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以色列国的建立(1939-1948年)·第十
作者：诺亚·卢卡斯·英国
出自————《以色列现代史》
出自————《战争通史》
战争期间哈加纳的发展
1939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政治危机反映在哈加纳指挥部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重新确定该组织的作用这一过程中。工人派领导人本·古里安现在认为，哈加纳是犹太复国主义与英国势力进行斗争的主要政治工具，而(斯米兰斯基和罗卡赫为首的) [ 注：特拉维夫市长以色列·罗卡赫(1896-1959)是哈加纳非劳工派的主要发言人。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市长，他对哈加纳的收入影响最大。 ] 右翼发言人则反对扩大哈加纳的作用，只要将其限制在保护犹太人免受阿拉伯人袭击的范围内。争夺哈加纳控制权的斗争持续了整整两年，直到最后，哈加纳组织进行了令双方都满意的全面改组。
1939年9月，本·古里安设法建立了一个总参谋部，雅科夫·多里被任命为第一任总参谋长 [ 注：多里(1899年生)自1931年以来便是海法地区的哈加纳指挥员。他经过训练成为工程师，后来成为海法工学院院长。 ] 。新成立的野战部队本来是为了代替战斗小队，但是并没有稳固地建立起来，部分原因是因为地方指挥员担心失去他们最好的战士，因而反对成立野战部队，但是，主要原因是没有资金来维持一支全时作战的机动部队。野战部队的失败，促使他们成立了一种专门从事最危险的非法行动的新组织——特别小分队。
本·古里安希望在合法的部队和有可能直接与托管政府及其法律发生对抗的队伍之间保持明确的界限。他指出，迄今为止，哈加纳仍一直是非法的，但它的活动大体上却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现在，哈加纳却不得不破坏法律了。尽管《白皮书》已经颁布，右翼仍然不想参与任何反对托管政府的行动；如果领导人要开展这类行动，他们希望应当由一个完全脱离哈加纳的组织去执行。本·古里安虽然也希望能单独采取一些右翼在政治上无法插手的特别行动，但他却坚持认为，这些行动必须在组织上作为非法的哈加纳的一个组成部分，以避免哈加纳因为缺乏行动或动力而衰落。最后的办法是成立只服从总司令(这在事实上也就是服从本·古里安)、别的指挥部门无权管辖的别动队。
别动队完全脱离了地方的指挥系统，也脱离了民族代表会议体系的指挥，是迄今为止最接近军队建制的组织。但是，别动队也没有延续很长时间。他们对阿拉伯恐怖分子实施报复行动，审判和处决犹太告密者，为加强非法移民作准备，以及对实施《白皮书》的英国设施采取破坏行动。这样，1939年夏天，他们开始了本·古里安设想的针对托管政府的积极斗争。但是，大战的爆发使他们的行动停了下来，并且再次出现了哈加纳长期以来所面临的政策、组织和控制的问题。
1939年9月，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开始招募志愿人员，公众也在关注着巴勒斯坦犹太人在世界大战中的军事作用的问题。与此同时，托管当局对这个问题却丝毫不感兴趣，采取了侵扰、调查和逮捕行动，希望彻底消灭犹太人地下武装力量。1940年，当这些外部压力把哈加纳推到了解散的边缘的同时，哈加纳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也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右翼势力实际上已经全面退出了民族指挥部。但是，工人领导集团继续保持着组织结构，甚至还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发展了自卫队。
尽管内部一直无休无止地进行着争夺哈加纳政治领导权的斗争，妨碍了民族指挥部的活动，但是，哈加纳系统却一直发挥着作用，并且能够开展非法移民和保持着训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总参谋部在第一任总参谋长雅科夫·多里领导下的稳步发展。总参谋部集中精力发展技术性和职业性的军事力量。总参谋部成立初期，起草了一项新章程，明确了在服从政治原则前提下的指挥路线，并且在各级组织改进指挥方法，提高军事战斗力。总参谋部下设一系列按功能划分、由年轻的有经验的专家负责的各种部门。以色列·加利利 [ 注：加利利(1910年生)为巴勒斯坦工人党左翼成员，后来成为劳工联盟领袖及以色列政府中的部长。 ] 为首的秘书处负责与政治领导机关的联系，并保证执行与工人阵营一致的政策。在加利利和伊扎克·萨德周围出现了一个名为“青年土耳其”的小圈子，由大约五十名曾经参加过温盖特的夜间特别小分队或萨德的战斗队的联合基布兹运动的年轻人组成。这些年轻积极分子几个月集中起来进行一次讨论，使民族军队的思想保持着活力。在右翼势力不参与的情况下，他们得以于1941年5月实现他们的目标。
叙利亚已处于维希政权控制之下，伊拉克发生了一场亲纳粹的政变，隆美尔的军队已经逼近埃及大门。由于德国有可能进攻巴勒斯坦，不管有无英国的支持或合作，犹太人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巴勒斯坦。犹太人协会执委会批准成立了一支突击队(又称帕尔马赫)，如果巴勒斯坦受到德国攻击，突击队将作为独立的犹太军队随时准备参加军事行动。伊扎克·萨德被任命为帕尔马赫的指挥员，但为了避免与哈加纳地方指挥员发生冲突，突击队的基本建制使他们处于他们行动的那个地区的当地指挥员的正式控制之下。此后，帕尔马赫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有自己单独的参谋总部的独立常备军，不过它仍与哈加纳一样服从于最高政治领导机构。帕尔马赫打算组织一支由它指挥、随时整装待命的由精心挑选的年轻人构成的九个连队，但过了好几年后才达到了这一水平。
由于德国对巴勒斯坦的威胁迫在眉睫，哈加纳重新恢复了政治团结。1941年6月，哈加纳领导人终于达成了一个解决他们长期政治冲突的协议。左翼作出了右翼所要求的所有让步，但是，由于工人党成员在关键职位中占有优势，工人派仍然保持着实际控制。一个广泛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被建立起来监督哈加纳的财政管理。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民族指挥部，除了宗教党派的一个代表和一个中立的总指挥外，两个主要派别也各派了三名代表。摩西·斯奈 [ 注：斯奈(1909-1972)是一个思维敏锐、极有才干的人，职业是医生。1940年他一从波兰来到巴勒斯坦，就马上进入巴勒斯坦犹太人较高的委员会。后来，他在政治上逐步左倾化，最后成为共产党领袖。 ] 被任命为总指挥。斯奈当时虽然是一般犹太复国主义党的成员，但他的观点却与巴勒斯坦工人党积极分子最接近。根据协议，军事总参谋部还包括了一名右翼成员。中产阶级领导人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帕尔马赫存在的事实，他们是在重新参与哈加纳活动之后，才发现有这么个组织存在。
帕尔马赫最早的两支部队组建于1941年夏天。到这时，英国官方已经不再关心法律上是否合宜的问题，帕尔马赫的部队附属于英国部队。英军于1941年8月进攻叙利亚，以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摧毁了那里的维希政权。帕尔马赫成员充当向导并在敌后担任情报人员和从事破坏行动。摧毁伊拉克的亲纳粹政权也得到了犹太人的协作。1941年和1942年间，当中东地区的命运处于紧要关头时，非法的哈加纳和英国军事当局进行了多次合作，上述活动只不过是其中一些而已。
到1942年底，哈加纳中训练最好的年轻成员在全国各地都加入了帕尔马赫。在德国威胁巴勒斯坦安全期间，他们都处于全面战备状态，以便应付任何突发事件。正是以这种方式，帕尔马赫后来才发展成了希伯莱人的常备军。在情况紧急时，英国甚至还出钱帮助帕尔马赫，但当德国在阿拉曼战役中失败后，合作就终止了。英国当局收回了他们发给帕尔马赫的武器，帕尔马赫又反过来成功地袭击了一个军火库，夺回了这些武器。此后，友好和合作的气氛就荡然无存了。
中东军事危机过去后，哈加纳和帕尔马赫又重新面临着资金极度短缺的压力。帕尔马赫似乎不可避免地要解散，常备军似乎也将成为历史。哈加纳内部的右翼势力也千方百计地希望消灭帕尔马赫，他们觉得帕尔马赫是工人党派控制下令人恐惧的独立军事力量。基布兹领导人，主要是塔本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暂时保留了帕尔马赫。1942年5月，联合基布兹运动的一个委员会决定将帕尔马赫整编进基布兹系统，办法是三分之二时间在土地上劳动，以维持生存，三分之一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帕尔马赫的组织保持不变，其成员也不属于他们所驻扎的基布兹的成员。但是，基布兹将保证他们的给养，并训练自己的年轻人，供帕尔马赫吸收新成员。民族机构同意这一安排，有关的基布兹与帕尔马赫签订了一项为期一年的协议。但帕尔马赫成员却不喜欢这种安排，士气很低。他们要求进行强度更大的训练，使他们达到熟悉全国的每一寸地形的目的。犹太民族机构同时还在进行为英国军队招募士兵的紧张活动，许多帕尔马赫成员都感觉到，这是一种更加严峻的挑战。加入英国军队有很高的声望，正规军士兵有许多好处，如有制服、家眷可以得到照顾及其它优越条件，这对帕尔马赫的士气有很大影响。不少帕尔马赫成员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加入英国军队，但大部分人仍留了下来，帕尔马赫的机构也压缩和加强了。萨德和他任命的副手伊戈尔·阿隆 [ 注：阿隆(1918年生)生于巴勒斯坦。他和他的对手达扬一起接受伊扎克·萨德的军事训练。他后来成为劳工联盟的领导人和以色列政府中的部长。 ] 精简了军事体系，稳固了它的独立性，并且保证了左翼基布兹运动对它的实际控制。
