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克力斯之柱”以外·第二十四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地中海得名于古罗马时代，当时人们把它看作是已知世界的正中央。在同一时期，直布罗陀海峡，这一西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狭窄出口处，被称作“海克力斯之柱”——北柱是直布罗陀岩礁本身，南柱为摩洛哥岬，即今天的休达。
两柱相隔仅11英里左右，因此，海峡的宽度仅为6英里。鉴于它标志着封闭的、几乎波浪不起的地中海的终端，“海克力斯之柱”当时被视为可以安全航行的终点；航行到“海克力斯之柱”以外则意味着驶入陌生的水域，可能遇到危险，而且前面的一切都是未知数。1989年夏天，一股未曾预料到的越来越强大的潮流自东方袭来，美国海军驶近了它自己的“海克力斯之柱”，并且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开始了一次驶向未知世界的航行。
安德烈·葛罗米柯在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的创纪录的28年期间，一直被西方称作“不先生”。1985年，他担任了国家元首，而戈尔巴乔夫则成为总书记。1986年，美国海军发表了它新的“海上战略”——一个大胆的纲要，它要求在同苏联发生战争时，应对敌人的海岸和舰队采取迅速的、积极的行动，以便使冲突尽可能远离美国的海岸。有些人称赞这是一项强有力的、大胆的作战原则。其他人则斥责它极不负责任。接着，在1987年，出现了通向不熟悉的世界的第一个迹象：突然之间，欧洲和美洲的每个人至少又知道了两个俄文词——透明度和改革，意即政治上的开放和经济上的重建。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承认，苏联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这部分是由于同美国进行海上和陆上竞争所造成的。在1987年底，他和里根总统签署了一项裁减核武库(裁减的比例很小)的条约。几乎刚刚过了一年，在布什当选总统一个月后，已经取代葛罗米柯担任国家元首的戈尔巴乔夫宣布红军裁减10%。由于这股潮流来势凶猛，人们所熟悉的世界边界的标志——“海克力斯之柱”——正在迅速靠近。在1989年，它们发生了猛烈的碰撞。
这是一个充满奇迹和惊异的年头。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制度都受到了它统治的人民的强大的挑战。由于公众一致要求民主，共产主义似乎崩溃了。特殊变成了正常。7月，苏联军舰作为尊敬的客人，停靠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当年晚些时候，作为回访，美国军舰接受邀请访问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然而，当年的最高潮出现在11月。那时发生了一起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但又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事件，即政治上的开放和柏林墙的实际上的拆毁。随着这些在世界历史上对一代人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事件的发生，所有讲英语的人的嘴上又增加了两个新词：“和平红利”。
从美国海军的观点来看，这是“柱子”以外的危险。尽管和平红利听来很漂亮，但它只是削减防务经费别出心裁的术语；而海上战略的每一项内容都是建立在东西方之间40年的冷战将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一论断之上的。在这一年的4月19日，还发生了一起值得重视的神秘的悲剧，即“衣阿华”号战列舰的2号炮塔发生了爆炸，有47名美国海军官兵身亡。海军的调查组把爆炸起因归诸一名水兵的自杀行动。但这项调查很快遭到了责难。许多团体，包括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都提出了批评。由于通过这起悲剧事件可以对海军的可信性提出挑战，一些较为宽宏的批评家都发现自己左右逢源。冷战已经成了“冷解冻”。再也没有敌人，因而也就不再需要耗资巨大的武装部队。于是，军界以外的一些政治家和空谈家已开始辩论哪些项目应优先使用裁军省下来的钱了。
但是，这种情况以前也曾经发生过。在杰斐逊时代，艾伯特·加勒廷担任海军部长时，由于认为和平时期海军没有用处，曾把海军预算削减了一半。为了打消“海克力斯”隐喻，美国海军在1990年迅速提出，尽管前面有着一个陌生的新海洋，它的危险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削减海军预算的暗礁以前也经常构成威胁。显然不能再走回头路。所有军种的预算肯定都会有削减，或许还会有大量的削减。破坏和损失肯定是会有的。然而，只要像水兵在航行中那样采取预防措施，最大的危险是有可能避免的。
因此又回到了海军的老问题，即在美国历史上由约翰·亚当斯在1775年第一次提出来的问题：“你对一支美国舰队怎么看？”换言之，就是需要海军吗？我们能够负担得起吗？它应当如何组成？对每一个海军国家来说，这些是海军对外和对内政策中永远不会改变的问题，是关于它的必要性、职责和结构的问题。论据一直是很多的，争论一直是漫长的，而答案永远不是简单明了的。在1986年，美国海军规定了它存在的目的，但到1990年，这些目的看来已经过时。尽管海军完全了解它不可能在一夜间解体，它也完全了解它在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的任务必须重新界定。如不重新界定，它的预算将比它的姊妹军种(也是竞争对手)遭到更多的削减。
