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与和平：1953-1961年·第四
作者：沃尔特·J·博伊恩·美国
出自————《跨越苍穹——美国空军史》
出自————《战争通史》
友善的领导人
对空军说来，一大幸事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看好空中力量。
尽管出身于陆军，艾森豪威尔却重视以大规模报复对敌方挑战作出反应的战略部队，并据此作出有利于空军和国家的预算决定。
这当然很合熟知核武器、轰炸机和弹道导弹潜力与缺陷的空军参谋长内森·P·特文宁上将的心意。特文宁需要一切所能得到的帮助，因为先后两位担任空军部长的人——哈罗德·E·塔尔博特(1953年2月4日至1955年8月13日任空军部长)和唐纳德·A·夸尔斯(1955年8月15日至1957年4月30日任空军部长)——不是十分强有力的领导人。不管他们多么好心好意，却总是受到外部事态和权力从各军种部长向国防部长转移的阻碍，因而难有作为。
1953年6月30日，既有名气又有风度的内森·法拉格特·特文宁上将当上了第三任空军参谋长。特文宁具有沉静文雅的性格和通情达理的作风，让人甚至不知道他有多聪明就喜欢上他。这些品质在他担任空军参谋长和后来担任由空军将领出任的第一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期间帮了他很大的忙。他有过辉煌的战斗历程，指挥过第13航空队、第15航空队、盟军地中海航空队和第20航空队。他曾在飞机迫降在太平洋水面上后，过了6天痛苦的筏上生活。神枪手特文宁破除迷信，用手枪击落了一只信天翁，聊以补充机组人员短缺的食物。
在担任第20航空队指挥官时，他像其他人一样曾反对投掷原子弹，并坚持要求上级以书面方式下达使用原子弹的命令。后来，他认识到，核力量的威慑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使敌人确信美国在必要时定会使用它，于是他改变了主意。特文宁曾主张使用核武器去拯救困在奠边府的法国人，也曾努力把战术核武器纳入空军武库。他的关于使用原子力量的观点比大多数人都先进。他认为，原子力量可用于彻底解除敌人的武装，而不是摧毁敌人。
1953年8月20日，亦即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不到一个月，苏联爆炸了一个热核装置。在理解这一晴空霹雳式的消息的意义方面，特文宁早有思想准备。作为反应，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出了NSC-162号指令，指导参谋长联席会议认清现在可能要打的任何战争的性质。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出，国家的第一线防御应是一支能够慑服苏联，使之不敢进攻的空中核打击力量。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1月4日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策，声称将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常设的、职业化的官兵队伍。空中力量将以一支机动战略预备队为后援，这支预备队能够向外部署，用以对付局部紧急事态。大陆防空将会加强，工业部门要准备进行动员，以充分进入战时状态。政府将提供经费以满足空军增长了的需求。与此同时，陆军和海军将裁减部队，以便省下经费去弥补空军费用的增长。艾森豪威尔的政策被称作“新面貌”政策，国会也批准了约3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分配方案大致为空军120亿美元、海军100亿美元、陆军80亿美元。(有时，人们认为“新面貌”一词是从关于当代妇女最新时装的一个词不恰当地派生出来的。其实．在军事史上，该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48年。)
艾森豪威尔的国情咨文发表5天后，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把威慑概念解释为“即时的大规模报复”。由一支轰炸机力量实施这种报复的能力长期以来一直是柯蒂斯·E·李梅将军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在空军史上最著名的英雄之一伯纳德·A·施里弗将军的领导下，正在创建洲际弹道导弹力量，从而使上述能力得到扩展。施里弗努力实现了管理工作上的一项伟业，几乎同时部署了不少于3代的洲际弹道导弹，这项功绩在许多方面都比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更惊人。此外，他还策划了“雷神”式中程弹道导弹系统的研制工作，促成了洛克希德U-2飞机的问世，以及基本上为美国的航天计划打下了管理、工程和行政基础(但他甚少为此得到赞扬)。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发展壮大和一支报复性洲际弹道导弹力量的成功组建，对于形成至今仍在保卫自由世界的威慑之剑和威慑之盾说来是如此重要，以致完全有理由追溯一下它们的历史。这段历史也证明了“幸运儿”阿诺德对研究和发展工作的强调是多么的有先见之明。
通往建立真正空中力量的道路
即使在朝鲜战争尚在如火如茶地进行之际，也就是，早在有关的措施被冠以“新面貌”这个名称之前，美国空军就已经坚定地集中精力执行一项任务，那就是使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部队强大得足以遏阻苏联的侵略。空军内部作出了一些艰难的决定，这些决定涉及在朝鲜所用力量的大小、花在防空上的资源的份额以及准备花在战术空军司令部身上的经费数量——这最后一项也许争议最大。在作出决定时，不仅对有关问题所作的判断起了作用，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起了作用，因为范登堡将军和战术空军司令部司令埃尔伍德·R·奎萨达中将之间的长期不和已经昭然若揭。
美国空军的领导者一面忙于上述种种事务，一面展望未来。他们明白，苏联不仅正在建设一支先进的轰炸机力量，而且正在大力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对于洲际弹道导弹，此刻尚没有技术上可行的防御办法。对于轰炸机所构成的威胁，可以用先进的警报系统和充足的截击机力量来对付。建立这种系统和力量虽然花费巨大，但还是可以办到的。反弹道导弹武器则要等到很远的将来才能出现。对付洲际弹道导弹威胁的唯一办法是使我们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具有足够的实力，从而慑服苏联领导人，使之不敢贸然发动第一次打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残存的报复力量仍足以摧毁他们的家园。
从经济上和心理上看，将这些政策付诸实施的决定都是代价巨大的。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要在和平时期维持职业化武装部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以职业军人为骨干去建立基本上由老百姓组成的武装部队。两大洋不再是我国海岸的有效屏障，发生危机之前的预警时间已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几年减为只有几分钟。此外，建立洲际弹道导弹配系意味着创建又一种空军——一种与过去所知的任何空中力量都完全不同的力量。两者的差别远远超过武器装备上的明显差异，因为导弹部队是由空军所不曾拥有的新一类人员组成的。他们不是空勤人员，而且连增加一种与令人向往的飞行员翼形徽章并列的导弹徽章这种似乎毫不起眼的琐事也会引起人们争论不休。“导弹手”这个典型的称呼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但也暗含着对空军飞行人员生存的威胁，尽管这是一种长远的威胁。
洲际弹道导弹还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工业。虽然美国航空工业的水平很高，但对导弹推进、导航、制导和武器系统的准确性、可靠性与精密性的要求更高——整整高了一个数量级。正当开始设定这些要求之际，发生了关于如何在陆、海、空军之间分配导弹力量的争斗，而且必须在国会和白宫里斗出一个结果来。
引进新导弹只是为继续保持职业化武装部队而要求大量增加经费的部分原因。在总预算中，像新武器采购费一样，人事费用所占的份额也很大。因此，负责制定国防预算的人们面临着在今后无穷无尽岁月中预计费用不断激增的局面。起初，从五角大楼到国会，再到白宫，各级都像往常一样按照经过时间考验的(虽然是效果不佳和不公平的)经费分配比例来分配国防预算，亦即使每个军种的经费增长额大致相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空军获得的份额越来越大。
幸好有两个因素有利于职业化武装部队(包括费用昂贵的新导弹兵种)的建立和发展。第一个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后公众普遍存在的爱国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并没有被朝鲜的僵局大大冲淡。更重要的因素是，军事预算的增长恰好发生在美国经济空前发展的时期。(这种巧合实在太巧了，以致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军事开支的增长是在这个平静发展时期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不是被经济增长所驱动的电动机。)
事后看来，有一点十分清楚：如果不是战略空军司令部十分迅速地建立起了绝对军事优势，而美国又明智地和恰当地利用了这种优势，经济就不能得到发展，国家也无法生存。应当记住，在以往的整个历史上，任何一个拥有明显军事优势的国家总是以其实力扩张领土。无论是西班牙征服新大陆，还是英国将其帝国扩张到全球每个角落，抑或德国和日本发动终于流产的公然侵略，都是如此。仅仅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核打击力量，就使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力量相形见绌，而且无论是绝对地比较，还是相对地比较，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大国的力量。这种巨大的武装力量优势只用于遏阻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
柯蒂斯·李梅和战略空军司令部
1948年发生了两次重大的指挥权交接行动。第一次交接行动发生在1948年4月30日，由霍伊特·范登堡接替元老卡尔·斯帕茨担任第二任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在任期内先是忙于应付世界上发生的危机，后又迫于紧急情况而发展空军实力。作为领导人，他个人的声誉则众说不一：有些人认为他是在恰当的时间精心组织空军诞生工作的恰当人选；而另一些人则不那么宽厚，认为他利用了政治手腕和同他那有势力的叔叔、参议员亚瑟·范登堡的关系来弥补自己才智和勤奋上的某些不足。鉴于参议员范登堡的政治观点肯定地说并不强烈地偏向军方，上述说法似乎靠不住。
第二次交接行动发生在1948年10月19日，由柯蒂斯·E·李梅中将接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官。李梅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呆到1957年6月30日，成了继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之后任期最长的指挥官。卓越的领导人、后来的空军参谋长托马斯·D·怀特将军所构思的核战略将由李梅来执行，这是空军和国家的一大幸事。
美国没有哪一位指挥官像李梅那样给他领导的单位打上了自己个性和理想的烙印。战略空军司令部成了李梅的化身。当然，这是李梅作出了巨大努力之后才出现的情况。没有人对他的才智水平或勤奋程度提出批评，也没有人说他有什么后台，但他在督促战略空军司令部努力工作时严厉的乃至往往显得冷酷的态度却引起人们编了不少与他有关的故事，不过大多不足凭信。1951年，他46岁就获得上将军衔，成了继尤利塞斯·S·格兰特之后最年轻的上将。在赞赏者眼中，李梅是“铁鹰”。但在害怕他的诋毁者眼中，他只是“铁驴”。他看上去似乎强横，其部分原因很可能是一根坏死的神经使他脸部肌肉不能活动，无法面带笑容。实际上，李梅比空军中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关心部属，在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官任上办了很多好事，例如在住房、薪饷、娱乐、晋升、医疗和其他重要的个人需求方面都作出了改进。他所指挥的官兵们的忠诚精神和高昂士气就体现了对他的最高评价。
