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政治演变(1948-1956年)·第十三

作者：诺亚·卢卡斯·英国

出自————《以色列现代史》

出自————《战争通史》

　　 劳工、民族与国家

　　 与其它民族运动一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直深受一些社会问题影响，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了国家独立的实际内容 。

        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投入了工人运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早期的定居者们确信，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是完全相同 的，至少也是不可分离的。这一观点，使得工人运动在表达献身的豪言壮语、选择其策略及政策方面，比其它党派更有力量。由于在意识形态表达方面习惯于用民族-社会的辩证法来阐述选择的方向，工人运动总体上比其它组织更好地为独立作好了准备，而不会在其自身历史上出现明显的断层。在建国后头几年里，普遍存在于工党和犹太工总中的连续感，是制度演变中一个最重要的稳定因素。与此同时，历史作用和习惯的连续感，又成为变革的障碍，成了发展中的保守势力。

　　 在建国前的几十年中，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原则，为工人运动领袖们提供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被看作是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同义语。人们用社会主义的目标来衡量民族主义的追求，用民族主义的策略来回答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两种价值观念和睦共处的范围有多大，犹太工总的活动空间也就有多大。与此同时，在保持一致的基础上，两极之间又经常产生一些摩擦。

　　 三十年代后期，由于取代英国托管统治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结合日趋松散，从前，这种结合能够成为政策的指导，现在却成为最严峻的挑战。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联合，在指导犹太工总制定具体政策时曾经十分有效，但是，当面临在民族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进行实际性的选择，而不是泛空地假设时，这种并不真正相互一致的结合就趋于破裂。对于接管问题，工人运动不得不进行抉择，要么是按从前的民族主义来解决，要么是按理想的社会主义来解决。本·古里安已经坚定地使社会主义思想服从于他所认定的民族需要，并且对社会主义原则的问题越来越不耐烦。虽然大部分人支持本·古里安的民族主义政策，反对派也已经形成：工党左派(劳工联盟)要求推迟独立，直到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标都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时再宣布独立；“外部”左派(青年卫士)则支持一个最纯粹的社会主义方案。对于劳工联盟来讲，尽管他们希望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方面追求更高的纯洁性，但同时达到两种理想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宁愿在其中一个方向进行努力。另一方面，青年卫士则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导致民族主义目标的实现。在这两派中，也和工党中一样，出现了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分裂。

　　 问题可能是这样，意识形态中的危机，反映了政策条文与实际环境之间的矛盾。主权问题与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毫无关系，但工人运动-犹太主义的世界观却是在这种欧洲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形成的。劳工先驱者们的行动明确体现了这种欧洲式的理论，就此而论，他们仿佛是把欧洲的民族和阶级结构移植到巴勒斯坦一样。但是，在涉及殖民地现实问题时，这种理论又是不够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殖民地的情况与欧洲的模式和情况是不同的。随着犹太经济的逐步发展，欧洲的民族和阶级结构的因素输入了巴勒斯坦，这就使产生于欧洲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显得与之合拍。与此同时，英国人也输入了殖民统治下的社会所特有的民族与社会关系的因素。只有英国保持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保护态度，这两种互不相干的历史思潮才能在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框架中相安无事。但是，三十年代末期，英国改变了政策，迫使工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致力于争取独立的问题，这样就使工人运动发生了变化，使之从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欧洲式民族主义，变成了更多地带有二十世纪南半球特点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相应地在意识形态文化中反映出来。工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论未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工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除了本·古里安外，直到四十年代末，其他人也没有完全认识到了这些变化的意义。

　　 四十年代中期，犹太工总内部的民族主义多数派追随本·古里安的民族主义政策，不得不牺牲他们的社会主义原则。犹太工总放弃了使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目标，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重新定义了的民族主义斗争中，这样，到了1948年，犹太工总发现，主权政府已经取代它而成了民族领导的新中心。新国家及其各级机构，尤其是它的军队，现在成了有权要求民族忠诚的合法组织。这样，犹太工总就被剥夺了它在领导民族主义事业过程中形成的传统权力。

　　 犹太工总通过其中的多数派——巴勒斯坦工人党，与政府仍有紧密联系，而且，它还强烈意识到其角色的延续性，但是，不管怎么说，国家建立的事实，却改变了犹太工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现在，这一组织需要重新找回它失去的社会主义特色，并在民族主义生活的新形势下，重新配置它的思想和物质资源。这样，在犹太工总内部就开始表现出一种保守倾向，认为它设法要保持的是一种革新的社会主义，反对由建国而激起的新民族主义中所产生的激进国家主义倾向。

　　 犹太工总在适应它的新的公共地位的同时，在吸收移民方面仍然起着关键作用。这一民族任务使得犹太工总在许多年间仍能维持它重要的全国性地位，掩盖了它越来越退居为一个派别的现实。另外，由于移民涌入，犹太工总成员大量增多，也加强了它作为一派社会力量的势力，这一事实也缓和了它地位的变化。自相矛盾的是，在五十年代中期，正当犹太工总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已迫使它意识到，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工具，它可能已经力不从心时，犹太工总却达到了其力量的顶峰。恰当地说，作为创造其政治环境的最有活力的组织，它的力量缩小了，但作为多元化民主政体中的一个利益集团，它的力量又有所增加。

　　 早在四十年代初期，犹太工总放弃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时，其内部的最初的反应已经预示了后来犹太工总从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转化为一个独立国家中作为社会主义遗产的监护人的次要角色。在当时，犹太工总的社会主义思想具体表现在左翼的政治党派和基布兹运动中，而目前，犹太工总相对于国家来说，已经全部挤入了这一地位。但是，与此同时，情况却完全发生了变化，激进-保守的标准已完全颠倒了过来。以前，社会主义曾经是激进的，反对民族主义者接受社会现状，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后未来社会的美好幻想。而现在，它是保守的了，因为在新的环境中，国家的组织机构是最积极的激进力量，而它却在保护社会主义的地盘。取得独立之前，它可以梦想创立一个新社会，但是，取得独立之后，它便必须接受现有的社会状况。追求独立时，可以赋予现存的社会关系以种种许诺和不确定的东西，而独立到来时，带来的却是使之具体化、固定化。

