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欧洲的犹太人·第一
作者：诺亚·卢卡斯·英国
出自————《以色列现代史》
出自————《战争通史》
确实，我们是被推入一个不是我们创造的世界里来的。但是，我们的孩子被推入的那个世界又是谁创造的呢？
—— 莫迪凯·M.卡普兰拉比
犹太居住区的传统社会
以色列国本身，以及它许多最典型的制度，都是十九世纪东欧犹太人生活遭到毁灭的产物。因而，要理解现代以色列，就有必要简略地考察一下东欧的传统犹太社会。
由于许多世纪以来的流散，世界犹太人中产生了三个主要分支：中东的东方犹太人；源于中世纪西班牙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主要分布在地中海盆地周围；以及阿什肯纳兹分支，即欧洲基督教国家的“西方”犹太人。十九世纪初，大约有二百五十万犹太人，其中，“西方”分支占大约三分之二。这其中，东欧的犹太人又占了十分之九以上，四分之三的东欧犹太人处在俄国统治下，其余的则在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以内。
东欧犹太人在十九世纪发展异常迅速，增加到大约九百五十万，而东方犹太人仍保持在一百万左右。十九世纪末，世界上大约一半的犹太人生活在俄罗斯帝国内被称为犹太居住区的保留区域内，另有大约二百五十万多一点住在东欧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区域内。
伊斯兰国家的犹太人尽管在地位上与他们的穆斯林邻居并不平等，但是，他们的境况比欧洲犹太人要好得多。由于欧洲犹太人一直否认基督教，他们被当作一个劣等阶层。他们只能从事一些受歧视的行业，而不能从事其他行业。他们也不从事农业。在中世纪时，他们被隔离在城镇中为他们专设的“隔都”(ghettos)内，被迫缴纳歧视性的税收，并经常受到残酷迫害。
每一个犹太人社团都带有一些它所在的主体社会的一些文化特点，因而，在不同的犹太人支系中，存在着许多显著的差异。东方犹太人除了宗教习俗和信仰外，基本上融入了占主导地位的阿拉伯文化，并且使用阿拉伯语。塞法尔迪人也是如此，但是，他们靠一种来源于中世纪卡斯蒂尔地区的西班牙语的混合语言拉第诺语来保持他们的特殊身分。西欧的阿什肯纳兹人接易了主体社会的语言，但是，由于频繁受到驱逐而迅速向东方，以及后来又由东向西迁移，促进了意第绪语的使用。这种语言是从中世纪莱茵河地区的德语中发展起来的，并混合了希伯莱语，它使东欧的犹太人在频繁的迁移中仍然能够继续保持交往。
不仅由于人数众多，而且也由于在宗教教育中公认的活力和领导地位，十九世纪东欧的犹太人社团是犹太历史遗产的主要继承者。正是他们，为以色列的现代历史、人力资源、思想意识和社会组织提供了主要来源。
十字军东征时代，在西欧受迫害的犹太人在波兰找到了避难所，他们在那里得到了皇室庇护、宗教自由和社区自治权。当波兰王国在十八世纪末陷入无政府状态时，俄国继承了它的大部分领土和犹太人。从十九世纪初到1915年前后，犹太人被排除在俄国本土之外，而且几乎毫无例外地被限制在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的犹太人居住区内。居住区内犹太人的城市化程度很高，有时他们的隔都的人口占了一个大城镇人口的多数。但是，也有许多人在小村镇中与农民毗邻而居。
除了居住上的隔离外，整个十九世纪，犹太人都被迫服从一系列限制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变化无常的规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一场解放风潮，使许多犹太人离开了隔离区，投身于工业或更广阔的商业领域，或者是接受了世俗的高等教育。尽管这次解放运动寿命不长，却使犹太知识分子受到了俄国文学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并把更多的经营活动引入了犹太居住区的经济生活中。
一方面受到严格的经济法令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必须承担歧视性的税收，居住区中的犹太人在十九世纪逐渐走向贫困化。在波兰政权统治下，犹太人曾经被限制只能从事属于封建社团等级的几种职业。他们集中在国际贸易，高利贷，为政府征收税款，酒类交易，各种手工业以及小买卖。由于禁止拥有不动产或者土地，企业家们将他们的财富变成流动资本，他们的经济角色也因此而确定了下来。尽管有很多人处于贫困之中，尽管犹太人受到严格规定的角色扭曲了他们的职业结构，但是，在波兰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犹太经济都是相对发达的。犹太老百姓较穷，但大部分人都能维持生活，同时，包括一些大企业家的一个普遍的中产阶级已经出现。随着社团主义的崩溃，尤其是1861年农奴解放之后，犹太人发现他们不仅受到多变的法律的压力，而且在一直被公认为是他们保留领域的范围内也受到了直接的竞争。与此同时，方兴未艾的工业化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小商人、手工业者以及法律有时候禁止他们使用机器的体力劳动者。铁路交通的发展，毁掉了成千上万的小客店店主，马车夫和马贩子们的生计，在这些行业中，传统上有许多犹太人。
