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战争之路(1948-1957年)·第十五
作者：诺亚·卢卡斯·英国
出自————《以色列现代史》
出自————《战争通史》
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
对于一种可以赢得阿拉伯人和平的外交政策来说，以色列建立时的环境是极为不利的。到1948年的决定性事件时，犹太复国主义一直是巴勒斯坦最活跃的因素，在朝着给现状带来根本性变化的方向发展。犹太复国主义是挑起事端者，他们有责任与阿拉伯人取得和解。在这种条件下，阿拉伯的政策是被动反应式的，但阿拉伯人的反应从来就不足以抵挡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动进攻。1948年以后，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进入了新的现状，阿拉伯人决心改变这一现状的根本基础。这样，尽管在阿拉伯人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者继续在主动进攻，是他们政治环境中最主要的扰乱因素，但1948年以后，以色列在态势上基本上已变成了被动反应式的。现在则是阿拉伯人的敌意决定了以色列对于犹太人国家这个既成事实实行保护的政策。1948年后，尽管以色列只希望保持新的现状，阿拉伯人仍旧认为以色列想扩张。从以色列的立场看，现在是阿拉伯人掌握着通向和平的钥匙。
联合国组织无法实行自己的分治方案，这就为通过军事手段来决定巴勒斯坦状况开辟了通路。阿拉伯人认为，犹太人不能够守卫已经分配给他们的那一部分土地，这一想法使整个巴勒斯坦成为阿拉伯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对象。这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也具有影响。他们开始认为，整个国家都是由军事竞争来决定的。这样，他们不愿意放弃在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不愿意回到分治方案规定的边界。以色列人甚至不曾设想把放弃被占领土作为一个可选方案。以色列要保住在与阿拉伯军队的争夺中以如此高昂的代价获取的领土，并且感觉到，征服的法则是有效的，因为阿拉伯人自己也应用了这一法则，他们宁愿接受由各大国在联合国旗号下强加的解决方案。获胜的以色列一方不相信战败的阿拉伯人会明确地准备重新回到分治方案，承认以色列边界；因为到战争结束时，阿拉伯人在处理阿拉伯部分的问题上，并不比他们在战争刚刚爆发时处理整个以色列国家问题上更接近于达成协议。
以色列的建立受到阿拉伯人的坚决反对，这使得以色列往往从生存本身去看待安全问题。欧洲犹太人几近灭绝的创痛，给安全问题的前景增加了恐怖的成分。大批犹太人移民和经济发展，不仅被视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手段，而且被视为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这样，对外政策必须服从增强军事实力、增加人力的需要，这些需要增加了阿拉伯人的敌意，反过来又促进了这一黩武政策。
阿拉伯人拒绝接受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存在下去，向国际社会提出了这个国家究竟是否合法的问题。这样，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与建立国家之前一样，一直在不停地从事争取国际支持的活动。由于外国在阿拉伯世界有许多利益，以色列必须抵制任何限制其主权或者干预由停火协定划定的边界的倾向。除了领土完整外，主权问题还与大规模犹太移民政策息息相关，这一问题同时也涉及犹太国家存在的基本理论根据和阿拉伯人愤怒的最基本的潜在根源。在遣返巴勒斯坦难民的压力下，保持犹太国的种族单一性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首要原则，而不仅仅是一种安全考虑的结果。外交场合的争论，往往都以安全考虑为出发点。
1948年战争结束前，联合国大会指定一个由美国、法国和土耳其代表组成的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调停，设法促成一项和平解决方案。1949年春，该委员会在洛桑召集以色列及停战协定的四个签字国——埃及、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的代表进行间接性会谈。会谈没有邀请巴勒斯坦难民的代表 [ 注：根据代表以色列参加会谈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沃尔特·埃坦介绍，三个巴勒斯坦难民团体分别自筹资金向会议派出了代表，但是，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团避开了他们。他们仅仅与以色列代表团成功地建立了良好的接触。W·埃坦，《最初十年》(纽约，1958年)，第54页。 ] 。难民们在政治上没有组织起来，阿拉伯国家被认为代表他们的利益，却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战争实际上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阿拉伯各国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进行的，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一样，都不把巴勒斯坦人民看作一个政治实体。与巴勒斯坦的战争受害者不一样，阿拉伯国家从和平中并未获得什么直接利益。
对阿拉伯各国政府来说，巴勒斯坦难民的处境并不比阿拉伯国家的老百姓更糟，而且，实际上，在国际援助到来之后，他们在物质生活的许多方面还要好一些。这样，并没有把难民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放在优先地位上。除了约旦以外，阿拉伯各国政府在解决难民问题上得不到多少好处，失去的却很多。巴勒斯坦人是战争的受害者，而阿拉伯国家则不是。这些国家没有失去领土或者其它需要靠和平来恢复的任何东西，但主要是丢了面子。犹太复国主义者给他们带来的羞辱，威胁着他们不稳定和腐败的政权的生存。和平解决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承认失败，因而，只会加剧而不是减轻他们的困境。避免承认失败的唯一出路，就是要求以色列放弃其主权，这个目标显然达不到；否则只有保持交战状态。通过保持不断冲突，阿拉伯国家政府便可以保持着向以色列发动第二轮进攻的架式，并借此说服他们的人民，他们并没有失败，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很明显，在当时情况下，以色列并不处在以重开战火相威胁以要求和平的态势。
约旦受难民大批涌入和领土问题影响最大，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愿意求和。这也表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达成解决方案的绊脚石是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政治继承权问题上的内部冲突，而不是难民和边界问题(当然，如果这一方案不能满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也不可能使冲突停止。但是，可以设想，如果以色列与约旦实现和解，方案中包括了有关难民问题的条款，到时候就有可能被大多数巴勒斯坦难民所接受)。以色列与阿卜杜拉进行了秘密蹉商，但没能成功。
