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战争本身·第十八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对于下一代人，很可能对于下几代人，战时使用和控制海洋肯定将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段话出现在1947年3月12日威廉·S·帕森斯海军少将写给弗吉尼亚州一所学院的一位女士的信中。
这位女士非常关心另一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她认为，保持一支庞大的美国海军，可能本身就是一种挑衅行为。但是，“在这个不祥的时代，”帕森斯解释说，“我们的海军在海上力量方面负有几代人以来一直由英国履行的重大的领导责任。海军的规模主要取决于需要控制的海洋的宽广范围，而不是生气勃勃的潜在对手的实力。”
帕森斯把这个时代称为“不祥的”，这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使世界翻了一个个儿，它只使世界翻到了侧面。对航海家来说，本初子午线仍然通过伦敦郊区的格林威治，由北而南。但对所有其他人和所有其他目的来说，子午线似乎是从东到西。列强的时代已经结束；超级大国的时代正在开始。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条线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
在帕森斯给弗吉尼亚的女士写信的当天，杜鲁门总统写信给国会，要求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因为英国已经不再能够保护它们免受共产党策动的内战之害，而且它们已经成了苏联的希望所在。信件还阐述了杜鲁门对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看法，他打算“援助已经获得自由的民族抗击武装的少数民族或外来压力的奴役企图”。这(即“杜鲁门主义”)近乎宣布冷战已经开始。而对任何一名美国海军军官来说，“不祥的”征兆还要多得多。尽管帕森斯向那位女士说了那些话，美国海军在取得最伟大的胜利后，实际上比186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毁灭。
仅仅在两周前，海军部长詹姆斯·V·福莱斯特曾经公开说，美国海军已经“多多少少继承了英国保持海上通道畅通和保持物资出口地区稳定的任务”。帕森斯的信反映了海军官方的路线——一条本军种内绝大多数人都理解和同意的路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如福莱斯特所表明的，美国海军有能力也愿意接过孱弱的皇家海军的责任，以便在世界范围内开创海上稳定的新世纪——一种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即1815年至1914年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继续。
但是，美国人自己对海军的看法却截然不同。由于情绪上为和平的恢复而左右，思想上受到陆军和空军的论点的影响，美国正经历一次不断出现的、最强烈的反海军主义的冲击。在战争结束时，美国海军共有1194艘大型作战舰只、1256艘两栖运输舰艇、41000多架飞机，以及将近340万现役人员，几乎比皇家海军和大英帝国全部海军的总和还多一倍。但是，复员立即开始了。尽管在有关人员看来，复员的过程拖得很长，但实际上却进行得很快，很有效，很彻底，以致3年后，现役海军只留下了267艘大型作战舰只。
美国海军在战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现在开始起相反的作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舰队已经摧毁，在海上没有其他可能的敌人。既然没有敌人可以交战，许多美国人认为海军就没有继续存在的明显理由。其他的因素也导致得出这种貌似有理的结论。国际联盟已于1946年4月19日悄悄死亡，代之而起的是联合国。它是全世界进行国际合作和避免冲突的新的巨大希望所在。更有甚者，还有“炸弹”所带来的可怕的希望。