李梅1965年退役后曾在1968年作为第三党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的副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这一举动损害了他在许多人心目中的声望。后来有一次，他与其他几位退役上将聚会，其中一位是他以前的助手而且也当过空军参谋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戴维·C·琼斯。那天晚上大家都有点儿醉了，话锋一转，琼斯就问李梅为什么支持华莱士。这个问题提得够大胆的，因为不管有没有退役，李梅毕竟还是李梅。
据琼斯回忆，李梅说，他参加竞选不是出于政治野心——他没有政治野心，并且认为华莱士只会失败——而是因为担心民主党候选人获胜后会改变国家的方向。李梅告诉这几位多年的密友：“不要对我说乔治·华莱士如何如何。我很了解他。我知道他没有获胜的机会。但是，我还是同他一起参加了竞选，因为我想他能从汉弗莱那里拉走足够的选票。汉弗莱如果当上总统，那将是国家的灾难。”李梅不愧为一名战略家，他想给华莱士的选票增加足够的份量，从而分散民主党的选票，并由此打败汉弗莱。实质上，李梅是为了自己心目中的国家事业而作出了最后的伟大牺牲——牺牲了自己的政治声誉。
虽然他的政治活动得罪了一些人，但其军事业绩却无可指责。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毫不怀疑李梅把战略空军司令部建没成了一支精锐力量，它能在从未想象到的规模上进行战略作战行动，而且其熟练程度已经成了美国空军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空军理所当然地成了陆军和海军(更不用说世界上的许多外国武装部队)仰慕的样板。无论从熟练程度上看，还是从空军有关生活质量的观点上看，这都标志着美国空军的职业化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李梅是一位组织工作的天才，他在战略空军司令部总部所搞的管理控制系统(下属各级也作了仿效)只是其工作作风的一个例子而已。这个系统使得李梅能够及时发现战略空军司令部内的每一个故障或潜在的故障。由于下级指挥官也懂得并运用这个系统，因而潜在的故障通常在发生之前就会被发现并排除。
李梅还善于挑选优秀的部属，给他们权力，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干。他的选择并非都得人心。他在战略空军司令部时的副手和继任者托马斯·S·鲍尔将军就以残酷无情地追求效率而著称，许多人认为他的铁石心肠近似于虐待狂。
李梅知道鲍尔为人严厉，但也知道他能干好工作，这正是他所看中的长处。
李梅不是西点军校毕业生，他是1927年从俄亥俄州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然后进了航空兵航空学员训练班。1929年被委任为少尉飞行员之后，他在幕后默默无闻地工作了好多年，学会了将来对他有益的多种技能，其中之一是领航。后来，他成了培养多面手军官的倡导者，即把军官培养成既是驾驶员，又是雷达手、投弹手和领航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李梅成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战斗指挥官之一。在第一线，他先后领导驻欧洲的第8航空队和驻太平洋的第21轰炸机司令部，提高它们的专业化水平和技术熟练水平。他拼命督促飞行员们加紧训练。许多人认为，他的飞行员们在练习编队飞行、射击和轰炸时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这种传统的“流汗不流血”的方法，既锻炼出了敢打敢拼的部队，又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
在战略空军司令部，他还进行了另一场斗争，这次的对手是他从未低估过的苏联。自从苏联崩溃以来，事实已经证明，李梅过去对苏联意图的判断十分正确，尽管一些情报报告曾导致他偶尔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的能力。李梅信守这样一句正确的军事格言，那就是：始终准备应付敌人所能采取的行动，而不是准备应付你以为敌人会采取的行动。这句格言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但是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次证明了的那样，若不遵守这一格言，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1940年挪威和低地国家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隆美尔在北非，日本人在珍珠港、菲律宾和萨沃湾，以及德国人1944年在阿登山区，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子不胜枚举，以上只是其中数例。从50年代初开始，苏联就有能力给美国和世界造成严重伤害。它之所以没有造成严重伤害，也许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它的领导人是注重现实的领导人，而不是胡作非为的领导人，他们都是苏联权力斗争中不屈不挠的幸存者，对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能力心中有数，而且知道这种能力定会得到充分运用。但是，李梅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指望这一事实会永保平安，因此他不断地鞭策战略空军司令部，以求永远不会出现剧作家们所谓的“最糟糕的剧情”。
李梅到战略空军司令部接任时对见到的情况感到失望，但不感到意外，因为空军的高级军官们都知道1948年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缺乏技术的熟练性、纪律和敬业作风。他立即亲临现场实施领导，纠正存在的不良现象。
李梅当时的助手兼座机驾驶员戴维·琼斯回忆了早期的一件事。那一次，李梅通知他准备好他们的波音C-97指挥飞机，以便在星期天起飞。李梅飞行时总是坐在左驾驶座上，亲自进行起飞和着陆操作。他们不预先通知就在佛罗里达州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着了陆。当惊慌失措的联队长穿着来不及换掉的高尔夫球衣来见他时，李梅只说了一声“执行你们的作战计划”。(他们的作战计划是将成套专门装备装上飞机飞往英格兰，再从那里起飞执行打击任务。)
于是就出现了基斯东警匪片中的大混乱局面：找不着中队长们，装备库的钥匙丢了，飞机也没有准备好。总之，情况一团糟。李梅取消了这次演习并飞回奥马哈。
他没有采取纪律措施，因为他痛苦地意识到，降落在其他任何一个基地上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他只是把参谋们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叙述了所发生的情况。这就够了。6个月之后，他在佐治亚州亨特空军基地重复了这样的演习，一切都进行得像钟表一样准确。
隐忍不是他的一贯作风，因为他往往一发现哪个指挥官达不到他的标准就会马上解除其职务。但是，他对称职者的奖赏也很快。有一次，他无视空军繁杂的例行晋升手续，当场将一名能干的年轻中尉提升为上尉，从而使他在打通官僚机构的层层关节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于是，战略空军司令部与空军总部之间发疯似地进行了一轮通信往来，忙于事后使这次晋升合法化。对于李梅在战略空军司令部中所创立的虽有争议和十分招人妒忌但又极其有效的“当场晋升”制度说来，这次晋升之举如果不是起了促进作用的话，至少也是开了一个先例。所有机组均将无休止地接受考评，并且必须达到严格的标准，才能成为“优秀”或“杰出”机组。如果一个杰出机组的所有成员均能达到最高标准，符合战略空军司令部强化训练计划的所有要求，而且轰炸、加油、领航成绩均为优秀，他们就可参加当场晋升一级军衔的竞争。有些特别优秀的人——人数较少——确实获得了“锦上添花”的殊荣，那就是连升两级军衔。毋庸赘言，这是战略空军司令部内部一项极富刺激作用的计划，也是战略空军司令部外部羡慕得要命的一项举措。
李梅的工作方式是让最佳机组创出最高标准，然后给其他机组提供绰绰有余的训练和飞行时间，让他们达到此种技术熟练的水准。他还坚决要求一丝不苟地准确记录成绩和执行严格的考核程序，因为他知道自己接掌的这支空军力量已从艰苦的战争生活一下子转入了报酬丰厚、装备精良的飞行俱乐部式的悠闲生活。对这支空军的整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战略空军司令部正在迅速扩大。1953年1月，本书作者作为刚从飞行学校毕业的少尉军官分配到了战略空军司令部，当时曾对这种飞行俱乐部式的气氛感到迷惑不解。驾驶庞大的波音B-50飞行就像是进行体育活动，雷达轰炸、领航和射击成绩都是捏造的，主要的工作似乎就是在简令下达室里玩红桃牌游戏。后来，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李梅的检查组来了。于是，许多人被撤职，接着就确立了严格的标准并贯彻执行，各种报告也变得干净利落而不再作弊。奇怪得很，每个未被撤职的人都更乐意实行新制度。
李梅来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战略空军司令部时，对于自己想把该司令部建设成什么样子已是成竹在胸。他要建设一支庞大的远程轰炸机力量，这支力量要有足够的原子武器。以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头几天里就毁灭苏联。李梅不想去精确判定要在实力上超过对方多少，他只想拥有使对手害怕的超量毁伤能力。他知道，他必须凑合着使用现有的B-29和刚刚服役的波音B-50(B-29的改进型，装有较大的发动机和更好的系统)，外加为数不多的几个中队的有争议的B-36。但他正为未来制定规划，因为波音B-47看来大有希望(同时也有研制工作上的许多难题)，而且更大、更强的波音B-52即将装备部队。
李梅对这种喷气式轰炸机的态度体现出了他处理任何问题时惯有的独立判断能力和远见卓识。在B-47广泛服役之后，空军内外均强烈要求取消B-52，转而把精力花在改进B-47并使之现代化上，以求节约。李梅拼命反对这种主张，认为B-47在技术上不够先进，更重要的是，它不够大。因此，他坚持采购B-52，同时让B-47分期退役。
他的判断有两点是正确的。事实证明，B-47在疲劳负荷下的使用寿命较短，因为制造这种飞机时的冶金和金属结构技术水平不高。B-47还太小，无法添加B-52上的那么多装备。B-52上的众多的装备不仅使它能够执行种类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任务，而且使它空前长寿。它是1952年进行首次飞行的，目前估计要在部队中留到2030年，前后长达近80年。如果到那时它还在服役，它将肯定是历史上寿命最长的航空武器系统，并在所有武器系统中寿命仅次于“宪法号”杂务船。
行动中的李梅
在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战区，李梅都深深体会到：只是有了机组、飞机和炸弹，还远不足以把炸弹投到目标上去，同样重要的是训练、保养、士气、健康、后勤、飞行前的简令下达、飞行后的汇报和其他许多因素。他还发现，训练大多不够严格，战略空军司令部也是如此。他到战略空军司令部上任时，飞行练习都是在“舒适的”高度上进行的，在这种高度上，发动机的负荷不大，压力舱也运作得很好。雷达手帮助投弹手确定目视轰炸航路，而投弹手往往也监督和纠正雷达轰炸航路。人们极少关心机组的完整性，爱跟谁一起飞就跟谁一起飞，贪心者(总想多积累飞行时间以便获得梦寐以求的“一级飞行员”和“特级飞行员”翼形徽章)总是在飞，偷懒者则每月凑凑合合飞行4小时以便领到薪饷。
机组训练的改革只是李梅所遇到的难题中的九牛一毛。为了说明李梅的困境有多严重，最好先看看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规模和装备在他任期内的发展状况，然后再探讨一下管理和指导此种发展工作的复杂程度。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发展
李梅于1948年10月19日到战略空军司令部上任，并于1957年年中离任去担任空军副参谋长。他到任时，战略空军司令部共有837架作战飞机，包括：
35架联合B-36“和事佬”式；
35架波音B-50“超级堡垒”式；
486架波音B-29“超级堡垒”式；
131架北美F-51“野马”式；
81架北美F-82“双野马”式；
24架波音RB-17“飞行堡垒”式；
30架RB-29“超级堡垒”式侦察机；
11架道格拉斯C-54“空中霸王”式；
4架比奇RC-45“远征者”式。
此外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支援飞机，包括道格拉斯C-47和北美B-25。(对于一名飞行员来说，那个时期的最大好处之一是飞行时间没有限制，飞行员个人可以请求周末驾驶支援飞机作横穿全国的飞行，以便提高熟练程度和“烧掉汽油”。之所以要“烧掉汽油”，是因为沿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项行政规定：按过去的耗油量确定未来的汽油配额。)
