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的独裁·第八
作者：瓦尔特·戈利茨·德国
出自————《德军总参谋部 1650～1945》
出自————《战争通史》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1916～1918)
在战争年代，最能说明威廉时期大搞空洞虚假爱国主义的一项群众活动是，在帝国所有大城市中树立兴登堡的木雕像，不愿捐款者可在木雕像上钉入铁钉 。
单从这些雕像身上就使人隐约感到，这位普鲁士总参谋部最后一任总参谋 长的高大魁梧形象，已经成了江河日下的霍亨索伦王国的象征，成了沮丧者的慰藉和崇拜者的寄托。自从老毛奇取得胜利之后，总参谋部便成了人们心目中无所不能的机构。
兴登堡曾说过，只有生活在老皇帝的俾斯麦德国他才有温馨如家的感觉。因此，如果说兴登堡是一个已经衰败时代的化身，那么鲁登道夫就像一个“未来的统帅”，以其无限的工作活力、用之不尽的能量和战略天才，为一个强盛的大德意志帝国忘我地奋斗着。兴登堡多次用“未来的统帅”这句话来抬高他这位首席军需总监的声望。鲁登道夫是一位现代战争的工程师。他们两个人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是军队培养出来的军人，置身政治之外，置身时代潮流之外。然而现在，当政治家对自己都已失去信心的时候，最高统帅部的领导却让他们在政治上进行决断。兴登堡曾对一位到访的政治筹划者生硬地说过：“对政治我一窍不通。不过您可以找一下鲁登道夫，他对政治还略通一二。”
图21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1865～1937)，1916年任第一军需总监
对于他们所做出的军事决断，很难说清楚他们个人在其中占了多少成分。他们的合作亲密无间，他们的思想从无二致：人们曾将他们比喻成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但这个对比似有不恰，他们倒更像老国王和皇帝威廉一世与老毛奇的关系。鲁登道夫是个情绪易于激动的搭档，而兴登堡对方案理解得更全面，他不是听天由命，而是充满了族长制时期族长的那种自信，他能保证鲁登道夫的方案正确实施。后来，当战争失败后人们争论起到底是谁取得的坦嫩贝格会战胜利的问题时，兴登堡干巴巴地说道：“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会战失利了，那就是我的责任。”这句话倒也包含了一种值得赞许的现象，那就是在军队指挥上总司令与参谋长共同负责。
他们两个人都出身于易北河东岸社会和经济地位已发生动摇的地主阶层。贝内肯多夫家族于1789年与没有后嗣的冯·兴登堡家族合并。当这个家族的伟大儿子于1847年10月2日在波森 [ 译注：今波兹南。 ] 出生时，贝内肯多夫家族在19世纪农业危机中已失去其全部地产和位于东普鲁士的诺伊代克骑士庄园。兴登堡的父亲是一名军官，其母是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军医的女儿。兴登堡这位极具天赋的军人生活历程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他在近卫步兵第3团晋升为军官，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军事学院后到总参谋部工作，曾短时间在战争部服役，后任师长，1903～1911年任马格德堡第四军军长。关于他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一事，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已意识到坚忍不拔的意志是十分必要的。看见这句话，这位老先生的低沉嗓音仿佛又在耳边响起，装在他心中的只有普鲁士皇家军队、总参谋部和他的家庭。在他身上仍保留着一些他那个阶层所具有的优良品质：珍惜荣誉，懂得礼节，强烈的责任感，基督新教的生活情感，冷静客观的判断力以及领导天才。固然，他不是一个精通艺术的人，但也绝不是人们常说的对艺术一窍不通。
他的助手和同事却真是个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年4月9日出生于其父在波森省的克鲁谢尼亚庄园。他的父亲出生在波美拉尼亚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购置有大量地产，其母出身于普鲁士军事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未能守住家产，最后做了一名保险代办人。与兴登堡不同，鲁登道夫最初在常备步兵部队服役。后来，喜欢冷嘲热讽的泽克特对他们俩人因此而形成的不同性格和作风做过描述。18年之后他被分配到总参谋部工作，总参谋部成了他生活的惟一。他的基本原则“战争是外交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全部政治都应服务于战争”，反映了他的一种纯军事思想境界。鲁登道夫成了总参谋部的反克劳塞维茨分子。
用鲁登道夫的话说，在战争期间冯·兴登堡元帅已不再是一个理想人物，不再是广大民众所需要的象征。但是，在制度严格的大本营里，在实际操作中兴登堡除了每天认真监视着重大事件的发展之外，便将定下决心和付诸实施的具体事宜放手交给他身边的这位杰出的专家，就像东方的一个地主将家务交给一个能干的管家一样。在军事政治方面，他甚至全部任由鲁登道夫处理。鲁登道夫确实有着强烈的和永不满足的雄心，但他的雄心却远远超出了他的才智所能。
在人事和组织方面，总参谋部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尔肯海因的追随者塔彭被解职，鲁登道夫让过去有名的格奥尔格·韦策尔中校接替。新任作战处长比固执的前任要灵活得多和机智得多。总参谋部首席参谋马科斯·霍夫曼中校现成了巴伐利亚老元帅利奥波德亲王的参谋长。为处理巴尔干和土耳其战场的有关事宜，自1916年作战处增设了一个科。作战处第2科现由鲍尔中校负责全部的弹药和作战器材事宜。为明确职责将情报处重新命名为“外军处”。在冯·巴尔滕韦费尔上校领导下的政治处得到了一个更为确切的称呼——“军事政治处”。自1916年7月在外交局成立了一个由冯·黑夫滕上校领导的总参谋部的对外机构，现称“外事处”。为了宣传目的于1917年增设了一个特殊的影像局，德国的电影工业逐渐集中在该处领导之下，这就是后来世界著名的“宇宙电影股份公司”。