　　 正如巴勒斯坦工人党在促使全国作为一个整体向独立转化的过程中是保持延续性和稳定的主要工具一样，在犹太工总内部，工党也起了不可缺少的调节作用，保证了顺利过渡。工党以微弱的、但是肯定的多数控制着犹太工总，这便使得它在全面承认犹太工总的核心价值的同时，又使其与工党在政府内负有责任的民族或国家的利益保持一致。基布兹运动在四十年代初的决定性选择中内部出现了组织危机，并于1951年达到高潮，这一危机可以作为分析当时的转变方式和工党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关键作用的一个例证。

　　 就在1944年巴勒斯坦工人党采取民族主义路线时，“内部”左派的基布兹运动——穆哈德基布兹发现自己越来越政治化，就像“外部”左派阿兹基布兹自三十年代中期就已开始的不断政治化一样。这样，这两个运动就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反对派，而不是像最初认为的那样是犹太工总垦殖运动的工具，两派各自的政党，劳工联盟(最初是巴勒斯坦工人党的B派)和青年卫士(这两个组织1948年联合组成统一工人党)，基本上变成了基布兹运动的政治组织。巴勒斯坦工人党早已变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政党，在该党取得支持的各种工人团体和非工人团体中，该党的基布兹成员(来自穆哈德基布兹和克武察协会)只不过是一个少数派而已。这样，对于左派来说，基布兹“拥有”它们自己的政党，而对于倾向于巴勒斯坦工人党的基布兹来说，则是政党“拥有”它们。

　　 在有关基布兹在以色列政治生活中地位的学术和新闻讨论中，人们无一例外地指出它们在国家政治领导集团中所起的不同寻常的和超人数比例的影响。事实上，正因为他们在国家的高层机构中缺少影响，才把左派基布兹推向了反对派。留在巴勒斯坦工人党影响范围之内的基布兹，事实上，作为基布兹在高层决策中的影响并不大。确实，许许多多工党领导人和工党在各种公共机关中的官员与基布兹有着个人联系，但是，他们是作为工党领导人来参加基布兹运动，而不是作为基布兹领导人在工党内发挥什么特别影响。如果要是基布兹在制定国家政策时真有什么显著影响的话，就会反映在制定一项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策中，就应该与阿拉伯人共处，而不是军事解决或者是分治。当本·古里安赞同和推进实行雅博廷斯基的民族主义政策时，基布兹就未能发生这种影响。对它政治影响的大小的分析，当然并不意味着贬低拥有广大的文化力量的基布兹运动的鼓动力量。

　　 随着取得独立和移民的大批涌入，基布兹运动经历了一场适应形势发展的危机，并且由于出现了超出其能力之外的大量新情况，其声望急剧下降，更加剧了这场危机。在新的形势下，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发生分离，在适应这种新形势的过程中，穆哈德基布兹发现自己已经不能继续把劳工联盟和巴勒斯坦工人党的追随者团结在一起了。1951年，这一运动分裂成不同党派。左派基布兹现在加入了劳工联盟，剩下的亲巴勒斯坦工人党的派别联合克武察协会组成了一个新的联合组织，克武察与基布兹联盟。不仅整个组织发生了分裂，就是每一个基布兹，包括一些历史最长、最受崇敬的基布兹，也在组织上发生了分裂，以适应其内部的政治分歧。有几个基布兹在解散组织时，瓜分了资产，有时在老同事和老朋友间也发生激烈的个人争吵。这一点表明，政治党派同盟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基布兹的社会生活。现在，左派们是作为他们党的成员而联合在一起的，而不再是因为过着同样的特殊形式的集体生活才走到一起来的。正因为他们在国家政治中缺乏影响，才迫使基布兹重新组织，调整内部关系。只有巴勒斯坦工人党成员能够适应更广泛的民族主义环境，因为只有他们愿意接受这一现实，即作为一个党派，他们缺乏影响。

　　 工党的基布兹向领导阶层输送了各种人才。如果说他们发挥了任何基布兹影响的话，那不过只是作为一个代表农业的压力集团而已，尤其是经常作为一个与莫沙夫运动相对立的反对派而出现的。工党就这样调整了它的基布兹，使之能够适应独立后新的更广阔的全国舞台。在这个舞台上，除了早期的工人运动外，许多其他派别也担当着重要角色。这样，非工党的基布兹便成为唯一的社会主义派别。

　　 在取得了明确的政治分离之后，社会主义基布兹现在能够在犹太工总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在行业工会方面增加工人的战斗精神，更有力地要求犹太工总在公共投资方面占有更大的份额。对工党来说，现在代表该党社会主义派别的是犹太工总而不是基布兹，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则代表着该党的民族主义特性。现在，整个犹太工总不再像建国前那样仅仅是工党方便的工具，而是作为工党意识形态遗产的保守的继承人。

　　 在托管期间，犹太工总(尤其是它的农业分部)曾经成功地吸引了公共资金中的最大部分，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带头人。工党领导下的犹太人协会也对各类劳工组织持支持态度。在独立之前，只要各种意识形态派别在建立何种类型的社会的问题上有争论，犹太人的执行机构就可能表现出这种支持态度，以推进他们想.象中的国家蓝图。当工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负有责任的执政党后，它就不得不采取更广泛的立场。一方面它继续尽可能偏袒它自己的追随者，但同时，现在它不能再忽视人民中的其它派别了。为了防务和发展的需要，要动员起各个方面的力量，无论其是否属于社会主义信仰，从政府角度来看，各派势力的重要性已经不同于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状况了。

　　 政治参与、政党及有关问题

　　 随着停火协议的达成，犹太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殖民统治下占人口少数的定居社团，变成了一个占人口多数的主权国家。原有居民以及新移民第一次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

　　 与独立之前的阶段相比，1948年后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是，在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政治权力的增加和自愿主动精神的减少，二者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结合体。原有定居者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建立新制度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动精神。独立带来了权力的膨胀，因而，相比起来，定居者们倒是在殖民统治下能够更自由地创造自己的生活。老一代定居者中的杰出人物现在在为整个社会行使权力，但是，在新环境中，他们能发挥创造精神的余地却更少。他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挑战：如何使已经变得相对稳定的制度，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新环境。另一方面，对于大批的新移民来说，一切都是全新的。发挥创造精神现在成了他们的事：老一代人拥有权力，新来者具有创造精神！新移民没有早期定居者所特有的那种自发的创造精神，但是，通过认同和参与由老定居者代表他们管理的组织，他们都具有一种自由和创造的意识。

