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休战和移民(1947-1951年)·第十一
作者：诺亚·卢卡斯·英国
出自————《以色列现代史》
出自————《战争通史》
人们珍视历史的足迹而不是前进的方向。
—— J.B.阿古斯
领袖本·古里安
正如贝尔福宣言是魏兹曼的个人纪念碑一样，以色列宣布独立也是本·古里安个人英雄历程的辉煌顶点。虽然强调某个天才人物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是不恰当的，但研究以色列历史却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毁是誉，本·古里安将被后人铭记为以色列国家当之无愧的创始人、这个国家赖以存在的柱石以及它的象征。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周围始终有许多强有力的人物，然而，在那些重要的历史关头，他却能够起来领导他们。他对各种事件发展方向的敏锐感觉，和对潜藏于环境中的种种机会的判断始终超过他的同僚们。他也表现出决策的果断。为了使自己的看法成为现实，这种果断是十分必要的。往往由于过分拘泥于细节，他周围的同僚们总是非常优柔寡断，而且只要诸事缓慢进行，他们这种优柔寡断的性格就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然而，当瞬息万变的事件使这种性格变得一钱不值时，本·古里安的果敢和决断，他简单明了的做法就能使他战胜他的反对派。在他的右边，恐怖主义者表现出极大的胆量，但却缺乏政治远见；而在他的左边，理想主义的思想却又太容易陷入抽象概念的迷宫。只有阿哈德·哈阿姆和马格内斯-布伯-青年卫士圈子中的坚定分子才对作为一种历史力量的犹太复国主义有着同样深刻的理解，但本·古里安却能用在不时的辩论中否认他们超然性的方法，轻而易举地将他们贬低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学术范畴。只有雅博廷斯基才更加深刻地表达了民族精神，但是，本·古里安从本质上接受了他的政治策略，这样就使雅博廷斯基也不再可能成为巴勒斯坦的另一个领导中心。由于他的见解高出于那些与他观点一致的同僚，他能够指挥着他们和人民在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格局中争取独立，而实际上，他们中能够懂得独立的意义，特别是它的终极意义的人并不多。
本·古里安具有远见卓识，懂得在人民政治上无知的情况下把选择强加给他们，并激发起他们的热情，这些使得他和他的人民之间有了一定的距离。对于国外的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来说，他是个陌生人，即使对于后来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也是一个空幻的而非实际存在的人物。在他的同时代人中，他是第一个既非典型犹太人，又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甚至不是早期拓荒者的人物，在这些人为一些日常琐事疲于奔命、对未来充满幻想的时候，他却已能够触及未来并且寻找通向未来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一步一步地离开了那些停留于过去目标的人，并且在每一个新的阶段争取到新的支持者。从乡村到犹太工总，从巴勒斯坦工人党到犹太人协会和英国权力机构的外交舞台，从这个外交舞台到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到他希望一个独立的新国家能得到其承认的外国力量，最后，他掌握了军事领导权。
本·古里安能够理解二十世纪世俗的强权政治和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历史时机，但是，他缺乏像魏兹曼和夏里特那样对外国文化的了解。他把握了这些国家的力量的根源却并未被其文化所吸引，除了英国例外，对英国他有些潜在的好感，在他看来，牛津是英国的典型，他一刻也不可能像他四海为家的同时代人那样被外国所同化。他狂热的信念的主要方面是他的地方主义思想。除了其宏观的政治潜力外，美国对他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谜。他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根源是他曾涉足过的希腊哲学和佛学。苏联这个庞然大物是他的仇恨所在，同时这种仇恨又混杂着对它力量的敬畏。对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古老根源的追溯，使本·古里安得以将它置于一种超然于当代的犹太传统和经历的千年远景之中。他使犹太历史发生了激烈的转变，从而使得犹太复国主义的需要适合于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
他更喜欢与某些特别挑选出来的年轻人合作，这些年轻人往往是他同辈人的下一代。因此，与他的同辈人相反，他对未来表现出更多的关切。他的同辈人指的是当初经历过奥斯曼时代及奥斯曼时代之后历史的那批人。本·古里安能够很快对人作出评价并使用他们，而像他经常所做的一样，一旦他发现用之不当，他也会马上弃之不惜。他决不以个人的偏爱来酬劳别人。他并不长于评判别人，不过他却能够发动他们。在选择他的部属时，他不能够凭直觉马上了解他们的素质和才能。但他却能始终认识到他们是人民的将军，并且能密切注视着他们的行动，随时罢黜不称职的人。在评价他们的潜力时，他不依赖于对他们性格的了解，而是依靠对他们的背景情况的了解。他善于报复，器量狭小，他从来没有原谅或者是忘记私仇，在捕捉他的猎物时表现出极度的残忍。他看上去似乎因为他的民主素质而没有意识到那些可怜的下属们受到的伤害：用一种恭维的方法，将他最卑微的对手置于与他同等的地位，他总是在他们窘迫至极的痛苦中仍保持着对他们的尊敬。
他最大的盲点是一个故意带上的眼罩——阿拉伯人。他比任何一个同僚都更了解阿拉伯人的危险，对阿拉伯人在与犹太复国主义冲突中的命运，这些同僚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偶尔，他也表现出对他们的虚弱的同情，并且总是对他们的人道表示尊敬。比起某些声称更多地是对阿拉伯人的公正问题而深感悲哀的人来说，他这样做得到了更为真实的共鸣。只有青年卫士和团结协会圈子的人能够声称对阿拉伯人的苦难有同样真正的了解，对此本·古里安也很清楚。他在巴勒斯坦工人党内的同僚们已经承认了同样的强权政治以及他的领导地位，因此很容易管束和驯化。由于深知这一点，本·古里安全力专注于解决犹太人问题，而任凭阿拉伯人处理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马格内斯和布伯等人，他采取了种种手段，包括嘲弄讥讽，以防止他们的基本原则变为运动的纲领。他将他们置之一旁，选择了战争，因为他深深了解战争对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和以色列社会性质的意义。他相信，只有通过战争，犹太复国主义才能结出成果；他也很清楚，这将决定新国家的特点和将来后辈们生存的条件，于是他选择了军事解决的手段。虽然他并不热衷于所涉及的一切，他却赞赏它们这种自我实现和一往无前的禀性，以及它们可以释放出来的创造力。
独立战争
1946年12月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任命本·古里安为防务委员。这个职务使他能够在军事行动方面采取主动，并在他的指挥下集合各种军事组织的不同力量。在他六十岁并处于他的权力顶峰时，在他早已熟悉了的政治任务中，现在又增加了一项新的责任：指导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军事战略。
