年虽是多事之秋，但对英国政体的发展却有重大的影响。这个时期大概可以称为英国议会制的萌芽时期，尽管没有哪个播种者能够预见到以后的收获如何。改革委员会郑重其事地开始了工作。它的建议在一二五八年列入了《牛津法规》。
这个法规在一二五九年用《威斯敏斯特法规》加以补充。这次贵族运动不仅仅是对客卿的不满，因为这两个法规反映出，他们的注意力同大宪章中所关心的问题有明显的区别。大宪章主要是解决一些法律问题，而《牛津法规》涉及的则是国王听从谁的忠告以及任用什么样的官员这个重要问题。《威斯敏斯特法规》的许多条款所限制的不是国王的裁判权，而是贵族的裁判权。亨利二世取得的成果此时已显现出来：国家日益强大，全国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地位，也更有自信心。全国显著地加强了法制，法官和官员在各地协助下更加频繁地四处巡视，促使地方的骑士加强政治责任感，并学会掌管政务。这些因素在十三世纪就发挥了它们的效力，并决定了以后的英国政治制度。
贵族的基本要求是，国王今后应该通过一个“十五人委员会”进行统治。这个委员会将由四个人选出，两人是贵族代表，另外两人是王室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国王用英语和法语发表声明，表示同意这项要求。这一声明是征服者威廉时代以来用这两种语言发表的第一个正式文件。西门·德·孟福尔领导和控制的这个委员会曾一度统治了这个国家。委员会成员互相约束，分别担任高级行政职务，把具体的管理工作分派给下级官员。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可取的办法。权贵们在确保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权利(他们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全民的权利)之后，不想把权柄交给他们当中的一两个人。由贵族政治家组成的内阁监督那些训练有素而无政治地位的下属官员。这个制度具有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并且在它的发展史上多次达到高峰。
“国会”一词正是此时流行起来的。一〇八六年，征服者威廉在开始财产登记之前，同贤人会议的成员进行了“深刻的会谈”，拉丁文叫做“讨论会”(COLLOQUIUM)；十二世纪时，国王和手下的要人商讨问题则通称为“考勒奎”(COLLOQUY，讨论之意)。“为讨论王国内部的重大事务”而专门举行的“考勒奎”可以称为“国会”。但这个词多半指的是一个由官员和法官组成的常设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在威斯敏斯特接受请愿，纠正冤案和监督法律的执行情况。到了十三世纪，“国会”一词成了两个联合起来而又迥然不同的机构的总称。
如果把它们的职能译成现在的说法，可以说，第一种大会解决政策问题，第二种大会解决立法和执法问题。现在对于一次国会会议开幕词的讨论很象过去的“考勒奎”，而过去“国会”的活动则很象现在的国会委员会审议一项法案。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甚至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都不能根据预料得出两种大会必然合并的结论。英格兰政体似乎将象法兰西政体那样发展，由国王和政务会掌握行政实权，而原来的达官显贵则降到普通贵族的地位，“议会”只是法律问题的情报交换所。但是，我们的历史并没有朝这条道路发展。首先，达官显贵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成功地控制着政务会，使它代表他们的利益。其次，英格兰各郡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它们在威斯敏斯特的代表将不断扩大影响。若非在西门·德·孟福尔的有力推动下，这些力量可能就不会协力缔造持久的立法大会。