在原子时代的玫瑰色的黎明中，核超级武器在许多人看来，已经完全排除了对战列舰、甚至航空母舰这类过时的、易遭摧毁的武器的需要。确实，这类武器统治的日子现在看来是短暂的。1946年在太平洋比基尼岛水下爆炸的一颗原子弹，激起了直径达半英里的水柱，其蘑茹状的顶端直径达2英里，停泊在那里的73艘废舰(前德国、前日本和美国的军舰)或是沉没或是严重毁损。这种炸弹可以用超远程飞机投掷，或者甚至用火箭发射——希特勒用V2火箭攻击伦敦的事实已经说明了可用这种方法发射常规高爆炸药。人们模糊地了解到，伴随原子战争而来的危险要比常规战争带来的危险大得多；人们还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国际共产主义在苏联的推动下，正在填补德国和日本留下的力量真空。但是，苏联想在1955年以前拥有它自己的核武器的希望很小。美国在这段时间里享有了和平、繁荣以及显然是绝对的安全。而到了1955年，人们希望新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能达成一项除和平目的外禁止使用核力量的协议。这是一种轻率的糊涂观念。它似乎使威尔逊总统关于所有国家都和平生活在一个世界上的梦想重新具有了生命力(并且成功的可能性极大)，正如美国在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伯纳德·巴鲁克所说的：
如果我们能控制原子武器，谁还能对我们接着控制其他大规模毁灭性工具的能力提出怀疑？消灭战争本身已经有可能实现。
当苏联外交部长安德列·葛罗米柯拒绝有关核控制的建议，声称必要的核查过程将是对苏联内部事务的一种不能接受的侵犯时，这种希望多少受到了打击。但是，普通的美国人并没有因此十分灰心。葛罗米柯的答复只不过加深了他们对这个一度作为权宜之计而结盟的盟国的戒心和猜疑，而没有减少他们对自己、对超级武器以及必要时使用这种武器的能力和意愿的巨大信心。
与此同时，美国陆军航空队却找到了论据来支持它实现其梦寐以求的理想：所有的陆军和海军航空兵应当组成一支有别于陆军和海军的部队。此后，陆军、海军和空军将统一由政府一个部门领导，并且设立单一的参谋长和部长对它们进行统一管理。既然苏联没有值得一提的远洋海军，而主要是依靠陆军部队，统一领导的建议在美国陆军中便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根据这一建议，海军将接受新的、适应战略轰炸时代的任务，即作为一支运输军种的任务。飞行员出身的弗兰克·阿姆斯特朗准将1947年初在武装部队参谋学院午宴上作了非常直率的发言。
“先生们，”他对聚集在那里的陆军和海军军官说，“你们最好懂得，陆军航空队已经对它是一个附属单位感到厌倦。它将不再是一个附属单位。它在战时是一支占主导地位的部队。它在和平时期也将是一支占主导地位的部队。不管你们喜欢与否，而且我们也不关心你们是否喜欢，你们最好还是了解清楚陆军航空队将起主导作用。”
陆战队(“一支使用海军术语的、一团糟的小规模陆军”)将隶属于驻在地区的陆军。阿姆斯特朗认为海军“将只有几艘航空母舰，它们无论如何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而且很可能会在第一次战斗中被击沉”。因此，由此而来的结论是，“海军除提供陆军、空军和地面部队所需的物资外，将别无用途”。
这种说法尽管可能会对人们产生影响，但却很难赢得朋友。五角大楼正式否定了这种说法，但此举也未能抚慰海军已被伤害的感情。因为，五角大楼把阿姆斯特朗的言论说成是“完全出于幽默的目的”，这只能是暗示海军是保守的、傲慢的和经不起开玩笑的部队。但是，阿姆斯特朗的不圆滑的言辞确实总结了陆军航空队自1943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的游说活动的观点。而这对双方来说都不是可笑的事。
在战争期间，陆军航空队已经替自己树立了一个实际上的独立军种的形象。它的司令官同陆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一起，都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平等的成员。统一指挥航空部队的活动始于1942年，而且得到了公众广泛的支持——这听来好像是解决军种间冲突和消除重复努力的通情达理的办法。起初，有影响的海军人士也同意统一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舰队将保持自己的航空兵和陆战队；而且在战争中，如能实现统一指挥，将有非常明显的好处。尽管如此，后来问题逐步变得明显，陆军和陆军航空队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此外，当杜鲁门还是副总统时，他就清楚地表达过他的观点。在一篇题为《我们的武装部队必须统一》的文章中，他曾经这样写道：