冯·福拉德·博克尔贝格少校是鲁登道夫亲密同事之一，现负责领导组织工作和后备人员事务。格勒纳中将负责所谓的“战争局”，该局是个统管装备问题的机构。野战铁道处处长现为冯·奥尔德斯豪森中校，第二军需总监是哈恩多夫中将。在他领导下，负责经济和占领区事务的库特·冯·施赖歇尔上尉后来飞黄腾达，成了德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
改组后的“大总参谋部”辖有多个处、勤务机构和诸如航空队、情报分队、工兵和步炮营等特种部队，已经变得臃肿笨拙，不便使用，有些单位甚至起到了第二军事内阁的作用，上校参谋有时比国务秘书的作用都要大。最能说明总参谋部这种特殊地位的是，最新扩建的航空兵部队在其被承认为第三军种后，仍直接隶属于总参谋部，尽管为它特设了一名“将军”对其实施领导。
韦策尔、尼古拉、福拉德·博克尔贝格、作战处的年轻军官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上尉、曾在第2处(德国处)做过鲁登道夫庶务官的冯·德·布舍·伊彭堡男爵上尉，以及军需总监部的冯·施赖歇尔上尉，后来都在魏玛共和国的国防军领导层中担当重要角色。
现在，鲁登道夫有意识地将总参谋部的“处长们”安插在各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司令部内，形成共同责任制并凌驾于各级司令官之上。他利用这种特殊的运作程序在野战陆军参谋部所形成的双人领导制，赢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样，鲁登道夫便可毫无顾忌地利用这一途径，在固定战线上借助于电话机对远不能及的参谋部实施直接指挥。但与此同时，由于战争形势迅速发展、部队伤亡不断增加以及组建新部队和单位，对总参谋部军官的需求与日俱增，为此只有以大大压缩参谋军官的训练日期为代价。按照普鲁士的传统，总参谋部军官必须是现役军官，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总参谋部也接纳受过重大考验的预备役军官，对这种当时已经流行的做法仍被人们视为对传统的一种亵渎。在色当举办的为期六周的“总参谋部军官训练班”，其效果值得怀疑。随着军官团势力的极度扩展，其素质和水平也随之下降。
现在囊括了新闻、电影、图片、宣传、外交和装备控制等大量陌生领域的总参谋部，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三届(最后一届)最高统帅部陷入进退两难的悲惨境地。在普鲁士的鼎盛时期，国君通常以最高统帅身份在各职权部门、战争部、外交部、总参谋部和军事内阁间，扮演一个或平衡、或调解、或下达命令的角色。名义上，皇帝威廉二世现在仍一直是最高统帅。然而年复一年的事实表明，他没有能力担负这一崇高职务。缺少独创精神的帝国宰相冯·贝特曼·霍尔韦格也同样无力牢牢地握住帝国的僵绳，帝国议会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它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最后只能由最高统帅部来填补这块真空地带，成了最高政治权力的最终决策者。然而，最高统帅部也并不能胜任此事，因为总参谋部的高层军官并不具备政治鉴别力。在别人眼里，一个总参谋部军官简直就必须无所不能，即便是在1916～1918年，很多政治家包括后来怀疑一切的人也都这样认为。
鲁登道夫向威廉王储抱怨说，虽然一事无成，可总得有人出来做点什么。鲁登道夫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物，他决定挺身而出为国家排忧解难。他和兴登堡首先将怒火发泄在皇帝周围负责民事、军事和海军的三名内阁首脑身上，接着便是帝国宰相，后者还曾对兴登堡的任命欣喜若狂。为了控制国内的局势，他们还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所采取的措施包罗万象，从改善住房事业、与性病做斗争、农村垦荒，到学校的役前军事教育，以及对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革命宣传做斗争。对于复员的士兵(这是兴登堡特别感兴趣的问题)还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为他们准备好固定的生活工作场所。
泽克特说过，军事专政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鲁登道夫总觉得，军人专政终究是一个不光彩的和迫不得已的解决办法。他还是期待着能在政治家中出现一个“强人”，为他卓有成效地执掌大后方的事务。现在，无论在政党中还是在普鲁士和帝国的高级官员中，都难以寻觅到一位称职的人选。像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这样的政治家，当时甚至把鲁登道夫看成是“德国的克伦威尔”。在第三届最高统帅部内的年轻参谋军官从这些事例中总结出一条教训：没有群众基础的统治是不可能确立和不可能持久的。
“军事社会主义”对鲁登道夫而言，是一个将民众和经济力量全部应用于前线的合适工具，但如何维持民众的战斗意志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世界大战虽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军事上控制民众的最大实例，但是百万民众的动员、堑壕战的特点、军官和士兵在前线的平等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从内部摧毁了旧普鲁士军队的封建机制。此外，现役军官团的精锐部分还必须留在战场上。鲁登道夫曾主张用在装备大战中经受过严峻考验的士官甚至士兵来补充军官的缺额。然而，军官领域却是霍亨索伦王朝军事统治者的最后一块领地。军事内阁首脑极力反对这种将最高贵的阶层“民主化”的做法，不管有什么例外。但是，这种“民主化”不管是在普鲁士还是在德意志的其他邦国都一直存在着。不管怎么说，前线军官与士兵的那种旧式的、被认真维护的上下级界限被打破了，军纪由简单的命令服从关系演变为对命令必要性的理解，演变为能唤醒一般人对自身重要性认识的心理艺术。
