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战斗争·第十
作者：瓦尔特·戈利茨·德国
出自————《德军总参谋部 1650～1945》
出自————《战争通史》
——路德维希·贝克与1933～1938年的总参谋部
焚烧国会大厦、国会通过总理授权法、在波茨坦的卫戍教堂举行就职典礼以及建立巩固的一党专政独裁国家，成了民族政权初期的分水岭。
统帅部特别是军队最高统帅即帝国总统，不顾一些有头脑的人的反对，对被称之为 “民族觉醒”的纳粹党的革命采取了庇护态度。这也意味着，面对纳粹党的人民国家，军队始终没有放弃已成为传统的特权地位的观念，直至1945年。
事实上，国防部、统帅部和部队局所亲眼目睹的重大事件，在许多领域确实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的一些关键行动都是依法行事的。希特勒在德国民众中所赢得的近乎神话般的威望，在军队领导所采取的政策中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
过去，身兼总理、国防部长和帝国全权代表的冯·施赖歇尔将军，曾在一段时间内赢得了一种大权在握的地位。而他的继任者，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中将，在就任国防部长的5年时间里，虽然书面上赋予了国防部长以充分的权力，但在一些诸如国防军统率体制或未来三维战争的统一指挥等关键问题上，他无权做出决定。这一方面是因布洛姆贝格的性格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任职时的困难条件造成的。
施赖歇尔离职后，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和前防卫处处长费迪南德·冯·布雷多少将也相继离职。布洛姆贝格调任他的参谋长，驻地在柯尼斯堡的瓦尔特·冯·赖歇瑙上校为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前往柏林就职。翌年，国防部办公厅改称“国防军办公厅”。国土防卫处这个半政治化的非官方国务秘书处，迅速发展成国防部的工作班子，以及陆海军和正积极组建的空军的指挥机构。
赖歇瑙来自近卫野战炮兵部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参谋军官。赖歇瑙相貌堂堂，非同寻常，容光焕发，精明强干，雄心勃勃，偏爱政治，还是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人们都把他当成一个铁杆的纳粹分子，因为他与希特勒有私交，希特勒也非常器重他。当时，他也作为“运动”的追随者投身到运动中去。事实上，可能有两种情况决定他要这样做的：一是他深信，只有希特勒能够为德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其二，这位年轻的上校参谋异想天开地认为，这支军队只有、也必须由一个人来指挥，此人便是赖歇瑙自己。但他对希特勒的言论怀有几分鄙视，面对冲锋队肆无忌惮的恐怖行动，他曾说过，必须对“褐衫党人”进行惩处。
统帅部长官暂时仍由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步兵上将担任。1933年2月3日，他在其家中安排了一次陆海军高级将领与新任总理的会见。双方都想摸清对方的底，希特勒以十分得体的语调向军队的高级将领们讲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话，将军们也以得体的姿态洗耳恭听。后来他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讲话之一。当他把德国的处境描述得漆黑一团之后，最终归到他的核心思想：在东方夺取生存空间。为此，他说，现在就应当着手国防军的建设。此话使在座的军官们与其说是振奋，倒不如说是惊讶。因为，直到如今国防军还没有获得过一次机会，去履行其在危机时刻保卫帝国这样一项最基本的任务。
现在，统帅部和部队局开始忙得不可开交。陆军人数在泽克特提出的设想基础上增加到30万人，组建新的兵役机构，陆军开始装备重型火炮和坦克。一直编在国防部内的空军中心现脱离统帅部，归属于新设立的帝国航空委员退役上尉戈林麾下。戈林现已由兴登堡任命为步兵上将。这样，对未来国防军而言，充满灾难性的双重领导体制就此诞生了。戈林同时兼任普鲁士总理和内政部长，短短两年后又升任空军总司令和帝国航空部长，于是便出现了一种荒诞现象：相当于部长级的军种总司令，隶属于另外一位也相当于部长级的国防部长。这是未来统率机构的不祥之兆，独有希特勒喜欢这种含混不清的领导方法。
戈林由上尉晋升为上将，使许多保守派军官感到愤慨，包括兴登堡自己也并不情愿，但他为了避免与希特勒发生冲突，不得不这样做。陆军向尚未公开的新军种空军输送了一批杰出的总参谋部军官。新组建的空军总参谋部的前4位参谋长韦威尔、凯塞林、施通普夫和耶顺内克，原来都是陆军总参谋部军官。新的空军总参谋部自然没有传统可言，也缺乏必要的思想训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空军要弥补这两个先天不足，时间已所剩无几。在陆军总参谋部内人们的共识是，在危机时刻陆军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军种，空军通常被认为是军队的辅助军种。然而，一批居于领导地位的空军将领们如后来的凯塞林元帅，很快就接受了一种非常先进的思想，懂得了实施立体作战指挥以及建立相应的统率体制的必要性。
在军官团、统帅部和部队局这些总参谋部传统的精神中心，保守势力对急剧膨胀的“民族觉醒”表现出极大好感和同情。而更使人忧虑的是，新任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毫无掩饰地表示，为了“新建国家”的利益可以放弃军队的特权地位。还有使人不安的是冲锋队咄咄逼人的上升势头，他们身着褐色制服，横行乡里，草菅人命。冲锋队的头目们对军事似懂非懂，模模糊糊地幻想着组建一支由政治化军人组成的人民军队。1933年12月2日，向宪法宣誓的仪式被废除，代之以一个简单的入伍宣誓，这是新政权逐渐淘汰魏玛宪法的一个重要信号。国防军中军人代言人机构消失了，军事裁判权再度恢复，与总参谋部有密切关系的武官机构也重新出现了。有利就有弊，事情一贯如此。只有极少数人看到了，诞生于沙恩霍斯特那个自由主义时代，现作为最高指挥顾问的总参谋部，与一个集权政体在统治和权力欲望之间存在着根本对立。因为这个政体的领导人并不具有责任心和冷静判断势态的能力，相反却希望下属盲目地崇信命令——一旦“元首”赢得对军队的全部指挥权，其结果肯定如此。只不过眼下根据宪法规定，国防部长尚需以帝国总统和最高统帅的名义行使命令权。
裁军谈判仍在进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及其保守党的外长冯·诺伊拉特男爵仍在参加会议。现在，德国提出的要求是组建一支30万人、装备重型武器的志愿军队。这一要求与过去曾出现过的民兵思想背道而驰，而这一思想现在在法国正时髦。组建一支庞大的民兵武装的思想正中冲锋队领导集团的下怀，在这个由当初的上尉参谋军官罗姆领导下的杂乱的领导集团中，有许多是雇佣兵类型的人以及在1914～1918年战争中被淘汰的前线军官，此外也有一些退役的总参谋部军官。早在1933年以前，他们就要求推翻格勒纳、施赖歇尔、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布舍·因彭堡和亚当等一系列“官僚将军”们，布洛姆贝格基本也属此列。但是现在怎么样了呢？一切照旧。所有这些冲锋队的头目们尽管从未将他们杂乱的思想具体化，但还都以“政治军人”自居。而泽克特却不同，他曾告诫总参谋部军官和军官团，必须枪不离手，枕戈待命。
在这种情况下，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试图与希特勒结盟，而希特勒宁可信赖军队，也不相信冲锋队。但是，在具有传统思想的军官团与集权国家间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在苏联，当斯大林意识到日见独立的红军指挥官阶层对他构成威胁时，便于20年代和1937、1938年进行了两次无情的“清洗”。在意大利，忠于国王的军官团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民兵的冲突很快就决出了分晓，因为军官团有王室作靠山。在德国，军官们也终于在1944年7月20日进行了反抗。
截至1933年，统帅部和部队局的所有设想都是建立在与工农红军以及国际联盟保持友好关系基础之上的。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则另辟蹊径，他解除了与苏联红军的军事联盟，1933年夏停止了利佩茨克飞行员训练中心的活动。秋天，希特勒借口国联无限期拖延承认德国的装备要求，宣布退出国联。逐步放弃对苏俄和中华民国的军事政策，尽管包括冯·泽克特将军在内的一大批德国军事顾问还在中国活动。
按照希特勒的“奋斗”计划，新的德意志帝国有三个理想盟友：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日本总参谋部将担负在东亚大陆推行其扩张计划的角色。1934年初，在没有征询统帅部意见的情况下，希特勒便与波兰签署了一项友好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对希特勒禁止共产党活动和对共产党员采取恐怖行动视而不见，表示仍愿一如既往地与德国政府保持友好关系。
1933年秋，在统帅部内进行了1938年2月4日这个关键日子前的第一次人事变动。此次人事变动虽然没有解除统帅部长官的意思，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陆军人事局局长——施赖歇尔的亲信冯·德·布舍·因彭堡男爵，被冯·施韦德勒中将替代。布舍·因彭堡被纳粹分子蔑视为“官僚将军”和1918年第三届最高统帅部中向敌人传达投降愿望的人。通讯部队总监冯·伯宁中将也被解职，他早就因其夫人出身于纽约著名银行家家庭而受到怀疑。
在部队局工作的亚当将军——一个非常正直的、同时是一个严格的非政治化军官，也被革职，先后调任第7步兵师师长和慕尼黑第7军区司令。他的继任者是驻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第1骑兵师师长路德维希·贝克中将。贝克最初在现时极为时髦的兵种炮兵服役，1930～1931年任乌尔姆第5炮兵团团长，这里曾是纳粹基层组织的一个活动基地。他是一个慈善的上司，对误入歧途的下级通常以宽容相见。当时他对希特勒的党并没有采取敌视的态度，但他冷静地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不久，冯·布洛姆贝格上将被晋升为大将 [ 译注：布洛姆贝格1928年时为少将，翌年晋升为中将，1933年1月30日晋升为步兵上将，同年8月30日便晋升为大将。 ] ，成为帝国陆军、海军，以及正处于建设中而尚未公开的第三军种空军的总司令。过去的部长办公厅即现在的国防军办公厅，成了国防部长的工作班子，并与国土防卫处一起成为将来国防军总参谋部的核心，尽管这个总参谋部始终未能形成气候。办公厅主任一职对冯·赖歇瑙来说可谓再合适不过了，只是这位集小贵族出身的名流、运动员、倾慕异性者于一身的赖歇瑙，身边需要一个善于处理事务性工作的好参谋长。对这些事务性工作，他像在职的统帅部长官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一样经常给以藐视。
1933年10月1日，路德维希·贝克中将这位被认为是最杰出的战略理论家就任部队局 [ 译注：1935年7月1日改称陆军总参谋部。 ] 局长。在德意志历史上，第一次不是由一位出身普鲁士贵族家庭或因从军而被赐予贵族头衔的人，而是一位出身于工业界的人出任总参谋长。贝克1880年出生于莱茵黑森，其父是一个铸铁厂的厂长，对科学技术有着浓厚兴趣。黑森的一些军官是他家的常客。贝克最初在炮兵服役，1913年成为大总参谋部军官，1918年在冯·德·舒伦堡公爵指挥下的王储集群参谋部当参谋，在国防军中被泽克特列入经历丰富、能胜任多种工作、杰出而勤奋的参谋之列。这样，总参谋部便再次有了一位修养高深、机敏认真、并具有敏锐深刻理解力的领导人，与其说他是一个具有感召力的军队指挥官，倒不如说他天生就是个军事学者和理论家，尽管他的许多崇拜者和学生直到今天仍认为他是个帅才。像施利芬一样，贝克一直未能亲赴前线，以向世人展示他毋庸置疑的才能。而命运最后却注定他要发动一场他从未想过的政变，为此他付出了生命。
毛奇在精神上，瓦尔德泽在职权上，将总参谋部推向其最高峰。当然，在形式上在1918年即王朝被推翻前5个月，陆军总参谋部才被公认为帝国的一个特殊机构，这对所有时代而言都是一个迟到的和最后的胜利。在现行统率机构内，部队局相当于统帅部中的一个处，已失去它的直属地位，其局长名列第四位，排在国防部长、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和统帅部长官之后。实际上，部队局局长成了统帅部长官的第一军事顾问，没有任何部队指挥权，指挥部队不属于他的任务范畴。统帅的最高助手这一概念，在希特勒之前就已出现了。