我们匆忙拼凑的军事机构一直是诱发灾难的原因……为了国家的安全，必须建立更加牢固的基础。第一步显然是把陆军和海军统一起来，从而使我们全部的防御和进攻力量处于一个机构和一个权威的、负责的司令部领导之下。
如果这就是美国武装部队的未来，那么，负责航空兵事务的助理海军部长阿蒂默斯·L·盖茨倒有一个聪明的想法——海军本身就是提供这种统一的摇篮。“它能在水上、水下、空中，在两栖作战中的地面上采取作战行动，”他解释说，“这支部队本身就能维持世界的秩序。它是能以它为中心建立一支统一部队的核心力量。”
这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设想，应当得到比它实际得到的更多的注意。对盖茨来说，不幸的是(否则他将作为一位改革的天才脱颖而出)，约翰·S·麦凯恩海军中将对统一军队体制的反应尽管是冷嘲热讽的，却比他更加正确。麦凯恩说：“不管言辞是多么公正，措辞是多么带有欺骗性，也不管目的究竟是什么……陆军执着地想要控制将要领导这个单一机构的人；而且从历史上看，他们的这种设想是正确的。”这位海军将军凭着一种旁观者的直觉接着说：“它将对美国人民关于战争不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伟大幻想产生吸引力。”
但是，当这些具有坚强意志的分属不同集团的人发生辩论和开始争吵时，陆军舰空队从一开始就使海军处于不利地位。陆军航空队采取的主动行动，立即使海军处于防御的地位。由于拟议中的统一军队体制的计划得到了公众广泛的支持，同时在表面上又有很强的逻辑性，要立即加以拒绝或置之不理都是不可能的。无论采取上述哪种做法都会表明，舰队是由一批只想到个人仕途、不考虑国家利益的疯狂反对进步的人领导的。因此，必须提出反建议，以缩小可能造成的损害。然而，必须再次说明美国确实并且继续需要一支海军；同时，必须把反建议阐述得一清二楚。如果不是这样，也会使人认为海军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有意识地想把水搅混。
当然，在海军普遍感到惊慌的后面，确实存在自私的因素。但是，在陆军和陆军航空队的攻击中，其自私的成分至少不会比海军少。但这不是问题所在或关键所在。真正使海军人士担忧的是，其他军种的人士虽然像他们一样都是职业军人，却没有(显然完全没有)能够汲取上一次战争的教训。这些教训中的第一条就是，任何一个军种都不能单独赢得胜利。战后的海军承认这条根本的原则。但陆军航空队相信，有了原子武器，它能独自赢得任何战争。如果陆军航空队不能做到这一点，陆军也认为它完全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
海军并不反对在战场上实现统一指挥。它反对的主要是实行统一指挥的方法。因为，海军担心，由于陆军缺乏理解和同情心，将有可能使个人拥有近乎独裁者的权力。此外，海军还毫不掩饰地表示，它不愿看到对于这支历史上最强大的舰队，竟然还会有人在认真地考虑要把它降格为一支只担任运输任务的徒有其名的军种。
不幸的是，海军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归咎于自己。珍珠港事件中蒙受的耻辱，成了海军有能力作好海战准备的反证；海军后来在战时的发展和取得的战绩，成了海军亟需作好战斗准备的反证；战后没有直接的敌人和美国的核垄断，成了反对继续保持舰队的理由。而所有这些显然不利于海军的论点。它突出地说明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自美国成为一个政治上团结的大陆国家以来，海军一直很不善于教育公众，没有使他们理解这个大陆对海上力量的需要。海军的思想家给予世界各国海军人士的影响远胜于它对国内人民的影响。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曾经简明地对此作过说明。他写道：“海军部有一种奇特的心理状态，它似乎经常脱离逻辑的领域，跳进朦胧的宗教世界，在那里，海神成了上帝，马汉成了先知，美国海军成了唯一真正的教会”。
杜鲁门担任总统后，并没有改变他任副总统时的信念。1945年12月19日，他建议国会应当“采取立法措施，将陆军部和海军部合并成单一的国防部”。此后不久，他又说(尽管他的观点已经众所周知，尽管他拥有总司令的头衔)，海军官兵完全可以自由地就此发表他们的意见。
一位海军少将对他的讲话信以为真，立即发表意见说：“下一场战争来临时，我们需要一支世界上最精良的陆军和空军，因为当海军已经遭到很大削弱并且降格到由陆军控制时，战争将在我们自己的海岸进行。”
