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哲学家·第三

作者：瓦尔特·戈利茨·德国

出自————《德军总参谋部 1650～1945》

出自————《战争通史》

　　 ——克劳塞维茨及反革命和革命时期的总参谋部

　　 1814年战胜拿破仑之后，在普鲁士，人们把改革的最后一线希望由施泰因和格奈泽瑙，转到一个在普鲁士后期历史上一直默默无闻的人物身上，这就是当时被任命为普鲁士首任正式战争部长的利奥波德·海曼·冯·博因少将。

       早年，博因就曾以年轻的步兵军官的身份聆听过康德的哲学课，后来他提出了一个就当时的普鲁士形势而言可谓革命的纲领。他指出，军队建设应尊重个人精神的人性的价值，应与时代要求即人们对自由、平等、人的尊严的渴望相一致，应以政治和社会体制的重大变革以及平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在市民生活中进行普遍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为前提。

　　 如果说后来把普遍义务兵役制看作普鲁士义务国家的象征的话，那么不应当忘记，1814年时人们对义务兵役法还争论不休。宫廷和绝大多数地主容克认为，普遍武装农民和下层人民就意味着革命，其后果不堪设想。那些富裕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平民还一直没有改变他们对士兵阶层的反感。1806年前，好男不当兵的现象普遍存在。博因经过艰苦斗争之后，国王终于1814年9月2日颁布了新的兵役法。新的兵役法规定在普鲁士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征召超过服役年龄的人组成象征民众武装的后备军和国民军，平时也将予以保留。尤其是后备军是博因的得意之作。后备军是由退役老兵组成的类似于民兵那样的军队，是常备军的预备役部队。然而，正是这支后备军被反动的宫廷和以旧模式思考的军界党派视为眼中钉。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群没有严格组织纪律、又摆脱不了时代影响的乌合之众，其军官集团中的大部分平民出身的人都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

　　 后备军的命运始终处于争议之中，同时将总参谋部和侍官总署的军事权限合并起来统归战争部的问题也一直未成定论。作为第2师的总参谋部(此时通常称第2部)这时已编入战争部的综合战争处。原来侍官总署的业务转到第3部，该部不久再次演变成军事内阁，或称“人事处”。国王仍把军队视为私人的工具，他重新任命了一名侍官长，并组建了一支近卫旅，不久便迅速扩编为一个军。为此，博因再次在职能与权限问题上与国王发生争执，并首次受挫。国王侍官长和近卫军是在一个特殊时代王朝自我保护意识的典型表现方式。在这个时代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广大资产阶级阶层正在探讨未来军制，在各个邦国在政治上受压抑的德国自由主义者正在大张旗鼓反对常备军这一“王侯专制”的代言人和御用工具。国王许下的战后颁布新兵役法的诺言，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作为改革者的博因不懂得以恰当的方式对待思想落后的君主，最后被迫离职。

　　 在欧洲其他国家，情况的发展大多有别于普鲁士。在俄国和普鲁士这两个专制政体的顽固代表之间，只是由一条极深的亲缘链条维系着。自1813年两国结成军事联盟之后，普鲁士国王和沙皇在他们的王宫里，通过不断派遣军事全权代表进行着秘密军事外交，这一规矩一直保持到1914年。在极端的专制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俄国军队采用了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体制。普鲁士的古斯塔夫·冯·劳赫将军(沙恩霍斯特的同事和学生，后来成为工兵和要塞总监)曾应沙皇之邀在要塞建设方面为俄国将军们出谋划策。

　　图5　卡尔·威廉·格奥尔格·冯·格罗尔曼(1777～1843)，第2部(总参谋部)部长

　　 在博因任战争部长时期，第2部(第2师)部长冯·格罗尔曼将军极力维护沙恩霍斯特的理想，他认为军事领导应与政治领导密切合作，同时赋予总参谋部以领导职责。按照这一设想推理，和平时期制订战略进军计划者，在战时也必须是最高指挥者，他可以在必要时对最高统帅施加影响。格罗尔曼像博因及其导师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一样，是充满活力和富有远见的人。他和博因都坚信，旧的君主政体必须改革。处在古代封建的普鲁士人中间的这样一批杰出军官，面对蔑视教育的军官团，也是一支在政治上已经觉悟的先锋队。