在征集动员期间，如何使参加英国军队与保持国内的组织实力两者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问题，一直令哈加纳领导人和犹太人协会执委会十分伤脑筋。他们希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能尽最大力量参加世界大战，这将在今后带来许多政治上的好处，而且，参战也能获得许多军事经验。但同时，人们又担心留在巴勒斯坦的组织会因为人员空虚而最后衰落。1942年的地区性军事危机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当时哈加纳总参谋长雅科夫·多里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不可能达到建立一个大规模独立的民族军队的目标，加入英国军队是十分需要的。哈加纳应当作为一个小规模的训练中心，只要有机会加入英国军队，就不应该再设法扩大哈加纳。但是，哈加纳的其他领导人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尤其是“青年土耳其”成员强烈要求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强大的哈加纳。哈加纳领导人冒着反对为战争征兵的罪名，坚持将最有战斗力的人员保留了下来。尽管哈加纳确实也遭受了减员的损失，但是，由于它坚持吸收新成员、制造武器、保持军需、开展非法移民和对年轻人进行训练等活动，它却仍能够保持其坚定的核心力量。
由于对年轻人进行军事训练，步履艰难的战斗团又恢复了活力，尽管在战争期间它还不能作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组织与帕尔马赫和英国军队竞争兵源。到战争结束时，战斗团只达到了它预定招收的九千人的一半。与此同时，为了与不断发展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伊尔贡)竞争，哈加纳还招收了大约一万二千名不足服役年龄的年轻人进行训练。
哈加纳的大部分成员都被编在开展静态防守的防御力量(“Chel Mishmar”，“Chim”)中。战争结束时，这些人的人数超过三万人(其中只有四千人经过专门训练并有武装)，而参加机动的帕尔马赫和战斗团组织的则有大约六千人。
1942年末，由于英国军队征兵导致人数减少，帕尔马赫部队的人数有大约八百人，编成分散在约二十个基布兹中的六个连队。大约一年以后，由于从城市中招收了一些年轻人，人数超过了一千人，于是又成立了两个连队。战争期间，帕尔马赫指挥系统的战略部署水平逐渐提高，到1944年夏天，它组成了三个营，每个营有三个连。到战争结束时，除了大约三十人的总参谋部外，帕尔马赫的总人数大约为一千五百人。
战争期间，帕尔马赫就它在整个犹太自卫运动中的适当作用展开了持续的辩论。萨德最初认为，它应该是一种从前的青年卫士式的精华部队，但是，后来多数人却认为，帕尔马赫应当广泛招收成员，实行轮换服役，使它能够保持一支训练有素的后备部队。它还打算既保证严格的训练标准，又尽可能多地招收新成员，以便在必要时进行全面动员。不过，它还是保持了某种优秀部队的色彩，它的训练水平和指挥水平，使它自然而然地成了为哈加纳的其它部队输送下级军官的源泉。
哈加纳在战争期间的一大成就是发展起了一支职业化的情报部队。在此之前，情报工作一直是非正式和任意的。1940年初英国的搜查和逮捕说明，英国情报机关已渗透进了哈加纳，因此，显然需要改进情报服务。针对这一问题，哈加纳成立了一个探测英国计划的反情报系统，这便是走向职业化情报机构的第一步。后来由此发展出了一个综合的情报系统，有分别负责英国、阿拉伯人和伊尔贡行动的三个部门。在这三个部门中，阿拉伯部最难达到高度渗透和成功。到战争结束时，总的看来，哈加纳的情报机构已成了具有重要军事作用的、高度职业化的部门。
在获得武器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战争初期，由于要投入战斗，较容易得到武器。英军进攻之后，叙利亚的维希军队开始投靠自由法国，他们往往在投降前卖掉他们在维希军队中的武器。犹太特工人员在帕尔马赫战士的帮助下，或者直接从法国军官手中，或者从也搞这种交易的阿拉伯人手中得到这些武器。从埃及和北非也得到了大量武器，有的是买的，有的是从弃置的军械库中偷来的。但是，这些武器大部分质量都有问题，尤其是从维希军队那里得到的武器更是如此，因为被迫制造这些武器的法国工人经常故意使他们的产品带有一些毛病。到战争结束时，哈加纳掌握的武器仍然相当少，不足以满足地下武装五六万人员的需要。战争结束时哈加纳所有的可用军火只不过是六千多支步枪，几百支冲锋枪、轻机枪和迫击炮。
战争期间，尽管受到地下工作的种种局限，哈加纳也发展了自己的军火工业。哈加纳工业“塔阿斯”(Ta’as)设法生产了大约二十万枚手榴弹和几百门有弹药的迫击炮。这些武器被分配到全国的地下军火库。1947至1948年与阿拉伯人的战争爆发时，哈加纳拥有的一半以上的轻武器都是这些大战期间的库存。
掌权派与反对派
1937年，哈加纳“B”派有一半成员回到了老哈加纳的怀抱，其余与修正主义运动有联系的几百名成员决定在“伊尔贡”的旗号下继续作为一支处于反对地位的军事组织。伊尔贡反对官方的犹太人组织，拒绝接受他们的政治领导，拒绝接受他们代表犹太社团作出的任何决定。伊尔贡借用了雅博廷斯基的名义，但他自己并不领导伊尔贡组织，也不能使他们接受他认为对阿拉伯人的暴动应保持克制的看法。
最初几个月中，伊尔贡缺乏资金，未能建立起有力的领导中心。各地的指挥员在计划和实施对阿拉伯人的报复方面享有广泛的自主权。1938年中期，伊尔贡中央领导机构建立了有力的控制，对阿拉伯人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恐怖活动。伊尔贡的活动破坏了哈加纳的政策，威胁着与英国当局的合作关系的发展，合法的编外军队的前途完全取决于英国当局。哈加纳和伊尔贡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双方都采取行动直接反对另一方。正是在这种局势下，戈隆布试图与伊尔贡达成一项协议。伊尔贡方面由于缺乏资金，缺乏训练设施，也愿意接受协议。于是，双方拟定了一项协议，并得到了雅博廷斯基的赞同，同意伊尔贡接受哈加纳的约束，但其成员在哈加纳系统内仍然保持独立身分。伊尔贡成员也可加入正式的编外部队(犹太人协会为英国人甄别此部队的新兵)。当时在伦敦的本·古里安否决了这项协议，他写信给戈隆布说：“我只同意在一个条件下与修正主义者谈判：接受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政治领导”。本·古里安已经在用一种超出眼下军事考虑的全面的政治洞察力来看待防务运动。他意识到，在哈加纳组织中纳入伊尔贡势力，将会破坏它的未来的政治力量，同时，还必然会增强修正主义反对派的政治力量。
在此之后，还采取了一些促使哈加纳和伊尔贡联合的努力，但都未能成功。《白皮书》发布后，伊尔贡在犹太人中的声望空前提高，这使它提出在哈加纳中发挥更大影响的要求，使协议更加不可能达成。
战争的头几年，伊尔贡本身也受到内部政治分裂的困扰。伊尔贡分裂主义在战前的主要观点是拒绝在面临阿拉伯恐怖活动时采取克制政策，但在估计英国人与犹太复国主义关系这一问题上，伊尔贡领导人与哈加纳领导人之间也存在着分歧。一些伊尔贡领导人把英国看作最主要的敌人。托管政府有效地压制着伊尔贡，这更刺激了其反英意向。亚伯拉罕·斯特恩的这种感情最为强烈，他是一个不属于修正主义青年运动的伊尔贡领导人，也不像雅博廷斯基的追随者那样毕恭毕敬地服从他的意志。斯特恩在波兰更激进的年轻人中培植个人势力，直接向雅博廷斯基的领导提出了挑战。欧战爆发时，雅博廷斯基和伊尔贡指挥官拉齐尔 [ 注：伊尔贡战士认为大卫·拉齐尔(1910-1941)是一个军事天才，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 ] 号召与英国停战，把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作为首要任务。1940年，雅博廷斯基一死，斯特恩就与修正主义领导彻底分道扬镳了。他带领巴勒斯坦的大部分伊尔贡成员组成了一个新的持不同政见的恐怖主义运动，后来被称作“莱希”(“Lehi”，“以色列自由战士”，阅读英国报纸的人更熟悉“斯特恩帮”这个名称)。斯特恩详细阐述了他的计划：帮助德国人征服巴勒斯坦，交换条件是将欧洲犹太人转移到巴勒斯坦来。这一计划使伊尔贡又重新赢回了它失去的支持。斯特恩认为，与希特勒作一笔交易，比与英国停战更有利于犹太人的独立。
欧战初期，伊尔贡处于在巴勒斯坦以阿里耶·奥尔特曼为首的修正主义党控制之下，奥尔特曼奉行的是雅博廷斯基与英国紧密合作的新路线。在这一阶段，伊尔贡甚至与主要是针对斯特恩的追随者的当局犯罪调查部也建立了合作关系。1940年12月，巴勒斯坦工人党和修正主义党最高领导层又一次进行关于联合的谈判。这一次，鉴于伊尔贡的活动有所收敛，双方的目的又十分一致，似乎没有什么妨碍联合的因素，于是，双方起草了一个进行军事和政治合并的协议草案。然而，协议却仍未能通过。在工人党圈子内，仍有许多人反对，尽管协议草案的条文似乎符合本·古里安的要求，但他本人仍然十分顽固。联合的试图失败之后，两个组织之间的恶意又重新出现，而且还进一步加强了。