鲁登道夫的理论基于最大规模的歼灭战争，即总体战争，它需要将全国和全民族的力量投入战争。第三届最高统帅部的第一个计划因而具有经济－社会属性。鉴于协约国方具有物资方面的优势，全世界的原料都可供它支配，因此对于德方来说，要想取得胜利，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潜力就显得十分必要。劳动力、煤、铁和石油，在这一刻成了总参谋部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在鲁登道夫的同意和兴登堡的默许下，格勒纳中将和鲍尔中校制订了所谓的《兴登堡计划》。通过最大限度地对食品和日常用品的管制，对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劳动潜力的动员，以及采取实现社会平等等措施，在现有原料状况下，总参谋部的应急艺术还真的解决了战时经济问题。但是，由鲁登道夫开辟的进入政治领域的道路，即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以及对帝国最高政治职位的分配施加影响等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外，还包括最高统帅部同意维也纳和柏林做出的建立一个亲德的波兰的决定，其目的在于希望波兰能出兵支援德国作战。
鲁登道夫很快便明白了，依靠一个像帝国宰相冯·贝特曼·霍尔韦格这样的柔弱宽容、爱好和平的人(与其说他是个政治家，倒不如说是个诚实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总体战争政策是无法实施的。许多人都反对这位“胆小如鼠”的帝国宰相——军界和泛德意志主义者这样称呼他——其中包括皇后、王储以及自由主义者和具有自由思想倾向的人。
因此，鲁登道夫首先要达到的目标是找到一位“战时宰相”。于是，他通过八面玲珑的鲍尔中校同贝特曼·霍尔韦格的反对党建立了联系。鲁登道夫拒绝了政治家们多次提出的由他自己担任帝国宰相一职的主意，因为他感到他不能承担这种身兼二职的重负。
鉴于国内状况的不断恶化，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以辞职相要挟，迫使贝特曼·霍尔韦格于1917年6月离职。握有任命和罢免宰相权力的皇帝顺从了。这两位身处总参谋部最高职位的军人不懂得，他们的行动是对皇帝权力的多大侵犯。在军官团历史上第一次与国会议员们讨价还价的总参谋部军官们，想让比洛侯爵或昔日帝国海军局国务秘书冯·蒂尔皮茨海军大将出任宰相。然而，这两位大臣无论如何也不符合皇帝的口味，他们已失去皇帝的宠信。最后，皇帝任命原战时给养局局长、副国务秘书格奥尔格·米夏埃尔博士为帝国宰相，以试图满足最高统帅部军官们寻找“强人”的渴望。其实，这是个很狼狈的摆脱困境的办法。
不久，鲁登道夫发现有一些不顺心的事发生了。“家乡阵线党”日见衰败，已少有利用价值。而此时，冯·蒂尔皮茨海军大将与激进的泛德意志协会联手，成立了一个“祖国党”，共同为达成德国的战争目标而奋斗。1917年9月，鲁登道夫拟订了一份呈文，提出德国的战争目标应当是：在东方，将库尔兰、立陶宛以及波兰西部边界地带，即1916年宣布的虚构的波兰王国，划归帝国版图；在西方，占领一块具有战略意义的前沿地带，以保护德国西部的工业区，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兼并比利时和荷兰。这一目标对于那些饥肠辘辘和怀疑战争是否会遥遥无期的民众来说，是无法理解的；皇帝及其大批的邦国王侯们也渐渐疏远了这个头脑简单的人。
1916年最后一个月，德国又采取了一次局部行动，即迅速将罗马尼亚击败。这次行动再次表明，在传统的地域概念和机动战传统战略范围内，至今还没有人达到总参谋部的作战指挥艺术水平。老兴登堡凭借其客观的感知力认识到，由冯·马肯森元帅和冯·法尔肯海因将军所取得的这次胜利，只是一次局部胜利。他在其回忆录中指出，中欧列强 [ 译注：包括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后来的保加利亚和土耳其。 ]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取得成功，那就是将敌人中的小王国门的内哥罗 [ 译注：黑山。 ] 彻底打垮。比利时军队已逃到伊泽尔河彼岸，塞尔维亚军队逃向科孚，罗马尼亚军队在比萨拉比亚固守。
虽然1917年2月(俄历)在俄国爆发了革命，沙皇被推翻，但从战略角度看，这一年是全线处于防御的一年，泽克特称之为“作战停滞”的一年。起初，鲁登道夫完全以一个军官的眼光来评价俄国革命，指责革命剥夺了俄国军官团的权利。泽克特则认为，沙皇的被推翻基本是“英国秘密煽动”的结果，因为有人背后说沙皇和极端保守势力有过单独媾和的意向，可是在俄国新成立的半自由民主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政府却树起了将战争继续下去的大旗。
鉴于此，最高统帅部同意驻伯尔尼和哥本哈根的德国外交官冯·罗姆贝格侯爵和布罗肯多夫·兰曹伯爵，与一批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流亡者进行接触，流亡者的首领名为弗拉基米尔·伊利耶维奇·乌利扬诺夫·列宁——一位有名的俄国革命者，德军总参谋部并不熟悉此人。这批人从瑞士出发，乘专列通过德国秘密返回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主张立即缔结和约，可别人并不买账，人们都穷竭心计地企图在战争中将敌人一举击垮。当时并没有人想到，一个巨大的、与霍亨索伦王朝有百余年结好历史和姻亲关系的王朝的覆灭会危及所有王朝统治者；也没有人看到俄国革命里蕴藏的社会内涵，以及无产阶级要统治世界的思想和危险的传染物。