　　 一个在原来不同的国家中寄人篱下或备受歧视的民族，当取得政治独立之后所具有的幸福感，可能比其它任何因素都有助于保持士气，并忍受建国之初那些年代的艰难困苦和混乱秩序。正是这种令人激动的创业精神和政治参与感，而不是犹太复国主义，鼓舞着民族士气。人们通过共同参与具体的国家权力机构，而不是通过共同的犹太复国主义感情或犹太人感情，来表达共同感和归属意识。对于经历过中东独裁政府的殖民统治或者是欧洲集中营的犹太人民来说，他们新国家的独立是一种深刻的解放过程。老定居者们现在掌握着中央权力，相应地失去了有关其社区利益的“联邦式”自由，而在老定居者们管理之下的新移民感觉到他们是一种自由制度的组成部分，他们能够认同这个制度，而这个制度也在为他们建设崭新的生活。

　　 以色列国家非常小，各种建立在基层的组织也使人们普遍产生一种分享现有权力的意识。一方面国家规模小，无疑会导致权力集中，相对会限制地方组织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它还有一种作用，就是使国家的决策与大家密切相关。从街头的各种民主组织，到政党和犹太工总的各级机构，一直到国家的高层领导，政治参与千丝万缕，与实实在在的国家主权交织在一起。国家是构成民族的基本力量，其共同的成员广泛地在国家内享有真正的自治权力。

　　 在独立后的形势下，政治党派成了多元化的政治舞台上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不可避免的是，他们所继续坚持的意识形态也就变得越来越华而不实(不过，在从不成熟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向以色列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他们的意识形态观念和习惯却是一种重要的稳定因素)。对于老一代人来说，1948年是他们毕生事业的顶峰，而且，他们衷心希望能够看到他们终身奋斗所取得的成果。建国后的头些年中，明显表现出这一矛盾，一方面是老一代的心理上的退役，表现为其意识形态的逐步萎缩，另一方面是需要动员新移民群众，而他们对意识形态倾向一无所知。开拓者们的实践及其豪言壮语，曾经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构成老一代的政治宣言，现在显得与新移民群众毫不相干。这些人的同化不靠灌输犹太复国主义，只有通过党派政治和保护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各个党派过去是其忠诚的支持者们的服务机构，现在逐渐成了将其并非真心实意的追随者引入选举市场的政治机器。

　　 独立前劳工党派特有的集体主义精神曾经导致了在政党保护下的各种文化、社会和经济责任的不断增加。非社会主义政党也发现，在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竞争中，也有必要使用源于各种社会主义原则和倾向的同样手段。这样，在独立前那一阶段，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高度政治化了。新移民既没有固定的意识形态同盟，也没有参与国家政治的组织，而只是处于国家主权机构的直接管理之下。这样的移民大批涌入，使得人口成倍增加，其结果是，政党为控制政府而进行的选举竞争活动，逐步取代了党派生活中的集体主义做法。

　　 移民群众很快发现，原有的党派官员们非常看重他们的选票。各政治党派的代理人，不管他们的权力范围是在政府内还是在犹太人协会内，不管是犹太工总领导人，还是地方政府或宗教机构的官员，都在民间激烈竞争，以其各自的政党能提供的各种服务为条件，以期获取新来者的支持。在选择某一特定党派或允诺为某党投票时，新移民是在表达一种新获得的个人价值的意识，而不只是表示同意某种经济结构或社会公正的概念。这样，原来的政治党派就在新人口的政治参与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调整作用。总的来看，新移民在政治阶梯上没有取得重要的地位，而是从属于控制着各个政党和权力中心的原有居民以及他们出生于以色列的后代。因此，他们只是各党派的附庸，而不是党内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尽管如此，由于他们与党派的联系，移民的同化过程却与国家生活和发展的重大问题紧密相连。在竞选中获胜的愿望是各党派竞争的动力，而对于移民们来讲，选票只是某种抽象的和次要的参与手段。政党现在成了他们基本需要的提供者，帮助他们溶入社会，并为他们进一步走向国家权力提供一个阶梯。

　　 在寻求就业、住房、教育或宗教设施，寻求农业定居方面的帮助或者是职业教育、希伯莱语学习时，移民们会碰到各种类型的官员们，但是，他们能够辨别出不同政治党派标志。寻求帮助的人来往于各个行政机构之间，从犹太工总到市政府及宗教协会，从犹太人协会到这个部那个部，但他们总是能够遇到无所不在的党派路标，凭这个路标似乎就足以在官场的迷宫中找到一条明确的路径。

　　 近三十年中，主要机构的各级官员职位都是根据一个非正式的按比例的党的“钥匙”来瓜分的，随着准政府机构的选举在公众意识中显示出的变化，其比例不时也进行一些修改。由于新移民依赖官方提供各种帮助，这一程序也就把移民群众吸收进了选举政治，其方式与建国前的状况极为类似。大批的移民并没有组成强有力的新政治派别与人数比他们少的原有居民互相抗衡，相反，他们却向原有政党靠拢。各党的自身力量决定了他们将新来者吸收到他们旗帜下的能力，这样，新选民的大量增加，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建国前的模式。对于广大群众来讲，工党就是国家权力最明确的象征，而且，它掌握着个人参与和同化的最可靠的钥匙。只有宗教党派能够同样产生这种直接影响。工党任命的官员在官方职位中占有绝大多数，这使得工党可以在公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施加影响，并且在它控制下的所有封建主义思想堡垒上贴上国家标签，以促进民族一体化。

　　 在成立已久的国家中，政治生活转向了类似于选择家具和内部装修方面的事情，而在新国家中，分歧往往发生在打地基和建筑设计方面。尽管建立已久的社会中的政治事务也有可能激起同样深度的感情和信念，但是，一般来讲，由于缺乏变革性的政治，它们所面临的选择，不像新社会所面临的选择那样重要。以色列在很短时间内经历了两种状态。在建国后的头几年中，以引人注目的速度形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在独立后的五六年中，过去五十年所奠定的基础稳定地支撑着社会秩序的重量。

　　 迅速的变化加剧了政治语言与实践之间的相互矛盾，在从犹太复国主义建国活动向以色列国家建设的转变中，这一矛盾已经变得十分突出。政治已经在进行“装修”，而政治语言却一直仍在谈论“设计”。好像精英们还在就各种方案争论不休时，整个国家结构却突然出现在他们周围。当他们还在讨论着未来，似乎各种可能性依然广泛存在的时候，他们实际已经在政治舞台上，已经在既成事实划定的狭窄范围内扮演着角色。各个政党一方面继续喋喋不休地讨论着关于首要原则的问题，一方面却又在忙于适应工党实行的政策带来的后果。在以色列最初的几年中，由于国家发展处于不成熟状态，政府的政策对整个社会关系，对形成中的民族文化的内容和质量，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政府旺盛的活力及工党管理下的飞速变化，政府政策能够施加这种决定性影响的阶段还是很快就过去了。