斯特恩于1942年2月死于英国警察手下，但到那时，他的活动已经极大地加深了地下运动中的分裂和紧张关系。斯特恩的队伍无法实现它的旨在以大规模的恐怖手段推翻英国统治的宏伟计划，只能勉强发动一些个人暗杀警察的活动。莱希组织的很多受害者都是犹太人。伊尔贡、莱希和哈加纳密切刺探对方的活动，有时候某一方为了阻挠其对手的活动，居然向英国当局通风报信。
1943年，当欧洲犹太人面临绝境的局势使极端派的观点更加流行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英国托管当局之间以及互相竞争的各地下组织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1942年，斯特恩在波兰最早的追随者之一梅纳赫姆·贝京(1913年生)来到巴勒斯坦，并于1943年被任命为伊尔贡的司令，这使伊尔贡内部的反英情绪又一次高涨。当时，伊尔贡大约有五百名成员。伊尔贡现在还想在哈加纳的普通成员中扩大影响，而且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当1943年底哈加纳指挥部决定控制其成员的反英活动时，贝京决定自行其是，终止与英国的停火状态。贝京使伊尔贡断绝了与修正主义党的关系，于1944年1月宣布发起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现在，伊尔贡已独立自主，除了贝京的指挥外，它不服从任何政治权威。贝京决定，只要英国人在与希特勒作战，巴勒斯坦的英国军队就不是伊尔贡攻击的目标。当时，与莱希不同，伊尔贡还力图避免人员伤亡，将其攻击目标尽可能局限于军事设施。
起义头几个月，伊尔贡破坏了许多英国的行政建筑，并且还建立了报纸和广播，传播当局禁止的恐怖主义宣传和消息。根据三十年代为对付阿拉伯叛乱而制定的紧急条例，很多伊尔贡成员被逮捕，并受到严厉惩罚。重新爆发的恐怖活动也大大激怒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官方领导人。
1943年底，在犹太工总内部就哈加纳的作用问题发生了一场政治争论。激进情绪明显加强了，但是，温和观点仍占主导地位，人们认为，虽然很有必要用暴力行动刺激一下英国，使它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路线有所收敛，但是，要想推翻当时在巴勒斯坦有七万军队的英国统治，却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必须通过外交手段来寻求让步。如果在世界大战期间爆发犹太人的大起义，英国人显然有办法，而且很可能认为有必要消灭经过半个世纪的牺牲建立起来的犹太人社会。伊尔贡随意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似乎比英国方面的障碍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构成的威胁更大。现在，哈加纳领导人既希望消灭伊尔贡，又想避免内战，避免成为英国刽子手的帮凶，感到左右为难。
“恐怖主义者，疯子，骗子，法西斯分子，杀人犯，匪徒是1944年间对伊尔贡和莱希发表的许多讲话、文章和决议中经常使用的字眼” [ 注：引自S.卡茨，《烽火岁月》(伦敦，1968年)，第83-84页。 ] 。修正主义党对伊尔贡的责骂一点也不亚于犹太复国主义官方。除了恐怖主义本身外，犹太人协会也十分关心伊尔贡通过勒索和恐吓筹集资金的做法。强盗行为或军事集团的独裁似乎是这种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极大地威胁着民主代表制度。
贝京虽然只不过是巴勒斯坦一个很小的少数派集团的领导人，他本人也才刚刚来到这里，他却毫不犹豫地想指挥那些一寸一寸地建立起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要评价贝京基本的政治观点，有必要考虑到这一事实：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使他不尊重定居者的建国业绩。对波兰的激进的年轻人来说，由建立国家激励起来的几百万移民的幻想，比老一辈定居者们在巴勒斯坦实际上取得的成就更加珍贵。由于纳粹开始的大屠杀在波兰犹太人心中产生的深深的绝望情绪，使贝京很容易把英国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头号敌人。对于波兰的梦想家们来说，在英国保护下建立起来的民族家园的各种小组织都毫无用处，他们在绝望之中，只看到几百万人需要避难所，而英国人却在阻挡着进入巴勒斯坦的大门。贝京认为，只有经过战争，公众才能逐步认识到反对英国的战争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此，他认为他有权否定大多数人的意见。
三十年代由穆夫蒂 [ 译者注：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 ] 领导的阿拉伯人叛乱为阿拉伯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贝京发动的起义在政治上的愚蠢毫不亚于阿拉伯人那次叛乱。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对贝京不合时宜的起义感到十分震惊，并担心犹太人有可能受到一个恐怖主义小集团的独裁统治，于1944年4月讨论制定阻止伊尔贡行动的措施。但也有很多人，尤其是在宗教党派和其它非社会主义党派中，反对对伊尔贡采取行动。本·古里安是最坚决地反对伊尔贡的人，他认为伊尔贡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致命缺陷(阿基里斯之踵)，并且号召对伊尔贡采取军事行动。最后，他们决定开始进行反对伊尔贡的宣传，并对恐吓或勒索提供哈加纳保护。公众被要求孤立和摒弃他们所知道的伊尔贡成员。哈加纳虽然防止了勒索行为的扩散，但是却没有能够阻止对伊尔贡支持的增加。
1944年5月至9月，伊尔贡针对英国警察机构采取的一系列大胆的新行动赢得了人们的赞赏，也再次促使犹太复国主义领导机构考虑采取更强硬的行动。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不仅受到由伊尔贡行动带来的政治危险的压力，而且也受到托管当局的最后通牒的压力，当局要求犹太人的官方机构配合犯罪调查部共同行动打击伊尔贡。犹太人协会内部几乎都不愿意为犯罪调查部充当奸细。但同时，他们也有一种消灭伊尔贡的迫切感，因为这时候， 1944年10月，在伦敦关于建立犹太旅的谈判正处于紧要关头。戈隆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与伊尔贡达成协议，现在他从伦敦回到巴勒斯坦，也号召对破坏犹太复国主义外交的伊尔贡“疯狂的破坏行动”采取武力措施。他们决定，为了避免爆发内战，再作最后一次努力，说服伊尔贡。
10月8日，哈加纳指挥部司令斯奈被派去与他在波兰就认识的贝京会面。两人之间进行了一次长谈 [ 注：斯奈马上开始写作谈话记录。迪努尔主编的《哈加纳》第三卷和Y.斯卢茨基的《从斗争到战争》(特拉维夫，1972年)，第三部分，第1887页至1893页全文转载了他的记录。几年之后，贝京也在他写的《起义》(耶路撒冷，1950年)中发表了他的记录，并以英文The Revolt发表(特拉维夫，无日期，？1951)。两次回忆不完全一致，但也并不互相冲突。 ] 。斯奈指出，当选的领导人很清楚，对英国或者其它强大敌人开展军事斗争的时刻将会到来，但试图说服贝京，眼下实行这项战略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他声称，伊尔贡的行动对犹太复国主义利益已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并且强调人民不会允许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来控制他们的未来。贝京答复说，如果本·古里安能担任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并且成立一个犹太临时政府，他愿意服从本·古里安的领导。如果本·古里安不能在这一旗帜下进行领导，伊尔贡就不得不继续进行自己的战争，直到大多数人都起来参加这场战争。
很明显，贝京唯一能够接受的就是把他的愿望作为结束恐怖活动的条件。贝京认为自己是一个预言家，在每个人都意识到只有他才正确之前，他必须作出受人诅咒的牺牲。贝京的政治见解简单、明了，也十分幼稚。每当犹太人协会或哈加纳采取了与伊尔贡路线一致的政策时，他就一再错误地认为他的观点取得了胜利，而不是认为他的观点到当时已变得合时宜了。当本·古里安在战争临近时采纳雅博廷斯基的国家主义思想时，并不是就承认雅博廷斯基是正确的(那时候，也就是1939年，雅博廷斯基并不认为欧洲会爆发战争)。二十年前曾经是错误的东西，在新的局势下有可能变成正确的。饱经风霜的领导人对巴勒斯坦的每一株犹太幼苗如何在令人窒息的三角冲突中开花结果了如指掌，他们看出了1943年或1944年与1945年之间的巨大区别。另外，如果说本·古里安的许多同事过分精明或谨慎的话，本·古里安却不是这样。贝京的正直弥补了他在智慧上的缺陷。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他们十年危机的后来四年里没有爆发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贝京决心避免内战。