建议是大胆的，甚至包括或许不再需要美国陆军的意见。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地区，实施大规模常规装甲进攻的可能性都极小，因此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就竞相要求担负局部性的任务。既然如此，为什么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两者都要呢？如果说这一建议并不是很严肃，它也不是完全不着边际；因为，不仅美国的海军政策，而且国防政策(以及北约的政策)的每一组成部分都需要重新思考。
对于美国海军，这意味着又回到了最初的一些原则。海军作战部长卡莱尔·特罗斯特海军上将在反击对海上战略的批评时，明确宣称：海上战略是“作战方针，而不是战争计划”。他列举了威慑、前沿防御和联盟3项原则。威慑系指要使任何潜在的敌人确信，对美国发动进攻是划不来的；前沿防御系指威慑失效时，能够非常迅速地向危机地区部署部队。特罗斯特指出，建国初期美国人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免与外国结盟，与此完全不同的是，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和世界上40多个国家建立了共同防御的安排。他简单明确地说：“保卫我们的盟国，就是保卫我们自己。”
海军上将讲话的全文——冗长而又详尽、深邃而又富有启迪作用——刊登在《美国海军学会会刊》1990年5月号上。今后研究美国海军历史的学者完全可以把这一期看作舰队开始第三个100年的真正标志。这一期的学术水准甚至超过了学会规定的通常的标准，它汇集了许多高水平的职业军人和专家们对形势的评论和预测，其中包括美国海军思想的各个主要方面，如军备控制(陆军和海军的)、不断出现的有关战列舰的争论、海军战略、毒品战、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执行法律、美国商船、美国海军飞机、苏联海军、世界海军发展状况和美国海军计划增加的舰只。
这里稍作摘引，即可归纳出海军的主要思想。全国公共政策学会主席科林·格雷一开始就理智地宣称：“没有人能够或者应该对未来作出详细的预测。”但试着作一些预测，至少作些一般的预测，乃是他和所有其他专家的任务之一。格雷最重要的一个判断是，在美国决策者和防务计划制定者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的因素中，有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就几乎所有的军事目的而言，从空运一营精锐部队直到动用一小部分核火力，美国的海上力量都能独力胜任，而不是仅起辅助作用。它是独自做到。总之，它是使美国有效地参与冲突的关键性力量。
换言之，如果没有海军，美国在它的海岸线以外，就很难施加影响。乔治·华盛顿在1781年曾经说过几乎同样的话。他说：“像白天过后是黑夜一样肯定，没有一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海军力量，我们就不能做任何事情；如果有了这支力量，就有了一切光荣和辉煌。”
总统的特别顾问、军备控制事务署署长爱德华·L·罗尼大使在1990年的讨论中说：
就地理角度而言，作为一个海上国家，美国必须在重要的海区保持自由行动的能力，以便增援并支持美国和盟国在世界各地的部队，以及确保我们经济的活力。相反，苏联主要是一个陆上大国……
当世界出现多个中心的时候，海军在平时显示存在以及在危机时作出反应的任务并没有发生变化。地区性冲突以及诸如国际恐怖主义和销售毒品等非国家性行动，都要求使用与美苏实力对比无关的美国海军部队。此外，弹道导弹和化学武器等高技术武器在第三世界的扩散，要求建立一支能够保护美国和盟国免遭威胁的现代化海军，苏联看来已不像过去那样构成重大的威胁，这一事实并未减少建立一支强大的美国海军的需要，也没有减少美国的全球性义务。
约翰·保罗·琼斯将会同意这些看法。他在1779年写道：“在和平时期，需要作好海上战争的准备，而且需要经常作好海上战争的准备。”在1990年，特罗斯特海军上将还强调，如果苏联明显的威胁已经减少，它并未根除。他说：
尽管苏联宣称削减海军力量，它的海军能力仍在加强。在裁减军备的外衣下，他们废弃了只有有限军事用途的老舰。在解决了陈舰的问题后，苏联海军将以一支规模较小、但完全现代化的力量的面目出现。它能够坚持更长时间的战斗，极难被击败……由于我们过去曾经多次得到过教训，我们必须记住，政治企图可以在一夜间改变，而海上力量结构一旦破坏，就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重建。
加勒廷曾经是第一个不愿接受教训的人。“如果不是由于建造军舰需要时间的话，”他闷闷不乐地写道，“每个海上国家在战争结束时把军舰毁掉，而在再次发生战争时建立新的海军，将是一种非常经济的措施。”
特罗斯特关于苏联削减海军的论点触及了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另一个方面。苏联决定单方面裁减相当数量的海军舰艇后，正如罗尼大使所注意到的，它“继续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海军军备的控制。虽然美国的军备控制标准(“加强国家安全、减少战争危险以及增强全球稳定”)由于签署了裁减驻欧常规部队的协议(CFE)、举行了防务和空间会谈(DST)以及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START)而得到了贯彻，大使评论说：“苏联最近有关限制海军一般任务部队及其活动的军备控制建议却完全不符合这些标准。”他的反应是直截了当的：“对于举行限制海军军备的正式会谈的任何要求，最好的回答就是说‘不’。”