总统一听到这种与他的信念如此背道而驰的论调，就立即命令海军在表达它的观点时，只能陈述事实，而不得作带有感情色彩的论断。
他的命令就其本身来说，是有益的，因为情绪会使任何讨论，甚至是与军舰没有多少关系的讨论蒙上色彩。但是，命令的内容并不完整：海军的嘴部分地封上了，而杜鲁门却让陆军和陆军航空队自由地表达他们想说的话，而不管这些话是否带有感情色彩。当1946年5月总统又下达命令要陆军部和海军部友好相处并达成一致意见时，总统想看到什么样的一致意见，是很清楚的。到1947年仲夏时，有149年历史的海军部终于停止了作为一个独立部门的活动。
杜鲁门总统于7月26日签署的《1947年国家安全法》将国家的武装部队集中组织成为国家军事力量，但没有实际加以合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说明海军干得要比任何人一两年前预料的要好得多。该法案还规定组建独立的空军，但允许海军专门保留海军航空兵作为舰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继续把陆战队置于海军的保护之下。所有三个军种现在都置于单一的文职国防部长领导之下，他的一项任务就是“消除在采购、补给、运输、储存、卫生和研究方面的重复或重叠现象。”在国防部长下面，设陆、海、空军三个部的部长，他们在各自的部门内握有行政权，而且在通知国防部长后，有权直接向总统报告。
这个法案给予陆军和陆军航空队的，要比他们希望的少得多，使海军损失的要比它担心的少得多。大部分的功劳(或责任)应归诸于5个人：前陆军部长罗伯特·P·帕特森、前海军部长詹姆斯·V·福莱斯特、劳里斯·诺斯塔德少将和福雷斯特·P·谢尔曼海军中将——他俩都是飞行员出身，还有费迪南德·埃伯施塔特律师——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同时期，曾任陆军和海军军需委员会主席和战时生产委员会副主席。
帕特森和福莱斯特作为合作共事的副部长，在共同的战争经历中互相熟悉、喜欢和尊重对方。他们与各自的军种有密切的联系，但又不是它们的一分子，因此能够不带偏见地研究问题。在他们达成互相可以容忍的妥协后，谢尔曼和诺斯塔德开始解决细节问题。但是，在福莱斯特的要求下，正是埃伯施塔特提供了可行的蓝图。
在一份250页的报告中，他支持协调，而不是完全的统一。他建议，“鉴于我们新的全球力量和地位，我们新的国际义务和风险以及划时代的新的科学发明，应彻底重新安排我们的政府组织，以便为我们的国家安全服务。”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当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各军种参谋长应向具有内阁阁员地位的各军种部长报告；而不是设立有可能成为独裁者的、向一个统管一切的部长报告的单一的参谋长；应当成立军事教育与训练委员会和中央研究与发展局；应当扩大陆军和海军军需委员会；应当设立中央情报局；建议成立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应仿效英国的帝国防御委员会的模式，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便讨论战时的战略与和平时期的目的。
上述每项建议都未作重大修改就成了1947年法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唯一增加的内容是在三军部长上面设立一位单一的部长，以及正式建立战争委员会。战争委员会是在世界大战期间非正式发展起来的，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各军种部长组成。从总体看，1947年法案是曾经制定过的有关美国国防政策的最详尽的文件。而它的大部分内容基本上是由埃伯施塔特提出的。
对那些有良好记忆力的人，这种情况在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前就有端倪可寻。1801年同法国的准战争结束后，国会通过了《美国海军和平时期机构设置法》。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样，美国当时取得的胜利给个人和舰艇带来了永久的荣誉。但是，由于和平的降临，海军亦接近于解散，因为它似乎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后来它之所以继续存在，主要是由于一个人(海军的第一任部长本杰明·斯托德特)的功劳，他起草了一份议案，并且未经修改就纳入1801年法案。那么，在福莱斯特(最后一任海军部长和第一任国防部长)领导下，由一个人主要负责，起草一项再一次保证屡建战功的舰队能在和平时期继续存在的法案，也是合适的。