早在1914年，德军就曾在一定的作战地域采取过将一个集团军隶属于另一个集团军的做法，1915年还曾一时出现过由一个资深的集团军司令指挥数个集团军的现象，后便演变为集团军群，一个集团军群通常由3～4个集团军编成。1917年，鲁登道夫建立了常设集团军群司令部，作为各战线或战场上最高统帅部与集团军间的协调机构。新的防御体制带来了战术的深刻变革。战术开始变得富有弹性，防御实施了纵深梯次配置。鲁登道夫为“防御会战”制订的战斗条令具有典范意义，它宣告了作战必须付诸大量流血时代的结束。步兵师采取了新的编组，即1个步兵师由3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团组成。炮兵成为会战胜负的决定性兵种，而作为兵种贵族的骑兵在西线战场上几乎已销声匿迹。德军将西部防线主动撤至经过压缩和改善的“西格弗里德”防线后，防御得到极大加强。在西线，协约国有190个师，德国有154个师，协约国仍占有明显优势。
除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并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之外，在这一年发生的对于德军总参谋部至关重要的事件，不仅是德国外交方面多次伸出媾和的触角，奥地利也曾试图与法国就单独媾和进行过谈判，而且还有美国加入对中欧列强的战争。俄国在一方，美国在另一方，还有许多未来的强国，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加到欧洲的纷争之中。美国早已在很长的时间内对协约国进行了大量的物质支援。1917年，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为威尔逊提供了口实，美国宣布将为和平、为反对旧欧洲的专制独裁、维护人民自决权直接参战。对于总参谋部来说主要问题是，在美国军队在欧洲大陆立足之前，德国如何能在西欧赢得一次决战的胜利。惟一的可能是，通过一次或接连数次进攻战突破协约国军队的防线，夺回行动自主权。
在这种双方对峙的形势中(苏联军事理论家后来认为此时的战争艺术已堕落到最低谷)，技术是改变“作战停滞”(泽克特语)局面的新型工具。1916年晚夏，英国人在索姆河畔首次使用了一种有装甲并装备火炮和机枪的履带式机动车辆，用以克服堑壕和铁丝网障碍，这就是“坦克”。起初英国人将其称为“机枪驱逐舰”。
除了像老毛奇这样的人认识到了技术的使用规律之外，低估技术的作用也是旧普鲁士的传统之一。英国和法国的第一批战斗车辆还存在着诸如运行速度过低等许多不足。因此，兴登堡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德国步兵也能制造。他仍然对勇敢和军纪的传统作用深信不疑，认为给步兵装备大量的防御兵器、轻型随伴火炮和超重型机枪就足矣。只有鲍尔中校认识到了新型装甲兵器的未来价值，并设计出了自己的样车。但这一计划因德国原料短缺，以及与制造飞机和载重汽车的计划相碰撞而作罢。德国的战斗车部队只得在幼年时期徘徊。
最高统帅部对1917年这一年极为不满。国内，不满的呼声日见高涨，食粮困难与日俱增；敌人的围攻不断加强，美军出现在欧洲战场成了眼下令人头痛的问题。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也向中欧列强和西方协约国投下了阴影。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尽管想立即与中欧列强进行和谈，但鲁登道夫现在却声称，只有德国的势力范围向东一直扩充到乌克兰和高加索，德国的补给才能得到保障。但是无论如何，要想将东线部队撤出并向西线转移，只有在列宁与德国全权代表，即两个大帝国之间缔结和约。
在近东，与德国结盟的奥斯曼帝国在此期间已宣告崩溃。德－土在美索布达尼亚和巴勒斯坦的防线因此受到动摇。冯·泽克特将军受命作为奥斯曼帝国参谋部的德方参谋长前往中东，以拯救衰败的局势。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大后方长时间以来已无力承担新的负担。1917年夏，在远洋舰只上发生了首次水兵叛乱。弹药工业工人发生的罢工引发了一系列的革命行动。帝国宰相米夏埃尔已无力开展工作，皇帝因此将宰相的工作交付给巴伐利亚总理赫特林伯爵。由于最高统帅部已与米夏埃尔关系疏远，因此没有对此举提出抗议。
赫特林伯爵并不是个“战时宰相”，而只是一个聪明而有教养的学者。此时，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举行的与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和谈中，外交局国务秘书冯·屈尔曼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而将军事放在第二位。兴登堡与鲁登道夫对此并不介入，只是提出一些批评和告诫。在强大压力下，德方终于与布尔什维克政府和罗马尼亚国王缔结了和约。但与此同时，德国又在巴尔干、芬兰和乌克兰加强军事力量，预防布尔什维克染指，企图以此途径获得南俄富庶的产粮区，为德国的补给增加来源。在德国的扶植下，在乌克兰成立了一个亲德的反布尔什维克政府。这里的驻军司令是旧时总参谋部最优秀的军官之一冯·艾希霍恩元帅，格勒纳将军任参谋长。
期间，法国和英国总参谋部终于认识到了，在西线所进行的付诸大量鲜血的正面人海、物海攻势，是徒劳无益的，于是等待着1918年美国人的介入。法国元帅福煦曾将这种进攻方法称之为“水牛战略”。然而现在，鲁登道夫为重新赢得机动自由，却捡起了别人丢弃的“水牛战略”。他认为，美国百万大军一旦到达，取得一种有利的媾和的可能性就将不复存在。现在惟一的一线希望就是集中所有兵力，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行动，粉碎英法防线。于是，部队开始从东线向西线转移，从意大利战线也撤回若干德军部队。鲁登道夫还本想将奥匈、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部队调向西线，但这一想法由于这些国家的军队缺乏西线装备大战的经验，以及不想过分削弱这些战线而作罢。
