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来来的战斗·第七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在战争的最后几天，德国帝国海军的水兵当着他们军官的面，聚会要求和平，并且欢呼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
1918年12月13日，“乔治·华盛顿”号班轮在严密护卫下，驶抵布雷斯特。前来参加和会的威尔逊从船上走下来。战败的德国水兵的欢呼声引起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注意，并且得到了它们的共鸣。对欧洲人民来说，经过4年的大屠杀，总统关于永久和平的观点看来几乎是救世的福音。他们怀着信心和希望欢迎和接待他。
1918年1月初，威尔逊曾经宣布“14点”纲领，作为和平的基础。其中有9点是关于国界问题的。其余的纲领包括：实行公开外交；所有国家海上航行自由；放弃经济壁垒；裁减军备以及(第14点)建立国际联盟。对此，人民热烈欢迎；政治家却并非如此。法国总统克雷孟梭讥讽地说，即使万能的上帝也只提出了十诫。大不列颠首相劳埃德·乔治疑虑重重地推测威尔逊的航行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于是，“巴黎的海军之战”开始了。
航行自由，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所说的，与它字面上包含的意思完全相同，即：“在领海以外的海域进行航行的绝对自由权，无论平时和战时都应如此，除非为了强制执行国际协议而采取国际性行动，关闭部分或全部海域。”
它充分说明了美国自独立以来一直坚持的航行自由的观点。这里面几乎没有一个词会触怒英国海军部或英国政府。在美国独立前很久，英国在战争的任何一个时期，一直谋求(作为交战国的战时权利)在任何地点阻止和搜索任何船只的合法权力，而不管这些船只是否属于中立国家。如果发现有运往敌对国家的禁运品，就可以拘捕该船，并将其扣留在英国港口；禁运单上的货物可以不加通知就单方面予以没收。1812年的战争就是由于一些国家对“航行自由”的不同解释而发生的；而在战争结束时，交战双方的观点仍然没有改变。
放弃交战国的权利并且把它委托给某个尚未成立的国际机构，就将否定英国在欧洲大陆以外的战略地位，并且威胁整个大英帝国的交通体系。这是不能接受的。
在当时，英国和美国的海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就兵力而论，英国海军几乎扩大了2倍，即从不到15万增加到44万左右。而美国海军的人数甚至还要多一些，几乎达到50万男女官兵，比1917年战争开始时增加了6倍半；而且就人员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海军。与此相对照的是，皇家海军则在物质器材方面占有巨大的优势(不管从哪方面衡量)。例如，它有42艘第一线主力舰只，而美国只有16艘。这就使英国拥有136门12英寸、144门13.5英寸和96门15英寸舰炮；而美国只有80门12英寸、38门14英寸舰炮。
在威尔逊抵达欧洲前，劳合·乔治曾告诉总统的代表：“大不列颠将以它的全部才智保持一支优于美国或任何其他强国的海军。”答复同样也是明白无误的：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屈服于大不列颠完全控制海洋的野心，就像不会屈服于德国控制陆地的野心一样。英国越快承认这一事实，对它就越好。”威尔逊的发言人还加了一句明显带有威胁性的话：如果需要，美国能够而且决心超过英国的海上力量或者地面力量，或者在这两个方面都超过英国。
为了使这种威胁具有可信性，美国的船厂已经开始建造1916年法案规定的军舰。这项法案曾因战时对驱逐舰和较小型舰只的需要而推迟执行。现在，在停战一个月后，威尔逊总统就向国会提出，1919年造舰法案应与1916年造舰法案相同。对于物质上、情绪上和财政上已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英国人来说，为应付这种挑战而继续努力是他们最不愿意的。他们已经开始执行一项大规模削减作战舰只的计划。从1918年11月到1921年4月，皇家海军已经淘汰了不少于38艘战列舰、2艘战斗巡洋舰、87艘轻巡洋舰、300艘驱逐舰和鱼雷艇以及106艘潜艇。但是，在美国与之竞争的压力面前，这项计划是可以而且实际上也会停止执行的。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对他的国人的警告：
世界上任何事情，任何你能想到或向往的或者其他人可能告诉你的事情；无论多么貌似有理的论点；无论多么引人的呼吁；都不能使我们放弃我国生命赖以维持的海上优势。