亨利三世、他的臣属以及和他们有关的庞大的外籍势力集团并不愿意长期受到两个法规的束缚，他们做好一切准备，要夺回失去的利益。一二五九年，亨利三世在巴黎同法国签订和约之后，满怀得到外援的希望回到国内。对所有希望王权强大的人来说，他的儿子爱德华已经成为灿烂的北斗，其支持者来自伦敦和其他城市的骚动的穷苦阶层。贵族的胜利并没有满足名副其实的革命热情，难以遏止的新思想又活跃起来。西门·德·孟福尔值得称道的一点是，他没有满足于贵族对国王取得的胜利，而是立即转身对付贵族——既然国王受到约束，贵族在自己的领地内也应该尊重百姓的利益。在这些问题上，为贵族达到最高地位发挥重要作用的中间阶层提出了不可忽视的要求。可以认为，青年骑士代表了乡绅的愿望。他们组成了自己强大的联盟，叫做“英格兰青年骑士团”。西门·德·孟福尔成为他们的支持者。不久，他又抨击贵族滥用特权，并且想把王政改革扩大到贵族领地的范围。他向统治英格兰西南部和威尔士南部的格洛斯特伯爵理查德单刀直入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还使政务会颁布了一项法令，明确规定诸侯服从国王，而国王的权力又在政务会之下。不过他没有强调后一点。这是一种新型的专制，是联邦专制。这些大胆的新思想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因为这种专制不可避免地通过一个人或一个领袖来实行。这些因素使贵族彻底分裂，国王和勇敢的埃德蒙王子乘机利用他们的全部力量打击分崩离析的对手。父子二人感到，大显身手的时机已经来临。
教皇解除了亨利三世关于接受《牛津法规》和《威斯敏斯特法规》的誓约之后，亨利便在一二六一年的复活节罢免了贵族任命的官员和大臣。其时已有两个争夺权力而互相干预的政府。贵族召集各郡代表到圣奥尔本斯开会。亨利国王则召集他们到温泽去，双方都想赢得广泛的支持。贵族在各地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他们之所以没有采取过激行动，是因为格洛斯特对德·孟福尔持反对态度。一二六二年七月格洛斯特逝世后，贵族便开始奉行德·孟福尔的偏激政策，内战随之而起。西门及其积极活跃的几个儿子、大约一半的贵族、当时已经存在的中间阶层和强大的威尔士盟友严阵以待国王的挑战。
西门·德·孟福尔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他采取的政策并非必然地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和他从小所受的教养。有些人不以为然地说，他对自己的行动之根本意义并无明确的认识。诚然，他建树这些业绩时，尚未完全看出其伟大意义之所在。到一二六三年九月，反对他的活动已经明朗化，因为他的功绩过于显赫。爱德华利用贵族的不满情绪，迎合他们对个人封建利益的关注，挑动他们嫉妒德·孟福尔，通过这些手段纠集强大的保皇势力。一二六三年九月，德·孟福尔被迫同意请法兰西国王路易裁决。裁决的结果对他很不利。路易忠于自己的帝王阶级，所以他保护英格兰国王的特权，宣布两个法规是非法的。路易在生前就已成为圣人，因而他的这一裁决是很重要的。不过，对峙的双方已经诉诸武力了。封建主基本上支持国王，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平民和宗教改革派，尤其是圣芳济会教士，则支持德·孟福尔。许多城市制定了新的控制措施，以摧毁城市寡头政治集团对国王的支持。一二六四年夏天，德·孟福尔再次南下，解除亨利三世和爱德华对辛克港施加的压力。
亨利国王和爱德华王子以优势兵力在苏塞克斯迎击德·孟福尔。一场激战在刘易斯打响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次战斗是埃奇希尔大战的序幕，爱德华同四百年后的鲁珀特一样，骁勇无比，对敌人穷追不舍，但在返回战场时，却发现败局已定。富有战斗经验和指挥艺术的西门利用复杂的地形设下圈套，当他的中央阵地被突破时，他布在两翼的重甲骑兵便向国王的大部队进行夹攻，粉碎了一切抵抗力量。西门曾经摔落马下，因而此时他在军中经常乘坐一种象十八世纪的将军马车那样富丽堂皇的肩舆。为了安全，他把两三个人质也放在肩舆里。威尔士人把肩舆围在中央。肩舆上面还有许多旗帜和标识表明他的所在。爱德华王子经过一阵冲杀之后，缴获了肩舆，杀死里边两名倒霉的己方人质。这时，国王和他的宫廷人员以及重要的支持者已被德·孟福尔俘虏。等到斗志旺盛的王子返回来时，同样的厄运在等待着他。
此时，西门·德·孟福尔已是整个英格兰的主宰。如果他象现代几个欧洲国家那样，残酷地集体屠杀他所控制的人，他就可以长期称雄于英格兰。在那个时代，有些事情虽然很残酷，但还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对于不惜冒生命危险进行权力之争的人来说，并非只能采取残酷手段；武力固然有效，但也不是万能的。西门同被俘的国王和战败的一方签订了协议。根据协议，国王和王子受到严格的约束。但国王的权利在原则上仍然受到尊重。国内的各派力量基本上实现了平衡。从西门的行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不仅已经感到反对派的强大力量，而且希望最终和他们联合起来。由于国王在他手里，他可以利用国王的权力控制贵族，建立更广泛、更有效的政治制度。不管他有意与否，在他取得胜利之后，这种制度一定会自行诞生。他统治着英格兰，控制着懦弱的国王和傲慢的爱德华王子。他生平的第三个也是最早的一个阶段就此开始了。