当和平开始显得渺茫的时候，1949年夏天，以色列得出结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将取决于阿拉伯国家中最强大的埃及的态度。这样，以色列不愿意再继续它与约旦的和平外交，担心任何协议都经受不住埃及的反对。有一段时间，以色列希望通过对约旦吞并巴勒斯坦采取敌对态度的方式，来与埃及达成谅解。后来，很明显埃及不愿意与以色列结盟，于是以色列与阿卜杜拉的和平谈判又重新开始。1950年初，继续受到英国支持的阿卜杜拉提出了一项暂以现有边界为基础的五年互不侵犯条约。阿卜杜拉像以色列一样，也想预先防止联合国组织干预，使耶路撒冷国际化(埃及政策转向以后，正在尽力促成此事)，于是他还提出解决与以色列就进入圣地问题存在的分歧，并且恢复新城和旧城之间互相协调的市政服务。在协议草案中，还包括了开放边界和自由进入海法港口。经过一再犹豫，以夏里特为首的外交主和派于1950年2月批准了这一计划，而没有听从其他那些领导人的更好判断。但阿卜杜拉本人却未能在他自己国内或者在阿拉伯世界取得对协议的支持，只好于1950年4月正式合并了阿拉伯巴勒斯坦，安然度过风暴，直到他本人被暗杀为止，阿卜杜拉的政策彻底疏远了约旦人中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现在心向开罗，期待埃及人能够领导他们夺回失去的先辈遗产。
以色列-约旦外交并不反映以色列一方具有和解态度，而是表明，双方都想越过巴勒斯坦人来解决争端。以色列估计，即便以色列采取最利他的态度，也不可能带来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和解；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与他们声称所代表的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并不一致。由于以色列根本未能恢复联合国分治方案边界、也未能让那些既不反对以色列又不反对联合国命令的难民重返家园，到1949年，以色列可能已失去了向长远和平发展的唯一机会。要抓住这一机会，不仅要求一种和解的态度，而且还要求一种超越本·古里安那种传统的权力政治的卓越政治才能。由于忽视了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仅仅寄希望于阿拉伯各国政府。
以色列在与阿拉伯国家冲突问题上的态度是逐步形成的，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强硬，但这种强硬态度很快就成为它的一个特点。以色列对难民重返家园的要求的最初反应是在战争之中。1948年，在阶段性停战的条件下，由于难民重返家园明显会给阿拉伯人带来军事优势，因此，以色列就决定只要阿拉伯国家继续作战，就不许难民返回，但没有排除将来让难民回归家园的可能。以色列公众和政府都不曾更深入地考虑过这一问题，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其结果能决定政治未来的军事努力上。在美国压力下，以色列于1949年8月初提出让十万难民重返家乡，作为全面解决冲突的步骤之一。阿拉伯人提出了一个针对性方案，表现出讨论以色列方案的某种愿望。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就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表明，公众强烈反对以色列谈判人员的任何“软弱行为”。他们说，阿拉伯人发动战争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以色列统治下解救出来，现在他们又想把他们遣返到以色列国旗下，阿拉伯方面的逻辑是什么？人们认为，重返家园仅仅是颠覆以色列主权的省略语。以色列撤回了提案，采取了与阿拉伯国家针锋相对的强硬政策。
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强硬政策的形成，正好与新移民占据被丢弃在以色列的阿拉伯财产和土地的时间相吻合。自1949年夏天以来，以色列与阿拉伯人各方面关系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吸收新移民的经济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将阿拉伯人财产融入以色列国民经济起着关键作用。由于被弃房屋都已被拆毁或占用，现在，让阿拉伯人重返家园简直就不现实。如果让难民回到以色列境内，以色列无法满足巴勒斯坦人回到他们自己家园的固执愿望，因此很可能就无法安置他们。本·古里安指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难民们与其作为以色列重新安置的对象，还不如留在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这样虽然远离他们原来的家园，他们还会好过一些，他指出这一点时并无讽刺之意(他从来没想到，把占用阿拉伯财产和土地的犹太移民重新安置在以色列别的地方更合适一些，虽然说这一政策无疑会带来激烈的骚乱和冲突)。除了就离散家庭重新团聚的问题作出了一些小范围调整外，以色列不再把阿拉伯人重返家园当作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而是选择经济赔偿作为其基本的外交方针。
以色列对难民的态度除了受较明显的战略和经济因素影响外，以色列似乎也没有注意到流亡中的巴勒斯坦人对他们土地的深情依恋。就东欧犹太人中属于少数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尽管他们在波兰-俄国领土上居住了许多世纪，犹太人的卑微地位使他们没有这种类似的对土地的依恋之情。作为一个移民运动，犹太复国主义是建立在一种想象中的无根状态和民族精神重新扎根的愿望之上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阿拉伯人居然宁愿住在以色列统治下的他们自己的家园和土地上，而不愿意住在离他们自己家园不远的阿拉伯政府统治下的土地上，这简直不可思议。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为什么以色列当局那么轻易地就没收了阿拉伯人的财产，好像它们被永久抛弃了一样。从地理和文化角度看，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他们童年开始直到他们重新定居在巴勒斯坦的经历相比，巴勒斯坦人的移居只不过是非常小的变动。犹太复国主义者往往把搬迁和移居看作政治生活的一种正常行为。
1950年和1951年，几个阿拉伯政府驱逐了自古代就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作为对巴勒斯坦人流亡的报复，这一来，更坚定了以色列人的看法。阿拉伯人的愚蠢政策是另一个问题，但它却从一个非犹太复国主义的来源意想不到地增加了以色列的人口，从而大大地增强了以色列的力量。特别是伊拉克政府的行为更证实了以色列的逻辑：伊拉克政府断然驱逐十二多万犹太人，并褫夺了他们大量的财产，于是，以色列便将广义上的中东问题看作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迁移的问题。当然，巴勒斯坦人不应当为伊拉克人的行为负责，但是，伊拉克的行为却为后来以色列要求用犹太人在阿拉伯土地上的损失来抵销巴勒斯坦人的经济损失提供了一点合理的根据。
直到1949年夏天，以色列对阿关系的政策一直是多变的，公众对本来的态度也很不明确。以色列领导人和公众普遍都对和平抱有期望。当局势渐渐明朗，这种期望已不可能实现时，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态度出现了一种新的自信。人们现在认为，和平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只有以色列尽快加强国家实力，并且向阿拉伯人证明现状已不可逆转时，和平才能实现。而人们普遍相信，时间的筹码是在以色列这一边。