根据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地战的实践经验，贝克将军一直认为，任何冲突，包括德意志帝国被迫进行的防御战，都会是一场欧洲大陆的战争。因此，在危机情况下，陆军包括陆军总参谋部应扮演惟一的领导角色。有一种思想是他在长时间的犹豫之后逐渐接受的，这就是：装甲兵将成为未来技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空军可以独立承担全新的战略、战术任务。
贝克将军来自于炮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阶段和而后阶段，炮兵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至1942年间的两位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和弗朗茨·哈尔德，统帅部的两位长官即后来的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男爵和瓦尔特·冯·布劳希奇，1934～1941年间的两位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即后来的国防军总司令瓦尔特·冯·赖歇瑙和威廉·凯特尔，以及国土防卫处处长即后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和瓦尔特·瓦利蒙特，全部都是炮兵军官，足见炮兵的崇高地位，同时也反映出存在于任何国家军官集团中的山头主义。装甲兵的倡导者，并于1944年7月20日就任陆军总参谋长的古德里安大将，在德意志帝国、军队及其总参谋部走下坡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每每说起“炮兵”仍免不了尖刻的嘲讽。
1933年秋做出的首次重大决定以及军队的扩充，为这一年打开了新的局面。在统帅部长官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身上，同时混杂着容克地主和名流显贵的特性。坐办公室以及现代所要求的有组织的计划工作，对他都格格不入。出于纯事务性的原因，统帅部长官的更迭势在必行。这是否意味着被全体将军们和统帅部长官称为“党派将军”而遭冷遇的国防军办公厅主任赖歇瑙将军的时刻来到了呢？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对赖歇瑙投了信任票，他的态度对希特勒是一个鼓舞。然而，已年届87岁高龄的总统冯·兴登堡元帅却拒不表态。布洛姆贝格甚至以辞职相威胁，但无济于事。在戈林的非正常晋升问题上曾采取屈从态度的兴登堡，此时则固执己见，毫无回头转念之意。陆军集群的两个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将军和里特尔·冯·勒布将军曾向兴登堡表示过，他们不会在赖歇瑙手下继续服役。根据服役年龄的限制，赖歇瑙晋升少将的机会似乎也微乎其微。他那轻浮的生活方式也令人生疑，更不用说他对希特勒所表现出的过于扎眼和矫揉造作的媚态。
图32 路德维希·贝克(1880～1944)，1933年任部队局局长，自1935年任陆军总参谋长(1944年7月20日被枪决)
1934年1月31日，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正式离职，其继任者是柏林－勃兰登堡第3军区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中将男爵，他曾在泽克特手下任第1处处长。弗里奇与总统之子和副官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交往甚密，也是副总理冯·巴本的宠臣。早年，他的祖先为其家族争得了贵族头衔，其父是莱比锡一个书商的儿子，曾于1763年以萨克森选帝侯大臣的身份代表其主子参加胡伯图斯堡和平谈判。他的母亲出身于威斯特伐利亚以社会慈善事业和笃信基督耶稣教而闻名的冯·博德尔施文格家族。弗里奇是个军人，他的基督－保守的立场是生来具有的。他对政治一窍不通，也不想与政治为伍。他戴着一副单片眼镜，俨然一个旧时代的军官，但他要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坚守其立场是件不易的事。他缺乏一副健壮挺拔的身躯，使人很难从外表看出他是一个军人，但在军事上却能力超群，并具有在重建年代所需要的那种处理大量纷繁工作的出色管理能力。
弗里奇在与其老上司和导师泽克特谈过话之后，便于1934年2月1日接任统帅部长官之职，并结识了与他志趣相投的出类拔萃的部队局局长。弗里奇和贝克都一致认为，必须加强德国的军备，使其达到其他大国的同等水平。德国必须具备防卫像捷克斯洛伐克或法国这样国家进攻的能力。贝克认为，由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任何战争即便只是两国间的争斗，都必将发展为世界战争。因此，必须具有正当防卫权，坚决击退任何形式的进攻，特别是先发制人的战争。此外，增加军备和扩充军队需一步步做起，要从长计议。当然，从当时希特勒所推行的政策还无法判断他的战争企图。此外，希特勒除了对个别理论问题，如装甲兵的发展问题有着浓厚兴趣之外，对军方基本是放手的，他觉得国防部交给布洛姆贝格和赖歇瑙是可以完全放心的。
弗里奇和贝克最初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不是一种具有外交性质而是内政性质的问题。弗里奇在1938年下台后一段时间内写的一份笔记中写道，在他离职时面对的是一堆“废墟”，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他所面对的是与由退役上尉恩斯特·罗姆领导的冲锋队的矛盾，这个组织以高度爱国和革命自居，对陆军改革提出一种含混不清的设想。在冲锋队的领导层中，以及过去的志愿军团领导军官和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集群的指挥官中——如汉斯·彼得·海德布雷克和埃德蒙德·海涅斯——对第二次革命即由冲锋队的民兵武装代替正规军队 [ 译注：希特勒夺权后，以罗姆为首的冲锋队提出要进行“第二次革命”，主张“毫不留情地”“干掉”把持军队的普鲁士“官僚军官们”。希特勒出于稳定局势的需要，对此给以断然回绝。 ] 肯定没有十分明确的设想。在什切青－波美拉尼亚第2军区，司令官冯·博克中将没收了冲锋队在一次大规模武器运输中的武器。冲锋队的头目们试图占领国防军预备役秘密武器仓库。事实上，对正规军官的攻击早已经发生了。在东部，比如在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冲锋队正竭力夺取已落入“钢盔团”之手的边防部队的领导权。在明斯特第6军区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冲锋队的一个指挥官居然向参谋长哈尔德上校要求为其安排一个职位。哈尔德认为这一事件十分典型和发人深省，亲自向统帅部长官做了汇报。
另一方面，副总理冯·巴本试图纠集保守势力，为冲锋队革命提供支持。1934年春，兴登堡病重，回到他东普鲁士的故居，走之前他对巴本说，事态不妙，他应竭力使局势走上正轨。
在这种灾难临头的时刻，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冯·赖歇瑙少将表现出了他作为战术高手具有的在政治上的浅薄直觉和粗率。他赢得了国防部长的高度信任，而统帅部长官和部队局长则被排除于后来发生的事情之外。赖歇瑙对存在于希特勒与罗姆之间，以及罗姆与隶属于冲锋队的“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起初是巴伐利亚的一名候补军官)之间的紧张关系了解得一清二楚，但却没有认识到国防军将会成为未来新型义务制军队核心的可能性。“褐衫党人”必须逐一去解决它与各种势力的冲突。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赖歇瑙完全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玩着这场游戏。1934年6月底，正当国内政治局势处于最紧张之时，负责西里西亚防区的第1骑兵师师长冯·克莱斯特中将(后晋升为元帅)向赖歇瑙通报情况时，特别指出，必须尽力使国防军与冲锋队保持平衡。赖歇瑙却心不在焉地对他说，现在已经晚了……
在总理、戈林将军和党卫队领袖希姆莱这个三角关系中，赖歇瑙在有关军队的事务上掌握着主动权。三方有着各自的背景：总理受到赖歇瑙和布洛姆贝格的支持；戈林厌恶冲锋队的肆无忌惮，被罗姆视为争夺军权斗争中的对手；而希姆莱正竭力争取党卫队的独立。布洛姆贝格和赖歇瑙向希特勒提出他们的要求：解散冲锋队所谓的国防政策局；由国防军办公厅对冲锋队的训练进行监督；将“冲锋队”改编为在军事机构监督下的役前训练机构。这等于对参谋长罗姆的宣战。然而，这个被希特勒后来扣上谋反帽子的罗姆却退出了战斗。
副总理冯·巴本在一次外出时的讲话使形势急转直下。1934年6月17日，他在马尔堡大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任何革命都必须停止了，必须重新将公正和法律放在首位。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要求禁止散布副总理兼帝国总统代言人的这一讲话。这一行动的首倡者新保守派理论家埃德加·容随即被捕。如果说这一切就已经够引人注目了，那么冲锋队参谋长罗姆的另一个行动就更加引人注目。他给冲锋队放了长假，并通知统帅部长官，希望和平调解各种意见分歧。6月30日，他将冲锋队的领导召到他的疗养地巴特维塞，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同日，在纳粹党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了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将军的一篇文章，作者认为军队与国家已相互融合。这是对泽克特旁观路线的否定。1934年6月28日，国防军进入戒备状态。
从罗姆给统帅部长官弗里奇的通知中并看不出有暴动企图，但希特勒在主观上却宁愿相信确有此事。一些粗暴的冲锋队领导，以及那些来自志愿军团的野蛮的雇佣兵，对泽克特手下的思想僵化的将军们深恶痛绝，他们的暴动企图确实要远远大于罗姆。此时，有三个人抱有一个共同的希望，即不久将事情推向极端。这三个人是党卫队领袖希姆莱、处于秘密状态的空军总司令戈林将军以及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冯·赖歇瑙少将。他们尽管各自出于不同的目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打算：必须促使经常会犹豫不决的“元首”做出最后决断。
他们的愿望在6月29日夜达到了，大概也是因错误的或添枝加叶的关于冲锋队准备暴动的报告所致。不管是希姆莱还是戈林和希特勒，此时都因某种法制国家的约束而有所顾忌。冯·赖歇瑙将军和国防部长想必更清楚这一点，但为了保存军队实力，他们(估计他们确信了冲锋队暴动的消息)此时并没有想到报告重病在身的帝国总统。他们认为，希特勒自己出面对付他的冲锋队头目们更为有利，因为这样军队可以免遭陷入混乱内政的泥沼。
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在南德最终定下了决心，将罗姆及其被召到南德的冲锋队高级领导们逮捕。既没有进行判决，也没有经临时军事法庭审判，罗姆以及部分属于企图进行军事改革的危险分子之列的冲锋队指挥官便被枪决。着黑色制服的党卫队趁势发迹，早在1933年春它就已发展为一支“元首近卫队”，成为希特勒的御林军。
在柏林，戈林将军在党卫队领袖的护卫下，指挥进行了第二次行动。枪杀目标不仅针对冲锋队领导或背叛希特勒的党内同志，而且也将矛头对准了巴本的所谓反革命活动。巴本的办公室主任在副总理府被杀害，巴本自己也被拘留在其家中。退役将军冯·施赖歇尔及其夫人在柏林附近新巴贝尔斯贝格的住所被暗杀，原反间谍局局长和部长办公室主任冯·布雷多将军在接受审讯途中被击毙。全国上下人人自危，凡被怀疑对总理希特勒——这位“元首”——构成威胁者，均被列为镇压对象。希特勒后来说，此时他就是国家的“高等法院最高法官”。然而，赖歇瑙和布洛姆贝格却让其军队坐山观虎斗，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
