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希望的事业·第一

作者：爱德华·霍顿·英国

出自————《潜艇发展史》

出自————《战争通史》

　　 一七七六年夏天，在很多方面都是值得纪念的。在“独立宣言”签订后不久的一个寂静的深夜，在纽约港发生了一件颇有意义的事。

        一艘担任警卫使命的英皇陛下巡逻艇停泊在斯塔顿岛外，突然，发现了一个怪物在水面缓缓移动。

        巡逻艇忙着前去察看，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使它吓得停了下来。这些英国人虽然没有受伤，但是吓了一大跳，于是谨小慎微地决定不再去惹它了。总之，不管怎样，这一没有被识破而又很不吉利的小怪物总算是离开了敌舰队，而且没有受到阻挠地返航了。这是海战史上第一次没有取得成功的潜艇攻击。

　　 这艘古怪地命名为“乌龟”的原始战船，是耶鲁大学毕业学生戴维特·布什内尔在他三十多岁时设计出来的。布什内尔长期以来就十分着迷于探讨水下旅行的可能性，但是，在英国及其大陆殖民地之间长期激烈的争端从舆论转化为战争之前一年，他才将这种热情付之于行动。从那时起，布什内尔就将他毕生之精力贡献给如何设计出一种把英国舰队从美国领海驱逐出去的方法。他的这种雄心壮志几乎达到了异想天开的地步。就是用“拼命”二字也是不足以形容的。英国在与其殖民地的战争中，在控制海洋方面占绝对优势，而且这种优势还一直延伸到她的敌人的港口。一七七六年夏天，英军对反叛的殖民地进行了有效的封锁，华盛顿的大陆军被围困在纽约。新签订的“独立宣言”与其说是受到尊重，还不如说是受到亵渎了。

　　 因此，乔治·华盛顿特别重视布川内尔的试验。这一试验，首先是要解决如何使火药在水下爆炸的问题，接着是解决如何利用潮水把漂浮的水雷(实际上是笨重的火药桶)送至目的地这一棘手的问题。由于潮汐运动的变化莫测，所以，布什内尔对水雷的运送，采取了由间接控制改变为直接控制的方法。他建造了一艘极简单而又实用的单人驾驶潜艇。艇是用木料模仿水桶的样式制成的，浮在水中就象一个尖端朝底的蛋。“乌龟”名称的由来，也许是由于这个艇多少有点象用两块巨大的乌电壳咬合而成的缘故。布什内尔潜艇的舱口和通风孔设有水密舱盖，在下潜时舱盖能自动关闭。艇的外形给人以滑稽的假象。但紧靠在舵上面的一百五十磅重的火药桶绝不是什么开玩笑的东西。“乌龟”艇的构造原理是合理的；它具有足够的强度以抵抗它所能达到的一定下潜深度处的水压力；艇底有压载的铅块以保证艇体的直立。这充分显示了它比以后许多经过精心努力而建成的艇具有更好的水下稳定性。

　　 这种艇在其局限范围内，同样有它一套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操纵者通过紧靠舱盖下的三个小窗之一进行了望，用脚操纵一个脚闸以打开水阀让水进来，当艇半潜到约与水线齐平时(不能没入水线下)，就摇动一个手柄以旋转一个根据螺旋原理制造的推进器来使艇前进。为了下潜，操纵者操作位于上方同一类型的推进器(或名之为原始螺旋桨)，这就可使艇有效地下潜。小心地调整这两个操纵器和舵，艇就可以向前潜航了。艇上有一个指示深度的水深计，和在夜间能读数的有磷光标记的罗经，操纵者有足够在水下停留三十分钟的空气。当他想上浮时，他就用手操纵两个铜制压力水泵把舱内海水排除出去。在紧急情况下，他可以抛掉一些压载铅块。

　　 在攻击时，艇位于敌舰下方，目的在于使操纵者能旋转“乌龟”上面伸出的钻头，使之钻入敌舰底板。钻头上有一条绳索系住火药桶，操纵者把钻子钻牢靠了，就把钻和火药桶都解开让火药桶上浮使之紧贴在敌舰的龙骨下。当潜艇脱离危险区时，定时装置就会起爆炸药。总之，这是一种极其灵巧而又有潜在杀伤力的武器，并且行之有效。