本·古里安没有能够说服他的同僚们接受他关于即将来临的挑战的见解。虽然他的同僚们将国际舞台视为决定犹太国前途的主要战场，本·古里安和他的在哈加纳中的智囊们却认识到了准备与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军队作战的必要性。1947年初，当苏联和美国对巴勒斯坦的看法明显趋于一致时，犹太复国运动领袖们倾向于认为英国和阿拉伯人除了接受既成事实，别无选择。但本·古里安却有不同的看法，虽然他也认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将无力反抗分治，却预见到了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将会以武力入侵，同时，还有必要防备英国为阿拉伯人的胜利创造条件。
哈加纳的指挥官们同意本·古里安的政治估计，但他们却难以估价它对于军事策划和组织的意义。他们的军事构想是建立于抵抗对犹太人定居点的准军事袭击的防卫原则之上的。尽管帕尔马赫已使哈加纳熟悉了机动部队的功能，但这种经验却多多少少仍局限于以连为单位针对有限的非军事目标的行动。这与一支能够在战场上摧毁敌人力量的现代化军队的概念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本·古里安下定决心要将地下武装力量从组织上和心态上都改变为一支拥有重武器装备，以旅甚至是师为单位组织起来的现代化军队。就像那些政治领导人一样，他的军事僚属们也没有认识到，哈加纳也竟然会用得上重型武器。
早在1945年夏天，当欧洲主要国家的军队渐渐解盔卸甲的时候，本·古里安便留心注意获得武器的机会。他在巴黎设立了一个机构，秘密搜罗大炮、坦克和飞机。由于他的坚持(忤逆了他们的更好判断)，犹太人协会为此提供了大约三百万美元。总的来说，这一活动是成功的，困难主要不是来自经济拮据，而是来自英国在欧洲及在进入巴勒斯坦渠道方面的警觉。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是主要的武器来源。在英国撤出巴勒斯坦之前，大部分装备都被秘密储藏于欧洲。
1947年春天，本·古里安以个人身分认真视察了全国之后他得出结论，哈加纳未能充分利用那些在欧洲战争中参加了英国军队的几千士兵所积累的军事知识和经验。他认为哈加纳本身缺乏作为现代军队基础的内在素质。正因为如此，发动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动员巴勒斯坦犹太人，用他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来感召人民，就显得十分必要。直到11月底联合国组织通过分治方案引起第一次阿拉伯武力反应之前，他的努力一直收效甚微。
在1948年1月的巴勒斯坦工人党的一次会议上，本·古里安发表了一次讲话，他的态度表明，即使在这么紧迫的时候他感到还得设法战胜他的同事们的自满情绪：
同志们翻来复去地谈论的那些重要的和了不起的问题，我自己有时也曾谈论过，但如今我对它们已不再看重，我也不再认为它们有什么重要性。刚才我听见某人在谈及“国家”，在我看来，似乎我已经忘记了这个词的意义。我听见他说以色列的智慧就是拯救的智慧，这些词对我也毫无意义，因为我认为，以色列现在的智慧是战争的智慧，是战争而非其它，唯一只有战争。没有战争的智慧，“国家”这个字眼和“拯救”这个字眼均是空洞无物的。……我们面前的八个月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它一年的八个月不一样，大概与过去的八年或八十年也不一样。而且我还要毫不犹豫地说，与已经逝去的或将要到来的八百年也不一样。……因为，有一种清楚的感觉，在我们面前的七八个月，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的这段时间中，浓缩了整个犹太历史：它延续了三千多年，而且还将决定未来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犹太历史。因此，我不能够也不希望顾及这七八个月之外的事情，因为在我看来，它们将决定一切。在这几个月中将决定战争的胜负，现在，对我来说，除了战争以外别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 注：本·古里安，《从憧憬国家到独立战争》，见以色列国防军，《独立战争史》(特拉维夫，1959)，第43页。 ]
1947年11月底，当战争的第一阶段开始时，哈加纳组织包括全国各个定居点和城市中的大约四万五千名男女。其中约三千人组成了经过高级训练的帕尔马赫，帕尔马赫中的三分之二已经动员起来，剩下的作为后备力量。近一万人按陆军建制，而其它大约三万两千人则按固定的定居点组织建构。除了哈加纳以外，还有大约三千名伊尔贡成员(莱希有几百人)，这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受过作战训练。当时，由于缺乏步兵武器，从而降低了哈加纳部队的战斗力 [ 注：不可能精确估计哈加纳的武器装备。有些资料想证明，哈加纳自己的统计总体上是有些低估。但这些资料事实上也表明，现有武器不足以装备现有人力，见哈立迪编，《从栖身到征服》(贝鲁特，1971年)，第861-866页。 ] 。
11月开始了战斗动员，到次年春天已经全面动员了备战人员。五月中旬国家宣告成立时，哈加纳能够输送大约三万人上战场，此外，还有稍稍超过这个数目的人员负责防卫他们自己的定居点。到此为止，在欧洲购买的许多轻武器和弹药已经运抵以色列，有些重武器也已避开了英国人的堵截运了进来。虽然动员是自愿性的，但社会压力却十分强大，实际上等于强制征兵。同时，还有几千人在塞浦路斯的拘留所和在欧洲的难民中心在哈加纳指导下接受训练。几百名在欧战中经过很好训练、富有经验的国外的志愿人员补充了军官和技术人员队伍。哈加纳胜过正规军的一些优点大大地弥补了它作为战斗力量的一些不足之处。它的自愿原则和民主风气使得它在战争中坚韧顽强而又机动灵活，它与其保护下的地方居民的密切关系也使得它具有顽强防守的精神。当然，另一方面，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当英国军队仍保持着对一些方面的控制时，它的地下性质妨碍了它的训练和活动。
阿拉伯国家为英国撤出后入侵以色列作好了准备。到那时为止，英国的七万七千名士兵和几千名武装警察还正式控制着这个国家。尽管他们在理论上是中立的，但是，毫无疑问，英国的政策是帮助阿拉伯人，尤其是帮助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取得战略优势。由英国人指挥和训练的阿拉伯军团拥有超过四千人的兵力，是阿拉伯世界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在英国行政机构仍还在巴勒斯坦时，英国允许阿拉伯军团接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地区，并允许它向耶路撒冷及其周围的犹太人阵地推进。一支从叙利亚召集的志愿军(阿拉伯解放军)，包括非正规军在内，有五至七千人，英国人对他们的渗透也故作视而不见。这些合在一起的阿拉伯武装力量，加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不是哈加纳的对手。在巴勒斯坦几乎所有地区，当地阿拉伯人均占有制高点，拥有地形优势。阿拉伯人有许多轻武器，但是却没有具有军事价值的组织。在城市中出现了足以与哈加纳匹敌的半军事组织。而在农村，就像三十年代阿拉伯人起义时一样，军事组织仍然是建立在以地方头面人物为核心的小股力量的基础上。总而言之，阿拉伯人并没有表现出强烈反对分治的倾向，也没有对联合国分治决议精心炮制的主权诱惑表现出什么热情。
最初，哈加纳的指挥人员为犹太定居点和犹太人集中的地区制定了一些静态的防守方案。阿拉伯人的袭击受到了激烈的反击，但是，为了避免与英国军队直接冲突，人们认为最好还是避免战略性运动。本·古里安对这种军事策略并不满意，几个星期之后，当对犹太人威胁的形势变得日趋明显时，哈加纳指挥部不需劝说就改变了它的战略。1947年12月初，全国各地都爆发了暴力活动。尽管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定居点的直接袭击遭到严重损失，阿拉伯人在城市和道路上的破坏和恐怖活动却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到3月底，经过四个月的停停打打，犹太人被杀近一千人。对犹太人的主要威胁是，阿拉伯人能够从制高点进行伏击和破坏活动，袭击重要的交通线。耶路撒冷与其它地区的联系被切断，处于严密的包围之中。阿拉伯军队逼近了耶路撒冷南边的埃特塞恩犹太定居区和周围的犹地亚山区，收紧了对耶路撒冷城的包围圈。