李梅指挥着一支51965人的队伍，其中军官5562人、士兵40038人、文职人员6365人。到他离任时，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总人数已增至原先的5倍，达到258703人，其中军官34112人、士兵199562人、文职人员25029人。由他指挥的飞机也增至3040架，其中包括：
22架联合B-36“和事佬”式；
380架波音B-52“同温层堡垒”式；
1367架波音B-47“同温层喷气”式；
176架波音RB-47“同温层喷气”式；
182架波音KC-135“同温层油船”式；
789架波音KC-97“同温层货船”式；
51架道格拉斯C-124“环球霸王”II式；
54架北美F-86“佩刀”式；
19架马丁RB-57“堪培拉”式。
从1948年至1957年，数量的增长是显著的，但比不上技术的发展。B-36从未迫于形势而一时性起投下一颗炸弹，真不愧为“和事佬”，但它是1940年设计的飞机，既庞大，又复杂，难以保养。给它增加4台喷气发动机之后，即使以冷战的标准来衡量，其性能也只是从令人失望提高到勉强够格。于是，它在1957年退出现役。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B-47“同温层喷气”式飞机。它是战后轰炸机机种中数量最多(一共制造了2032架)的一种轰炸机，也是喷气时代最重要的多发动机飞机，不仅促成了B-52和KC-135这两种姊妹飞机的问世，而且推动了波音公司从707型到777型一系列民航机的发展。它采用后掠翼，装有6台喷气发动机，机身的流线型几乎完美无缺，各方面的性能均轰动一时，只是航程有限，但空中加油完全弥补了这一不足。与它所取代的活塞式发动机飞机相比，B-47易于保养，但驾驶难度大，不能出错。与先前均飞机相比，它着陆困难，因为流线型的机身减速慢，着陆时要使用防拖胎刹车装置(在今天的汽车上叫做ABS装置)和减速伞。复飞也困难，因为它的喷气发动机加速慢。它装了一个阻力伞，供进场着陆时使用，从而使驾驶员能将动力装定在较高的位置上，以利于较快地加速。最大的挑战是起飞。在起飞时，对其偏航滚动特性所作的反应不正确，就会使外侧发动机的一个简单的故障变成大灾难。
B-47机队，加上核武器储备的稳步增长。使战略空军司令部成了世界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B-47经过长期研制后于1951年以极小的批量投入使用，接着就成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主力，然后又作为节约措施于1967年退役。其后继型——B-52——既采用了B-47的一些革新性的先进技术，又汲取了B-47操作上的一些经验教训。B-52除了机身更大之外，与B-47的最重要的差别在于采用了厚机翼，而没有采用B-47的那种很薄的机翼。厚机翼较易制造，强度更大，而且不那么容易疲劳。它还为大油箱提供了安装空间。由于机翼较大，加上有了操作“同温层喷气”式(人们几乎从来不这么称呼B-47)飞机的经验，B-52驾驶起来一般比B-47容易。用汽车打个比方，B-47是赛车，B-52则是运货小卡车。
飞机性能的改进必须使机上设备的改进与之匹配。李梅在欧洲指挥过的那些伟大的机群总是组成大编队飞向目标，并按编队长机的信号将500磅和1000磅常规炸弹大批地投下去，以形成为摧毁目标所需的集中威力。B-47和B-52则是单机或编为小组(3架一组)执行任务。每架飞机都必须具有“长机”的素质。因此，将成亿的美元花在了发展用于改进领航、轰炸和电子对抗措施的电子装备上。这两种飞机每年都在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竞赛中获胜成绩优于被它们所取代的活塞式飞机，从而显示了它们的技术成熟程度。然而，B-52的庞大机体使之能在比B-47长得多的时间内得到继续发展，它增添了为改变执行任务时的飞行方式所需的没备，从而由从高空投掷核武器的飞机，一变而为能携带准确得不可思议的常规巡航导弹的低空突防飞机。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则是轰炸机的数量从1961年时的将近2000架减少到了今天的200架左右。
加油机
如果没有十分危险而又极少受到赞颂的空中加油装置，轰炸能力的一切改进均会变得几乎毫无意义。斯帕茨将军早在1926年就看到了拥有空中加油能力的必要性，因为始终存在着对延长飞机航程的需要，而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设置前进基地和实施空中加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核动力飞机的研究表明，这种飞机在重量、辐射危害和一旦失事后所造成的灾难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难题。)设置前进基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可选择的方法，尽管航空兵进行了空中加油的一些早期实验。英国人首先突得了实际进展。英国飞行加油公司研制出了拖管系统，并于1935年首次获得专利。该系统使用拖在加油机后面的拖管索和拖在受油机后面的连接索。受油机从加油机上方交叉飞过，使连接索末端的金属爪抓住拖管索，然后受油机用绞盘将两根索子都绞回来，解开连接索，用拖管索将软管拉出加油机，再用手工将软管喷嘴装到受油器插头上并开始加油。
这种显然既麻烦又费时的系统后来被探管锥套系统所取代。加油机放出一根软管，管端装有漏斗状插座，供受油机将探管插进去。在战略空军司令部中，该系统作了改装，供KB-29和KB-50使用。该司令部甚至改装了两架B-47进行试验。
软管系统和探管锥套系统在使用时都需要良好的气象条件，而且输油的时间很长，因此基本上不能用于给喷气式飞机加油。波音公司提出了一种叫做“伸缩套管”的新方法，使空中加油发生了一次革命。(探管锥套系统被证明更适于给战斗机加油，于是由战术空军司令部加以改装．使之成为其KB-29和KB-50加油机的制式装备。)
伸缩套管是一根伸缩式长输油管，装有两个叫做“V形稳定器”的操纵面。加油机在受油机的前上方飞行，受油机靠近加油机飞行，使套管操作员能将套管伸进受油机的接收器。有了这种套管系统，就可以高压输送燃料，从而缩短加油时间。
尽管伸缩套管系统有很多优点，但是新的喷气式轰炸机和活塞式加油机(KB-29M和KC-97)之间性能上的差异使这种加油方法的效率大打折扣。喷气式飞机必须降到加油机的高度，速度也要减到接近失速速度，加油后再爬升到自己执行任务的高度，这就大大降低了加油的净效益。波音KC-135“同温层油船”式于1954年7月15日进行了首次飞行。此种加油机的列编消除了与受油机之间性能上的差异，从而把空中加油从一种神秘的艺术变成了一种行业。
空中加油几乎立即变成了例行活动，首先由轰炸机采用，后来又由战斗机采用，再后来连运输机和直升机都采用了。广为宣传的不着陆环球飞行告诉了公众和苏联，空中加油使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具有了几乎是无限的航程。后来，空中加油又使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部分飞机得以保持不间断的空中戒备。它对技术和人员的要求之高至今尚未被普遍认识到。空中加油是在危险迫在眉睫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要有很高水平的飞行技术。以KC-135给B-52加油为例，KC-135重约30万磅(其中也许有15万磅是十分易燃的喷气燃料)，以每小时250英里的速度巡航，用一根平均长度为40英尺的套管与B-52相连，而B-52自身也重45万磅以上，以相同的速度飞行，也许还携带了一些核武器。两个庞然大物连在一起高速飞行已经够危险的了，再加上黑夜、恶劣的气象条件和发生战斗的可能性等因素，就跟一幕紧张万分的戏剧毫无二致。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其他航空部队
由于要求作到立即调动，因而建立了一些装备道格拉斯C-124飞机的战略支援中队，作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飞机为将各个联队部署到前进基地上去提供了便利。空中加油的发展，加上预算的压力，导致此项职能于1961年被移交给了军事空运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还导致战略空军司令部需要护航战斗机部队，这支部队的实力在1955年达到了高峰，拥有411架共和RF/F-84“雷电喷气”式飞机。此外还尝试发展了为B-36护航的机载战斗机，例如时运不济的麦克唐纳XF-85“恶鬼”式和稍微实用一点的共和RF-84KFICON(“战斗机输送者”)。可进行空中加油的喷气式轰炸机改变了作战条件，因为对单机或成小组(3架一组)深入敌后的B-47或B-52几乎不可能护航。于是，将各护航战斗机中队于1956年移交给了战术空军司令部。
随着某些支援部队的过时，又增添了另外一些飞机，包括保卫驻西班牙战略空军司令部基地的北美F-86战斗机，以及像马丁RB-57和洛克希德U-2侦察机那样的神奇飞机。
支援部队不管职能和规模如何，也不管是盛是衰，都要经过李梅的充分挑选，并且必须达到李梅规定的标准。它们像轰炸机部队一样，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其装备与众不同。然而，正如李梅经常指出的那样，采购装备只是建设一支具有充分能力的空军这项工作的一部分。
一些不那么显而易见的问题
李梅一向坚持认为，在建设一支有效的空军方面，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从第一任空军参谋长到现任空军参谋长，几乎每一个空军领导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尽管如此，在空军历史上相当多的时间里，客观环境总是把给武器及相关的燃料、备件和维修提供经费的工作置于比人员优先的地位。事实上，美国空军的人员，尤其是士兵，在极力自行克服种种供应不足现象所带来的困难之际，还忍受着低工资、恶劣的生活条件和不充足的装备所造成的痛苦，从而给空军帮了大忙。然而，这种额外的工作压力反而激发了空军士兵承担更多的职责和愉快地履行职责的欲望与能力。
对李梅来说，与人员同样重要的是应付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更大的挑战。在军事航空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飞机采购是比较简单的事情，只要从一家厂商购进飞机机架，再从另一家厂商购进发动机就行。机上的系统也很简单，而且是大多数机型都通用的。围绕一种已被证明是可靠的发动机设计一种新机型，并在一种已被证明是可靠的机型上试验新发动机，这几乎成了规律。
喷气时代使这一过程大大地复杂化了。新飞机和新发动机往往要同时达到新规格的要求，而且还要将其他许多因素综合进来，包括成套电子设备、新材料、新飞行控制方法、先进得多的武器等等。过去，维修工作是由机架和发动机两大专业的机械士进行的。现在，为了照料新装备，出现了一大堆新的维修专业。
这样一来，将一种飞机投入实际使用，就要同时管理好采购、训练、维修和后勤工作，另外还要满足其他许许多多的要求。至于将一种导弹投入实际使用，那就更难了。对于像B-52这样庞大的飞机来说，还有另外一些事项要考虑。这里仅举几项特殊要求为例，那就是要修建足以承受着陆重量的跑道，大得足以容纳B-52的机库(在B-52的第一个作战基地——加利福尼亚州卡斯尔空军基地，机库大得可以在里面安装小型气象模拟系统，包括模拟雨云)，供快速加油用的新油料场，更大的弹药贮存区，庞大的模拟器设施楼，以及非常专业化的平台车、工具和保养台等。
不仅在作业方法上，而且在工艺流程上，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维修工作一度是辛勤工作的地勤组长们的专有领域，他们“拥有”自己的飞机，受权进行并且胜任从飞行前试车到更换发动机的任何工作。现在，维修系统已经产业化，分成了现地维修、基地修理厂维修和各级后方维修。有些维修工作已经变得很深奥，以致采用了更换标准组件的方式(例如，拆走坏了的黑匣子，装上新的黑匣子)，而不是修理出了毛病的部件。训练自然变得同样严格和更加艰苦。战略空军司令部各飞行组都在特别的中心受训：B-47机组在堪萨斯州麦康内尔空军基地第3520飞行训练联队(后为第4347战斗机组训练联队)受训，B-52机组在卡斯尔空军基地第4017战斗机组训练联队受训，加油机机组在伦道夫空军基地第4397空中加油联队受训。
每项专业工作都要有庞大的训练中心，而且每个人——空勤组成员、机械士、专业兵——都需要几乎是不间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过去，像F-80那样的飞机，其飞行手册还不到一英寸厚，维修手册也只有很少的几本。现在，这些手册可以装满整整一座图书馆，其修订工作也成了一门很深的学问。例如，对飞机构造型式的控制，不仅工厂要注意，而且要在手册中反映出来。
