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创建者：第三次移民(1914-1924年)·第四

作者：诺亚·卢卡斯·英国

出自————《以色列现代史》

出自————《战争通史》

　　 世界大战中的巴勒斯坦

　　 由于土耳其在世界大战中参加德国一方，并于1917年战败，英国控制了巴勒斯坦。作为敌国领土，由英国对巴勒斯坦暂时进行军事统治，直到1920年才开始非军事管理。1923年，国际联盟正式委托英国管理这个地区 。

　　 赫茨尔和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曾经努力争取土耳其允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垦殖的特许权，并提出以向崩溃中的奥斯曼帝国提供财政援助为报答。直到大战爆发，本·古里安和巴勒斯坦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还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希望在于土耳其政府。但是，土耳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要求一直持否定态度，原因之一就是，土耳其担心如果它国内受外国保护的人数增加，只会加剧业已十分严重的欧洲列强对帝国内部事务的影响。帝国在巴勒斯坦的松弛统治几近于无政府状态，尽管君士坦丁堡不同意，犹太移民却一直都能够比较顺利地定居下来。要想达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通常只要贿赂一下有关地方官员就足够了。

　　 战争的需要给巴勒斯坦人尤其是给犹太人带来了巨大影响。叙利亚地区的土耳其长官贾迈勒帕夏正确地估计到犹太人十分同情协约国，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措施，包括大批驱逐犹太人，监禁或流放犹太官员。有几千人逃到了埃及的英国管辖地区。由于这次剧变，再加上疾病和饥荒，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由1914年的八万五千人减少到1917年的五万多一点。

　　 在流放到埃及的人中，有一个是青年开拓者们的富于幻想的领袖约瑟夫·特鲁佩尔多(1880-1920)，在开拓者中间，只有他一个人有过职业军人的经历。 [ 注：在日俄战争中，特鲁佩尔多在沙皇军队中表现十分杰出。 ] 战争爆发后，他离开了德加尼亚，他本人曾是这个克武察的创始人之一。他坚定认为，最后胜利肯定属于协约国，如果犹太人能够帮助埃及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一定能够极大地促进巴勒斯坦事业的发展，因此，他取道前往埃及。在亚历山大，他遇见了符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1881-1941)。雅博廷斯基当时是一个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政论家，后来成为了猛烈抨击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巴勒斯坦开拓运动领导者的批评家。雅博廷斯基同意特鲁佩尔多对战争以及战争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机会的看法。

　　 雅博廷斯基和特鲁佩尔多在亚历山大的巴勒斯坦难民中聚集了一批拥护者，他们想说服埃及的英国司令官组成一支犹太旗帜下的犹太军队，参加将土耳其人逐出巴勒斯坦的战斗。在这位英国将军的计划中，并没有入侵巴勒斯坦的打算，而且，他本人也没有采取这一离经叛道的措施的权力。不过，他却愿意吸收一批志愿人员，于是，他提议成立一个运输大队，在中东地区需要时，由英国军官指挥参加行动。从它的名称锡安骡马队，就可以看出它的犹太成分。雅博廷斯基轻蔑地退出这一活动，前往伦敦，为成立一个地道的犹太军事部队奔走；而特鲁佩尔多却同意担任骡马队的副指挥官，并且募集到了九百名志愿人员。锡安骡马队在加里波里服役，在加里波里战役中，虽然没取得很大荣誉，起码也获得了一点声望。特鲁佩尔多期望甚高，但不幸的是，骡马队被布署在另一次惨败的行动中，结果在它成立后刚刚一年就于1916年被解散了。在幸存者中，有一百人跟随特鲁佩尔多也来到伦敦，特鲁佩尔多又一次与雅博廷斯基在一起，为争取犹太人的军事权利而战斗。

　　 另一方面，本·古里安和本·策维等人在战争中同情土耳其，而且，他们仍然认为，犹太事业的前途在于融合进土耳其的政治结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却遭到了流放。出于这一信念，1911年，他们曾前往君士坦丁堡学习土耳其法，并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利益，在土耳其首都的政坛活动。犹太复国主义圈子中支持协约国的倾向令本·古里安十分不安，他认为战争的胜负现在还未确定。他认为，不管全球范围内的形势如何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维持和保卫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立足之地。因此，当他和本·策维于1915年被迫离开巴勒斯坦时，他们便到了美国，在犹太人社团中间辗转奔波，希望引起人们对巴勒斯坦的关注，并为开拓运动招募一些新成员。本·古里安主要关心的是补充巴勒斯坦的人口损失，因此，开始时他反对雅博廷斯基和特鲁佩尔多的活动，担心这些活动会招惹土耳其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进行报复。不过，美国参战后，本·古里安开始认识到犹太人参加巴勒斯坦战线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加入了一群属于犹太军团的美国和加拿大志愿人员。当时，雅博廷斯基已经在英国指挥下成立了这个犹太军团。军团的兵力大约有五千人，其中有些人在艾伦比将军的指挥下，在1917年12月耶路撒冷投降后，曾经参加追击土耳其人的战斗。

　　 魏兹曼和《贝尔福宣言》

　　 本·古里安、雅博廷斯基和(1917年革命后匆匆赶到俄国的)特鲁佩尔多各自行动，反映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巴勒斯坦定居者们缺乏中心指挥。每一个单独的领导人都对战争局势作出自己的估计，并且依据这种判断进行活动，其结果就是，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加入了作战双方，中间没有任何协调政策。外交领域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情况。哈伊姆·魏兹曼所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保持中立，并且在作战双方的军队中都有其成员，但他本人却相信协约国会取胜，于是也就按自己的预感行事。战争爆发后，冲突双方都有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重要领导人和支部，而总部却在柏林，为此，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战争期间在未参战的丹麦设立了一个联络处，以表明自己的中立立场。但是，由于其成员分别加入了战争双方，这个组织未能在国际间发挥什么实际作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哈伊姆·魏兹曼当时虽然还不是正式的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成员，却通过个人外交活动，将这一运动的前途与英国的利益结合了起来。