总统的私人顾问爱德华·M·豪斯上校用一句生动而带戏剧性的话形容了英国和美国互相的看法。他说：“两国的关系开始具有英国和德国的战前关系那种性质”。
英国人虽已精疲力竭，但再一次表现出目中无人的特性，他们注重威尔逊建议的表面价值。以海军参谋长本森海军上将为首的总统的海军专家组也是如此。“除非和平能够根据总统规定的原则加以确保，”本森写信给海军部长丹尼尔说，“否则这场战争将是徒劳无功的。”以本森为首的专家组深信马汉关于战争是由贸易竞争而引起的这句格言，它指出：“大英帝国的每一个强有力的商业对手最终都发现自己与大不列颠处于战争之中，并且被打败了。”世界大战对美国的海上商船队一直是一支兴奋剂；到1918年，商船已经比1865年增加了许多。既然与英国的贸易竞争一定会继续下去，专家组就强烈地要求尽最大的能力建立一支能战斗的海军。
但是，无论是美国的专家还是英国的政客都没有认识到，从根本上说，威尔逊是在虚张声势。尽管海军制定计划的人员充分预见到将会爆发另一场战争(并且认为英国也可能像日本一样，会轻而易举地成为敌人)，威尔逊却深信，他正朝着建立全球永久和平时代的深切愿望前进。建立全球永久和平的工具就是国际联盟。有关它的协议已经包括在对德国的和约内。而重复1916年法案的1919年造舰法案只是为了确保英国支持成立国际联盟。
然而，他公开传达给英国的信息是：支持国际联盟，否则就在造船方面超过你。1919年4月9日，双方勉强地、不甚体面地达成了一项协议：英国支持国际联盟，美国放弃1919年造舰法案。即使如此，有关和约的海军条款，战胜国之间还存在着其他分歧。
1918年11月21日，英国和美国的海军一起成了德国海军投降的见证人，德国的大部分舰只被扣留。此后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舰艇。英国海军部的意见是，应将德国的军舰击沉。奇怪的是，这种观点得到了美国的普遍赞同(美国认为，大量击沉德国的军舰将有助于保持皇家海军的相对实力)。但是，无论法国还是意大利都持反对态度。这两个国家都希望获得一大部分军舰，以增强它们舰队的实力。但是，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想到事情的结局：扣留在斯卡帕湾的66艘德国军舰于1919年6月21日同时被德国军官凿沉。这66艘军舰中，包括10艘战列舰、5艘战斗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和46艘鱼雷艇，总排水量达到50万吨左右。这种自行凿沉的行动是一种漂亮但毫无用处的傲慢和篾视的姿态，是德国发动最近一场战争的恰当的墓志铭(用海军大臣海军上将罗斯林·威姆斯爵士的话说)，是“上帝真正的恩赐”。
7天以后，和约正式签署。威尔逊再一次登上“乔治·华盛顿”号，为他提出的世界和平的梦想而奋斗。但这一次是在国内，因为他知道，国会和全国把签署和约过程中出现的困难看作是应当避免缔结联盟的证明。为了缔结和约和达成建立国际联盟的协议，总统曾不得不在他提出的14点纲领上向协约国作出妥协。劳合·乔治在航海自由的问题上取得了胜利，至少英国和美国对航海自由的定义仍然各自保持过去的看法。因此，豪斯上校忠告威尔逊，要准备并同意向国会作出让步。
他没有向国会作出让步。结果这造成了他的毁灭。他在巴黎工作极度紧张时，可能已经发生过一次小的中风。而一场艰辛的战争已胜利结束，由他始创的地球上的永久和平似乎正在来临，这激发了他那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但又是自负的性格，总想制造一些只有最现实的人才能承受的压力。然而，本森海军上将肯定已经指示“乔治·华盛顿”号舰长，要为总统提供“他可能需要的与其他人隔绝的环境”，包括“居住条件要根据卡里·J·格雷森海军少将的要求予以安排”。格雷森是威尔逊总统的私人卫生顾问。本森的指示也是一种超乎寻常的照顾。同样肯定的是，总统没有理睬豪斯上校关于与国会达成妥协的建议。
参议院中有3/4的议员将会不作修正或只作少许修正就投票赞成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唯一坚决的反对者是极右的共和党人，而民主党的威尔逊在与他们的斗争中已经取得过许多胜利。因此，当总统发现无法按他所希望的那样无条件地通过决议时，他就转向全国，在各地发表演说，就像当初他使全国人民做好应付战争的可能性时所做的那样。在那次巡回演说中，他那传教式的、讲求合法方式和空想主义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预示了最终的结局。“我可以预言，”总统说，“可以绝对肯定地预言，在下一代人生活期间，将会爆发另外一场世界战争，如果世界各国不能采取协调一致的办法加以制止的话。”
