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始人·第二
作者：瓦尔特·戈利茨·德国
出自————《德军总参谋部 1650～1945》
出自————《战争通史》
——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理想主义时期)
1800年，年已45岁的库尔——汉诺威炮兵团中校格哈德·约翰·达维德·沙恩霍斯特，在经过长时间思考之后，上书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恳请加入普鲁士军队。沙恩霍斯特的许多普鲁士朋友，特别是军需总监部少尉卡尔·路德维希·冯·勒科克(一位富于革新思想的年轻军官) [ 注：从字面上看与1806年10月在哈莫尔恩要塞向法军投降的“卡尔·路德维希·冯·勒科克少将”为同一人，但似乎不可能6年内从“少尉”升为“少将” ] 早就建议他走这一步。沙恩霍斯特也在一封给勒科克的信中，表达了他的这一决定。
在当时的德意志，普鲁士军队是最强大的军队，它为服役者实现个人抱负和晋升所提供的机会，要远远大于汉诺威军队和丹麦军队。沙恩霍斯特在其申请中，还附带提出两个请求：做一名参谋部军官；赐予贵族头衔。第二个请求并非难事。因为，他一直生活在贵族气派十足的汉诺威人中间，而汉诺威人，尤其是军官，不管是否有贵族头衔，都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从这样一份申请书上，很自然可以看出申请人的非同凡俗的人品，还有隐藏其后的雄心壮志和远大抱负。然而，他却不具备在普鲁士军队任参谋军官的任何条件，他不是贵族。1755年当他出世时，他的祖父还是一个农民，父亲是汉诺威军队的一名轻骑兵哨长，退役后靠继承其岳父的田庄为生。在阅兵式上，他给人的印象不佳。他的外表和举止不大像一名英姿飒爽的军官，倒像一个老成持重、略带几分忧郁的学者。然而，他却因为很早就在有名的《军事杂志》当编辑而为众人所知。该杂志在柏林也十分畅销，甚至连克里斯托夫·冯·迪里克中将这样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思想的辩护者也都赞赏这一杂志。沙恩霍斯特被认为是一位极富教养的军官，在普鲁士有许多挚友。在他的朋友中，除了有像军需总监部冯·勒科克这样的人，也有许多性格迥异的人，如骠骑兵将军冯·布吕歇尔和普鲁士贵族的典型代表恩斯特·菲利普·冯·吕歇尔将军。
正当沙恩霍斯特的申请得到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恩准、他的要求顺利得到满足之时，拿破仑的阴影已自1801年笼罩了欧洲。这个科西嘉人开始了他的胜利征程，同时革命也在一个巨人的专制下走到了尽头。世纪之交的普鲁士已不再是过去的普鲁士。当初，在耽于享乐、饱食终日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下，普鲁士虽已是西下夕阳，日暮途穷，但他们仍花天酒地，陶醉于其辉煌的外表。自1797年开始执政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已深深地认识到，在法国发生的事不可能不对普鲁士的社会和军事体制产生影响。不过，他是一个极不实际、缺乏自信和过分虔诚的人。
在沙恩霍斯特参加普鲁士军队第3炮兵团不久，即按他的愿望被赐予贵族头衔，分配到军需总监部任职。自1796年，军需总监由臃肿和迟钝的莱文·冯·戈伊绍少将担任。戈伊绍是巴登贵族和布雷斯高地方长官的儿子，他自然不是一个富于朝气的人，而是一个旧式学校培养出来的方法论者。戈伊绍少将让沙恩霍斯特负责冬训班的工作。冬训班是专为训练各省分配到柏林任职的军官开设的，是后来柏林军事学校的前身。为便于在一起交流有关先进军队和作战方法的观点，沙恩霍斯特于1801年7月在柏林成立了“军事协会”。在他的领导下，协会聚集了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军官，如：冯·克劳塞维茨少尉、在军需总监部任职的冯·博因上尉参谋、柏林步兵监察部副官卡尔·威廉·冯·格罗尔曼；此外还有一些旧体制的辩护者，如冯·吕歇尔将军，他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像“冯·波拿巴先生”这样的将军在普鲁士俯拾皆是。
协会的目标是对军队进行改革。沙恩霍斯特想通过组建一支作为常备军后备军的民军，使军队向类似于法国的民众武装过渡。如果是处在另一种条件下，沙恩霍斯特无疑会在国家危难之时成为普鲁士的卡诺。当然，他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只想在保留旧日优良传统的前提下，完成体制的新旧过渡和转化。与沙恩霍斯特在军事领域进行改革的同时，贸易和财政大臣施泰因男爵也打算在国家行政机构进行历史性的体制改革。沙恩霍斯特十分清楚，创建民军和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必须以改革早已无法为经济创利的农业法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劳动制度和农奴制为前提。在许多非常落后的省份特别是西里西亚，由于爆发多次农民暴动，使多数拥有地产的贵族认为民众武装就是可恶的“雅各宾主义”。
现在，沙恩霍斯特作为“军事协会”的主席和冬训班的领导，成了培养军官团精英队伍的导师。这批精英在尔后的数十年里均担负了领导角色，尤其是成了后来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核心。其中有卡尔·克劳塞维茨、参谋部上尉冯·博因以及年轻的少尉奥古斯特·吕勒·冯·利林施特恩。这些军官如同政治改革家施泰因和哈登贝格一样，都不是出生于祖辈居住在这里的容克阶级，而是来自于德意志的其他地区。但是，普鲁士的国家观念和普鲁士的君主政体给了他们以施展才能的机会。这既是一个培养精神的学校，也是一个锤炼品质的熔炉。
现在，拿破仑成了德意志各国在军事领域的教师，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1803年，巴伐利亚效仿法国的榜样，创建了一个“秘密军事局”，这个机构成了后来巴伐利亚战争部和总参谋部的雏形，直至1918年。当然，法国总参谋部机构只局限在部队总参谋部一级，而没有一个中央机构来减轻集团军、军、师指挥上繁琐的技术性工作。拿破仑亲自拟订作战计划。严格说来，他的参谋长贝尔蒂埃元帅无异于一个仅仅负责拟订、下达和传送命令的皇家军事办公厅的长官。对总参谋部军官的特种训练也普遍不被重视，法国除了设有军需监察长之外，也没有正规的总参谋部。