　　 一战爆发前的十年中，魏兹曼以曼彻斯特大学为基地，确立了他对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魏兹曼有着杰出的外交才能和个人魅力，他与许多重要的政治家建立了联系，使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了兴趣。尽管英国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些领导人激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尽管犹太群众中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人也不多，然而，魏兹曼却设法使人们相信了他是在为广大犹太群众，包括俄国和美国人数众多的犹太社团而努力，并使人们相信他是代表着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政治力量。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欧洲的领导人坚持认为，同盟国和他们的土耳其盟友会取得胜利，魏兹曼对此不予理睬。而且，经过一番考虑，他也放弃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立的幌子。他相信，协约国会最后取胜，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上，他开始利用当时的一个谣言，说德国皇帝为了争取东欧犹太人的支持，可能采取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姿态。魏兹曼对英国在战后控制巴勒斯坦的帝国主义企图了如指掌，他也看出，如果得到英国的支持和保护，犹太复国主义成功的可能性最大。1917年11月2日，他的外交活动终于取得了《贝尔福宣言》的巨大成功。《贝尔福宣言》是以英国外交大臣写给(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犹太领袖)罗思柴尔德爵士的一封信的形式，宣布英国政府支持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 [ 注：L.斯坦的《贝尔福宣言》(伦敦，1961年)以卷头插图的形式复制了这封信。 ]

　　 亲爱的罗思柴尔德爵士：

　　 我代表国王陛下政府，高兴地向你转达下述同情犹太复国主义愿望的宣言，这个宣言已经提交内阁并且得到了批准。

　　 “国王阁下的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并且将尽最大的努力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但应明白理解的是，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团的公民和宗教权利受到损害，也绝不应使其它任何国家的犹太人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损害。”

　　 如果您能将这一宣言通知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我将十分感谢。

你的忠实的，

阿瑟·詹姆斯·贝尔福

外交部

1917年11月2日

　　 对于英国战争期间的中东政策变化的复杂的指导思想、尤其是《贝尔福宣言》的发表，人们曾进行了许多详细的分析。人们对英国政府采取主动行动的确切目的，也许不大能够作出明确判断，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对英国和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宣言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对英国来说，它是否只是一个表面姿态，目的是为了动员俄国、美国(以及德国本身)的犹太公众舆论在战争中支持协约国。它很可能只是一个战争策略，并不是一个严肃的战争目的，而且，假如它针对的不是狂热的、具有明确目的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话，这个宣言很可能转瞬即逝，成为政治空谈的历史遗迹。在英国人看来，这只是很小的一件外交事务，但是，对几个月来一直在为争取这项宣言而奔走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魏兹曼来说，《贝尔福宣言》就是赫茨尔呕心沥血长期追求的特许状。他们把宣言作为一个决定性的文件向整个犹太世界公布，很多人实际上认为宣言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已经完成，而不是刚刚开始。宣言极大地鼓舞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并给这一运动带来了新的声誉。它使魏兹曼成了犹太复国主义当之无愧的领袖，现在，人们广泛认识到，他的个人权威已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宝贵的财富。

　　 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在外交上利用了全世界犹太群众中的犹太复国主义热情，但是，从过去的经验中，他们知道，不能指望群众会积极支持巴勒斯坦的冒险事业。“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这个说法十分模糊，反映出帮助形成这个纲领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对于全世界犹太人可能会作出何种程度的反应心中无数，就像二十年前在起草巴塞尔计划的措词时，他们也觉得心中无数。魏兹曼和他的多数同志都赞成一种谨慎的态度，在结局或事件涉及主权或国家问题的具体事务之前，不提出主权或国家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实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如果英国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进行干预之后，他们应该采取什么适当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却产生了分歧。魏兹曼发现，一边是雅博廷斯基和他的支持者，要求取得赫茨尔的权威，说服英国采取更激进的立场，而另一边则是开拓者运动，要求紧急向巴勒斯坦大批移民，本·古里安已经成为这一运动的代言人。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立初期，魏兹曼曾经属于“文化”派，主张将政治派犹太复国主义和实际派犹太复国主义结合起来，这样，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不致于使实际派犹太复国主义陷入从属地位。在其后那些年间，巴勒斯坦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派开拓者们的目标发生了变化。现在，他们提高了自己的眼界，认为他们已经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政治团体奠定了社会和经济基础。对于雅博廷斯基领导的新政治派来说，魏兹曼的成就只不过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迟疑的一步。而在实际派看来，庆祝这一外交的突破既无必要，又为时太早，只不过反映了政治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局限性。