　　 格罗尔曼不但倡导有计划地保护战史资料，而且认为研究过去的错误并从中汲取必要的教训，是一件有政治意义的事情。他认为，总参谋部必须成为培养未来将军的指挥学校。出自这一学校的将军，必须是在科学和军事技术上杰出的、通晓政治和具有自主性的人才。为防止出现蔑视其他部门的傲慢，以及使总参谋部军官熟悉部队的生活和疾苦，他定期在部队和总参谋部之间以及驻柏林的部直和各省的军、师司令部之间，进行人员交流。

　　 和平时期总参谋部勤务的最基本活动之一，要属没有一点贵族气息的地形测量工作。1816年，格罗尔曼将第2部划分为3个处，分别负责3个战区事务；此外还设立一个战史处。负责西部战区的处，主要负责处理有关德国西部和法国的有关事宜；中部战区处负责处理南部各德意志邦国和奥地利的有关事宜；东部战区负责监督俄国动态。为进行三角测绘和制图工作，还特设了一个三角处和一个地形测量处。对邻国军队和每一个军事动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在平时获得详细的敌国国情资料。没有一流的地图资料，制定出的动员计划和进军计划也就没有任何价值。在普鲁士职权构架中，第2部终于站稳了脚跟，而且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总参谋部”这一称呼，即使是在博因－格罗尔曼时代，第2部也已不再仅是战争部的一个专业办事机构。

　　 当时，柏林的第2部编有16名军官。和平时期新组建的8个军，每个军派驻1名总参谋部军官，担负作战、补给和情报勤务。每个师也派驻1名总参谋部军官。还有6名总参谋部军官被派驻各国驻外使馆，自此开了设立武官处的先河；后来曾有一段时间因经费问题而停派，但因派遣武官有极大益处，不久又恢复派遣。

　　 然而，鉴于时代的特点，总参谋部的这种仅仅外表上的职权变更并没有给它带来多少益处。格罗尔曼被迫去职，博因也随之引退。1819年，第2部的领导职务暂由吕勒·冯·利林施特恩少将接任。但与沙恩霍斯特学生同时代的人已不再追随他们的思想。战争部长由步兵上将冯·哈克担任，他出身于东哈弗尔兰德的边区容克家庭，是国王的亲信。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自由主义者最终失利。军队也不得不置身于时代之外、而受着国王的直接控制——正如后来的侍官长冯·曼托菲尔所说的，国王成了军队的“首席元帅”。在普鲁士当时的状况下，让文职人员和平民担任战争部长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军队只能由军人领导和管理。这个信条一直到1918年后始终被普鲁士统治者顽固地维护着。

　　图6　约翰·雅各布·奥托·奥古斯特·吕勒·冯·利林施特恩少将(1780～1847)，1819～1821年暂时代理第2部(总参谋都)部长

　　 普鲁士军官团中尽管平民出身的军官人数迅速增多，但在军事改革之后仍重蹈旧路，军官团的状况并没有多大改观，平民出身的军官也慢慢接受了封建主义的理想。自实行义务兵役制后，军队逐渐成了塑造民族的学校。军队依然是国王的军队，是防范暴乱和任何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批评的坚强堡垒。这座“民族学校”不久便陷入可悲的境地，他们将自己的子弟培养成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对抗任何时代精神的人。对自由主义者——更不用说此后不久出现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军队成了进步的敌人，成了使人厌恶的权势的化身。