犹太人协会决定向伊尔贡发出一份经民族委员会批准的最后通牒，警告说如果伊尔贡不停止恐怖活动，就要用武力消灭它。又一次作出了说服企图。10月31日，戈隆布与斯奈一起会见了贝京(贝京由他的一个助手兰金陪同)。与此同时，伊尔贡又遭到一次有力的打击。10月21日，当局将二百五十一名伊尔贡嫌疑分子驱逐到厄立特里亚。但同样又陷入了僵局。贝京拒绝屈服，戈隆布请他注意，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现在将对伊尔贡采取武力行动。
犹太人协会不顾托管当局的明令限制，现在决定直接对伊尔贡采取行动，而不是与当局的犯罪调查部合作。1944年11月6日，两名莱希成员在开罗暗杀了英国的中东事务大臣莫因勋爵，他在任殖民大臣期间曾经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表示过敌意，这样一来，犹太人协会的决定又被改变了。
莫因是丘吉尔很亲密的私人朋友，这次暗杀使犹太复国主义付出了很大代价。丘吉尔马上宣布，他将重新考虑他毕生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友好态度。而刚好就在这时候，他正在向魏兹曼提出一个保证对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目标最有利的战后安排方案。在后来的一些年里，在犹太复国主义与伦敦政府进行斗争的高潮期间，丘吉尔一直刻意保持沉默。
暗杀也震惊了广大公众，并表明大多数人坚信暗杀行动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精神和利益都是互相冲突的。人们现在感觉到，与反对派的斗争是一场捍卫犹太复国主义灵魂的战斗。取消犹太人对告密的禁忌(这在东欧是根深蒂固的)，现在被认为是比藏匿暗杀者要轻一些的罪过。
虽然暗杀莫因的是莱希，公众的狂怒却是针对着伊尔贡的(伊尔贡本身也谴责这次暗杀)。莱希在耶林-莫尔(他是一个比斯特恩更有政治头脑的异端分子)领导下，不像从前那样有行动能力了，在最强大时也只聚集了不足二百名武装人员，另外还有二百名支持者。他们与哈加纳发展了一些个人联系，斯特恩帮没有成为犹太人协会攻击的主要目标。他们之间有一种非正式谅解，斯特恩帮将停止活动，犹太人协会反恐怖活动的矛头将主要针对伊尔贡。
于是，犹太人协会号召公众拒绝向伊尔贡分子提供保护，坚决反对恐吓，并尽全力帮助英国当局镇压反对派。宗教领导人和其他一些人仍然反对与托管当局合作。所有党派都十分尊敬的激进派领袖Y.格吕恩鲍姆声明退出犹太人协会执委会，因为它拒绝从宣言中删除“为当局”的字眼。犹太人协会其实也是十分不情愿帮助当局犯罪调查部的。但社会主义领导人却比其他人都更坚定地支持这种办法。
在1944年11月犹太工总第六次大会上，一个又一个发言人上台谴责伊尔贡，一篇又一篇讲话论证应当与托管当局合作。本·古里安总结了讨论，号召追捕已经知道的恐怖主义分子，并强调公众应当与托管当局合作，不要有任何不安。由原政党分裂重组的政党劳工联盟反对伊尔贡的情绪比谁都强，但他们也反对与英国人合作，认为托管当局可能开始只镇压伊尔贡，继而将镇压整个组织起来的犹太社团。虽然本·古里安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可以让犹太工总正式与当局合作，但实际上，在后来几个月中，可以看得出劳工联盟在开展反伊尔贡行动中的影响。因为这项计划的实施被交给了帕尔马赫成员，对于他们来说，劳工联盟的声音是至高无上的。
考虑到在向当局通风报信这一问题上的良心敏感性，哈加纳决定避免强迫性义务，而是号召人们自愿参加。为此，成立了一支对付伊尔贡行动的特别部队，隶属哈加纳总参谋部而不是总指挥部。除了一百八十名帕尔马赫志愿人员组成的特别部队外，还有哈加纳情报部人员和已投入这项工作的其他二十名志愿人员。他们的任务被分成三项，由不同的部队分别承担：刺探侦察，保护(伊尔贡可能攻击的目标)和逮捕。侦察部队设法掌握了伊尔贡捐助者的名单。人们十分震惊地发现，在七百个个人和组织名单中，有很多人对伊尔贡的态度十分冷淡，他们是因为受到恐吓才捐款的。这份名单被交给警察，使他们能够保护被列入名单的那些人和组织。
最敏感的行动是逮捕伊尔贡分子。特别部队绑架嫌疑分子，由侦察队确认他们的身分后，便把他们关押在哈加纳各基布兹的临时监狱中。伊尔贡分子在被哈加纳逮捕后在审讯时比被英国人逮捕后愿意合作，因此，哈加纳便能够深入到伊尔贡内部。只有负责人被捕后才直接交给英国人，但英国当局根据提供的情报，却逮捕大约三百人。除了贝京本人和一个助手外，当局抓获了整个伊尔贡的高级指挥系统。
哈加纳发现，根本不可能将监禁的情况保持秘密，他们没有答应英国当局将所有的监禁人员转交给英国人的要求，而是很快释放了这些人员，让这些人继续接受哈加纳的监督。到1945年春为止，不流一滴血就完全使伊尔贡销声匿迹了。(人们所称的)“季节”就在一阵纷纷扰扰的忏悔中结束了。
大拉比委员会强烈谴责绑架活动。中产阶级领导人指责这整个行动是一个消灭反对势力，谋求工人霸权的社会主义者的阴谋。哈加纳总参谋部以及总指挥部内的左派成员认为行动尚未完成，但是，犹太人协会却不顾他们的愿望，号召停止“季节”。
到1945年5月欧洲战争结束的时候，很明显，打击伊尔贡的行动的成功是虚假的。贝京逃出了搜捕，又有许多年轻的狂热分子聚集到伊尔贡的旗帜下，弥补了因为逮捕而造成的损失。贝京坚信官方领导人很快就会采取伊尔贡的政策，要求他的追随者在受到哈加纳干预时保持克制。这样就避免了内战，而哈加纳却有了一种欺压弱小的形象。
英国托管当局一点也不感激犹太人协会的合作。当局还抱怨反恐怖行动没有把莱希包括在内。当听说警察强迫伊尔贡被捕人员提供有关哈加纳的情况时，犹太人协会与英国的关系冷淡到了极点。战争结束后，人们曾经希望伦敦的工党上台会使《白皮书》政策发生变化，但是，任何变化都没有出现，这样，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英国的关系就陷入了双方公开敌对的局面。
从犹太复国主义官方领导人的角度来看，在还未消灭伊尔贡之前就结束打击反对派组织的行动，是一个代价十分高昂的错误。到1945年春天，伊尔贡好像已没有多少残余力量了，但它却很快又恢复了实力。托管当局对官方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敌意，使哈加纳退出了反对伊尔贡的斗争，正是这种敌意帮了伊尔贡的忙，增加了它的吸引力。伊尔贡只不过因为“季节”而变得更为隐蔽了，它的组织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还加强了。
在英国统治的最后三年中，英国当局似乎更关心的是逼迫官方的犹太人协会领导人，而不是消灭伊尔贡。对于英国政策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得到全世界各地支持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军事力量。伊尔贡是一种令人厌烦的干扰，但如果下决心的话，是能够全部扫清的，但是，犹太人协会却是对英国在整个中东地位的一大威胁。
英国统治的垮台
由于战争在欧洲已结束，人们不能再把战争作为拖延援救犹太人的借口。战争结束时，纳粹大屠杀的规模和整个欧洲犹太人生命的毁灭已经众所周知了。集中营里只有十万犹太人幸存了下来，另外有二十万犹太人在欧洲各国流离失所，卷入了漫无目标的移民潮流之中。哈加纳的特工人员指导移民们前往地中海的港口，非法营救活动虽然仍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但要求在巴勒斯坦寻找避难所的压力和呼声却日益增强。难民们在集中营里骇人听闻的境况，成了全世界犹太人关注的问题，并促使他们参加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行动之中。难民们的苦难使犹太复国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感情力量。现在，世界公众舆论从各方面对伦敦政府施加的压力，现在已不是建立在浪漫的民族主义神话基础之上，而是出于紧迫的人道主义原因。
但是，与此同时，在英国外交部眼中，《白皮书》已成了保证英国在中东地位的必不可少的关键手段。战争期间，英国已经制定好了以服从英国利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控制中东的计划。为了实施这一战略，1945年3月，由英国倡议，成立了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为基础的阿拉伯军团。英国还清除了法国在叙利亚的影响，大有一副保持它对整个地区的政治主导地位的架式。
由于工党在处于反对党地位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一直采取亲犹太复国主义的路线，1945年7月工党政府在伦敦上台时，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新政府将继续前任政府的政策，仍将采取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来发展与阿拉伯人友好关系的路线。英国大选后在伦敦召开的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会议提出警告说，如果英国不放弃《白皮书》政策，巴勒斯坦犹太人将拿起武器反抗英国的统治。在这次会议上，魏兹曼呼吁大家采取克制态度，通过外交手段恢复犹太复国主义与英国的联盟，但是未能成功。