考虑到英国撤退后阿拉伯人的进攻，很明显，如果哈加纳不能控制联系各犹太城市和定居点之间纤细的交通线，未来的犹太国家就将分崩离析。如果要是阿拉伯人接受了分治，能保持和平状态，分治方案分给犹太国的地区是能够生存下去的。但是，面对攻击，预定的犹太国处于无法从内部实施防御的地形中。因此，在本·古里安的力促之下，哈加纳总指挥部制定了一个详细的防御计划(D计划)，准备占领某些重要阵地，以便在面对几条战线的进攻时实施战略性的防御。3月初这个计划就已经制订完毕，准备一俟英国军队撤出就开始实施。它计划占领所有混居人口城市，阿拉伯人对居民的袭击就将造成很大伤亡。对这些城市及其它一些处于未来的犹太国版图内的阿拉伯人定居点将实行军管，同时，只要犹太人的防御需要，还将控制住计划要占领的分配给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内的前沿阵地。
随着耶路撒冷局势的不断恶化，其它地区的死伤人数的不断增加，本·古里安要求立即发动反攻，不管英国人会如何反应。在头四个月的战事中，阿拉伯人明显取得了成功，致使联合国组织中出现了要求撤销分治建议的动向，因而，从政治上看，迫切需要犹太人证明自己防御拟议中的新国家边界的军事能力。由于耶路撒冷食物和水的供应消耗殆尽，解除包围是哈加纳战略攻势的首要目标。4月初，经过山间的激烈战斗，哈加纳打通了一条通路，向城中输送了三次物资供应。4月10日，伊尔贡袭击了靠近耶路撒冷的代尔·雅辛村，任意屠杀了约二百五十名当地居民。 [ 注：伊尔贡发言人一再否认代尔·雅辛行动是一场大屠杀，把它描述成一次血案诽谤。尽管以色列外交部在其国外宣传中(很自然地)淡化这次暴行，如果不是给罪人们开脱罪责的话。但是，在以色列读者看来，哈加纳半官方的历史在对此事的评判上是相当含混的：迪努尔(编)，《哈加纳》，三；斯卢茨基，《从斗争到战争》，第三部分，第 1546-1548页。 ] 这次行动是伊尔贡与莱希一起行动的，并且，尽管它刚与哈加纳达成了一个合作的协议，但这次行动却没有得到哈加纳的完全赞成。两天之后，阿拉伯人进行了报复，他们伏击了一个犹太人往城市中运送医疗供应的车队，打死了七十七名医生、护士和学生。双方对这类暴行都已经习以为常。
4月间和5月初，哈加纳控制了太巴列、海法、萨费德和雅法，其中，前三个城市是在划定的犹太国地域内的混居人口城市。在战争的头四个月中，只要哈加纳将其行动限于地方防御，不管多么积极，阿拉伯人却始终占有优势。虽然他们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远不如犹太人。在战争的第二个阶段，从4月初至5月中旬，哈加纳转入进攻后，尽管武器短缺，却在战场上表现出了人员和战斗力的压倒优势。在战略进攻阶段的六周中，犹太人损失的人数超过一千二百人，有五十人被打死。
在战争的头两个阶段中发生了的更具有政治影响的事件是，大约三十万阿拉伯人逃离了他们处于犹太人控制地区中的家园。 [ 注：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来自联合国组织分治方案指定的以色列边界以外。 ] 阿拉伯人的外逃开始于1947年12月和1948年1月，在混乱开始出现时，大约三万稍富裕些的人离开了那里。到1948年早春，在所有哈加纳占领的地区，恐慌在阿拉伯人中蔓延。随后哈加纳每占领一个混居人口城市，阿拉伯人就全部逃亡。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阿拉伯新闻媒介进行的恐怖宣传(目的大约是为了动员)，这类夸张性宣传在代尔·雅辛暴行后又进一步升级。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阿拉伯人内部的混乱和缺乏领导。在战争的这一阶段，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担心联合国内出现不利的政治趋向，急于想反驳普遍认为阿拉伯人不愿意分治后与犹太人和平共处的观点，因此，他们极力说服阿拉伯人留在他们的家乡。但面对蔓延的恐慌，这些努力却并未奏效。这种非军事的努力在海法尤其活跃，但却被出现在街头的哈加纳成员所引起的战争心理所抵销。许多逃亡的阿拉伯人不是逃往叙利亚或黎巴嫩，而是逃往巴勒斯坦的其它地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只是短暂地离开家乡，不久他们的邻国的军队将会开进来，消除犹太复国主义对他们生活方式的威胁。 [ 注：从那时以后，以色列一直认为，阿拉伯人逃亡是因为阿拉伯领导人命令他们的人民离开家园，为即将到来的阿拉伯军队让路。但是，这却不是十分可信的说法，而且从来没有令人可信的证据。厄斯金·奇尔德斯在《观察家》上发表的《另一次大逃亡》(London，1961年5月12日)，以及由此引起的信件来往，总结了对这次逃亡的各种不同解释。关于是否有阿拉伯电台广播命令撤离之事是否实际上发生过还没有定论，但是，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广播监听确实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广播命令，它却监听到了相反意义的广播。只是到了1948年1月底，监听人员才第一次认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逃亡值得注意。英国广播公司监听部，《世界广播摘要(Reading，1947-9)，第1-99号，36，第52页。在战争早期阶段，哈加纳关心的是限制逃亡，因为2月18日，哈加纳阿语广播转播了埃及新闻界的一篇文章，把离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说成是懦夫。39，第67页。美国监听人员监听到，一家大马士革广播台于1948年4月4日转播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公报，号召所有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雇员坚守岗位(文中提及的好像是指政府雇员)。45，第64页。4月24日，美国监听人员记录了一则黎巴嫩广播，宣布该国有来自巴勒斯坦的两万三千名老人、妇女和儿童难民，“能够战斗的青年人则听从阿拉伯当局的要求回到了巴勒斯坦”。48，第60页。 ]
当建国前的战争告一段落，犹太国家保持完整时，含糊不定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发生了变化。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预见到阿拉伯人的逃亡，但逃亡的出现却激起了他们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愿望。现在在阿拉伯入侵后战争的扩张阶段，哈加纳鼓励有时是组织阿拉伯人离开被以色列控制的领土，一般的手段是促使，有时候是强迫。到1949年1月战争结束时，总计约七十万阿拉伯人成为在邻国的难民。 [ 注：难民人数显而易见是冲突各方争议的许多问题之一。根据与事实相去不甚远的全面调查，最好的估计是1949年联合国组织设立的克拉普委员会(中东经济调查委员会)的数字，认为1949年9月30日的难民总人数为七十二万六千人。这些难民又分为如下几类：处于约旦控制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部分，二十八万人；埃及，七千人；(埃及控制的)加沙，十九万人；伊拉克，四千人；约旦，七万人；黎巴嫩，十万人；叙利亚，七万五千人。D.佩雷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华盛顿，1958年)，第30页。 ]