以色列现在对阿拉伯人所实行的强硬政策，又产生了它本身的合法性，并产生了希望条件固定不变的假设。本·古里安的同僚和一般公众现在理解并逐步赞同本·古里安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观点：与1948年前一样，以色列最艰难的任务仍然是说服犹太人来以色列定居。从这一观点出发，和平以及外交政策，尤其是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都处于次要的地位了。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服从于在其古老的家园将犹太人重新聚集起来的犹太复国主义使命，并将随着这一使命的完成而实现。实际上，阿拉伯人的敌意还可以变成一种有利因素，在以色列维系人民的团结，激发起一种斯巴达式的勇敢精神，并以此争取世界上其他地区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支持。只要阿拉伯人一直软弱和分裂，与以色列国内发展的挑战相比，周边国家的敌意就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人们还相信，随着阿拉伯人的进步，他们的黩武政策会逐渐减弱，他们将会接受以色列。而与此同时，阿拉伯人的进攻将会遇到以色列军事力量的毫不留情的抵抗。主和派的代表，如外交部长夏里特，被贬到了从属于本·古里安的决策圈和军事顾问圈的边缘。外交部的温和派人士成了为激进派的政策进行外交致歉的专家。
地区实力政治
以色列内部对阿拉伯世界的不同态度，反映为一方相信威慑政策，另一方相信和解政策；这两种态度都植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的分野中。本·古里安和夏里特对阿拉伯世界的看法，在逻辑上延续了他们对国家本身产生的历史过程的看法。对本·古里安来说，十九世纪后期的几十年及其之后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是导致以色列建国的犹太现代史上的关键事件。在他看来，当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有了从事体力劳动的犹太人时，以色列就诞生了，以色列的诞生也是定居者的奉献和勇敢所带来的结果。以色列建立的历史性时刻的建筑师是军队。对夏里特来说，犹太人民在他们散居各地的流散中觉醒的民族主义愿望，是创立国家的动力。这个民族愿望产生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所共有的一种强大的政治理想，要实现这一愿望，各地犹太人的贡献，与定居者们的贡献同样重要。以色列国的建立，是一个广泛的国际运动的一个部分，这其中，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成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对本·古里安来说，军队仍然是独立和民族形成的唯一保障，而对于夏里特来说，国家的命运仍然与整个世界存在的政治力量紧密相连。本·古里安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在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中应当“一意孤行”。从一开始，他就坚定地相信，面对着阿拉伯敌人，以色列需要盟友的帮助来维持自己的存在。但是，这些盟友必须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而不是操纵它的政策，即使是影响也不行。以色列必须寻求那些通过提供武器来支持它的盟友。但是，以色列的政策将不会取决于“世界舆论”或是取决于有可能成为其盟友的国家的利益。
本·古里安同他来自东欧的大部分同僚一样，切齿痛恨俄国。可能是受这种仇恨的影响，使他把目光转向了西方。他早期曾期望美国的犹太人会大群大群地到以色列来定居，但后来这一期望痛苦地破灭了。他现在很快抛弃了看起来似乎是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起点的“中立主义”，转而寻求与一个或多个西方大国建立紧密的政治或军事联盟。夏里特很小时就来到巴勒斯坦，由作为早一代定居者的父母在地中海东岸环境中抚养成人，他不像工党中的大部分同僚那样对苏联有强烈的敌意。他更坚决地保持中立主义的主张。他在估计“第三世界”的政治潜力，在帝国主义国家同意亚非国家独立之前就主动采取行动，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等方面，都表现出比本·古里安更丰富的想像力。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对东西方之间建立和睦关系抱有理想主义的希望，并认为以色列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但事实证明，没有与阿拉伯人的和平，中立主义的方针就无法推行。与阿拉伯人的长期冲突，刺激了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竞争，减少了本地区发挥主动性的机会。
以色列建国初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都不利于以色列。1950年初，以色列向美国请求购买武器，不但遭到美国拒绝，而且还招致苏联的不快。1950年5月，美国、英国和法国发表《三方宣言》，三国共同承担限制向该地区出售武器，并且通过确保停火边界来加强这一政策。这并不完全是以色列所寻求的那种联盟，但是，这一宣言却使以色列全面走上了亲西方的道路。在三方协定的十八个月后，以色列表示愿意参加美国发起的旨在阻止俄国插手这一地区的(失败的)中东防务司令部。这就进一步加深了苏联对以色列的敌意，并重申共产主义运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传统原则。苏联人支持巴勒斯坦分治，承认以色列，目的是加速英国在这一地区衰落，而苏联政府现在却又在小心谨慎地寻求阿拉伯人的友谊。
1952年末，官方的反犹主义浪潮席卷了东欧。12月底，布拉格举行了涉及两名当时在捷克的以色列统一工人党重要领导人的斯兰斯基公开审判，查出了一个旨在攻击共产主义世界中心的国际犹太复国主义阴谋。一个月后，可能因死期将近而神志不清的斯大林又揭露了一个“医生阴谋”，认为一些犹太医生在策划谋害苏联最高领导人。在特拉维夫的一次抗议示威中，苏联公使馆被毁，俄国马上宣布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斯大林死后几个月，又恢复了外交关系)。
就在苏联对以色列的敌意变得日益强烈的同时，美国也开始积极争取阿拉伯人的友好，它想继承英国对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控制，同时也担心苏联对这个地区的渗透。1954年，杜勒斯批准了对伊拉克的军援，希望以此说服伊拉克参加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组成的针对苏联入侵的“北层”条约。1955年初，《巴格达条约》(CENTO)正式签订。这项条约实际上不仅使苏联采取了更积极的渗透外交，而且也刺激纳赛尔更积极地与伊拉克争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纳赛尔对该协定的敌意，直接导致了他与苏联结成亲密同盟。
1954年7月，纳赛尔成功地通过谈判与英国达成协议，英国按照埃及的条件，撤除了它在苏伊士的军事基地。然后，他转向俄国，希望俄国帮助他与伊拉克的野心和美国的安排相对抗。经过几个月的密切来往，双方达成了一个“捷克-埃及”武器协定，由俄国向埃及提供大量该地区还不曾有过的高质量军火。1955年9月，当武器协定宣布时，纳赛尔的声望在阿拉伯世界急速上升。以色列希望从西方得到补偿性的军火，然而，使以色列沮丧的是，西方的反应居然是对纳赛尔大献殷勤，而不是履行1950年的三方原则。到1956年初，本·古里安得出结论，以色列唯一的选择是，在埃及装备新武器之前发动战争。
停火协定的破坏
1948年战争之后，阿拉伯人对于向以色列重开战端并没有一致的计划。以色列的邻国由于战败而面临不断加剧的政治动乱，因而都完全在忙于应付它们的内部问题。但是，它们却在口头上表达它们明确无误的敌意，并且发起了扰乱以色列的活动，这种活动虽然没有什么战略性的计划，也没有互相之间的配合，然而却是一种不断的和有效的刺激。阿拉伯方面所采取的最大规模的行动，是在以色列建立前几年由阿拉伯联盟发起的广泛的经济封锁。最初，联合抵制的目的只是断绝阿拉伯人与巴勒斯坦犹太经济之间的贸易，但现在逐步扩大到了与以色列做买卖的第三方。现在，一些国家的公司受到了压力。它们担心失去在阿拉伯世界的生意，因此被迫切断了与以色列的经济联系。联合抵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并没有得到外国政府及许多公司的积极支持。不过，它却使以色列人产生了受围困的感觉。在苏伊士运河和亚喀巴湾的航行封锁中，联合抵制更为有效。埃及将苏伊士禁运令扩大到任何与以色列作买卖的船只，蒂朗海峡布置的大炮控制着亚喀巴湾，使以色列无法通过埃拉特港口与东方进行贸易。这使以色列付出的代价尤其高昂，因为这样一来，以色列就被迫从远处进口石油，比从最近的非阿拉伯国家伊朗进口要贵得多。