在这一天，总统之子和副官身着便装在柏林采购东西。他本想下午乘车返回诺伊德克，他对所发生的事件一无所闻。在大约20年后他对此次事件所作的描述中说，他看到柏林警察的行动十分蹊跷，矛头主要针对位于动物园区的冲锋队首领的大本营。他走到本德勒大街，准备去拜访他的老朋友统帅部长官冯·弗里奇男爵将军。在本德勒大街，两名军官(弗里奇和贝克)躲在全副武装的哨兵背后，哨兵不让身着便服的奥斯卡·兴登堡通过。透过弗里奇的单片眼镜，那张高度紧张和疲惫的面孔告诉奥斯卡·冯·兴登堡，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许是一次针对冲锋队的行动。柏林－勃兰登堡第3军区司令埃尔文·冯·韦茨勒本中将说，当他获悉党卫队枪杀粗野的冲锋队领导时，他认为这太“了不起”了。冯·兴登堡上校回到东普鲁士，通知离埃劳最近的卫戍部队，为他准备一个连，上车待命，一旦接到他的电话，立即开赴诺伊德克。元帅总统被蒙在鼓里，此时他已病入膏肓。统帅部长官更是一无所知，统帅部和部队局即总参谋部自己将自己排斥在事件之外，对此他们还颇为得意。
一直在职的副总理冯·巴本在被拘留三天之后，前去拜访他的老朋友冯·弗里奇将军，想催促他采取行动。弗里奇却对他说，没有兴登堡的命令此事无法成行。然而，这位元帅和总统已是年近八十七岁高龄和奄奄一息的老人。以大将军衔退役的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冯·龙德施泰特将军和冯·韦茨勒本将军试图为背上与罗姆同谋罪名的施赖歇尔恢复名誉。兴登堡要求法院对谋杀施赖歇尔一事进行调查。希特勒应允了一切，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位老头活不了几天了。
冯·赖歇瑙通过及时调动工作的方法，对他认为有用的原部长办公厅的一些总参谋部军官，如欧根·奥托中校，进行了掩护，他还面无表情地指出，鉴于施赖歇尔的政治阴谋，他早已不属于军人之列。因施赖歇尔在军官团中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因此使站在施赖歇尔一边的弗里奇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最后，只允许保留“施利芬协会”，仍在老元帅冯·马肯森领导下，而且还发表了一份为该组织恢复名誉的声明。1934年6月30日晚，希特勒由慕尼黑飞回柏林，他从一直随伴他的鲁登道夫的继子那里得知，枪杀施赖歇尔可能会招致统帅部长官采取对抗措施，这使希特勒不免胆寒。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赖歇瑙错误地以为，他还会有机会轻而易举地解决当前错综复杂的局势。冲锋队自6月30日被血腥镇压之后，再也没有能恢复元气，取而代之的是党卫队。自1933年，已成为国家准武装军事组织的党卫队，就已经开始在德国大区和高层指挥机构组建武装部队。1934年7月20日，“元首”宣布“党卫队”成为在黑色帽子上佩戴骷髅标志的独立组织。党卫队开始组建“现役部队”，并接管了集中营合法判决执行以外的监督权。
1934年8月2日，总统冯·兴登堡元帅在诺伊德克去世。总理希特勒立即颁布一项总统和总理合一的法令，官称“元首和帝国总理”。这样，国防军最高司令的职权也落到了这个来自奥地利的人身上。也许两个机构的合并正好符合了兴登堡对他死后初期安排的设想。在他遗嘱的第二部分(这个遗嘱从未公开过)叮嘱希特勒要把王朝复辟的事情放在心上。1934年8月2日，这位帝国新“元首”便匆忙让国防军对他宣誓效忠。后来，当贝克将军头脑逐渐清醒后常常抱怨自己，当时为什么就不能拒绝宣誓，一走了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人这样做。自此，军官团就通过入伍宣誓将自己与这位活生生的统帅捆绑到了一起。在这一年，军队统率机构没有发生变化。“元首”虽然现已是德国陆海军的最高司令，但国防部长却在他手下行使着指挥权，希特勒放手让军方自行管理，对其内部争端漠然处之。
当国防军机构与新组建的党卫队现役部队出现意见分歧时，希特勒坚定地站在了统帅部一边。在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奇的催逼下，经过几次令人不愉快的事件之后，原来准备由新成立的秘密国家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对军队现役军官进行监督的计划也被否决。当有关统帅部长官犯有同性恋过错的材料到处散发时，希特勒愤怒地制止了有关调查，并指示将这些看来毋庸置疑的罪行材料付之一炬。
为能使军官团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个新的领头人，兴登堡去世后，布洛姆贝格，主要是弗里奇和贝克，多次劝导同前总参谋长闹翻的鲁登道夫将军与军队重归于好，因为鲁登道夫曾在一封信中对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向总参谋长发出过警告。而鲁登道夫却固执己见，认为必须劝诫德国人民投身一种新的信仰，根本不理会摆在他面前的任务，而且生硬地回绝了在他70岁诞辰之日，以1918年在法国指导伟大会战的“统帅”身份，接受由希特勒签署命令晋升他为元帅的建议。他愤怒地说，他绝不会接受一个二等兵发给他的元帅委任状。
自解除了与苏联红军的关系以及与波兰的结盟之后，希特勒竭力与英国结好，并与其签订了一项旨在限制双方海军军备水平的海军协定，自此军事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莫斯科试图与国联和法国接近，而巴黎也力争与苏联签订牢固的协定，想再次恢复东欧、中欧和南欧的“小协约国”联盟体系，特别是要将捷克斯洛伐克囊括在内。当时还没有想到波兰。
希特勒利用法苏关于签订针对德国的互助条约的谈判，施展了他第一次重大的外交手腕。他决定，德国将单方宣布德国实施再武装，以实现与大国的军备均衡。与过去不同的是，直到这一行动之前军方的领导们才得知希特勒的这一企图。按照他们的思想方式，这次他们仍未提出反对意见。但冯·弗里奇将军指出，希特勒曾说过，扩军这个巨大的工程需要一个较长的休整期。外交纠纷无法避免，但军队的建设也不能仓促了事，弗里奇认为希特勒的这些话没有错。未来的军队建设必须符合保障帝国安全这一基本设想。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在一次讲话中对德国人民宣布，德国将再次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组建德国空军，建设一支兵力为12个军36个师的军队。1933～1934年所制定的计划被一个新的扩军计划所取代。扩军不断加速，但这却为新组军队的内部建设带来弊端。
不久，国防军统率体制便以新的面貌出现。国防部改为战争部，布洛姆贝格一年后晋升为元帅，以便突出他对三军总司令的领导地位。统帅部长官改称“陆军总司令”，统帅部称为陆军总司令部。海军也同样套用陆军的称谓。
1935年6月1日，部队局改称“陆军总参谋部”，被禁止的大总参谋部再次复出，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军事学院也重新开学招生。1935年3月21日制订了一个新的国防法，同年5月以密级文件形式颁布，但从未生过效。现在，这一切都属于希特勒执政实践所遵照的大胆原则的一部分。按照新的国防法，战时“元首”将独揽大权，“元首”的指令由战争部长和陆军将军们付诸实施。全部的战时经济工作由一名新设立的“全权总代表”统管。以最高统帅部这种旧形式出现的陆军总参谋部永远消失了。而由国土防卫处、间谍反间谍处和国防经济处组成的国防军办公厅的地位却与日俱增。1935年秋，办公厅主任的职位由以勤奋努力、富于组织才能和认真仔细而闻名的威廉·凯特尔中将接任，从而替代了涣散、急躁和追名逐利的赖歇瑙。凯特尔在日记中写道，他的任职是他在部队局结识的弗里奇亲自向布洛姆贝格推荐的。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弗里奇和贝克看来，战争部虽然需要一个部长工作班子，但不是一个与国防军有关的作战班子，凯特尔作为一名擅长事务工作的人，自然是个理想人选。后来，他熟练精湛地驾驭着国防军这部庞大机器，直到其末日。
现在在统率体制方面，有了一个只在形式上处于上级位置的战争部办公厅，还有陆军和空军两个总参谋部，海军仍像战前一样不设总参谋部。这些机构间很少有过协调一致，它为后来战时军队统率体制上的一番激烈争吵埋下了伏笔。这种争吵贯穿着将来的整个发展过程，不了解这一点便无法弄懂1938年1～2月间所发生的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件，而这些争吵也从未得到实际上的解决。1935年，贝克中将面临着一项巨大的任务。随着总参谋部的出现，军队传统的灵光又全部复活了。总参谋部军官的威望，有关总参谋部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神话，完全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连希特勒都不能不为之倾倒。路德维希·贝克是一个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他常常宁愿从历史的角度而不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他十分理解他的任务，并将其作为一种义务，这就是把总参谋部作为军官团的精神学校再次推向高峰，并将其作为战争中的领导中心。在统率机构中，他作为陆军总司令部的一名官员，位于“元首”、战争部长、陆军总司令之后，排在第4位。
扩军这一新任务，也使总参谋部有了很大的加强，原来部队局的4个处现在发展为总参谋部的12个处。恢复设立了中央处，训练处和外军处现分为两个处，增设了运输处、技术处、补给处、测量处、工事处和战史处。像过去一样，这些处根据不同的业务由5名军需长领导，副总参谋长仍由第一军需长担任。自1936年10月1日起，由弗里茨·埃里希·冯·莱温斯基(即冯·曼施泰因)任副总参谋长，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他是老毛奇和施利芬作战思想的典型代表。
此外，总参谋部还下属18名陆军驻外武官、陆军战史研究机构、陆军档案馆主任、图书馆、绘图室和电影机构等。总参谋部共编有大约190名军官，其中有不到1/3是重新召回服役的所谓“E”军官。1938年时，在柏林陆军总参谋部服役的187名军官中，有15名是贵族出身，这在当时已资产阶级化的陆军军官团中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在整个军官团中，贵族出身的人所占的比重不到10%。
这是不是说在希特勒的领导下总参谋部已重现旧日的辉煌？看一看以下事实就可得出结论。首先，一条老规则依旧有效，即总参谋长没有指挥任何部队的权力。其次，按其地位，贝克是陆军总司令的而不是战争部长的首席顾问。在他与讳莫如深和深居简出的布洛姆贝格之间维持着一种冷淡的关系，而他与凯特尔将军的关系则更为疏远，甚至近于敌对，贝克从来就不喜欢凯特尔。1935年10月15日，在纪念军事学院成立125周年暨重新开学的庆祝大会上，贝克发表了一篇演说，这个讲话似乎是他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在“元首”、战争部长和高级将领们出席的这个大会上，贝克从毛奇讲起，详尽地阐述了新的总参谋部根据传统规律所应遵循的工作原则，这就是富于逻辑性和系统化的思维；对形势作认真细致的分析；行动时则要求果断、充满责任意识；避免“走马观花”和冲动轻率的决心。不知道希特勒在听完这个经认真推敲的讲话后该对他的总参谋长作何感想。在贝克所提出的要求中，有许多都与希特勒那没有系统和充满幻想的天性相抵触。贝克还强调指出，尽管在军事领域发生了技术革命，但其基本原则并没有丝毫变化。战争的执行者是人，而不是机器。
为了在陆军的仓促再建过程中不失去对它的监督，贝克将军在总参谋部内建立了一个专事研究现代重要问题和军事科学的部门。由于布洛姆贝格自行其是，希特勒当时因外交问题缠身，没有兴趣去进一步了解贝克其人，因此这个新建部门的工作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贝克还交给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另一项任务，即以现代的视角考察一下总参谋部军官的责任感问题。这位负责人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独裁的国家，这一原则不再具有合理性。而贝克并不同意这一结论，他指出，这一原则并没有改变，至今依然有效。现代精神对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参谋军官产生的影响日益明显。后来一些标准的年轻军官秘密从事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就是总参谋部军官对贯彻领导决心责任感的佐证。