鲁登道夫计划在西线实施的“大会战”是他的最后一张王牌。他相信已经停滞的施利芬计划能够复生。在一份呈文中鲁登道夫表达了与皇帝不同的意见，他说他要实施的不是一次会战，而是一系列会战。还说，如果和平需要付出必要的代价，他可以为取得胜利担保。对这位受人们推崇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思维。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都曾想过，在发动军事总攻的同时要展开一次外交和平攻势，而在英国和法国确实存在着一批准备与德达成和解的人。1917年春在法国军队中发生多起暴乱事件，使法国也度日如年。但由于德国最高统帅部与外交局之间长年相互猜忌，使外交攻势未能付诸实施。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根本不理解国务秘书冯·库尔曼的灵活外交，坚决拒绝放弃已握在手中的使他们最感兴趣的抵押物——比利时。而英国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恢复比利时的中立。
自1917年秋，作战处开始为实施“大会战”着手进行准备，以便将鲁登道夫的思想付诸实施。作战处主张，进攻应从亚眠附近的圣昆廷下手。在这里，法国战线折向东方，与英国由北向南的战线交接，形成一个向外突出部，是英法两军的接合部。一旦突破亚眠战线，英军战线将肯定会被赶到英吉利海峡岸边，英军将再一次越海逃生。
大规模攻势成功的决定性条件不在于突破，而是及时地前调新锐、可快速机动的突击力量，它将使战术成果扩展为巨大的战役胜利。当前缺少的是骑兵部队、装甲战车、车载摩托化步兵和摩托化炮兵。但鲁登道夫对这些高度机动部队不屑一顾，而将重点放在了步兵和炮兵的数量上。1918年初，在西线有3个集团军群，分别隶属于威廉皇太子、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和符滕堡王储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共10个集团军，193个师。为实施火力准备，部署了1700个炮兵连，680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并储备了大量弹药。与小毛奇不同，兴登堡、鲁登道夫和作战处自1914年 [ cdhyy注：原书如此。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1916年8月底才入主总参谋部。是否可能为1917年？ ] 便进入设在阿韦纳的靠近前线的大本营。
1918年3月21日凌晨4：40，代号为“米歇埃尔行动” [ cdhyy注：约翰·托兰的书中译为“迈克尔行动”。 ] 的“大会战”，以德军第2、17、18集团军猛烈的炮火准备拉开了序幕。英军战线被突破，在此作战的英第5集团军全部被歼。
尽管德军已兵临亚眠城下，尽管英军最高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勋爵元帅曾一度有过撤向海岸的念头，尽管英国的伦敦内阁惶惶不可终日，但由于德军未能利用初期战果，英军战线终究没有被攻克。装备大战有其自身的规律，由于缺少机动部队，步兵和炮兵所进行的会战变得支离破碎。德军的突击没有向纵深，反而向两翼发展。作战的主突方向没有指向英吉利海峡，而是指向了法国中部。进攻的步兵由于不负重荷，已成强弩之末，进攻于1918年4月4日被迫宣告终止。
在鲁登道夫眼里，“大会战”是整个战争中的超级会战。可是它却产生了两个与其初衷截然相反的严重后果：一是德军人员及进攻锐气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二是在西线成立了在法国杰出的总参谋长费迪南·福煦将军领导下的协约国军队统一的司令部。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参谋长冯·库尔将军认为，如果会战不能取胜，就意味着战争的失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要进行的会战是由一系列会战构成的，确切地说是个逐步升级、最后必定达到最高峰的体系。因此，4月9日鲁登道夫命令在法国北部——佛兰德地域与阿尔芒蒂埃尔和拉巴斯运河之间发起第二次攻势。两个多星期之后，第二次攻势的兵力消耗殆尽，进攻被迫停止。
会战大戏的第一二场已经演砸，鲁登道夫却无动于衷，仍命令第三场继续上演，目标是夺回作战行动自由权。计划在久攻不下的切敏实施一次旨在引开敌主力的佯动，然后再向佛兰德进攻。单从数量上看，部队的损耗已显而易见。鲁登道夫要求从国内前调20万后备人员，但前调的部队要么质量不高，要么缺乏战斗意志。此外，一场流感使许多部队失去战斗力。在国内，牢骚和不满充斥着大街小巷，人们纷纷质问进行这样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到底为了什么？是为了煤矿和铁矿的主子，还是为了投机商？是为了皇帝还是为了将军们？
1918年6月5日，第三次攻势也陷于停顿。柏林的外事处处长冯·黑夫滕上校主张，发动一场新的政治、外交攻势。然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冯·屈尔曼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眼里，是个注重修饰、轻佻圆滑的花花公子。只是由于他们对屈尔曼的厌恶使这一外交攻势未能付诸实施。屈尔曼不断通过秘密途径争取与英国对话。为此，鲁登道夫早就指责他是“失败主义者”。皇帝对此已有所觉察，他无奈地微笑道，他已陷入最高统帅部、议会和宰相府的磨盘之中。1918年6月末，屈尔曼在一次议会上小心翼翼地解释说，战争不能仅依靠军事手段来结束，应当对他所进行的秘密谈判在国内外可能产生的反应做好准备。对这一番话的背景，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为首的总参谋部军官们并没有多少了解，因此他们大发雷霆，愤怒地要求屈尔曼下台。他们已将贝特曼·霍尔韦格轰下台，接着是他们最憎恶的、被称之为“马屁精”的民政内阁首脑冯·瓦伦蒂尼，现在他们又将这位虽然谈不上性格最坚强、但也是极为精明的外交家屈尔曼解职。继任者是位军人，即冯·欣策海军上将。鲁登道夫一直扬言，如果英国政府自己主动寻求对话的话，那“听听”倒也无妨。