在停火协定中，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政府承诺不采取军事行动，并禁止边境地区居民采取暴力行动。协定是建立在随后很快就会进行和平谈判的假设和期望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们不打算将一个政治解决方案的原则包括在其中。这样，唯一可能发生的就是，在缺乏和平诚意的情况下停火将在对峙中逐渐被破坏。调解委员会失败后，阿拉伯国家又大张旗鼓地宣布要保持战争状态，这样，停火协定正好成了一种阿拉伯人发誓要打破的现状，而不是作为政治解决的一个步骤要加以稳定的现状。
联合国曾设立了一些机构来实施停火，这些组织的削弱，反映了停火状态的恶化。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UNTSO)由一个向安理会直接汇报的指挥官担任主席，由一组与分别监督四个协定的混合停战委员会(MACs)一起工作的观察员组成，有关的两个停战国家也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退化成了一个无实际能力的口头仲裁人，既不能延缓或减少针对以色列的暴力行动，也不能限制以色列实行报复政策。在交战国的宣传战中，混合停战委员会成了傀儡。对违反停火的控告被记录下来，并且进行调查，然后被投入成功湖 [ 译者注：成功湖，在纽约附近，1952年前为联合国秘书处所在地。 ] 的言辞大战中。阿拉伯人成功地将混合停战委员会的活动局限为监督军事停火，使它不能发挥其政治作用，来调查大量的涉及财产或边境地区平民移动的非军事性违反协定的行为。由于宣传战的需要，各种控告连篇累牍，混合停战委员会渐渐不能调解争端，甚至连调查都做不到。他们仅仅成了冲突的记分员了。
叙利亚的混合停战委员会首先垮台。双方的接触多多少少只限于由关于加利利海沿岸非军事区的停火协定所引起的问题。住在这一地区的人很少，所以紧张状况主要是由政府政策造成的，不是因为平民偶尔违反停火协定。叙利亚人想阻碍以色列开发约旦河水资源。除了一支从约旦领土内流入约旦河的主要支流外，这条河的源头是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河流本身完全在以色列和约旦境内，并与两国经济密切相关。这条河对叙利亚没有什么直接利益，但是它想通过它的地理位置，向沿岸国家施加控制。
首先遇到的麻烦是以色列想尽快排干靠近叙利亚边界一个非军事区的胡拉沼泽的计划。该工程涉及到重新开发这一地区内阿拉伯人拥有的一些土地。以色列与当地阿拉伯人已达成了赔偿条件的协议，将由开发工程重新安置这些阿拉伯人，但是，叙利亚又说服了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撤回他们的协议，并抵制开发工程。于是，以色列行使了强迫征用权。叙利亚向混合停战委员会提出了控告，认为以色列的工程会改变军事平衡，妨碍该地区恢复正常的平民生活，这是违反停火协定条款的。混合停战委员会主席赖利将军对非军事区的主权基础问题提出询问，这一问题在停火协定中有些含糊不清。以色列认为它对这一地区拥有绝对主权，决定继续进行排泄工程。混合停战委员会的讨论于1951年初中断，随后发生了枪击事件，以色列继而轰炸了叙利亚一个军事前哨站。叙利亚军队进入以色列领土，发生了激烈战斗。这样，整个事件被提交到了安理会。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同意排干工程，但是要求以色列暂缓工程，等到满意地解决了该地区的所有权问题后再进行。问题暂时得到了和平解决，因为以色列找到了一种不必侵犯非军事区就可以完成胡拉沼泽的排泄工程的方法。
事实证明，整个约旦河水的问题更令人困扰。美国发起并援助了一项对四国都有利的联合开发约旦水源的计划。1953年到1955年之间，国务院特别代表埃里克·约翰斯顿成功地就一项计划在技术上达成了协议，所有国家都能从这个计划中得到一些好处，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利益相对小一些，而以色列和约旦得到的利益将决定它们的农业经济的生产能力。叙利亚从政治上拒绝同意，该方案因而被束之高阁。以色列继续进行地区计划中它自己那一部分工程。叙利亚想阻止这一开发工程，尽管约旦会因此失去与以色列一样多的利益。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以色列完成了将水从约旦河引到以色列南部的计划为止，这个问题一直是引起关系紧张的根源。
约旦的混合停战委员会的负担最重。以色列和约旦边界的问题是最复杂的问题，这里主要居住着来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平谈判失败后，在两国蜿蜒曲折的边界上，年年都出现紧张关系和流血事件。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动乱，使它们未能对以色列采取一致的战争政策。在停火的大约头四年里，使局势保持紧张的是住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难民中，许多人离他们在边界以色列一方的从前的家园和土地只有数码之遥，他们习惯性地越过边界去偷窃粮食或者是实施破坏行动。最初，这只是一些自发性的入侵行为，但是，很快就变成了有组织的抢掠和恐怖行动。以色列的反击是大量屠杀。约旦政府也时不时地试图阻止从它的管辖范围内产生的暴力行为。有时混合停战委员会在一种合作的气氛中也能发挥一些作用。但是，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现在成了巴勒斯坦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他们持续不断的压力下，约旦政府常常不能支持由它自己的混合停战委员会代表同意采取的控制措施。紧张关系逐年加剧，变成了长期性问题。
在大批移民和生活艰苦的这些年中，以色列公众往往不能冷静地度过边界的争斗。士气很低，移民出境者越来越多。政府受到持续不断的压力，要求它采取强硬手段，并向阿拉伯人显示力量。在公众的讨论中，弥漫着一种歇斯底里的气氛，当以色列发现自己这些年在外交界中变得孤立时，这种气氛就更加明显。实力政治的倾向，使以色列越来越遭到冷落。1953年夏天，来自约旦的越境者进行了一系列屠杀，紧张形势上升到了极点，边境的不安宁使公众完全失去了耐心。到这时候，政府已经明确决定采取用无情的武力进行报复的政策，用它来恐吓约旦人民及其政府。1953年10月14日，一支以色列大部队袭击并差不多摧毁了边界村庄基比亚，杀死了五十多名平民。
与阿卜杜拉的和平谈判破裂后，以色列开始将安全问题放到首位，而不是逐渐向和平过渡。在几年间，逐渐形成对边境入侵进行激烈报复的政策，这一政策得到了本·古里安及其军事顾问们的支持，但遭到了外交部长夏里特的坚决反对。基比亚平民被杀事件，使以色列受到频繁的外交谴责，并且也使以色列一部分公众感到困惑。因此，夏里特所提倡的温和路线得到了一些支持，使他在升为总理之后能够实行一种更加克制的政策。现在，尽量将报复力量局限于军事目标，并且缓和了激烈的军事行动，尽量减少平民伤亡。尽管经过了这些调整，报复的原则仍然有效，而且，有时防务组织没有得到政府的完全许可就实行报复。报复政策本身的后果也强化了这一政策，也就是说，只要阿拉伯人认识到以色列方面的决心有所减弱，就会鼓励他们开始进行边界骚扰。基比亚袭击似乎产生了减少来自约旦的边界骚扰的预期效果。此时，紧张的焦点转向了加沙地带。现在是埃及而不是约旦应当对来自约旦领土以及加沙地带的更多入侵负责。埃及现在是处于新的军人政府统治下，与埃及的关系，重新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占据了显著位置。