如果说后来的几乎所有高级指挥官都出自于部队局这所学校，那么在贝克看来培养高级指挥官的任务就应是总参谋部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为自己选配了一批杰出的助手，其中有冯·曼施泰因将军，1935年任第1处即作战处处长，后任第一军需长；还有第二军需长哈尔德将军和第四军需长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后者还参加了由贝克负责编辑的新作战条令的起草工作。在弗里奇的顽固坚持下，现在已放弃了魏玛共和国时期所提出的必要的“迟滞防御”的思想(弗里奇将其称为“有组织的溃逃”)代之以一种新的进攻思想。军事决断自然是由政治决定的，不管是弗里奇还是贝克，都不是希特勒侵略政策的捍卫者，希特勒将战争视为政治的最佳手段。
贝克在其默默进行的教育工作中一直要求，在危机时刻最高指挥权必须掌握在陆军和总参谋部手里，要求在具有绝对命令权的总体国家里，要维护共同负责的原则。这种绝对命令权不是指一般的批评，而是盲目的服从。然而不久，这种思想遭到了来自战争部和部办公厅，主要是国土防卫处的反对。在该处服役的中校军官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后来晋升为大将，并担任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凯特尔、布洛姆贝格以及其他一些总参谋部军官一致认为，在现代的“元首国家”里，总参谋部已不再可能在和平时期担当制定计划和训练中心的传统角色，也不可能在战争时期担当指挥机构的角色。战争中，“元首”原则将在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总参谋部军官的工作充其量也只能为领导在作战准备和实施中充当一名“助手”，根本谈不上独立判断。可是，约德尔将军在1942年晚夏在对高加索战局危机的判断中，却没有随声附和“元首”的判断。
此外还有一个继承问题。一次大战前经老总参谋部这所学校训练的军官，现都因年龄原因退出现役。新一代军官只经过魏玛时期国防军或者后来军事学院的培训，在某些事情上他们并不按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事。此外，总参谋长其人的影响范围也很有限。毛奇、瓦尔德泽、施利芬、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还有泽克特，他们的名字已远扬军外，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而贝克将军尽管在小范围深受人们尊重，在较老军官中也算知名，但在公众面前他却是一个无名之辈。他的影响只局限于陆军总司令部。直到1938年弗里奇危机的这些年里，贯穿始终的就是陆军总司令部与战争部之间在统率机构中的地位和危机时期陆军的角色问题上所展开的激烈的唇枪舌剑。这不是一场针对希特勒的斗争，也不是一场对希特勒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斗争，而是一场与备受希特勒宠爱的战争部及其工作班子的争论。
1935年，弗里奇和贝克还坚信，在帝国防卫的一些具体问题上还能够与希特勒进行合作，在危机情况下也能够保持陆军的独立性及其决定性的作用。作为重要的和负有责任的顾问，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必须掌握作战指挥权，其他两个军种只能担当辅助角色。同时贝克再次强调，他与他的总司令一致认为，未来有德国参与的冲突基本是一场大陆性质的冲突，因此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将担负作战的最高指挥，也是在使用空海军问题上的最终决断者。
在这些事务性和专业性问题上，弗里奇和贝克及其副参谋长曼施泰因，不仅与弗里奇一直厌恶的布洛姆贝格，而且与空军总司令戈林将军发生过激烈冲突。作为部长并与布洛姆贝格同级的戈林，当时正飞黄腾达，不可一世，似乎除了希特勒就是他，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那样，他将成为“国家第二号人物”。而事情的危险性却在于，戈林根本就不是一个军人，而是希特勒宠臣中的一名纳粹高级领导。
战争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元帅在一个问题的认识上是非常正确的，他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每一个军种都需完成其所应担负的任务，因此在和平时期就必须使三个参差不齐的军种习惯于相互间的协同，为此目的他认为需要为自己设立一个国防军参谋部。按照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凯特尔将军的性格，他宁愿与战争部长达成和解。自1935年就任国土防卫处处长的约德尔中校年纪轻轻，争强好胜。争论最后发展到一种荒诞无稽的地步，贝克竟禁止他的军官与“国土防卫处”的参谋军官有任何来往。而布洛姆贝格对解决国防军的领导权问题抱着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在各方之间充当了一名不称职的调解人。
虽然贝克至少在陆军将军们和陆军总司令部中重新赚得了声望，并在有限的范围内重建总参谋部的精神领导地位，但实施全军统一教育训练的思想却无形中丢失了。当前急需建立一个凌驾于三军之上的国防军总参谋部，但这个机构一直未曾出现。在原部队局局长亚当将军的领导下，虽然为能对三军种的参谋军官进行统一训练，将陆军军事学院和空军军事学院合并为“国防军军事学院”，但结果收效甚微，最后因毕业学员在重新分配上浪费大量时间而被迫停办。事实上，最棘手的问题是缺乏优秀的和经全面训练的总参谋部军官。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在统率机构的冲突上——虽然戈林参与了，但希特勒并没有介入——军官团，甚至总参谋部内部的团结都已趋瓦解，因此要想建立一个反抗政治领导、反抗希特勒的统一战线，实际上纯属幻想。
此外，迅速的扩军对参谋勤务的需求急剧增加。过去，总参谋部的那种定期交换前线与后方总参谋部军官的做法被完全丢弃了。另一个困难的问题是，要在精神上适应新组建的装甲兵、航空兵等新兵种。在一次大战前的训练中，这些兵种都是作为陆军的辅助兵种来对待的。贝克将军并没有固守自己的思想，但从他的本性而言他是一个考虑问题缜密而全面的思想家。由空军高级军官充当其顾问的戈林极力主张，空军应作为战役手段来使用，应成为危机时刻决定战争胜负的作战手段。在装甲兵方面，古德里安将军和内林将军通过对英法摩托化理论家理论的研究，提出装甲兵部队应利用无线电实施指挥，大量成建制地使用，形成一种类似于过去骑兵会战的场面，从而决定陆战战役的决战胜利。
在总参谋部，人们很少如此大胆，一般都极为谨慎。比如贝克就提出了一堆问题，如指挥作战问题、大规模坦克作战中的燃料补给问题、装备问题，等等。坦克在性能、装备、速度等方面的进步并不令人鼓舞，还缺少较长时间的实践经验。古德里安建议，通过使用装甲师，以及随后跟进的摩托化步兵和自行炮兵，在航空队的近距离支援下，以闪电般的速度取得决战胜利。古德里安的这一建议虽然尚未付诸实践，但却引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并赢得了他的掌声。英国的评论家后来称这是陆军中的“坦克学派”。古德里安自己说过，直到1939年春，当总参谋部对装甲兵团的战役使用进行了首次演练之后，人们才“茅塞顿开”。在战争失利之后，他对那帮正统的总参谋部军官们大为光火。然而，装甲兵的理论是在而后的实际运用中不断加以完善和体现的。现在，贝克的总参谋部小心翼翼地权衡着所有的利弊，因为他们厌恶任何一种心血来潮的直觉。
此外，贝克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了帝国的防御问题上——现在当然是以进攻方式进行的防御，但尚未考虑在广大地域作战。鉴于现代经济战和同盟战争的特点，他不相信将来的战争只局限于作战双方，不相信只局限于一种严重的冲突范围内。与1914年相比，德国现在的处境要恶劣得多。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东南翼侧已失去安全保障。已具备强大武装的捷克斯洛伐克如同一个楔子插人德国境内。1914年时所具有的内线优势，此时已因出现可实施远程作战的空军而不复存在。经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也因陆军的仓促组建而显得不足。因此，贝克对政治领导的要求是，必须尽力避免任何武装冲突的发生。而在这种形势下希特勒的决心也同样不可变更：必须通过修改边界线和赢得空间来改变德国不利的地理状况，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至于双方观点的冲突何时爆发以及其结果如何，只是个时间问题。
由贝克拟定的进军计划是以现有有限兵力为依据的，防御仍是最高准则。1937年出版了一部由后来晋升为元帅的里特尔·冯·勒布撰写的题为《防御》的书，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贝克制定的旨在对付法国的名为“红色”防卫计划指出，1935年以2～4个较弱的集团军在莱茵河一线实施掩护，另以一个集团军和西里西亚的军队对付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同时还制定了另一个旨在对付布拉格的进军计划，代号“绿色”。两个进军计划都是纯防御计划。与这一思想相适应，继续在东部奥得河－瓦尔塔河一线构筑工事。1936年制定了一个在西部构筑“西壁工事”的计划。没有迹象表明，直至1937年希特勒一直在酝酿着一个特别的军事进攻计划。持同样印象的，还有在此期间担任希特勒军事副官、总参谋部中央处处长的霍斯巴赫上校参谋。
自1935年夏，总参谋部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通过什么途径能将《凡尔赛和约》所划定的莱茵兰和西巴登非军事区重新纳入德国的国防势力范围。对此问题，《洛迦诺公约》规定不允许单方面解决。英法是莱茵兰非军事区的主要保证国，意大利和比利时是该条约的保护国。柏林和罗马的关系以及两国统治者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希特勒的梦想中，意大利的法西斯总理如同英国的国王一样，是德国放手在东方攫取土地时所渴望得到的理想伙伴。但是，进一步接近墨索里尼的尝试并没有如愿，墨索里尼对多瑙河流域也抱有极大兴趣。匈牙利和曾在1934年镇压了一次纳粹暴动的奥地利，对意大利的专政统治十分有好感。当墨索里尼1935年准备占领已加入国联的东非王国埃塞俄比亚 [ cdhyy注：当时称为“阿比西尼亚”。 ] 时，所有这一切外交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埃塞俄比亚皇帝向国联求救。由于德国的再武装而促使暂时与意大利建立统一战线的英法，此时对意大利提出谴责，并以有限的经济制裁相威胁。意大利在东非的行动受到极大约束，也失去了多瑙河的利益。正当此时，通常善于在这种时刻在策略上玩弄手腕的希特勒，向意大利法西斯伸出援助之手。此外，法国政府宣布它准备批准于1935年与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
希特勒看到，在上述这些变故中使他取得了一个夺回西部非军事区的可乘之机：他声称巴黎与莫斯科的互助条约也是对旨在维持德法永久和平的《洛迦诺公约》的破坏。他决定进军莱茵兰，并将这一企图通知了战争部长冯·布洛姆贝格。考虑到与陆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间长时间以来的争吵，战争部长自然认为将希特勒的计划及时通知弗里奇和贝克是不适宜的，也许他还害怕遭到他们的抵制。柏林在莱茵兰问题上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有在欧洲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实际上，陆军只是由架子部队组成的，从长远观点看，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
1936年3月6日，总参谋长才得知，希特勒准备于次日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贝克和弗里奇大惊失色，随即决定总共只能为这个过于冒险的行动提供一个较弱的师，实际上只有三个营渡过了莱茵河。本德勒大街的人们情绪紧张，气氛严肃。本来，英法是不能容忍这一行动的。1936年3月7日，一个星期六，希特勒在匆忙召集的国会上宣布，德国将撕毁《洛迦诺公约》，德国部队将开进莱茵兰——实际上早已付诸实施。后来他承认，他也极度紧张，担心他的西方列强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推测是否会变为现实。