在总参谋部这一领域，普鲁士在其军需总监部尚未转变成军队的计划和指挥的机构之前，至少在思想上就已处于领先地位。这首先应归功于沙恩霍斯特的军事教育工作。其次，则是由于普鲁士男爵冯·马森巴赫上校在组织上的努力。这位施瓦本男爵和出身于汉诺威农民家庭的儿子深信，现在军队急需一个像大脑一样的总参谋部。马森巴赫的观点激起了冯·卡尔克罗伊特伯爵和冯·默伦多夫这两位老元帅的愤怒，他们认为如果总参谋部军官太多了，就会排挤统帅的地位，那么上下级的服从隶属关系就统统完蛋了。当沙恩霍斯特还没有参加普鲁士军队之前，马森巴赫就已阐述过他的这一思想。1800年，军需总监部军官勒科克为参谋部军官拟订了一份工作规范。马森巴赫，这位勤于写作、敏捷干练和在教育上怀有雄心壮志的人，继勒科克之后于1801年向上呈送了两份关于总参谋部组织方面的条陈，因此被视为组建普鲁士总参谋部这一作为最高统帅的计划和参谋中心组织的先驱。
在条陈中，马森巴赫要求在和平时期就组建一个常设的总参谋部。他还认为，在高等军事委员会、军事组织委员会、总监部、侍官总署、军事部等五花八门的统率机构中，总参谋部应能独立自主地针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战事拟订作战计划。总参谋部的工作领域应按3个“作战区域”即奥地利、俄国和法国，划分为3个处，当时称“旅”。此外，他还要求平时参谋人员应进行经常性的军事旅行训练，借以勘察预想战场的地形，研究未来战斗样式；通过外派军官的考察旅行，了解外国军队的状况；总参谋部军官与部队军官之间进行有计划的交流。最后，他还要求将来的总参谋长有“直面陈述”权，即有权直接向国王报告，并将此视为总参谋长的最重要的权力。这就是说，总参谋长的意见可以不受任何阻挠和检查，直接反映到军队最高统帅那里。这就意味着，总参谋长的意见会对军队指挥和战争指导产生直接影响，也会对国家政策产生间接影响。然而，到总参谋长获得这种权利，足足耗去了两代多人的生命。
根据马森巴赫的建议，国王于1803年命令由尤利乌斯·冯·格拉维特少将领导，着手军需总监部的改组工作。格拉维特少将是国王的亲信，任上西里西亚步兵监察部和坑道兵总监，也是一个旧时代的方法论者。冯·戈伊绍将军仍为军需总监，同时兼任高等军事委员会中的军事部部长和工兵监察长。他的职权在命令中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但并没有实权。
此时，军需总监部共有21名军官，除沙恩霍斯特外全部为贵族出身。部址设在波茨坦。根据马森巴赫的建议，总监部划分为3个“旅”，负责3个战区，分别隶属于3个副总监，第1旅(奥地利战区)负责维斯瓦河东岸地区，由符腾堡人冯·富尔少将负责；第2旅(南部战区)负责中德、南德地区；第3旅(西部战区)负责西德地区，分别由马森巴赫和沙恩霍斯特负责。1805年，在这个局势紧张的年月里，军需总监戈伊绍没有批准第3旅长官沙恩霍斯特的休假，而是派他到其所负责的战区作一次旅行训练。这对于生性胆小迟疑的军需总监戈伊绍来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因为这一行动不仅困难重重，而且极易激怒拿破仑。
然而不管怎么样，普鲁士现在总算第一次有了一个正式的总参谋部的雏形。问题只是当时还不知道如何正确发挥这个新机构的作用，它的权限在体制混乱的统帅机构内也没有明确划分。除了马森巴赫在组织上的功绩之外，军需总监部的名誉和成绩起初是建筑在冯·沙恩霍斯特上校的教育工作之上的。他希望总参谋部军官不仅能接受良好的系统的军事教育——用当时的话说，使他们成为基础深厚的“学者”，即具有全面科学知识结构的军官，而且能将其培养成有政治头脑的人。沙恩霍斯特并没有宣扬要建立什么固定的体系，只是力争将一些必须要革新的东西变为现实。比如，在和平时期就将常备军划分为由各兵种组成的，有正规的指挥参谋部的战术单位；通过组建民兵并使其适应当时战斗的需要，来加强和完善正规军；以及向散兵战术过渡，等等。
1805年，奥、俄、英第三次结盟对抗拿破仑。普鲁士的危机日渐严重。沙恩霍斯特认为，与拿破仑法国的一场恶战已在所难免，而且应抓住三国结盟的这一良机。而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并不想在此时与法国一决胜负。冯·沙恩霍斯特上校草拟了一份关于对法作战的条陈，呈送外交大臣哈登贝格伯爵，阐述了他对未来对法作战的设想。这是军需总监部的一名高级军官，第一次以参谋的身份主动参与政治，这也是马森巴赫在他的蓝图中为军需总监部所设想的一项任务。然而，国王既缺乏自信心，又不相信自己军队的能力。他虽然与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结盟，并下令实施动员，但却保持武装中立状态，企图在作战国之间进行斡旋，以期召开一次欧洲和平会议。1805年11月，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迅速取得对奥俄联军的辉煌胜利，使普王的这一企图化为泡影。
1806年4月，沙恩霍斯特在一份新拟订的条陈中指出：“普鲁士鉴于其地理条件，以及缺少人工和天然防御手段等原因，使它无法进行防御战。”这份文件触及到了德国的要害和普鲁士地处欧洲中心这样一个关键问题，这也是使后来的普鲁士总参谋部和政治领导一直费心劳神的问题，直到150年后这一切才告终结。
1806年8月，普鲁士再次进行动员，对拿破仑的战争已不可避免。在最后一刻，部队终于按师的建制进行了改编，但军需总监部仍没有获得一个指挥中心所应有的权利，部队总参谋部也缺少指挥手段。老公爵卡尔·冯·布伦瑞克被任命为野战最高司令，而国王自己又是战场上的最高统帅，这种在最高领导层出现的双重指挥，使相互掣肘现象在所难免。因为，公爵如得不到国王的首肯，便无法做任何决断，而国王对军事又一窍不通。
军需总监部的高级军官，即各“旅”长官，被作为参谋长分配到各军团，这说明当时无人知晓如何正确使用他们。沙恩霍斯特被任命为布伦瑞克公爵的参谋长，公爵除任总司令之外，还兼任普鲁士第2军团司令。马森巴赫上校成了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的参谋长。