拥挤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中的动荡不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以色列边界地区的暴力行动。奄奄一息的法鲁克政权完全置难民的命运于不顾，甚至不允许他们得到埃及公民的基本权利。1950年夏天，以色列强迫几千名内格夫贝都因人进入加沙地区，声称他们在战争中曾经与埃及共同作战，这样，更加剧了紧张局势。内格夫北部的以色列定居点，不断受到进行掠夺和报复的难民的自发骚扰。
不过，在停战初期一些年间，官方很少卷入冲突。加沙离开罗如此遥远，因此埃及能够将当地人民的苦难置诸脑后。埃及官方最多只能干预一下以色列的航运。以色列则完全忙于处理与约旦和叙利亚边界的问题，因而也不打算对内格夫的暴力行为作出激烈的反应。1952年夏纳赛尔上台时，完全忙于巩固他的革命成果，并不急于认真处理与以色列冲突的问题。以色列欢迎他上台，以色列人普遍认为，一个“进步的”阿拉伯政权，比一个“传统主义”的政权更有可能寻求和平和与以色列合作。以色列和埃及发言人之间的秘密接触证实了这一观点，双方还采取了一些步骤，以图形成两国之间协议的基础。当夏里特被指定为总理时，纳赛尔甚至公开表示，他希望这将预示双方关系的改善。两国之间的接触一直持续到1954年春天，然后就中断了，因为纳赛尔改变了他最初的判断，决定重新开始与以色列的斗争。由于纳赛尔想领导阿拉伯世界走向团结，摆脱目前外交中形成的西方控制局面，很显然，巴勒斯坦问题是最现成的工具。其实，埃及与约旦不同，它本来已经比较强大，如果它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实行睦邻友好政策。但是，泛阿拉伯的赌注更有吸引力。
当纳赛尔与英国谈判成功，英国撤出苏伊士地区时，在以色列引起了一片恐慌。其中一个结果就是进行了那次策划不当的破坏行动，使本·古里安重新复职。与此同时，美国在外交上选择伊拉克作为反对苏联扩张的前线，也使得纳赛尔寻求与苏联结盟。1954年秋天，纳赛尔开始在加沙地带组织巴勒斯坦游击队(费达因)。这些游击队侵入以色列纵深地带，大肆破坏刚刚兴建的内格夫北部的定居点。以色列的公众舆论变得非常激烈，夏里特要求人民保持克制的呼吁也不再能激起乐观主义的情绪。以色列公众认为，开罗的间谍审判案完全是为宣传而设计的，这次审判引起了愤怒的狂潮。本·古里安复职后，向加沙发动了一次进攻，造成了很大伤亡。但是，埃及并没有像约旦那样被吓倒。纳赛尔加强了游击队行动，将以色列进攻加沙作为进行更大规模战斗的外交理由。袭击之后，边境暗杀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到纳赛尔宣布与苏联达成武器协定的时候，以色列人普遍有一种被围困的共同感觉。纳赛尔所宣传的埃及正在准备一场征服以色列的战斗，现在成了必须面对的事实。与此同时，纳赛尔自己也陷入了他的宣传困境之中，这种宣传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激起了民族主义狂热。
安全与和平
在外交政策的一般问题上，本·古里安和夏里特有许多共同观点，其冲突也没有尖锐到影响他们在政府中的正常合作的程度。他们之间最严重的分歧是关于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态度和政策。这一分歧导致了1956年他们之间的完全破裂。1949年上半年停战协定带来的欣慰感消散后，他们两人都不相信短期内能取得与阿拉伯人的和平。1949年的和平努力失败后，本·古里安得出结论，由于阿拉伯人不需要和平，冲突是无法调和的。而从停战谈判的成功中，夏里特得出的结论是，只要培育适宜的气候，和平和承认都会到来的。面对五十年代初期逐步升级的阿拉伯黩武政策和战争威胁，本·古里安主张采取强大的武力进行威慑，而夏里特则呼吁采取和解态度，以此作为缓和冲突的方法。
本·古里安的观点(一般称为“强硬主义”)，自1948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得到多数公众舆论的支持。这种观点受到一种弥赛亚式理想鼓舞，认为犹太历史就是一部人民渴望土地的英雄史诗，以色列的存在，达到了犹太人命运的顶峰，它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这个国家被视为实现伟大的文化潜能的工具，以及照亮世界其他地区的灯塔。从这一角度出发，再加上阿拉伯人已继承了幅员辽阔的一个次大陆，阿拉伯人声称拥有巴勒斯坦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正义或道德问题，而是民族利益的冲突。如同历史上所有的这类冲突一样，它将通过武力来解决。和解、妥协或让步的姿态对于冲突都是不恰当的，而且只会增强阿拉伯人认为以色列弱小的幻觉，鼓励他们采取强硬态度。这些姿态之所以不恰当，是因为以色列并没有能力恢复阿拉伯人已经失去的东西。巴勒斯坦人回归的梦想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他们离开的那块土地已经不复存在了，已被以色列的发展改变得无法辨认了。至于阿拉伯国家因战败而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尊心，靠消灭以色列是无法安慰的。只要以色列保持和增强其实力，阿拉伯人最终会认识到，以色列是无法摧毁的。到那时，只有到那时候，他们才会接受以色列的存在。阿拉伯世界将经历现代化的巨变，阿拉伯民族主义将会逐渐削弱，在此之前，以色列只能用更强大的武力对付武力。安全问题必须是政策的出发点和核心，从长远看来，它最终将会带来和平。
按照本·古里安的现实政治观点，安全绝不能从属于和平。另一方面，夏里特则认为，不管多么痛苦，也有必要在安全方面作出暂时的牺牲，以便创造一种培育长期和平的态度的气候。按照他的观点，不管是惩罚性的报复还是先发制人的进攻，武力政策从长远看来都只是加剧和加深冲突，刺激阿拉伯人的黩武主义，而不能使阿拉伯人相信以色列是可征服的。它只能使冲突的伤痕更加恶化，而不能使阿拉伯人减轻他们的敌意。它将使长期和平关系的前景趋于暗淡，如果没有长远和平，现在取得的短期安全也不是真正的安全。
一个有趣的矛盾现象是，本·古里安作为一个提倡“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却留下了连篇累牍的文字记载，充满了浪漫的弥赛亚式的感情和热烈的诗意。而另一方面，夏里特是一个对语言学和美学极其敏感、容易口若悬河高谈阔论的人物，却冷静地、富有逻辑性地表明了他更为理想化的政治实践。
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差异，也反映在进行这两种分析时所使用的时间范围上的差异。矛盾的是，本·古里安认为以色列在历史的长河中已跨越了千百年，但他却更关心对以色列安全的眼前威胁，而夏里特则更注重与阿拉伯人关系的长远模式。本·古里安惯于把他的政策建议作为几百年犹太史发展中得出的结论，但这些结论仅涉及几周或几个月之后而不是几年后。夏里特对以色列在当代世界的前途的看法不那么夸张，却往往想到了几年后，甚至几代以后。随着暴力行动在1953年夏上升到顶点，分歧变得更加尖锐。从那以后，直到1956年，在以夏里特为首的温和职业外交派与本·古里安的追随者组成的强硬国防派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中，两个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夏里特派从一开始就输了。新移民将阿拉伯人看作外来的侵扰，没有认识到阿以关系在其历史发展中的复杂性。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移民对最近受到的迫害仍然记忆犹新，他们蔑视阿拉伯人，并且享受着作为战胜一方的新成员的光荣。本·古里安允许夏里特不断批评他的政策，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他们之间的分歧，令人回想起建国前本·古里安与魏兹曼之间分歧，因为在魏兹曼的观点和夏里特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本·古里安十分尊敬夏里特，或许他在内心深处意识到，他自己的民族主义世界观带有地方主义的弱点，这与夏里特在国际交往中的杰出技巧成为明显的对照。作为二十年来党内的亲密同事，本·古里安了解夏里特很得人心。本·古里安作为一个孤独的“具有超凡能力”的人物，却与此无缘，而且很可能他之所以尊重夏里特，是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一种与党内生活的人类温情的联系。本·古里安现在对以色列的命运有了足够的控制，可以让他自己享受一点服从夏里特批评的乐趣。他知道，夏里特把他当作众人的领袖而深深地尊敬他。他很欣赏夏里特杰出的外交才能，但同时却仍坚持他自己的观点：外面的世界与以色列的主权相比是无足轻重的。他尊敬夏里特技术上的高超完美，只要不违反他的安全原则的基础，他愿意允许夏里特发展起一套有很大规模和有才能的外交机构。