　　 雅博廷斯基和本·古里安

　　 雅博廷斯基一直认为，最符合逻辑的结论是，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完全是因为反犹主义泛滥、犹太人因此遭受苦难而产生的。东欧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不管是来自阿哈德·哈阿姆对犹太教前途的关注(魏兹曼属于这种类型)还是致力于实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本·古里安属于这种类型)，这一主流都强烈地反映了传统的犹太生活方式，反映了既要使犹太生活现代化、同时又要保留它的许多价值观念的愿望。雅博廷斯基更为激进，他要求完全摒弃犹太人流散的历史，他认为这个期间的犹太文化是一种奴隶文化。他提出，要进行民族重建，就需要在绝对的政治主权的前提下，将犹太人大批转移到巴勒斯坦，而政治主权是实现转移的必要条件。必须引伸《贝尔福宣言》，迫使英国人根据权利在圣经时代以色列的古老边界内大规模地安置犹太人。如果英国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承担这一责任，那么，这将是对犹太人的一个挑战，犹太人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来实现这个方案。在雅博廷斯基看来，实际派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都是缺乏革命精神的梦想家，这种革命精神本身就能够产生大量的新的政治活动。雅博廷斯基在意大利生活和学习过许多年，那里的民族主义运动使他深受鼓舞，他也期待着一个犹太民族的复兴。他不承认劳工开拓者和第一次移民的农场主的实践活动有任何区别。他认为，开拓者的定居试验微不足道，谨慎胆小，代价又十分高昂，与政治革命的迫切要求完全无关。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认为民族复兴是高于阶级的，而且超越了社会和经济问题，开拓者们的社会主义梦想只不过玷污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理想。 [ 注：J.克劳斯纳的《以色列国的创始人》(耶路撒冷，1955年)，第196至251页，全面总结了雅博廷斯基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 ]
雅博廷斯基具有个人魅力和杰出的口才和论战能力，加上他的独创性，他的狂热性，使他在国际舞台上一直干扰着魏兹曼的领导权，在巴勒斯坦也干扰着本·古里安及其同事的领导权。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从来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者，以决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进程。

　　 《贝尔福宣言》显著地体现了魏兹曼和本·古里安之间历史观的区别。虽然本·古里安此时还没有作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公认的主要领导人物登上历史舞台。本·古里安战争期间在美国旅行时，不断地反击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协约国会把一个犹太国拱手交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他觉得，魏兹曼在西方大国的密室里进行的外交，是以波兰犹太社团的职业使者的风格和传统来表达犹太人的主张，因此它产生的影响不会很大，而且在精神上也是一种倒退。早在1915年他就写道：

　　 要征服一个国家，可以有许多方式；可以通过政治活动或者外交条约来征服，甚至用钱也能买到。所有这些手段只有一个目标……夺取权力，奴役和剥削当地人民。但是，我们在巴勒斯坦寻求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祖国。一个祖国是不能那样来获得的，不能得到一个礼物一样，不能通过特许或者政治协议得到，不能购买，也不能用武力夺取。祖国只能用你额头上的汗水才能建设起来…… [ 注：引自M.巴尔-祖哈尔，《武装起来的先知》(伦敦，1967年)，第32页。原文未注出处，但是，在本·古里安的《我们和我们的邻居》(特拉维夫，1931年)第1-12页中可以找到本·古里安1915年的类似言论。 ]

　　 对本·古里安来说，只有加利利的开拓者们才掌握着建国的钥匙，不是魏兹曼，不是雅博廷斯基，更不是贝尔福。《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但是在艾伦比从土耳其人手中取得耶路撒冷之前)，本·古里安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英国并没有把巴勒斯坦交还给我们。英国没有权力把巴勒斯坦交还给我们……即使在英国征服整个国家后，也不可能仅仅因为英国同意，这个国家就会成为我们的国家，即使所有其它国家都同意也不行。只有通过人民的劳动和创造，人民在建设和定居中所作的努力，他们才能得到一个国家……全体希伯莱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全心全意地建设自己的民族家园，实现民族复兴。 [ 注：本·古里安，《备忘录》(特拉维夫，1971)，第97页。 ]

　　 本·古里安在言及魏兹曼时，认为从1904年到1914年之间的这些年是犹太复国主义最没有趣味、最没有成就的年代，这正是赫茨尔去世后到魏兹曼第一次取得外交成功的时间，而也正是在这些年间，本·古里安和他那些十几岁的同志们在为犹太国奠定社会和经济基础。这些言论，尖锐地体现了本·古里安与魏兹曼截然不同的做法。不过，本·古里安也赞成英国的干预，他认识到，英国的出现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会有一定用处。如果英国的利益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利益正好有重合之处，他会尽力对其加以利用。不管怎么说，它能在近期为犹太人定居提供有效的政治和法律依据。

　　 《贝尔福宣言》创造了新的形势，这使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必须将建立民族家园作为一个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目标，来制定它自己的行动。1920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本·古里安和其他巴勒斯坦劳工的政治代表提出马上进行大批移民和定居。他们很清楚，东欧的开拓者移民来到时不会带来任何资本，而且他们担心私人大量购买土地会造成投机和涨价，于是，他们要求使一切土地归全民族所有。劳工代表只占少数，但尽管人们赞成私人和公共机构都可购买土地，通过时却没有投资者在场，最后公布和建立了公有制的原则。移民政策是一个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官方领导人急于与巴勒斯坦英国当局建立密切的关系，本·古里安对他们的谨小慎微感到十分恼怒。当时，耶路撒冷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官员越来越多，在谈及他们时，本·古里安抱怨，“从前，我们定居者可以直接找到贾迈勒帕夏。现在，我们干什么事情都只能通过中间人。” [ 注：转引自B.利特维诺夫，《以色列的本·古里安》(纽约，1954年)，第84页；又见本·古里安，《备忘录》，第166页。 ] 他觉得，压倒一切的迫切需要是加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立足之地。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官方领导们看来，在民族建设的许多派别组织中，开拓者们只是一股有用的但相对来说并不重要的力量。他们赞成谨慎从事，主张结合英国人的愿望，有计划地促进各种民族组织的逐渐发展。而开拓者的劳工运动却已经把自己看成是领导力量，而只把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看作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资金来源，但是，认为它在任务的安排、政策的选择上，既没有优先权，也没有责任。劳工开拓者们强烈地意识到他们自己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他们蔑视官方领导人，认为他们心胸狭隘，成天揣测英国人的意图，开拓者们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只要对他们的目的有利，开拓者会采取一切手段争取外部的犹太复国主义支持和英国的保护，但他们认为，这些并不具有根本性的历史意义。新兴的劳工运动现在开始依靠自身力量，决心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利用新的政治环境。