在以色列宣布独立前的战争的头几个月，本·古里安主要担心政治和军事控制方面的松散，以及半政府性质的组织不能有效地指挥整个战争。他极力要求尽快建立一个按照部长模式行使中央集权的临时政府，用仅对巴勒斯坦人口负责的机构取代犹太人协会的权力。同时，他还担心他已开始认识到的哈加纳内部指挥功能正在危险地消失。他对在防务问题继续实行地方和市政自治，对帕尔马赫的分散指挥和派别作风，对哈加纳最高指挥部内受到的政党压力，以及对恐怖主义组织继续自行其事等问题感到忧虑。他还开始对加利利是否是哈加纳合适的领导人选感到怀疑 [ 注：1947年夏天，本·古里安任命加利利为总司令，要求多里继续担任总参谋长。战争爆发时，多里由于疾病不能正常工作，加利利除了别的职务外，还代理军事总参谋长。伊格尔·苏肯尼克(亚丁)是司令部的总指挥，伊格尔·阿隆领导帕尔马赫。这些人是战争早期本·古里安最亲密的顾问。 ] ，并且得出结论，当四月底犹太人协会将权力移交给临时政府后，整个指挥部，当然包括总司令这个职位便成了多余的东西。
犹太人协会正式承认将它的行政职能移交给十三人组成的新的国家行政机构(人民行政委员会)，这个机构实际上是一个试验性的临时政府。本·古里安设法使他的同事们明白(尚未公开而只是施放了一个试验气球)，他认为现在哈加纳的指挥部及其领导已经无效，他将作为“部长”直接指挥军事总参谋部。这行动引起了左派人士的激烈反对。加利利是由劳工联盟和青年卫士联合组成的新的统一工人党的成员，而且，他在哈加纳和帕尔马赫的官兵中也很受欢迎。人们很怀疑本·古里安是因为党派(巴勒斯坦工人党)原因而要进行政治清洗。事实上，本·古里安确实也在为终止帕尔马赫的单独指挥创造条件，他很清楚，这种单独指挥到时候会充满矛盾和冲突。他认为，正是由于帕尔马赫的宗派心理和个人崇拜妨碍了建立国家军队的主张。有些社会主义领导人(尽管并非加利利本人)认为，军队是阶级的武器，应该由工人阶级掌握。本·古里安勉强承认国家或许是一种阶级组织，但他坚持认为军队是整个民族的生命线，因而，它必须高于阶级或党派利益。由于得不到支持，并且发现哈加纳领导层内普遍对他的提议感到愤怒和不满，本·古里安暂时放松了压力，勉强同意加利利官复原职。但他马上又使哈加纳指挥部明白，他本人将要来指导战争的战略。他的领导力量，他对国家面临的军事问题的敏锐把握，尤其是他在指挥部不太在行的政治方面的敏锐性，很快就对他形成了一种有利的环境，使得他能够剥夺加利利的军事指挥权。
同样重要的是结束异己势力的活动。在战争的头一个阶段，它不仅成了对犹太社团政治前途的重大威胁，而且也对社团的安全和防务构成了威胁。伊尔贡坚持即使在哈加纳指挥下，在犹太国成立之前它也要保持其独立性，而哈加纳领导者们同样坚持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军队而不是几股力量的联合才能适应局势的需要，因而，最初的谈判进展缓慢。1948年3月初，根据伊尔贡要求的原则达成了一项协议，条件与1945-1946年组成联合抵抗运动时的条件差不多。4月中旬，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项协议，由于各个工党组织的激烈反对，协议只以微弱多数获得批准。伊尔贡许诺一俟国家宣布独立就自动解散，在此之前采取行动都要取得哈加纳的同意。开始仍遇到一些麻烦，这项协议在4月底才付诸实施，此时离国家宣布成立只有两个星期了。现在，伊尔贡已处于中央军事机关的支配之下，但指挥圈中多少有些失望，因为人们发现与伊尔贡的宣传相反，事实上伊尔贡并不能为战场输送多少兵力。莱希几天后便正式宣布放弃了它的独立存在。
就在以色列宣布成立前两天，本·古里安坚持，只有刻不容缓地建立一支唯一隶属于国防部管辖的国家军队，他才能继续承担防务责任。1948年5月26日，按照他的精神，临时政府命令正式建立以色列国防军。这个命令规定进行普遍征兵，禁止除新的国家军队之外任何武装组织存在。在几周内，这个命令虽然正式颁布却并未付诸实施。本·古里安仍然要对付来自伊尔贡和前莱希成员的习惯性的反对活动，尽管禁止这些活动的法律是以色列的法律而不再是英国人的命令了。
就在犹太国家宣布成立之后，意料之中的阿拉伯入侵就立即开始了。埃及、外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武装力量向南部、向耶路撒冷走廊、向面对特拉维夫的中部战线和向自杰兹利山谷经加利利到叙利亚和黎巴嫩边界的北部地区发起了进攻。最初，联合的阿拉伯武装力量火力较猛，在攻击中占有主动优势，但其兵力少于哈加纳 [ 注：国家宣布成立的那一天，哈加纳能够部署大约三万人，其中百分之四十带有步枪(另外还有数目大致相当的固定的定居点防守力量)。迪努尔(编)，《哈加纳》，三；斯卢茨基，《从斗争到战争》，第二部分，第1457-1462页。(除了早已参战的五至七千名阿拉伯解放军外)，估计入侵武装在两万一千五百人(J.及D.金奇，《目标的冲突》，纽约，1960年，第162页)到不足一万四千人(哈立迪编，《征服》，第867页)。各种不同估计之间主要的差别是关于入侵的埃及部队的规模。 ] 。由于在欧洲以及美国所搜集的军火现在能够不受阻挠地运达，新的以色列军队得以克服它在车辆和火力方面的不足。随着经过训练、能够参战的年轻移民的到来，以色列军队的士兵人数逐月增加。以色列成为占优势的一方，并且随着战争的进展，其优势进一步扩大。除了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外，从一开始阿拉伯各国政府就低估了以色列军队的兵力，也没有认识到它的人数会不断增加。除了这些纯粹的物质因素外，没有多少战斗意志的阿拉伯军队根本无法跟哪怕是最疲惫的以色列部队的战斗精神相比(因为在阿拉伯人入侵之前，他们已经打了五个月的仗了)。埃及部队甚至没有想到要去作战，他们还以为是要开拔去占领一个正在崩溃的社会，在那里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战利品。除了这些军事因素外，阿拉伯攻势的主要弱点是它不稳定的政治基础。
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来看，英国军队撤出之后，巴勒斯坦就被视为真空地带，阿拉伯入侵带有争夺战利品的态势。如果阿拉伯国家的目的是帮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控制这个国家，如果他们为此采取一致行动，尽管他们军事上较弱，他们仍然完全有可能成功地实现阿以分治或者袭击以色列边界。入侵的溃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阿拉伯国家的首脑们是为了控制巴勒斯坦而彼此作战，而不是为了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作战。
主要的阿拉伯竞争者有：前耶路撒冷穆夫蒂哈吉·阿明·侯赛尼，他的目的是驱逐犹太人，重新确立他在巴勒斯坦的权威，并在那里建立他自己的独立政府；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他的目的是吞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地区，并且占领耶路撒冷和尽可能多的犹太地区，然后再与剩下的犹太国家，或者说犹太人飞地，媾和；埃及的法鲁克国王，他主要关心的是防止阿卜杜拉国王的扩张；叙利亚人则企图想抢在阿卜杜拉的阿拉伯军团到达之前吞并巴勒斯坦的北部地区。伊拉克部队并不热衷于作战，黎巴嫩人虽然也根本不愿打仗，却急于防范靠近它的边界的叙利亚霸权的扩张。巴勒斯坦人自己并没有为了任何明确的目的而动员或组织起来，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打仗。最初，埃及是最不愿意卷入其中的，而且它也反对其它国家进行干预。只有在阿卜杜拉的野心看来有可能实现时，哈吉·阿明和叙利亚人才说服法鲁克在最后一刻将他的军队投入战场。
阿以战争的决定性阶段是从1948年五月中旬到联合国强迫停火的6月11日的这四个星期。在这几个星期中，阿拉伯军队虽然训练较差，装备也不精良(除了阿拉伯军团外一概如此)，但是在几条战线同时发动了进攻，如果能有较好的领导的话，本来是有可能对犹太人口的安全和犹太国的边界造成严重威胁的。在战斗中，进攻被打退了，以色列还将其边界大大地扩充到了分治方案提出的边界之外。由于需要同时在几条战线作战，以色列军队的防线被拉得很长，但是，他们靠在战场上的坚韧顽强，机动灵活，以及特别勇敢和能干的指挥官来弥补他们经验、火力和物资的不足。
在北部，叙利亚的主要攻势被遏制住了。以色列丢失了位于约旦河谷的重要发电站，但是阻挡住了联合叙利亚人向这一地区犹太人定居点进逼的伊拉克军队。在中部战场，伊拉克人控制了阿拉伯地区，但并未侵入犹太人的海岸平原。