　　 随着政党适应了它们的新角色，变成了以争取群众选票为目的的政治机器，它们的意识形态遗产就变成其领袖人物的禁脔。政党领袖们用他们往日的言词谈论政治问题，而在实际事务中，他们却在新的压力下争夺地位。以色列政治事务的传统特色是一些基本选择，是社会主义方向还是资本主义方向，是世俗还是神权规范，是亲西方的还是中立的外交政策，是与阿拉伯国家和解还是执行黩武主义的外交，现在，这种传统特色很难辨别，这些选择很快就不再实际存在了。以色列在最初几年里作出了一些决定性的、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决定：选择了劳工机构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选择了一个带有少许的神秘主义和感情的世俗社会，出于对宗教情感的尊重，为其留下了很小的余地，这个世俗社会很快就排除了神权政治；由于急需资金用于大规模移民，完全形成了亲西方的政策，排除了中立主义；如果曾经有过与阿拉伯世界和解的选择的话，现在，对武力的依赖也很快取代了这一选择。这样，工党一边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一边却谈论着社会民主的言词；宗教党派在投入小规模的神权政治的同时，仍沉溺于神权国家的幻想；左派党一方面还在奢谈社会主义原则，一方面却又在为他们的基布兹保护市场利益；中产阶级一方面极力请求政府保护，为其成员要求更大的份额，一方面又用传统自由主义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政治右派一方面在培养对贫困者的普济主义，一方面又在鼓吹歇斯底里的沙文主义。事实上，由于传统的言词不敷使用，再加上多党争论的复杂性，政治问题被弄得一片模糊。

　　 在以色列，就像在其它地方一样，政治的多党制结构往往妨碍通过选举程序澄清和解决问题。但是，多党结构是利益和观点迥然不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社会规范以及关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方面的分歧，立刻把人民划分为几个派别，因而，政治也充满了各种各样大量的可能性。在许多明确定义的基本问题上人们不是同意保持不同意见，而是他们还没有就在哪些问题上保持分歧达成一致。在有些问题上，一些党派可以达成广泛的一致意见，但在其它一些问题上，同样的党派之间又可能四分五裂。在这种状况下，竞选活动不可能用双向选择的方式阐明问题。由于选举不能就政策问题作出决定，这也就意味着，工党作为占领中央阵地的最大党，具有制定和指导政策的主动权。事实上，多党政治造成了一党统治。

　　 移民很快就有资格参加大选。1949年、1951年和1955年举行了国会选举。尽管每次选举都向选民提出了二十个或更多的党派，实际上，能够在国会中取得席位的一直保持在十二个左右。1949年参加选举的人数比例最高，达到有资格投票人的百分之八十七，这一年人口中的新移民比例最小；1951年，百分之七十五的选民参加了投票，而1955年，参加投票者稳定在百分之八十二。从下表统计的数字中可以看出 [ 注：引自中央统计局的表格，《以色列统计摘要》，17(耶路撒冷，1966年)，第644-645页及第650页。 ] ，尽管这些年间增加了几十万新选民，在投票趋向上发生的变化却很小。1951年选举中唯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右翼党派中发生了一些变化，自由党将地盘输给了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事实证明这一摇摆也是暂时的，1955年又完全倒转回来了。1951年，以色列工党可能从左翼的统一工人党那里赢来了一些选票，同时，在其右翼又以同样小的规模输给了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1955年选举中，以色列工党遭受了一次挫折，主要是被新成立的劳工联盟夺走了一些选票，在某种程度上也输了一些给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地域分析表明，1955年选举中，以色列工党、精神中心-劳工精神中心和共产党主要是在新移民集中的新城镇中获得选票，而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在这些城镇的选民影响最小。在以色列的多党制中，要想了解有关政策或问题在选民头脑中所占的明确地位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可能通过选举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1955年以色列工党失去选票，倒确实说明公众普遍对它在政府中的表现不满，第一次参加联合政府的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同时也失去了一些支持，证实了这种可能性。对宗教党派得到的支持比较稳定，可能说明，宗教党的追随者们并不认为宗教联合阵线应当为政府的世俗行为承担责任。

　　 稳定的联合政府

　　 由于无法形成绝对多数，从组成第一届政府的时候开始，以色列工党就必须与其它党派结成联盟。与此同时，由于它能够取得最多票数，它又使得每届政府带上了不可否认的工党印记。从三十年代跃居为最大党以后，工党就不断地淡化其意识形态色彩。工党一方面总是保持自发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同时也具有一个执政党的实用主义的特点，它成功地保持着国家领导者的地位，提高了它的声望。　　 稳定的联合政府

　　 由于公众舆论稳定，以色列的多党政治运作事实上看起来建立的是一党统治。执政党的权威通过其联盟者得到了加强，只要联合政府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就不会形成强有力的反对派。本·古里安希望建立一个能够取得全国团结、基础广泛的联合政府，实际上是要求必须与宗教组织建立紧密的联盟。第一届当选政府创设的模式构成了以色列联合政治的最持久的方面：世俗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正统的宗教势力结成联盟，在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占有中心地位，如果条件许可，再在接近的左派或者右派增选一些代表。以色列工党和宗教党在早期形成的关系很快就制度化了，成为许多年中联合政府及保持其政府相对稳定的重要支柱。

　　 工党与正统教派联盟的建立与成功很可能是靠一种幻觉因素维持的。作为地道的世俗主义者，工党可能误解了它的宗教伙伴。工党领导人对神权政治的拥护者们带有一种亲近感，同时又把他们当作东欧小镇的古老遗迹，以及他们自己所受的宗教教育的残余，并认为他们必然会消亡，被新的世俗的国家文化所同化。他们可能并没有估计到，正统宗派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新的地域发展，与对年青一代具有强大影响的世俗主义相对抗。而另一方面，正统教派领导人却对权力现状表现出了敏锐的政治判断和准确无误的本能直觉。工党可能觉得正统犹太教在以色列最终将要灭亡，但这并没有干扰宗教党的判断，他们知道，工党是公共权力的主要集中地，并且，要保持正统教派在人民中不可减少的最低限度的影响，工党也是一个必要的工具。如果工党想要减少对犹太传统的感情，那也无所谓。这至少给正统派政党的机会也要比与社会主义左派或民族主义右派联合能够得到的机会好一些 [ 注：不过，从四十年代反英恐怖主义时期开始，宗教党在有关犹太主权国家的边界问题上，与民族主义右派表现出相同态度。1967年战争后由于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宗教民族主义使正统派与右派的联盟更加紧密，这一过程，很可能成为“稳固的联合政府”走向土崩瓦解的契机。 ] 。