对于曾经见过海上的潜艇、陆上的坦克、轰炸平民和向部队施放毒气行为的人，他预言道，在下一场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将会使上述武器看来就像玩具一样。但是，在巡回演说的第21天，即1919年9月25日，他的身体崩溃了、处于半瘫痪状态。他后来再也没有完全康复；他的政府不可避免地也没有恢复活力。他给世界留下了国际联盟——一笔后来证明只有有限价值的遗产。如果美国参加了国际联盟，它的价值或许会大一些。但是，威尔逊总统自身的令人钦佩但又是顽固的道义立场——他拒绝为政治而牺牲原则——证明不仅对他的健康，而且对他的政治梦想产生了致命的影响。而且，美国也拒绝了参加国际联盟。
因此，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在开始时，伴随着一种根本不能实现的巨大希望，也包含了许多可怕的凶兆。在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开始时，俄国海军的一位将军曾经评论说：“战争并不常常是从打枪打炮开始的。”他接着称，根据他的看法，冲突在战争爆发前很久就已开始。他还可以说，战争并不常常在停止打枪打炮时结束。对于协约国和美国来说，大战并没有随着停火，甚至凡尔赛条约的签署而完全结束。在停战之前和条约签署之后，所有各方都参与了燃起革命之火的俄国边缘地区的斗争，即在俄国西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和远东的西伯利亚的“干涉”。为了了解这些情况以及它们如何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谈一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太平洋的情况。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政府希望太平洋能够正式宣布为中立区，不受战火的骚扰。否则，它的殖民地(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以及西萨摩亚群岛)和在中国海岸上的租借地将立即受到日本这个英国远东盟国的猛烈攻击。为了促使日本不参加战争，德国甚至建议将它们在中国山东半岛上的胶州(今青岛)交给美国。1914年8月底，日本封锁了胶州港，并于同年11月7日占领了该港。此后，日本一直控制该港直到1922年。
如果战争不波及太平洋地区，或者后来——胶州被占领后——能够把日本人的活动限制在中国的海域，英国也会高兴的。但是，在麦西米伦·冯·斯皮海军中将指挥下的德国太平洋舰队却使协约国必须在那里采取行动，而日本又是最靠近太平洋地区的协约国。当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部队分别占领萨摩亚和新几内亚时，日本帝国海军把冯·斯皮赶到了南美。他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占领了德国原先占据的加罗林群岛中的雅浦岛和马绍尔群岛中的贾卢伊特环礁。到1914年10月20日，他们已经获得了对这两个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的战略控制，处于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直接交通线的中央部位。
由于马绍尔群岛离夏威夷只有2000英里，美国几乎已成为传统的对日本的恐惧再次出现。这种恐惧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1911年，由于报纸上报道了下加利福尼亚墨西哥半岛的马格达莱纳湾将售予日本的消息，加利福尼亚人变得惊恐万状。1914年11月，德国“通知”美国，英国和日本正使用马格达莱纳湾进行装煤活动(实际上没有)；1915年春，《洛杉矶时报》又刊登了一条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日本的军舰正在下加利福尼亚的另一个海湾修建一个海军基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条消息完全是捏造的，尽管报道者确实在海龟湾看到了一艘日本巡洋舰“浅间”号。他没有发现的是，这艘巡洋舰是在进行环球航行——美国政府完全了解它的活动。
然而，尽管威尔逊总统对这种莽撞的造谣活动感到恼火(“它的行为”他写道，“是有害的，它所说的不符合事实，它的行动是恶作剧的”)，但他还是对日本的太平洋和亚洲的意图存在着一丝忧虑和疑问。由于美国全面参与了大战，美国的全部舰只都调出了太平洋。因此1917年11月，国务卿罗伯特·兰辛与日本的大使伊志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日本保证支持美国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美国承认日本在该地区的特殊利益。结果，它立即引起了美国驻东京海军武官的反应：“伊志协议毫无疑问将导致日本立即和明显地增加对中国的侵略活动。这种行动的目的在于巩固它在亚洲的统治地位……”。