　　 王朝的“最高统帅”也经受住了1848～1849年革命浪潮的冲击。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得不接受的1848年的普鲁士宪法，起初还规定军队将来将向宪法而不再向国王做入伍宣誓。但1849年，国王便将这一规定抛到脑后，军队仍要向君王做入伍宣誓。战争部长依然主要是国王在军事问题上的首席顾问，但同时还规定，如果战争部长对国王所下达的命令存有异议，那么战争部长出于责任感有权提出辞呈。在军队的最高权力机构、直接指挥机构和新的议会监督机构的权力分配上，国会、下院和上院只能对军队的行政管理和日渐显得重要的预算发挥影响。因此，国会要求对军队实施全面监督的呼声日益增强。这种王朝特权、政府各部对国王和议会的双重责任以及议会的监督权之间的极不协调的关系，对整个国家造成不利影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8年革命。

　　 还有一个因素对军官团队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德国东部农业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及由于大工业和大城市中心的出现而导致经济重点由东向西的转移。统治阶层的地产，即他们的财富基础失去了价值。许多在经济上不甚强大和经营不善的普鲁士贵族家庭，几乎完全失去了他们的地产，剩下的惟一出路就是投军从政，效劳国王，军装也成了他们等级特权的标志。19～20世纪总参谋部的大部分负有领导职责的军官，从克劳塞维茨、毛奇到戈尔茨、施利芬和泽克特，均出身于这种衰败没落或一无所有的贵族家庭。也有不少家族是在服役过程中因建立功勋受国王封赐而重新获得地产的，格奈泽瑙和毛奇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容克贵族比起那些生活富裕、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大地主来，往往更富于侵略性。而且伴随着地产的丢失，一些容克贵族精神上的独立意识也随之减弱，特别是在由容克军官向军事专业军官转变的道路上，他们逐渐成为只知道以命令和服从而遂行勤务准则的人。

　　 1848年3月及之前，自由主义者和王朝之间争夺军队的斗争以及在精神上的激烈冲突，竟然没有触动被沙恩霍斯特认为应成为军队“大脑”的总参谋部。从外表上看，在统率机构内部的军衔等级排列上有了一些改善。但从思想意识方面来看，则是统治阶级在寻求战争艺术的非政治技术家。自滑铁卢会战后的15年中，几乎没有为建立一个战争艺术的中心创造条件做什么事，或者说根本不知道如何在实际中利用这样一个机构。

　　图7　卡尔·冯·米夫林男爵(1775～1851)，1821年任军队总参谋部参谋长

　　 格罗尔曼去职后，第2部的业务暂由吕勒·冯·利林施特恩将军掌管。一年后，弗里德里希·卡尔·冯·米夫林中将被任命为第2部部长。米夫林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亲信，他的军龄要比吕勒·冯·利林施特恩将军长。在国王看来，军龄长的军官不应排在军龄短的军官后面，因此他于1821年首次给米夫林加封一个新的官衔——“军队总参谋长”，其职位仅次于战争部长。这是总参谋部在为争取特殊地位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和数十年的惟一一步。但这一步还并不是出于军事的考虑，而是为了解决个别人的政治问题，即平息在级别排序上的矛盾。尽管米夫林与国王关系密切，但在职位排列上仍在战争部长之下。总参谋长和战争部长在业务上不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与战争部的综合战争部发生关系。在有了“军队总参谋长”这一官称之后的4年，战争部的第2部正式解散，结束了总参谋部隶属于战争部的局面。后来，在柏林成立了“军队大总参谋部”，各省的军团成立了“军队总参谋部”。米夫林时期在着装上还发生了一些变化：1823年，遵照国王的命令战争部和总参谋部军官均需着镶以绯红色边的裤子和上衣，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镶有绯红色裤线的军裤就成了总参谋部军官的特有的外部标志。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米夫林出生在图林根，其父是一位普鲁士将军，在耶拿作战时受了致命伤。米夫林曾上过军需总监部的旧式学校，1813年在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的司令部任军需总监，曾被格奈泽瑙称为首席参谋军官和地图桌上的理想人选。他是一个文静的方法论者，对一切风风火火的事都敬而远之，上司交付的任务他都能圆满完成。后来，他担任了普鲁士驻法国占领军司令。统率机构的变化除了总参谋长成为仅次于战争部长的国王战略顾问之外，更引人瞩目的是1824年军事内阁改组为“人事处”。在国王的另一个亲信约布·冯·维茨勒本中将领导下，该处的影响日见提高。虽然自1823年哈登贝格首相去世后，战争部长的权力起初很大，但军事内阁的改组使权力分配上形成了战争部、军事内阁和总参谋部三足鼎立的局面。战争部作为军队最高行政机构的作用每况愈下，而另外两个机构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