一个调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犹太人状况的俄国政府委员会公布，百分之九十的犹太人是“仅够糊口的无产阶级”。到十九世纪末，将近一半的犹太人靠他们中有工作的人提供的慈善金维持生活。与此同时，在1917年革命前沙皇统治的最后三十五年间，对犹太人的直接官方迫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就是当时犹太人被迫维持社区生活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经济背景。
犹太人的社团传统和实践在许多世纪中都几乎原封未动地保留了下来。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前后，传统社会才开始解体。尽管传统的领导机构在十九世纪继续衰落，尽管沙皇们也不时企图要打破他们的自治，然而，自治的实践及其记忆却在犹太文化中留下了政治习惯的烙印。而且，犹太人还继续使在宽容的波兰统治时期形成的社会组织网络发挥着作用。这些组织起源于宗教生活，在犹太人自古代以来居住的所有地区，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组织派生出各种不同的种类。
从十六世纪中叶起，波兰的犹太人自治机构曾经被赋予国家的权威。除了传统的宗教组织外，这些机构还包括征税和司法机构，并控制着教育、福利和经济生活。在与社会隔离的情况下，社团自治有必要建立在互助的基础之上。行政管理活动集中在犹太会堂，并且得到拉比法和传统的宗教权威的批准。这和国家强制同样有效，并且赋予政治生活一种有些专制、但是以自愿为基础的色彩。行使权威的主要约束力是禁令，即一种规定了具体程度的逐出教门的判决。
每个犹太人居住区的权力机关是社区委员会(希伯莱语为克希拉，有些作者写作卡哈尔)，由一个领取薪金的拉比象征性地担任领导，并由各家家长间接选出的非神职人员的士绅组成。士绅们具有荣誉资格，委员会主席一般由他们按月轮流担任。1765年前，这些委员会通过一些代表机构松散地联结成更广泛的地区性机构，定期开会，对影响整个社区的重要问题作出决策。社区委员会讨论的问题涉及到了在其管辖下的个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这一切是由一个有时候报酬丰优，但更经常的是得不到报酬的行政管理机构根据一种复杂的道德标准来进行管理的。得到宗教传统认可的地方和地区性委员会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保护整个社团的利益和福利，必要时，还要保护整个社团的生存，有时甚至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
犹太男青年的教育是犹太人自治中最受重视的保留权利，比提供市政服务、维持慈善机构都更重要。传统的等级制度对产生于社团内外的现代化影响进行了抵制，这种抵制最有效地体现在初等学校和塔木德学院中。确实，可以这么说，传统社会的意义就在于它对宗教教育的尊崇，以及给予最有希望的年轻学者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支持。
除了实行社团的内部管理外，社区委员会还通过一个领取薪金的官员，处理与外部权力机构及相邻的非犹太社团的关系。(希伯莱语称为希塔德兰。)这个官员通常是社团中最精通世故的人，通晓非犹太世界的法律和外交。社区委员会负责向外部权力机关转交在犹太社区中集体收缴的税收。大概正是由于俄国政府为了图方便，而让犹太人自己收税，才使得犹太人的自治得以长期存在，即使在沙皇正式决定毁灭犹太社团时也是如此。税款一般由委员会的宣过誓的估税员征收，他们按由宗教权威认可的习惯和传统决定社区中每个成员应付税款的数额。有时候，社区委员会也会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比如说，它从外部的权力机关得到了有利可图的酿酒的特许权，然后再在社区中把它承包出去。