夏里特作为总理所特有的冷静和沉着的风格可能使本·古里安感到吃惊。看上去似乎整个国家用不着靠中央政府的不断指示就能够处理得很好。但是，夏里特却未能掌握军事元老们，于是便失去了控制。假如拉冯选择了与夏里特合作，两人在一起就很有可能限制本·古里安对国防界的控制。拉冯的傲慢和独断专行并非不可驾驭。夏里特本来可以起用拉冯，使之安居其位。但是，这两个人都是单枪匹马，结果都未能动摇将军们和国防部的文官们对本·古里安及其政策的坚定不移的忠诚。对于国家的顺利运转，或者甚至对于维持公众的士气，本·古里安可能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从军事角度看，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保持军队士气，他确实是不可替代的。夏里特也得出了这个相同的结论。在两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明朗后，本·古里安回到内阁在夏里特总理手下任职。但是，1955年初，两个人都已经认识到，他们之间能够继续合作的日子已经为数不多了。即使本·古里安重返政坛本身还不足以预示两个人之间的决裂，那么，本·古里安也毫不迟疑地公开了他们之间分歧的要害之点。本·古里安重回岗位几天后，就发动了对加沙的大规模袭击，向纳赛尔宣告，夏里特的插曲已经结束。
从体制上看，本·古里安和夏里特之间的冲突表现为国防部和外交部之间的竞争和反感。军队领导人们公开将外交部蔑称为“空谈铺子”。他们认为，外交官的功能就是向全世界解释军事巨头们的行动，不管这些行动有时候会多么令人尴尬。他们认为，任何行动一旦取得成功，都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取得国际认可。外交政策是国防政策的下属分支。总的看来，夏里特并不反对这一点，但他觉得，关键是要对任何行动有可能带来的后果进行密切的协商，并且，在政策的准备阶段，两方面的专家必须充分协调，密切配合。
在停火协定实施的头几年中，停火协定的事务由国防部负责。夏里特当上总理时，成功地将它纳入外交部权限内。不过，夏里特也必须修改整个决策机构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不能够通过国防部人员对军事决策施加任何影响，甚至不能说服他们让他们至少应该及时通知外交部。佩雷斯追求一种积极的而且成功的个人外交，尤其引起夏里特的不快。佩雷斯获得了武器，建立了与法国的政治伙伴关系，以色列驻巴黎大使必须参加他举行的鸡尾酒会，而对越过他进行的谈判却一无所知。夏里特于1955年12月也非常痛苦地经历了这种状况，当时他正在全力以赴与美国就获得武器进行谈判，而本·古里安既没有通知他又没有向他咨询，就发动了向叙利亚的报复性袭击(基内雷特事件)，连根铲除了他进行外交活动的基础。
在夏里特任总理期间，尽管有几次阿拉伯人挑衅事件，他却设法否决了多次来自军方的要求进行报复行动的建议。在内阁中，他经常能在这些问题上取得多数。很难说，从长远来看继续实行这种克制政策是否会在阿拉伯人那里取得理想的效果；因为夏里特插曲实在太短了。占优势的本·古里安路线更令人信服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后来似乎不可能再有其它政策。即使在本·古里安回到国防部以后，夏里特偶尔还能在内阁发表他的观点，从而否决军事行动。本·古里安经常被激怒：夏里特的说服力能够使联合政府内部形成一个“鸽派”多数。正是因为担心这样一个多数派会干扰国防机构于1956年夏天制订的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计划，本·古里安感觉到，有必要与夏里特决裂，并把他逐出政府。
夏里特本人曾经希望不参加1955年秋天第三次国会选举后组成的新政府。他已经预见到，他和本·古里安之间的分歧马上就会不可调和。本·古里安想尽可能地推迟夏里特辞职的日子。就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正是由于夏里特的反对意见，他才希望夏里特留在内阁中。到1956年夏天，当西奈进攻正在准备之中时，这种局面已经不能继续维持。六月初，两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全面讨论，夏里特辞职便决定了下来。从表面上看，是本·古里安将夏里特“扔”出了政府。事实上，夏里特即使很忧伤，也是全心全意辞职的。他相信，本·古里安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但同时，他又认为，本·古里安的领导才能是独一无二的，而他本人则没有取得足够的政治支持，在面临阿拉伯黩武政策逐步升级时无法提供能够团结人民的另一种领导。他服从了本·古里安，承认他取得了这场持久战的胜利。果尔达·梅耶森(梅厄)向来被认为是本·古里安的顺从者和绝对忠诚的追随者，现在继夏里特之后成为了外交部长。
走向西奈
1955年秋天大批进入埃及的武器，彻底改变了地区军事力量的平衡。现在到达埃及的装甲车和飞机，质量比以色列相对过时的装备要好得多。以色列想获得同样的武器装备的努力在西方和东方都受到了挫折。这样，以色列便易受攻击，这更加速了以色列的战争心理的形成，因为埃及只要有时间，便会吸收它的新装备，能够将它消灭以色列的威胁政策付诸实施。
1955年11月，英国首相艾登在伦敦市政厅发表了一次演说，建议以色列在领土问题上向阿拉伯人作出让步，从而避免战争，这一演讲在以色列激起了愤怒的狂潮。1956年2月，杜勒斯建议以色列依靠联合国组织保障其安全，也未能使以色列人恢复信心。法国保持着谨慎的沉默，背后则请求纳赛尔放弃支持当时处于法国统治之下的阿尔及利亚的解放运动。
美国(与还没有拿定主意如何对待纳赛尔的英国一起)正在向纳赛尔大献殷勤，提出修建计划中的阿斯旺大水坝，埃及对这座大坝寄予了发展经济的无限厚望。与此同时，纳赛尔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受到了高度崇拜，更进一步激励他在与傲慢的西方打交道时显示出阿拉伯人的自尊心。为了有意冒犯美国，他给予中国以外交承认。美国先发制人，撤回了修筑阿斯旺水坝的提议。纳赛尔早有准备，马上进行反击。1956年7月，他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1956年春天，经历了几年的外交孤立后，军事形势变得对以色列有利。法国对使纳赛尔不卷入阿尔及利亚已经绝望，于是决定向以色列提供现代化武器，希望这会转移纳赛尔的注意力，而不再插手阿尔及利亚叛乱。1955年秋天，当埃及能够得到来自东欧的武器时，本·古里安已经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考虑了许多不同方案，但都被内阁否决了；内阁还受到夏里特克制政策的影响。法国武器到来后，现在有可能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了。纳赛尔对以色列军事能力的变化毫不留心，而是加强了战争宣传，声称埃及决心领导阿拉伯世界摧毁以色列。实际上，纳赛尔本人的战争宣传也使他骑虎难下。运河的国有化，造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局面，使以色列能得到军事力量打击纳赛尔的力量。英国和法国对运河的国有化感到震惊。作为苏伊士公司的主要持股人，它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推翻埃及的决定。杜勒斯想尽力排除危机，但却只是使美国更加疏远了英国和法国。它们决定没有美国支持也要自己单独行动，推翻纳赛尔政府，恢复对运河的控制。法国现在主动采取行动，寻求与以色列合作的可能性。