　　 “乌龟”艇的攻击目标是泰然地停泊在纽约港外，装有六十四门大炮以无法击毁而著称的英皇陛下战舰快速帆船“鹰”号，原来计划是由熟悉“乌龟”艇的布什内尔来担任攻击。然而，那时他病了，这个任务就落到一位叫埃兹拉·李上士的身上。夜幕降临，水平如镜，“乌龟”被划艇拖至海港，然后独自随海水漂流而去。

　　 李按指示把艇稍稍露出水面，并把舱盖打开，接着探出头来观察潮水把他送至目的地。不幸，由于李对潮流判断的错误，潮水使他的艇掠过了敌舰，但是，他等待潮流水势减弱后，接着就奋力向“鹰”号驶去。当他快靠近敌舰时，就关住舱盖下潜，并潜入敌舰正下方位置。正因为靠得这样近，他本来是应该取得成功的，但命运偏偏作怪，摇钻时，他钻在一块加固舵钮的金属片上。当然，这是无法钻进去的。可是，根据李有足够半小时用的空气储备来看，他本应该另找一个地方来作第二次尝试，但不知是由于没有经验，还是由于潮流使艇难于停住，他决定放弃攻击，把艇浮出水面并返回海岸。

　　 正在这时，英国巡逻艇发现了它，随即进行追击。“乌龟”哪能快过划艇，李于是急中生智施放出“鱼雷”，并启动定时爆炸装置使之爆炸。因此，这种颇为滑稽的表演，就成为潜艇在历史上首次使用“鱼雷”进行自卫的尝试了。布什内尔的“乌龟”艇既然在这次自卫中能有所成就，那么，它至少还可以在对付某些较大的目标方面取得一些成功。英国战舰匆忙远离海岸，并决定严密戒备。尽管华盛顿以后曾对杰佛逊说过，他认为这是一次天才的尝试，但从此以后，布什内尔及其潜艇对独立战争就再没有起什么作用了。固然，布什内尔是第一次尝试用“水下艇”作为战争的武器，但决不能因此认为，它标志着潜艇的第一次出现。

　　 早在十八世纪以前，潜艇史就开始了。的确，如果不从“潜艇”的严格定义出发，潜艇史早在二千年以前就开始了。亚历山大大帝是以曾经坐在一种玻璃容器内下沉至海底并在海底停留了一些时候然后浮出水面而闻名于世的。当时，他描述了他所看到的许多令人惊异的事物以取悦于听者。这段故事在许多中世纪的手稿中都有记载(各个时期的记载略有差异。尽管这些记载可能不确实，但亚历山大具有水下作战的第一手知识是确实无疑的)。公元前三百三十二年，他封锁泰尔港时，潜水员就曾经割断过他的舰船的缆绳，这种事在当时海战中不只发生过一次。

　　 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记载着不少关于潜水员英勇业绩的类似例子。且不论亚历山大的海底探险是否确实，但这种潜水器的原理却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知道。然而，作为一艘真正能潜入水下并能自行推进的潜艇。只是在英国人威廉·伯恩的著作中才第一次对它进行了叙述。如果说人们对于现代潜艇的原理不易作一个简要的解释，那末，在一五七八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伯恩就对潜艇的原理作了一个确切的说明。他解释道：要建造一艘能潜入水中并能随意浮出水面的艇，那就应保证这艇的排水量能够变化。他写道：“在水中的任何大小的物体，如果其重量不变而其体积可大可小。那末，你要它浮它就会浮，你要它沉它就会沉”。至于改变体积大小的方法，他继续写道：“使物体能伸缩的地方或连结处……应该用皮革制造，在内部设有螺旋装置能将其缩进来，也能撑出去…”。可惜伯恩从来没有根据他的理论进行过试验。假若他以巨大的精力，按照他所概括的细节去实现他的计划，他是很可能获得成功的机会的。