家庭是传统社会及其管理机构最重要的支柱。父亲牢牢控制一切，负责他的子女的宗教教育。一个男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个宗教学者，一个女孩子的最大愿望就是嫁一个这样的学者。如果在商业中取得成功，就应该为学术机构提供资助，或者向学者个人提供生活费。如果一个男人天资不足，不可能在学术上取得成就，那么，他必须为有才华的人提供帮助。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的商人可以借他人而完成把对教法的研习置于一切之上的义务，同时他自己也可取得与学者同样的地位。学术与金钱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婚姻式的联系。
这种社区的基本价值，同样也体现在其政府的结构中。拉比的领导显示出一种王朝的倾向。士绅们大抵组成一种富豪的寡头政治，经常通过与俄国地方官僚机构勾结(有时以他们的声望为代价)获取权力。这种模式，随着作为法律来源的宗教权力机关的衰落，加剧了犹太人社团内的阶级斗争。这些都鲜明地体现在1827至1856年间的惩罚性征兵法令的实施中。按照这些法令，社区委员会必须向当局提供一定数量的青少年，让他们服二十五年兵役，加上一些年的预备训练，这实际上等于是一种强迫皈依基督教的做法。社区委员会在执行这种令人憎恨的法令时，不得不雇佣职业绑架者，众所周知，往往是贫穷人家的孩子成为受害者。这种做法在社区中导致了一种严酷的阶级冲突，这本身又进一步导致了传统的崩溃，并使世俗性和民主性社区统治的运动开始兴起。
解放和犹太人身分
犹太人在流散到各地以后，他们之间一个强烈的共同纽带就是人们对以色列的记忆和认为有一位弥赛亚会把他们带回锡安山的想法。宗教过去和现在都是与宗教得以实现最初的出色表述方式的那块土地紧密相连的。犹太教的祈祷词、传统的仪式和节日都强调这样的意识：这块土地既是历史又是弥赛亚的许诺。关于生物团结即部落团结的令人深信不疑的神话，关于共同血统的神话，也是靠叙述祖先的土地来证实的。
这个神话对于理解犹太人幸存之谜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犹太教的幸存，实际上并不比其他古老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等的幸存更为引人注目。犹太人的幸存也不比其他有古老的有文字记载历史的人民的幸存更为引人注目。犹太人与众不同并引入注目的是，尽管有相反的证据，犹太人在整体上保持了圣经时代始祖们的文化延续性，并且都认同于这一个共同世系。 [ 注：要详细了解这一观点，请见J.B.阿古斯：《犹太史的意义》(纽约，两卷本，1963年)，I，第二、三章。 ] 犹太人得以幸存的最独特的社会学内容，事实上他们得以幸存的最关键的东西，则是关于犹太人幸存的神话。在希腊人、埃及人和伊拉克人的意识中，找不到关于在他们的土地上繁荣昌盛的古老文明以及随后的事件的神话，只有是在这一点上，才能将他们幸存的意义与犹太人幸存的意义区别开来。这个神话的起源和力量是宗教性的，其中的意义不是血缘和土地，而是精神。因而，人们认为信仰犹太教的人注定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在皈依犹太教的人中(或者他们的配偶或后代)，可以数出许多最伟大的信仰领导者，从摩西本人一直到阿基巴拉比。犹太人幸存的重要核心是将犹太人身分的精神和社会两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话。宗教加强了社会团结的思想，部落意识则保持了传统宗教的力量。团结的社会因素体现在宗教信仰和仪式中，与此同时，团结又是一种包含在信仰的社会内容中的一种宗教训谕。社会团结的宗教内容和信仰的社会内容基本上都是以历史、地理和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作为法律的初始环境的以色列，作为历史、地理和弥赛亚许诺的以色列土地，是连结犹太人身分的两个方面的纽带。
只要欧洲的犹太人被限制在具有严格的社会和文化界限的隔都之中，犹太人身分本身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宗教和部族情感，精神和社会团结，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犹太人身分是无所不包的，与个人个性的范围一样广阔无边。犹太人的生活体验就是犹太教，就是对它的研究、应用和传播。被迫隔离只不过加强了产生于宗教仪式、在巴勒斯坦古代的主权国家时期曾经靠政治机构维持的分离倾向。犹太人聚居区的社会结构通常通过法律与周围社会发生整体联系，这种结构增强了宗教和社团组织的活力。中世纪隔都的社会要求和犹太隔离区的特殊地位，更加强了这些特点。犹太人的受人排斥的处境帮助他们承传了自己的特性。由于受到迫害和隔离，犹太人没有受到其它价值或机会的诱惑，这些价值和机会本来有可能对坚持他们的宗教及其组织形成挑战。隔都隔离了他们的生活，减少了流动，保持了人口数量，从而维持了它的生存。