然而，荒谬的是，埃伯施塔特的报告是在1945年秋完成和发表的；如果陆军和陆军航空队不是把它看成是对其计划的补充，而是看作替代其计划的方案，那么，军种间两年的争论或许就能避免。
即使没有统一指挥问题上的激烈争吵，战后的头两年对海军来说也是繁忙的时期。尽管舰队的规模在不断缩小，它在和平时期的职责和活动却非常广泛。在1946-1947年冬季，举行了“跳高”行动——战后美国第一次大规模南极探险活动，由美国最著名的北极专家、海军的理查德·E·伯德将军负责技术指导。由水面、空中和潜艇部队参加的北极探险和演习从40年代最后几年一直进行到50年代。在日本，远东海军成了麦克阿瑟将军统一指挥的占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地中海，日后的第六舰队已初具规模，随着英国海军在该地区存在的减少，它有效地重建了过去的地中海站。
但是，战后必须立即执行的第一批任务是：清除欧洲和太平洋海域的水雷；运输200万美国士兵回到国内；还要把40万中国、日本和朝鲜军队从他们的战时驻地运到各自的国内。戴维·F·埃默森(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军官，现在是退休海军中将)回忆了他和他的士兵“开始把中国国民党人从香港向北运到秦皇岛与共产党人作战的情况。这些中国人一点也不像被打败的日本人那样严守纪律；中国人的素质越来越下降。我的最后一次航行可以说是运送一群乌合之众……日本人接受军官的指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运送中国人，却和放羊一样。这就是他们在纪律性方面的差别。我们将把他们运到秦皇岛，中国共产党人离那里很近，而他们(运到那里的国民党人)将被运到那里然后投降……这是令人失望的。”
就中国而言，美国确实一直感到失望，也有充分理由感到失望。在整个战争期间，自称是中国大元帅的蒋介石和国民党人一直被西方国家视为正式的盟国。除与西方有长期的商业关系外，中国是日本侵略(从1937年开始)的第一个牺牲品，而且共产党人自20年代以来不断地暴动。在战争期间，蒋介石的军队如果没有西方几乎从不间断的援助，就不可能作战；它的价值在于能把日本军队从太平洋和南方战区引开。但是，蒋和他的军队由于一次次被日本人打败，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和没有战斗力。当抗日战争结束时，在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爆发了全面的内战。英国再也无力向蒋提供援助了；而杜鲁门感到大元帅已经越来越不可信任，同样也不愿意无休止地把钱投到无底洞中去。到1948年，美国为了支持蒋介石政府作战，已经提供了4.5万亿美元 [ 译者注：原文如此。 ] 的现金和装备。但大部分钱被腐败的国民党人贪污了，大多数装备被他们抛弃了，落到了共产党人手中，供他们使用。
到1948年底，杜鲁门已经忍无可忍。1949年2月，所有留下的美国陆军和海军官兵都已撤离中国。两个月后，南京落入毛泽东手中。5月，上海被攻占。10月，整个中国大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为共产党人所控制。这一事件以及重要性仅次于它的其他一些事件，使1949年成为冷战时期最重要的年份之一。
尽管冷战迅速扩大至世界其他地区，从地理角度看，政治冲突的中心仍在欧洲。由于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欧洲一直处于不稳定的分裂状态。德国一分为二后，柏林(名义上仍是单一国家的首都)处于苏联占领区的腹地。自1948年4月以来，俄国人对柏林实行了封锁，关闭了西方通向柏林的所有陆上通道。斯大林企图借此把西方盟国完全挤出德国东部。