布洛姆贝格、弗里奇和贝克一直忐忑不安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大多数德国民众为此欢欣鼓舞。法国实施了部分动员，并进驻马其诺防线。不管是巴黎还是柏林，都在等待着英国政府的态度。驻伦敦和巴黎武官盖尔·冯·施韦彭堡男爵将军和库伦塔尔发来了令人悲观的消息：英政府以及刚刚执政的国王爱德华八世都不愿为《洛迦诺公约》而在莱茵河畔打仗。希特勒猜对了，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冒险行动可以顺利进行了。他的预见性为他增添了新的信心。他第一次对他的将军们不愿有所冒险以及他的战争部长的脆弱神经感到不可理解——战争部长曾一度想把部队撤回来。
1936年是不安定的一年。在希特勒兵不血刃地进军莱茵兰和墨索里尼经血战在东非立足之后，德国和意大利逐渐靠近。在奥地利，天平也随即向教会－保守体制倾斜。这个体制是靠着对大多数居民的独裁专政来维持的，多数居民渴望与德国合并，对纳粹抱有同情心。
在西班牙爆发了内战，佛朗哥将军在部分军队、法西斯和复辟－教会势力以及希特勒的支持下，发动了企图推翻合法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为支援佛朗哥，意大利决定派遣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开赴西班牙。德国政府派遣国防军办公厅的瓦利蒙特上校作为军事专家前往伊比利亚半岛。德国陆军为佛朗哥的军队提供了一支小型的教导队，空军提供了一支由航空兵和防空兵组成的名为“神鹰”的远征军。苏联和法国共同组织一支由自由反法西斯者(其中包括大量德国共产党员)组成的“国际旅”，以支持西班牙政府。西班牙成了将来世界观大战的试验场。德国人分为两派，分别在卍字旗和苏维埃红旗下展开厮杀。在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人们以复杂的心态从纯军事角度静观着这场争斗。事情的危险性在于，人们还没有觉察到新的世界冲突的来临，也没有意识到加紧训练自己的而不是西班牙军队的重要性，以及储备大量昂贵战备物资的紧迫性。
1936年11月，冯·泽克特将军结束他在中国军事顾问的工作返回柏林。他在给他姐姐的信中写道，他不相信会发生全面冲突，但他预言未来24小时形势将会变得十分严峻。1936年12月27日，泽克特因心肌麻痹而突然去世，终年71岁。希特勒曾经倾听过他关于俄国－中国政策的论述，泽克特发现希特勒还能够聚精会神地听下去。但希特勒并没有照着他的办。对于旧军官团来说，泽克特这位曾在那段艰苦和不安定的年月里，在精神和外表上给军官团留下深刻印象的人，走得过早了一点。甚至连希特勒也出席了泽克特的葬礼，但当随军牧师开始布道时，他却提前离开了。
1936～1937年冬，暗藏于陆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部与战争部之间的机构之争，趋于尖锐化。为促进国防军的思想教育，布洛姆贝格筹办了国防军沙盘作业演练。围绕此举的价值，双方展开了激烈争论。目光敏锐、说话尖刻的第一军需长冯·曼施泰因将军称这种沙盘作业的水平是十足的半瓶子醋。1936～1937年冬，在举行这种演练时，在弗里奇、戈林、布洛姆贝格之间经常发生激烈争吵，以至于1937年1月使弗里奇都有了辞职的打算。最终还是布洛姆贝格做出让步，因为他深知陆军总司令超群的军事素质，担心会发生公开的决裂。
1937年6月24日，冯·布洛姆贝格元帅就国防军在战时的指挥问题下达了他的第一个指令，突出地强调了他应具有的最高指挥权，引起总参谋部的不快。指令中还指出，目前局势尚属平静，受大国进攻的危险尚不存在，但国防军必须时刻做好准备。如果实施“红色”方案即以法国为主要对手，那么应将重点放在西部。倘若实施“绿色”方案，即以对付捷克斯洛伐克为主，那就应将重点放在对付东南部敌人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上。此外，还有两种情况：当维也纳的总理冯·舒施尼格宣布恢复哈布斯堡王朝时，将实施对付奥地利的“奥托”行动；为对付国际介入红色西班牙，将实施“里夏德”方案。另外还强调，有必要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制定一个动员计划(1938年9月在苏台德危机期间首次实施了局部动员)。
为对布洛姆贝格的指令做出回应，冯·弗里奇大将于同年9月就国防军统率机构和作战指挥问题拟订了一份备忘录，主笔自然是贝克将军和冯·曼施泰因将军。备忘录强调，在未来任何有德国参加的冲突中，陆军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军种。无论海军还是空军都不可能决定战争胜负。因此，在危机时指挥三军作战的无疑是陆军，即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阵线已经分明，但始终未能决出雌雄。
此间，在苏联也上演了一出闹剧。就在布洛姆贝格在柏林颁布他的指令，并引起弗里奇和贝克的恼怒的同一天，在苏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一批红军指挥员，即几乎所有曾参加过与德国国防军结盟行动的军官，都以反叛斯大林和为德军总参谋部充当间谍为由被枪决。此后，又有大约万余名指挥员和参谋遭此厄运，另有千余名军官被捕入狱。它表明，在独裁体制下，一个多疑的独裁者一旦幻觉出他的权力受到威胁时，都惯于残暴地对待其将军和军官们。关于斯大林采取此次行动的动因至今不明，是不是此前德国党卫队的秘密机构向苏联有关机构提供的关于苏联指挥员与德国军事机构来往，并意在瘫痪红军指挥的虚假情报起了作用，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么样，后来希特勒和希姆莱都多次对斯大林的这种行动方式表示了钦佩之意。他们认为，在德国，他们也会在适当时机对其不满意或调皮捣蛋的将军们采取同样行动。
1937年9月，新建国防军在梅克伦堡举行了首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参加者主要是空军。布洛姆贝格将此作为自己的一大成就。在希特勒的客人中间有意大利的国家首脑墨索里尼，他当时还兼任战争部长，对军事也极为在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成了朋友，德国的参谋军官们说，墨索里尼所表现出来的军事经验给德国“元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位身兼三职——国家首脑、党的领袖和战争部长的墨索里尼，自然是一个杰出的典范。而希特勒总有一种感觉，在他的将军们眼里，他虽然作为国家首脑而受到尊重，但人们总把他当作军事上的门外汉。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突然将战争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外长冯·诺伊拉特男爵，以及国防军三军总司令弗里奇、戈林和雷德尔海军上将，召集到总理府，向他们阐述了他对军事政治和军事经济形势的观点，在场的还有他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上校。他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有关装备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个讲话没有留下来。但是，由于希特勒对军事政策的阐述使霍斯巴赫上校大为震惊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致使他会后根据记忆提纲挈领地整理了一份记录。后来这份文件(在作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在纽伦堡对战犯审判中以所谓“霍斯巴赫记录”的名字由起诉代表提出，用来作为希特勒战争计划的证明材料，并由此为世人所知。
在这个下午，希特勒在总理府中指出，解决“德国问题”只有靠使用武力这一条途径。接着，他提出三种使用武力的可能性：1.在德国装备准备就绪后发动战争，但这不会在1943年之前；2.法国内政纠纷为发动一场 [ 译注：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 ] 进攻提供可能性；3.法国被牵制在与另一国的战争中，比如意大利或在西班牙问题上。他继续说，不管哪一种军事行动，其前提是保障己方翼侧安全，即消灭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日本可以作为一支抵制苏俄的力量。
弗里奇还有布洛姆贝格反驳说，发动一场无论是针对英国还是针对法国的战争，都是行不通的。他们认为，第二三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正准备启程前往埃及休假的弗里奇指出，如果“元首”真的认为局势如此严重，他情愿放弃休假。希特勒安慰他说，不要将他的话理解为战争已迫在眉睫。
这些内部的对话至少清楚地表明，德意志帝国的首脑已将战争作为未来一种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手段；而陆军总司令和战争部长也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他们不希望战争的意念。尽管除了约德尔的日记对此事记录在案之外，还搞了一个关于希特勒军事政策讲话的纪要，但冯·布洛姆贝格元帅似乎对希特勒的讲话并没有十分在意。了解希特勒的戈林曾说，希特勒当时只是意在“催促”将军们一下，因为他觉得军队武装的速度太慢了。可是，希特勒的讲话却真的使诺伊拉特和霍斯巴赫大为焦虑。诺伊拉特回忆起兴登堡临终时对他的叮嘱：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使德国人民免除一场新的战争。
在希特勒的讲话之后，诺伊拉特到本德勒大街拜见弗里奇和贝克，商讨如何使希特勒放弃其计划的办法。最后大家达成一致：弗里奇面见希特勒，从军事角度向“元首”阐明他的企图不可行的理由。同时，诺伊拉特也准备以德国外交政策负责人的身份向希特勒作同样的解释。他们两个人对希特勒太缺乏了解了，加之后来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过问此事。此外，弗里奇也踏上了去埃及休假的旅途。连希特勒自己也没有预计到，布洛姆贝格的行动和奥地利事态的发展竟使他再次赢得胜利的机会到来得如此迅速。他向他的外交部长和将军们所阐述的思想，符合他奇思怪想的习性，但绝不是富于逻辑的计划。
弗里奇命令下属，在总参谋部内对“绿色”方案进行审查，以判定在西部边境对法国实施遮避的同时，利用大规模部队迅速取得对捷克斯洛伐克进攻胜利的可能性。但他并不希望通过此种研究使该方案得到验证，而是希望证明这一行动在军事上是个乌托邦。他想利用这种途径为促使希特勒采取外交措施提供依据。
此前，希特勒还一直把这位大将视为军事上杰出的军事专家，对他十分放手。大概他还幼稚地以为，总参谋部是一个在任何形势下都能不断制定战争计划的机构。但是现在，当他从占领莱茵兰问题上得到令人沮丧的经验之后，他不得不认识到，总参谋部绝不情愿盲目地接受他的所有设想，这里的人们完全是另一种思想境界。但他并没有从这种推测中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
1937年12月，鲁登道夫将军去世。鲁登道夫不但曾向兴登堡而且也向弗里奇提醒过要警惕希特勒其人，自1923年慕尼黑暴动后他已看清希特勒的恶劣品质。他曾对弗里奇说过，希特勒对任何人都不讲信义，他也会把你出卖。在有希特勒和众多高级将领出席的鲁登道夫的葬礼上，布洛姆贝格向“元首”透露，他准备再婚。他的夫人已于1932年去世。他还说，他未来的夫人“曾有过一段事”。希特勒并不知道这一暗示的内涵，随即表示了同意。
1938年1月12日，约德尔中校在国土防卫处工作日志中写道，元帅(布洛姆贝格)“出人意外地”与格鲁恩小姐结婚。希特勒和戈林作为证婚人，出席了在户籍登记处举行的简短的结婚仪式。连凯特尔将军在内——尽管凯特尔将军的长子正与布洛姆贝格的一个女儿相爱——任何人都不知道格鲁恩小姐是何许人。当这位新婚的冯·布洛姆贝格夫人在警察局办理迁入新居户籍登记时，一名警察官员断定，布洛姆贝格夫人就是当时担任帝国粮食署秘书的埃纳·格鲁恩，过去因生活作风问题已在警方登记在案。布洛姆贝格大概在1934年与她相识，但她一直对布洛姆贝格隐瞒着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直至决定与其结婚。布洛姆贝格也曾对戈林说过，他未来的夫人出身于平民家庭。戈林只是认为，一个“纳粹人民国家”的高贵元帅选择一个来自于人民的子女为妻也并非坏事。