十八世纪末，由于启蒙运动和拿破仑军队的影响，隔都的墙壁在中欧纷纷倒塌，于是，解放了的犹太人第一次大批接触到了现代科学和哲学思潮，接触到了已经开始改变欧洲社会的世俗化过程。正统教派随之削弱，使犹太人的身分发生了分裂，并且使人们对它产生了怀疑。犹太人身分在宗教承诺和作为民族一员的两重性的核心中，第一次出现了二者择其一的可能性。从此之后，身为犹太人就不再意味着一定是由种族成员与宗教信仰自发地联结在一起的生活历程。解放以及正统派的衰落，使隔都中把犹太人身分的社会和精神两个方面连接起来的纽带发生了断裂。在犹太人的身分发生裂变的同时，它变成了只是构成个人个性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犹太人像其他面临现代化的传统群体一样，这时也开始了对现实自我身分的痛苦寻求。
犹太人在更广大的世界中的生存，也要求在经过了政治和工业革命的剧痛后趋于稳定的新欧洲社会结构中重新加以界定。由于他们四处流散，频繁迁移以及少数民族的地位，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一转变就特别复杂。越来越多的非正统派犹太人，现在希望按照他们所居住的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的新标准来解释他们自己。犹太人现在面临着如何适应充满活力的世俗社会的问题，而不是他们中世纪的祖先有时候面临的在各个教会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
个人努力要在从传统的有权威的固定模式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中取得成人身分，是人类的一个普遍问题。由出生的偶然性所决定的文化、社会和民族界限，为个人的身分提供一个暂时的寄托之所，即使不能得到完全的解决，也为大多数人缓和了这一问题。很矛盾的是，犹太人却比大多数其他人更难采取这种解决办法，因为在形成他们的犹太人身分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选择问题。犹太人总是作为在地理上保持着遥远的家族关系的移居民族，而且自古以来不管在哪里，总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唯一的例外是现代以色列)，他们被迫在文化、社会和政治忠诚的问题上作出选择，因为犹太身分的某些特殊限制在这些问题上经常与他们周围多数人的要求无法调和。由于所处的社会不同和时代的不同，对这种选择的限制及实行选择对于犹太人整体性的损害程度也有所不同。每一个社会都对其中的犹太人采取了一些不同的做法，从而也导致了他们自解放以来复杂多变的种种反应。犹太人的反应不仅反映了他们所居住的社会的特定影响，也反映出了他们得到解放的具体时间(或者是他们第一次得知解放已在别的地方出现的时间)。因而，由于文化的差异，由于从解放在西方开始到解放来到东方的时间间隔，犹太人在西欧、中欧的反应与他们在东欧的反应有明显的不同。
选择的环境通常是明显的，因此，犹太人调整适应的整体过程往往发生在意识形态方面。在中西欧解放的初期，(直到今天，对许多人来说，探求仍旧没有结束，并且在每一代都重新出现)，犹太社团生活的特点就是热烈的理论探讨。在没有了正统权威的情况下，人们设计并探索犹太人存在的意义。
十八世纪末，犹太人的解放运动在法国和俄国开始了，这场解放运动是要把犹太人从遍及欧洲的、使他们备受压抑的各种限制中解放出来，到十九世纪中叶，这场解放运动的思想影响波及到了东欧。犹太人在所有地方都是靠激烈斗争才取得权利的，有时候还会有暂时的倒退，例如，经过1855-1865年间短暂的自由时期后，俄国又取消了自由措施。但是，即使在解放只如同过眼云烟的俄国，它也在犹太群众中展示了新的前景，加快了旧传统的崩溃。结束法律上没有资格的状况，并没有消灭社会歧视，只不过改变了它的形式而已。解放虽然取消了官方对隔都的集体性规定，但却使犹太人个人现在体验到花样更多的敌意。这样，解放了的犹太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对自我意识的寻求，就不仅受到主流社会结构中固有的一般性的限制，而且也受到个人所能承受的迫害程度的影响。从社会生活方式的角度看，犹太人要保持其身分是可以的，但是，由于迫害，犹太人要维持它必然要付出代价，因此，他们也必须认识到它具有的积极价值。