当看到新的工党政府不打算改变《白皮书》政策时，巴勒斯坦犹太领导人决定加快非法营救活动，使《白皮书》政策成为一纸空文。很多移民在哈加纳保护下陆路从叙利亚突破边境线，从海上也躲过侦察带进了几百名移民。但这么做越来越困难，几个月后，基本上已不可能避开海岸巡逻队。结果是，巴勒斯坦那些拘留非法入境者的关押营地开始人满为患。1945年10月初，一支经过专门训练进行营救活动的帕尔马赫部队成功地从阿斯里特的关押营地解救出了大约二百名移民，趁黑夜把他们带到几个基布兹和海法，这次行动伤亡很少。
哈加纳领导人现在开始觉得，向英国统治开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尽管有很多人仍认为只应当刺激一下英国托管当局，使它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较好的伙伴，但在欧洲犹太幸存者处于绝境的情况下，占上风的却是更激进的观点。哈加纳在结束对伊尔贡的“季节”之后不到一年，就与两个反对派组织结成了同盟。
由于敌意才刚刚过去，哈加纳领导人要和伊尔贡谈判并非易事。许多人，尤其是帕尔马赫内部的左翼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与伊尔贡达成协议，哈加纳应该自己进行反对托管政府的斗争，无需借助伊尔贡的帮助。但是，人们更强烈地感到，分裂主义行为将会危害军事政策的实施，因此必须通过协议结束这些行为。但是，伊尔贡当时的行动却对那些主张谈判的人不利。伊尔贡继续通过恐吓筹集军费，莱希则采取武装抢劫的手段，而且还袭击了一些设施，使在其中工作的犹太人也受到影响和威胁。1945年10月中旬，为了夺取武器伊尔贡还袭击了一个犹太旅的军火库，抢走了二百多支步枪，结果使八名看守的犹太旅士兵被捕入狱。
1945年10月底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组成了“希伯莱抵抗运动”。伊尔贡和莱希在所有的军事行动中接受哈加纳的指挥，但他们保持自己独立的身分和独立的政治权力。由于反对派不承认负责制订哈加纳最高政策的十八人委员会，于是又组成了一个新的政策制定委员会。这个机构被称为X委员会，其中包括了许多不太愿意与伊尔贡合作的人，这一现象妨碍了抵抗运动内部和谐关系的发展，也使哈加纳很难协调与反对派的行动，很难在各个组织中分配不同的任务。
新统一起来的抵抗运动马上向全国各地的英国交通设施发动了攻击。总计有八百人的五十个帕尔马赫小分队在一百五十三个地点破坏铁路线，伊尔贡则被派去摧毁洛德的火车站和军事设施。莱希未经X委员会批准就采取了一次破坏海法炼油厂的尝试，但是没能成功。这些只是一系列事件中的第一批，它们证明协议的纪律还远远不够完善。另外，他们还弄沉了几艘海岸巡逻艇。在执行整个行动过程中，人员伤亡很少。
1945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终于阐明了英国政策。贝文宣布成立一个联合组成的英美调查委员会 [ 注：十二人委员会由六个英国人和六个美国人组成，并且向两国政府汇报调查结果。其中三个成员曾发表了详细的调查记录，见参考书目。 ] ，以研究欧洲的难民问题和巴勒斯坦局势各方面的问题，并向两国政府提出建议。贝文想把美国拉进来一起承担对巴勒斯坦的直接责任，希望这样一来可以削弱犹太复国主义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的作用。在委员会的报告发表之前，将允许每个月一千五百名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白皮书》第三条曾设想将权力转移给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贝文对此不置可否。现在看来，英国似乎想利用两个民族集团之间的冲突，作为继续保留英国统治的借口 [ 注：从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批判英国统治的人认为，英国在整个托管期间有意实行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这可能有些夸张。托管时期大部分阶段，都找不到能够证实这种推断的证据。 ] 。
战争期间大部分时间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安宁。阿拉伯人对实施移民和土地转让的限制十分满意，对战时高级专员哈罗德·麦克迈克尔的态度也十分满意。1944年由戈特勋爵继麦克迈克尔任高级专员。当《白皮书》的五年期限将要结束、而英国托管当局却没有为实施第三条作出任何准备时，阿拉伯人变得日益愤怒。但是，战前的那种三角冲突的模式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已受到削弱，而且，前穆夫蒂大战期间站到希特勒一边，这使他们除弱小之外，还背上了支持失败者的负担。相邻的阿拉伯国家在英国保护下重新获得了尊敬，一个接一个地加入了联合国组织，这样便能够恢复他们因为支持了轴心国而失去的政治地位。现在是阿拉伯联盟而不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操纵着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外交活动。尽管阿拉伯人的愤怒多少也加剧了巴勒斯坦的紧张关系，但现在却是反对托管政府的犹太人在进行着摆脱外国统治的解放斗争。
英美调查委员会于1946年4月提出报告，一致建议立即将十万犹太难民从欧洲转移到巴勒斯坦。委员会内部未能就巴勒斯坦问题的长远解决取得一致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只提出了含糊的一般建议。但是，十二名成员都一致认为需要立即运送集中营的幸存者，这些幸存者在听证时说，不管有什么障碍，他们都决心要去巴勒斯坦。杜鲁门总统马上宣布欢迎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并且宣布支持移送十万犹太人。英国政府没想到会有一个全体一致同意的报告，因而大吃一惊，而贝文也曾公开许诺过，他会执行一致通过的任何建议。英国政府宣布，除非只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交出武器、犹太人协会完全答应消灭恐怖主义活动，它才能实施这些建议(因为接到军方报告，实施这一计划需要更多的兵力)。这显然是一种外交词令，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哈加纳显然不会放弃武器，而且，即使哈加纳放弃武器，阿拉伯人也肯定不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对此发表声明，不交出武器，并答应说，如果英国人担心的是安全问题，那么，如果能让难民进入巴勒斯坦，犹太人将保证完全避免暴力行为。
这样，英美调查委员会没有达到使美国和英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互相合作的目的。如果伦敦政府在美国帮助下(不顾阿拉伯人的反对)让十万犹太人进入了巴勒斯坦，那么，犹太国很可能根本就不会产生。犹太人协会的战斗性和恐怖运动的吸引力也毫无疑问会下降，另外，如果最紧迫的大屠杀幸存者能够得到避难所，犹太复国主义也会失去许多感情力量。由于英国拒绝执行这个报告，这就维持了哈加纳与伊尔贡的联盟关系，并且使犹太人协会第一次得出了必须推翻英国统治的结论。对任何曾经有疑问的人来说，到1946年夏天已经很清楚，不使用暴力是不可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由于伦敦政府的迟疑不决，使冲突拖延的时间越长，极端派舆论的呼声就越高，最后的流血冲突的规模也就越大。
1946年5月，英国承认外约旦的独立，并且承认它由“酋长国”上升为王国。耶路撒冷前穆夫蒂从巴黎的拘留所 [ 注：他处于监管之下，而未被拘留，但不允许合法离开法国，因为有可能要求把他作为战犯而引渡出境。在巴勒斯坦，很多人怀疑英国帮助穆夫蒂逃离，以便对抗犹太复国主义激进派。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法国帮助他逃跑，为的是阻碍英国在中东的政策。 ] 逃到埃及，重新恢复了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积极领导。阿拉伯各国在叙利亚的布卢丹召开会议，并宣布说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将进行武力干涉，以防止在巴勒斯坦实行犹太复国主义方案。与此同时，英国在忙着重新讨论它1936年与埃及的条约，并开始考虑把巴勒斯坦作为它在中东的主要军事基地的替代地点。在英美调查委员会调查期间，抵抗运动要求暂时停火，伊尔贡有几次行动违反了停火。当发现英国政府不会采纳把十万犹太人运送到巴勒斯坦的建议时，抵抗运动领袖们决定采取最有力的行动。贝文曾经说过，要实行英美委员会的建议需要几个师的兵力。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现在决心证明，不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同样也要花上很多师的兵力。他们还想表明，巴勒斯坦不是英国军事基地的合适地点。