　　 米夫林是一个出色的方法论者和旧学派的专家，他将总参谋部改组为一个新型组织机构，这个机构的首要任务是处理和平时期的任务和军事技术问题。他将总参谋部划分为3个“主师”。第1主师是后来人事总局的前身，负责处理人事问题；第2主师负责组织、训练、演习、制定动员和进军计划事宜；第3主师负责处理技术和炮兵问题。

　　 米夫林恢复并扩展了沙恩霍斯特所倡导的参谋军官旅行训练的内容，在进行地图测绘时采用了平板仪。在技术方面他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为了减少旅行训练的花费，以及训练总参谋部军官战略、战术的理解判断能力，他采用了利用地图、模型和沙盘进行作战演练的“图上演习”，这在当时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全新事物。

　　 所有这一切都旨在培养专门人才。米夫林认为，培养“政治军官”的思想有害无益。为了消除过去训练中的片面性，米夫林极大地扩展了一般训练教育的内容。从1818～1872年军事学院的教学计划可以看出，参谋军官和高级指挥官的一般训练教育有了明显加强。语言课，以及从哲学、历史到数学、自然科学等科学领域的课时，要远远超过军事专业技术课的课时。当时人们将这种教育称为“博学教育”，但这种方法并不能弥补缺乏政治教育所带来的损失。军官团的这种严格的非政治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它为后来的德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1815年，克劳塞维茨被普王再次从俄国军需监察部召回到普军总参谋部，在米夫林领导下撰写他那部经典著作《战争论》。这部著作是受沙恩霍斯特思想的启示，对于下一个世纪普鲁士高级参谋军官和德国军官团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克劳塞维茨在沙恩霍斯特手下工作只有很短时间，此后于1815年任第3军参谋长，后任柏林军事学院院长，但凭借这部著作，他仍应被列入旧式总参谋部杰出代表的行列。

　　图9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1818年任柏林军事学校校长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说，是民族国家时代的战争哲学，它像总参谋部这个机构一样，受到像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后来的列宁这些大师的赞许。曾是暴君和专制君主工具的战争，重又归于人民手中。由于手段的多样化、活动空间的扩大以及对民众力量的充分利用，使战争更接近其人类交往活动的绝对完善形态。现在，民众参与作战完全是为自己的生存权。因此，克劳塞维茨认为，现在的战争都是力争毫无顾忌地利用一切力量，迅速决定战争结局，粉碎敌国的国家结构。这就是在战争指导上的“普鲁士革命”，即决定性会战和歼灭性会战。

　　 克劳塞维茨的速战速决的思想，是与普鲁士和后来德意志帝国所处的不利的中心战略位置相适应的。他给毛奇、施利芬、鲁登道夫等所有德国战略思想家以巨大影响，即使希特勒也深为这一理论所吸引。在这点上，克劳塞维茨与他20世纪在军事上的对立面鲁登道夫将军是有根本区别的。他认为，战争的目的从来就不可能是其本身，它甚至高于政治。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第1卷第1章里写道：“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在他看来，人类的冲突和民族间的冲突这两种形式的基本特征是处在斗争之中的，而人类必须是战争的主人。政治像战争和战争指导一样，首先是政治家的事。因此，他进一步指出，战争作为政治的手段可能在将来变得完全没有必要。

　　 但是，由于战争指导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没有人比克劳塞维茨更急切地指出，军人尤其是统帅，不能将军事要事片面地看成军事专家的事，统帅艺术与政治家艺术本是一体，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这里应再次提及“政治军官”的思想并予以肯定。