只有那些保持严格的正统教义、不为现代化的影响所动的人，才能够完全忽略这一代价，不为他们的犹太身分作出任何妥协。对他们来说，不管迫害多么残酷，只要能够因此被看作殉教者，他们就不算失败。只有那些保持正统的犹太人才能原封不动地保持犹太人传统的完整性和自发性，在这背后是没有受惠于强制隔离的顽强的机构，并不因为现代世界日渐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现出的模棱两可的善意而感到沾沾自喜。
对不遵循教规的犹太人来说(这样的犹太人在解放蔓延之后或者是解放思想的影响扩大之后，很快成为了多数派)，同化成了适应环境的有效途径。一方面，迫害无疑迫使许多犹太人同化，或者使他们追求同化，但另一方面，它更多地是成了同化的障碍，并且加强了犹太人的身分意识。在更开明的社会中，同化是机遇的结果，而不是歧视的结果。大量的可供选择的实现同化的机会，使犹太人身分变得多余了。当与犹太传统的联系变得无关紧要，逐渐断绝时，便发生了同化，而并不需要采取任何宣布断绝的主动行动。在西方社会中，在“反犹主义”的新意识形态外衣下出现的迫害，与其他类型的团体冲突似乎没有本质的差别，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在十九世纪同化达到了最高程度。既然同化是一种受到鼓励的适应过程，因此，毫不奇怪，同化的道路上充斥着知识分子和上流社会的成员。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机会仍然不多，迫害仍是一种真正的障碍。虽然犹太人现在受他们传统文化的影响小了，但他们在感情上仍固执地坚持着这种传统，与此同时，迫害使犹太人的存在和他们的困境继续下去。
正统派和成功地同化的人以相反的方式为他们自己解决了犹太身分的问题，除了他们之外，可以从对迫害和解放的反应来理解犹太人的调适过程。这些反应，包括犹太复国主义，都是产生于解放(或者解放的思想)与迫害之间的冲突。犹太复国主义从一种神秘的弥赛亚式的感情，变成一种支持一场蓬勃运动的政治意识形态，就是在适应过程中出现的一次事件。只有将它看作是大量的犹太人反应中的一种反应，才能较好地理解它。
一般来说，由于西方社会已有了固定的语言和民族意识，以及形成了在其边界内宗教信仰多样化的自由主义传统，犹太人倾向于从他们的隔都遗产中选择宗教原则，而摈弃了他们集体生活中的种族原则。在西方世界内，英国和法国都有一个包括有多民族结构的稳定的民族意识，因而，他们比德国和美国对本国犹太人施加的要求他们放弃种族特征的压力要小一些；德国和美国还处于民族发展的早期阶段。不过，即使是在法国和英国，犹太人仍把自己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并且希望别人也把他们作为宗教团体来看待。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1806年拿破仑要求犹太人说明他们与新政治秩序的关系时，法国犹太贵族便发表了非法国化的宗教原则。东欧的情况正好相反，政治上是多民族组成的帝国，又有一个单独的国教，于是，犹太人通常都抛弃他们的宗教遗产，而坚持一种民族或文化意义上的共同身分。1922年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一次人口统计很好地反映了这种模式，这次人口统计显示，几百名犹太人将他们登记成信仰罗马天主教的犹太“族”人。 [ 注：S.W.拜伦：《现代民族主义与宗教》(纽约，1961)年)，第241页。需要强调，上述概括适用于十九世纪。要描述犹太人在二十世纪的反应，必须重新进行分析。重要的事件，包括美国犹太人的发展，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出现，以及以色列国的建立，对保持犹太身分提出的新的挑战，和同化所提出的挑战同样严峻。 ]
激进的思想与运动
早在1750年，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在柏林就开创了犹太人自己的启蒙运动，表现出西方正统派的崩溃的最初的征兆。这位哲学家不仅是解放初期的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而且是这个时期最杰出的犹太人先驱和代言人。门德尔松对德意志的科学和哲学的宝贵财富十分倾慕，决心让普鲁士的犹太人也能得到它们。他努力在两种文化中间充当学术中介人，受到了传统犹太社会及其组织的猛烈攻击，但他的努力逐渐促进了德意志领土上的同化，最后间接地导致了改良犹太教的兴起。这场运动使人们迅速地脱离了犹太传统。这种改良主义虽然重新肯定了宗教信仰，但是它在适应现代世界的名义下，从祈祷文和祈祷仪式中消除了希伯莱语和所有以古代以色列为中心的内容，以便不留下痕迹来说明犹太教除了宗教信仰外还包含一种集体忠诚。