1946年6月17日，帕尔马赫进行了一项计划周密的行动，要破坏十一座重要的公路和铁路桥，其中不少桥梁戒备森严。他们炸掉了十座桥梁，但在一次行动中，由于受到反击，牺牲了十四个人。同时，在一次袭击英国在海法湾的铁路系统的行动中，十一名莱希成员牺牲了生命。
针对地下组织的多次武装行动，英国当局照旧用搜查、宵禁和逮捕等手段进行报复，而且总有些人员伤亡。“桥梁之夜”(哈加纳里这样称呼)之后，英国托管当局决定实施策划已久的行动，打击地下活动，破坏犹太领导组织。6月29日，一万七千名英国士兵参加了搜查武器、大批逮捕帕尔马赫队员和犹太人协会官员的行动。大约两千七百人被投入了为此设立的集中营。尽管斯奈逃脱了逮捕，本·古里安在国外执行任务，但是，犹太人协会的大部分高级领导人，包括摩西·夏里特，都被投入监狱。
魏兹曼第一次直接干预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具体事务，他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席的权力，命令斯奈宣布，到能够设法召开一次犹太人协会的会议来制订政策之前，暂停其它武装行动。魏兹曼认为，继续对托管当局采取武装行动等于是在对英国作战，这么做很可能会危及犹太复国主义的总体方案。魏兹曼威胁说，如果不满足他的愿望，他就要宣布辞职，于是，X委员会屈服了，斯奈勉强下令停止所有计划内的行动。斯奈是哈加纳指挥员中的好战派之一，他现在辞去了哈加纳总司令的职务，但仍然是指挥部成员(夏里特从监狱中任命泽夫·谢菲尔担任代理总司令)。斯奈在逃往巴黎去会见本·古里安和其他未遭逮捕的领导人之前，要求伊尔贡服从目前不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命令，但却是白费力气。
尽管伊尔贡现在已不再关心人员伤亡问题，莱希在这一点上向来就无所顾忌，但是，到这时为止，英国人的伤亡人数相对仍比较少。但是，1946年7月22日形势发生了转变，伊尔贡不顾抵抗委员会官方要求克制的命令，炸掉作为英国行政和军事人员办公机构所在地的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的一侧。差不多一百人被炸死，除了英国官员外，还包括犹太和阿拉伯雇员。这次行动原是伊尔贡和哈加纳一起策划的，但是，伊尔贡不仅无视暂时停止行动的命令，而且在实施行动时，也没有满足哈加纳要求在爆炸前将人员全部撤出办公室的条件。 [ 注：大卫王饭店暴行在哈加纳和伊尔贡之间引起了许多争论和反唇相讥。两个组织一同策划了这次行动，但哈加纳代理总司令斯奈宣称，伊尔贡没有服从哈加纳推迟袭击的命令，而且，也没有通知哈加纳就在不按事先同意的时间实施了计划。反过来，伊尔贡又认为哈加纳在大量伤亡会引起英国对犹太人的报复时，想逃避责任，把公众的责难推给伊尔贡。伊尔贡曾多次通过电话发出爆炸即将发生的警告。当时有谣言说，一个英国高级官员傲慢地决定对撤出办公室的警告不予理睬。迪努尔编，《哈加纳》，第三卷；斯卢茨基，《从斗争到战争》第二部分，第898-901页；贝京，《起义》，第212-230页。 ]
剩下未被捕的领导人谴责这次行动，公众也十分愤怒，这倒帮助了那些主张采取更克制态度的人们。哈加纳与反对派之间脆弱的合作已经不可挽回地被破坏了，统一的抵抗运动实际上也已走到了尽头。但是，不管怎么说，到这时候，人们的反英情绪已经达到了顶点，犹太复国主义群众愤怒的矛头是指向托管当局，而不是伊尔贡。当局在监禁犹太人协会人员时，显然是希望扶植一个新的、更温和的领导机构来代表犹太人民。但实际上这一举措却为反对派赢得了更大的支持。
由于托管当局企图彻底制止营救运动，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斗争更加尖锐了。营救运动当时还在将成千的难民带进巴勒斯坦。1946年7月底，载有将近三千名乘客的船只“哈加纳号”抵岸，随后又很快来了其它几条船，这一下把非法移民的斗争推向了高潮。托管当局宣布，所有没有合法入境签证的难民今后都将被送到塞浦路斯(当时在英国统治下)去监禁起来。大卫王饭店爆炸事件后，托管当局进行了一系列对非法移民和武器的搜查。现在，投入这一活动和实施宵禁、检查平民证件的兵力多达二万七千人。总的来说，由于看到紧张和愤怒的程度，英国士兵表现尚可，当然，失去控制的事件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候是受军官们的唆使。
托管当局当然使犹太人十分恼怒，但它对犹太人作出的反应却比不上1936年到1938年间对阿拉伯人暴乱的镇压。矛盾的是，当英国人正在开始按照阿拉伯人的要求制定其政策时，却使用了全部军事力量来镇压阿拉伯人，而当他们全力以赴打击犹太复国主义政策时，他们却又在克制对犹太人的军事行动。一种几乎是无政府状态的气氛笼罩着巴勒斯坦，托管当局差不多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伊尔贡在它与哈加纳的长时间合作中赢得了声望，继续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联合抵抗运动解体后，伊尔贡的行动更加自由，到1946年秋，面对托管当局实施的最严厉的军事控制，伊尔贡的恐怖和破坏活动也达到了高潮。
正当犹太复国主义官方领导人普遍感觉到应当采取更加克制的态度时，伦敦政府也开始寻求一种会得到美国支持的妥协方案。美国和英国的外交部门暂时走到了一起，提出了莫里森-格雷迪计划。这一方案提议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一个由英国控制的联邦式的巴勒斯坦分省自治，在接受这项提议时，也就答应允许十万名集中营幸存者进入巴勒斯坦。虽然阿拉伯联盟的代表也来到伦敦与英国政府进行会谈，但事实证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无法接受这项方案。在巴黎开会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发表了一项呼吁，要求分治巴勒斯坦，以建立一个实际的犹太国家。1946年10月4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大选期间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压力，宣布否决国务院支持的莫里森-格雷迪方案，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分治方案，这样，就使英国旨在寻求美国合作、以便取得一个符合英国帝国主义利益的解决办法的外交活动完全失败了。
在巴勒斯坦，托管当局劝说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们宣布开除反对派组织，作为释放被捕官员的条件。11月5日，这些官员被释放，托管政府还宣布不再通缉本·古里安和斯奈。实际上，当局已承认它无法替换经选举产生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集体。领导集团谴责了伊尔贡和莱希，号召孤立它们。但是，这一次却没有谈到要与托管当局合作搜捕他们。
1946年12月，第二十二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巴塞尔举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已经发展到拥有二百万名成员，美国已经取代波兰成了成员最多的国家。春天，随着行动主义的上升，修正主义党已经重新回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由于这些变化，巴勒斯坦工人党正式失去了它的多数地位，暂时联合起来的、代表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的一般犹太复国主义者取得了正式多数。美国犹太领袖阿巴·希勒尔·西尔弗越过政党界限，与本·古里安一道共同采取行动主义路线，反对魏兹曼的温和路线。魏兹曼由于继续坚持与英国合作，没有被再次选为主席。本·古里安再次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并被任命为防务委员。舍尔托克(夏里特)负责与美国犹太领导人协调行动的外交事务。大会谴责了恐怖主义，但同时又明确表示，不管有没有分治，它的计划都是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在驻开罗的前穆夫蒂的指挥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1946年间加强了他们的政治活动。这年年初，重新成立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但它仍未能克服长期以来的分裂状态。前穆夫蒂到达开罗后，建立了一个以他为主席的新的阿拉伯最高执行委员会。侯赛尼派重新控制了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运动，并加快了有组织的地下军事准备活动。但是，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战争期间完全无所作为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却除了国际支持外，还发展起了强大的组织、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在战后几个月内，犹太人已组织和动员起来与英国统治开展斗争，使他们有一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缺乏的强大活力。阿拉伯联盟各国可能比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强大得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便将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