　　 1949年3月组成的第一届联合政府，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反映了在一个基本上是联邦主义的政治环境下以色列政治制度的产生过程。通过谈判产生的联合协议，类似于一种联邦式的讨价还价，其签名者也就是仲裁人，其解释也很容易受政治环境中各种不测事件的影响。可以预见，任何对政治现状的改变，必然引起联合政府的危机。同样可以预见的是，只要进行调整适当的讨价还价，这个政府就会经历任何危机而依然稳定如故。这样，政府实际上并不像表面上显示的那样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只是反映了社会的快速变化，而不是政治制度的脆弱。

　　 在组成第一届政府时，本·古里安分别与他认为是建设性的党，派进行了会谈，从统一工人党一直到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他未能填补这两派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只好回到更狭窄的工党-全国宗教阵线的基础上。讨价还价集中在部长职务的分配和应当采取的政策等问题上。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和统一工人党都十分坚决，要求得到超过他们所得的选票数比例的部长职位。统一工人党还进一步坚持要求在行政管理方面，尤其是防务和外交方面占有重要职位。以色列工党与宗教党派达成了组成政府的协议，进步党和塞法尔丁党也加入了这项协议，这项协议在所有方面都反映了工党的观点，但在有关对宗教党十分重要的问题上，也没有排除宗教的影响。由于在选举中占有优势地位，工党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联合政府中都能够为自己的提名人取得最重要的部长职位，包括总理及国防、财政、外交和教育部长的职位。工党还获得了国会议长的职位；而且当魏兹曼1952年去世后，他们还取得了总统职位。

　　 在开始的几年里，由于各方面都需要新的立法，国会的作用得到了强化。但是，政府在制度上和精神上的首要地位，加上相互独立的政党体系，使得国会未能占据中心地位，而其设计者们曾希望它能占据这一地位，它的正式身分本来也使它应该具有这种地位。国会内的争论有时候非常深入，范围非常广泛，但是，立法结果却很少显示这些争论有什么成果。作出什么立法，取决于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取决于联合政治的平衡结果，而不是取决于关于具体问题形成的公众意见。

　　 本·古里安比从前发挥了更多的个人创造性，他的领导从一开始就坚定地指挥着政府的方向。由于他成功地指挥了战争，他的个人声望进一步提高。公众越来越多地期望他在大移民阶段的变幻风云和纷乱事务中提供明确指示。本·古里安一方面全力以赴建设军队，处理外交和教育问题，同时，他还发表一些鼓动性的讲演，强调以色列与古代历史的联系。好像是为了帮助人民忘掉刚刚过去的恐怖的犹太历史一样，他越来越多地回溯古代以色列、圣经时代的先知和马卡比人的光辉业绩。

　　 第一届内阁组成大约一年后，出现了第一次重要的联合政府危机，起因是关于移民营地中的教育问题。根据1949年9月通过的《义务教育法》，父母有权为其子女在几个公认的(以政治为基础的)“派别”中选择一个学校登记注册，如果没有这样的学校，孩子们便被送到离他们的住地最近的学校。由于党派支持者在移民营地中的白热化竞争，及父母强迫事件的多次发生，1950年3月修改了这项法律，移民营不再包括在为儿童注册入学的范围内，而将移民营的教育直接纳入教育部的控制之下。宗教党批评工党控制的教育部利用其权力将孩子们从正统派家庭引向倾向工党的学校，通过提供宗教指导以取得父母们的默许。政府曾试图纠正不当行为，但是这种努力并不足以恢复党派之间的相互信任，只是将联盟的解体推迟了几个月。1951年2月的国会辩论表明，冲突的核心是，工党一“派”的学校要求由犹太工总自己的宗教派别进行宗教教育 [ 注：这个小派别由正统派工人组成，他们倾向于支持工人党，但不同意党组织的宗教路线。 ] ，与此相反，精神中心-正教党联合阵线却坚持只能由他们来负责宗教教育。正如本·古里安所指出的那样，法律对宗教学校和世俗学校未作任何规定，只是说父母可以在四个公认的“派别”中进行选择，这四个派别中的任何一个原则上都可以进行宗教或世俗教育。但是，宗教党派怀疑，工党学校中进行的宗教教育很可能是假的，这种教育更像是为工党的利益服务，而不是建立在神圣启示基础之上。本·古里安要求就这一问题进行信任投票，1951年2月14日，当他在国会中失败后，他宣布辞职。随即，第一届国会投票宣布自己解散，要求于1951年7月30日举行大选。

　　 第一届国会没有受到有关其任期的法律限制。由于向第二届国会的过渡十分平和，可以看出，政府的宪法基础已经十分稳固。第二次选举所遵循的规则与临时政府为第一次选举制定的规则十分接近。就像临时政府的许多措施一样，这些规则在当时被视为临时性的权宜之计，但是，选举程序与其它一些措施后来却又成了先例，成了带有一种保守意味的行为规范，影响着后来的制度发展。

　　 第二届国会于1951年8月20日召集会议，本·古里安再次进行谈判，企图与统一工人党和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一起组成一个更广泛的联合政府。但他还是未能作到这一点，结果，还是组成了一个在党派构成上与第一任国会十分类似的政府。本·古里安认为，统一工人党和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之所以在谈判中不易妥协，是因为在建国前形成的过时的心理仍在作怪。在他看来，这些党派不愿意作出一些妥协，以便加入由工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完全是因为存在派别思想习惯，现在，需要通过宣传国家集权思想来克服这些习惯。本·古里安最为关心的是控制住中心地带，所以他不愿意让工党与统一工人党或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建立亲密联盟而排斥另一方。新政府于1951年10月就任，其基础是一项保持工党原则的联合协议。此次联合政府的政纲包括了一项任务，即通过立法以政府控制学校系统取代党派控制，同时，父母可以进行选择，并且保证那些愿意使子女接受宗教教育的父母可以让他们的子女接受宗教教育。