在这种状况下，拿破仑的胜利是势在必得。拿破仑军队对图林根的高超和闪电般的突击，使普鲁士将帅们的打算全部落了空。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在图林根的耶拿和奥尔施泰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他继奥斯特利茨取胜后在其统帅生涯中最辉煌的战绩。会战后拿破仑曾说，普鲁士军队是一支很好的军队，但却一事无成，因为他们没有人懂得指挥。布伦瑞克公爵在奥尔施泰特身负重伤，却不知道如何利用他的聪明的参谋长，竟把他当成一名优秀的副官派出去传达命令。10月14日下午，沙恩霍斯特亲自参加战斗，并负了伤。晚上，普鲁士军队开始溃逃。
起初，沙恩霍斯特决定与国王在一起，但他骑的那匹马难以驾驭，不久便在夜色中与国王的大本营失去联系。路上，他偶遇冯·布吕歇尔将军。布吕歇尔正以其骑兵残部掩护遭重创的炮兵撤退。早在汉诺威军队时，布吕歇尔就已认识沙恩霍斯特。布吕歇尔是个毫无教养但却精明干练的骑兵军官，他是第一位认识到具备科学知识、思想丰富和意志坚定的总参谋长的重要作用并能正确加以使用的普鲁士将军。在随同布吕歇尔通过哈尔茨山向梅克伦堡的撤退途中，沙恩霍斯特成了布吕歇尔不可缺少的顾问——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军衔和级别之分，并成为普鲁士总参谋部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参谋长”。
布吕歇尔和沙恩霍斯特在军事上的结合，是普鲁士军队历史上一个能力超凡的高级指挥官与一个具有科学知识和高度文化修养的参谋长成功合作的第一个范例。作为这一范例的延续，还有后来的布吕歇尔与沙恩霍斯特的继任者格奈泽瑙的合作，1866年和1870年普鲁士亲王与布卢门塔尔伯爵的合作，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的合作，马肯森与泽克特的合作等。这些范例的共同本质在于都是建筑在人的素质之上，完全不同于今天美国和苏俄军队高级司令部内所采用的那种协作制或集体合作制。
由于缺少补给和弹药，布吕歇尔和沙恩霍斯特在撤退中经过长时间的迟滞和规避战斗后，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军，不得不在吕贝克湾附近的拉特考放下武器。马森巴赫，这位总参谋部的理论创始者，早在撤退途中但还没有完全绝望的情况下，就建议亲王的霍恩洛厄军团降服认输。年迈的布吕歇尔说马森巴赫想必是“知识过剩”了。
当普鲁士军队已没有人再发号施令的危难时刻，傲慢骄横和趾高气扬的旧普鲁士军官阶层彻底崩溃了。完全放弃抵抗的除了马森巴赫外，还有一位早期的改革者卡尔·路德维希·冯·勒科克少将，他在哈莫尔恩要塞向法军投降。后来，同另外一些缺乏头脑和胆小懦弱的要塞司令官一起被判服艰苦劳役。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后的国家体制中，没有真正的国民意识，缺少下层人民的积极参与。沙恩霍斯特看到，国家危机的来临，也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改革良机的到来。应当说，普鲁士总参谋部的诞生不能不归功于国家的危机。
当沙恩霍斯特在一次战俘交换中返回柯尼斯堡时，曾在普军战败后担任过短时间的外交大臣的施泰因，早因与国王在改革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而被革职。沙恩霍斯特带着布吕歇尔的报告，乘车来到吕贝克和拉特考时，形势已近乎绝望。沙皇所允诺的支援并没有兑现，波兰全省暴乱四起，法军几乎占领了普鲁士的全部领土，他们一反冬季休战的惯例，正向柯尼斯堡推进。只有科尔贝格、但泽、格劳登茨等少数几个要塞，以及西里西亚山地的一些坚固要塞尚在坚守。
沙恩霍斯特被委以一个特别的过去从未有过的“助理官”的官衔，派往年届68岁的冯·李斯托克将军处，做了将军的“助理官”，这与参谋长这一职务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这位一到冬季便病魔缠身的李斯托克将军，此时正在东普鲁士指挥隶属于俄军的普鲁士后备军。李斯托克将军倒也明智，放手让其“助理官”自由行动。正当法军企图在普鲁士的埃劳击溃掩护东普鲁士的俄军时，沙恩霍斯特冒着暴风雪，率领普军在胡塞嫩村附近悄悄机动到敌军翼侧，这一行动为当天战局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战争自然已无望取胜。1807年夏，国王不得不在蒂尔西特与法国签署和约。在瓜分波兰领土时所得到的东部省份大部再次丢失，普鲁士的大部领土被法国占领，占领时间的长短还要视偿付战争赔款的情况而定。
然而，普鲁士的失败却使军事改革力量受到极大鼓舞。改革力量除了沙恩霍斯特、博因、格罗尔曼和克劳塞维茨之外，主要还有奈德哈特·冯·格奈泽瑙中校，他因成功地坚守波美拉尼亚的科伦贝格要塞而闻名。
1807年7月，国王在上层改革派的压力下，将施泰因召回，并将内阁全权交予其执掌。同月，在军队改革派的影响下，成立了军事改革委员会。冯·沙恩霍斯特上校担任军事改革委员会领导。他邀请他的朋友格奈泽瑙、博因、格罗尔曼加入军事改革委员会，并很快与委员会内阻碍改革的人——如国王侍从官冯·奥佩恩·布罗尼科夫斯基将军和精明机敏、但专横暴躁的冯·博尔施特尔上校——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改革委员会的任务是：清除军官团内的失节分子，这将通过一次大规模的严厉的自我清洗行动完成；创建一支符合最新作战要求的新型军队。
拿破仑暂时没有对普鲁士军队的数量作任何限制。想必他认为，一个战败国的财政困难将使其无力在军事上做巨大投入。升任少将的沙恩霍斯特此时作为军事改革委员会的领导，同时兼任非正式的战争部长和总参谋长。原来的军需总监冯·戈伊绍将军在1806年10月战败后已年迈体衰，其职位暂由马蒂亚斯·尤利乌斯·冯·劳伦斯少将接任，而后者在围攻但泽时头负重伤，无法到任。
图3 格哈德·约翰·达维德·冯·沙恩霍斯特(1755～1813)，1813年任军队总监(1808～1813任第2师总参谋部长官)。
沙恩霍斯特的计划是：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当时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将平时的军队编组为师；创建一个正规的总参谋部；组建一个统一的最高军事机构；组建战争部，军需总监部和侍官总署均隶属于它；废止军官团内的贵族特权；取缔各种侮辱人格的惩罚。