1947年头几个月，巴勒斯坦的斗争方兴未艾。前穆夫蒂重新开始了他那些恐吓政治反对派的老一套活动，加剧了紧张局势，但是，与伊尔贡和莱希的恐怖活动产生的冲击相比，阿拉伯人内部的争斗和政治谋杀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英国当局采取了从重处罚抓获的恐怖分子的措施，并用绞刑处死了一批犯人。伊尔贡和莱希绑架了一些英国人质，以牙还牙地进行报复。由于经历了多年来最严寒的冬天，英国陷入了深重的经济危机。英国公众对卷入巴勒斯坦的斗争感到厌倦。到二月初，政府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解决问题的努力。贝文决定把整个事务交给联合国组织去解决。在巴勒斯坦，托管当局在得不到伦敦明确的政策指导的情况下，在这一年的剩下的时间里尽力支撑，企图保持一种有秩序的表面现象。
五月份，伊尔贡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行动，攻入阿克监狱，释放了大约三十名伊尔贡和莱希被俘人员和大约二百名其他犯人。这次行动中，有九名伊尔贡战士被打死，后来还有三人被捕后被处死。这一类伤亡很大、政治意义不明确的行动，成了典型的伊尔贡行动。这些行动损害了当局的声望，但对政治平衡却没有什么影响作用。伊尔贡1947年的行动不像以前欧战期间那样严重地危及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但它们确实使犹太复国主义在国外失去了很多同情者。犹太复国主义的官方领导虽然受到恐怖主义活动的干扰，但在国外的宣传战中却十分在行，靠这种宣传战，他们与美国犹太人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盟，并且掌握了操纵美国国内政治的手段。1947年夏，英国将“埃克索多斯1947年号”船上的四千多名难民遣送到他们起程的法国南部港口，而不是将他们送到塞浦路斯，这就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与英国的斗争中一次最好的宣传机会。除了几十名实在是十分虚弱的乘客外，难民们拒绝上岸，英国人便把他们从汉堡运回到了他们开始遭受苦难的地方，这样一来，英国人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整个过程持续了几个星期，使犹太复国主义者能够向世界舆论发出充满感情色彩的呼吁，将援救问题和建立国家的要求结合在一起。而在此同时，联合国组织已开始调查巴勒斯坦问题。
分治及英国的撤离
根据英国要求，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5月初召开特别会议，成立了一个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UNSCOP) [ 注：UNSCOP由十一个国家的代表组成：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危地马拉、印度、伊朗、荷兰、秘鲁、瑞典、乌拉圭和南斯拉夫。 ] ，负责就巴勒斯坦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在讨论中，阿拉伯发言人明确表示，阿拉伯人认为他们没有必要接受任何违背巴勒斯坦阿拉伯主权这一原则的特别委员会建议，如果企图强行实施这种解决方案，战争将可能会接踵而至。英国代表也同样明确地表示，英国不会协助实施任何没有被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委员会六月中旬在耶路撒冷举行了最初的几次听证会，并在巴勒斯坦花了五周时间听取意见；之后又短期访问了黎巴嫩，听取阿拉伯国家发言人的意见；然后，他们去日内瓦考察巴勒斯坦问题与欧洲有关的方面，并准备委员会报告。
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于八月底作出了结论。在一些基本的原则问题上，委员会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作出具体建议时，却分成了一个多数派报告和一个少数派报告。委员会一致同意应当结束托管，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的观点，并且一致同意有必要保持巴勒斯坦的经济统一。多数派建议按照1937年皮尔委员会提出的地理模式，把巴勒斯坦分为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把耶路撒冷划为国际飞地，而由印度、伊朗和南斯拉夫代表构成的少数派则建议采取联邦的解决办法。 [ 注：澳大利亚由于服从英国而投了弃权票。 ] 多数派报告设计了一种主要由英国承担的两年期限的联合国委托管理，在此期间将实现向独立过渡。而少数派报告却提出用三年时间完成向联邦国家的转变，耶路撒冷将成为联邦的两个成员国的共同首都。多数派报告设计的犹太国家，比少数派报告同意的联邦的犹太部分拥有的面积要大一些。
阿拉伯发言人立即完全拒绝了这两项建议书。当时在日内瓦开会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拒绝了少数派报告，但原则上欢迎多数派报告，同时，他们还表示在联合国大会作出决定之前将保留最后意见。社会主义左派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多数派的观点。持反对意见的工人党派一方面欢迎结束托管的建议，但一方面又呼吁联合国组织设立一个管理巴勒斯坦的临时国际机构，向双民族的解决方案发展。修正主义者也反对分治，声称整个国家都应当立即纳入犹太人主权管理之下。
联合国大会准备于九月中旬开会，就巴勒斯坦的命运作出最后决定，于是，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外交活动都集中到了联合国组织的舞台上。在联合国大会开会之前，英国已经决定撤出巴勒斯坦，但还没有决定实施新政策的具体日程。1947年9月底，殖民大臣宣布英国接受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关于结束托管的建议，就此拉开了联合国内磋商巴勒斯坦问题的序幕。与此同时，英国代表一再明确表示，英国不会协助实施任何不为双方所接受的方案，比如说分治。在逐步移交权力的问题上也持同样的拒绝态度，英国既不愿与执行在分治基础上向独立过渡的任务的联合国托管机构合作，也不愿直接与继任政府的临时机构合作。
由于美国国内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压力，加上苏联决心加快英国在中东地位的垮台，美国和苏联支持分治的政策暂时趋于一致。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的支持者的外交竞争集中在小国代表身上，尤其是拉美国家的代表。由于许多拉美国家依赖美国，优势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方。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就此进行全体表决时，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势力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终于取得了赞成分治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联合国大会决议采纳了特别委员会多数派的报告方案，只是为了获得穆斯林国家的默许，稍作了一些有利于阿拉伯人的较小改动。
