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者：瓦尔特·戈利茨·德国

出自————《德军总参谋部 1650～1945》

出自————《战争通史》

　　 历史能向我们展示我们熟悉的事物和完全陌生的东西，《德军总参谋部》正是这样一部著作。

       每当人们提起作者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刊载于每周六《世界报》的“深入历史”专栏，无不为此津津乐道。

　　 尽管我们这些人了解军事，也熟悉德国军事，但对对军事感兴趣的一般读者而言，他们也肯定能从这本书中获得大量最新的和极为重要的信息。对像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这样的普鲁士军事改革者们的伟大传统，我们也是熟悉的，瓦尔特·戈利茨将他们尊为“创始人”是十分贴切的。

　　 然而，这些创始人的遗产——尽管通常发生在非军事领域——常常会受到忽视和冷落。具体说，就是突出纯军事的东西，有意忽视其政治的和社会的内核。由军事、内政、外交、社会和文化所构筑的综合体受到轻视。从专业角度而言，这为德国1945年以前的军事创造了辉煌至极的成就。然而它在政治上却是灾难性的，最终导致军事上的愚蠢和非理智。

　　 一个有教育意义的实例是施利芬伯爵的“伟大计划”。从军事上说，它确实称得上一个极富天才的计划；但从政治上看，却是一个灾难。因为它的必然结果是将英国拉入德法之战。对德国军事而言，对政治因素的忽视也意味着一种巨大的，然而是自作自受的、难以长期忍受的额外负担。倘若能够对军事和政治的连带关系给以重视，那么军事负担会相应减轻一些。

　　 我们还可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潜艇战中吸取同样的教训。从纯军事角度看，潜艇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政治上却是愚蠢的，因为它挑起了美国对德国的战争。换言之，由于只注重了纯军事的东西，给德国最高军事领导带来了自杀性的结果——将两个大国树为敌人。向与美国作战的墨西哥提供支援，也是极为笨拙的和失策的。

　　 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统治时期的军事独立性，以及他们的“无言专政”中，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倾向的严重后果。自1916年起，帝国已不再由皇帝操纵，也有部分人反对受皇帝控制，可是一战后这些先生们却又偏偏将皇帝召唤出山。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军对政治不闻不问，也只是徒有其表。事实上，它作为“国中之国”是对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的一种削弱。

　　 对于希特勒惟一构成真正威胁的反抗活动来自于军人行列。这种反抗来得太晚了，但总比没有要强。这或许是国防军的光荣历史，但绝非是它的全部，因为它还有另一面——参与，应当说主要是共同进行了对成千上万犹太人的屠杀。对此，不能视而不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在第三帝国，政治和军事自然也不是分离的，因为对于好战的希特勒来说，军事是他最重要的工具。对他而言——用克劳塞维茨的经典的话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因此，军事岂能是非政治的呢？

　　 联邦国防军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民主武装力量，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与旧日传统有着不解之缘，因为联邦德国的新生是与普鲁士改革者们的遗产紧密相连的。然而，联邦国防军同样也没有剔除这份遗产的政治核心。所谓基础，或者说核心，就是军事、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紧密结合。

　　 联邦国防军的军人不仅是军人，还是公民，是真正的“着军装的公民”。因此，联邦德国的自卫过去和现在只有与他国——大西洋盟国——结盟才是可能的和有前途的。我们拥有盟友，我们希望盟友，我们避免树敌。

　　 在民主国家里，防卫政策是头等的政治。军事对这种政治提供保障，必要时可用做威慑。但威慑对于联邦德国军事来说不是本身目的，同时它从来就不是孤立的。

　　 某些时候人们确实要从历史中学习，了解德军总参谋部的历史是不无裨益的事。

米夏埃尔·沃尔夫佐恩　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