　　 走向劳工团结

　　 在最初的开拓时期，以及后来成为以色列社会拥有政治垄断权力的组织之后，以色列劳工运动的特色就是不团结，在每一个政策问题上、在每一级组织内都存在着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但是，人们一直在争取更大范围的团结，并不断取得一系列成功，使劳工运动对以色列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事实证明，对国家影响最持久的是被称为犹太工总(Histadrut)这个复杂的开拓者组织，而最短暂的则是统一领导下政治党派之间不时出现的联系。

　　 到1919年，卡茨内尔森领导的“非政党的”政党在规模上已超过了青年工人党和锡安工人党，于是，也增强了他关于建立一种实现团结的组织的要求的份量。卡茨内尔森要求把农业工人联盟的作用扩大到其他各个领域，使其除了意识形态宣传鼓动外，在所有方面都取代政党的作用，这样，就能为实际事业提供一个满足所有工人需要的统一的框架组织。卡茨内尔森的倡议，看来是第一次明确阐述了这一组织理论。工总的成立，使这种理论最终得以实现。

　　 在这个时期，虽然本·古里安主要是从国外实施对国内的指挥，但他已经成了卡茨内尔森主张的团结路线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本·古里安的团结理论似乎一直都觉得应当由锡安工人党占统治地位。本·古里安一方面作出种种让步，吸收了青年工人党基本的民族主义思想，使锡安工人党的意识形态更接近青年工人党，但另一方面，实际上，他号召团结只不过是邀请其它党来加入锡安工人党。青年工人党对团结运动也采取这样的态度，不愿意使自己加入一个可能以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组织。第一次团结努力没有成功。1919年出现了一个新党——劳工联盟，它正好就是那种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政党。劳工联盟希望成为一个统一的工人联盟的目标未能实现，它只不过作为扩大了的锡安工人党登上了历史舞台，为西尔金和博罗霍夫的追随者都提供了位置。新党创立时，吸收了除一小部分左翼反对派以外的锡安工人党的老成员，吸收了包括卡茨内尔森本人在内的无党派人士，以及少数青年工人党成员。根据来自欧洲的报告说，与锡安工人党相比，锡安青年发展非常迅速，这个青年运动为青年工人党吸收成员提供了天然来源。可能正是指望欧洲新移民有利于青年工人党，青年工人党才极力反对加盟劳工联盟。后来情况的发展也证实了青年工人党的疑虑，劳工联盟通过了一个将该党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包括了许多与戈登派的政治精神不一致的措辞的纲领。

　　 劳工联盟成立时，第三次移民浪潮大批涌入，为开拓运动输入了大量新鲜血液。1919至1923年是这次移民浪潮的主要阶段，从东欧带来了大约三万五千至四万名新移民。一系列事件促成了这次新的移民运动，尤其是《贝尔福宣言》的发表使人们对巴勒斯坦的民族未来产生了乐观情绪；俄国的革命和内战对犹太人的重新打击，甚至以反革命为由进行大屠杀；战争和革命后，东欧犹太居住区畸形的犹太经济进一步解体。

　　 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各次浪潮中，第三次移民运动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其中坚定的工人开拓者占有很高的比例。1919年到1920年到来的一万名新成员中，大部分人都在东欧的青年先锋运动中经受过锻炼。在东欧，他们对移民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并作好了各种准备，甚至还进行了强化农业生产训练。这些年轻人对巴勒斯坦的状况十分了解，熟悉第一代开拓者们的巨大成就、长期的理论分歧和存在的问题。大部分人都为他们的行动进行了组织和训练，特鲁佩尔多建立的非政治性的青年运动黑哈卢茨(开拓者)，青年工人党的分支机构锡安青年，及另一个组织青年卫士都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组织和训练。青年卫士最初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童子军运动，但此时在政治上倾向青年工人党。锡安工人党的大部分成员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转向了共产主义阵营，因而没有能够吸收很多新的开拓者。

　　 这些开拓者也应该与第二次移民运动的开拓者们一样，被称作以色列的“创建者”。他们以极大的能量和热情投入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激发了许多历史性的创造活动，并且解决了一些先来者们无法解决的思想和组织上的问题。他们为了来到巴勒斯坦，克服了大量困难，还需要设法通过许多官僚机构，包括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因为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反对无财产者的移入。这些都反映了新一代开拓者坚强的动力和决心。

　　 正如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所料，新来的开拓者们碰到的是一个萧条的经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当时也没有钱来资助新的定居点。青年工人党和劳工联盟这两个工人党藐视这些障碍，自己来组织移民和定居。移民重新大批涌入，促使那些惰性较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同情者们为购置土地募集新的资金，从长远来看，工人党的行动是正确的。不过，此时这些未来的工人面临的却是失业。

　　 在两个工人党派的提议下，英国行政当局同意保证他们与阿拉伯人一样在大规模公共工程中占有一定份额，解救了他们的困境。每个政党在修建公路的工程中都成了直接的承包商，一个这样的工程一次能够雇佣几千名新移民。以小组劳工集体承包的原则已经成功地在农业中实行过，但是，还没有试过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工程。另外，早期的农业团体是在他们所属的政党指导下活动的，但是，作为政党的各个党派还从来没有经受过作为承包机构的考验。而现在青年工人党和劳工联盟都分别为完成任务承担了契约上的责任。由于当时情况的压力，造成了这种不寻常的程序，除了东欧犹太居住区的社区委员会偶尔行使过经济特许权外，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可以从犹太复国主义方面获得贷款，两党都能够购置一些基本的设备。为了解决棘手的组织问题，他们请来了克武察运动的老战士(也只有二十多岁)予以支持。到1920年底，参加筑路的工人有大约两千人，他们学会了这门新手艺。每个党为互助和统一使用资源都设立了“工作队”，这种基布兹式的组织保证了活动的成功。这种最初的形式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却使在同一个劳动营或者工作队内将农村和城市工人结合起来，以弥补就业上的季节波动这种思想得到了发展。