飞行时间已经变得如此费用高昂，而可能发生的危险又是如此之大，以致提供了十分逼真的模拟器，用于增加操作规程训练时间。机组可用模拟器练习在陌生的机场进场着陆、领航、轰炸和应付所能设想到的每一种紧急情况。担任模拟器教官的合格机组成员会发疯似地给学员增加压力，设置一个又一个故障，制造在空中想都不敢想的一些紧急情况。模拟器本身也需要专职技术人员在有气候调节的环境里进行专业保养。其他的专门装置，诸如测试设备、测试设备的校正设备、高空心理训练舱、弹射椅和个人装具，也要有自己的操作和维修人员，而这些人员也必须不断地受训和考核。
上述一切还有一条共同的基本要求，那就是实现标准化，以便可以自由地交换人员与装备以及迅速发现异常情况。
这一简短的叙述仅仅涉及整个空军中从指挥官到机械士人人都要面对的作业规模。所有这些需求以及其他许多需求都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有限的预算和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予以满足——不仅战略空军司令部是如此，战术空军司令部、防空司令部、军事空运局和其他单位也是如此。这些需求之所以能得到满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甚至在李梅1957年当上空军副参谋长和1961年成为空军参谋长之前，他管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方式、方法就已经被推广到了美国空军的其余部分。
李梅影响的扩大正合当时的需要，因为他的集中管理方式给空军带来了所需的纪律严明和训练有素。然而，当他成为空军参谋长之后，他在整个空军范围内的影响就被国防部长罗伯特·斯特兰奇·麦克纳马拉在整个国防部范围内的影响盖过去了。麦克纳马拉把中央集权管理体制推行到了极限，远远超出了李梅推行集中管理的限度，并且几乎使各军种因忙于处理文牍工作而陷入瘫痪。不过，这一阶段却为第三阶段作好了准备。空军管理工作的第三阶段始于70年代中期，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其特点是比较自由并且以人为重点。
李梅为部署战略空军司令部强大得不可思议的轰炸机力量所作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能够成功，只是因为有了阿诺德所推动的研究与发展工作。对研究与发展工作的重视已经成为空军思想体系的一部分。1950年成立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就体现了这种重视。在研究与发展工作上所作的这种努力还为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由下文可见，这些系统曾长期处于试验性发展状态)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然而，真正刺激了美国，使之感到需要控制太空的则是一个完全出人意外的因素，那就是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I号”——于1957年10月4日发出的单调乏味而又充满了不祥之兆的嘟嘟声。
领导、研究与发展和导弹
军种之间对空中力量控制权的争夺只是为控制导弹发展工作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的前奏。陆军坚决认为，导弹是火炮的一种形式，因此属于它的职权范围。空军却诡辩说，导弹不过是无人驾驶的轰炸机而已，因此属于它的职权范围。通常与另两个军种不和的海军则坚持认为，海军的需要使之有必要控制一切形式的海上导弹，而不论是从舰上或潜艇上发射的，还是从飞机上发射的。这次争吵与过去有所不同。在过去“海军将领造反”的那个时代，陆军和空军通常结成同盟。但在争夺导弹的斗争中，陆军和海军经常联合起来反对空军。
为了解决这一争端，官僚机构的一切正常手段都试过了——运用了现有的各种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国家导弹计划”，组成了一些新的委员会(一个典型的委员会是“导弹作战需求部际小组”)，还任命克莱斯勒公司的K·T·凯勒为导弹主任，也就是让他当“导弹沙皇”(他对汽车工程十分内行，其内行程度只有他没完没了地热衷于追求时髦的程度才能超过)。但是，每个军种都顽固地继续走自己的路，拒绝进行超过象征性的协调或合作。
艾森豪威尔总统选中了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查尔斯·E·“查利发动机”威尔逊担任国防部长——来自汽车工业界的第一位国防部长。(威尔逊飞扬跋扈的个性和削减预算的手法对研究与发展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他被人称作“施洗礼的圣约翰”，因为他就任国防部长预示着“救世主”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快要来到国防部了。)正如执行杜鲁门总统削减预算计划的重任落到了路易斯·约翰逊身上一样，执行艾森豪威尔总统削减预算计划的重担落在了威尔逊的肩上。这种削减反映了威尔逊的下述观点：目前的合适标准应是达到武器的“充足性”，因为苏联所取得的进展已使美国不可能存武器数量和规模上达到压倒对方的优势。为了兜售总统削减预算的主张，威尔逊声称，苏联的军事开支主要用于防御。苏联人在1955年土希诺航空展览会上用实际行动驳斥了这一论点。在那次展览会上，他们自豪地展示了3种强大的轰炸机——图-16“獾”式双喷气发动机轰炸机、米亚-4“野牛”式四喷气发动机轰炸机和图-20“熊”式四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轰炸机。
鉴于与导弹有关的职责和任务问题悬而未决，威尔逊于1956年11月26日发布了一份解决若干问题的备忘录，其中包括战时作战地幅的大小(自接触线向后延伸100英里)和对陆军飞机重量的限制(固定翼飞机为5000磅，旋转翼飞机为20000磅)，但最重要的是区分了3个军种部与导弹系统有关的职责。威尔逊规定，陆军负责要点防御地对空导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负责为履行其职能所需的武器系统，空军负责地区防御导弹。
此外，威尔逊还允许陆军继续发展射程约200英里的地对地导弹，海军负责运用舰载中程导弹，空军则继续负责洲际弹道导弹的作战运用并与陆军共同负责陆基中程弹道导弹。这种区分并不十分明确，但是认可了空军已在广泛开展的工作。
威尔逊继续保持了将权力集中在国防部长办公厅的倾向，这就自然而然地削弱了各军种部长的影响。对于空军来说，不幸的是，在关键的1953年至1957年期间担任空军部长的哈罗德·塔尔博特和唐纳德·夸尔斯虽然十分下功夫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却不敢与威尔逊抗争。塔尔博特在监督空军于朝鲜战争后扩充为一支拥有137个联队的力量方面干得极其出色。他还勤勤恳恳地改善士兵的待遇，提高他们的工资，改进其住房条件，以及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不幸，他任期未满就因一场涉嫌谋取私利的争议而离了职。作为科学家的夸尔斯则发现自己与空军的军职领导人及威尔逊合不来。塔尔博特和夸尔斯都支持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和太空卫星。令人痛心的是，他们在担任空军部长期间都遇到了一些深感失望的事情，而且都在离职后两年内去世了。
幸亏文职领导的一团糟至少部分地得到了弥补，因为美国陆军航空队早在1946年就已经开始有条不紊地执行一项导弹发展计划。最重要的一项活动是同联合兀鹰公司(后来非正式地称作“康维尔”公司，该称呼在1954年成了正式名称)签订了190万美元的MX-744项目研究合同。MX-744是德国V-2定向火箭的改进型。该项研究工作由比利时移民卡雷尔·J·博塞特领导。他设计的火箭采用薄单壁加压壳结构，在注入燃料前必须靠加压氮保持坚挺，若不加压，就会因自身的重量而塌陷。博塞特还建议采用一种可与主火箭结构及旋转火箭发动机分离的头锥(连同弹头)。MX-744项目是战后削减预算的首批牺牲品之一，于1947年被取消，但康维尔公司继续自费研究这个项目。
在美国空军内部对导弹有一种天生的偏见。对此，特文宁和李梅都直言不讳。这种偏见，加上在发展工作上两面下注的倾向，导致空军专注于研制带翼地对地导弹，但从未见效。很奇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到新高度的航空工业似乎胜任不了无人驾驶导弹的研制工作，大多数导弹的研制进程都比计划落后好几年。在这些导弹之中有马丁公司的“斗牛士”式带翼亚音速涡轮喷气发动机导弹、北美公司的“那伐鹤人”式火箭助推带翼超音速冲压喷气发动机导弹和诺思罗普公司的“布贾姆”式远程超音速涡轮喷气发动机导弹。此外，种类更加繁多的空对地、地对空和空对空导弹也在发展之中。
预算的削减和朝鲜战争导致导弹研究经费的减少，从长远来看未必就是坏事，因为可以迅速淘汰掉性能成问题的导弹和研制周期太长的导弹。康维尔公司由于工程技术水平高和有耐心，因而在1951年1月23日获得了MX-1593项目合同。这项50万美元的合同要求康维尔公司设计一种运载工具，其在目标上空的最大速度要达到6马赫，携带一颗8000磅弹头时的射程要达到5000海里，并且要能在CEP为1500英尺的情况下打击目标。(CEP指“圆概率偏差”，是轰炸靶场用语，用于表示一个圆圈的半径，瞄准圆圈中心的武器预期有一半可落在圈内。)
康维尔公司报告说，这种导弹有可能研制出来，并且既可以是弹道式的，也可以是滑翔火箭式的。弹道导弹将有滑翔火箭的两倍大，并要使用一组(5至7台)北美飞机公司12万磅推力酒精液氧发动机(“那伐鹤人”项目使用的助推发动机的派生型)。MX-1593项目还有一个名称是“宇宙神”，但是空军担心引起职责和任务上的争议，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把它叫作XB-65无人驾驶轰炸机。
空军中的许多人不无道理地对于把紧缺的资源花在技术上可能行不通的远程导弹上表示担心。然而，这些担心很快就被新的担心超过了。1951年底，来自苏联的消息说，它已拥有推力超过25万磅的巨型火箭。这就使得发展“宇宙神”具有了紧迫性。
继续发展“宇宙神”的主要障碍是弹头的体积和重量太大，这就要求将它投向目标的火箭的体积和重量也要按比例增大。(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再入大气层时的高温、导向与控制、多级发动机的分离等等，但是这些问题似乎比弹头过重这个根本问题容易解决。)
1952年11月1日，作为“迈克行动”的一部分，第一个试验型氢聚变装置在埃尼威托克岛起爆。该装置使用了低温D(氘)和T(氚)，重约5万磅。战略空军司令部立即开始制定对一种可携带一颗25吨炸弹的飞机的技术要求。尽管如此，该装置看来显然不适于由轰炸机投掷。1953年，科学顾问委员会在佛罗里达州帕特里克空军基地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两位当时最卓越的科学家——爱德华·特勒博士和约翰·冯纽曼博士不约而同地提出，可以制造重约1500磅的“干”热核炸弹。施里弗将军在最近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我一认识到这对洲际弹道导弹的意义，就激动得差点儿从椅子上跳起来。”
当时还是一名上校的施里弗力求证实此种新事物的可信性。根据退役中将詹姆斯·H·杜利特尔的建议，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以冯纽曼博士为首的核武器专门小组。该小组审议的结果比原先的说法保守，认为有可能制造重量为3000磅、当量为50万吨的热核弹头。
这就有效地解决了弹头重量问题，同时将“宇宙神”火箭的预计重量从44万磅减至22万磅。在这一发现的推动下，导弹计划中最有影响力的人士之一——空军部长研究与发展特别助理特雷弗·加德纳建立了另一个名叫战略导弹鉴定组的委员会。该委员会遵循阿诺德当年有关研究与发展工作的指示精神进行工作。委员会主席是冯纽曼，成员也都是著名人士，他们是西蒙·拉莫、迪安·伍尔德里奇、克拉克·B·米利肯、亨德里克·W·博德、路易斯·G·邓恩、劳伦斯·A·海兰、乔治·B·基斯塔科夫斯基、查尔斯·C·劳里森、艾伦·E·帕克特和杰罗姆·D·韦斯纳。他们都是工业界和学术界科学家中当之无愧的精华，而且都乐意为国效劳。(可悲的是，在当今自由主义的时代，如果发生类似的紧急情况，国家有了类似的需要，我们可能无法指望学术界会派出类似的代表人物来为国效劳。)施里弗则担任委员会的军事代表。
开过多次会议之后，这个“茶壶委员会”(似乎没有人能回忆起来为什么这么叫它)建议修改“宇宙神”计划，把对圆概率偏差的严格要求从1500英尺放宽到2至3英里之间，以便利用重量轻、当量大的新弹头。
加德纳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付诸实施。他是一个好冲动、脾气躁、有时又很尖刻的人。他确信苏联弹道导弹计划所构成的危险迫在眉睫，于是决心大力推动与之抗衡的计划。该计划要求在下一年度开支15亿美元，以便到1958年7月拥有2个发射场和4枚作战导弹，到1960年拥有20个发射场和100枚导弹。加德纳很幸运，他的计划得到了空军部长塔尔博特及特文宁和怀特两位将军的支持。