来自阿拉伯人的主要威胁是在耶路撒冷地区的阿拉伯军团。一支埃及纵队沿海岸突进到离特拉维夫二十英里的地方，在那里遭到了以色列定居点的顽强抵抗；第二支埃及纵队穿过阿拉伯领土准备与耶路撒冷地区的阿拉伯军团会合，其目的是监视阿卜杜拉而不是增援他。就在以色列宣布成立前不久，地处耶路撒冷南边的埃特塞恩地区的基布兹被阿拉伯军团占领。这些基布兹的失陷，是阿拉伯人对本·古里安不惜一切代价固守所有农村定居点(不管是在犹太国境内还是在划给阿拉伯人的地区内)的政策的最严重的打击。本·古里安没有采纳他的将军们的建议，而是把耶路撒冷战线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他相信(阿卜杜拉从另一方面也相信，并且也在与他的顾问们争论)，守住耶路撒冷是守住全国其它地区的关键，而总指挥部的作战司令伊格尔·亚丁等人则认为守住全国其他地区将保证耶路撒冷的安全。本·古里安说服了他们，尽了种种努力援救重新陷入重围的耶路撒冷城，保持了对新城中较大的犹太人居住区和较小的阿拉伯人居住区的控制。以色列入试图在阿拉伯人的拉特伦据点周围打开一条通向耶路撒冷的通道，但却连连受挫，到晚上他们修筑了一条山顶简易公路将给养输送到了城中。以色列方面一个重大的灾祸是被迫放弃了围墙内旧城中的犹太教正统派居住区。但是，新城中的以色列民兵抵抗力量在少量军事部队的帮助下，却抵御住了阿拉伯军团的进攻，守住了城里犹太及阿拉伯地区。同时，南部一些孤立的定居点只得到机动部队非常有限的支援，在埃及人的不断炮击和不时发起的直接进攻中蒙受了惨重损失。经过顽强战斗，他们终于阻挡住了埃及人向特拉维夫的推进。
在入侵后激烈战斗的第四个星期末，在其边界内，以色列在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地位在战略上得到了保证。阿拉伯军团成功地占领了耶路撒冷旧城和斯科普斯山(希伯莱大学所在地)；同时，北部的叙利亚军队占领了一个重要的定居点和一个俯视其它据点的制高点。在阿拉伯人取得成功的同时，以色列人控制了杰兹利山谷一些较小但却非常重要的咽喉地带，耶路撒冷走廊和特拉维夫南部按照分治方案原本属于阿拉伯国的地区。在这四个星期中，以色列死亡人数将近一千二百人。在战争的这一阶段，从国外运来的重武器和当地工厂生产的增加，缓解了在前几个月一直限制了以色列战斗力的武器匮乏。
5月中旬，联合国大会召开特别会议，向巴勒斯坦派出调停人，同时安理会则仔细研究了实行停火的可能性。由于各个大国对于参战国的态度不同，他们在政治上也各执己见，这使得直到5月29日才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这一天，各国同意发表一项呼吁，要求停火四周，在此期间有关国家要停止内部或外来的战斗人员和战争物资的运送(允许以色列接受移民，但在停火期间不得动员或训练他们)。调停人福克·伯纳多特伯爵与巴勒斯坦各方进行磋商，克服了他们的不同意见，使所有各方同意从6月11日开始停火一个月。 [ 注：停火并没有马上就在所有前线实施。在北方的色吉拉，考克吉的军队继续进行头一天开始的攻击，并且轰炸定居点，直至6月13日。在这次行动中，1948年6月11日，一名来自英国的志愿医生、医学博士艾赛亚·莫里斯上尉在前线照顾伤员时被杀。迪努尔(编)，《哈加纳》，三；斯卢茨基，《从斗争到战争》，第二部分，第1470页。 ]
随即，马上派出了一百多名观察员监督停火。停火开始时碰到一点麻烦，后却维持得很好，但是，为了不让任何一个交战国取得优势而限制军事调动的条款并未得到有效执行。在停火期间，以色列设法运进了由国外那些神通广大的采购代理人转来的很大一批重武器，包括飞机。
阿拉伯方面也向几条战线运送了物资装备。除了为重新开战而进行休整，重新组合及军事准备外，阿拉伯和以色列双方也在政治上互相攻击。阿卜杜拉奔走于阿拉伯各国首都，试图劝说他们接受一个对外约旦有利的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没有成功。在以色列，一场危机中断了停火，还把这个国家推向了内战的边缘。
5月底以色列军队正式建立后，伊尔贡获准保留一个隶属于总指挥部的临时司令部，以便协助将其成员合并到国家军队中。伊尔贡还被要求停止从国外获得武器和他们在当地兵工厂的生产活动，并将它的所有的设施和合同移交国防部。
1948年6月20日，有人报告(临时政府的)内阁，伊尔贡独自安排了它的船只阿尔塔列纳靠岸，运来了八百名志愿人员，五千支步枪，二百五十挺机枪和弹药。根据伊尔贡主要官员的记录，他们知道，政府欢迎这只船不顾停火尽快到来，被授权代表政府的发言人也和他们讨论了关于武器分配的问题。 [ 注：贝京的《起义》第154至176页，和卡茨的《烽火岁月》第233页至250页为一方，以本·古里安的《以色列国》第179至196页为另一方，提供了对这次事件的互不相同的看法。不管本·古里安和加利利是不是设下圈套，引诱伊尔贡与政府摊牌，或者他们是否真的认为伊尔贡是在准备一次政变，很清楚，伊尔贡一贯的派别习气对政府权威和民族安全是一大威胁。根据贝京和卡茨的记录，伊尔贡把载有武器的阿尔塔列纳的到来看作是“起义”的加冕盛典，看作是这一组织的英勇斗争的光辉顶点。他们似乎认为，这些武器将会把国家从军事灾难中拯救出来。他们没有预计到，政府能更好地判断对武器的需要，而且，在国家成立之后，伊尔贡募集资金使它自己取得武器装备，是一种会造成分裂的、很可能十分危险的行动。6月15日，本·古里安的日记记录了三万多支步枪到三千支机关枪的运达和发放，另外还有数百万发弹药，以及包括三十一架飞机的重型装备。伊尔贡认为它自己的活动会决定国家安全，这早就成了一个可怜的幻觉。 ] 尽管他们还未就武器分配达成协议，他们却认为正在就此事进行友好的谈判，他们应当开始卸货。假如说本·古里安确实了解实情的话，他却没有能够纠正他的内阁成员们的看法，他们认为伊尔贡决心公然蔑视政府权威，公然对抗法律，武装它自己的战士。在船上的人员登岸后(以及一小部分武器)，部队获令强迫该船投降，必要时不惜动武。部队向船开了火。贝京登上船命令将船驶往特拉维夫以南二十英里处靠岸。在那里，同样遭到射击，有十六名伊尔贡分子被打死，另有数十人受伤。船只及船上货物燃起了大火，但依然搁浅在那里，成为一座纪念碑，记录着那场把共和国推到了内战边缘的危机。
阿尔塔列纳事件激怒了公众。人们震惊地看到军队开枪射击伊尔贡人员的情景，不愿意相信官方关于伊尔贡在策划一个反对政府的武装暴乱的说法。但是，愤怒很快就平息下来了，并且，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不管在信誉上付出了多大代价，本·古里安还是取得了他所期望的胜利。因为事件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合法性和政府的权威，鼓舞了士气。骚动之后数十名伊尔贡成员被捕，他们的领导人又像从前地下活动时期一样躲藏了起来。本·古里安想颁布大赦，但又希望如可能的话，要逮捕贝京和他的助手们，一劳永逸地粉碎反对派的吸引力和声誉。伊尔贡未能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很快就解散了，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自由党，按照它一贯的方式继续进行反对派活动。伊尔贡组织在耶路撒冷还继续保持了一段时间。
按照联合国的分治方案，耶路撒冷被规定为国际区域，因此，以色列政府当时没有声明对该城拥有主权。联合国停战监督员们和一个由外国领事组成的委员会试图维持表面上的国际权威。在这种背景下，哈加纳、伊尔贡和莱希在形式上仍继续存在，而且城中的哈加纳部队很明显是在接受以色列军队的指令，只要政府不能声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是其首都，伊尔贡就拒绝在耶路撒冷地区接受以色列军队的控制。
在停火期间，联合国调停人伯纳多特希望军事事件或许会促使各方改变其政治观点，因此，他一直在寻求用政治手段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到六月底，他向阿拉伯联盟和以色列政府提出了一整套解决问题的新方案，依据的是英国和阿卜杜拉长期以来一直赞同的方针。毫不奇怪，这些方案被各方拒绝了。当四周停火临近结束时，以色列政府对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延长停火的呼吁反应积极，许多阿拉伯国家也同样倾向于此。但是，埃及和叙利亚此时更加担心阿卜杜拉的扩张，坚持继续把仗打下去。同样，埃及政府看起来也开始相信它自己的宣传了，认为本来他们的胜利已唾手可得，只是因为联合国组织强加的停火才妨碍了他们摧毁犹太国。