1807～1808年，古斯塔夫·冯·劳赫少校撰写了两份有关未来军队和参谋部组织问题的条陈。劳赫主张平时的军团应由3个军编成，每军辖2个师。他还建议组建一个中央参谋部，作为在军需总监领导下的“大本营”，其中应配置负责行军、宿营、补给、地图、档案等事宜的人员。此外，军和师应设立部队总参谋部，为每个军、师司令官配备一名参谋军官和副官。为此，指挥要合理分工，减轻中高级司令官在计划、组织和实施各项措施时的负担，以适应军队机构的不断复杂化。事实上，要想按上述途径划定责任范围，就必须让参谋军官参与指挥的决断。因此说，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他第一个将其付诸实施)所提倡的原则，是一种极为宽松自由的指挥原则，与其遥相呼应的是，施泰因正在为国王创建一个有职有权的内阁作为最高国家机构。这一原则在近半个世纪里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直到20世纪与希特勒的国家集权主义发生冲突而被废止。
沙恩霍斯特为总参谋部所构想的组织蓝图更接近于现代总参谋部。他建议组建一个“军队总参谋部”，下设4个“师”(即处)，第1师负责战略战术，第2师负责军队内部事务，第3师负责补给，第4师负责炮兵和弹药事务。各师参谋部按上述区分设4个科。保管作战地图的“皇家地图室”划归军队总参谋部管辖。伟大的教育者沙恩霍斯特还赋予总参谋部一个十分重大的教育任务。他认为，总参谋部军官应接受专业训练，并与部队军官经常进行交流。他的理想是造就一批受过良好军事训练、精通政治和受过全面教育的军官，他们憎恶盲目服从和任何“迷信”，习惯于理智和正确地判断情况，能与其司令官共同担负起指挥职责。他还要求总参谋部军官要认真研究战史。他认为，战史不是展示英雄的舞台，而是研究和学习近期和早期战局成败因素的手段。
普鲁士的军队与国家改革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艰难推进。普鲁士残留部分的境况危急，前途未卜，随时都有被拿破仑轻易灭掉的可能。普鲁士面临财政危机、农业困难、经济倒退等种种威胁。由于这种种危机，施泰因的改革引起了地主贵族即容克的不满，尤其是对他制订的废除农民世代对地主的人身依存关系——这也是束缚农村劳动关系而得不到改善的重要原因——的规定表示了强烈反抗。沙恩霍斯特及其朋友们的改革招致更为强烈的反对，主要是因为他们提出了废除军官团中的贵族特权和建立优先照顾平民接受教育体制的主张。军事改革的死敌是冯·约克将军。他是一个最典型的“破落贵族”的代表，但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在约克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德·马尔维茨这样的傲慢容克，或者是那些由于战争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的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大地主的眼里，军事改革，通过有偿劳动废除终身依附关系，以及后来哈登贝格首相实行的普遍纳税义务制，都是可恶的“雅各宾主义”。沙恩霍斯特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建议未被国王采纳，其中国王对义务兵役制在外交上所产生的顾虑自然也起了一定作用。
普鲁士贵族普遍认为，要想保持骑士军官团的团结就必须严防资产阶级“平民”的侵袭。这种观念以及军队中“头顶花翎者”与“舞文弄墨者”之间的斗争，贯穿于整个19世纪，有些还形成了致命的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说，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的总参谋部对许多贵族出身的反动军官而言，无疑是一种争取革命教育体制的标志，这对于旧普鲁士军官来说大概是无法接受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沙恩霍斯特总算为平民在军官团中争取社会地位达成突破。军官晋升不再完全根据贵族出身或在战场上的突出战绩，而是要凭借一定的科学知识水平。这一变化是与农业上的变化同步发生的。由于农业科学的进步，地主容克对科学的要求更甚于对继承家庭财产的要求，农业也正由手工劳作向着科学的方向发展。
尽管施泰因曾设想创建一个由贵族与有资产和知识的资产阶级组成的常设“国家代理”机构，但尚未享有政治权利的资产阶级在军事上的解放，就已经蕴含着一种极具特色的社会变革的动因。军官团的资产阶级化是与资产阶级的军事化相互适应的。这是一个在19世纪后半叶业已开始的过程，并由于普鲁士军队的最后胜利而达到其顶峰，也宣告其终结。
沙恩霍斯特在组织上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是，将平时的军队划分为由各兵种混编的师。鉴于国家的经济状况，起初只组建了一个兵力相对弱小的军团，师暂时称为“旅”。每个省配置一个旅。每个旅都设总参谋部，这便是普鲁士部队总参谋部的发端。其次，在一系列最高国家机构改造的同时，沙恩霍斯特组建了一个统一的最高军事机构——战争部，被列为施泰因创建的总内阁中的第5部。战争部长只对国王负责，尽管军队的各种事务包括总参谋部和侍官总署仍对秘密军事内阁负责。这一方案以敕令的形式于1808年的圣诞节公布于世。在理论上，这一方案是普鲁士历史上职权最分明、组织最统一的最高军事机构的划分。过去的高等军事委员会和军需总监部即告废止，新的战争部于1809年3月1日开始工作。也正是这个时候，在拿破仑的压力下施泰因男爵被免职，因为拿破仑认为他在推行秘密抵抗政策。改革力量因此失去了支柱，只有以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博因、戈罗尔曼等人为首的军事改革派仍在坚持其工作。施泰因的继任者，出身高等贵族的伯爵哈登贝格首相，与豪爽刚烈、欠缺思考的男爵施泰因相比更喜欢审慎的路线。
在这个局势动荡不定的时代，战争部还暂时没有任命部长。新的战争部分为两个部：综合战争部，由沙恩霍斯特领导；军事经济部，由国王亲信冯·维利希·翁·洛图姆伯爵上校负责。由于第一个部担负军队全部大政方针的重任，而第二个部只能对军队的经营管理在福利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前者比后者处于优先地位。而最大的好处是，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具有固定权限的、统一的最高军事统率机构。