1918年7月15日，他命令发动第四次攻势，以47个师和强大炮兵在兰斯河两岸投入战斗。此次攻势因有投诚者泄密，两天后便夭折。7月17日鲁登道夫命令中止“大会战”，这是鲁登道夫的对手福煦将军等待已久的时刻。1918年7月18日，法军预备队以350辆“雷诺”型快速、轻型战斗车辆从维莱克特雷森林出发，冲向德军战线。德军战线被撕开一个宽达45公里的口子，多个师被击溃。至8月2日法军在取得这一突袭成功后，德军紧接着又在苏瓦松－兰斯突出部的撤退中实施了多次艰苦作战。
1918年8月8日，英国第4集团军在亨利·罗林森爵士将军指挥下，在阿尔贝与莫勒伊之间的亚眠至圣昆廷公路两侧发起进攻。600辆重型和轻型坦克在前开道，骑兵在公路装甲车支援下随后跟进。德军6～7个师被全歼，逃跑的步兵被正好赶到的英军绰号为“工贼”的预备分队俘获，各师指挥所也被英军的坦克摧毁。末日已经来临，精疲力竭和沮丧绝望的德军士兵开始进行垂死挣扎。德国步兵不可战胜的神话被粉碎了，“普鲁士人”逃跑了。德军战线虽然再次得以重建，但已无力进攻，只能进行艰难的防御战和在撤退中实施迟滞战。协约国军队在炮兵、航空兵和坦克上已占压倒优势。
鲁登道夫称1918年8月8日是德国陆军的“哀日”。早在他获悉法军在维莱克特雷森林突袭成功的消息后，就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烦躁不安。由于意见分歧，兴登堡对鲁登道夫进行了指责。同时，各处长以及库尔和冯·洛斯贝格将军对他越来越容易冲动的脾气和使下级工作负荷过重的抱怨声也越来越多。鲁登道夫长时间以来竭力抑制着在他身上出现的神经紧张，他那暴躁的性格逐渐化为在地图前、办公室里和电话机旁的疯狂工作。现在他终于预感到，过去的一切打算都已化为泡影，眼下确实需要停战，以便得到一时的喘息。同时他也打算提出辞呈。鲍尔中校甚至认为，鲁登道夫在“大会战”失利后采取此举是完全必要的和正派的。兴登堡则立即表示反对。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战争已经把普鲁士军队的精髓——军纪摧毁了。像所有大规模战争一样，是战争本身吞噬了自己的工具——军队。
1918年8月13日和14日，在比利时的疗养地和德军大本营所在地斯帕，由皇帝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兴登堡、鲁登道夫、帝国宰相冯·赫特林伯爵、冯·欣策海军上将和内阁成员。会上鲁登道夫坦率地承认，现在只能进行防御，至于未来的和平问题，应请西班牙国王阿尔方斯八世或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出面斡旋。
在鲁登道夫看来，一场战争如果双方没有歼灭对方的意志，那是不可思议的。他决定，先致力于停战，看看敌人到底提出什么样的和谈条件。如果敌人提出的条件像他所预料的那样苛刻，那就可以充分的根据“激起”(鲁登道夫语)人民和军队进行最后的拼死一搏。以进行殊死拼搏相威胁，也可以作为一种对战胜一方施加外交压力的巧妙手段。鲁登道夫从根本上认为，是国内的和平意志使最高统帅部的胜利意志瘫痪了。广大民众饱受半军事化专政的苦难，他们不再俯首帖耳，他们只渴望结束一切苦难……
鲁登道夫和兴登堡都不明白，在这些周里他们怎么不再是摆弄别人的人，却成了其他大国的摆弄对象。鲁登道夫再次放弃了他在1917年命令采取的可节省兵力的弹性防御战术。现在的口号是：“人在阵地在。”但是8月份的形势已使德军的新口号很快便破灭了。法军在瓦兹河与埃纳河之间的进攻，以及英军在巴波梅和康布雷方向的突击均取得胜利，两次行动都是采取在大量坦克支援下步兵实施突击的方式，德军的西线部队已成西下夕阳。9月，美国投入大量兵力发起了它的第一次强大攻势。
尽管西线已一蹶不振，但总算没有丢失。而马其顿的巴尔干战线经过在萨洛尼卡地域集结的英、法、塞尔维亚和希腊部队的反突击，已全线崩溃。1918年9月15日，刚刚执政两年的年轻的奥皇卡尔向协约国发出了试探性的媾和请求。保加利亚退出中欧列强的同盟，奥斯曼帝国的全面崩溃也只是数周之事。在德军总参谋部内，对鲁登道夫指挥的批评日见增多。在一片批评声中，鲁登道夫将作战处长撤职，换上正直可靠的威廉·海耶上校。海耶此前任符滕堡阿尔布雷希特公爵指挥的集团军群参谋长，韦策尔上校则被调任第5集团军参谋长。由于海耶初来乍到对全面工作并不熟悉，因此实际上的作战处长则由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少校担任。这位非常注重实际的海耶上校不久便认识到，形势已难以维系。鲁登道夫也因过度劳累和紧张身体状况已令人担忧，在兴登堡私人医生的催促和海耶的要求下，一位富有经验的神经医生霍赫海默尔博士，于9月开始为鲁登道夫治病。
巴尔干和奥匈的失利消息传来，最高统帅部内被悲观的情绪所笼罩。9月28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最后得出结论认为，除了立即停战，别无其他选择。总参谋部军官冯·德·布舍·伊彭堡男爵少校受命前往柏林，向帝国领导和议会党团通报当前令人沮丧的态势。现在，总参谋部开始向“非军人”即政治家们求救。而政治家们也已陷入一片惊慌，现在曾被政治家们作为依靠的军队也宣告失败了。年迈的帝国宰相黑特林伯爵引咎辞职。精神尚未恢复正常的鲁登道夫不停催促，要求分秒必争，立即开始停战谈判。他还主张，应将美国总统提出的“十四点”纲领作为为实现世界公正和平而进行谈判的基础。如果所有谈判均告失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仍打算重燃战火。
此刻，皇帝任命巴登亲王冯·马克斯接替黑特林的宰相之职。马克斯是大公爵领地的继承人，通情达理，慈善博爱，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但神经和身体状况都不佳。与协约国进行谈判这一沉重任务落到了这位亲王肩上，而且时间异常紧迫，因为最高统帅部已向他暗示，军事灾难每时每刻都会降临。
亲王的另一项任务是，在失败和革命阴影笼罩下在12个小时内开始迟迟未能实施的君主政体的议会制改革。1918年10月即革命尚未发生之前，霍亨索伦王朝对陆军和海军至高无上的传统特权已经旁落。将来，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的所有命令均需与对议会负责的帝国宰相联名签署，方能有效。此间，鲁登道夫觉得前线时刻都有崩溃的可能，因此对政治家们在时间上施以无情的压力，就像他过去要求士兵做他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一样，现在他又以同样的方式来要求政治领导们——马克斯亲王和冯·欣策海军上将。