加德纳被指定为塔尔博特的直属代表，有权处理“宇宙神”计划的一切问题。他在经费开支上坚决采取不受一切清规戒律约束的态度。到1954年7月1日，在加利福尼亚州英格尔伍德建立了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的一个下属单位，名叫西部发展处，由此时已晋升准将的施里弗任指挥官。这是一项再好不过的任命。
在合适的时间向合适的地点派去合适的人
伯纳德·阿道夫·施里弗1910年生于德国不来梅。在童年时代，他曾看到过德国皇帝派出的齐柏林飞艇在袭击英格兰后返航时正经他家上空。这也许就注定了他将从事航空与航天事业。1916年，美国采取了一次异常有远见的战争行动，在纽约港抓获了一艘施里弗之父在其上服役的船只，并扣留了船上的乘员。第二年，伯纳德及其母亲和弟弟格哈德来到了美国。
青年时代的伯纳德生活艰苦，但这也形成了他的个性和爱好。其父于1918年死于一次工厂事故，由其母独立支撑着这个家。他在学校里学习很努力，玩起来也很专心，以优异成绩从圣安东尼奥高级中学毕了业。施里弗早年当过高尔夫球童，后来成了打高尔夫球的能手。他1931年毕业于得克萨斯建筑工程与机械学院，并且获得了建筑工程学位。由于在后备军官训练团受训时成绩优秀，他得到了当飞行员的机会，并于1933年6月在得克萨斯州凯利基地获得了飞行员翼形徽章。
在以后的6年中，他干过多种工作，包括为陆军驾驶投递航空邮件的飞机、指挥民间护林队的一个营地、担任西北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充当职业高尔夫球员，最后在陆军航空兵于1939年开始扩充时回到了正规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作战经验丰富的第19轰炸机大队执行过63次战斗飞行任务。
战后，他在冯卡曼手下工作。冯卡曼很赏识他的才能，安排他进行阿诺德所开创的与科学界联络的工作。施里弗的技术专长促使他用技术推动武器的发展。他所用的方法不合传统，因此有时遭到空军参谋部内部人士，特别是杰出的实用主义者柯蒂斯·李梅的反对。(施里弗曾大力主张发展B-47，而不是B-52。)然而，他得到了特文宁和怀特两位将军的庇护——这是与李梅抗衡所必需的——并且显然注定要在技术先进的空军中担任领导职务。
在西部发展处指挥官这个新职位上，施里弗亲自挑选工作人员。此外，不顾别人的大力反对，他建立了全新的组织体制，由西部发展处继续负责“宇宙神”整个系统，雇用拉莫-伍尔德里奇(后来改称TRW)公司负责系统工程和技术指导，并将导弹弹体和装配合同给了康维尔公司。后来，施里弗又担任了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司令官负责弹道导弹的助理，此项兼职使他能够指导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去对西部发展处的工作提供帮助，而不是请求该司令部的参谋机构提供帮助。编制表上加上一条表示业务指导关系的虚线，这看起来并不显眼，但在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工作中却可以节省不少时间。施里弗回忆说，许多似乎不可能解决的官僚主义难题只要打个电话就解决了。
在总统技术顾问委员会1955年2月发表一份报告之后，特雷弗·加德纳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对洲际弹道导弹的支持。委员会主席是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小詹姆斯·R·基利安，所以这份报告叫做“基利安报告”。报告指出了苏联在火箭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且强调了美国的易遭攻击性。施里弗、加德纳和冯纽曼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几乎所有的内阁成员介绍了洲际弹道导弹的潜力。艾森豪威尔指示将洲际弹道导弹计划作为全国予以支持的最优先的计划。
在加德纳为洲际弹道导弹争得最优先地位和为“宇宙神”争得专项经费之后，西部发展处在施里弗的领导下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它轰轰烈烈地开展工作，不仅开始发展“宇宙神”导弹，而且开始发展航空航天工业。新的技术要求极富挑战性，因此必须邀请一些公司为研制它们从未制造过的系统进行竞争。施里弗创造了鼓励竞争的氛围，把每一个主要的子系统分包给不同的承包商，并由西部发展处总其成。施里弗从未怀疑“宇宙神”会获得成功，但是担心在12分钟内加注燃料和发射导弹的要求可能难以达到。
苏联的威胁和“宇宙神”计划的发展势头促进了其他导弹的发展。1955年5月，美国作出了以“宇宙神”为基础发展“雷神”式中程弹道导弹的决定。同年秋，与马丁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发展“大力神”式导弹，作为“宇宙神”的替补导弹。
总之，施里弗发现自己领导着一个在科学难度、开支、雇员数量和紧迫性方面均使“曼哈顿计划”相形见绌的组织。紧迫性是最重要的差别。因为，在“曼哈顿计划”的最后一年，美国确信德国和日本都无力制造或投掷原子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苏联在火箭技术方面已经远比美国先进，而且它在研制原子弹和氢弹方面所获得的成功已经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加德纳指示在土耳其建立侦听站，监视苏联的火箭试验。没过多久，“人造地球卫星”就向全世界提供了他们已经获得成功的铁证。
施里弗使发展、生产和作战部署同时并举的管理体制是有风险的，但也很见效。在很短的时间内，他调动了许多人的才能来制造“宇宙神”的10万多种部件。这些人之中有18000名科学家、17家主要承包商、200家分包商和3500家供应商，雇员总数估计达7万人。为了修建新的试验设施，还开支了5亿美元。西部发展处也相应地发展壮大，并于1957年6月1日改为弹道导弹部。(施里弗管理方法的一个副产品是被工业界广泛用于经营企业的“系统管理”。)
研制“宇宙神”只是整个工作的一部分。为了给这些导弹的问世作好准备，空军副参谋长托马斯·D·怀特将军还调动了战略空军司令部、空军训练司令部、空军器材司令部和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的力量。
“宇宙神”计划困难重重，即使在“基利安报告”发表之后，依然受到削减预算的影响，从而推迟了时间表。它还遇到了研制工作中常见的问题。1957年6月11日，“宇宙神”在卡纳维拉尔角首次发射时，得了典型的美国首次发射综合症，一台发动机失灵，导致导弹乱飞乱动，靶场军官只好将它引爆。第二次发射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但1957年12月17日进行的第三次发射很成功。那时，苏联“人造地球卫星”I号和II号的相继发射成功已经促使国会在批准预算方面又大方起来了，因为人人都很清楚，将卫星送入轨道的俄国火箭也能将洲际弹道导弹弹头送到美国。
施里弗干得很出色。1958年1月1日，战略空军司令部正式组建了第704战略导弹联队。1959年9月9日，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组导弹手从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了首枚“宇宙神”D型导弹。1959年，导弹的部署变得复杂化了，因为苏联洲际弹道导弹能力的发展迫使美国不得不执行一项应急计划，把大部分“宇宙神”导弹力量配置在深174英尺、宽52英尺的庞大地下发射井中。
到1963年，战略空军司令部已经拥有13个“宇宙神”导弹中队，部署导弹127枚。在金钱、精力和管理专长方面的种种付出均已收到效益——成功地应付了苏联的威胁。但那时“宇宙神”导弹已经过时，被后续的“大力神”和“民兵”导弹超越了过去。“宇宙神”在1965年退出现役，但许多导弹仍然极其令人满意地充当了卫星和其他航天计划的发射工具。
导弹比飞机难描述。“宇宙神”的生产型号有好几种，其中典型的是D型。它长82英尺6英寸，直径10英尺，发射重量26万磅。D型的10360英里的射程来自5台发动机：1台推力为57000磅的LR89主发动机，2台推力各为15万磅的LRl05发动机，以及2台提供最后的“纵倾平衡”速度的小型微调火箭发动机。5台发动机均由2个不锈钢薄壁加压气球式油箱供应煤油类RP-1燃料和液氧的混合燃料。
“宇宙神”计划的成功是管理工作上的一项惊人的成就，使管理水平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因为在研制“宇宙神”的同时又成功地发展了“雷神”式中程弹道导弹及“大力神”式和“民兵”式洲际弹道导弹。
“雷神”是“宇宙神”的直接衍生导弹，并得到了与之竞争的陆军“丘辟特”式中程弹道导弹技术的慷慨帮助。结果，它的试验计划十分成功，而且从签订合同到具备初始作战能力的间隔时间最短——只有3.9年，比通用汽车公司研制和推出一种新型雪佛莱汽车所需的时间还短。“雷神”长65英尺，直径8英尺，发射重量105000磅，射程1976英里。这种射程使英国成了最佳配置地点。
“大力神”比“宇宙神”先进得多，并且很快又改进为“大力神”II型。“大力神”是刚性结构，而不是加压结构。它使用两级液体燃料火箭。第一级是一台航空喷气公司制造的LR87-1发动机，装有两个用万向架固定的燃烧室，每个推力为15万磅。第二级是航空喷气公司制造的LR91-1发动机，推力为8万磅，在太空的真空中点火。“大力神”是庞大的运载火箭，长98英尺，第一级直径10英尺，发射重量22万磅，射程8000英里，巨型弹头的当量为400万吨。它竖着贮存在地下井内，在发射前必须提升到地面上并加注燃料。
“大力神”II型更大。它长103英尺，直径10英尺，发射重量33万磅，射程9000英里以上。它在设计上有一个重大优点，那就是使用可储燃料，因此能从发射井井底的位置上发射。LR87-5发动机的两个燃烧室分别提供21.6万磅推力，第二级LR91-5发动机产生10万磅推力。该导弹可在接到通知后两分钟内发射。
尽管“大力神”II型很先进，“民兵”系列的导弹在解决技术问题方面则更加先进、更加令人满意得多。波音公司在同14家对手的激烈竞争中获得了合同，并且交付了一种从地下发射并发射的三级固体推进剂火箭。“民兵”导弹不那么复杂，因而大大减少了所需的发射组人员，只要两个人就可以控制10个发射井的发射活动。像以前的那些导弹一样，“民兵”也不断改进，产生了“民兵”II型和III型。它们几乎瞬间即可发射出去。
“民兵”的每一级都包给一家不同的公司去研制，以便减少风险。西奥科尔公司研制的第一级火箭具有20万磅推力，航空喷气公司研制的第二级火箭具有6万磅推力，大力士公司研制的第三级火箭具有3万5千磅推力。导弹发射重量为64815磅，射程超过6000英里。
每一个后续计划都有许多变化和改进，这使施里弗及其迅速扩充的机构面临着与当初“宇宙神”计划所构成的挑战一样大或者更大的挑战。4个计划的时间表全都令人吃惊地压缩得很紧，详见下表。
|
||||||||||||||||||||||||
由此可见，从1955年1月到1962年11月，在不到8年的时间内，施里弗领导的机构就引导美国空军和导弹工业研制出了4种完整的导弹系统。“大力神”和“民兵”的寿命很长，而“宇宙神”、“雷神”和“大力神”还作为发射工具对航天时代作出贡献，从而使收益远远超过了投资。早在1957年2月，施里弗将军就曾宣布，弹道导弹计划中的大约90%的发展项目均可用于促进航天事业，用在卫星和其他航天器上。他把发展弹道导弹视为只是飞向月球和更远星球的一个步骤。现在，他认为自己对航天计划的贡献，比创建洲际弹道导弹力量更加令人满意。
施里弗的管理功绩在政府中和工业界中无人可比。在政府中，“曼哈顿计划”的管理业绩最与之接近，但还是差了一节。在工业界中，人们可能举出霍华德·休斯到处乱哄哄的帝国、罗斯·佩罗特以燎原大火之势迅速扩展的企业或比尔·盖茨似乎前途无量的软件世界作为例子，但是它们在所面临的挑战的严重性、工作的规模和取得成就的快速性等方面都远远比不上美国空军的中程和洲际弹道导弹计划。然而，施里弗将军的才能尽管在军内和工业界得到了充分承认，他在民间却从未享有应有的名声，其部分原因是他为人随和谦让，另一部分原因是当时很注意保密，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人理解不了他所面临和克服的那些挑战的严重性。
拿一种飞机来作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同一时期内，康维尔公司研制的、被公认为设计先进的F-102战斗机，从确定需求到完成计划花了10年的时间和23亿美元。无论用什么尺度——规模、涉及的范畴、重要性和技术的先进性——来衡量，由施里弗发起并胜利完成的弹道导弹和航天计划都要复杂得多，但是却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
1957年7月1日，施里弗的大力支持者之一、才华横溢的托马斯·D·怀特上将接替特文宁上将担任了空军参谋长。11月，他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了一次有先见之明的演说。他说，“谁有能力控制天空，就能控制天空下面的陆地和海洋。……我认为，将来谁有能力控制太空，就同样有能力控制地球表面。……我们这些曾为确保美国有能力控制天空而战斗过的空军人士，决心使美国务必获得控制太空的能力。”