综合战争部划分为三个处，当时称“师”，其领导官称“监理”。第1师监理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克上校于1809年5月上任，他也是国王的一名亲信。该处专门负责处理直属于国王的军官人事工作及有关职务事宜。各处监理均受双重领导，一方面，他要处理直属于国王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尚未任命战争部长之前，他还要暂时完成隶属于战争部长的综合战争部长或军事经济部长所分配的一般勤务。不久，第1师便发展成一个独立的职权部门，即具有直接面向国王报告权力的国王军事内阁。
沙恩霍斯特负责第2师即总参谋部的工作。该处成了军队的精神中心和培养高级军官接班人的教育中心。他的理想是，应逐渐使所有的将军都成为接受过总参谋部训练的人。这种有理智的要求，与过去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副官长冯·察斯特洛夫将军(他在1806年失败后不久曾当过短时间的外交大臣)所说的话迥然不同。他断言，如若一支军队中每一个参谋军官都具有元帅的才干，那么这支军队绝不是好军队。
图4 奥古斯特·奈德哈特·冯·格奈泽瑙伯爵(1760～1831)，1813年任军队总监。
第3师是新组建的处，负责兵器监察。在沙恩霍斯特的力荐下，由冯·格奈泽瑙上校担任领导，该处同时还隶属于工兵团。沙恩霍斯特是非正式的战争部长，按官方的任命，他只是战争部属下的一名部长和以行政官衔命名的总参谋长，但“军队总参谋长”这一称谓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使用。在罢免施泰因的同时，拿破仑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将普鲁士军队的人数限制在4.2万人范围内。不久，沙恩霍斯特也引起拿破仑皇帝的疑心，国王遂于1810年起让冯·哈克上校接管了由他领导的综合战争部的工作，他只担任第2师“监理”。在国王授意下，哈克在工作中十分注意把握分寸，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仍征求沙恩霍斯特的意见。
沙恩霍斯特挑选冯·克劳塞维茨上尉为其办公室主任。他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始终是：在“服役光荣”的口号下做到军民融合；将臣仆变为既负有保卫国家的义务、又具有通过选举代表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的国家公民。在第2师工作的格奈泽瑙和博因作为“有政治头脑的军官”，在沙恩霍斯特的领导下竭其所能支持建立普鲁士议会制的主张。他们意识到，议会制与普遍义务兵役制是两个无法分割的事务，是使全民奋起反抗拿破仑暴力统治的精神基础。
格奈泽瑙极为强调远大的政治路线，他甚至提出人们不应惧怕针对久久迟疑不决的统治者所采取的革命行动。与此同时，沙恩霍斯特则将更多的精力致力于繁杂的军事组织工作。改革的第三个重大行动是，革新军事教育训练。通过对1806年前所有军事和半军事的学校以及半贵族学校和贵族军事学院的合并，在柏林成立了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等各兵种学校，在柯尼斯堡和布勒斯劳成立了三所军事学校。其目的在于能使新军官团受到统一的科学知识教育。负责军事教育工作的首任领导是冯·迪里克将军——一个基本属于旧学派的人。但即使在旧式学校里，也有许多军官在1806年就已领悟到，光靠勇敢以及骑术、剑术和射击等骑士技能，再也无法赢得一场战争了。1810年，著名的柏林军事学院再次接纳新生。
正当像格奈泽瑙和博因这样的正直的自由主义者为给军事改革赋予一种社会种族内涵而为之奋斗时，这个总参谋部的军事精英集团在急迫的政治利益上，与国王发生了矛盾。这位过分冷静、生性怯懦的君王，尤其对改革派的外交设想——以“民众战争”抗击拿破仑的计划——表示出极大的怀疑。格奈泽瑙和博因像施泰因男爵一样，设想不仅在普鲁士，而且在整个德意志贯彻这一思想。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国王却认为，改革派的惟一企图是要攫取他的王朝和国家。
当奥地利于1800年再次对拿破仑开战时，在柏林勃兰登堡的轻骑兵团团长冯·希尔少校揭竿而起，率兵孤军投入一场不切实际的战争。这个信号在军官团的大部分军官中引起爆炸性的反响。希尔心想，他的行动定能对国王产生影响。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也以为开始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只是不要出格。于是，格罗尔曼辞去职务到奥地利军队服役；格奈泽瑙也继而离职，但他留在了普鲁士从事政治间谍工作，搜集伦敦和彼得堡的有关情报。
国王深信，对奥法战争的任何介入，都等于王朝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自杀。拿破仑正处在他权势的顶峰。容克反动派对民众起义持怀疑态度，认为是对国内旧秩序的一大威胁，并散布流言说沙恩霍斯特正在策划一场颠覆活动。事实上，对君王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对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创建者们来说简直是白日说梦，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
直到两年后即1811年，形势才发生巨大转变。是年，由于沙皇拒绝参加对英国的封锁，拿破仑决定征服俄国，同时也要求普鲁士为这次大规模东征提供一个辅助军团。对此普鲁士应采取何种方针，国王和首相哈登贝格伯爵长时间犹豫不决。沙恩霍斯特赶到彼得堡，商讨有关普俄结盟事宜。此时，国王第一次表示，如果政治形势允许，他将同意在普鲁士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然而，拿破仑的势力不可动摇。由于奥地利屈从于拿破仑，为其提供了一支辅助部队，普鲁士也被迫满足了法国的要求。当沙恩霍斯特从彼得堡返回柏林时，木已成舟，形势无法挽回。他辞去总参谋部的职务，到西里西亚就任要塞监察长。博因、克劳塞维茨和一大批军官拒绝为法国贵族作战，相继离职，并投效俄军。沙恩霍斯特的综合战争部第2师监理之职暂由冯·劳赫上校接任。