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机会是求之不得的。本·古里安一直非常急于与一个西方大国建立联盟。他和他的军事人员正在准备一场彻底的战争，将埃及军队赶出加沙，清除埃及在西奈半岛北部的基地，确保对进入亚喀巴湾要道的半岛南部沿岸地带的控制。按计划，开始要保持一种对加沙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行动的假象，但计划中的行动的中心目的实际上却是穿越整个半岛，为以色列航运打开亚喀巴湾。如果要对付边界武装活动，在加沙地区采取局部行动本来就足够了。但是，埃及封锁以色列航运所造成的政治和经济损失，比起游击队不断给人民带来的压力造成的损失还要大。以色列企图通过由国际上向埃及施加压力，以打破苏伊士封锁，但未成功。1954年秋天，以色列将一艘军舰巴特·加里姆派往运河，希望埃及扣留这艘舰艇会使联合国进行干预，从而开放运河。以色列感到，除了外交手段外，其它手段都不适于用来要求获得进入运河的权利。但是，蒂朗海峡则是另一码事。这一海峡周围有四个国家：以色列、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它不可能合法地属于任何一国的管辖。以色列需要利用这条水路发展其与远东的贸易，因为远东是内盖夫沙漠矿藏的主要潜在市场。军事行动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而不侵犯埃及的人口中心。正因为如此，人们认为有必要在西奈半岛进行一场大规模战斗。但是，本·古里安担心，如果发生全面战争，埃及空军就可能会袭击以色列城市。这样，他不仅需要几百辆能够穿过漫长的沙漠地带到达蒂朗海峡的重型车辆，而且还需要保证有一定的空中力量来保护平民。因此，法国的提议正中下怀。
英国的外交使中东全面危机更加复杂化。年初，由于约旦国内人民中亲纳赛尔的情绪不断高涨，约旦坚决地驱逐了阿拉伯军团的英国指挥官格拉布·帕夏。纳赛尔把叙利亚纳入了埃及的联合军事指挥之下，并且孤立了约旦，使侯赛因国王不能倒向伊拉克，并在伊拉克领导下加入《巴格达条约》。亲纳赛尔感情的上升，使侯赛因更难控制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采取的武力行动。1956年夏末，由于以色列报复规模扩大，约旦-以色列边界的紧张关系达到了新高潮，但以色列的报复似乎对减少越过边界的敌对行动也不起作用了。由于其军官从约旦军队中被驱逐，英国脸上无光，现在急于消除其反纳赛尔外交在苏伊士问题上造成的反阿拉伯人的印象。这样，英国希望能重新对伊拉克和约旦施加影响，并向它们证明，英国仍旧是它们最可靠的盟友。以色列向约旦发动重大报复后，英国鼓励伊拉克向约旦出兵，实际上它知道，因为伊拉克没有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以色列会把它看成一次发动战争的机会。英国答应这两个阿拉伯国家，如果以色列采取了行动，英国将有必要按照它们之间的联盟条款来帮助它们。这样，尽管英国在同埃及的冲突中与法国和以色列站在一边，但与此同时，在以色列的另一条阿拉伯战线上，英国又威胁着以色列。本·古里安非常不愿意与英国摊牌。他的代表一直不停地往返于以色列与法国之间，商讨计划中的英法苏伊士行动与拟议中的以色列西奈行动之间的配合协调。实际上，以色列也利用英国在约旦前线造成的紧张局势，隐蔽了西奈计划。以色列一边动员全国人民进行与埃及的作战，另一方面又有意散布谣言，装成好像以色列在准备解决约旦前线的问题，特别是要对付伊拉克可能发动的入侵。这就使得以色列能够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西奈行动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是否采取出其不意的进攻。这次外交欺骗十分成功，连英国和法国不信任的美国对即将来临的战争的性质也一无所知 [ 注：据称，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知道即将爆发的战争的要点.但是没有告诉总统。 ] 。
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法国和以色列达成了亲密的相互信任的关系，但这两方都不太信任英国。英国希望在消灭纳赛尔的行动中利用以色列的力量，但为了同时保持与阿拉伯人的友好关系，它又想保持对以色列的敌对态度。以色列也不愿意将其部队暴露给“友好的”英国，让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其进行轰炸。1956年10月底，本·古里安飞往巴黎附近的一个秘密地点，进行艰难的讨价还价 [ 注：为了保密(别的参加者并没做到)，本·古里安从不承认参加过这次会议。 ] 。英国希望以色列向埃及发动全面战争，为西方大国占领苏伊士运河提供有力的借口。本·古里安却不打算这样做。他只想打一场有限的战争，哪怕这场战争实际上规模会很大，但对运河不感兴趣。在瞒着英国的情况下，他得到了法国空中保护的承诺，作为回报，他答应在运河附近降下一支伞兵部队，使英国和法国能够宣称它们干预苏伊士运河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作战双方破坏运河。这个计划三方接受，并且付诸实施。
本·古里安虽然不信任英国人的诚意，并且怀疑英国人的踌躇甚至可能妨碍英法的合作，不过，他仍然希望英国参与此事。与以色列和法国之间建立的全面合作的亲热程度相比，以色列与英国的关系比较冷淡。但是，本·古里安觉得，英国参加苏伊士运河战线，是防止英国与以色列在约旦侧翼阵地摊牌的最好保证。当约旦的匆促选举表明，压倒一切的亲纳赛尔的情绪席卷了全国时，英国在这条战线上的威胁便不再十分迫在眉睫了。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中完全处于孤立之中，侯赛因于十月底将约旦军队与叙利亚军队一道纳入埃及的指挥之下，更加巩固了这一局面。本·古里安对约旦和叙利亚是否会支持埃及没有把握，但他希望，只要尽快证明埃及军事上的虚弱，就足以使它的伙伴动弹不得。与此同时，约旦的行动只不过起到了帮助以色列的效果，因为它为以色列掩盖西奈计划提供了内容，好像以色列主要关心的是约旦前线。在两三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当然不利于以色列，但本·古里安认为，他必须碰碰运气。以色列领导人毫不怀疑，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完全可以打败所有三支阿拉伯军队，但是，他们不愿意因为一场全面战争而改变打通南方水路的主要目的。统一的军事指挥激起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狂热，阿拉伯群众的极度兴奋，很可能干扰了纳赛尔的判断力。他对进行战争还没有作好准备，他的计划是于1957年春天发动对以色列的进攻。但是，他的宣传机器把他捧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度，要想平息这一地区的战争狂热已经为时过迟。纳赛尔如果估计到了法国大量增加对以色列援助已给军事平衡带来了极大变化的话，他很可能会竭尽全力命令停止这些狂热叫嚣。
直到最后一些天，本·古里安对是否批准西奈袭击仍感到犹豫不决。他拿不准英法苏伊士行动会不会发生。没有这一行动，以色列的攻击计划将会遵循一个更加经济的战略。但是，他现在对法国许诺的空中支持有了足够的信心，即使英法所作的承诺失效，他也能冒险发动战争。事实上，纳赛尔已经从西奈撤出了他的一部分军队，来对付英法在苏伊士的挑战。艾森豪威尔作为“和平王子”正在竞选连任，在这个当口，本·古里安很担心美国的反应。他极不愿意被迫欺骗美国，但是，艾森豪威尔的电报证实，美国对英法的诡计没有觉察，这有可能转移美国对以色列的一部分狂怒。由于俄国忙于对付匈牙利暴乱，本·古里安不再那么担心苏联的反应。他相信，如果问题提交到安理会，至少能得到法国的政治支持。他决定勇往直前，并承担一切后果。袭击的第一部分是为了英法计谋而设计的。1956年10月29日凌晨，以色列伞兵部队降落在苏伊士运河不远处的米特拉隘口。
西奈战争及其后果
1948年后，以色列已经建设了一支现代军队。第一届国会通过的最重要的立法中，有一项就是1949年9月批准的《国防兵役法》。该项法律规定了征兵制度，规定十八岁至二十六岁的男青年服役两年，二十七岁至二十九岁的男青年服役十八个月，未婚女青年服役十二个月。四十九岁以下者要求每年服最多一个月的预备役(根据军事需要和人力来源，正式兵役和预备兵役的期限经常进行修改)。