这位警官如实向上级做了汇报。柏林警察局长黑尔多夫伯爵认为此事非同小可，随即去见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凯特尔将军，以便验证一下这位新婚的冯·布洛姆贝格夫人是否就是埃纳·格鲁恩。凯特尔也并不认识部长的新夫人，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曾在布洛姆贝格母亲的葬礼上见过她一面，布洛姆贝格的母亲刚刚在前几天在埃伯斯瓦尔德去世。凯特尔因不久就要与布洛姆贝格家结为儿女亲家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1938年1月23日，凯特尔让黑尔多夫去见戈林，说戈林想必认识这位女士，因为他曾当过他们的证婚人。黑尔多夫希望凯特尔在布洛姆贝格从埃伯斯瓦尔德回来后当面与他一谈。凯特尔对这件不可思议的桃色事件也不无担心。鉴于国防军办公厅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紧张关系，凯特尔根本没有考虑将此事通报弗里奇和贝克。
在此期间，诺伊拉特有机会就11月5日的讲话与希特勒再次进行了一次交谈。他向希特勒转达了将军们的想法，劝他尽可能利用和平途径达成他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希特勒用低沉的语调说道，他不能等待。接着，诺伊拉特直截了当地说，他不愿为这种政策承担责任。希特勒不置可否地听任了这一辞职的威胁，但他终归是明白了，无论在总参谋部还是在外交部，都暗藏着一支抵制他的计划的反对派。
此间，围绕布洛姆贝格丑闻的事还在继续发展着。根据警察局的资料，戈林辨认出警察不认识的女士正是布洛姆贝格的第二位夫人。他对黑尔多夫伯爵说，他将亲自向布洛姆贝格挑明此事可能造成的恶劣后果，但却于1月24日晚将此事告知希特勒。当希特勒从其一名文职副官即原来的弗里茨·威德曼上尉那里证实确有此事之后，大惊失色。他将布洛姆贝格提拔为元帅，还应其之邀做了他的证婚人，在希特勒眼里这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德国元帅；而如今布洛姆贝格却与一个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帝国战争部长和国防军总司令夫人的女人结了婚。与此同时，他不是从戈林那里，而是从党卫队首领——被弗里奇视为军官团里基督教保守势力的保护神，受到弗里奇的极度蔑视——那里，得到一份关于弗里奇的档案卷宗，1935年希特勒曾看过这份卷宗，并命令将其销毁。现在这份材料是一份复制件。根据一份多次入狱罪犯的口供说，陆军总司令曾于1934年触犯了刑法大典中的第175项条款 [ 译注：第175条是关于鸡奸罪的内容。 ] 。
起初，希特勒似曾打算让冯·弗里奇大将接替布洛姆贝格的职务。他曾指示下属将“冯·凯特尔将军”安排在他的身边，但最终还是决定启用国防军办公厅主任，从中看出希特勒当时对高级将领们，特别是对他们之间的纠葛了解得多么肤浅。现在，弗里奇的卷宗摆在了他的办公桌上。1月25日，他向他的副官霍斯巴赫上校表达了他对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奇的谴责，并让霍斯巴赫安排弗里奇于次日晚到总理府来。霍斯巴赫副官深知希特勒善于对他的左右搞阴谋诡计，但他也没有立即察觉，一个不可告人的骗局正在展开，其目的是在精神上败坏军官团首脑的名誉。霍斯巴赫向他的总司令提出了警告，弗里奇的第一句话是：“卑鄙的谎言！”但是，这个时候，他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对他个人名誉的低毁。
现在，摆在希特勒眼前的形势是，军队的两个首领已握在他的股掌之中，他必须亲自过问军队事务。下一步该如何走，像往常一样，多日来他举棋不定。1月26日，他单独接见了布洛姆贝格。中午，约德尔从凯特尔那里获悉，布洛姆贝格已被解职。后来，凯特尔得知，战争部长拒绝了希特勒让其立即离婚的建议。据约德尔说，布洛姆贝格推荐戈林作为其继承人。对这一建议，希特勒断然加以拒绝。据布洛姆贝格自己说，接着他提到了瓦尔特·冯·布劳希奇炮兵上将的名字。布劳希奇将军于1933年接任布洛姆贝格东普鲁士第1军军长之职，一直到现在。但希特勒并不知道布劳希奇是何许人。当布洛姆贝格于当日或者第二天向希特勒告别时，又向希特勒提出另一个想法：希特勒自己应就任帝国战争部长，从而直接掌握国防军的指挥权。在他眼里，希特勒是一个天才。此外，这也是对与陆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长时间争吵的最后报复。陆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的那些老子们，对他的所有思想都拒之门外，从未听过他的话，看着吧，希特勒会治服他们的。但是，希特勒并没有急于接受他的这一解决危机的方案。
1938年1月26日晚，冯·弗里奇男爵大将在霍斯巴赫上校陪同下，怀着一种愤懑和困惑的复杂心情来到总理府。围绕他和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对于在德国的一名正派军官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希特勒和戈林在总理府等待这两位军官的到来。冯·弗里奇男爵以骑兵的名誉发誓，对他的指责是与事实不符的。然而，这两位德国的最高统治者早已为他准备了一个无耻下流的罪名，一个军官的名誉担保显然无济于事。他们将一名刑事犯秘密带到总理府，当面与这位大将对质。罪犯立即认出弗里奇，说大将就是他当时看到的那个犯鸡奸罪的军官，为了堵住他的嘴，弗里奇还被诈了一笔钱。弗里奇的事就这样在希特勒和戈林的手中完结了，大将不得不步布洛姆贝格的后尘。
弗里奇沮丧地离开总理府。面对这种无耻捏造他又能如何呢？戈林试图与霍斯巴赫亲近，并请他向“元首”传话，说应将陆军交给他——戈林。他还准备从被他称为“灾难”的黑尔多夫伯爵身上捞取好处。就在那个晚上，在霍斯巴赫的催促下，希特勒将总参谋长贝克将军从床上叫起来，传唤到总理府。他比弗里奇还要手足无措，还要困惑不解，他无法推测发生了什么事。这种笼罩在独裁者周围的阴谋和道德败坏的气氛，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希特勒对弗里奇的指责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弗里奇被免职后，他就是驻柏林军队的最高级衔的军官，军队实际掌握在他的手里，但他不懂得利用这一有利条件。
现在，弗里奇像布洛姆贝格一样被解决了。正直的霍斯巴赫上校不顾希特勒的禁令，还是将事情内幕通报了弗里奇，事后他如实地报告了希特勒。为此，霍斯巴赫上校也失去了总参谋部代言人和希特勒宠臣的地位。下一个问题是，弗里奇丑闻是根据弗里奇的要求送交军事法庭，还是像希特勒和戈林所希望的那样，专门为其设立一个“特别法庭”。此事被搁置起来后，弗里奇没有力争为自己辩护，从而犯了第二个错误。虽然他作为一名军官应享有军事审判权，但却屈从于国家秘密警察的审问。当秘密警察官员开始在兵营里搜集罪证，并审讯弗里奇过去的勤务兵时，继弗里奇之后的最高军事当局没有对此提出任何指责。
危机还在继续。在柏林，围绕布洛姆贝格第二个夫人的谣言四处流传。在省的军司令部里，人们一无所知。因为无论是弗里奇还是贝克，都不会将控告陆军总司令的事通报全军。贝克将军建议，将资历最老的军长冯·龙德施泰特将军召到柏林。此时龙德施泰特正在东普鲁士领导一次旅行演习。希特勒禁止这样做，但随后又收回了禁令。原计划在1月30日纪念所谓夺权5周年纪念大会上希特勒要发表演讲，现在被不声不响地取消了。
纳粹部长中最有知识的部长——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在这几天最担心的是，希特勒加害人人知晓和受人尊重的弗里奇大将的事一旦传扬出去，将会引发一场“将军暴动”。但是，弗里奇离政变的想法远不可及，贝克也从来没有过这种考虑。此外，国家整部机器和全部通讯手段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希特勒为千百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为他们提供了面包，他正处在他一生中的鼎盛时期。即使弗里奇一声召唤，各军军长都聚集到他的大旗下，部队就会跟着他们走吗？成百上千的希特勒的追随者会因为军官团的荣誉受到蔑视而在这一时刻背叛他吗？像布洛姆贝格这样的人会把这种荣誉看得比一种桃色事件还要重吗？
在柏林，除了自认是国防军总司令候选人的戈林之外，还有第二个人即慕尼黑第7军军长冯·赖歇瑙炮兵上将。赖歇瑙错误地以为，他的第二次重大机会到来了。希特勒也确实正准备任命他为布洛姆贝格的接班人。然而，在柏林的所有将军们，从冯·龙德施泰特将军到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凯特尔将军，都对此提出异议。正如后来的事态所表明的那样，这位难以对付的“元首”面对的是一群有独立意志的高级将领。
凯特尔将军在其日记关于陆军总司令的记载中，再次提到冯·布劳希奇将军。布劳希奇将军是一个头脑冷静和思维清晰的人，是普鲁士将门之后。当时他正担任1937年新组建的莱比锡第4集群司令。在凯特尔眼里，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来自于近卫部队和总参谋部，对党保持严格的中立。布劳希奇担心会被卷入一起错综复杂的离婚丑闻之中。他也希望贝克将军能留任总参谋长，而此时希特勒却突然打算让另一个人替代他。最后，在他与希特勒做过一次谈话之后，希特勒表示同意贝克留任。
这样，弗里奇接班人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尽管布劳希奇在得知他的接任与一次最高领导层的大范围人事调动有联系时，提出了新的异议。布洛姆贝格的接班人问题还没有解决。希特勒拒绝戈林担任战争部长，而将军们则不接受希特勒提出的人选赖歇瑙。在此情况下，希特勒决定不再保留战争部，而由他自己直接接管国防军的指挥权。同时，将凯特尔将军领导下的国防军办公厅扩充为“国防军统帅部”，作为他的工作班子。凯特尔是从希特勒那里得知此事的，希特勒当时还郑重其事地说，国防军的统一对他来说是神圣的。凯特尔后来写道，他当时没有料到，他担任这个国防军统帅部长官的职务给他带来何等的苦难。
凯特尔过去就曾考虑过，为了在危机时期减轻战争部的负担，应将所有行政管理任务由一个由办公厅扩展而成的最高统帅的工作班子来统管。这个班子由他来领导。由于他对作战问题一窍不通，因此还设想设立一个国防军总参谋部，作为三军作战问题的领导机构。凯特尔认为，国防军总参谋长只能从陆军总参谋部选派，但这一点现在还根本提不到议事日程上。当希特勒终于在1938年2月4日决定将全部新的变动通报全民之前，赶在重要的内阁会议 [ 译注：希特勒夺权后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 ] 开会前将柏林的高级将领召集到一起，向他们概略地展示了目前的危机。第一军需长冯·曼施泰因是惟一一位敢于提出反问的军官，他问道：是不是应设一名国防军总参谋长？希特勒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水到渠成。
1938年2月4日，德国舆论界获悉一条使他们目瞪口呆的消息：帝国战争部长和陆军总司令出于健康原因离职，“元首”自己已接管国防军最高指挥权。
现在的口号是：权力集中，高层军官年轻化。没有成见的旁观者势必会得出这样一种印象：一场瘟疫似乎正在将军们中蔓延。随着弗里奇和布洛姆贝格离职，一大批高级将领也出于健康考虑相继离职，几乎全部是泽克特学派的人，其中包括骑兵总监和情报部队总监冯·波格雷尔将军、冯·尼贝尔许茨将军和陆军人事局长冯·施韦德勒将军，这些人都是按照弗里奇的意思与纳粹党保持着距离。施韦德勒将军的继任者是凯特尔的兄弟博德温·凯特尔少将，做如此安排是为了使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在陆军中发挥更大的影响。
军队默默地听任着事态的变迁。希特勒在对将军们讲话之后说，他现在知道了，所有的将军们要么是胆小鬼，要么是傻瓜蛋。他和戈培尔并不害怕一场暴动，他们惧怕的是陆军军长们采取联名辞职的抗议行动。然而此类事情并没有发生。在一切都为时已晚的时候，弗里奇才看到，他的下台所关系到的事情要远远超过他的个人荣誉。在起诉弗里奇的军事法庭上(刚刚晋升为元帅的戈林也到场)，为弗里奇进行辩护的辩护律师冯·德·戈尔茨，当众揭穿了一个由国家秘密警察制造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把戏。他经长时间调查终于查明了真正的罪犯，就是那个曾遭到被希特勒和戈林用来做见证人讹诈的人，此人是一名退役骑兵上尉，名叫冯·弗里施。秘密警察利用两者近似的名字炮制了“弗里奇”卷宗。对这件事舆论界一无所知，弗里奇在众人不知的情况下被默默地恢复了名誉，但自此再也没有出头露面。像贝克将军这样的一些人现正准备被迫引退。但贝克还认为目前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他对总参谋长说服希特勒放弃其战争政策始终抱着一线希望。现在，斗争目标已不是针对国家首脑个人，而是要对政治领导施加重大影响。