不管贵族站在哪一方，他们面临的威胁要比西门曾经帮助他们摆脱的威胁更大。西门的天才和精力，加上金雀花王朝的君主所固有的权力和好斗的中间阶层的支持，对贵族阶级的特权构成了威胁，这种威胁比约翰的暴政和亨利三世滥用客卿的行为有更严重的后果。在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英国贵族一直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为宗旨。在伦尼米德，他们虽然为全国的自由作出了贡献，但他们的本意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此时确认，西门是他们的敌人。西门显然是个霸王，他手中控制着国王，背后又有社会变革力量的支持。贵族结成了牢固的联盟，他们见国王的军队不在西门手中，便日夜策划推翻他。
当时德·孟福尔感到满意的是，有一个九人委员会处理重大事项，他们掌握开支并有任用官员的权力。至于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则留给他在一二六五年召开的国会处理。西门伯爵的独裁作风有失人心，但国家处于如此混乱的状态，独裁似乎是必要的。在北方以及在威尔士边界，反抗力量仍很强大，而且相当活跃，身在法国的王后以及休·比格德伯爵和韦尔尼伯爵企图支援国王，教皇是支持国王的。德·孟福尔在辛克港纠集了一支舰队，并且公开怂恿海盗行为，因而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和多佛海峡。可是在西边，他失去了昔日政敌理查德·德·克莱尔的儿子、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德·克莱尔的支持。克莱尔没有公开加入保皇派，而是同他们暗中合作，并且重新进行其父当年同德·孟福尔的斗争。他在一二六五年被召到国会时，指责德·孟福尔和他的儿子侵吞王室的岁入和对立派贵族的被没收的财产。这些指责有真实的成分。克莱尔之所以反对，其主要原因是他未能分到赃物。
一二六五年一月，德·孟福尔在伦敦召开国会，各郡和城市均有代表参加。这次国会的目标是给革命的措施披上合法的外衣，它在德·孟福尔的指导下，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这次国会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它的内容，毋宁说在于它的代表大会的性质。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届代议制议会，它对政体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却被现代社会低估了。召集有力而深得人心的人参加国会的原因，是德·孟福尔想通过自己的支持者左右国会。在贵族当中，只有五名伯爵和十八名男爵收到参加国会的通知。德·孟福尔又一次依靠乡绅和市民的支持来对付心怀敌意或态度冷淡的贵族。这是他的诀窍和策略。
国会毕恭毕敬地同意了德·孟福尔的行动，接受了他根据两个法规提出的解决方案。但是，克莱尔回到了西却，其后果只能是内战再起。亨利三世顺从地生活在德·孟福尔的控制之下，一直颇受尊重；爱德华王子由于保证决不逃走，才享受着行动自由。然而，当贵族怨声载道、西门部下派系并起，统治中的困难引起民怨沸腾的时候，王子于某日带着几个朋友出去打猎，把自己的诺言置于脑后，没有回去。他在树林中纵马奔驰，开头是要猎取牡鹿，后来则追逐更大的猎物。他立即成为英国社会中最强大阶层的积极领袖。这个阶层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打击西门·德·孟福尔，破坏他那些闻所未闻的改革。爱德华保证要遵守大宪章，平冤昭雪，并且驱逐外籍人，因此得以联合贵族势力，破坏德·孟福尔的可靠基础。德·孟福尔伯爵此时只是一个派系的首领。此外，他同卢埃林结成联盟，承认这位威尔士封建主关于领土和独立的要求，这也有损于自己的声望。他不仅在政治上让爱德华占了上风，在军事上也陷入极为不利的处境。爱德华和威尔士边界地区的贵族占据塞文河流域之后，德·孟福尔便陷入困境，他向东边的退路已被堵塞，部队被逼到威尔士南部。八月初，他再次企图渡过塞文河，与他的儿子西门从东南带来的军队会师。他终于在伍斯特附近的一个渡口过了河，可是西门的部队却在凯尼尔沃思一带被爱德华用计谋打垮了。德·孟福尔伯爵不知道这个消息，他自己也受困于伊夫夏姆。八月四日，一场决战在这里开始了。