　　 直至四十多年后，跟据伯恩理论设计制造出来的一种机械装置才见之于记载。1620年，长期居住在英国的荷兰物理学家科尼利斯·德雷布尔举行的潜艇展览开始使伦敦人感到兴奋。遗憾的是，他当时所建造的潜艇的图纸都已失散(他至少建造了三艘)。但是，因为德雷布尔当年举办展览会的资料是如此的丰富和确凿，以至给他冠以“潜艇之父”的称号是无可非议的。从外表上看，德雷布尔潜艇中的最大者能容纳十二名划手，并且还给一些旅客留出了足够的舱室。据说詹姆斯一世国王从西明斯特去格林威治的途中，就坐了这样的艇走了好几英里。从国王的臭名昭著的懦怯本质来看，乘坐潜艇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他对德雷布尔的科学和半科学的兴趣（从爆炸到永恒运动几乎无所不包）曾给予热情支持却是确实无疑的。

　　 关于这些雏形潜艇可靠资料的缺乏真是令人气愤。对德雷布尔的“隐蔽的鳗鱼”，彭·约翰逊在评论中曾提供了一些神秘的参考资料：艇体是一个木框，外蒙上涂油牛皮，下潜的深度为十二英尺至十五英尺。艇内装有作为压载水舱的羊皮囊，下潜时注水进内，而上浮时将水从中挤出。使人扫兴的是他竟令人吃惊地断言，德雷布尔用他携带的一只小瓶，从中倒出几滴“神水”就能使艇内的空气恢复“元气”。据说，德雷布尔曾认为，空气的大部分对呼吸来说是毫不相干的，重要的只是“某种元气”才与呼吸相干。他保存在瓶子里的“神水”就是这种元气。难道他偶尔发现了氧的存在吗？在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如何释放氧气，那末他用什么物质倒在“神水”里来释放氧气呢？是他带着这一秘密死去了呢，还是认为这种资料不值得记载？

　　 奇怪的是，围绕着德雷布尔实验这一阵热潮和水下航行的可能性得到证实，并没有导致沿着他开辟的道路急速地或者是稳定地前进。在尔后一百多年内，对这一课题有许多理沦上的探讨——有些是合理的，大多数是荒诞不经的——但看来．除了个别的例子，是没有人试图制造一艘在水下航行的艇的。而这一个别例子之所以值得一提，并不是由于艇的性能，而是由于艇的意图引人注意。

　　 在一六五三年，一个名叫德桑的法国人，在鹿特丹建造了一艘艇，他武断地声称，这是一艘威势赫赫，叱咤风云的战舰。艇的体积是相当可观的，有七十二英尺长，十二英尺高，八英尺宽。德桑吹嘘说，它一天能击毁一百艘战舰，一天以内就能从伦敦返回，六个星期就可到达东印度群岛，同时，其快如鸟飞，无论是火、风暴、还是弹丸，都不能阻止它前进。这种雄心勃勃的战舰的草图，现在仍保存着。从纵贯全舰并从两端突出来用铁皮包起来的长梁来看，在当时的确是攻击舰船的有效武器，但是，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艇必须走得快才行。用某种类似钟摆机构的奇巧装置“转动一个齿轮”就能开动一艘七十二英尺长的潜艇看来是不大可能的，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荒谬。

　　 到一七四七年，在英国又出现了另一艘实用的水下船只。德文郡一位名叫纳撒内尔·西蒙斯的木匠，建造并展出了一艘潜艇，这艘艇远不如人们所想像的德雷布尔曾经制造的潜艇那样精巧，但该艇是极力遵循伯恩的教导来进行设计的。这艘艇是由皮革联结而成的两段结构所组成。西蒙斯可以在艇内转动螺旋使艇的两段作类似手风琴式的伸缩，借以调节压载水量。如果只是单纯地要艇沉浮，那末，这种设计是完全实用的。看来西蒙斯并不关心艇的推进。但也有这种可能，那就是他要分阶段研究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未免太可惜了。因为，由于资金短缺，西蒙斯被迫放弃了这项工作，对此，他是满腔牢骚的。许多人蜂拥着观看他把艇沉入达特河中；而观众中有许多是有钱人。然而，金钱是可以积少成多的啊！