以摩西·舍尔托克(夏里特)为首的非常能干的犹太复国主义职业外交队伍，在纽约得到了魏兹曼的个人帮助，并得到美国一些有影响的同情者的帮助，终于使他们的努力获得成功。从魏兹曼争取到《贝尔福宣言》算起，三十年过去了，在这三十年中，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同时，欧洲的大屠杀大大增加了人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尤其是在美国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不可否认，在以色列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过程中，联合国组织的干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同时，取得这种干预的犹太复国主义外交活动也十分重要。然而，人们却可以很有力地宣称，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造成的既成事实，为外交成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本·古里安在《贝尔福宣言》发表的时候说，在巴勒斯坦能干些什么，将是决定犹太复国主义前途的关键因素，现在，他也同样可以令人信服地宣称，除非并且只有将巴勒斯坦犹太人全面动员起来使联合国决议付诸实施，否则这个决议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三十年前，本·古里安很难使他的同事们相信，犹太复国主义的特许状只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斗争的起点而不是终结，现在，他同样也很难使他的同事们相信，要紧急全面动员一切力量，准备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巴勒斯坦犹太人以盛大的庆祝和狂欢迎接分治决议的喜讯。美国和苏联都能够同意的、各国在纽约作出的这一决定，是一个保证独立的最重要的国际特许状。现在，两个最大的大帝国都致力于巴勒斯坦的分治，只有英国人和弱小分裂的阿拉伯人是唯一的障碍，只要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具有实现其目标的意志、领导和组织，就能够成功地实现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目标。
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认为英国真正愿意撤出巴勒斯坦，因此，他们在外交上把英国的影响作为实施分治方案的最大障碍。目前，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便被视为实现分治的主要障碍。对英国撤离的怀疑和观望，直到1948年5月英国撤离前夕还仍然存在。很可能英国在把问题提交给联合国时，仍然还希望联合国会把让英国继续进行托管作为唯一可行的和平解决方案。但是，到联合国大会作出决定时，英国可能也得出了它必须完全撤离的结论。英国国内的公众舆论受到没有任何政治利益补偿的不断的恐怖活动和人员伤亡的影响，理所当然地希望全面撤离。12月18日，英国政府宣布了撤离的正式决定，并且很快明确表示，英国终止其责任的日期是1948年5月14日。英国在巴勒斯坦的作用现在变成了尽量使估计要发生的战争的后果有利于阿拉伯人，而且，毫无疑问，英国政府及其顾问人员对形势的估计是，阿拉伯各国将会很快就用军事手段摧毁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英国托管当局对巴勒斯坦日趋混乱的局势置之不理。它甚至连在它的正式法令下出现的混乱也不关心了，只是在可以让阿拉伯人得到一些好处的时候才偶尔干预一下。战争实际上在11月底就已经开始了，阿拉伯人逃离巴勒斯坦的事件早在此时也已开始了。当时已经十分明显，当地的阿拉伯人既不想为反对分治而战，也不想为争取主权而战。问题取决于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即使穆夫蒂也发现他既不能掌握巴勒斯坦局势的主动权，也无法取得对巴勒斯坦局势的政治控制。
宣告独立
1947年11月29日的联合国分治决议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巴勒斯坦由托管统治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主权过渡的组织安排，同时也规定了新国家取得独立时必须达到的宪法要求。英国政府由于反对分治方案，拒绝在实施有计划的权力移交时予以合作，由于不采取行动，便使犹太人能主动为他们自己的独立作出准备。因此，犹太领导人便单方面设立了尽可能与联合国计划相一致的准政府机构。
1947年11月，当英国托管机构开始萎缩时，巴勒斯坦犹太人民族委员会(Va’ad Leumi)执委会和犹太人协会巴勒斯坦执委会为了减少职能和责任的重叠，组成了一个联合的紧急状态委员会 (Va’adat Hamazav)，并有一个小型的执行机构，以负责组织军事动员和提供必要的服务。同时，他们也开始讨论在英国撤离之前就行使主权的计划。
由于本·古里安的个人领导无处不在，而且越来越强有力，实际上，准政府各机构之间由于责任分散和重叠所造成的混乱大大减少。到1948年4月中旬，正是由于他的坚决态度和说服力量，对军事力量和所有犹太决策机构的正式控制权不再属于来源于国外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而是交给了只对巴勒斯坦犹太人负责的巴勒斯坦机构。1948年3月1日，民族委员会决定用一个基础更广泛的权力机构来代替紧急状态委员会，它包括了迄今为止从未正式参加过准政府的修正主义和共产主义领导人，地位相当于一个将根据分治方案继承民族管理权力的试验性临时政府。经过政党之间密切的讨论和协商，基本上消除了反对意见，所有政治权力都属于一个三十七人组成的人民委员会(Mo’etzet Ha’am)，从中又选拔出十三人组成一个执行机构——人民行政委员会(Minhelet Ha’am)。4月初，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批准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提议，宣布放弃它规定的管辖权力，正式指定人民委员会和人民行政委员会作为托管一结束就将建立的犹太国家的临时政府。
经过党派之间的协商，人民委员会的构成与巴勒斯坦各不同党派估计的政治实力大体一致。本·古里安的巴勒斯坦工人党得到十个席位，与它在中央的盟友一起，足以构成一个能够对付来自左派和右派批评的多数。虽然排除了激进的伊尔贡领导成员，修正主义派还是得到了三个席位。十三人组成的执行机构包括四名工人党成员，而没有一个修正主义者。参与核心委员会的本·古里安的工人党亲信有埃利泽尔·卡普兰 [ 注：卡普兰(1891-1952)长期以来担任犹太人协会的财务负责人，并且是巴勒斯坦工人党最主要的经济发言人。 ] ，大卫·雷梅茨 [ 注：雷梅茨(1886-1951)，当本·古里安进入国家舞台的中心时，雷梅茨继他之后任犹太工总主席。他还曾经担任过民族委员会主席。 ] 和摩西·舍尔托克(夏里特)。除了安全、防务和军事事务外，他们几人差不多构成了在所有事务上的国家领导核心，而本·古里安自己则将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安全和军事方面。
从联合国通过分治方案开始，到托管终止时的几个月间，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对英国一撤离就马上宣布独立是否明智感到举棋不定。许多人觉得，最好应当考虑联合国内讨论的与阿拉伯人达成停战的可能性，这就包括要推迟宣布行使主权，在国际托管之下建立一个过渡性政权等。而另外一些人担心这样会永远失去取得独立的机会。直到英国撤离前夕，争论仍十分激烈，不同意见势均力敌，这对于准备一个向独立政府顺利过渡的机构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但无论如何，都必须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来保护犹太人的生命，并填补英国统治急速解体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英国拒绝配合实施分治，托管当局也未能维持和平和秩序，这无疑加快了犹太人内部赞成立即独立意见的形成。犹太复国主义领导集团内部的意见逐渐倒向本·古里安主张宣布成立犹太国的观点，这样，3月初，在公众意见基本上完全一致的基础上，犹太复国主义领导集团就能够实施这一政策。
4月中旬，十三人委员会(公众一般这样称呼人民行政委员会)第一次开会，讨论了建立临时政府的所有细节问题，并讨论了宣告犹太国家独立的宣言的措辞。5月12日，十三人委员会克服了一切犹豫不决的思想，决定宣布犹太国家的独立，自5月14日零时起生效，这是英国正式放弃权力的规定时刻。十三人委员会鉴于新国家的边界显然很可能将取决于军事斗争的结果，便由当时在场的多数(五票对四票)决定在措辞中不明确规定边界，之后，十三人委员会指定由一个五人委员会起草独立宣言。宣言的措辞又成了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争论一直持续到5月14日星期五凌晨安息日即将开始前的最后一刻。最难取得一致意见的措辞是如何准确地表述祈求神的庇护。参加起草委员会的世俗主义代表希望避免所有这一类词语，而宗教代表却要求着重表达对“永恒的上帝和救世主”的官方信仰。本·古里安不失时机经过让步达成了协议，保留了起草委员会最初提出的表示信仰“永恒的上帝”的说法。
5月14日下午，人民委员会在特拉维夫聚集，发表了《独立宣言》 [ 注：这份文件的正式名称是《建立以色列国文卷》。 ] ，由本·古里安代表委员会口头宣读。宣言简单陈述了犹太复国主义关于犹太历史的理论和关于以色列国合法性的基础，宣告成立“巴勒斯坦的犹太国——以色列国”，并且还宣布，在产生一部宪法之前，人民委员会将行使临时国家议会的职能，其十三人的执行机构将作为临时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