这场战斗是在暴风雨中进行的。威尔士人在纵横驰骋的爱德华面前四处逃命，只有德·孟福尔身边的一批人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血战到底。德·孟福尔英勇地战死沙场。边界贵族屠杀了许多逃兵和俘虏，肢解了他们的尸体。年迈可怜的国王一直被德·孟福尔带着辗转各地，在这次战斗中被西门的部下刺伤，亨利急忙高喊：“别杀我！我是温切斯特的亨利，是你们的国王。”由于表明自己的身份，他才死里逃生。
伟大的德·孟福尔伯爵逝世了，他的行动在全国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伊夫夏姆战斗之后，胜利者随意而无情地分封没收的土地，激起失去继承权的那些人的强烈反抗。德·孟福尔的追随者在孤立无援的凯尼尔沃思、阿克索尔姆和伊利坚持斗争，他们在愤怒的绝望中洗劫周围的乡村。政府非常虚弱，无力镇压他们。全国蒙受混乱不安之苦，老百姓并不掩饰他们支持德·孟福尔的态度，叛乱者和不法之徒在大路上或森林中骚扰抢劫，政府以国王的名义禁止外国商人入境，因为他们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国家似乎就要再度遭受封建割据而陷入由此必热产生的混乱状态。鉴于危机重重，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和他的使节奥托本敦促政府采取温和的政策。爱德华经过半年的围困未能攻克凯尼尔沃思，认识到奉行温和的政策实为上策。没收土地的受益者则坚决反对，格洛斯特伯爵也由于爱德华否认要进行改革的诺言而大失所望。一二六七年初，这位伯爵要求驱逐外籍人并重新颁布《牛津法规》和《威斯敏斯特法规》。为了坚持自己的要求，他进入伦敦，受到普遍的欢迎。他的行动和教皇使节的影响，促成了“不剥夺继承权而要重新赎买”的折衷方案，这使本来失去继承权的人获得宽容的条件。一二六七年底，最高法院向全国各地派出法官，以便公平地执行这一方案。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动乱的范围很广；在地方，暴乱是针对当地官员的，它得到下层教士和许多大小修道院院长的支持，没有被封建关系束缚在贵族一边的许多乡绅也曾经支持德·孟福尔。
由于德·孟福尔已死和爱德华参加十字军远征，虚弱的亨利三世晚年过着比较平静的生活。五十多年前，九岁的亨利在内战的硝烟中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人们有时感到，他似乎也将在内战的烽火中死去。然而，风暴终于平息下来，他又可以欣赏比政治斗争更能引人入胜的美好的东西了。不久，新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建成了。它是哥特式建筑的杰作，是亨利三世一生中最宝贵的目标。在一二七二年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就是在这座大教堂里入葬的。
不要由于这几年的平静生活而认为德·孟福尔进行的斗争和内战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直到多年以后，老百姓还把他奉为圣人，在他的墓前演出了《圣经》故事的奇迹剧。他们的支持丝毫无助于他的伊夫夏姆之战，但是，他是人民的朋友，他们在他身上寄托着为穷人解除痛苦和压迫的希望，所以他们忘却了他的过错而永远怀念他。他是一个杰出的统治者，但作为政治家，却未免过于自信而又缺乏耐心。他践踏既得利益，违反一切惯例，不顾任何礼节，并且无谓地引起别人的怀疑和不信任，但他在英国的历史上点燃了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早在一二六七年的《马尔博罗法规》中，就再度体现了《威斯敏斯特法规》的主要内容。德·孟福尔对他的外甥、新王爱德华也有同样重要的影响，爱德华虽然杀死了他，却深深地吸收了他的思想。因此可以说，德·孟福尔的政策经受住了伊夫夏姆之战及其以后局势逆转的打击，爱德华一世是他的真正的继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