　　 1952年9月发生了内阁危机，起因是正教党和正教工人党因为反对征招女兵而撤除了他们对政府的支持。政府本来还想靠它在国会中已经减少了的支持继续支撑下去，但12月份，劳工精神中心也离开了政府，这一次同样也是因为宗教教育的问题，这样，政府就不可能继续维持了。总统魏兹曼于1952年11月9日去世，由工党提名的伊扎克·本·策维继任。12月19日，政府宣布辞职，新总统请本·古里安组织新政府。这一次，本·古里安成功地将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纳入了联合政府。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在1951年选举中力量大大加强，而统一工人党相应地有所削弱，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使本·古里安接受了右翼伙伴，而使统一工人党仍处于对立面。一经成功地达成这一妥协，劳工精神中心的代表们也就重新加入了联合政府。

　　 本·古里安对为组织联合政府接二连三的讨价还价感到十分厌倦，他感觉到这是由于在漫长的犹太历史中，人们没有参与国家责任所造成的结果。新的联合协议增加了一项目标，即改革选举制度，以减少分裂，防止政党数量增加。由于本·古里安越来越厌恶小政治，很欢迎这一计划，他的许多工党同僚也欢迎这一计划，在他们看来，这个计划显然对他们党有利。对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来说，这项计划也是十分合宜的，因为他们认为将来他们可能成为反对派的主要中心并最有能力的替代政府。由于小党派的否决权，这项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些小党并不打算在政治上自杀。选举改革在政治议程上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

　　 1953年秋天，本·古里安下定决心从繁忙的政治事务中引退一两年。他请了两个月假以便能够深入地研究国防问题，并且试试如果他全面地(暂时)退休，防务需要是否能够得到适当满足。摩西·夏里特被任命为代总理，平哈斯·拉冯被任命为代理国防部长。11月，本·古里安向总统表达了他想退休的愿望，并于1953年12月7日递交了正式辞呈。

　　 自从国家独立之后，本·古里安的公众声誉和威望已经大大提高了。现在，人们普遍承认他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并占据了人们的想象空间，而在过去那些年代里，他不过是某种政客中的政客而已。新移民从心底里拥戴他。他已经成为一个生动的父亲似的人物，在人民心目中，他平易近人，而且差不多等于国家本身。在他的同僚中以及在广大的人民中，他已经成为指导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人物。

　　 在解释他退休的原因时，本·古里安强调因为差不多二十年来处于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下所引起的心理疲劳。他很明确地表示，他希望引退一两年，而不是长期退休。本·古里安和他的妻子成为内盖夫沙漠腹地的一个垦荒定居点斯德·博克的成员，他一引退很快就去那里定居下来。本·古里安希望，通过他的行动，可以迅速加快发展南部荒凉地区，激励年轻人紧跟他，重新激起国内的拓荒精神。这一点他未能成功。使他十分失望的是，拓荒似乎已成了一个民族传说，至多也只是一个口号，而不是一场充满生命力的运动。

　　 夏里特成了新总理，同时继续负责外交部，拉冯成了国防部长。夏里特建立了一个与上届政府具有同样联合基础的新政府。夏里特受到人们的欢迎，他富有才华和经验。人民很快就开始习惯他这种轻松的有些不拘小节的领导。很多人觉得如释重负，总算能够摆脱由本·古里安那种严格和紧张的行政管理所造成的兴奋忙乱。

　　 本·古里安退休之前，任命摩西·达扬为总参谋长，任命西蒙·佩雷斯为国防部办公厅主任。本·古里安自己选定拉冯为防务委员。很有可能，他希望利用这种新的防务三角关系来限制夏里特，防止他采取任何行动与阿拉伯世界实行和解政策。有人还进一步断言，本·古里安有意要让夏里特过渡性领导最终失败，他相信，由于他在国家防务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最终公众还会要求他重返政府。不管本·古里安是否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打算过，而后来事实却正是这样发生的。不过，尽管人们认为本·古里安的政治领导至关重要，但正式向其继任者移交权力的事实表明，政府系统在制度上是稳固的。

　　 军政关系

　　 当本·古里安引退到沙漠中的隐居之地的时候，他认为他已经牢固地建立了军事决策以及处理军政关系的方式。他认为，他已经在军队各级中清除了派别心理，并且在国防部和军队之间建立了可靠的职能划分关系。由于他多年来非常重视军事问题，因而，产生了一些与防务需要完全一致的军事原则。军队崇敬他，将军们都赞同他的战略思想和政治观点。但是，军政之间的平衡关系却过分依赖于本·古里安与他的高级军事顾问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在拉冯担任国防部长的无所作为的那段时期，即使公众对此不甚了解，但至少在政府的高级部门中，人们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事实。

　　 拉冯给国防部带来了一种敏锐的理论思维，充沛的活力和有力的、令人兴奋的“气势”。正是因为他具备这些素质，尽管他在防务和军事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背景，本·古里安仍认为他有可能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拉冯曾经与工党中的青年工人党一派过从甚密，在整个建国前的阶段，他一直支持这一派的比较谨慎的领导人，如斯普林扎克和卡普兰，反对本·古里安比较大胆和冒险的政治方案。1948年后，在本·古里安的影响下，他在观点上变得更加“积极”，并成了总理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

　　 可能由于他在国防事务上缺乏经验以及个性不稳定，拉冯在军事领域内追求个人权力，结果甚至超过了本·古里安所愿意达到的程度。拉冯不满足于仅仅顶替本·古里安的位置。拉冯希望很快获取他在国防上所缺少的个人权力，他想设法成为一位有自己权力的国防领导人，而不是像本·古里安那样的国防军事的重要保护人。在独立后最初的过渡时期，国防部和军队已经取代了工人运动，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权力基础。本·古里安建立了一种决策模式，由国防部长负责战略性政治事务和军事原则，而由总参谋长和军队高级指挥官根据上级政策制订战术计划。拉冯却企图把国防部的控制延伸到战术制订的每一个细节。达扬和佩雷斯与新国防部长的积极观点一致，希望在当时内阁的竞争中与他密切合作。当时，在内阁中，已经出现了夏里特赞同、社会主义左派支持的和解政策与本·古里安所制定的积极路线之间的矛盾斗争。但是，拉冯一意孤行，既没有在内阁同僚中征求意见或建立友好关系，又毫不犹豫地干预军事计划，于是就打破了政治平衡。很快，除了招致佩雷斯和国防部人员的愤恨外，他还引起了达扬和军官们的强烈不满，同时，在政府中也处于孤立的地位。他毫不隐瞒他对总理的蔑视，甚至连最基本的军事计划也懒得向总理汇报。他希望在国防部和军队中培植自己的个人势力，而无须得到达扬或者佩雷斯的赞同与否。