华盛顿政府认为它的武官的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这项协议并没有最终解决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问题；它只是把问题搁置起来，以便把全部精力转用于取得欧洲战争的胜利。就像多年生的种子一样，甚至在战争结束前，日本的问题就出现了。
在兰辛和伊志签署协议的同一个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发动了十月革命。白俄立即在协约国部队的协助下予以反击。协约国的干涉集中在两个主要地区：俄国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大陆的另一端符拉迪沃斯托克。在这两个地区，协约国都储存有数十万吨军用物资和补给品。保护这些物资就成了干涉的借口。但这只是一种借口，因为协约国拼命想要阻止德俄单独签署和约，以便使德国部队无法从现有的两条战线上脱身。
协约国对俄国北部的干涉是比较直截了当的。它涉及英国、法国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的一些人员。美国的海军分队是由一位传奇式的人物牛顿·A·麦克库里海军少将领导的。他在许多年前，即在1904年时曾任驻圣彼得堡的海军副武官。当日本人围困旅顺港时，他曾在该城，后来骑着骆驼跨越戈壁沙漠回到了圣彼得堡。在1918年，他和其他协约国部队所进行的“干涉”暗里是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公开却是为了反对德国。但是，随着凡尔赛和约的签署，“干涉”必须停止，或者就公开地宣布是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就这样，或许也是不幸的，“干涉”停止了，协约国于1919年10月中旬全部撤出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然而，在“干涉”结束时，麦克库里还采取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行动：把7名俄国孤儿带回美国并收养了他们。
西伯利亚的“干涉”则稍微复杂一些。开始时，有一艘英国军舰和3艘日本军舰应英国驻东京大使的要求于1918年1月几乎同时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一艘美国军舰直到2月初才参与该行动。随后两年的情况非常混乱。
问题在于参与“干涉”的协约国各有不同的目的。法国是因为新的苏维埃俄国拒绝承认法国对沙皇俄国的贷款而感到愤怒。它也害怕如果东部战线崩溃德国就能抽出力量来对付它。英国也因同样的原因而感到害怕，而且无论如何它原则上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日本担心在它海岸线附近出现一个革命的政府。而美国猜想日本将力图接管尽可能多的满洲和西伯利亚的土地，因而相信应当允许俄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简言之，情况很糟。彼此之间不了解对方的目的并对对方目的进行猜疑，不仅损害了协约国之间的关系，而且还阻碍了白俄和捷克军团的反革命努力。捷克军团是由5000-6000名在该地区的前捷克战俘组成的。
第一次登陆行动发生在1918年4月6日一些日本公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被杀之后。有500名日本陆战队员和50名英国陆战队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而美国军舰“布鲁克林”号的水兵则一直留在舰上。8月初又实施了第二次登陆行动。这一次，“布鲁克林”号被允许参加登陆行动。威尔逊总统还建议美国和日本应各派7000名部队帮助维持秩序。但是，英国军舰“萨福克”号的舰长佩恩上校发现他的美国同事奥斯汀·M·奈特海军少将只起“阻碍”的作用。这确实不是奈特的过错，因为他曾经接到丹尼尔部长(因此可以假定也是威尔逊总统)的命令，“我们真诚地希望帮助俄国人民建立并维持其自己选择的政府，不得以任何方式做任何有损于他们对我们的信赖的事”。