　　 克劳塞维茨的一些哲学论断带有典型的普鲁士特色。克劳塞维茨指出，在危急时刻，应将军队——普鲁士王朝的支柱——的生存置于国家生存之上。是国家创造了民族，创造了人民。由这一思想出发，后来出现了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普鲁士国家只有依靠其强大军队才能成就德意志的统一。20世纪人民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克劳塞维茨的普鲁士国家观的对立面。

　　 克劳塞维茨的学说诞生在普鲁士人远离欧洲重大冲突的时代，其意义是在他去世后一个他无法预测的时代里才被人们发现的。由于技术的迅猛发展，军队装备了线膛火炮，步兵装备了后装多发枪，发明了电报和以蒸汽机驱动的火车，内燃机的性能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从而使作战手段和作战地域有了空前的扩展，军队人数剧增。属于现代作战之父的，除了作为战争哲学家的克劳塞维茨之外，还有军事装备工业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和建立德国第一个电报系统的维纳尔·冯·西门子。

　　 还在克劳塞维茨生活的时代，普鲁士军队就已经利用笨拙的光学电报机进行情报传递，5年后才被西门子电报机所取代。1840年，普鲁士军队装备了德赖泽式后装击针步枪，使射速和火力有了极大提高。技术改变了军人所处的世界，它为专业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干的机会和空间。在军事领域，从长远观点看这也意味着那些默默无闻的军事人才——总参谋部军官的胜利。大工业的迅速增长，大城市劳动大军的出现，以及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同时意味着以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军队兵员的征召出现了变化。这个过程使数十年来采取非政治化态度的总参谋部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在米夫林时代，普鲁士总参谋部还无力对军队的装备发挥重大影响，但它却成了所有划时代技术革新成就的受益者。毛奇在1866年和1870年制定的进军计划和作战计划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了发明铁路和电报的意义。当时，在总参谋部——战争部长的“研究室”里，人们对军事技术的新发明津津乐道，而军官团的绝大多数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工业对军事的重大意义茫然不知。

　　图8　威廉·约翰·冯·克劳泽内克步兵上将(1775～1850)，1829年任军队总参谋部参谋长

　　 1829年米夫林离职后被任命为普鲁士特使，为俄土之战进行调停。鉴于他与国王的亲密关系，从总体上说他是个称职的管理者，特别是他对诸如光学电报机等新技术有着浓厚兴趣。接替米夫林职务的是威廉·冯·克劳泽内克中将。其父出身平民，是拜罗伊特的一位管理森林的文书，后在普鲁士宫廷法院任司库。克劳泽内克是一个沉默寡言、忘我工作的人，就当时而言，他在军事事务上可谓一位先驱。他起初在部队任工程师，不久便于1813年到总参谋部任职。在克劳泽内克任大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几乎20年的时间里，一切如旧，似乎总参谋长这一职位空缺了20年。像在米夫林时期一样，总参谋部的工作只停留于审查训练条令、讲评军事演习以及训练总参谋部军官和部队高级指挥官等事宜。

　　 1848年革命终于使一代思想家们分道扬镳。3月，继巴黎和维也纳之后，柏林也爆发了人民起义，军队经过艰苦巷战后，将起义平息。但当军队取得对“人民”的胜利之后，国王却开始动摇，随之便命令军队撤出首都。对于争取政治和社会平等的平民和工人阶层来说，军队最终成了反动的堡垒。革命中，没有一支部队发生对国王的叛乱，只有后备军后来以微弱的声音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军队却反以人民的谴责为荣，对此不屑一顾。军队忠于国王并听从其调遣，是不言而喻的事，谴责革命也是合乎逻辑的。革命中，总参谋部一致站在军队一边。再说，军官团和总参谋长在这场冲突中也无力左右局势。

　　图10　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赖赫尔(1786～1857)，1848年任军队总参谋部参谋长