在撤销战争部之后，随着希特勒直接掌握国防军的指挥权，全新的统率机构成了类似于封建专制体制之初的形式。国防军统帅部除接管了原战争部的重要任务外，还接管了三个军种中央司令部的指挥任务。希特勒在国防军统帅部内设立了一个工作班子，这个班子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皇帝的军事内阁。此外，他还设立了一个类似于过去副官署的国防军副官处，由一名副官长和三个军种的三名副官组成。
国土防卫处在布洛姆贝格时期，曾被人们视为未来国防军总参谋部的核心，现在虽被改称国防军指挥局(战时改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但再也不是一个为希特勒在作战或军事问题上提供咨询的机构，它既没有明确的任务范围，在统率层也没有获得相应较高的位置，倒更像希特勒的一个研究机构。国防军指挥局下设作战处、军需处(负责三军军需)、组织处(负责兵员补充)，以及情报处和国防军宣传处，此外还有多名与党的组织、冲锋队、党卫队、希特勒少先队和帝国青年义务劳动军进行沟通的联络官。1939年在该局服役的约有15名军官，战时增加到约40名。从国防军指挥局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新任国防军最高司令是多么想极力避免使各机构的责任权限清晰分明。他认为，大家都为权限进行激烈争吵要比和平相处更为有利，因为这可以激励他们的工作热情。直到1939年，陆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部与国防军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局之间的“备忘录之战”一直没有间断。布劳希奇在一份新撰写的备忘录中，要求组建一个居领导地位的帝国总参谋部，其中陆军应担任领导角色。1939年3月，凯特尔在一份委托约德尔拟订的备忘录中反驳道，现代战争不再是一种仅仅有关战略、进军计划的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依靠经济、技术和宣传上的权衡。所有这些领域的协调，都是国防军指挥局义不容辞的任务。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协调的可能性。
现在，国防军的许多事情都要取决于国防军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炮兵上将。凯特尔出身于汉诺威－布伦瑞克承租王室领地的地主家庭，最初也是一名炮兵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佛兰德海军陆战队任首席参谋，积累了一些陆海军机构协同的经验。在原部队局二处时，在边防和秘密扩军问题上他是个办事仔细认真的专职人员。在军事组织和军事管理方面，无疑具有丰富的经验，因此也特别适宜在国防军统帅部内掌管大部过去由国防部行使的管辖权。就此而论，他是一名专家的典型，这正是毫无系统性可言的新任总司令所需要的。凯特尔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在法庭上表示，他是一个军人，无论对皇帝、艾伯特，还是对兴登堡和希特勒，他都同样鞠躬尽瘁。作为一个人来说，希特勒对他而言始终是个谜，他从心眼里钦佩希特勒的天才，但同时希特勒又使他有一种毫无自卫能力的畏惧感。使他永远弄不明白的一件事是，希特勒最终以自杀方式摆脱了所有责任。还有一件事他觉得有点蹊跷，他从未带兵打仗，但最后希特勒却将他提升为元帅。但有一点他是绝不会做的，即支持国防军反对希特勒。他始终是一个负责军事管理事务的长官，他不仅得到其主子的感激，也赢得其老同事们的肯定，他的同事们在与希特勒不断加深的矛盾冲突中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最终都一无所获。
严格说来，1938年2月有4个总参谋部同时并存：国防军统帅部及其指挥局；陆军总参谋部；空军总参谋部和海军司令部(战时改称海战总部)。此外还有一个副官处，配备多名对希特勒俯首听命的年轻军官。贝克将军起初想，依靠个人的身份拉近总参谋部与国防军指挥局之间的关系。这项任务交给了他给予高度评价和性情温善的总参谋部军官马克斯·冯·菲巴恩少将。可惜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只有几个星期便无力承担这一棘手的职务。国防军指挥局的工作移交到约德尔上校的手上。希特勒对约德尔赞赏有加，而约德尔则将希特勒视为德意志民族的革新者。约德尔认为希特勒说过的一句话极为正确：政治实际上就是战争。他深信，现代总参谋部军官的最高义务就是为一名新的杰出领袖充当助手。在对总参谋部军官任务的看法上，约德尔与贝克之间再没有可沟通的余地。但两者的结局都是可悲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于1946年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推上绞刑架；1944年7月20日晚，退役大将贝克在两次自杀未遂后被一个不知名的上士击毙。
贝克将军在1938年以后的时间里，断绝了与凯特尔和约德尔的所有关系。对总参谋长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他能从他新任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大将那里得到什么支持。布劳希奇出身于西里西亚旧贵族家庭，是在近卫军和总参谋部中长大的，在政治上基本保持中立，也不是希特勒的痴迷崇拜者。在需要定下重大决心时，他往往犹豫不决。他常常采取一种自以为聪明的做法：令人头疼的问题先放起来，重要的问题先挂起来，这应了一句老话，叫做“车到山前必有路”。在需要他决定重大问题时，他会在精神上感到痛苦之极，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就是1941年11月莫斯科会战危机期间，当时他的身体已处于全面崩溃状态。对贝克来说，布劳希奇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可靠的靠山。
1938年3月，确定要在图林根举行一次总参谋部旅行训练，有冯·布劳希奇将军和众多军需长参加。此间，鉴于纳粹对奥地利的影响不断增加，奥地利总理冯·舒施尼格打算通过全民投票来加强他的地位，希特勒随即便决定对他憎恶的维也纳教会独裁体制采取军事措施。1938年3月10日18：30，由冯·博克将军指挥的第8集团军突然实施动员，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边境，举行了一次假演习，向舒施尼格政府施压。
谁也没有料到进军奥地利的“奥托”方案付诸实施了，这一方案是布洛姆贝格在1937年国防军指令中提出的。在柏林，凯特尔将军问贝克，为实施“奥托”方案都准备了些什么措施。贝克回答，“没有措施，任何措施都没有”。总参谋部拒绝对布洛姆贝格的指令进行进一步完善。为准备工作预留的时间只有短短的5个小时。贝克知道，现在只有靠临时应急安排，他要求制订德军开进奥地利之后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介入情况下应遵循的行动准则。布劳希奇对将来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也十分担心。在国防军指挥局，冯·菲巴恩将军已身心憔悴，体力不支，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几天后他便退役。
事态的发展与人们预料的并不一样。在奥地利，纳粹分子暴乱闹事。布拉格的捷克政府动作迟钝，反应平静。巴黎和伦敦对舒施尼格政府的求救呼声报以冷淡，而墨索里尼则给予希特勒以完全的行动自由。当德国部队开进奥地利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希特勒的声望大增。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奥地利联邦军也被并入德国国防军。希特勒1937年11月5日的第一个多少有些幻想式的企图，出人意料地迅速实现了。现在，他该准备“除掉”捷克斯洛伐克了。被夹在已为德国占领的奥地利和西里西亚省中间的捷克斯洛伐克，其战略处境已变得无可救药。在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旧奥地利问题在等待希特勒去解决，即生活在波希米亚周边地区和奥地利－西里西亚地区的苏台德德国人的命运问题。1918年，为人民自决权奋斗的战胜国禁止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合并到德意志共和国。而现在，在英国却有人主张，如果希特勒能确实给人民以自决权，那就可以满足希特勒的要求。
还在1938年4月，德国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凯特尔从纯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一次快速行动是极为不利的，因为这势必会促使法国，甚至还有英国介入。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战时兵力有43个师。德国军队1938年4月只有23个师，另有装甲师、骑兵师和山地师各一个。其他的装甲师和轻型摩托化步兵师，都是架子部队，要将这些部队扩充满员，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当贝克将军发觉希特勒的进攻欲望后，变得寝食不安，如坐针毡。长年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对于部队局的军官们来说是最棘手的问题。布拉格根据德军正在集中的错误情报进行了暂时动员，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一个向世界谴责捷克斯洛伐克战争欲望的大好机会。一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成了合法的行动。
在2月份的人事调动中，贝克将军失去了他最亲密的同事冯·曼施泰因将军，后者被任命为一个西里西亚师的师长，曼施泰因的位置由哈尔德将军所取代。哈尔德要比贵族和军人气质浓厚的曼施泰因将军对政治感兴趣得多，这一点在不久的将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贝克停止了每年一度的大型总参谋部旅行训练，转而集中精力研究一个问题：法国在介入之前，德军能否以一场闪电式的作战将捷克军队击溃。研究结果表明，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可能会引起法国和英国，甚至还有美国的介入。多线战争是无法取胜的。
贝克将研究结果报告希特勒。希特勒安慰他说，他保证无意发动一场新的战争。贝克要他为此做出担保。希特勒回答道，军队是政治的工具，它必须完成交付给它的任务，而不是讨论。现在，贝克将军已经做好准备，对他无法同意的命令不承担责任，他认为有必要对政治的优先权提出异议。贝克将要踏上一条对抗国家领导的道路，这是一条其前辈从未踏及的路。对这个一贯谨慎从事的人来说，定下这样一个决心实在是太难了。
贝克将军打算向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发出一个警报信号。他想对希特勒的主动进攻提出抗议，以此来促使陆军的将军们采取集体行动，迫使“元首”和总理以及国防军的司令官们停止一切战争准备，至少可以暂缓，直到军事政治形势确实恶化时。尽管他的好友第四军需长卡尔·海因里希·施蒂尔普纳格尔中将曾建议他，必要时是否考虑将这种集体行动变为军事行动，但他从未想过对这个独裁的党派国家采取行动。摆在贝克眼前的现实是，希特勒通过组建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局，以及秘密集中营，已将航向改变。陆军总参谋部所有的军需长和处长们都对他所下定的决心大开绿灯。因此，不夺取政权和军队指挥权，总参谋部根本不可能敦促希特勒改变自己的意志。
最后，关于是否将贝克的想法付诸行动的决断落到了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大将身上。1938年7月16日，贝克向布劳希奇递交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如果国防军高级指挥官们不以其专业知识和国家政治的知识及良心行事，那么历史将让他们承担血债。军人的服从是有界限的，这就是当他们的知识、良心和责任不允许去执行某一命令时……”
基本与贝克有同样思想的布劳希奇深受感动。但贝克每逢做重大决定时都习惯于长时间的思考，而布劳希奇也是一个“拖延战术”大师。最后，总参谋长要求他的总司令将全体军长们秘密召集到一起，向他们宣读他的信。为安全起见，布劳希奇于1938年8月4日把将军们召集到他的私人住所。贝克在他的备忘录中指出：“为了未来在历史学家们面前澄清我们的立场，为了保持陆军总司令部声誉的纯洁，我作为总参谋长特此声明：我拒绝批准纳粹的任何战争冒险。”