作为一位理想主义者的代表，奈特处于一种微妙的、令人沮丧的境地。威尔逊本人也是如此。1918年10月中旬，他称俄国人是“一群爱自己人相互争斗的无法忍受的家伙”，并发表评论说，他们很可能会“暂时陷于无政府主义之中”，而且在这段时间内，最好让他们自己去干。“你不可能和他们做生意，因此应当把他们统统关在房间里。锁上门，并且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他们自己解决了问题，我们就打开门，和他们做生意”。但是，其他人则想先做生意。到10月底，日本的登陆部队已达到了70000而不是7000。
这一行动看来证实了美国认为日本怀有扩张主义目的的最坏的疑虑。美国的部队在1920年1月前一直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英国的军队则已于1919年11月撤走。到那时，正如在俄国北部一样，凡尔赛条约的签署使关于“干涉”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加强东部战线的借口化为泡影。令人震惊的是，捷克军团此时已经控制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至乌拉尔以西的外西伯利亚铁路，而白俄的亚历山大·V·高尔察克海军上将则已挺进到距莫斯科只有400英里之处。但是，由于凡尔赛和约的签署，苏维埃的部队迫使捷克和白俄的部队东撤。1920年2月，高尔察克本人被俘并被枪决。1920年11月，最后一批捷克军团撤出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则继续控制着西伯利亚的部分海岸以及蕴藏着丰富石油的俄国萨哈林岛。
人们很可能会问，这样一些行动达到了什么目的。互相矛盾的效忠对象、愿望和原则交织在一起产生了西伯利亚干涉的结果，这种结果可以归纳成一个词：互不信任。苏联不信任西方；美国不信任日本；反过来日本也不信任美国。或许对以后10年最坏的影响是：英国和美国之间越来越互不信任。
人们还可能要问这值得吗。从军事和外交上看，答案是肯定的：显然不值得。但是，按照当时世界上的原则和人民的情况看，要问这种情况能否完全避免，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在这些政治上的凶兆发生的同时，技术上也有了不祥的发展。当尤金·伊利于1910年10月从美舰“伯明翰”号上进行开创性的由舰至岸的飞行时，他曾经接受过格伦·H·柯蒂斯对他进行的训练。此前5个月，柯蒂斯(海军航空兵早期的天才人物之一)曾经玩过一个有预示作用的小小游戏。他在湖上设置了一个代表战列舰的目标，然后飞越这个目标，投下了由铅制成的假炸弹。他所看到的情况使他宣布“未来的战斗将在空中进行”。而在当时，他十分清楚，世界上一些大国海军正在进行第一次建造后“无畏”级战舰的海军军备竞赛。因此，他的言辞现在听来好像是一个有预见性的人所说的话。空战完全不是一种新的概念，但是，柯蒂斯大胆的、富有想象力的论断却比大多数同时代的思想早了好几年。
在1917年4月，美国海军航空队共有43名军官和209名士兵。停战19个月后，它大约有5万名人员(3000多名军官和将近4.7万名士兵)，而且在其存在不久的时间中已经拥有数量可观的飞机：1865架水上飞机和飞船，242架岸基飞机，15架飞艇以及200多个气球。这些飞机的总数仍少于英国，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皇家海军航空队在作战经验和技术发展方面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因此，美国海军高级军官于1919年最初几个月中访问了英国，以便研究那里的经验——“因此，我们海军的许多政策思想都得自英国人，”G·W·斯蒂尔海军上校写道，“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必须考虑他们的方法。”
这些军官带回来了非常好的研究报告，对于总委员会起草关于美国海军航空兵未来政策的指导性的报告起了有益的作用。这份报告于1919年6月23日发表，内称：“为了确保空中优势，为了使美国海军至少能够与任何可能的敌人保持均势地位，为了使美国获得一个海上强国的适当位置，必须最大程度地发展舰队航空兵……必须建立一支海军航空兵，使之能够伴随舰队在世界所有地区作战。”
报告发表后不久，立即举行了一次显示飞机所取得的进展的令人惊异的演练：1919年5月，美国海军的A·C·里德海军中校作了从纽芬兰至葡萄牙、中途在亚速尔停留的横渡大西洋的首次飞行。他的飞机编号为NC-4，是一架由格伦·H·柯蒂斯制造的海军飞机。
柯蒂斯的预言发表10年后(尽管他的美国同事对其赞赏备至)，英国海军部的“战后问题委员会”在考虑飞机的未来发展问题时，对于大战中所取得的技术和战术上的进步却无动于衷。委员会对在战争中运用空军进行估价时称：“我们并不认为使用任何已知武器的飞机会使主力舰变得过时，除非飞机的作战能力超出最近的将来可望达到的程度。”