于是，在各条战线爆发了十天激战。到此时为止，以色列军队已召集了六万武装士兵，并且动用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火力。在战争的这一阶段，从7月9日到7月18日，以色列从阿拉伯军队手中夺取了一直使他们作为进攻者的主动权。以色列的军事控制扩展到了其它一些阿拉伯地区。以色列军队取得了下加利利(包括腊姆拉市、利达市及其机场，不过依旧未能夺取拉特伦)和特拉维夫南面原来处于埃及威胁下的定居点周围的地区，这些成就大大抵销了小块领土的损失。到这一轮战事末了，尽管以色列方面的军事指挥官们对停火感到怒气冲冲，阿拉伯一方却巴不得赶快停火。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威胁要实行制裁，以色列才接受了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的无限期停火。
以色列现在仔细衡量了它所面临的局势。许多人已经差不多连续战斗了7个月，已经疲劳到了极点。因为购买武器而债台高筑，由于缺乏必要的劳动力，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按照分治方案，内盖夫地区是犹太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埃及人控制了那里的道路，它已经陷于孤立。耶路撒冷仍然不易防守，城中居民忍受着严重的饥饿和士气低落。叙利亚在以色列领土内仍然有立足点。各支阿拉伯军队并未受重创，所以，它们的威胁仍然不能消除。另一方面，以色列占领了犹太国区域内大约二百个阿拉伯村庄和巴勒斯坦阿拉伯部分的大约一百个村庄。大批武器正从捷克斯洛伐克空运而来，其它重武器也从欧洲其它中心源源不断地运来。从军事上来看，新生的国家有能力保卫自己。但是，它对于长期停战期间将要发生的政治斗争却心中无数。
8月初，本·古里安向内阁报告了军事和政治形势，并提出了他的观点，认为长期停火只会恶化以色列的处境。在世界还没有习惯以色列的存在之前，让那些“甚至不需要我们的签证”的国际代表来继续执行停火监督，将会损害这个国家的形象和地位。需要保持军事上的戒备状态，却又无能为力，将会降低士气，在财政上也是灾难性的。因而从政治上来看很有必要，要么获得和平，要么把侵略者赶出以色列边境。无限期停火只会带来战争的恶果，却带不来和平的好处。甚至制裁也不像目前维持现状这样具有破坏性。如果进行足够的训练和准备，以色列军队能够在一个月到六个星期之内赶走所有入侵部队。因此，必须在8月底，最迟9月中旬结束停火。必须告诉联合国组织，如果到那时候阿拉伯军队还未撤走，以色列军队就要把它们赶出去。
现在，本·古里安便利用停火集中精力处理军事问题。将埃及人赶出内盖夫的计划已经草拟出来，在其它一些战场也预先制定了计划，取代了惯常的临时应变的作法。军队根据后勤保障改编为三个前线师，这比原来以单个的旅为基础的模式更适合现有兵力的规模。甚至还动员了普通公民维持国民经济和取代伤员及疲劳的士兵。到8月底，大约武装了七万八千人。到10月中旬，由于移民的增加，总数达将近九万人。阿拉伯联合军队尽管也得到了增援，但到那时为止，除去几千名巴勒斯坦非正规军外，也只有以色列兵力的一半。由于为那些积极服役的战士的家庭改善了供应，开小差的人也减少了。
本·古里安现在感到，结束帕尔马赫的单独指挥的时机已经到来。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帕尔马赫指挥官是劳工联盟派别的成员，劳工联盟和青年卫士合并组成了统一工人党。在军队的其它部分，大部分指挥官也是来自工人运动。但是，总指挥部本身却不受任何一种政治力量的影响(劳工联盟实际上抱怨在这方面存在歧视)。就是在建立了军队以取代原来的地下武装活动之后，不同程度的无组织无纪律、开小差和自由散漫习气仍反映了人们的党派意识。本·古里安感到，人们还没有认识军队并非仅仅是哈加纳的扩充而是一个保卫国家主权的工具，这在缺乏军事传统的犹太历史上是一种新事物。一方面他没有把帕尔马赫等同于那些反对派恐怖分子，但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它的独立指挥是对文职政府控制下的现代军队发展的一大威胁。他将前几个月中的许多军事挫折归咎于作战和管辖方面的重叠指挥。
9月中旬，他召集六十四名帕尔马赫的指挥官开会交换意见。从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分裂主义态度的担心是有充分根据的。很多帕尔马赫发言人将支队视为避免内战的唯一保证和对付贝京法西斯政变的重要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与本·古里安自己的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与反对派的斗争是政府权威的行为，而不是像在地下斗争时期各敌对党派按照自己方式自由行动的政治攻讦。
不管怎么说，本·古里安并不难就终止帕尔马赫的指挥权问题在总指挥部内达成协议。10月7日，总参谋长多里根据国防部长的明确指令发布了一项命令，取消了帕尔马赫的指挥部，将它的三个旅合并到前线师的编制内，与其它旅处于相同地位。帕尔马赫的军官们毫不犹豫地服从了这一命令，但统一工人党领袖们在犹太工总内部却群情激愤，要求恢复帕尔马赫。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由这一问题而引起的政治紧张气氛才得以平息。
伊尔贡的问题还没有妥善解决。尽管耶路撒冷的正式地位尚未决定下来，临时政府已经宣布以色列的法律将应用于这一城市，以色列现在声明，它所控制的领土将是它政治边界的基础，但是因伊尔贡继续存在，政府显然不能在该市行使其权威。这就削弱了旨在争取国际上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组成部分的外交活动。政府作出了一些努力，与耶路撒冷的伊尔贡谈判其解散问题，甚至还考虑使用武力。9月17日，一些曾在五月份拒绝解散的前莱希组织的成员暗杀了伯纳多特伯爵和他在耶路撒冷的助手，使问题变得迫切起来。政府命令总指挥部向伊尔贡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成员在二十四小时内予以解散，交出武器，并以个人身分加入国家军队。伊尔贡接受了最后通牒，结束了与政府作对的历史。
伯纳多特伯爵死前曾提出过一项关于巴勒斯坦的新方案，依据的原则与他早先的提议相似：他建议用内格夫来交换西加利利。这个提议坚定了本·古里安的信念，即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要建立在对军事现状认可的基础上。因而，他立即下决心必须在联合国深入讨论这些原则之前将埃及人逐出以色列国土。埃及人接二连三地违反停火，干预以色列向内格夫被围定居点提供给养的合法努力。由于设想埃及军队将会再次干扰护送物资，因此以色列草拟了一些于10月中旬重开战端的计划，以色列军队可以借此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形下停火观察员曾经赞同采取这种做法，但迄今并未实行过。
总指挥部担心在南部重新开战将有可能引起其它战线的阿拉伯军队同时采取行动。但是，到此时，随着巴勒斯坦新地图的轮廓开始日趋明朗，阿拉伯内部的不和已经达到了顶点。9月20日，穆夫蒂在加沙设立了“全巴勒斯坦阿拉伯政府”。随即，一个巴勒斯坦知名人士会议在安曼召开，宣布废止加沙政府。并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宣誓效忠阿卜杜拉。阿拉伯联合行动看来并不会对以色列形成什么势不可挡的威胁。
正如所料，埃及为以色列发起全面进攻提供了借口，以色列军队设法解救了陷于孤立之中的内格夫地区定居点，将埃及的精锐部队包围在法鲁亚，占领了比尔谢巴。攻击遇到了强大抵抗，在联合国重新强制停火之前有限的几天内，以色列仍未能就整个内格夫地区取得决定性的结果。
就在南部行动之后不久，考克吉的阿拉伯解放军在加利利违反了停火协定，给以色列提供了全面行动所需的借口。几小时之内，以色列军队就占领了整个上加利利地区，彻底击败了考克吉的部队。和南方一样，这条战线新的停火协定要求以色列撤除它的机动部队，但允许它保留守卫部队，这就使得它能够对新夺取的领土保持有效控制。