为了不致使人们认为这里只摘引了海军专业人员反映海军观点的老生常谈，至少还应注意另外一点。1990年1月，在维也纳，苏军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依赛耶夫将军向他的美国同事证实，苏联的武装部队正在根据“较小、更好、更有效率”的目标进行重建和现代化。美国的军官想到“我们有世界性的商业和安全利益，因此需要有一支能为这些利益服务的强大的、有实力的海军”，就对莫依赛耶夫说：“我任何时候都愿意讨论我们的海军，但我不准备谈判对我们海军的限制、控制或裁减。”而这位美国军官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他根本不是海军军官，而是美国陆军军官。
由于存在着这类军种间的互相支持，美国海军知道，它并不是永远处于危险之中。没有人怀疑预算将会削减。但是，鲍威尔说，“这是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必须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苏联无关，而且肯定不会正式地与苏联单方面裁军联系在一起，甚至不一定会反映出苏联单方面的裁军。美国海军已在进行某些大规模的裁减。它在1988年的预算为1003亿美元，1989年削减到了977亿美元，剧减26亿美元。1990财政年度有少量增加，达到996亿美元。1990年1月29日，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要求国会在1991财年拨款995亿美元。他还宣布，除已经计划者外，在今后4年内还将有两艘核动力航空母舰、5艘核动力攻击潜艇以及“衣阿华”号和“新泽西”号战列舰退役。但是，另一方面，不少于168艘从扫雷舰到弹道导弹潜艇和航空母舰的各种舰只正处于不同程度的建造阶段，而且除上述军舰外再也没有使任何舰只退役的计划。这些建造中的舰只本身就能够组成一支有相当规模的舰队，使其他大多数海上国家称羡不已。切尼部长宣布，到1991财年结束时，美国海军将拥有546艘作战舰只，包括14艘可供部署的航空母舰和13个现役的以及2个后备役的航母航空联队。
海军的一份官方声明在归纳这支经过调整后仍然庞大的舰队的任务时宣称：“我们主要的防御考虑将越来越多地和我们在太平洋、中东、加勒比海地区和西南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在90年代，没有哪条战线将是‘主要的’”。
40年来我们确切地知道谁最可能成为敌人，现在却不能确切说出未来的敌人，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然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预示了一个可能比过去40年中任何时期都更有希望的未来。因此，在总体上，尽管舰队看来已经被迫驶到“海克力斯之柱”以外，离开了它熟悉的环境，它仍然相当安全地在新的水域里航行。它有丰富的经验可以随时参考，而且尽管过去的肯定性已经不复存在，海军已经相应地调整了它的任务，以便继续提供适应美国和盟国需要的服务。
因此，一些专业的预测家得出了他们的结论。史学家不是预测家，但是，在本书快结尾时，或许可以从历史中引出一条预测，即：美国海军存在的时间可能要比苏联海军长得多。
历史没有定律，而只有模式。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些模式具有定律的力量。大约3600年以前，米诺安·克利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具有进攻能力的海军。从那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可以看到一种简单的模式，由于海洋是海上国家的生命线，这些国家一般来说迟早会将他们的军舰组织成为一支具有进攻能力的舰队。与此相反，陆上边界长于海岸线的濒海国家很少会将他们的军舰组织成为一支拥有超过防御能力的舰队。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10年中，苏联海军基本上是一支近海防御部队。人们有理由说，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它应有的组织模式，因为它符合3600年来的模式。但在1956年，谢尔盖·戈尔什科夫获得了对苏联舰队的控制权。他保持这种控制达29年之久，直到他以海军元帅的军衔于1985年12月退休时为止。他当时已经75岁，由比他年轻18岁的符拉基米尔·切尔纳温海军元帅取代。戈尔什科夫不久后去世。在他的领导下——同时还有使其领导成为可能的政治意愿——苏联海军的发展速度甚至比美国海军还快。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它从一支传统的近海防御部队发展成为一支具有重大进攻潜力的部队。这样，它就突破了过去的模式，并且超越了地理上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世纪内，除苏联外，只有一个海军强国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在德意志帝国皇帝和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德国于1871年统一成为一个国家，它年轻而又野心勃勃，曾经两次有意识地组建一支能进行战争的舰队。然而，由于海岸线远远短于陆地边境，这种做法完全没有考虑地理条件的限制。苏联只是在1922年才获得统一。它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而且肯定是野心勃勃的。但从海军的角度看，它在地理上受到的限制与德国相似。