　　 用娱乐和游戏的方式来表演水下技艺，并以此赚钱的想法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又出现了。在塞弗克的一个名叫戴的制轮匠改装了一艘诺维契渔船，他在舯部设置了一个水密舱，并用压载重物的方法使船下沉。戴声称，他曾在雅默港外下潜至三十英尺的海底并在那里呆了二十四小时，然后抛掉一些压载物使船又浮出水面。不管对艇的自持能力是否言过其实，戴设法使一个富有的赌徒克里斯托弗·布莱克相信，艇在水下能呆的时间要超过抱怀疑态度的人们能相信的程度。因此，这是捞一笔钱的好机会。戴吹嘘说他可以深潜至一百英尺的海底达十二小时之久。所以，他的赌伴对此下了—笔大赌注，并同意戴从中捞取百分之十的赌金。在一七七四年六月，在普利茅斯港口，戴驾驶着一艘按照他自己设计的第一艘艇的样式改装了的单桅帆艇出海。艇上供船员用的物资包括一张吊床，一支蜡烛，一座计时器，还有饼干和水等。不幸，一件应该令人赏心悦目的轶事却出现了悲惨的结局。三十英尺的水压力和一百英尺的水压力之区别是很大的。戴及其艇从此再也见不到踪影了。在一百英尺这样一个深度，木船肯定是毁坏了，残骸被海流冲向大海。

　　 从上述一切看来，很明显，一个半世纪以来，从德雷布尔到布什内尔，除一些插曲外，并无明显发展的迹象。大体看来，一些尝试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些尝试既未在前辈创造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又未给后人带来希望。但是到十八世纪末叶，一位富有天才的发明家发展了这两位前辈的成果。

　　 罗伯特·富尔顿是一位在多方面有杰出才华的人物。很遗憾，我们在这里涉及到的只不过是他事业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很次要的方面。一七六五年，富尔顿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兰卡斯特附近一个农场里，从小没有上过几天学——就他的情况来看，也许这对他是有利的。虽然在十几岁时，他已经成为制枪专家，但他在青年时代却以画家而闻名于世。青年时，他在英国逗留了数年，并在一位知名的美国移民本杰明·韦斯特的手下工作。如果单从一个画家的角度来看，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手艺高超的绘图师。当他开始将他的才华用于给他带来名誉的土木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的工作时，这种绘图技术是帮了他的大忙的。

　　 在英国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内，富尔顿所从事的各项工作，在多方面给予他后来的事业以深远的影响。他开始遂渐地从绘画转向制图工作，其中他为运河建筑设计了一种改良的系统。对我们所要求的来说，最重要的是他找出了能实现他理想的奋斗目标，那就是他要发展一种新式武器。富尔顿象许多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对法国革命寄予深刻的同情，并且蔑视象二十年前扼杀他的故乡美国革命那样，又想把法国的自由扼杀于摇篮之中的英国。尤其他是爱尔兰的后裔，他有着那个不幸的民族在英国人手下遭受苦难的敏锐的感伤。这一切使富尔顿对英国在世界各地占压倒优势的影响感到难以抑制的愤怒，他认为英国执行这一扩张的主要工具是她的皇家海军，因此，他决心要摧毁它。

　　 在一七九六年，富尔顿着手设计一种象布什内尔那样的潜艇，这种艇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致命的炸药送到敌舰船壳上。第二年，他把他的计划带到法国并呈给法国内阁，他坦率地声称，他奉献这种手段给法国，其目的在于要消灭他过去的仇敌。