怀特的话是在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后美国处境窘迫之际发出的响亮号召。美国的窘迫处境导致立法机构以四平八稳的语言制定了国家航空与航天法。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8年7月签署了该法。它规定，美国在太空的活动将“专用于为全人类谋利益的和平目的”，这与苏联显然怀有军事目的的绝密的恶意活动形成了鲜明对照。该法没有取消军事航天研究与发展活动，并把“那些为武器系统的发展、军事行动或美国防务所特需的或者主要与其相关的[研究与发展]活动交由国防部负责”。从1957年10月到1959年12月担任国防部长的尼尔·H·麦克尔罗伊不是一位十分得力的领导人，但他却有一定的远见，把发展、生产和发射航天运载火箭的责任交给了空军。这个小小的开端后来发展成了极其强大的航天力量。
美国在朝鲜战争至越南战争之间的时期内托庇于战略空军司令部
此处侧重介绍战略空军司令部，部分原因是它很重要，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经历也是空军其他许多部门的经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发展和变化迟早总要引起空军其他大大小小司令部类似的发展和变化。
轰炸机和导弹力量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在卷入朝鲜战争至卷入越南战争之间的岁月里，包括战略空军司令部在内的美国空军确实处在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幸而预算的不断增加使大家都“水涨船高”。空军的研究与发展预算从1950年的6200万美元增至1959年的8.148亿美元。同期，飞机及相关装备的开支从12亿美元增至71亿美元，这使战术空军司令部、防空司令部和其他司令部得以扩大活动、接收新装备和发展壮大——但始终托庇于战略空军司令部。一些少了它们就会一事无成的重要司令部(在不同时期使用过不同名称的空军训练司令部、空军后勤司令部和空军系统司令部)通过其计划、训练、装备和维修设施，保障了战略空军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和防空司令部的活动。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规模、声望和应付日益增大的威胁的创新手段均深受人们注意。美国空军人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以及在后来的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中)所表现出现的作战素质，在战略空军司令部部队设法增强实力的坚定而积极的态度中又一次得到了证明。然而，所采取的办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要求机组成员作出牺牲，亦即加班加点地工作和在更长时间内不与家人团聚。
1955年，战略空军司令部开始将整个整个的作战联队及其空中加油支援部队轮流派往北非、英格兰和(后来增添的)西班牙等地的海外基地。人们知道，苏联的导弹威胁日益严重，而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空军基地则是其主要目标。为了应付这一威胁，战略空军司令部开始实行一种戒备体制，让三分之一的飞机处于“准备击发”的状态，亦即带足武器弹药，加满燃料，作好飞行前检查，准备在接到通知后15分钟内起飞。这种体制的代价极大，并且打乱了机组成员的家庭生活，使他们不得不连续好几天呆在设施内戒备，然后又要飞行好几天去达到训练要求。
此外，还有一种直接体现了现代战争疯狂性的心理影响。过去，战士们出生入死地打仗，他们的家人在比较安全的家中等待他们归来。但在互相发射导弹的新威胁下，战士们出征时心里非常清楚，他们自己至少还有一丝生存的机会，而他们留在基地内的家属则会在基地遭到热核武器袭击时丧生。那个时期的教育片(现在已经过时，并且往往被人当作笑柄)介绍了遭到核袭击时应采取的措施——趴在桌子底下、闭上眼睛等等，但机组人员不能从中得到安慰，因为他们太了解核屠杀是怎么回事了。
然而，戒备部队的极端重要性在1958年的黎巴嫩危机中得到了证明。在那次危机中，艾森豪威尔总统派了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去贝鲁特帮助平定内部叛乱。苏联以战争相恫吓，并攻击美国的行为是“公然侵略”。作为反应，艾森豪威尔让战略空军司令部进入戒备，几小时之内，1100架飞机就作好了起飞的准备。苏联的战争叫嚣迅速降温。几天后，戒备取消。
随着苏联导弹威胁的加强，戒备方案也不断改进。如前所述，战略空军司令部已经达到了让三分之一的机组作好在15分钟内出动的戒备状态。1961年，约翰·F·肯尼迪总统要求以50%的力量戒备，后来又辅以空中戒备，亦即让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时刻在空中待命。机组人员把闲呆在戒备掩蔽部(后来为地下导弹控制室)内的时间用于学习中队军官学校、空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国防大学和地方院校的函授课程。机组成员们尽管明知函授课程只能使他们在履历表上添上一种学历和证明他们一心向上，而决不会给他们带来正式入学所能提供的荣誉和同学关系网，但他们还是很努力地学习。因此，战略空军司令部机组的值勤实际上对许多军官的前程不利。
新装备和新主意的不断涌现，多少打断了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苏联对其雷达、防飞机和防导弹力量进行了不可思议的加强，使之成为有史以来最先进的防御体系。为了对付此种体系，B-52部队采取了新的低空战术，电子对抗的重要性得到了重视，最新的B-52G型和H型也设计得可以携带AGM-28A“大猎犬”式巡航导弹。这种极其先进的巡航导弹能在高空或低空飞行，后期甚至可作地形跟踪飞行，速度达到2马赫。它一直使用到1975年才退役。机组人员很喜欢用“大猎犬”的核袭击能力压制敌防空体系这个主意。
技术的全面进步意味着新飞机问世的间隔加大、批量减小。世界上第一种超音速轰炸机、康维尔公司制造的极棒的B-58“盗贼”式于1960年8月1日开始使用。“盗贼”式三角翼轰炸机能以两倍于音速的速度飞行，并且装有不同寻常的可投弃吊舱，用于携带武器和燃料。由于费用高昂、保养困难和事故率高(在制造出的116架飞机中有26架毁于事故)，“盗贼”式在1970年退出了现役。
对于惹人注目的飞行在改善公共关系方面的价值，没有人比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领导者们更清楚了。从1957年1月16日至18日，在“实力争论行动”中，3架B-52B进行不着陆环球飞行，用45小时零19分钟飞完了24325英里的航程。1958年6月，在“一流航行行动”中，两架KC-135从纽约飞到伦敦再返回纽约，只花了不到12个小时，打破了速度纪录。1971年，一架B-58“盗贼”式用3小时19分41秒从纽约飞到巴黎，创造了横越大西洋的纪录。
这些冒险的飞行并非没有代价。在“一流航行行动”中，一架KC-135在起飞时失事，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像许多飞机失事的情况一样，这次失事也起因于一个似乎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起飞加速引起飞机上的飞行姿态指示器发生进动，使显示的爬高仰角大于实际仰角，驾驶员采取了不必要的纠正动作，于是飞机撞到地面上。创造了横越大西洋纪录的那架B-58后来在多次发生坠机事件的巴黎航空展览会上坠毁了。然而，毫无疑问，创纪录的飞行给苏联以及给美国国会和公众都送去了有关美国轰炸机实力的信息。
研究与发展+政治因素=能力的趋同
50年代研究与发展工作的繁荣昌盛，加上政治潮流的变化(1958年国防改组法所促进的变化)，大大地改变了美国空军的面貌，并且首次使战略空军司令部与战术空军司令部的能力及任务走上了趋同的道路。这两个司令部的职能在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将变得完全相似——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实施近距离支援行动，而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战斗机也执行远程战略轰炸任务。然而，由于战略、预算和山头主义等方面的原因，必须再等20年才能从这一发展趋势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只有在打赢波斯湾战争和打赢冷战这两个戏剧性高潮出现之后，美国才解散了战术空军司令部和战略空军司令部，并且建立了两个新的司令部——空军战斗司令部和空军机动司令部。
50年代的技术变革
技术变革的基础是4项重大突破：热核武器(特别是较小型的热核武器)的研制成功，将指挥与控制提高到新水平的电子与通信系统的改进，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成功发展，以及航天系统方案的制订(它要求对电子器材作出极大的改进，尤其是实现微型化)。
在这4项突破中，“宇宙神”的发展引起了对武器发展的科学态度和预算审核态度的变化。过去，在研究与发展领域中，经历多次失败才能最后获得成功被认为是正常现象。“宇宙神”计划的紧迫性则要求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实现一系列未知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通过国内一些最优秀人才的不朽努力，这些发现和突破确实实现了，这就对后来的系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为国防部和国会中那些搞统计的人开始把这些成就的取得视为正常现象，就像给汽车搞一个新的消音器那样平平常常。期望值的这种提高所产生的长远影响将是使各种研究与发展计划变得荒谬可笑，因为不再把失败看成是可能发生的事。国会和国防部在审查计划时都要求计划肯定会成功，经费估算得很准确，而且时间表也制定得恰到好处。提出研究与发展计划的人必须异常能干和大胆，满口保证会达到这3项要求，才能使计划在审查过程中不被否决。
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试验的性能越来越好的飞机似乎没完没了，这也助长了“无事不可办成”的心态。新的大功率喷气与火箭发动机、先进的空气动力设计(包括后掠翼和可乐瓶形状的机身)以及新的电子器材的结合使用，产生了在科学先进性和创造纪录方面领先于世界的一系列X型试验飞机。除X型飞机之外，由有史以来最称职的专业试飞员试飞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样机也越来越多。
X型飞机的头一项成就出现得较早，而且或许也最值得纪念。那是在1947年10月14日，当时还只是一名上尉的查尔斯·耶格尔驾驶贝尔公司研制的XS-1型飞机超过了音速。贝尔公司继XS-1之后又研制了X-2后掠翼飞机，想使它达到发生空气动力加热的那种速度。X-2在研制初期麻烦百出，包括在由波音公司制造的EB-50A母机携载时发生爆炸，导致贝尔公司的试飞员琼·齐格勒和EB-50A上的观察员弗兰克·沃尔科丧生。经过3年的紧张试验之后，1956年7月23日，弗兰克·埃弗雷斯特上尉驾驶X-2飞出了每小时1900.34英里(2.87马赫)的速度，立即成了“飞得最快的活人”。
朝鲜战争的王牌飞行员伊凡·金奇洛接替埃弗雷斯特试飞X-2，并于1956年9月7日创造了126200英尺的高度纪录。20天后，米尔本·阿普特上尉进行了X-2的第13次动力飞行，将其性能发挥得超出极限，速度达到每小时2094英里(3.196马赫)，接着飞机失控坠毁，他自己也遇难身亡。
最先进的而且或许也是最成功的X型飞机是北美公司研制的X-15。它于1959年3月10日进行了首次滑翔飞行，驾驶员是该公司桀骜不驯的试飞员斯科特·克罗斯菲尔德。一共制造了3架X-15，飞行199次，创造了许多纪录，包括354200英尺的高度纪录和每小时4534英里(6.72马赫)的速度纪录。X-15还充当了几十项试验的试验台，以探索高空高超音速飞行的危险。
在试验各种X型飞机的同时，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试飞员们还忙于试飞一些新飞机，包括(括号内为首次飞行的年份)波音B-52(1952年)、康维尔YF-102(1953年)、康维尔F-106A(1956年)、康维尔B-58(1956年)、道格拉斯B-66(1954年)、洛克希德F-104(1954年)、洛克希德U-2(1954年)、洛克希德C-130(1954年)、麦克唐纳F-101(1954年)、北美YF-100(1953年)、北美YF-107A(1956年)、诺思罗普T-38(1959年)、共和YF-105(1955年)和一大批不那么有名的飞机。
这些新武器系统将向战略空军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和防空司令部提供惊人的新能力。后两个司令部尤其获益匪浅，因为它们在预算增减变化不定的情况下依然扩大了自己的能力。