但是，布劳希奇并没有宣读贝克的信，在最后一刻他决定不将贝克的立场向将军们公布。他认为，将军们的集体行动将无异于叛乱，他不管是不是所有将军们真的都做好了这种行动的思想准备，他在会上只是对形势作了一个概括的分析，指出目前军事形势的严重性。当然，希特勒是听说过有一个贝克备忘录。他的第一个问题是，都有谁知道这个备忘录？当有人告诉他，此事只是与一批将军们有关时，他便将整个事件暂时扔在了脑后。
希特勒认为，适宜的做法还是对现役军官团的观点施加影响。为此目的，他施展了一个他拿手的手腕，试图在将军们与年轻的参谋军官们之间打入一个楔子。1938年8月10日，他将各军、集团军、集团军群司令官召集到一起，对他们发表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话。讲话中，希特勒还向将军们说明了正在莱茵河畔构筑的，用以防御法国进攻的西壁工事的出色功能，说他亲自为此付出了很大精力。他的讲话还是引起了不同意见，第2集团军群参谋长冯·维特斯海姆将军冷冷地指出，西部的防御工事最多只能防守三周。希特勒勃然大怒，说道：西壁工事不是坚守三周，而是三年……“说服”将军们的企图最终夭折了。
在布劳希奇拒绝了贝克的要求之后，贝克开始考虑下一步该如何走。他决定采取在此种情况下一个老派军官只能采取的最后一步：1938年8月18日他提出辞呈。三天后，希特勒批准了他的辞呈，但禁止将总参谋长的辞职消息向舆论界公开。最后，以大将军衔离职的炮兵上将贝克，作为一代人已成为过去。
此时，总参谋长职位空缺，布劳希奇问第一军需长哈尔德将军是否愿意接替贝克的职务。哈尔德要求给他考虑的时间，他想与其前任上司商量。贝克劝他接受聘任，1938年9月1日，哈尔德正式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长。
除了原部队局局长亚当将军出身于安斯巴赫法兰克地区的农民家庭之外，弗朗茨·哈尔德是第一个成为原普鲁士总参谋部和现德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的巴伐利亚军官。像弗里奇、贝克、布劳希奇和凯特尔、约德尔一样，哈尔德也是巴伐利亚的将门之子，也来自于炮兵。希特勒后来嘲讽地称他为“参议教师” [ 译注：德国高级中学的一种固定教师的职称。 ] 。戴着夹鼻眼镜的哈尔德事实上与其说像个军事教育者，倒不如说像一名旧时代的潇洒型军官。他对科学具有浓厚兴趣，偏爱数学和植物学。就总体而言，哈尔德是王朝鼎盛时期巴伐利亚军官的化身，显得那样高贵和富于教养。据霍斯巴赫说，贝克对哈尔德能否抵制住希特勒的战争计划表示怀疑，哈尔德的路将比贝克还要艰难。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受家庭的熏陶，他始终将入伍宣誓视为一件圣事。于是，他便在誓言和良心两者间蹒跚徘徊，或者说不得不背上对希特勒玩两面手法的包袱。在他身上有一种服从和良心之间的可怕冲突，这是希特勒为那些具有传统观念的军官所制造的冲突。
起初，贝克对纳粹运动并没有强烈的反对意识，在希特勒那里他也没有太大的名气。哈尔德却不同，他在慕尼黑任第7师参谋时亲眼目睹了希特勒的起家经过，在明斯特任第4军区参谋长时结识了冲锋队领袖。哈尔德决定，一旦希特勒真的引发战争，在他能为政变赢得部队指挥官支持的前提下，他将奋起自卫。
目前，人们集中一切精力进一步完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一旦爆发战争，将无法阻止希特勒计划的实施，而且义务也要求他们必须尽其所能在即使不利的情况下也要取得一定结果。“绿色”行动的思想基础是战略突袭，以4个集团军即10个军的庞大兵力，在装甲和摩托化部队支援下，抢在法国发动攻势之前，迅速取得决战胜利，计划在4天内决出胜负。
哈尔德现在认识了一个新的希特勒。希特勒这位国防军总司令现在开始事必躬亲，关心起细枝末节，对军事问题表示出强烈的兴趣，甚至在某些专业问题上还偶尔露峥嵘。希特勒要求总参谋长向他详细解释作战计划，为此，他与哈尔德发生了首次激烈争执。希特勒要求将布拉格作为最终目标，以大规模、成建制的装甲部队首先对比尔森实施突击(在希特勒身上突然显露出古德里安的智慧)。哈尔德和布劳希奇认为此种想法有害无益。希特勒要求更改进军计划，并让凯特尔将军做他的参谋长。哈尔德拒绝对作战命令作任何改动，最后，希特勒在纽伦堡参加党代会期间，在9月初将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召到纽伦堡。经过夜间激烈的辩论之后，希特勒强迫两位将军屈从于他的思想。哈尔德大怒，激动地问凯特尔，希特勒到底要干什么？凯特尔对布劳希奇也很不满，凯特尔不相信将要爆发战争。
捷克危机日益激化，英国试图派一名特别全权代表从中斡旋。希特勒用尽一切办法争取民族自决权，打乱捷克多民族国家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内部秩序。他一方面对组建有志愿军团的苏台德德意志人给以支持，一方面怂恿斯洛伐克闹独立。匈牙利在1919年被迫将大片领土割让给捷克和斯洛伐克，现在终于等到了清算的时刻。波兰对奥尔谢 [ 译注：今切欣。 ] 地区提出领土要求。法国静观英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但看来伦敦并不打算动用武力。
在这种环境下，除了“绿色”计划之外，又出现了另一个政治－军事进军计划。哈尔德将军经与其前任协商后，制订了一个一旦希特勒发动战争时占领柏林政府区的计划。在波茨坦的一次聚会上，当人们再次痛斥希特勒的时候，哈尔德突然激动地大声说道，他现在需要的不是讲话，而是部队，是行动。
按照军需长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制订的计划，应军事占领柏林政府区，关闭柏林的党政机构，派一个突击小组进入总理府将希特勒逮捕，并将其送交法庭审判。这一计划已通报给柏林副警察局局长冯·德·舒伦堡伯爵和局长黑尔多夫伯爵，前者是王储集团军群参谋长的儿子，过去是个纳粹的狂热追随者；后者是一个雇佣兵气味十足的人。有关“部队”问题，哈尔德已得到第3军军长冯·维茨勒本步兵上将和驻波茨坦第23步兵师师长冯·布罗克多夫－阿勒费尔德伯爵中将的允诺。为应付“最坏的情况”，还将计划通报了第1轻型师师长埃里希·赫普纳中将。本来准备用于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第1轻型师，将停止向预设地域开进，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位于南德的“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近卫部队向柏林开进。赫普纳的参谋部对赫普纳的任务也猜测到了几分，当时，骑兵上尉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正在该参谋部任第二参谋官。
很难断定，一旦下达对抗希特勒的命令，部队是否会听从其指挥官的调遣。但是无论如何，人们不理解为什么为了苏台德－德意志问题而进行一场战争，特别是北德人对此问题的症结更是一无所知。在弗里奇危机之后，汉堡的第10军军长克诺亨豪尔骑兵上将的一个参谋就曾劝他采取行动，他愤怒地对这位参谋说，他要是胆敢动用一个营来与希特勒作对，他将第一个表示反对。1938年的义务制军队已不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军，军官团不再是团结的集体。
哈尔德将军本想在“元首”开战后才发动政变，因为他惧怕希特勒在群众中的盛名。他的同事也劝他，必须等到战争确实爆发的那一刻才能采取行动。哈尔德也将其所有的准备工作报告了总司令布劳希奇。冯·布劳希奇大将只是不可思议地回答道：准备工作不要打扰他。
最初，密谋策划者们——其中有在幕后的贝克、国防军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中央处处长汉斯·奥斯特上校参谋，此外还有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冯·维茨泽克男爵——都把希望寄托在使英国政府对希特勒的企图采取一种强硬立场上。一些密使在伦敦为此奔忙，哈尔德还亲自派他的亲信伯姆－特特尔巴赫中校前往英国首都。然而，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却深信，答应希特勒的一切要求，他就会乖乖地收场。英国政府不大懂得与德国保守派反对党进行接触的意义，张伯伦还将德国特使与“雅各宾党人”和斯图亚特王室 [ 译注：斯图亚特家族于12世纪至18世纪初先后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建立的封建专制王朝。1714年王位转到斯图亚特远亲汉诺威选侯家族。 ] 的支持者相提并论，这些人曾在18世纪在巴黎对在英格兰建立统治的汉诺威王室搞阴谋活动。
于是，在迄今的普鲁士和德意志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怪相：总参谋长及其外交部国务秘书出于良心考虑，为阻止一场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与外国勾结进行针对本国政府的阴谋活动。其中之原因在于，以救世主自居的希特勒与具有传统思想的军官和官员们陷入几乎无法解决的冲突之中。尽管英国首相张伯伦亲自介入此事，企图通过与希特勒谈判使其让步，但1938年9月欧洲局势的紧张仍是有增无减，德国国内的情况更是危如累卵。1938年9月8日，军需长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冒险迈出重大一步。他要求约德尔上校在“绿色”方案付诸实施前5天书面通知陆军总司令部，其用意在于为军事暴动进行最后的准备。另一方面，在技术上这一日期对于在最后阶段做好铁路方面的物质准备也是十分必要的。约德尔根本就没有料到施蒂尔普纳格尔这一要求的一箭双雕的用意。
希特勒在与凯特尔和布劳希奇会商后，便命令所有部队自9月28日进入“绿色训练地域”。9月21日，英德谈判似乎出现了和平解决冲突的迹象。然而，希特勒变本加厉，又提出新的要求，使已缓和的空气再度紧张。1938年9月27日中午13：30，哈尔德接到重要指令：进攻部队应于9月30日开始行动。这对于他来说，就意味着9月30日必须在柏林采取行动。
9月27日，希特勒命令第3军(该军计划受哈尔德支配)派一些分队在首都大街上进行一次宣传游行。其结果令希特勒不寒而栗，居民反应十分冷淡。柏林人并不希望再爆发一次新的战争。当希特勒看到他的部队通过威廉大街时，也看到了默默地站在道路两边的表情木然的居民。希特勒恼火地对戈培尔说，用这种人民简直没法打仗。
9月28日，约德尔在工作日记中写道：“艰难的一天。”对哈尔德将军来说，这一天就更为艰难，他下达了政变的命令。此事通知了冯·布劳希奇大将，但布劳希奇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到国防军统帅部找到凯特尔和约德尔，让他们当面担保，一旦开始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无论如何也不能超出苏台德区的范围。中午，布劳希奇到总理府，想探听一下形势的发展状况，然而他却听到了一个使他瞠目结舌的消息，意大利国家首脑墨索里尼提出了一个调解建议。英法首相声明，将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慕尼黑会面。没有战争了！政变也不需要了。哈尔德将军当时说：“我们现在怎么办？他总能如愿以偿……”
9月29日，有关各方在慕尼黑会议上商讨苏台德地区退出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却对此一无所知。约德尔在其日记中写道，这场兵不血刃的胜利显示了元首的天才，但愿“怀疑者、懦弱者和绝望者能迷途知返和受到教育”。在希特勒看来，迟疑不决的将军们和满腹狐疑的总参谋部丢尽了脸。他接着说，他不能再期望将军们理解他了，但他们必须服从他。10月18日，贝克将军退役。对贝克的离职，11月1日新闻界被允许刊登一条简短消息。关于贝克的内幕，舆论界几乎无人知晓，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11月，原驻罗马大使冯·哈塞尔(冯·蒂尔皮茨海军大将的侄子，他与弗里奇于同日被革职)拜访了前陆军总司令。弗里奇现已隐居在吕纳堡灌木林的一所小房子里。他情绪极度沮丧，说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德意志的命运已任由希特勒摆布了。
在一份题为《未来战争中的德国》的备忘录中，退役大将贝克对形势作了分析。他预言，德国只要自己不诉诸武力，将不会受到攻击。由于德国地处大陆中心，在战争中始终会比其他大国作更多的冒险。一场由德国发动的战争，只会召来其他国家以受侵略者的名义介入战争。“在一场对抗世界同盟的战争中，德国将惨遭失败，最终将任由别人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