　　 筑路工程造成了两党机构的大量重叠。他们有各自承包的公路，各自组成了自己的承包办公室、劳工协调处、移民办公室和保健基金。劳工联盟成立时，把农业工人包括了进来，青年工人党也建立了它自己的农业工人联盟。职能相同的平行机构大量发展，说明两党由于受到不同的欧洲学说的影响，使它们对未来有相反的看法，然而并不是实际目的有什么不同。它们之间的区别显然只是形式的差别，而不是政策不同。

　　 两党为争取新移民进行了激烈竞争。这样便再次激起了建立一个“非政党的”政党的要求。新来的人很快便在开拓者中形成了多数，他们远离先来的那些人的意识形态争论，希望取得整个工人开拓运动的统一和团结。在刚从俄国回来的特鲁佩尔多领导下，“非政党”集团提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工人委员会，代表各党派的工人管理所有机构。1919至1920年，人们在工人期刊上开展了激烈的争论。 [ 注：详见(劳工联盟发表的)《小册子》和(青年工人党出版的)《青年工人党》。 ] 劳工联盟号召所有工人在一个全面的组织系统内团结起来，而青年工人党则希望在适合采取联合行动的事务上进行合作，同时各方作为单独的政治党派继续存在。如果说锡安工人党过去只改一次名字就吞并了从前的那个“非政党的”政党，现在光靠改名就不可能再吞并青年工人党了。

　　 由于劳工联盟与国外社会主义的联系，也由于劳工联盟虽然正式承认希伯莱语，而其成员中流行的却是意第绪语，青年工人党认为劳工联盟的民族主义热情值得怀疑。另外，妨碍青年工人党1919年参加联盟的最大障碍是，劳工联盟在城镇和农村劳动者之间建立了紧密的组织联系，这就使农业劳动者不能单独控制自己的事务。青年工人党不愿意讨论任何允许政党控制工会活动的联合方案。它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集中在农业工人上，农业工人构成了青年工人党的主要力量，青年工人党希望保持他们的民族主义精神，不让他们接受阶级斗争的蛊惑和宣传。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但是，本·古里安代表劳工联盟，同意与青年工人党进行协商，避开了关于联盟的地位或政党未来的作用等重要问题。

　　 经过两派领导人之间几个月的协商，另外，由于特鲁佩尔多在一次抵抗阿拉伯人攻击、保卫定居点的战斗中牺牲，也可能使他们受到了震动，他们同意召集一次会议来研究解决分歧，建立一个统一组织。会议代表在各党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任何支持工人开拓运动的人都可以参加。1920年12月，八十七名代表召开了会议，建立了一个名为犹太工总(Histadrut)的新的工人组织 [ 注：“希斯塔图特”字面意义是“组织”或“联盟”，是“巴勒斯坦犹太工人总会”(The General Federation of Hebrew Workers in Palestine)的简称。由于允许阿拉伯工人取得正式会员资格，1959年修改了名字，变成了以色列工人总会(The General Federation of Labour in Israel)。 ] ，犹太工总现在成了开拓运动最主要的工具，它是年轻的国家创建者们手中的有力武器，在建立以色列国、创造它的文化方面，发挥了比任何其它力量都大的作用。

　　 犹太工总的建立

　　 1920年底，以色列的犹太工人大约有七千人，其中四千四百三十三人参加了选举犹太工总成立大会代表的投票。在参与选举的基础上，犹太工总宣布它只有五千名成员，这反映出在工人内部对开拓运动的目标还有相当程度敌意或冷漠。犹太工总创立时，其成员总数占以色列成年犹太人的百分之十一。劳工联盟得到大约百分之四十二的选票，青年工人党得到大约百分之三十一，“非党派的”新移民得到百分之十九，一个很小的左翼反对派得到了其余选票。因此，在会议上，新移民起着权力平衡的作用。后来，也是他们在达成统一、决定新组织的结构等方面影响最大 [ 注：要了解成立大会的详情，参见D.卡莱，《犹太工总是如何创立的》第四版(特拉维夫，1952年)；埃文·肖尚，《工人运动史》，I，第431-447页；布拉斯拉夫斯基，《工人运动》，I，第198-204页；卡茨尔，《著作》，XI，第212-217页。 ] 。因此，虽然为工人运动奠定基础的是第二批移民，但是，它具体发展的形式却是受到了第三批移民的重要影响。

　　 在会议上，三个主要派别都分别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联合方案，随后的辩论又一次提出了一年多以来报刊上连篇累牍地讨论过的问题。新移民设计的方案是为了提供妥协的余地，并不代表具体的要求。新移民在暗中努力寻求达成协议，但桌面上的种种争论却反映了尖锐的意识形态分歧和个人对立。会议通过了一项实验性章程，在取得经验并制定一项永久性章程之前，就以这一章程作为行动指导。对包括组织的名称本身在内的每个问题都分别进行了投票表决，而且，最后通过的每个问题的方案也是新移民代表所支持的方案。新移民有时候倾向于劳工联盟，有时候又倒向青年工人党，完全取决于他们对这两个集团在这一问题上卷入的程度深浅的估计而定。总的看来，劳工联盟的旨在取得最大程度的联合的方案占了上风，这不仅因为它人数较多，而且也因为它的发言人具有卓越的策划能力。