　　 拉冯的态度使得达扬和佩雷斯结成了紧密同盟，意欲使拉冯下台。随着拉冯与其军事同僚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拉冯用政府控制军事的大原则为自己的个人野心作辩护。现在，他宣称要重新组织整个军事工业体系，把它更紧密地纳入文官政府控制之下。如果他曾经设法为推进这一路线建立一个政治同盟，他这种本来有一定价值的观点就很有可能会更有份量。左派的政治家们当然对这些主张十分满意，但是，拉冯的极端主义色彩，加上他企图在军队中发展个人势力，使得他的政治观点不可能在左派中取得拥护。果然，人们认为拉冯所涉及的原则性问题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个人行为，危及到了军队士气和国家安全。拉冯与高级军事官员们关系的恶化，直接威胁着夏里特政府的生存。这些矛盾一般公众并不知情，但是，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迟早会暴露出来，并且会威胁到公众对本·古里安苦心建立起来的防务制度的信心。

　　 1954年秋天，以色列情报机关在埃及组织了一场失败的破坏行动，与此相关，罢黜拉冯国防部长职务的机会也就来了。该项行动在以色列被称为“安全灾难”(或“惨败”或“丑闻”)，本来是想趁英国准备从苏伊士军事基地撤走其军事力量之机，破坏埃及与西方大国的关系。 [ 注：关于这次行动发表了几种记录材料，而以色列官方却对此保持可以理解的沉默。事实好像是，这个间谍网接到命令对埃及的西方设施采取破坏行动，理由是，由此造成的紧张和不稳定将会导致英国重新考虑是否撤除其苏伊士军事基地。间谍网被揭露，其成员被审讯；其中两人被处死刑，一人在狱中自杀，其他人被投入监狱，后来在与以色列交换战俘时被释放。 ] 由于整个行动从设想到实施都十分笨拙，最后使以色列在埃及的一个间谍网的成员被捕，他们或被处死，或被判处终身监禁。当时，以色列公众对此一无所知(埃及对被捕间谍的审判，被描述为宣传目的而安排的表演性审讯)。政府对该次行动的设想，处置失当和责任在谁十分关心。夏里特成立了一个由两个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奥尔森-多里委员会，负责调查有关情况。

　　 一帮情报官员们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地位，伪造了文件，并且提供证词，将惨败行动的责任推给拉冯。 [ 注：1960年，“拉冯事件”披露后，此事得以公之于众，见第十六章。虽然毫无疑问，这些伪造文件和证词是为了图谋陷害拉冯，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却不足以证明拉冯对惨败行动就不负任何责任。 ] 达扬(实施行动期间他在国外)和佩雷斯回避了情报部门内部能力与指挥等问题，将调查扩大为对国防部长和军队关系的全面审查。他们的证词提出了拉冯是否适于担任国防部长职务的问题，奥尔森-多里委员会不能将问题彻底调查清楚。由于担心影响到军队的声誉，他们只向夏里特提交了一份闪烁其辞的报告，这份报告虽然并没有提出拉冯卷入了这一事件的明确证据，却仍然暗示拉冯对惨败行动负有责任。拉冯发现，他不仅在军队中陷于孤立，而且在整个内阁中也陷于孤立；他企图自己在军队中进行调查，但却发现自己已众叛亲离。夏里特不愿意支持这个除了麻烦和冒犯以外什么也没给带来过的拉冯，并拒绝了拉冯将佩雷斯和一些不服从命令的下级军官撤职的请求。在整个国防部系统处于危机和敌意的氛围中，夏里特也不愿意考虑拉冯提出的长期改革方案。拉冯被迫辞职。在一些激动的工党部长们的请求下，本·古里安于1955年2月再次出山，在沙雷特的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

　　 尽管拉冯周围弥漫着失败的气氛，本·古里安仍尽量避免使他陷于政治上身败名裂的境地。公众对这次危机毫不知情，直到1960年“拉冯事件”被泄露，这次危机才被公诸于众(见第十六章)。与此同时，本·古里安回归也使军队如释重负。拉冯很快被安置在另一个有权力的地位上，成了犹太工总的总书记。从国防部长到工总的头头就意味着降级，这一事实，也清楚地总结了从取得主权以来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本·古里安只非常粗略地了解了一下拉冯的重组方案，便刻不容缓地致力于恢复军队的士气。他一方面把一些在埃及行动及其后一些事件中受到怀疑的军官们安置到别的职位上，一方面决定停止继续深入调查。本·古里安本人对拉冯在其中的责任也不清楚，所以他情愿让事件不了了之。他很快就恢复了军政关系的模式：权力的界限虽然模糊不清，但互相之间的个人尊重和忠诚却是毫无疑问的。

　　 以色列、犹太教和犹太人

　　 通过与公共移民机构频繁地打交道，移民当中有了许多共同的经历，产生了共同的意识，但是，这并不带有任何特别的犹太色彩的东西。对于许多东方移民来讲，他们在以色列的新生活意味着实现他们自己犹太传统的愿望，而对于从西方来的大多数难民来讲，在以色列的新生活则意味着告别他们过去的犹太历史。对于成年一代来讲，作为国家生活中的激励和团结的力量，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教无法与政治独立相比拟。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则很有必要在国家生活中发展积极的犹太因素。要促进民族意识的形成，用民族意识来保证集体主义的团结、方向和继承，学校系统是最关键的组织机构。学校课程表中所包含的犹太意识的内容，反映了工党与宗教党派之间的妥协，这种妥协已经成了以色列保持政治稳定的支点。

　　 在世俗学校的课程表中，圣经学习占有重要位置，以强化在以色列国土上与古代历史相认同的趋势。圣经被当作民族历史、地理和文学来讲授。这一点未能加强与国外犹太人的联系，在国外，圣经对于正统派和非正统派来讲都属于宗教教育。五十年代中期，一位学校巡视官员专门提出了世俗学校中存在的犹太意识问题。随后在教育部以及广大的公众中引起激烈的讨论，最后，将“犹太意识”作为一个明确的组成部分，正式列入了课程表。

　　 工党领导人，以及他们之中连续几任的世俗主义教育部长，都保留着他们早年在宗教环境中成长的美好记忆，并且认为他们自己是犹太教方面的权威。他们往往对他们的正统教派同伴们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把他们的宗教活动仅仅看作工党自己怀旧感情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作为世俗主义者，工党领导人倾向于认为，宗教将逐渐走向衰亡。但是，从致力于建设一个犹太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原则来看，政府有一项特别的责任，即确定占人口多数的非正统教派的犹太性。宗教选择当然只是一种个人自由，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必须提供一些总的规范，作为这一原则的具体内容。