　　 富尔顿说他要歼灭掉英国的海军，但这样做是要有报酬的。击沉每一艘船，他都要得到奖金，要有受奖的权利，他和所有的艇员还要正式编入现役。最后一条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在这一条上谈判破裂了。海军部长使富尔顿相信(也许是有道理的)，潜艇战象用火攻船那样会被认为是一种暴行，如果按这样做，那就意味着立即会被判决为战争罪犯。如果法国把潜艇艇员编入现役并将这一命令公布，那么，英国就会对战俘采取极其残忍的报复手段，战俘就会遭殃，所以，他宁愿面对战争中正常出现的危险来作战。当然，海军部长对不管是用什么手段，正大光明的也好，还是搞阴谋诡计也好，只要能击沉英国战舰，他是不会不感到高兴的。但是，要向全世界宣布，不顾战争的规定是法国官方的政策，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因此，富尔顿的建议被拒绝了。富尔顿以其固有的韧性绝不甘心于失败。他把他的潜艇装配成模型(命名为“虹鱼”号)，翌年，他又把这同一建议上呈给新海军部长。这次，他的建议较为受人重视，而且海军部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虹鱼”号。委员会虽然在上报时光说好的(故意避开战争道义问题不谈)，但内阁还是再度拒绝了他的建议。鉴于这个不合理的决定，富尔顿对法国失望了，于是移居荷兰，在那里他遭到了同样的冷遇。看来，“虹鱼”号是永无出头之日了，而英国舰队将一如既往继续在海上飞扬跋扈。后来，由于拿破仑掌权，接着是海军部的易人(这次，部长是一个热心分子)，所以，这一问题得到了突破，富尔顿的委任书得到了批准，“虹鱼”号艇也终于建成了。

　　 这时，富尔顿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他的设计。最后定型的艇是一艘玲珑小巧的艇。“虹鱼”号长二十一英尺，呈子弹型，艇体为铁架铜壳，有一根可折叠的桅杆和风帆，以便于艇在水面行驶。艇上方有带玻璃罩的指挥塔。控制压载水的装置和布什内尔的艇相似，并装有一台手摇推进器，以保证水下行驶。“虹鱼”号潜艇的图解。该图表明一条“鱼雷”(或称之为水雷)怎样才能贴在敌方船上。富尔顿象其他先辈一样，对他的艇的性能持有一种夸张的看法。在理想的情况下，“虹鱼”号很可能是一艘使敌舰倒霉的艇，但是很难说，这样的艇会对英国的海军优势起什么威胁作用。

　　 1800年夏天，富尔顿开始他的试验。开始时，他觉得对深度和航向难于控制，后来他越来越熟练。自然，他很想在战斗情况下来试验他的秘密武器。他把与布什内尔构思相同的、在艇上装有能拆卸水雷的“虹鱼”艇运往布勒斯特。他决定在该地发起攻击，但是，这些努力都化为泡影，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近过他要猎取的目标。于是多嘴多舌的人在一边发议论说，正由于他的试验太令人失望了，所以，才使得人们对他的事业不得不重新进行评价。后来，海军部长又再一次换人，这个海军部长冷潮热讽地奚落富尔顿说，他的办法只适用于阿尔及利亚人与海盗。拿破仑则对他进行了与众不同的咒骂：“这个美国人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油嘴滑舌、诈骗钱财的骗子，一个怀有只爱金钱而不爱法兰西动机的冒险家罢了”。

　　 这是一个粗暴的结论，但从富尔顿下一步行动却得到了若干证实。他化名偷渡海峡，将他的发明呈献给英国首相威廉·皮特。皮特对他的发明很感兴趣，并立即成立一个权限很大的委员会来审查潜艇和他那别具一格的水雷——或根据其特点称为“鱼雷”。委员会在报告中说，水下艇是一个“怪物”，但水雷将会对船产生致命的威胁。为了证实后一观点，他们允许富尔顿在一艘二百吨的丹麦双桅帆船“多罗西亚’号下放一枚水雷进行试验。

　　 后来，富尔顿曾洋洋得意地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当时，有一位官员在场夸夸其谈地说：“如果在我吃饭的时候，在我的船舱底下放一枚‘鱼雷’，那我根本不在乎”。但是二十分钟以后“多罗西亚”就确确实实在水面被炸毁了。富尔顿趁此机会毫不迟疑地向英国当局报告：“此水雷乃天赐防御法国侵略威胁之物……”。因此，他又以这一专长捞了一大笔钱的奖赏。