　　 会议决定，犹太工总将由按照行业组成的工人联合会组织构成。所有不“剥削”其他人劳动的工人都能成为工总成员。除了在非政治的基础上促进工会组织的发展外，这个新的组织还决定进行其它活动，如购买土地，承包工作，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职业培训，合作贸易和互助，防务，接受移民，鼓励来自国外的开拓性移民，提倡希伯莱语言和文化等。因此，政党中所有处理这些事务的机构都必须尽快归属到犹太工总的管辖之下。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工人银行，资助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当时，贫穷的开拓者们无力为工总的活动提供资金来源。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一项贷款的帮助下，加上向国外的同情者出售股份，工人银行终于办起来了。最初一些年间，犹太工总没有能力负担一个完备的官僚机构，这完全是由一些非正式的兼职领导人进行管理。本·古里安被指定为三位总书记之一 [ 注：与两个同事一道，这两个同事后来在国家领导机关的第二级阶层中谋得了差事。本·古里安是犹太工总运动初年的行政官员。 ] ，他与卡茨内尔森和其他人一起，很快就起草了一份章程，给工人运动打下了他的烙印。1923年，这份章程最后完成，并且得到批准。

　　 犹太工总成立大会的决议中交织着两条团结的路线：一条是不可动摇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和先拓性土地定居的民族主义路线，一条是自给自足的工人共和国的社会主义路线。这两条路线，是使犹太工总的五千名成员区别于巴勒斯坦的多数犹太人和国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根本的意识形态原则，而且也是使犹太工总成员区别于巴勒斯坦的英国当局和阿拉伯人口的根本原则。犹太工总内部通过意识形态上的折衷取得了统一，不仅使原有的政党团结了起来，而且也使两代人团结了起来。第二批移民中的开拓者们发现，前一代定居者们极不友好。现在，在犹太工总内部，第三批移民的开拓者们与他们的上一代人找到了共同语言，在后来的移民浪潮中，情况也一直如此。犹太工总的组织结构使它能够立即吸收有相同思想的新移民，防止重新出现第二批移民与第一批移民之间的那种冲突。但这并不是说，早期的开拓者们完全在新的组织中失去了他们长期保持的个性。他们与后来者之间的区别和紧张冲突仍时有发生。

　　 关于移民、土地定居及工人的经济和社会共同体的整个意识形态在内容上主要是戈登主义的，而通过犹太工总的机构实施的那些方案却属于博罗霍夫派。这两个思想流派十五年来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接受了一派的目标和另一派的手段。政治思想的演绎逐渐让位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概括起来，两党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分别把(青年工人党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念和(劳工联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放在优先位置。同样，第二次和第三次移民浪潮的两代移民之间的区别，也是他们分别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相应地摆在优先的位置。受到1917年革命的辉煌胜利鼓舞、来自战后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移民，在观点上显然比那些经历过流产的1905年革命和奥斯曼后期巴勒斯坦的挑战的前辈们更集体主义化。锡安工人党及后来的劳工联盟吸收了青年工人党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后，第二批移民的成员全部变成了民族主义者，他们一般都是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之间进行选择，来解决新组织所面临的问题。第三次移民浪潮的开拓者们都是集体主义者，对他们来说，问题只是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策略之间进行选择。第二次移民运动建立了戈登主义理想的垄断地位，而第三次移民运动却使博罗霍夫的方法取得了胜利。正是用社会主义的手段去追求民族主义的目标，才创造了他们的共同成果——犹太工总。

　　 犹太工总的章程

　　 本·古里安和卡茨内尔森是犹太工总最重要的建筑师，他们在参与起草其章程时，具体抓住了两个复杂的问题。首先，他们必须确定政党与新组织之间、尤其是与其工会职能的工作关系，其次，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协调犹太工总中的工会和合作组织之间可能不同的利益关系。

　　 成立大会通过的临时方案否决了青年工人党的提议，青年工人党认为政党应当参与领导共同的非政治性的工会活动。而劳工联盟提出的联邦主义的主张虽然在1920年被采纳，事实却证明它在实践中不够完善。在不发达的经济环境下，在职业差别尚未出现时，将犹太工总看作是各种工会的集中或联盟的学说，完全是空谈。只有农业工人联合会代表了人数较多、工作相对固定的工人。因此，从眼下的现实情况出发，1923年章程建立了这样一种结构：犹太工总成为以直接个人成员为基础的“总的”工会，而不是一种手工业或工业工会组织的联盟。每个人一加入犹太工总，便自动被安排进一个行业工会，劳工联盟十分赞成这一措施，认为激进的工会主义是进入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推动力量。只是在三十年之后，当经济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规模较大的职业工会才发展起来，并成为犹太工总的典型的组成部分。

　　 犹太工总作为个人的基层自治组织，正式改变了它最初的联盟形象，不过，由于政党以新的角色行使其职能，犹太工总仍旧保留了一种模糊的联盟色彩。工总的建立，使政党失去了许多服务职能，但是，并没有把政党变成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俱乐部，因为它们现在在工总范围以内遇到了重大挑战：它们必须为争取控制整个组织进行竞争。由于多数原则的作用，现在某个政党就可能取得对由于统一而扩大了的各种类型的服务的控制，进而控制整个工人运动的权力，并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政治力量。在犹太工总中，要取得成员资格没有任何政治标准的限制，因而，工人可以归属于任何他们所选择的政党，也可以不归属于任何政党。实际上，在二十年代初，多数人都不属于任何党派。由于劳工联盟和青年工人党是促进工人团结的活跃的组织，两者都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工总成员自然仍需要他们的领导。虽然在章程中没有任何提及政党的言论，但是，政党从一开始就作为有组织的团体，按各自的政策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犹太工总产生的环境就这样决定了其内部来来的决策模式。对于不带政治倾向的一般成员来说，已经成立的这些党，以及任何新的党都是为了讨论各种问题、按其一定时期内选择的政策和行政官员来领导工人运动而成立的。这样，无意中就把犹太工总看成一个未得到公认的联邦式的议会组织。因为根据章程，犹太工总的权威虽然来自广大的成员群众，并对成员负责，而不是来自政党，但是，如果各党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并保证整个组织的团结，犹太工总也不可能发挥其工人运动统一机构的职能。