1919年8月，即总委员会肯定空中力量作用的报告发表后的几周，海军建成了珍珠港的第一个干船坞。与此同时，该地区的深谋远虑的司令官威廉·B·弗莱彻海军少将写下了他那令人不安的预言：
由快速母舰搭载的海上飞机……可以从最近处的岩礁后飞向(夏威夷的)西部或北部，或者从邻近的岛屿或海上起飞，冲至珍珠港，摧毁船坞，除非它能得到适当的防护。
而美国却没有母舰，更不用说快速母舰了。
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地位有些模糊不清。在英国，皇家海军的航空队和陆军的航空队都统一由空军部领导，组成皇家空军。战时曾在欧洲成功地指挥过一支空军部队，后来于1919年2月返回美国的威廉·(比利)·米切尔决心促成组建一支统一的美国空军。他的主要理由是，这样一支部队将会有独立的财政预算，还可以使飞行员任意选择服役的军种。因此，他批评了当时采用的组织体制以及陆军和海军航空队的观念。他最喜欢攻击的目标就是军舰，无论是从直接的意义上还是从比喻的角度上都是如此，他特别喜欢攻击大军舰——尤其是战列舰。战列舰是传统海军中耗资巨大、予人深刻印象的舰只，而他现在宣称它们已经过时、陈旧，容易遭到空中攻击的致命打击。由于米切尔的加入，已经存在的战列舰对飞机的争端被搞得沸沸扬扬。他知道怎样才能吸引公众注意，怎样才能制造新闻。他随时准备在委员会作证，公开发表演说，写文章以及接受采访。当海军决定要进行一系列的炮击、轰炸和爆炸的演练时，他那最令人称道的技能得到了发挥(这并不真是一次演练)。
第一个牺牲品是曾参加过西美战争的美国海军的第一艘战列舰“印第安纳”号。1920年11月1日，它被送到了切萨皮克湾，然后在不同的距离上，使用不同数量的TNT炸药在水下进行爆炸，以模拟水雷和鱼雷的攻击。在该舰的甲板上，还安放并引爆了一些炸药。海军飞机则向它投下了灌水的练习弹。整个演习的目的是要看看它能承受多大的爆炸冲击并根据由此了解到的情况确定现代化的舰只应作何种改进。
系列性的试验由“印第安纳”号的姊妹舰“马萨诸塞”号继续进行。它也沉没了——按米切尔的观点看，是肯定要沉没的。但是，1921年7月，当海军轻率地要求他参加以22800吨的前德国海军的“无畏级”战列舰“东弗里斯兰”号为目标的试验时，他的机会来到了。这次试验只进行空中轰炸。这也是邀请米切尔参加的原因。正如过去的试验一样，这一次也确定了一些规则，以便从试验中获得更多的情报。特别是，规则要求一次只能投掷一枚炸弹；在每投一枚炸弹后，观察员要登舰评估毁损的效果。
米切尔同意遵守这些规则。但是，在试验过程中，当那艘543英尺长的军舰出现在他下面时，他没有经受住诱惑。很可能他从来也没想过要经住诱惑。他的轰炸机投下了67枚2000磅的炸弹，其中有16枚直接命中，3枚几乎命中。海军观察员甚至没有机会靠近该舰，更不用说检查每次命中的效果了。“东弗里斯兰”号自然沉没了。正如米切尔所预期的，“无畏级军舰沉没”成了全国报界的头条新闻。海军当然也被激怒了。它们没有获得一点情报。尽管是缴获的和过时的战列舰，但也不是一文不值。这次试验的努力和财力都白白浪费了。更糟的是全国出现了轰动性的新闻。
从科学的角度看，米切尔的成就没有一点收益。但是，尽管陆军和海军不喜欢建立一支统一的空军部队的想法，它们却看到了空中力量的价值。海军中有些高级军官甚至相信米切尔关于战列舰已经过时的说法是正确的。菲斯克海军上将多年来一直为空中力量大声疾呼。现在威廉·F·富拉姆又用“后甲板”这一笔名在《纽约先驱报》上发表文章。在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中，他描绘了停战后在圣地亚哥湾展出220架飞机的情景。“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蔚为壮观的场面，”他以一种清醒的惊奇的心情写道：
飞机，成群结队掠飞而过，天空为之变色。……那天，我们站在圣地亚哥港一艘军舰的甲板上，尽管是勉强地，但不能不认识到，海军科学的一个新时代已经露出了曙光；一种新的武器看来已经打破了过去对武力的各种观念，这种武器在今后的年代里将会最有效地维持海上强国的地位。……我清楚地了解到，每架飞机只要装备一些不大于桔子的炸弹，我的军舰就不能继续锚泊在圣地亚哥港内。
与此同时，西姆斯海军上将(已经从伦敦返回，现在担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却在考虑，如果两支舰队发生战斗，除航空母舰外其他舰只都相等，将会出现什么情况。甚至在米切尔显示出他的才能前，西姆斯就已深信，航空母舰较多的一方将会“使敌人的舰队损失全部的飞机，接着就轰炸战列舰，并用鱼雷轰炸机攻击它们”。现在，他得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结论：“现在的全部问题是，装备80架飞机的航空母舰是否是未来的主力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