11月中旬，以色列制订了全面驱逐埃及军队的计划。11月底，一个巴勒斯坦会议在杰里科宣布阿卜杜拉为全巴勒斯坦的国王，而与此同时，在以色列和外约旦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保证耶路撒冷的停火。1948年12月23日，以色列向埃及阵地发动了全面进攻，同时，快速向南穿越内盖夫。埃及军队的残部被围困在狭窄的加沙“地带”，而以色列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西奈半岛的埃及领土内。英国的整个中东政策现在似乎已经完了，它给以色列施加了压力，要它撤出埃及，否则就得与英国军队作战。本·古里安的将军们希望有时间巩固以色列对内盖夫最南部的占领，但本·古里安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而屈从于英国的威胁。以色列空军刚刚击落了在作战地区侦察的五架英国飞机，本·古里安不想再进一步冒犯这个从前的托管国了。因为其它阿拉伯军队在内盖夫战役中丝毫也不曾支援过埃及，埃及政府已经很清楚，它为控制南部巴勒斯坦而进行的战斗已经失败了。现在，它求和了。以色列为独立进行的军事斗争结束了，代价是六千人阵亡，其中包括两千平民。阿拉伯方面伤亡人数更多。
停战与边界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为一个整体并未参战，在以-阿结束战争的谈判中，他们也并非其中一方。在分治方案中拟想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并未出现。以色列没有控制的那些地区都被外约旦和埃及依据他们的军事存在而占领着。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叙利亚和黎巴嫩没有得到任何巴勒斯坦领土。停火谈判是与这四个阿拉伯政府分别进行的。伊拉克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但它保证将遵守邻国签订的任何协议。沙特阿拉伯在战争的后期曾经派过一支象征性的部队，也不打算签订任何协议。这样，就由以色列和它的近邻们来缔结休战协定。联合国代理调停人拉尔夫·邦奇运用了各种外交手段和技巧，成功地促使各方达成了协议，尽管他们之间仇恨的深渊使他们誓不两立。
在以色列，人们广泛相信(在有些阿拉伯人中也有类似看法)，停火有可能是通往向和平解决转变的桥梁。到1949年夏天与叙利亚签订了最后一项协议后，这些希望就完全烟消云散了。这项协议包括了一种对和平的词藻华丽的姿态，但它要求巩固现状而不是解决有关冲突的问题或是纠正不正常的情况。这样，边界便被描述为不会损害那些将会在和平解决方案中提出的那些声明。边界的划分按照军事控制的情形。这些边界就成了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其他国家所承认的以色列与其邻国的合法边界。这样，停火证实了征服原则，巴勒斯坦的分治实际上是由以色列、阿卜杜拉和法鲁克在联合国赞同下来实施的。
由于其军队处于战败和崩溃状态，埃及首先要求谈判。签定一项停火协定的谈判于1949年1月12日在罗得岛开始举行。内格夫边界的划分成为最难解决的问题。埃及坚持它参战的目的，即至少要控制内格夫的一部分，而以色列则正好相反，要求埃及撤出加沙地带。加沙的人口本来只有七万人，由于增加了大约二十万难民而迅速膨胀。2月24日达成了协议，依照军事部署规定了边界；在加沙建立埃及的非军事行政机构；对以色列领土内一个处于通向西奈半岛的战略要道交叉口的有争议地区(埃·奥贾)实行非军事化；遣返被围困在法卢贾包围圈中的部队。协议中的边界大致认可了最初的分治方案，只是埃及取得了原来划归给拟议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的加沙地带。
与黎巴嫩的谈判在埃及之后。由于双方已经达成了非正式协定，允许双方军队撤离传统的国际边界的边境村庄，在这方面没有碰到多大困难。直到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东北部三国交界处之后，以-黎停战协定才得以签订。1949年3月23日，双方签署了原巴勒斯坦边界为基础的协议，双方减少在边境各方的兵力。
在以色列-黎巴嫩会谈的同时，与外约旦的谈判也于三月初开始了。在此之前，以色列官员与阿卜杜拉在他的宫廷中已经有一些直接的秘密会见。毫无疑问，阿卜杜拉期望与以色列达成一项最终和平解决方案，也正是基于这一想法，临时性的停火中留下了许多问题和不正常情况。阿拉伯人施加给阿卜杜拉的种种压力使和平的前景化为泡影，直至导致了对阿卜杜拉的暗杀。结果是，这一复杂的停火协定成为导致未来许多年中的紧张冲突的根源。
在和谈进行的同时，以色列军队快速运动，控制了内盖夫东南部直到亚喀巴海湾的大片悬而末决的领土。外约旦曾想在那里实行象征性的军事占领，以便宣布这片土地为己所有，但以色列军队成功地占领了直到埃拉特的地区(亚喀巴海湾靠以色列一边)，并且有效地控制着这一地区，使之根本不容商谈。与此同时，伊拉克军队撤出了中部战场的阿拉伯地区。现有的停火线给了以色列很长的边界，有些地方离海岸只有八英里。以色列接受了外约旦吞并伊拉克撤离的阿拉伯地区，以此为代价，以色列坚持要求将整个边界向前推进几公里。外约旦不愿意重新开战，除了同意外别无选择，尽管这种边界划分分割了许多村庄，并且将许多人和他们的土地分隔开来。
对于耶路撒冷(外约旦占据围墙内的古城，以色列占据更大范围的新城)，双方有一种共同的利益，即承认对方的现状，以便防止联合国进行有效干预，要求实行分治方案所提出、最近于1948年十二月由安理会再次确认的耶路撒冷的国际化。外约旦占领着希伯莱大学和哈达萨医院所在的斯科普斯山，允许以色列派警察管理这些建筑，但关于重新使用它们的协议却未生效，允许犹太人进入圣地的协议也没有实行。1949年4月3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外约旦吞并了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地区，成为约旦哈希姆王国。
就在以色列-约旦协议达成之后，马上开始了与叙利亚的谈判。这是一系列谈判中最艰难的部分，其间会谈曾中断了几个星期。直到7月20日才签订了停火协定。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只有叙利亚在战争结束时仍占领着分治方案划定给犹太国的地区。由于以色列自己现在也占领着许多不属于划给它的领土，叙利亚按照这一逻辑，坚持应当按照军事现状保持它占据的地点。叙利亚还对大约三十年前由英法协定划分的国际边界提出质疑。但是，军事现状从根本上毫无疑问大大有利于以色列，叙利亚最终必然会屈服。邦奇找到了一个方案，使得协议得以达成，但是却也埋下了未来冲突的种子。叙利亚同意撤出军队，对靠近胡拉沼泽的有争议地区实行非军事化，并将它置于处于联合国混合停战委员会监督下的地方行政管理之下，像其它停战协定一样，双方都派代表参加了联合国混合停战委员会。
1949年8月11日，安理会关闭了代理调停人办公室，标志着以色列独立战争正式结束。到此时为止，以色列已经得到了包括所有主要大国在内的大约五十个国家的正式承认，并于1949年5月11日被吸收为联合国成员国。这个国家已经在超出分治方案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土上稳固地建立了主权。虽然事实证明联合国无力实施分治方案，但它确实对结束军事敌对做出了贡献。
从战争和停火中诞生出来的以色列有着漫长蜿蜒的边界。在约旦河以西大约一万平方英里托管领土中，以色列占有大约八千平方英里，周围有大约六百英里的陆地边界和一百五十英里的海岸线。
加利利山地北部与黎巴嫩接壤，东部与叙利亚接壤，平均宽约四十英里。南部的杰兹利山谷(厄斯垂伊伦或古代的哈米吉多顿)自海法延伸三十英里到达约旦河谷南部的肯尼莱特海(又名太巴列湖或加利利海)，切断了这片山地。集中了大部分人口的地中海沿岸平原从海法向南延伸到特拉维夫，宽度由十英里至五十英里不等。一条走廊从特拉维夫开始伸向犹地亚山地之上的耶路撒冷，然后急剧下降到地球上的最低点——死海。这个国家一半以上地区是一片干燥的沙漠——内盖夫，最宽处七十英里，在埃拉特港处到达亚喀巴湾，埃拉特港通过红海将这个国家与远东联系起来了。最长的边界是与约旦的边界，北端在海岸平原接壤处，东边围住内盖夫，一直伸到海湾。内盖夫西面与埃及的西奈半岛和位于海边的短短的加沙地带相毗邻。