普鲁士辅助军团起初由国王给以极高评价的冯·格拉韦特将军指挥，后由脾气狂暴的旧普鲁士军官冯·约克将军接替。然而，正是在这个出身于破落下层贵族家庭的人身上，还留存着旧时代容克阶级倔强不屈的精神。当拿破仑的大军于1812年冬在俄国被击败、向西方溃逃之际，约克自主决定与其敌对的俄军指挥官冯·迪比奇将军于12月底达成协议，宣布他将率辅助军团脱离法军，听命沙皇指挥。
约克的这一行动被誉为“普鲁士的革命”。但约克自己从来就没有将其看作革命行动，或者是仿效希尔的起义行动。他只是比远在柏林的国王对形势看得更清楚一些罢了。他看到法国侵略军兵败如山倒的惨局，知道法军已是强弩之末。此时，他尽力保存实力，以促使国王定下决心。他与俄军在陶罗根附近的波舍龙磨房签订协定，既不是一次政变，也不是一次政治行动，而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司令官所应做的精英行动，在没有统帅命令的情况下仍能出于责任心而采取行动。在签订陶罗根协定后，约克最为关心的是得到最高统帅对他行动的赞许。他在给国王的信中写道，他将时刻待命，准备为国王陛下抛头颅洒热血。从另一个角度特别是对未来而言，陶罗根协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开创了普俄间长达数十年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还不仅仅局限在军事领域。
经过思考之后，国王对约克的勇敢行动给予了肯定。这给像沙恩霍斯特这样的爱国者实施其激励国人联俄救普的计划创造了机会。1813年3月，普鲁士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开始了，宣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组建后备军，以为全民征兵做准备。
1813～1814年的解放战争是对沙恩霍斯特新组建的总参谋部的第一个考验。现在，在西里西亚和勃兰登堡的普鲁士军队中，都第一次有了参谋长，并成为部队司令官有职权的顾问。但参谋长长期处于次要地位，指挥大权包括士兵晋职等事务一直全部掌握在司令官手里，就连沙恩霍斯特自己也得服从这一不成文的法规。尽管他自己也想成为一名驰骋疆场的司令官，但最终他还是推荐平易近人的布吕歇尔任西里西亚军团司令官，他的军队在春季战局中成了普鲁士的主力。沙恩霍斯特自任参谋长，当时“总参谋长”这一称谓还尚不流行。此时已升任中将的沙恩霍斯特被委任为“军需总监”。首席参谋官由格奈泽瑙担任。布吕歇尔生性粗野，但具有超凡的军事天才。与他成鲜明对照的是，沙恩霍斯特却是一个正统的、极富修养和熟思慎行的总参谋长的典范。然而，“总长”这一职位的特点却要求他全力去辅佐一个能以其感召力去激励全军的伟大军人，沙恩霍斯特的这些才能未能得以施展。格奈泽瑙也具备这些才能，但他也始终未能作为军队统帅驰骋疆场。
沙恩霍斯特与格奈泽瑙共同拟订了1813年春季战局普俄军队作战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投入一个主力军团和两个辅助军团。两个辅助军团分别从波美拉尼亚和库尔马克，以及西里西亚和劳西茨出发。主力军团位居中央，视情况转向投入决战的一翼。这个军队分路开进、集中投入决战的原则——这也是格奈泽瑙拟订的秋季战局计划的突出特点——在当时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冒险。因为，交通和通信手段极不完善，军队被分散在多个地域，隐藏着极大的危险性。
春季战局中，首次在大戈尔申和包岑进行的两次重大会战未决胜负。这表明，仅靠普俄联军还难以击败这个科西嘉皇帝。沙恩霍斯特认为，奥地利的参战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他不顾在大戈尔申作战中负的脚伤，奔赴维也纳，与奥地利进行缔结军事联盟的谈判。根据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命令，沙恩霍斯特被阻于布拉格。
梅特涅是欧洲均衡政策的支持者，他看到与拿破仑对整个欧洲的领土要求相比，将来普俄联合形成的一极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威胁，不会小于前者。因此，他保持武装中立，在柏林、彼得堡、维也纳和巴黎之间斡旋。在包岑浴血会战之后，拿破仑决定停火，以争取时间补充兵员，以便再战，因此对梅特涅的这一政策采取了姑息态度。沙恩霍斯特在被迫停留在布拉格期间，健康状况恶化，1813年6月28日因血液中毒去世。他未能亲眼看到他改革工作的胜利，但他作为伟大的开拓者和导师将流芳百世。
“军需总监”的继任者是奥古斯特·威廉·奈德哈特·冯·格奈泽瑙。他担任了布吕歇尔西里西亚军团的参谋长，国王大本营也设在这里。1813年7月21日，早在这以前就已酝酿的普、俄、奥、英、瑞典之间新的伟大联盟，终于成为现实，战火于8月再次燃起。格奈泽瑙与沙恩霍斯特禀性迥异，他博学多才，忧郁寡言，专横暴躁，具有超凡的战略才华，清晰深邃的洞察力和坚如磐石的意志，是个天生的帅才。尽管他曾写道，他只是沙恩霍斯特的彼得，克劳塞维茨是沙恩霍斯特的约翰 [ 译注：《圣经》典故。约翰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彼得则是耶稣最得力的门徒 ] 。他有自知之明，以总参谋长为己任，退居次要地位，全力辅佐其司令官布吕歇尔。
作为军队军需总监的格奈泽瑙，现在已是军队最高级别的参谋军官，作为普鲁士主力军团参谋长的他，也是第一个意识到如何尽到司令官顾问职责的人。博因现任冯·比洛将军的参谋长，比洛将军是由瑞典王子指挥的北方军团中的普军司令官。格罗尔曼任冯·克莱斯特将军的参谋长，克莱斯特所率领的普军隶属于位于波希米亚的奥地利主力军团。他们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他们是新型总参谋部军官的代表，他们以计划者、咨询者、命令制订者和传达者的身份决定着新型军队的崭新面貌。格奈泽瑙有意识地强调在定下决心时参谋官与部队指挥官共同负责的原则，其用意旨在加强新型军官团的统一和团结。当司令官与参谋长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后者可通过特殊途径将异议和想法直接呈报总参谋长。鉴于军队总参谋部的上级中央机构与军团参谋部相比，前者在组织形式上还尚不完善，因此，这种“特殊途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在内部形成新的军事等级制的军官团逐渐突出自身位置的第一个标志。