西线战事仍在继续，为使后备兵力维持在一般水平上，德国不得不解散29个师。英军占领了德国位于海峡沿岸的潜艇基地，美法军正接近德国本土，在巴尔干协约国军队正向北开进，直指多瑙河——君主国的心脏。
无论是兴登堡还是鲁登道夫都还不肯放弃人民可以重召赴战的信念，幻想出现一种使协约国预料不到的奇迹。前线的军队仍在作战，土地虽不断丢失，但战斗仍未停止。停战谈判未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在第三份照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要求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对此，兴登堡在最高统帅部的每日命令中加以拒绝。帝国领导认为军方的专横武断时代已成过去，帝国宰相冯·马克斯要求鲁登道夫自行请辞。1918年10月26日，皇帝在柏林贝尔维宫召见总参谋部的两位领导。鲁登道夫早已知道，帝国政府根本就不想冒拼死一搏的风险，因此只好提出辞呈。皇帝接受了他的辞呈，同时要求他眼下必须在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重建一个新的帝国。兴登堡也要求辞职，但皇帝命令他继续坚守职位。兴登堡顺从了他皇帝主子的意愿。兴登堡的留职对后来具有重大意义。
图22 威廉·格勒纳(1867～1939)，1918年任第一军需总监
还有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是，兴登堡推荐威廉·格勒纳中将来接替鲁登道夫的职务。格勒纳中将在所有“处长”中具有最丰富的技术和经济知识，对时代的要求具有充分的理解力。兴登堡已预计到将来可能出现的一切：大规模的撤军；百万大军的复员；复员军人的就业；牺牲将士的抚恤等等。他认为战争已接近尾声，但他当时只对一点还不大相信：革命会对他的皇帝主子、对普鲁士国王构成威胁。
随着停战谈判的增多，一件事情就越发凸现出来，那就是在协约国眼里，鲁登道夫下台后的中心问题除了停止敌对状态外，就是废止君主国家体制。迄今，普鲁士军队、非立宪直属机构、军事内阁和总参谋部仍然听凭于把持着王位和皇位的霍亨索伦王室。可是从现在起，它们的命运却掌握在了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和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的手中。
此刻，已动员起来的广大民众不再对旧的统治阶级俯首帖耳。当海军部命令远洋舰队再次投入对英作战时，停泊在威廉港和基尔的战舰上的水兵发生哗变。起义浪潮蔓延到本土军队的营房，革命便以这样一次规模浩大的士兵哗变为先导拉开了序幕。革命使国内高层军官们头脑简单、胆怯卑鄙的弱点暴露无遗。再没有人发布命令，因为没有人知道该如何与起义者打交道，没有人知道现在该做些什么，同时也没有人再想履行自己的义务。
正像当年有着传统容克名字的普鲁士将军们向一小撮法国轻骑兵投诚一样，现在他们又束手无策地向佩戴红袖章的水兵们乞降。只有一位战列舰指挥官敢用手枪与水兵对抗，但他被击毙了。还有一位副军长企图在士兵游行时维持秩序，也被打死。在柏林，有上千名年轻军官上街值勤，并要求发给他们枪支，组成军官队，与革命者对抗。没有人满足他们的要求。鲁登道夫这位被免职的“统帅”，无所事事地呆在柏林的一所公寓里。在柏林的副总参谋长冯·弗赖伊塔格·洛林霍芬男爵将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无奈地写道，普鲁士军官团已习惯于服从。必须从此次事件中吸取教训，那就是百万大军固然可壮大军威，但也极易产生群众效应。后来，兴登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前线已经疲惫不堪，它的崩溃就好比西格弗里德被阴险的哈根 [ 译注：哈根相传为中古时代的英雄，杀死西格弗里德，后被克里姆希尔德所杀。 ] 用恶毒的掷标枪杀死一样，是后方给了前线致命的一击。后来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一充满悲剧色彩的印象是错误的。但是在获得这一认识之前，那些思想幼稚和懒于思考的人已经酿成许多祸害。尽管德军没有被迫实施最后的会战，但战争终究是已经输掉了。经济战所产生的影响要比最出色的陆上作战艺术所产生的影响大得多。1918年10月末，首先在帝国的两个海港，而后在军营或王侯宫殿里发生的事情，不是一场以复仇和夺权为目的的革命，也不是呼唤共和国和为了要拿下王侯的头颅，而是一种对无边无际的榨取的反应，一种对渺茫绝望前途的回答。
在旧的权力机构中，只有最高统帅部像矗立在大海中的磐石一样滞留在比利时阿登的斯帕疗养胜地。兴登堡的名誉和声望已每况愈下，但还没有消失殆尽。皇帝在王朝危急时刻跑到了斯帕，用他的话说是找“他的军队”去了，普鲁士的国王们就是经常这样做的。与兴登堡不同，有一个人却具有政治方面的本能，他就是新任首席军需总监威廉·格勒纳中将。格勒纳认识到，普鲁士的军队和各邦国王侯的军队，一句话即所谓的“皇家军队”，在愚蠢的装备大战中早已变成了一支民众军队。这支民军是不可能用来对付国内的革命的，尤其是他们对内战根本就没有任何精神准备。对这一点，没有一个总参谋部军官能认识到。最后一届最高统帅部的最后一项重要任务只能是，与对皇帝一直不屑一顾的社会民主党结盟，预防布尔什维克主义对德国的威胁。
正当革命席卷国内，西线军队边打边撤之时，1918年11月8日德国停战代表团准备启程越过敌人的战线，赴约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初定为冯·京德尔少将，时任大总参谋部第二军需长，是军官团中最杰出的军官之一。然而在最后一刻，却换成了中央党的国务秘书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帝国宰相府现在突然明白了，在谈判中一个政治家有可能比僵硬的总参谋部军官能争取到更为有利的条件。这样，政治家们现在将最高统帅部抛到一边，自己担起停战谈判的重任。当然，最感轻松的还要算京德尔。总参谋部军官中只有驻巴黎武官冯·温特费尔德上将参加了代表团。