　　 另外，犹太工总还起草了一个规范和指导合作活动的平行章程。工总的创建者们将合作活动和工会活动统一在一个组织中，这是他们对工人组织作出的最具有创造性的贡献，可能也是他们对社会和民族主义战略作出的最有效的贡献。本·古里安以正确的洞察力，大致提出了一种组织形式，他认为这个组织会在一个统一的运动中将合作集体的利益与工会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后来，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 注：D.本·古里安，《从阶级到民族》(特拉维夫，1955年)，第210-215页，全文收录了他的提案，第182-209页，复制了他在1923年会议上的报告；通过的章程是在犹太工总执委会的《犹太工总章程》，第二版(特拉维夫，1952年)，第21-29页。 ] 。

　　 要把防御性的–反对性的和工业化–殖民化等各种利益联合在一起，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许多冲突。本·古里安将这方面内在的多种结构性问题缩小为一个基本问题：保持运动的阶级性。除了要设计一个同时既可为工会服务又可为合作单位服务的组织结构所涉及的技术问题外，本·古里安注意的首要问题是防止出现一个生活水平高于雇佣工人的合作社员的特权阶层。雇佣工人既消费他们的产品，同时，合作社员又完全要靠雇佣工人的帮助才能站稳脚跟。当时，对于那些正经历着创业的艰辛的农业合作社员们来说，要靠茂盛的绿色田野达到自给自足，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因此，就农业而言，问题还只是理论上的，而不是实际中的。正是在经济处于维持温饱水平的条件下，农业合作社员们才引进了生产者和工资劳动者之间利益一致的学说。但是，在建筑业及其它经济行业，问题却迫在眉睫。犹太工总创立时，就包括了城市中不少于十七个的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过去一直得到老锡安工人党的支持，与工总本身全然没有关系。如何使这些独立团体服从一条使他们与其他雇佣工人处于平等地位的组织纪律，如何协调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差别？工总完全是从民族重建的学说出发提倡建立合作企业的，但是，要实现合作化，却需要高度的阶级意识，而不是高度的民族意识。本·古里安拟定的合作章程，可能是犹太工总将民族主义的目标和社会主义的手段结合在一起的最好例证。

　　 工总的创始人痛恨工人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在工会领域中，这就意味着消灭或排除任何工团主义的痕迹。在合作领域中，最坏的典型就是“不负责任的”狭隘利益。最令人唾弃的是那些一达到了稳固的生活标准，便退出合作运动的那些临时性的合作组织。继克武察的先例之后，人们号召合作社员们像克武察一样成为工会主义者，将他们的力量贡献给在工人运动指导下的民族发展的需要。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合作组织都必须心甘情愿地接受统一的工人机构对它们的经济目标的调查，必要时，它们的决策必须服从工人运动的大目标。他们在采取行动、作出投资决定、特别是在制定价格政策时，都必须牢记他们的首要义务是满足工资劳动者的需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本·古里安提出，将犹太工总组成一个初级合作社(后来被称为“工人共同体”)，工人只要一加入作为工会组织的犹太工总，同时也就取得了合作社成员资格。这样，无论是小规模的独立的合作者团体或者是工总的承包机构开展的经济活动，都被纳入工人群众的控制之下。本·古里安起草的章程通过后，雇佣工人和集体企业主一样也成为合作运动的正式成员，在合作运动的发展中也享有同样的发言权。合作社的行政机关等于工会运动的行政机关。这样一来，合作组织就有资格接受中心机构的援助，同时也要服从其纪律。

　　 工人共同体虽然形式上是一种初级合作组织，但事实上，它发挥了传统合作方式中的中心批发处的职能。工人共同体除了代表其成员进行领导，起中心社的经济职能外，同时还成了犹太工总所购买、建立或发展起来的企业的持股公司。在这种身分下，犹太工总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传统中心社的作用。根据章程，工人共同体管理的企业的所有利润都自动地用于再投资。尽管在技术上，工总的每一个工人都是工人共同体的持股人，对其管理都有发言权，但是，他却不能消费它的股息。正是由于这一原则，犹太工总才飞快地发展成了巴勒斯坦最大的雇主和最大的提供就业的组织。正是由于将工人企业所有的剩余价值自动进行再投资的原则，以色列的工人运动和它所支持的与众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才具有强大的力量。从这一原则来看，普通成员对工人企业的所有权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假设。事实上存在的是公有制和全民所有制。

　　 本·古里安虽然反对对犹太工总的工会活动作出任何立法上的规定，但他却利用合作法的条款，来支持他进行的工人团结和统一活动。根据英国统治早期所制定的法律规章，合作社这样的经济机构必须注册登记，以取得法律地位和资格。本·古里安抓住这一机会，为工总的内部合作原则增加了法律的分量，其中包括禁止分配利润等原则。犹太工总章程以一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使管理机关为远远超出法律最低目标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规定提供了权力，并为工总对其下属的合作机构的控制也提供了权力。除了使合作组织和雇佣工人在组织上统一，创建由同一个中心机构，控制的经济企业，以及规定工人企业必须将利润用于再投资外，犹太工总合作章程的另一个新特点是，从工人运动的普通成员中选拔工人企业的管理者，其工资与技术工人一样。一批主要角色为企业家的工人领袖就此出现，在后来的年代里，他们的管理才能令以色列私有企业的资本家们十分羡慕。由于这些领袖们的理想主义(另外，他们希望得到权力，而不是个人的经济利益)，行政开支节省了很多。另外，要提供比私营工厂好的工作条件需要一些额外开支，行政开支的节约便抵消了这些额外开支，使工人企业具有竞争力。