格奈泽瑙还创造了典型的普鲁士的指挥方法。他要求拟订命令要简洁明了，下达命令要准确快捷，尽量下达概略性指示，给下级留出在总任务范围内行使自主权和独立定下决心的空间。正是这个依靠下达指示的间接指挥法，需要在未来有一个接受统一教育训练、具有统一思维方式的军官集团。虽然这样的一个军官集团还远没有产生，但已有了基础和样板。早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当弗里德里希大王对不同战场上分散作战的部队下达任务时，也经常利用下达指示的方式进行指挥。现在，由于编制复杂化和指挥手段多样化，使具有庞大人数的民众军队组织机构错综复杂，这就要求在总计划范围内给下属以更大的自主权。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创造的这种任务式指挥方法，也对俄联邦的军官集团产生了巨大影响。
格奈泽瑙战略的和军事政治的基本思想，是建筑在反对谋略战、充分利用民众的力量(这是他在停战时期在西里西亚组建后备军时所遵循的原则)以及运用合围方式歼灭敌有生力量的基础之上的。他的作战计划使他成为击败拿破仑人海进攻战略的精神胜利者和后来得到迅猛发展的合围战原则的精神之父。这种在开阔的战场合围敌军并力争全歼敌人的思想，在总参谋部的战略思想中日渐突出，最终发展为施利芬的“坎尼战思想”。合围战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起了巨大作用，苏联最高统帅部也掌握了这一方法。
然而，不管是格奈泽瑙、博因、格罗尔曼，还是劳赫，都不单单是技术高超的指挥艺术专家，只知道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国家赋予他们的军事任务之中，这种类型的人是不存在的。沙恩霍斯特曾提出过培养“有政治头脑的军官”的思想，也就是培养一种具有较高思想境界的军人，他们的精神生活与其所处的时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共同负责的参谋军官的他们，必须抛弃自我，作幕后英雄。这方面的最好实例是，充满活力、莽撞急躁的司令官布吕歇尔，与善于思考、有远大抱负、但却严于律己的顾问格奈泽瑙之间的独特关系。没有其中一个人，也不会有另外一个人。
格奈泽瑙和博因具有明确的政治观念，尽管国王认为这种政治观念过于奇特。他们认为，解放战争只有在未来的总体政治范围内才是可以想象的。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应通过民众战争将战争重新归还人民，而过去的职业军队却是将民族与战争分隔成互不相干的两种事物。格奈泽瑙和博因也认为，必须给人民以参与王朝和普鲁士国家生活的权力。格奈泽瑙特别强调，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过去专制王侯们进行的王朝战争，而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推翻拿破仑暴政的解放战争也必将为全欧洲的民族带来解放。
1813年秋季战局和1813～1814年冬季战局的战略构想，大部分是格奈泽瑙的杰作，尤其是秋季战局的作战计划充分显示了他的统帅才华。其根本思想来源于沙恩霍斯特的构想：三个军团分别从三个方向向前推进，对集结在图林根－萨克森德意志中部地域的拿破仑主力实施向心攻击。
按照这一计划，北方军团由普鲁士、瑞典军队编成，由瑞典王储指挥，由库尔马克和波美拉尼亚出发；第二个军团由普鲁士的西里西亚军团和俄军编成，由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指挥，集结于下西里西亚；第三个军团由奥军主力和一个普鲁士军编成，由守旧的老元帅施瓦岑贝格亲王指挥，由波希米亚出击。一旦拿破仑攻击这三个军团中的任何一个，该军团便实施规避，另两个军团便从敌翼侧或背后对其构成威胁。然而，三个军团司令官的军事素养和军事观点却大相径庭。奥地利元帅是一个优柔寡断和老派方法论者，瑞典王储则出于政治原因，主张谨慎行事。在此情况下，格奈泽瑙经慎重考虑，不顾联合君王们的意见纷争，也不顾施瓦岑贝格亲王，还有后来的俄国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对作战最高指挥权的觊觎，首先牢牢地巩固了自己在西里西亚军队的行动自由权。
1813年9月底，格奈泽瑙建议布吕歇尔向右侧的易北河实施事关胜败的运动，并在瓦腾堡渡河。他有意通过这一行动将拿破仑主力吸引过来，减轻施瓦岑贝格的压力，促使北方军团向易北河运动，为三个军团的向心攻击创造了条件。1813年10月中旬，盟军即将在莱比锡地域达成对拿破仑军队的包围。此时，制定行动规则的主动权不再由这位天才的常胜统帅所掌握，而是掌握在了普鲁士“军需总监”格奈泽瑙的手中。1813年10月16日，拿破仑企图通过攻击莱比锡南部奥地利主力军团而逃避盟军的包围，但却由于西里西亚军团在默克恩由北向南实施的大胆突击而失败。但是，合围法军主力，并在开阔战场上迫使其投降的最高作战目标没有达到。格奈泽瑙并没有指挥联军的全权，况且盟军的基本思想在施瓦岑贝格的大本营里并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对于实施歼灭会战来推翻法国的霸权统治，坐在大本营里的各国君王们——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梦想世界和平的沙皇——连想都不曾想过。普鲁士国王说，只要拿破仑将莱茵河以东的德意志领土还给他，他就知足了。掌握奥地利皇室命运的梅特涅侯爵坚持欧洲均势思想，根本不想过分削弱法国的力量。
在此时刻，格奈泽瑙四处游说，宣传他通过歼灭战消灭拿破仑法国的思想，他的想法得到布吕歇尔毫无保留和满腔热情的支持。格奈泽瑙主张，为能创造一个彻底稳定的局势，必须推翻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必须进军法国和占领巴黎。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行动了，1813年底～1814年初，普鲁士军队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国后，尽管他们不断受到法军的猛烈反击，但他们仍于1814年3月开进法国首都，这是普鲁士军队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开进巴黎。格奈泽瑙一直认为，这场战争不亚于一个世界法庭。按照他的意见，必须将拿破仑送交国际法庭。布吕歇尔则建议，应将他作为“人类的罪犯”予以枪决。