为了与此相对抗，杜鲁门手下的一些军事领导人主张向柏林武装进军；有些军事领导人甚至建议对苏联实施核攻击。而总统与他的法、英盟国一起，开始向这个被围的城市实施著名的空运补给品的行动。1948-1949年冬季，空运活动一直未断，高峰时一天出动900架次飞机，运送几十万吨物资。与此同时，根据敦刻尔克条约建立的战后英法联盟接纳了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并改名为西方联盟。1949年4月初，法、英、美3国同意把它们的3个占领区合并，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全国统一前的一个临时措施)，首都设在波恩。同时，西方联盟的成员国与冰岛、葡萄牙、挪威、意大利、丹麦、加拿大和美国的代表一起在华盛顿开会，决定于1949年4月2日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法国像过去一样执拗，称之为OTAN。但名称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美国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允诺于和平时期与其他国家结成全面的军事联盟。
一个月后，莫斯科取消了柏林封锁。但为了储备下一个冬季所需的物资，在整个夏季，盟国通过公路、铁路与空运，继续向整个德国的名义首都运送补给品。9月30日，运送补给品的工作结束。这正好是杜鲁门总统发表令人胆战心惊的声明的一周后。这位总统于9月23日透露，美国的核垄断已经结束，俄国的科学家已经成功地爆炸了他们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
因此，在一年的时间里，战后世界从根本上重新组合的过程已经完成：全世界大致上可以分为共产主义的东方和民主的西方；北半球的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令人胆寒的核毁灭的可能性；西欧国家与加拿大和美国一起承担了大西洋两岸的义务。在一个其主要的一半被3000英里的海洋分开的联盟内，不言自明的是，海上力量必须成为共同防御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至少具有和其他两个军种相同的地位。但在美国，在这些紧张而值得记忆的岁月中，海军又一次受到陆军、空军和新任国防部长的严厉批评，而且是远比以前严厉的批评。
在那些反复出现的总统和人民都不特别崇尚海军的时期里，通常需要一位坚强的、明确的支持者与他们对抗。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的继任者路易斯·A·约翰逊显然不是这种人。约翰逊和费迪南多·埃伯施塔特一样，是美国海军早期一位重要人物的化身。这个人就是杰斐逊总统时期的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加勒廷在1802年削减国防预算40%的过程中，曾把海军预算削减了50%，因此在海军中声名狼藉。他还规定国防费用的最高限额不得超过300万美元，而约翰逊则规定不得超过150亿美元。美元符号后面的零的数目发生了变化，但原则仍然相似，做法也很简单，即：想要节约开支；不相信需要保持海上防御，因此需要削减海军开支。
一个半世纪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然而结果没有变。1802年，加勒廷反对海军是基于地理位置、中立和消灭国债的理由。他的论断是：如果美国不欠钱，其他国家就没有向它发动进攻的理由；无论如何，美国远在一角，任何国家都无法直接向其进攻；没有一个国家会走到攻击一个中立国家的商船的地步。在1949年，路易斯·约翰逊的观点是只需建立一支陆军和一支核空军。陆战队应当成为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海军航空兵应当与空军合并。他承认，海军有巨大的战功；但他坚持，它的战斗生涯已经结束，将它改造成为一支辅助性的海上支援部队的时代已经来临。
新的国防部长于3月28日就职。4月14日，他签发了第一号整顿令，规定所有现役和已退役的军人及文职人员都要接受新闻检查。4月18日，65000万吨的航空母舰“美国”号安放龙骨，这是一艘原型舰，目的在于适应今后20年内发展能装载核武器的高性能海军飞机的需要。但是，4月23日，路易斯·约翰逊未与海军部长和海军作战部长商量，即停止了“美国”号的建造。
有关各军种所起作用的斗争——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斗争已经因为1947年的三军统一而得到了解决——又一次以前所未有的恶毒手法和激烈程度重新爆发。海军部长约翰·L·沙利文辞职以抗议约翰逊的高压手段，但结果这一职位却由约翰逊挑选的傀儡继任。奥马尔·布莱德雷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表达了陆军的恶劣态度：海军的领导人，包括太平洋战争中的获胜者，都是“一些‘喜欢耍花架子的运动员’，他们除非处于绝对优势，是不可能尽一切力量带球冲过对方防线的”。空军竭力兜售庞大的、耗资很多的B-36型洲际轰炸机计划。海军则在报界称之为“海军将领们的反叛”中，奋起反击，再次提出建立一支均衡的部队的要求，指出螺旋桨飞机不是喷气式飞机的对手，并且指责约翰逊和空军部长在采购这种飞机方面有许多不恰当之处。