　　 1923年章程的第一条规定了犹太工总在四个方面活动的功能：建立在纪律严密的组织基础上的工会主义；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经济企业；旨在促进新移民民族融合的教育；促进在互助基础上的社会福利。这一条款在1959年前一直有效，直到1959年才对整个章程进行了修改，使之符合新的形势。

　　 在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犹太工总建立了一个包括所有成员及其家庭在内的严密的机构网络，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自己命运负责的劳工共和国的社会理想。工总成员的子女在工总开办的学校中接受教育，这些学校的任务就是以现代希伯莱语为媒介，将劳工意识形态传播给成长中的新一代。在社会福利方面，犹太工总接管了农业工人联合会1911年建立的健康基金，来提高工人的健康水平，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为他们因疟疾和拓荒中其它伤害造成的损失提供保险。现在，章程同意所有成员都享受健康基金，并要求工总为开拓组织的健康全面负责。

　　 尽管博罗霍夫式的口号使工总章程带有工会主义的强硬色彩，但是，在工总成立早期，尤其是在吸收新移民方面，它的教育和社会福利机构以及经济企业，都比传统的工会活动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工总提供的社会服务，尤其是医疗卫生服务，是从大批移民中吸收新成员最有吸引力的条件。

　　 犹太工总的创始人之间存在着紧张的意识形态分歧，可能会使旁观者以此来评价他们的政治风格。但是，工总创始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而不是教条主义者，最明确的证明就是，不到两年中取得的经验很快就被写进了章程，而且工总组织建设的路线有许多方面在成立大会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和设计。在运动面临的实际环境中，实用主义的效用标准从一开始就是工总建筑的基石。最初为了调和抽象的政治学说而导致的混乱很快就在实践中消失了。

　　 莫沙夫和基布兹的发展

　　 克武察的创始人在开始为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的探索活动中坚持认为，个人只有作为一个成员大约为二十人、为在各方面实行互助而合在一起的小型有机组织的成员，才能最好地实现他的个人潜能。戈登的建立社会公平新秩序的学说，就是要在集体组织中，通过与大自然的密切交流，改造个人的灵魂。克武察成员认为，只有保持小规模和自治，这个团体才能取得较高的社会主义实践水平。他们想以增加团体的数量而不是向已经建立的定居点吸收新成员的方式，来为民族的发展扩大克武察运动。为了保持小集体的社会纯洁性，每一个克武察都应与金融经济保持一定距离，依靠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

　　 十年中，共成立了二十四个这样的定居点，它们都具有相同的组织形式，其成员也开始探索和讨论他们的事业在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他们发现，到处游荡的开拓者们偶然发明了一种永久的定居方式，他们对此进行了分析，并对于他们在民族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对克武察运动最初的批评性评价来自它的一些创始人，这些人在美国接受了准备性训练，在那里受到了个人主义精神的影响。他们加入了青年工人党并设计了一种定居点，目的是使家庭单位重新成为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核心，同时又保持高度的合作和互助。他们觉得，克武察吞噬了个人的首创性，打破了家庭生活的平衡。他们所提倡的定居方式——莫沙夫，本质上是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小农合作组织。他们认为，在有五十到一百个家庭的定居点中，他们能够取得比克武察更好的经济收入，而且能吸引更多的成员，从而对民族主义运动作出更大贡献。

　　 与此同时，又出现另一种影响更大的批评，认为克武察很容易变成只为自己的成员谋福利的自助组织，这样，它就不可能实现改造国家的潜在目标。很明显，克武察已经建立了一种稳固的社会组织形式，许多克武察领导人已开始开发它在大规模经济发展方面的潜力。他们提倡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基布兹，它是一种既有克武察的基本价值观念，但又将它的原则扩大到工人和开拓者群众中去的集体定居方式。提倡基布兹的人主张建立人数较多的公共组织，既包括农业，也包括制造业，通过一种联结各个不同集体的机制，使农业和城市工人在集体原则下结合起来。主张基布兹的人认为，在大集体中，可以不花任何代价就取得公共生活的社会优越性，大规模集体组织在经济上的优越性，也能使基布兹运动能够将大批移民吸收进开拓运动，从而在民族发展和垦殖土地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

　　 1921年，犹太国民基金会(JNF)在杰兹利山谷购买了大约一万五千英亩土地，为垦殖土地提供了新的重要机会，于是，使建立新型定居点的讨论更加热烈。这次土地购买，加上受第三次移民浪潮的推动，使第一个莫沙夫纳哈拉尔于1921年建立。最初参加的有大约三十五个克武察家庭。几天以后，成立了第一个基布兹艾因·哈罗德，开始时有二百多名成员，其中最主要的领导人是什洛莫·莱维(1882-1963)。基布兹的把社会改革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这种学说对于第三批移民中的社会主义者有强烈的吸引力。莱维相信，为了承担筑路工程而成立的工作队是集体主义组织的良好开端，正是这一活动的骨干分子成了第一个基布兹的人力来源。

　　 第一个莫沙夫和第一个基布兹成立之后，几年间又有几个同样形式的组织相继成立，至少在农业中，人们开始广泛将劳工开拓运动看作民族建设的先驱。第一个基布兹合并了许多不同的职业团体，希望变成工人和开拓者的全国性集体组织的中心。但是，意识形态狂热却带来了分歧，没有带来统一。从早期，基布兹运动就已经四分五裂。倾向于青年工人党的克武察成员不愿意服从基布兹的劳工联盟领导者，担心失去组织自治。青年卫士的成员已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一些小公社，从二十年代初期，他们也开始表现出一种独立倾向，这种倾向对他们在艾因·哈罗德内的融合也是一种障碍。

　　 我们又一次可以看出，第二次移民运动中产生的克武察及其观点立场，与第三次移民运动的立场及其发明基布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在犹太工总和工人运动的其它机构中，第三次移民运动所带来的变化，与原来的老战士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