1958年国防改组法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在军队内呆过39年，从西点军校学员升到了陆军参谋长，退役后又被召回，在1950年至1952年期间担任了第一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官。作为两届总统，他又兼任了8年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因此可以说总共服了49年的兵役。出人意外的是，正是这位典型的军事指挥官对文官控制军队的基本主张作出了两项重大贡献。第一项是他发表了常被曲解的有关军界-工业界集团的言论，这一言论多年来一直是号召人们反对军队的口号。
第二项贡献远比第一项重要，那就是坚持实施1958年国防改组法。艾森豪威尔受到了若干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他认为联合司令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作得很好，因此必须采取措施确保美军在新的紧急情况下运用这种体制。军种间无休止的争夺已使他确信当前的国防部体制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艾森豪威尔因一系列报告而烦恼，这些报告认为，技术的发展已使各军种任务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以致军种间的相互竞争多于相辅相成。他还憎恶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之间你争我夺地抢地盘，并对国防部长不是忙于制定军事政策而是忙于解决这些抢地盘的斗争感到震惊。于是，他责成新任国防部长尼尔·H·麦克尔罗伊改革国防部。
麦克尔罗伊组成了一个包括现职参联会主席特文宁上将在内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草拟了一项法案并很快获得了国会的通过。艾森豪威尔于1958年8月6日签署了这一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次改组实质上对国防部长的权力没有作出什么限制，但把各军种部长、陆军和空军参谋长及海军作战部长排除在作战指挥系统之外。新的作战指挥系统是从总统到国防部长，再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到各联合司令部和特种司令部司令官。这实际上意味着空军参谋长不再指挥其作战部队，而只负责这些部队的组建、训练和支援。当作战部队被用于执行某项特定军事任务时，它们将归联合或特种司令部司令官指挥，该司令官享有充分的作战控制权，并且不一定是一名空军军官。改组工作的这一部分内容理所当然地难以被后来的历届陆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中的许多人所接受。对于其中某些人来说，他们的难以接受已达到了快要表示拒绝的程度。非作战指挥系统则是从总统到国防部长，再到各军种部长。
1958年国防改组法的某些影响隐含在字里行间。虽然当初统一武装部队的1947年法案要求成立3个分别管理的军种部，1958年的法案却规定国防部下辖3个军种部。由于这一微妙而又重大的差异，就把大权都交给了国防部长。国防部长有权建立一些单独的机构去遂行两个或两个以上军种所共有的任何勤务或补给活动。
这一似乎符合逻辑的组织结构为剥夺各军种对若干具有重要作战意义的领域的控制权铺平了道路。这里只举4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将对军事研究与发展工作的控制与指导权授予国防部研究与工程局局长。这一行动现在被许多人认为是国防机构中潜在的致命缺陷，因为它把各军种排除在至关重要的决策过程之外，而把决策工作交到了不一定充分了解未来军事需求的文职官员手中。其一般影响是使所有的研究与发展工作都掉进了陷阱，成效、进度和费用控制均无法得到保证。其直接影响则是使项目管理人没有成功的把握(要求有成功的把握是不符合正常的研究与发展理论的)就不敢接管项目，而不管这些项目的最终价值有多大。
另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缺陷是在越南战争中暴露出来的。在国防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目标工作从空军部转给了国防情报局并立即自然而然地消亡，因为该局对此不感兴趣——此项任务在那里成了谁也不端的“饭碗”。对敌方后勤能力的分析莫名其妙地划归中央情报局负责，以致空军参加越南战争时，只有十分有限的手段可用于为了确定遮断任务而估计敌方后勤物资的流动情况。
作为好心办错事的又一个例子，下一章将显示艾森豪威尔建立联合司令部的愿望如何被国防部长在越南以极端急进的方式加以实现，以致迫使空军放弃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花了极大代价才领会到的空中作战原则。
1958年国防改组法的第四个缺陷涉及的范围最广。这个缺陷就是——用退役陆军上校小哈里·C·萨默斯的话说——军方变成了“只是一个组织、训练和装备现役与后备役部队的后勤和管理系统”。由经过战争考验、矢志终生为国效劳并运用其智慧制定政策的资深职业军人来指导军队工作的做法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本意良好、颇有才干的文职人员，他们在其仕途中的某一阶段被任命为负责这种或那种事务的助理部长，但通常没有军事专业知识，也不能指望他们有能力规划各军种的长远目标或对实现这些目标进行指导。其他行业就不遵循此种出于政治考虑而换人的方针，不会让有才干的跃跃欲试的新手去取代经验丰富的首席外科医生、大基金组织的管理人员、汽车公司的总裁或任何需要经验、专业学识和长期奉献的职位上的人。
无论是从1957年10月9日至1959年12月1日担任国防部长的麦克尔罗伊，还是继他之后担任部长的小托马斯·S·盖茨，其个性和任职期限都不足以使他们充分利用新获得的权力，虽然麦克尔罗伊在建立负责统一指导反导弹计划和外层空间计划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方面出了大力。新当选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起初要求受人钦佩的、老练的罗伯特·A·洛维特当他的国防部长。洛维特过去在五角大楼干得很出色。包括在1951年至1953年当过国防部长，但由于年龄关系，他不愿就任。于是，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叫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虽然洛维特本人不了解麦克纳马拉，但他还是向肯尼迪转荐了麦克纳马拉，并说五角大楼需要一位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而不是事事都想由自己作决定的发号施令的人。洛维特一生办了不少好事，最后却做了一件错事。1961年1月21口，麦克纳马拉当上了国防部长。他像木偶大师一样利用1958年国防改组法，越来越紧地把操纵绳都抓在自己手中。他还成为各军种许多高级军官眼中的美国历史上糟糕透顶的国防部长。他极端聪明能干，一眼就能发现情况介绍图表上的最微不足道的差错。他对细节的掌握和记忆力令人吃惊，并且经常利用这一特长去敲打他的下级和助手，以致在发生争论时，即使他的论点错了，他也能获胜。他坚持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这将导致一些大失败(例如试图采购TFX战斗机，让美国海军和空军都来使用)和大悲剧(例如在越南采取逐步加强反应的原则，既束缚了地面力量的手脚，又使空中力量归于无效)。
整个50年代，空军部长权力下降的趋势不减。由于小詹姆斯·H·道格拉斯的调解，这一趋势得到了部分缓解。道格拉斯当过4年的空军部副部长，1957年5月1日就任空军部长。他设法改善了空军部机关与空军参谋部之间的关系，并与国防部长威尔逊在削减预算问题上进行了抗争。他的继任者达德利·S·夏普只任职一年多(从1959年12月11日到1961年1月20日)，而且由于软弱无能，无法提供强有力的领导。
道格拉斯和夏普都从他们与空军参谋长怀特上将的良好关系中获益匪浅。怀特是一位知识分子，能说流利的汉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俄语和西班牙语。他朴素文雅，既了解五角大楼的基本政治活动，又深知核战略和即将来临的航天时代的影响。他的继任者李梅上将将与下一位空军部长尤金·B·朱克特并肩战斗，联手对抗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可惜没有成功。
低人一等的战术空军司令部和防空司令部
作为一级组织，战术空军司令部和防空司令部(后为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深受命运安排它们扮演的那种角色之苦。虽然它们均出色地执行各自的使命，但是由于不同的原因，到了分配预算和战时基本任务的时候，它们总是成了“女傧相”，而永远当不上“新娘”。作为特种司令部，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任务始终很明确，即使派部队参加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威慑任务仍基本上保持不变。战术空军司令部的任务是为战争准备好部队，战争一来，这些部队就指派给一个联合司令部，如太平洋总部下属的太平洋空军。在越南战争中，防空司令部的部队也派给了太平洋空军。战争结束后，防空司令部和战术空军司令部的这些部队载誉归来，但是这些荣誉并不直接转嫁到它们的原编制单位身上。不过，防空司令部的主要难点在于：正当它进入全盛时期之际，它要对付的那种威胁却减弱了。
战术空军司令部的任务与活动
最初，战术空军司令部的任务是指挥、组织、装备、训练和管理参加战术空中作战行动的隶属和配属部队。像战略空军司令部一样，它也是在1946年3月21日成立的。但又与战略空军司令部不同，它很快就地位下降，在1949年1月并入了大陆空军司令部。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它于1950年8月重新成了一个现役司令部。在这场战争中，由于增加了许多新的职责，包括电子对抗、空运和空对地作战，它的实力迅速增强。
朝鲜战争以后，国防预算有了增加，过去10年的技术进步也在转化成武器装备。在短得不可思议的时间内，战术空军司令部队从一支基本上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装备的力量，发展成了装备着喷气式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力量。它还有了可供使用的战术核武器。大约与此同时，超音速战斗机也装备了部队。空中加油则使战术空军司令部变成一支飞越大洋的力量。新的运输机，包括具有多种能力而且寿命很长的洛克希德C-130运输机，也加入了它的飞机行列。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先进的战斗机、轰炸机和导弹。新的100系列的战斗机包括洛克希德F-104、北美F-100、麦克唐纳F-101和RF-101以及共和F-105。新轰炸机包括道格拉斯B-66和RB-66以及马丁B-57。“斗牛士”式地对地导弹则由第1和第69无人驾驶轰炸机中队开始使用——这两个中队使用了这么拙劣的番号是为了使其作用和任务较易被陆军所接受。总共制造了大约1000枚“斗牛士”式导弹，其后继者是“马斯”式导弹——后者于1966年退役。
刚刚担任过远东空军司令并且改组了日本防空武器工业和飞机工业的奥托·P·韦兰上将于1954年5月1日接手指挥战术空军司令部。韦兰很欣赏战术空军的那些新武器，但是他长期从事有限战争的经历使他有了超前意识，主张发展“混合空中打击部队”——这种部队成了今日空军发展各种混合部队的先驱。混合空中打击部队拥有自己的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十分机动，而且自给能力很强。韦兰在1956年的“流动面包师行动”中试验了这种方案，从美国本土的各个基地向欧洲派去了战斗机、侦察机、轰炸机和加油机。
对混合空中打击部队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验于1958年7月15日出现在黎巴嫩危机之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混合空中打击部队投入行动。12个小时之内，它就抵达了土耳其的阿达纳。一个多月之后，在8月23日开始的那个星期内，另一支混合空中打击部队又在金门-马祖危机中被派去增援美国部队。
战术空军司令部运用其机动和货运能力执行了一系列人道主义任务，包括向阿根廷运送医疗设备和向日本运送铁肺。在尔后的岁月里，这种慈善任务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韦兰和他的下一个继任者弗兰克·F·埃弗雷斯特上将保持了战术空军司令部的能力和特性。在他们的领导下，战术空军司令部依然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单位，着眼于完成任务，而不像战略空军司令部那样强调循规蹈矩和集中控制。然而，战术空军司令部的任务虽然大体上未变，空战领域却日趋复杂。新的装备，特别是战术核武器，要求进行严格管理。这一要求由1961年8月1日接任司令官的小沃尔特·坎贝尔·斯威尼上将实现了。那个时期的许多老兵都认为，斯威尼接任司令官是战术空军司令部有史以来最大的幸事。