大规模移民
英国1948年撤离巴勒斯坦，给临时政府留下了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的银行、财政管理、通讯和供应。2月份，伦敦政府宣布将巴勒斯坦开除出英镑使用区，并且“冻结”了巴勒斯坦组织的信用基金存在伦敦的多达一亿英镑的存款。在海法的英国石油炼油厂曾经是巴勒斯坦最大的企业，也于四月关闭。战争动员了大量人力，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经济上突然完全分离，也干扰了正常的生产。
为了资助战争，国外的犹太同情者们为援助以色列动员了犹太复国主义有史以来最大的财政力量。由于有了这一资助，在战争期间，严重的问题不在于缺乏外汇，而在于如何将物资运往以色列。由于商业运输机构和保险机构不愿在战时卷入这一地区，主要来自捷克的武器，来自罗马尼亚的燃料供应和其它港口运来的谷物都是用最原始的临时运输方法勉强维持着当年的供应。
在建立适当的财政管理机构之前，以色列政府与国民议会商定利用现有的机构像以前那样征收地方税，并发行总额为一千三百五十万英镑的三种新公债作为对税收的补充。但是，这些收入还是不足以应付蜂拥而至的大批新移民的日常供应。政府只好采取大量的赤字财政。1948年8月9日，经过几个月的秘密准备，政府发行了一种新的以色列货币以取代巴勒斯坦英镑。旧货币被送回伦敦，与被冻结的巴勒斯坦资产置于一处。新货币在事实上代表着政府的大规模借款。不可避免的是，购买力迅速上升，生产却没有相应增加，导致了通货膨胀。
尽管战争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普遍的经济混乱，政府还是毫不犹豫地承担了拯救欧洲难民营中的犹太人的义务。毫无选择的大批移民给以色列带来了成千急需医疗保健、食品和住房的人们，但在几个月内他们却不能从事生产。许多年轻移民曾在难民营中接受军事训练，因而能够参加战斗。但大多数人从他们到达以色列的那一刻起就是经济上的负担。由于大批移民不断来到，即使1949年和1950年来自海外犹太人超过两亿美元的资助也不足以使经济趋于稳定。
以色列国的建立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移民的新阶段，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1951年底。在建国的头三年半中，仅移民一项就使犹太人口翻了一番多，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地区的特征变化得令人难以辨认。从1882年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开始，到1948年宣布建国为止，除去重新移民出境的外，仍有多达四十五万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以色列成立时，犹太人口大约为六十五万，其中百分之六十是这些仍旧健在的移民，百分之四十是他们的诞生于巴勒斯坦的后代。
以色列宣布独立后，马上就将欧洲犹太人剩下的难民迁入以色列。除了住在难民营中的外，还有来自波兰的十万人和来自罗马尼亚的两万人，再加上捷克和匈牙利的少量人口和人数将近四万人的整个保加利亚犹太人社区。这些人尽管逃脱了纳粹的大屠杀，他们的生活却被战争全部毁掉了，他们迫不及待地利用东欧国家保持了很短一段时间的移民自由纷纷外移。仅1948年就有十万人移居过来。到1951年底，大约有三十二万来自欧洲的新移民到达以色列。这样，棘手的欧洲犹太难民问题就算解决了。
与此同时，由于以色列的建立导致了与阿拉伯人的交战状态，许多阿拉伯政府开始严酷迫害他们国家中古老的犹太社团，这样就造成了新的难民问题及以色列意料之外的新的主要人口来源。伊拉克政府经过一番犹豫后，开始强迫犹太人移民出境，并允许犹太人协会进行迁移，大约所有的伊拉克犹太人口都来到了以色列，人数逾十二万。他们在伊拉克的财产被没收，因而，像这一阶段的大多数移民一样，他们两手空空地来到以色列。人数近五万人的整个也门犹太社团均经过亚丁大规模空运而来。利比亚，北非，土耳其以及伊朗的大部分犹太人也来到了以色列，他们的祖先在那里已经住了好多个世纪。从1948年5月到1951年底，来自中东国家的人数总数为大约三十二万五千人，其规模与欧洲来的大批移民差不多。除了多数人是因为受到新的迫害外，来自也门、土耳其和伊朗的人则是因为受到了以色列建国而激起的犹太复国主义情绪的感染。
除了从欧洲和中东来的移民外，还有大约一万五千的净增人口来自世界其它地区，使大规模移民阶段的净增移民总数到达大约六十六万。加上这一阶段大约九万人的自然增长，到1951年底大规模移民告一段落时，犹太总人口为大约一百四十万。
由于1948年阿拉伯人的集体逃亡，从比例来看，阿拉伯人口的减少甚至比建国头三年因大规模移民造成的犹太人口的增长还要高。据1948年11月在以色列所占领土内的人口统计，阿拉伯人口估计为十五万六千人，其中包括一万五千德鲁兹人，而战前的阿拉伯人口超过七十五万人。由于犹太人的移民，阿拉伯人口由战争结束时的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八下降为1951年大规模移民终止时的约百分之十一。在阿拉伯人中，约百分之七十为穆斯林，百分之二十为基督徒，百分之十为德鲁兹人。
最重要、最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是在吸收移民参加生产性经济生活之前解决他们的住房和吃饭问题。在大规模移民的头一年，由于战争期间阿拉伯人的逃亡，住房问题还能够勉强解决。在阿拉伯人逃亡的开始阶段，他们所丢弃的土地和资产因没有任何明确的全面政策指导而被随意掠夺、侵占和军事征用，从而纳入了犹太经济。犹太移民蜂拥进入这些地区。建国头一年中，大约十二万新移民在被弃的阿拉伯住房中安置下来。在农村地区，一部分找到住房的移民立刻在被弃置的土地上开始耕种，这样就能够直接有助于减轻食品短缺的问题。在此之后，移民就只能得到匆匆搭起的临时营房、帐篷和临时建筑物，这类住所遍及全国。到1950年，吸收移民的计划有所改进，在主要城市附近建立了安置中心，移民可以在那里找到工作，使他们能够在等待永久性住房的同时自食其力。到大规模移民结束时，将近有二十五万移民住在这样的中心里。政府和犹太人协会在军队的帮助下向那些需要公共帮助的人提供供应。在许多年中，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由于缺乏食品、衣物和各种娱乐，这些饱经沧桑的人民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全国均是如此。
在以色列，人们都记得从1948年到1951年是一段艰苦时期。政府试图通过严格的物价控制和物资定量配给来抑制通货膨胀。但它未能成功地抑制住由于大量政府借贷而造成的超额购买力。结果，黑市大量产生，严重地干扰了控制物资分配的努力。1949年，随着战争的结束，经济处于严重危机的痛苦状态之中。海外犹太人的资助由于停战而逐步减少，国际收支成为最迫切的问题。柑桔种植业曾经是主要的外汇来源，在战争中也被破坏殆尽。除了大量减少的柑桔生产和钻石磨制业外，以色列在国际市场的赚钱能力很小。从美国进出口银行获得的一亿美元贷款被特别指定为购买机器之用，并不能缓解紧迫的供应问题。
1949年9月，政府将货币贬值，这样暂时减轻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由于移民继续增加，几个月内局势日趋恶化。由于与英国谈判成功，英国于1950年准许动用被冻结的英国货币，取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但是，又是在1951年底，大规模通货膨胀差不多完全摧毁了经济事务的信誉。同样，救星来得恰逢其时：一笔来自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和一笔来自美国政府的援助款，二者相加总数为一亿美元。直到1952年初，当移民浪潮减退之后，政府才得以施行一系列政策来控制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