一天后，霍亨索伦君主国的命运便在斯帕决定了。11月8日，皇帝命令最高统帅部要采取措施，恢复国内正常秩序。格勒纳和兴登堡都认为，那些重要的部队是绝不能撤离前线的，同时他们也怀疑，是不是所有部队都听任调回国内来对付革命群众。此外，复杂的运输状况也会带来许多问题。但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面前：如果莱茵河大桥和铁路枢纽掌握在叛乱者手里，而且必须要从他们手里夺回来，那怎么才能以最快的速度调回大量部队呢？为了弄清部队的反应，聪明的作战处长海耶上校想出一个主意，从附近的十个集团军司令部中各选出五名师、团长，到大本营来加以询问。
11月9日，计划付诸实施。10时，皇帝在斯帕召集举行了形势报告会。在柏林，工人群众拥上街头举行游行。驻守在边区的副军长冯·林幸根大将早已让人制订了一个详细的镇压起义者的计划，甚至准备动用施塔肯的航空队。但是普鲁士战争部长、符滕堡的朔伊赫少将反对流血。于是，在斯帕，人们对镇压革命的可能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格勒纳将军持悲观态度，在威廉集团军群任参谋长的冯·德·舒伦堡少将和冯·普勒森大将主张使用武力。有一个人则沉默不语，他就是71岁的普鲁士元帅冯·兴登堡。
海耶上校汇报了他询问前线指挥官的结果。大部分军官乘汽车来到斯帕，经长途行驶已疲惫不堪，他们对这一从未考虑过的问题感到突然。他们的反应不能给人以丝毫慰藉，他们不受海耶的摆布。格勒纳的话果然应验了，军队不再是最高统帅得心应手的工具。至于此时兴登堡的脑袋里有些什么反应，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作为普鲁士贵族，国王在他眼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知道，现在他必须支持国王；但他也知道，他现在根本无力支持国王。这一刻在他一生中都萦绕在脑海里，虽然事实上他自己已被置于无望的境地，但这一点并不能使他得到安慰。向群众开枪，这对他来说是可怕的。早在第四军部队镇压曼斯费尔德工业区的矿工罢工时，他就对部队被迫向工人开枪感到吃惊。此刻他的思想是一种典型的旧普鲁士的思想，即君王是绝不能受到侵害的。因此，他认为关键的问题是，无论如何要防止皇帝被暴乱所推翻，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君王暂到中立国荷兰避难。
在斯帕，人们仍在就一个问题进行着争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能不能只让威廉二世以德国皇帝的名义退位，而保留其普鲁士国王的王位。这一想法虽然使皇帝深为感动，可一旦实现，实际上就意味着帝国军队的解体。正当大本营的人们进行激烈辩论的时候，柏林的势态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战争部长不准备下达开枪的命令，驻守在边区的军长也未敢轻举妄动。大概是帝国宰相的私人密友们经过商议，宰相府随后便下了一道避免任何流血的命令。街上的情况愈发不可收拾。时近中午，身患重感冒的皇太子宰相擅自宣布德国皇帝、普鲁士国王和王储退位，同时指出必须由一位摄政者来维持君主政务。然而就在同一时刻，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和皇家不管国务秘书菲利普·谢德曼，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匆忙激动地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还说德国人民已在全线取得胜利。翌日清晨，皇帝从斯帕启程前往荷兰避难。当兴登堡正准备开始工作时，才得知皇帝陛下已经启程的消息。1918年11月28日，在荷兰流亡的德国皇帝，其普鲁士国王的王位也被废黜。
总参谋部仍如磐石一般屹立在斯帕。停战谈判书是由一名中央党左翼政治家——一个共和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而不是由皇家普鲁士军队的元帅签署的，军队仍未缴械投降。此事的结局对新的民主党——对战争失败的继承人来说是危险的，而最后确实出现了这种结果。
皇帝的被废黜和无声无息的离去，不仅对总参谋部军官而且对整个军官团好似当头一棒。没有国王，普鲁士军官和贵族就一钱不值。泽克特曾将国王比喻成军队的象征，对于大多数军官来说这是失去“国王盾牌”的一刻。对几乎所有人来说，这是寻求另一个象征的时刻，是寻求国家新领导人的时刻。军官团坚信，国家领导所依靠的只能是权威和秩序。
退役步兵上将鲁登道夫，这位被赶下台的总参谋部的巨人，当获悉皇帝出走和革命胜利的消息后并不甚悲伤，而是暴跳如雷。他向来不懂得怀疑和自责，于是，他以这次战争的“统帅”自居，开始搜寻搅乱他计划的人。他全力寻找那些操纵世界历史的神秘势力，并冠以一种“超国家势力”的理论来诋毁这种势力的声誉，对所谓一伙教派的诽谤就更是自不待言。此后不久，他又开始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他说德国人必须从战争的结局中学到一些东西。他傲慢地宣称，革命者的最愚蠢之处就在于饶了他一命。当11月份柏林的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布尔什维克分子的颠覆活动日益增多之时，鲁登道夫接受老朋友的劝告，逃到瑞典过了几个月隐名埋姓的生活。
直到1919年2月他才返回德国。当协约国停战谈判代表团的一名成员马尔科姆将军拜访他时，他暴跳如雷地谴责了德国人民及其政府抛弃了他。马尔科姆问：“将军，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有人在您的背后捅了一刀？”鲁登道夫异常激动，大声吼道：“没错。有人在我们背后捅了一刀，在背后捅了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