在东欧，犹太人的启蒙在十九世纪中叶蓬勃发展，像柏林运动一样，也体现了对传统制度的批判态度，但是，它在希伯莱传统中，却重新发现了其人文内容中与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一致的许多普遍的世俗价值观念。俄国的犹太启蒙主义并不是对宗教信仰的重新确认和改革，它的文化成就是导致了体现自由的民族价值、最终孕育了多种民族主义原则的希伯莱和意第绪文学的繁荣。
事情看起来好像是这样，改良运动从犹太教向现代世界这一方向迈出了一步，而东方的启蒙运动则发现了犹太教中本身固有的这个现代世界的价值观念。从正统派立场来看，这两个运动都是向背叛或同化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其中一个保留着虚假的宗教伪装，另一个则歪曲了民族精神。但是，实际上当这两个运动出现时，正是同化十分盛行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以被看作是维护犹太人生存的重要堡垒。当最激进的防守性的犹太复国主义出现并坚持对犹太人的困境进行民族主义的诠释时，对它进行最猛烈的批评的是西方放弃国籍的犹太人，而它最有力的支持者是东方受希伯莱启蒙运动影响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俄国启蒙的一代在政治上最初同情俄国的秘密革命运动，从它的自由主义右派到它的民粹派及社会民主主义派别。他们希望取得一种普遍的政治解放，犹太人可以和俄国的其他人民分享这一解放。但是，1882年出现了屠杀犹太人的新浪潮，官方迫害也不断加剧，中产阶级犹太人于是不情愿地放弃了认为他们的未来是与他们的俄国邻居们联在一起的想法。现在对犹太人的仇恨有了最残酷的表现形式，中产阶级犹太人的幻想破灭了，他们重新回到了以犹太复国主义为形式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民族主义方案。
受到启蒙的犹太人仅占一个很小的少数，即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的在巴勒斯坦恢复希伯莱民族的主张只引起了相对来说很少一些人的注意。犹太人对他们1881年后处于绝境最普遍的反应是渴望移居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三十年间，两百多万犹太居住区的犹太人去了美国，十五万多人定居英国。在这些国家中，他们第一次遇到了解放的挑战，他们的适应过程也是西方社会特殊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留在居住区内的犹太群众没有受到希伯莱复兴的影响，并从宗教权威下解脱了出来(但一点也没有摆脱他们绝望的经济困境以及明显的阶级关系)，这些犹太群众被卷入了普遍的社会主义热潮。但是，由于语言隔阂将他们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隔离开来了，犹太人的社会主义领导者们和群众被迫接受了一种假民族主义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意第绪语而不是希伯莱语成了人们的共同语言，它是一种不同于知识分子的大众语言。到十九世纪末，东欧犹太人中最强大的运动是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又努力为讲意第绪语的犹太人追求文化分离主义的社会主义组织“崩得党”。还有一个由历史学家杜伯瑙(1860-1941)领导的运动，旨在争取犹太人的文化自治权和社区政治代表权，这个运动没有崩得的社会主义色彩，但是，成员们都普遍追随民族主义的原则。这种“自治”理论反对向外大批移民，希望促进犹太居住地区的犹太文化生活，这主要是在波兰，但原则上也包括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这些运动是同化运动的东方模式。假如我们记住地区委员会的政治遗产，那么，就不会奇怪，为什么激进的现代化运动，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都在保持自治的地域性的前提下寻求重新界定犹太人自治。
但是，只有由希伯莱语复兴和启蒙运动间接发展而来，并力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才彻底地抛弃了欧洲的世界。实际上，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给那些想移居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那些想外移的人首先遇到的就是定居巴勒斯坦思想的挑战。