正当欧洲列强在维也纳聚会，商讨建立德意志各邦和欧洲新秩序以及如何保障欧洲均衡的时候，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的拿破仑东山再起，企图夺回其失去的权力，但他的政变仅过百日便告破灭。格奈泽瑙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格奈泽瑙仍作为布吕歇尔军团的军需总监为其出谋献策，未能获得在疆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权力。对此，他无怨无悔。
标志着拿破仑战争时代结束的第二次巴黎和约，又一次使格奈泽瑙大失所望。同施泰因一样，格奈泽瑙也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能建立一个有中央集权的——最好由普鲁士担当这一角色——强大的德意志联邦国家。然而，在维也纳会议上却只宣布建立一个奥地利作为第一强国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格奈泽瑙希望通过将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南德意志国家，以及在北部建立一个强大的比利时作为缓冲国，来极大地削弱法国势力。这些建议出自于他对普鲁士地处欧洲中心这一地理位置的忧虑，但他的希望未能实现。
格奈泽瑙希望通过立宪新秩序来改善普鲁士内部关系，然而这一希望的实现也微乎其微。1813年的解放战争，平民与士兵的融合，为人民和国家也是为国王光荣服役，这一切都没有产生任何政治结果。国王虽然于1815年郑重宣布将要颁布宪法，将要建立议会，但这些许诺均未兑现。
当1814年夏将要签署和平协议的时候，国王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他第一次为在理论上自1809年成立的战争部任命了一位部长——冯·博因将军。这样，作为在最高统帅下的军队统率机构便开始正式运转了。战争部长虽然对国王负责，但却是国王最高的军事顾问，国王的命令、指示和法令的最高传达者。和平时期不设军队总司令，因为那将与霍亨索伦王朝在军事上的传统特权相悖。指挥新编制军的各省军队司令官即军长，依旧直属于国王，并具有直接向国王呈送报告的权力。处理人事事务的处长，也获得部分地直接向国王但实际上是向设在战争部内的军事内阁呈送报告的权力。总参谋部隶属于战争部长，编在综合战争部，称为“第2师”，由冯·格罗尔曼将军领导。
被宫廷视为令人厌恶的潜在的“雅各宾分子”的格奈泽瑙，在第二次巴黎和会后被任命为新获得的莱茵省驻军军长，军址设在科布伦茨。当初如雷贯耳，现已完全隐逸的施泰因帝国男爵，经常从邻近的拿骚来这里与格奈泽瑙小聚。柏林宫廷半嘲讽半恐惧地将格奈泽瑙的科布伦茨的社交圈说成是莱茵河畔的“华伦斯坦阵营” [ 译注：华伦斯坦系捷克贵族，英勇善战，足智多谋，野心勃勃。1624年被封为公爵，1625年出任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总司令，1626～1627年战胜丹麦和新教诸侯联军。先后获得皇帝赐予的萨冈公国和梅克伦堡公爵领地。1634年，华伦斯坦打算平定全国，自立为皇帝，引起帝国诸侯和天主教联盟的恐慌。德皇以其通敌为名，将其撤职，后为下级军官所杀。 ] 。人们知道，这位步入老年的政治家和富有才干的将军对普鲁士内政的发展是何等失望。
1816年，格奈泽瑙愤然辞职。比洛、约克和克莱斯特因功被封为伯爵，并得到国王的赏赐——成为萨克森省佐默申堡的领主。1825年，在滑铁卢会战10周年纪念日之际，格奈泽瑙晋升为元帅，但没有赋予他实权。改革者们尽到了他们应尽的义务。直到1831年，当波兰爆发反抗俄国统治的革命，因而也威胁到普鲁士对波兰部分领土的占领时，格奈泽瑙才重被人们提起，遂被任命为普鲁士军队司令，负责保障东部边界的安全。格奈泽瑙挑选克劳塞维茨作他的参谋长，将其大本营设在波森。在这里，格奈泽瑙于1831年8月23日，被当时肆虐于俄国和波兰的霍乱夺去生命。
由于格奈泽瑙的伟大军事才能，普鲁士总参谋部在危难时刻出色地经受了初次考验。可以这样说，普鲁士总参谋部自始至终都恪守着格奈泽瑙自主思想和勇于负责的精神。它已成为军队的一支未来的一流领导大军。但是，总参谋部作为最高军事领导顾问的任务却还没有得到明确，它的地位和权限仍没有定论。第2师监理在综合战争部内仅位于第三位。格罗尔曼作为军事教育领域的领头人，对军事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新。他在他的“师”内成立了一个战史处，负责考察所有近代和古代战局，以汲取经验作为未来的借鉴。这一工作并没有使战史处长蜕变为一个孤僻的学究和档案保管员，他要出席所有报告会，还要负责撰写总参谋部日志的工作。
从本质上说，人类设置的每一个组织机构都是为力争发展自身和扩充权限。新的总参谋部的平时工作，如高级军官的科学教育和统一的思想教育、为绘制作战地图而对全国进行的测量工作、向邻国军队学习以及为未来战争制定防御和进攻计划等，基本都是在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这些不仅仅是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工作内容，而且已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军队总参谋部的基本工作。
普鲁士解放战争后，当时有一种思想认为，战争是政治寻求出路的最后手段。只有当欧洲各民族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时，各国总参谋部的工作的风险才会增大。然而，自拿破仑战争后的头十余年中，欧洲政治中却缺少这种紧张因素。在普鲁士，改革者们原来的那种民族国家意识，已变成一种普鲁士国家情感，最终发展为一种纯粹的普鲁士争霸欲。鉴于这种状况，总参谋部在解放战争后的工作中，制定较大的作战计划的工作被置于次要位置，而将教育训练，在迅速官僚化的国家机构中巩固自己的权力，以及在军队和最高统帅的工作中扩展自己的地位，摆在了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