在许许多多时候专业人员——专家们——互相激烈攻击。正如一位海军将官所评论的，在公众看来，“最高法院司法，国会立法，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是斗嘴。”
但是，争论的问题对国家具有潜在的生死攸关的意义。海军对外和对内政策上的一对永远存在的问题——海军应该是什么样子和海军应该做些什么——现在已经扩大到把国家总体防御概念也包括在内，而且新的战争科技的出现并没有使这些问题变得简单，而是使之变得复杂了。
约翰逊部长继续行使他的权力，不允许对他作出的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提出任何疑问。8月，他命令海军将大型航空母舰由8艘减至4艘，此外，舰载航空兵大队、护航航空母舰、反潜飞机中队、巡逻机中队、陆战队航空兵中队、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亦应作相应的削减。
如果这种削减得以付诸实施，人们可能有理由怀疑美国海军还能剩些什么。美国海军的约翰·克罗姆林上校置第一号整顿令规定的“新闻检查”于不顾，公开宣称海军无疑正在以较快的速度被偷偷地解散。在约翰逊掌权期间，公开发表这种言论并不是良好的军人举止。它不一定是最高法院审理的问题，但却成了国会举行两次听证会的议题。这两次听证会分别于1949年8月和10月在卡尔·文森主持下举行。听证会结束后，可以肯定地说，看来海军已经输掉了这场所谓的“波托马克之战”。克罗姆林和两位曾经支持他的将军(大西洋舰队总司令威廉·布兰迪和太平洋舰队第一特遣舰队司令杰拉尔德·博根)被勒令退休。
阿尔莱·伯克海军上将当时是一位上校。后来，他在回忆这些日子时，一针见血地评论说：“我们美国人……我们希望对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
如果不是杜鲁门总统亲自干预，伯克就可能会因为他在申述海军立场时所起的作用，而被排除在将官名单以外。海军作战部长路易斯·E·邓菲尔德海军上将被解除了职务(海军联盟说，“他是美国新的思想管制的第一号牺牲品”)；裁减和停建军舰的工作依然付诸实施。但是，就在8月听证会的几周后(比原先想象的要早5年)，俄国人引爆了他们的炸弹。10月的听证会就是在这种可怕的阴影下召开的。毛泽东在中国的胜利又加重了这种阴影。于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奉命提供一份有关国家战略的详尽报告。它这样做了。
它的答复(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CS-68)称：鉴于苏联新的核能力和它在常规部队方面的现有优势，美国必须“重新武装和重建部队”，“迅速并持续地加强”常规力量，“以便使之不需使用”。国家安全委员会估计重新武装的计划将耗费500亿美元(是约翰逊1949年拨给三军的总经费的3倍多)，它发出警告说：“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现在没有现成的、可以立即使用的部队以局部的战斗击败苏联局部的行动，而是要么接受这些挫折，要么使这种局部行动成为战争的导因，但是我们对这种战争尚未作好准备。”
1950年4月12日，杜鲁门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关于重新武装的切实可行的详细计划。大约10周后，即6月25日晨4时，共产党军队越过三八线，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由北方进入南方。朝鲜战争爆发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希望并且争取建立一个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体制，”帕森海军上校1947年在给弗吉尼亚的朋友的信中说，“但是，我们必须假定，不管有没有国际管制，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将以一方或双方使用原子武器而告结束”。突然地而且可怕地，这种时刻好像已经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