在欧洲启蒙运动的早期阶段便出现了个人。人们认为，作为一个自由人的个人体现在他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而存在的自然性。后来，到了十九世纪，尤其是在中欧和东欧，个人在公众思想和历史中的首要地位被民族所取代，民族现在被看作是个人存在的前提。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反映了自由主义传统中这两个重要因素间侧重点的转移。作为早期启蒙运动的成果，解放运动解放了个体的犹太人，使他们有可能完全同化或融合进由个人组成的广阔社会中去。但是，新的反犹主义政治观点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无法同化的民族团体，这种思想的蔓延，对理性主义乌托邦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正常、自由和平等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是民族的属性，因而，人们认为，犹太人只有坚持一种民族身分，才能享受解放的成果。犹太复国主义坚决反对伴随解放运动而来的个人同化。十九世纪末，人们主张自由主义思想中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原则应处于中心地位，使原来处于自由主义思想核心的个人主义原则趋于失败。犹太复国主义一方面主张犹太人应当获得现代世界所理解的自由，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它又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与反犹主义思想具有一致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又摈弃了得到自由的希望。这样，在犹太复国主义中，尖锐地暴露了人文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
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些先驱者，最著名的是拉比·兹维·希尔施·卡利舍尔(1795-1874)和摩西·海斯，都阐述了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其分析与后来几代人的理论一样精辟。然而，他们生不逢时。正统派拉比·卡利舍尔在1862年写作时，正值西方的犹太人仍然在品尝他们刚刚获得的自由，学习现代世界的辉煌技术，几个世纪的隔离，关闭在传统的牢笼中，使他们一直被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而当时东方大批的犹太人却还挣扎在谋生糊口的边缘，对俄国社会刚刚兴起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无动于衷。另一方面，正统派社团却没有看到拉比·卡利舍尔已经认识到的政治和社会变化的意义，也没有打算重新改写弥赛亚拯救理论，或者将它与有关巴勒斯坦的世俗出路联系起来。摩西·海斯以大胆的见识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他也是在1862年写作的。他甚至更不合时宜，因为在当时，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是最有活力的西方信条，而俄国的革命运动还尚未成熟。
用民族主义手段解决犹太问题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到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才时兴起来。此时，在西方人们对解放的幻想已破灭了，而在东方也证实，根本就不可能获得解放。在西方，那些差不多已取得了全面同化，因而对反犹主义的爆发更敏感的人，才真正感到了幻想的破灭；而在东方，也只有那些在希伯莱文学复兴的影响下完成了从正统和传统世界转变的少数人，才要求将巴勒斯坦作为民族感情的核心。因而，在欧洲犹太人被纳粹毁灭之前，犹太复国主义只得到很少一部分人的支持。在大屠杀之后，犹太复国主义才能够在全世界犹太人中取得对民族主义事业的广泛支持，然而，这种支持只是博爱主义情感的结果，而不是从意识形态上信服犹太复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