　　 犹太意识教育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最初，社会主义左派反对这一政策，指责教育部长阿兰尼将宗教教育推行到世俗学校。宗教党起初也反对此事，怀疑工党在策划引诱信教的儿童去世俗学校就读。后来有关这一问题的紧张关系缓和了，因为很明显在世俗力量主宰下，犹太意识教育在宗教上并没有多少意义。宗教活动被看作人们过去习惯履行的外来仪式。也没有人试图提出要将宗教信仰作为青年人在现代世界的必然选择。工党实际上并无兴趣扩大受宗教教育的人口。这一问题逐渐发展成了现代以色列历史的一个特殊方面，犹太意识与犹太复国主义互相融合，差不多变成了同义语。

　　 要在国外的犹太人中建立牢固的忠诚意识是困难的，部分原因是在西方和以色列的犹太人同样都对纳粹大屠杀保留着最生动的记忆，在他们心中留下了创伤(对人口中日益增长的东方犹太人来说，大屠杀是一个遥远、陌生、难以理解的插曲。这一事实本身又是一个增加困难的因素)。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以色列，人们都不能正视或者解释欧洲大屠杀现象。他们不愿意探究为什么各种犹太人组织，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是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都未能拯救他们的兄弟，也不想探究为什么整个世界都未能防止这个灾难。并不是以色列人想遗忘。无所不在的公共纪念碑，以及纪念被害的几百万死者的众多仪式，使得人们的记忆栩栩如生，几乎难以忍受。但是，这种记忆显得像是一种流行的歇斯底里症，一方面在形成发展，但另一方面对于出生在以色列的这一代年轻人来说，在他们民族认同感的形成过程中，这种记忆却又是十分含糊的。

　　 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作为批判国外犹太人生活的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不断地灌输对犹太历史上的殉教精神的轻蔑。学校里教的正式历史课，近乎病态地强调大屠杀的地位，并且强调其骇人听闻的细节。这样做实际上是激起了孩子们的拒绝而不是认同。孩子们的父母在想起难以置信的纳粹屠杀、悼念其受害者时，心中总是深切的痛苦和同情，但是，以色列的年轻人却对欧洲犹太人的命运有一种耻辱和厌恶的感情，只有用过份的骄傲自信才能消除这种感情。大屠杀似乎向年轻人证实，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否认的犹太人民不受领土疆域限制和支持的说法，完全是合理的。渐渐地，学校中越来越强调犹太人反抗中的英雄主义，很可能夸大了反抗的规模和意义，并且将反抗精神与犹太复国主义联系起来，消除了其中的不相一致之处。这样，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大屠杀的解释未能加强与国外犹太人的联系，而不过证明了以色列存在的历史理由。政治领导人实际上正是希望达到这一效果，但是，两代人出于各自不同角度而具有不同感情，使那种试图把以色列自身的存在与欧洲的创伤正式联在一起的做法显得十分肤浅。对于老一代人来讲，这一问题太痛苦，以致不能对其进行解释或深究。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显然根本不愿与那些人认同，他们认为，那些人的受害反映了世界的病态，而以色列存在已否定了这个病态的世界。

　　 对于以色列领导人和纳粹幸存者来说，刻骨铭心的罪恶感大概是他们最痛苦的个人负担。犹太人协会和其他机构是否尽了一切努力去拯救欧洲犹太人，使他们免遭灭绝？与纳粹刽子手进行过几次战时谈判，在道义上就可心安理得了吗？还有，虽然从理论上说犹太国是一个拯救的工具，但实际上它出现得太晚了，未能拯救几百万人的生命。是否由于当时集中力量争取建立国家而忽略了对犹太人的拯救？是否正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建国活动才导致了犹太人生命的损失？这些关于以色列与世界犹太人之间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关系的问题，就像一个无休止的恶梦，积淀在这个民族的潜意识中。这些问题又不时浮现出来，要求在法庭上进行明确的解释，就像在“卡斯特纳案件”中一样。

　　 伊斯莱尔(又被称为雷兹索或鲁道夫)·卡斯特纳博士是一名工党高级官员。战争期间，他是匈牙利犹太人中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1944年，他曾经代表布达佩斯的拯救犹太人委员会与艾希曼和其他纳粹分子举行过谈判，要求释放该国一百万面临屠杀的犹太人中的一部分。1953年，一份民间小报的右翼编辑马尔基尔·格伦瓦尔德指控卡斯特纳与纳粹合作，谋杀了数十万匈牙利犹太人(其中三分之二被焚化)，以换取几百名他自己的亲戚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朋友的逃亡。卡斯特纳事件涉及到了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协会的最高领导层，因为夏里特当时负责犹太人协会的战时外交。以夏里特为首的1954年政府，不仅对格伦瓦尔德所指控的战时犹太复国主义痛苦的外交历史活动十分敏感，而且，由于卡斯特纳是一名政府高级官员并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工党领导人，还感到非常紧张。根据以色列法律，与纳粹灭绝计划合作者，应判死刑。首席检查官提出诉讼，认为格伦瓦尔德有诽谤罪。使政府沮丧的是，地方法院证实格伦瓦尔德的指控有效，这事实上等于控告卡斯特纳，而且，地方法院还驳回了起诉。首席检察官马上又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国会中的自由党和共产党分别就政府处理此案的问题提出一项对政府不信任的动议。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虽然是联合政府中的伙伴，也对议案投了弃权票。夏里特宣布辞职，使政府在第三届国会选举前夕垮台了。在审判期间，公众中群情激奋。而在全国的匈牙利幸存者和来自欧洲的其他移民团体中则出现了一股反控诉的浪潮。法庭判决在犹太复国主义道义和社会团结的表面上划开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卡斯特纳被暗杀了，这仿佛证明，调查大屠杀的历史必然会带来令人无法容忍的紧张关系。最高法院后来以最微弱的多数通过判决，在卡斯特纳死后宣布恢复他的名誉。

　　 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大批移民的到来，以及面临着边境上频繁的恐怖活动，经济也还未能缓解国内的艰苦和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公众还不愿意直接面对犹太人的创伤。人民还不能回溯过去，对当初的恐怖作出一个明确的民族的反应。而当时正是在这种恐怖的影响下，才设计和产生了以色列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