这项法律实际上建立了一支全民军队。职业军队只限于一支人数不多的军官部队，其成员到了预备役的最高年龄时必须退休。强制职业军官及早退休，使指挥官能与士兵中的年轻人保持和谐一致，并有机会将仍然富有青春朝气的年轻人提拔到高级指挥职位。这使以色列发展起了从前线进行领导的原则，尽管这使军官损失十分惨重，却极大地提高了战场上的战斗士气和主动精神。
预备役制度使平民也处于战斗准备状态。这使以色列能够获得相对于其人口来说十分强大的军事能力。边界不断出现的紧张局势，使许多新兵能够在报复行动中获得实战经验。迅速动员技术是预备役制度的后盾，这一技术不仅减少了调动部队的开销，并且也使军队能够始终保持突然袭击的能力。西奈战争前夕，以色列在三天内调动了九万士兵，组成各自的战斗单位，静待出击。除此之外，当时还有常备役兵力约五万人。民用车辆(包括在预备役部队中的)也被动员来运送兵力到南方的战场。除了重要的后勤服务外，经济需要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人们认为战争最多在十天内就会结束。大约有一半兵力被部署在西奈行动中，其余部队驻守在其它战线，以防名义上处于埃及指挥下的约旦或叙利亚军队前来增援埃及。
以色列军队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吸收其新装备。纳赛尔将他的军队部署在西奈，可能打算在1957年春对以色列发动一次进攻，所以他的兵力并没有很好地布置防守。他的军队中到处都是新装备，但士兵们却还没有完全熟悉这些装备。在以色列，一船又一船的法国装甲车和军车，许多连标记都没有，就被从港口直接运往战场。新式的飞机和坦克也在最后一刻到来，并且马上就进入服役。在进攻前的六七周内，以色列神不知鬼不觉地改良了武器装备。从九月初与法国就空中封锁达成临时协议开始，春天就开始运送的大批物资又进一步增加。以色列陆、海、空军全部统一在一个总指挥部之下，加速了对新装备的熟悉。下达的命令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更强调的是各地的主动性，在问题出现的层次上解决问题，不需报告上级。根据1948年的经验，以色列决定，所有未来的行动都将在敌人领土上进行。由于有可进行顽强抵抗的边境战略性定居点的支持，军队可以集中力量，准备越过漫长的距离发动闪电式攻击。
伞兵部队降落在米特拉隘口后，本·古里安在全面发动对加沙战线的攻势之前，等待着预期中的英法行动。如果西方国家不能遵守交易中他们一方的承诺，他还是能够撤出苏伊士附近地区，借口是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肃清附近的游击队基地；他还能把计划改成加沙和亚喀巴湾的局部性战争。英国和法国开始发出了一份庄重的最后通牒，要求双方(！)必须撤至苏伊士运河十公里以内，并且宣布，(在塞浦路斯待命的)英法军队无论怎样都将占领运河，以保护航行！以色列当然服从了最后通牒，而埃及却拒绝接受。英国和法国袭击了埃及机场和通讯设施，为在塞得港登陆的部队扫清了障碍。埃及军队撤出西奈，以反击对苏伊士运河地区的挑战，但这却引起了一种退却的心理。埃及军队尽管在有些地点能够进行顽强抵抗，但是，总的来说，在整个西奈半岛，以色列攻击之快速，战略之大胆，使埃军十分震惊，未能够恢复其战斗力。以色列的目的并不是摧毁埃及军队，而是想破坏它的士气。撤退变成了退却，退却变成了溃败。不到一周，以色列军队就控制了整个半岛，并且占领了蒂朗海峡。以色列阵亡者为一百七十人。英法的牵制即使对以色列的胜利不是关键的，肯定也降低了以色列行动的代价。比如说，法国在空中和地面通讯中的积极帮助便是如此。以色列并不是在一次平等的交战中击败埃及军队的。以色列军队的成就主要是取决于它闪电般的速度和卓越的组织，这就使它能够充分利用政治条件所允许作战的几天时间。
战争一爆发，美国就开始积极进行外交活动，反对侵略行动。联合国组织迅速发出了停火呼吁。苏联当时虽正在忙于入侵匈牙利，也设法腾出时间来支持美国的提议，并且还向三国领导人发出了威胁性的信件。在英法两国军队开始在苏伊士运河区登陆之前，以色列就已经达到了目的。尽管11月5日以色列已经停止射击，但是，以色列却迟迟没有正式接受全面停火，以便帮助法国维持因受英国的动摇而影响的英法占领运河地区的原则。尽管以色列并不想卷入整个事件的苏伊士部分，它却热切希望这场戏能够演下去。以色列的迅速行动，加上英法两国的拖拉迟缓，使本·古里安有机会在外交上使西奈行动与苏伊士事件完全区别开来。既然与帝国主义英国和法国的勾结已经在国际讲坛上损坏了以色列的名声，以色列希望至少能够从这种勾结中获得好处，因此它企图将政治热点引向英国和法国那个方向，而降低以色列附近的气温。
苏联的威胁使艾登的神经紧张起来。塞得港混战几小时后，苏伊士行动便宣告结束。11月6日，英法与纳赛尔达成停火协定。以色列现在重整旗鼓，准备迎接政治风暴。本·古里安自己心中也不太清楚，以色列要采取什么方针才能从占领西奈中得到最大好处。以色列的行动摧毁或缴获了大量的新式苏联武器。眼下，埃及在军事上处于虚弱状态。约旦和叙利亚没有采取行动。以色列对占领西奈半岛没有兴趣，但它欢迎所有边界上出现的安宁。国内舆论赞成占领加沙地带，以消除游击队袭击的威胁。以色列决心保持对亚喀巴出海口的控制，并且马上就让船只开始通过这一海峡。
情况很快就明朗了，政治气候对以色列的胜利果实十分不利。美国向本·古里安施加沉重压力，要他撤出所有埃及领土。苏联威胁使用火箭。英国重新开始站在美国一方，在批评以色列的浪潮中，只有法国坚定地支持以色列。本·古里安感觉到，他除了屈服外别无选择。他宣布他愿意撤出西奈，与此同时，他还表示，愿意就国际保证进行谈判。尽管国内有人激烈抨击他的政策，本·古里安仍坚持他的决定。
11月4日，联合国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一支“联合国紧急部队”(UNEF)来监督以色列-埃及边界。这使以色列有机会从它的胜利中得到一些安全和航海自由的好处，要不然，这次胜利就会完全是空洞的。本·古里安一次次提出请求，希望包括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但都没有取得所需的政治支持。这样，本·古里安便将以色列部队撤出西奈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首先拆除了所有军事设施，摧毁了碉堡、道路和机场。然后，他就采取了坚持不许埃及回到加沙和蒂朗海峡的立场。摧毁加沙的游击队基地，实现内格夫发展必须依赖的亚喀巴海湾的自由通航，本来就是以色列战争主要的目的。本·古里安非常顽强地坚持，不能允许埃及回到它在那里的基地。但这一点在政治上很难做到。二月初，法国提议让新成立的国际部队驻扎在加沙和亚喀巴海湾的出口，本·古里安同意了，意识到除了法国支持外，以色列完全是孤立的。他不敢冒险让联合国实行制裁。1957年3月1日，以色列宣布撤出所有境外地点。联合国紧急部队进驻加沙和俯视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现在，联合国是有权维持和平的一方。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存在，对埃及来说是一个政治失败，以色列完全拒绝它在以色列边界内驻扎。但与此同时，它为以色列提供的安全也是脆弱的，因为它仰赖于埃及的默认。这种状况维持了十年。
在十年中，以色列得以在相对平静的气氛中增加其人口，发展其经济。边界的安宁，使人民也放松了。战争没有解决任何阿以冲突的根本问题，但它给这个国家的生活质量带来了许多变化。由于参加了战斗，新一代移民取得了与老战士们平等的感觉。1948年形成的老战士们才是杰出人物的神话，在以色列现代军队所展示的辉煌的军事特点面前黯然失色了。军事信心成为民族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战场上产生的战友情谊，也促进了社会融合。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物质追求和竞争性的消费，逐渐使创业精神成为老人们冗长乏味的闲谈。新的民族认同感开始形成，犹太复国主义者追求的犹太生活的“正常化”，现在却有讽刺意味地变成了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