当人们考虑到这些限制因素以及苏联内部在语言和文化方面许多巨大的差异时，便可清楚地看到，苏联的海军不是“自然”形成的，与人类对物质世界作出反应的公认模式(其历史和文明史一样悠久)并不一致。相反，它是置这种模式于不顾的一种人为的行为，而且只是在行使最强有力的政治意志和强制推行团结的情况下才得以建立和生存的。
在另一方面，随着1846-1848年墨西哥战争的结束，美国已经联合成为一个大陆岛国；而且自从内战结束后，它政治上的团结一直没有遇到过严重的问题。仅仅这些因素就意味着从那时以来，美国将很有可能或迟或早组织起一支得到全国承认的具有进攻能力的舰队。美国海军和苏联海军之间根本的区别就在于美国海军发展到那个阶段是符合历史模式的。因此，它可以被正确地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而不是人为的发展，因而存在的时间可能也会长一些。自1956年以来，非军事方面的因素使得苏联海军发展成为当时的规模；同时，这些因素又使它经常处于危机之中；类似的因素同样经常地使得美国保持它的舰队。
早在1914年，美国海军联盟就写下了一个著名的处方：“如果国王、寡头政治、种族歧视、不公平竞争、土地掠夺、非正义和邪恶”得到摒弃，如果“人民的统治、令人满意的世界法庭、正义、博爱和改变了的人性”得以确立，那么，地球将是和平的。如果不是如此，那就“有一个临时的替代办法：保持一支强大的海军”。
这仍然是一个正确的忠告。确实，处方的第一部分——“国王、寡头政治、种族歧视、不公平竞争、土地掠夺、非正义和邪恶”——很好地归纳了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夏天命令他的部队入侵科威特时的情绪和行动。几乎不言自明的是，除经济制裁外，海上力量是全世界可以用来迅速进行报复的唯一工具；在海湾地区迅速集结的多国舰队中，美国海军起了主导作用。这支多国舰队除美国军舰外，还包括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军舰。
联合国组织在它存在的全部时间内，只有两次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现在，它决定，伊拉克军队必须于1991年1月15日午夜(纽约时间)前完全撤出科威特。如果他们不是自动地撤出，集结起来对付他们的28国集团将有权使用各种手段，包括武力，加以驱逐。到1月16日，各种非军事手段都已用尽，外交活动已经无法奏效，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个人呼吁也遭到了冷遇。最后期限已经超过。海湾在战争的边缘颤抖，而这场战争的模式没有任何人能够加以想像。英国驻该地区的海军部队司令克里斯托弗·克雷格海军准将向他的部队发表了讲话。他说，他和他们即将面临着他们生命中最严重的考验。他接着说：“当你们面对困难时，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多么言简意赅；但任何人只要听到并理解这些话，约翰·保罗·琼斯的形象和200多年来所有海上事件——两个世纪的海上争夺和结盟——便会一齐涌上心头。“我要面对困难……英国人可能会恨我，但我要迫使他们也尊敬我。”到1991年，琼斯梦想的那种互相间的尊敬已经存在了50年之久。现在，在这种紧张而忧郁的时刻，这两个国家的伟大海军在盟国的支持下，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准备打击独裁者。但是，没有人知道下一步将发生什么情况。
人类既不是空想主义者，也不会静止不动。对于一个历史著述者来说，要结束对仍然生机勃勃的伟大组织的叙述，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故事本身并没有结束。但是，报纸和杂志是记录美国海军最新变化以及预测它未来组成方式和职责的适当载体。本书可以各种方法结尾，其中一种结尾——不亚于任何其他的结尾，而且比大部分更好——是来自离华盛顿和安纳波利斯3000英里的东苏塞克斯郡刘易斯这个漂亮的英国小镇。
1990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成立214周年的纪念日。这是本书作者生涯中一个重要的纪念日。地点是在“牛厩”——现在是一家迷人的餐馆，过去一度(有7年之久)是托马斯·佩因的故居。佩因这个名字尽管在美国已经家喻户晓，在英国却已为人遗忘。这或许是因为他和保尔·琼斯一样，虽然是在英国出生的，却为了美国独立的事业而积极战斗。托马斯·佩因选择了笔，而不是军舰或大炮作为他的武器。然而，为争取人类的自由，他在需要时愿意拿起武器；他在1791年写下的那段话在200年后对美国海军仍然是适用的。他说：
我迄今一直是一名教友派的信徒，我将很高兴地与全世界的人一道，放下武器，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除非整个世界都有同样的意愿，否则事情就到此为止；而我将拿起火枪，并且感谢上帝，是他把枪给了我。
美国海军将继续存在。但故事暂且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