用当时的话来说，战术空军司令部实现了“战略空军司令部化”，因为斯威尼是一位严厉而公正的司令官。斯威尼参加过从中途岛之战往后的整个太平洋战争，并领导了对东京的第一次低空袭击。他当过战略空军司令部第15航空队指挥官，并于1954年率领3架B-47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喷气式轰炸机横越太平洋的不着陆飞行——吉米·斯图尔特在其影片《战略空军司令部》中描绘了这次飞行的情景。在以后几年中，斯威尼通过加强纪律性和严格要求提高了战术空军司令部的干劲和技能，使其部队在越南战争的艰难岁月中得以在太平洋空军司令部的领导下出色地遂行了作战行动。然而，在麦克纳马拉领导的国防部所推行的那套方法的促进下，斯威尼实行集中控制和集权主义的方法必然被推向极端。这种情况要到70年代才会发生变化。
防空司令部：活动和任务
像战术空军司令部一样，防空司令部也不如战略空军司令部引人注目，其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客观环境的影响。冷战开始时，苏联的威胁有限，但防空司令部在飞机、雷达和武器等方面也能力有限。50年代，防空司令部在这些方面都变得强大起来，拥有了得到日益先进的雷达网支持的并且装备着杀伤力越来越大的武器的新式超音速飞机。
正当防空司令部繁荣昌盛之际，苏联的威胁开始从轰炸机转为洲际弹道导弹。敌方在发起洲际弹道导弹袭击的同时或稍后发动轰炸机袭击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但是轰炸机的威胁相对来说不那么可怕。1958年1月，防空司令部改名为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以适应所受到的双重威胁。不幸，此时已开始用削减防空司令部预算的办法来解决空军内部的任何预算矛盾。此后，防空司令部的规模和重要性下降。1980年，该司令部撤编，其部队和武器装备由战术空军司令部和战略空军司令部兼并。
防空司令部的官兵，无论是空勤人员，还是地勤人员，执勤均很艰苦。防空司令部的基地大多位于北方，气象条件往往十分恶劣。基地上没有什么舒服的条件，战备值班机组必须呆在透风机库内的飞机旁边，而且不管外面的天气多么恶劣也要随时准备出动。在遥远的北方基地上，积雪往往很深，以致在起飞的飞机升到跑道两侧雪墙以上的高度时才能被人看到。进行拦截(通常发现所拦截的是偏航的客机)之后进场着陆时，油料往往快要告罄，红色警告灯频频闪烁，告诉驾驶员他只有一次在雪封的跑道上着陆的机会了。在云底高和能见度只达到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且经常伴有强劲侧风的情况下，即使是飞行能手在着陆时也要捏一把汗。但是，这种环境也足以使生存下来的飞行员变成能手。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对士气产生不利影响。防空司令部原先装备的飞机(北美F-51、北美F-82和洛克希德F-80C)只是勉强具有在目视条件下拦截图-4型飞机的性能。第一代全天候战斗机(洛克希德F-94和诺思罗普F-89)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解决。早期的机载雷达难以保持正常运作，而且在许多气象条件下均不适用，因为F-94没有除冰设备。F-89的研制过程特别长，并且由于结构和发动机存在问题而发生过好几次坠机事件。这两种飞机虽足可应付苏联活塞式飞机的威胁，但其对付喷气式轰炸机的能力却只是勉强合格。它们极难拦截B-47；当这种装有6台喷气发动机的轰炸机向它们冲来时，则尤其如此。即使是在高空飞行的老式B-36轰炸机，它们也无力拦截。
防空司令部看到了这个问题，并力求部署一系列先进的飞机和导弹武器系统。对飞机的需求将由新出世的100系列的战斗机来满足。这种飞机的性能极佳，但不出所料，研制期间常有的那些暂时困难推迟了它们进入现役的时间。康维尔F-102“三角剑”式(总是被称作“二”式)中程战斗机于1956年年中第一个进入现役，并且成了美国空军中准备携带导弹的第一种战斗机。“二”式在32个中队中服役。继它之后是康维尔F-106“三角标枪”式(总是被称作“六”式)，它从1959年开始一共装备了14个中队。F-106装有休斯MA-1电子制导与火控系统，拟在“赛其”(半自动地面控制网)防御系统的控制下遂行作战活动。麦克唐纳F-101B远程截击机亦于1959年进入现役，并最终装备了17个中队。洛克希德F-104曾两度在防空司令部少量投入现役，但它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不能算是全天候战斗机，因此显然是作为临时措施而进入现役的。
所有的100系列飞机都具有拦截来袭轰炸机的装备和性能，但都为维修上的困难所困扰，以致不能投入使用的飞机所占的比例太大。击落轰炸机的技术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就要求使用同样新的武器，而这些武器本身又深为研制中遇到的难题所苦。防空司令部的飞行员们认为2.75英寸直径的无制导火箭实际上毫无价值，并把早期的休斯GAR-1(后为AIM-4)“猎鹰”式空对空导弹戏称为“追沙者”(与“热寻的导弹”相反)，因为它太不可靠。给人印象最深的飞弹是MB-1(后为AIR-2)“吉尼”式无制导火箭，它装有毁伤半径超过1000码的1.5千吨级核弹头。“吉尼”重822磅，射程约10英里，可在飞机做急跃上升动作时发射，从而使得即使在高空飞行的飞机也处在其射程之内。在作战中，火控系统(因飞机的不同而异)跟踪目标，指定使用哪枚飞弹，指示飞行员打开弹头保险装备，发射飞弹，然后使飞机急转弯，以避开核爆炸。首枚“吉尼”实弹于1957年7月19日由一架诺思罗普F-89J在内华达州尤卡弗莱特上空发射。尽管作了示范，空勤人员还是自然而然地对于用核武器炸毁一架载有核武器的轰炸机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对于自己能否躲开由此而产生的核爆炸感到没有把握。(那个时期的防空司令部战斗机常常带着已经打开保险装置并准备发射的“吉尼”式核飞弹，疏散到不熟悉的民用机场上去。那个时期进入一级戒备的战术空军司令部战斗机也构成了同样的危害。此事鲜为人知。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天，肯定会引起环保组织和房产主协会的公愤，并由各家报纸以整版篇幅大张旗鼓地加以报道。)
按照分工，用于基地防御的近程导弹系统要留给陆军去发展。但是，防空司令部的截击机还是得到了“波马克”式中程截击导弹的补充。“波马克”拟用于大面积固定基地的防御，并由波音公司与密执安大学的密执安航空研究中心合作研制。原定组建53个“波马克”中队，但最终只建立了36个中队。“波马克”是世界上第一种装有主动寻的系统的地对空导弹。它最初的代号是XF-99(为了保持“只是另一种飞机”的假象)，后来改为IM-99A，再后来又改为CIM-10A。“波马克”的外形很像一架时髦的飞机，靠西奥科尔公司制造的一台5万磅推力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垂直发射(接到“赛其”防御系统的通知后，在30秒种内即可发射)。在飞行中，马夸特公司制造的两台12000磅推力冲压喷气发动机接手工作，使导弹达到65000英尺的巡航高度和3马赫的巡航速度。在大约10英里的距离上，威斯汀豪斯公司制造的DPN-34雷达锁定目标。“波马克”可以安装常规弹头或核弹头，并且十分成功地击毁了许多高速无人靶机。一共制造了570枚“波马克”式导弹，首次发射是在1952年9月10日，服役时间长达20年。
导弹和飞机都要靠地面雷达发现来袭的轰炸机。因此，在5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建立庞大的预警系统。当苏联轰炸机的威胁在1950年首次被认识到时，还没有雷达警戒线，于是在一次被恰当地命名为“权宜之计”的行动中，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雷达从库房中搬出来，安装到临时搭成的建筑物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源于英国的地面观察员志愿队又重新“复活”，数以千计的志愿人员警惕地监视着北方的天空，以补充由40个“权宜之计”雷达站组成的脆弱的雷达网。
威胁是如此巨大，以致决定沿北纬69度线建立长达3000多英里的远程预警线。该线从阿拉斯加的巴特岛，到格陵兰的图勒，横越整个严寒的北方地带。远程预警线的各个站要求配备技术高超、具有献身精神的技术人员。他们要不怕恶劣的气候，不怕远离家人，不怕从事几乎叫人受不了的枯燥无味的工作。这些工作岗位像防空司令部许多相关的岗位一样，都是真正艰苦的岗位，因此往往带来一些长期存在的麻烦问题，比如酗酒，因为酒精饮料很便宜，而且显然常常是唯一的消愁剂。远程预警线于1953年开始试运转，并于1955年竣工。
加拿大是此种防御工作中的充分合作伙伴，除了提供9个中队的阿维罗CF100优秀战斗机之外，还合作建立了“松树线”。该线位于远程预警线以南约1000英里，由若干飞机控制与警报中心组成。第三条线——中加拿大线——从拉布拉多到赫德森湾沿北纬55度线设置。中加拿大线的任务是证实敌机来袭并通知截击机紧急起飞，而“松树线”和美国本土的永久性雷达站则引导截击机前往拦截轰炸机。雷达网还得到了在北大西洋修建的海上雷达站和空中预警飞机的补充。
作出这些巨大的努力(100系列飞机、超音速导弹和庞大的雷达警戒网)，都是为了最后形成半自动地面控制网(“赛其”)。“赛其”是由根据空军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协议成立的林肯实验室设计的，它拥有一些大型计算机，可以处理来自雷达站、地面观察员志愿队、飞机和其他单位的数据，识别威胁，并指派战斗机去拦截轰炸机。
防空司令部把美国本土分成8个防空区(每区一个“赛其”作战中心)和32个防空分区(每个分区一个“赛其”战术指挥中心)。“赛其”的设施都是精心设计的混凝土建筑物，有的还能承受核爆炸效应而不中断工作。第一个“赛其”战术指挥中心于1957年在新泽西州麦圭尔空军基地启用。到1963年，整个系统部署完毕(由于预算削减，防空分区数目必然减少，只剩下美国本土的22个分区和加拿大的1个分区)。“赛其”还得到了备用截击控制系统的补充，并且一直服役到1983年被联合监视系统取代为止。
起初，“赛其”所要求的自动化程度超出了当时计算机技术的水平。因此，引导员们像不列颠之战期间那样靠手工操作去引导截击机，在“赛其”投入使用的初期，人们的共识是，一旦发生真实的袭击，就绕开自动化系统而用手工操作进行引导。像所有如此复杂的系统一样，“赛其”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改进，并且终于变得极为有效。
出乎意外的是，当防空司令部的各项巨大成果——战斗机、导弹和“赛其”——终于导致一部越来越有效的作战机器出现时，所设想的轰炸机威胁却已开始缩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声称，苏联侧重发展洲际弹道导弹而不是轰炸机。美国也终于查明，苏联的确没有制造它本来有能力制造的那么多的“熊”式或“野牛”式轰炸机。李梅将军本人也认识到洲际弹道导弹是主要威胁。他指出，预警雷达的主要任务是使战略空军司令部能有足够的时间让它的轰炸机紧急起飞。为了保证获得这种时间(现已缩短到少得不能再少的15分钟)，两个弹道导弹预警站于1959年开始使用，其中一个在阿拉斯加的克利尔角，另一个在格陵兰的图勒。
防空司令部在组织工作上所走过的道路同它发展装备的道路一样崎岖不平。它在1957年变成了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因为它的任务转交给了空军国民警卫队和空军后备队。如前所述，它最终于1980年撤编，剩下的部队和装备由战术空军司令部和战略空军司令部瓜分。
由于任务特殊和基地位置偏僻，防空司令部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与世隔绝的状态和由于执行飞行任务往往徒劳无功而产生的泄气情绪导致了纪律和士气方面的许多问题。但就飞行员而言，对飞行的严格要求则是一种补偿。紧急起飞的命令一下，他们就必须准备出动，而不管气象条件多么恶劣。这种严格要求淘汰了劣等飞行员。因此，当防空司令部的飞行员转而担负其他任务(例如近距离空中支援)时，他们尽管缺乏有关的专业训练，但仍于得极其出色。
小结
美国空军在1950年至1961年的11年间成功地应付了许多挑战。它在规模和复杂程度均属空前的技术革命浪潮中发展成了一支专业化的军事力量。即使在其部队大规模扩充的情况下，它的技术熟练程度也越来越高。新武器系统的巨大花费和更大的杀伤力已获公认，作业程序、作战理论和纪律状况也得到了相应的改进。但是，只是由于各支援司令部在规模和效能上的相应发展，战略空军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和防空司令部的部队才具备了作战能力。后面的章节将介绍各支援司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