　　 这个时候，英国海军部看来准备认真地对待富尔顿的计划，并且还提供了十万英磅的基金，鼓励他充分发挥他的才能，要他为他曾经想摧毁的海军效劳。但是，不久，富尔顿内心又产生了对英国复仇的愿望。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复呢？原因是海军部的改组以及皮特的去世，使他必须听任仇人摆布了。其中主要人物是海军部长厄尔·圣文森。他在听取富尔顿关于“多罗西亚”号被炸毁的报告时，用一百年来被奉为神圣的海军教条粗鲁地驳斥说：“皮特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笨蛋，他鼓吹一种掌握制海权的国家并不需求的战争方式，如果这种方式成功，这个国家不是就要失掉他的制海权吗？如果对海战如何打法还有什么疑问，那么，请看纳尔逊在特腊法尔加战役中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最后这一次打击，使这位发明家名利双空地回到他的故乡美国。十年来不懈的努力，一旦付之流水，要是一个无志气的人，就可能因此消极悲观，从而走向舒适的隐居生恬。然而，失败往往孕育着幸福。因为在当时不可能，而且即使在若干年后也不可能得到合适的发动机的条件下，要建造一艘实用的潜艇是毫无指望的，富尔顿幸运地抛弃了这一事业，而将他的丰富的智慧倾注于后来给他带来戏剧性成功的另一个研究项目中去，那就是将蒸汽动力用于推进水面船只。

　　 十九世纪中期，一位天才稍逊然而热情洋溢的工程师继承了潜艇战的研究工作。当时，德意志联邦正与丹麦作战。德国没有能用来对抗丹麦对她的北方港口实行封锁的海军，就在这个时候，炮兵下士威廉·鲍尔呈上一份潜艇设计。他对他的设计大加宣扬，企图得到官方主持。这艘命名为“火焰”的潜艇是按布什内尔以及富尔顿艇的样式建成的。尽管它的出现使丹麦舰船不敢靠近海岸，但是，这艘艇并没有达到设计者的目标。与他的前辈不同的是，鲍尔差一点被他自己的发明夺去生命。在一次试验中，他与两名水手在基尔港坐艇下潜，由于操作失灵，艇一头扎进海底，水哗哗地灌进被水压力挤破的那部分艇体内。当时，鲍尔十分镇定地劝说他的两名同伴，要他们坐着不动，让更多的水进舱，直到使艇内的空气压力升高并等于艇外水的压力时为止，当时两名同伴还以为他发疯了。不要小看，就是用这种方法，他们能够而且的确能做到打开艇后的舱盖来逃生。诚然，他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但是，把人的生命押注在抽象的理论上，却是不能令人心安的。

　　 德国人的兴趣并没有能挽救鲍尔的原型潜艇。因此，他不得不过着富尔顿所饱尝的那种流浪生活。他企图在奥地利和英国引起人们对潜艇的兴趣，然而毫无结果。可是在俄国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他得到了建造另一艘潜艇的资金。新潜艇命名为“水鬼”，比他早先设计的那艘更显示出了他的不凡的雄心：艇长五十二英尺，宽十二英尺以上。这艘艇仍靠人力发动(踏车)，虽然在当时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鲍尔向目标施放水雷的方法却是不必要的原始方法：靠一名在从艇内伸出去的长橡皮套内工作的水雷手把—个五百磅重的炸药包小心地安放在敌舰底部。尽管鲍尔力图显示他的成就，也确有一次取得令人惊异的成功，但是，“水鬼”名不符实，也从未参加过实战。关于鲍尔在喀琅施塔得港下潜的故事，虽然不是那么真实可靠而令人信服，但却明确记载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公元一八五六年九月六日的加冕典礼。据说，鲍尔带着一支精干的乐队坐艇下潜。随即，俄国国歌的旋律就从水波中荡漾而起……。

　　 显然，直至那时，潜艇(或可潜水的艇)并没有达到人们所寄于的任何期望。它既无助于水下探险，也不可能构成对水面舰船的威胁。且不论它的潜在的功能如何(作为一艘布雷艇，即使是最原始的潜艇也是胜任的)，事实已证明，那时的潜艇对它的艇员来说是危险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它被描写成离奇古怪的玩物。看来，一百多年以前的圣文森对潜艇的过分的评价和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