　　 这就是卡尔·威廉·冯·赖赫尔中将于1848年3月革命后接管战争部业务并于5月就任总参谋长时的时代背景。赖赫尔的经历似乎与新的民主主义理想很合拍。他是边疆小村一个教堂合唱队管风琴师和教师的儿子，有人说他少年时曾放过羊。最初他在普鲁士一个步兵团当兵，由于其超凡的军事天赋，于1810年在一个重骑兵团被晋升为军官。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他了解了格罗尔曼的学说。当他任近卫队参谋长时，成了国王兄弟及王位继承人威廉亲王的心腹。

　　 赖赫尔是一个直爽诚实的人，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军人，由于他在军事上的立场而被国王赐予贵族头衔，于是他便竭尽全力维护总参谋部的利益。他厌恶革命是自然的，但对军官团介入社会冲突也认为是不适宜的。革命后随之在普鲁士出现的反革命，其结果是首先提高了军事内阁的地位。同时还出现了一种将总参谋部与军事内阁合并，成立一个所谓“军队参谋部”的倾向。赖赫尔竭力维持总参谋部的地位，他还为总参谋部军官设计了一套特殊的服装，以突出总参谋部的独立性。然而，当1850年在面对德国统一问题而要对奥地利发动第一次战争这种重大危机时刻，在普鲁士却很少有人想到总参谋部这个军事机构。动员、组建部队等事宜均由战争部长决断，总参谋部被抛在脑后，无人理睬。

　　 1848～1851年期间的特点是，国王与战争部之间在“人事处”特权问题以及军事内阁与议会监督职能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权限之争。在这种争论中，至少有6位战争部长惨遭失败。最后，在侍官长埃德温·冯·曼托伊费尔将军的领导下，经过加强的人事处从这场争斗中脱颖而出。曼托伊费尔与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将军交往甚密，而格拉赫是国王的私人军事顾问和亲信，两个人极力赞同将总参谋部合并到侍官处，以使更多的权力直接掌握在国王手中。在这场权力之争中，赖赫尔还暂时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作为总参谋长的赖赫尔的突出贡献是他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投身于军事教育事业。他对军队与国王之间、内阁与下院之间的争斗不感兴趣。曾任过军队训练总监的赖赫尔，一直将后备军官的训练教育放在心上。在选择总参谋部军官时，要求必须具备3年普通军事学校的学历以及在地图测量室服役3年和不同兵种司令部服役的经历。他增加了旅行训练的内容，加强了战史处的工作，努力从战史中为未来作战提供借鉴。

　　 1857年，当71岁的冯·赖赫尔将军去世时，在柏林的大总参谋部工作的有18名军官。其中三角测量处有6名军官，其处长是第一个出身于平民的贝耶尔少将，他是中欧地球弧度测量方法的创始人，在地图学领域享有盛名。地形测量局有9名军官。在大总参谋部参加训练的有25名军官。绘图室和新组建的印制作战地图的平版印刷所编有2名军官。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在从事地形测量和三角测量工作的军官中绝大多数都是平民出身。

　　 在德国、奥地利基本上应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1848年革命，新型的和在经济上迅速壮大的大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大工业财产的出现，加速了建立在地产基础上的封建特权的瓦解。总参谋部的资产阶级化，反映了军官团的不断资产阶级化。只是这种资产阶级化没有使军官团向自由主义方向发展，反而使新的资产阶级阶层军国主义化了。

　　 但不管怎么说，赖赫尔时期的总参谋部已呈现出一副军事科学办公室的形象，在这里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胜过了那些贵族气派十足而又将作战当作其一生行业的人。赖赫尔的教育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统一战争时期的许多伟大的将军和总参谋长，如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罗恩、布卢门塔尔、布龙斯阿特·冯·舍伦多夫等，都是由他培养出来的。他的继任者毛奇是最适宜的总参谋长继承人。

　　 赖赫尔去世时，社会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技术对现代社会的渗入，战争指导正处于一个转折期，而这种转折的前景还没有人能够预测，同时政治的发展又赋予总参谋部一个全新的角色。在这个舞台上，完全由德国古典文学的精神塑造出的完全受克劳塞维茨学说指导的毛奇，势必会将战争作为其政治的最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