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不安的兴奋感·第二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这是一项很好的事业。除西班牙人外，没有人会对此加以否认，而且人们现在越来越不注意西班牙人是如何考虑的。这项事业就是，把一个殖民地岛国从其讨厌的帝国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而一度曾是身不由己的殖民地的美国，对于殖民统治是有深刻了解的 。
甚至在当时，古巴的地理位置就使它明显地处于美国的利益范围之内。当穿过中美洲的运河建成后(没有什么人会怀疑它会建成)，这种利益将会加倍受到重视。此外，在这个岛上，美国已经拥有了大约相当于5000万美元的财产，而且古巴和美国之间的年贸易额已经达到1亿美元。
出于商业和战略利益，美国已经3次向西班牙提出购买古巴，但每次都遭到拒绝。早在1823年，约翰·亚当斯就担心西班牙可能会把古巴割让给英国——直到不久前，英国还是一个敌人，因此很难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友好的邻国。在内战结束之前，美国还经常担心古巴的奴隶可能会发生暴动，建立黑人共和国(海地已如此)，并且将革命传到南方各州。然而，当19世纪80年代古巴革命来临时，它不是黑人反对白人，而是古巴人反对西班牙人。革命对该岛的影响使美国具有一种类似要发动一次十字军运动的感觉，因为西班牙人的解决办法是实行残暴的镇压，即纵火、断绝粮食供应、建立集中营以及屠杀千千万万古巴人。
“各国争取生存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是有旺盛生命力的，也是无情的，”理查德·温赖特海军中校1897年在海军学院讲课时说。“适者生存的法则对政治集团以及对个人来说，都是适用的。”
普通的美国人在报纸上看到有关西班牙人的暴行后，都对岛上居民要求独立的愿望表示同情；对在距他们海岸如此近的地方出现帝国的统治表示愤慨；而且还滋长了一种深刻的、正当的怒火。美国向西班牙建议的解决办法遭到了拒绝，因为以古巴独立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是西班牙考虑中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但是，尽管普通的美国人满腔愤怒，政府却不希望在任何地区介入战争，也不敢肯定如果战争爆发，谁将是最可能的敌人。1897年7月，雷金纳德·R·贝尔纳普海军上将在海军军事学院发表演说时就曾提出，同西班牙、日本或大不列颠都有可能发生战争，而且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还一样大。
然而，在政界中，有一个人同意美国人对西班牙和古巴的普遍看法，而且他还处于一种能采取某些行动的地位。1897年12月，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安排乔治·杜威海军中将担任海军亚洲支队的司令。因为如果爆发同西班牙的冲突，对多个地点实施进攻，要比单在古巴作战更容易使西班牙受到伤害。而罗斯福判断杜威是一位不怕负责任的人，“他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来适应情况的需要”。普通的美国人装填了炮弹，罗斯福使火炮作好了发射准备，现在只需要扣板机了。
1898年新年伊始，哈瓦那发生了暴乱，西班牙对暴动分子进行了报复，屠杀了该岛20多万居民。美国的总领事菲茨休·李致电华盛顿要求保护美国的侨民和财产。于是，1月25日，美国的二级战列舰“缅因”号驶入哈瓦那港。
“缅因”号是1886年批准按装甲巡洋舰建造的。1888年安放了龙骨，1890年下水，1895年服役前又由巡洋舰改装成为战列舰。它的排水量为6650吨，装备4门10英寸火炮、6门6英寸火炮、7门发射6磅重炮弹的火炮、8门发射1磅重炮弹的火炮，2挺“加特林”机枪和4个鱼雷发射器。对“缅因”号有很深了解的一位年轻人(他的了解肯定要比大多数人深)是爱德华·H·沃森。作为一名海军学院的学员，他曾随“缅因”号进行了于1897年4月底结束的远航，并乘机了解了有关该舰的情况，最后将其所有技术特点记述于下：
两柱间长310英尺，全长324英尺4英寸，最大宽度57英寸，正常平均吃水深度21英尺6英寸。船身中部有一条180英尺长用“哈维法”淬制过的垂直钢制的装甲带，上缘高出水线3英尺，下缘低于水线4英尺。该护舷上缘厚12英寸，往下逐渐减薄，至水线以下1英尺处为7英寸。
由于有良好的武器，良好的装甲防护，以及两台垂直的三级冲程发动机，“缅因”号的试航速度达到16海里，成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海军的同类舰只(包括英国的“皇家主权”级和西班牙的“奥干多海军上将”级的舰只)中的佼佼者。但是，它有一个弱点，像沃森这样的年轻学员不可能知道，因此也就没有记述下来。
“舰上有一些煤舱，”送给海军部长的一份报告说，“如果起火将会带来巨大危险。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煤舱离弹药库太近。”美国海军有两艘内部结构与它相似的舰只曾经起火，造成了弹药库内木制品的碳化。“幸亏及时发现，否则就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灾难”。
“缅因”号静静地在哈瓦那港内停泊了20天之久。然后。在2月15日夜间，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发生了爆炸。266名船员死亡。第二天早晨，《纽约世界》报报道说：“迄今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海军部长约翰·D·朗在日记中写道：“关于‘缅因’号爆炸的原因，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其他所有问题上一样，每个人的看法都决定于他原来的偏见。”炮从华盛顿的海军仓库里装往纽约，以便安装在商船上；各地舰队司令官得悉他们应作好接到命令后立即启航的准备；在远东，杜威海军准将接到了将舰只集中于香港并加足煤的指示。因为“一旦发生同西班牙的战争”，电报说，“你的任务将是确保西班牙舰队不能离开亚洲海域，然后就在菲律宾群岛采取攻势行动”。
杜威对未来不抱希望和幻想。当他接到电报时，他已经写完了当天的日记，但他又打开日记本，加了一句话：“同西班牙的战争迫在眉睫。”
到3月中旬，法庭已经判定，美舰“缅因”号是被一枚水雷击沉的。他们真诚地作出了这个结论，也相信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他们说是其他原因，那就很难说服国内的公众。美国人希望证明西班牙是有罪的。这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发动一场报复性战争是有依据的。而且，在这种全国性的控诉中，还含有强烈的道义上的因素，因为，正如一位参议员亲自了解后所说的，“这是150万人、整个古巴土著居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壮观景象”。然而这不是总统所希望的那种判决。麦金利竭尽全力推迟作出决定的时间，以维护和平。这也不是西班牙的玛利亚·克里斯蒂纳女王所希望的。她写道：“美国人意在激怒我们，挑起战争，而我将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但是，”她接着说，“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限度，我不能让国家受到美国的欺凌。”
该月月底，杜威从香港发来报告说：“我相信，当我说我现在领导下的舰队能在一天内消灭(西班牙的)舰只和摧毁马尼拉的防御工事时，我并没有过于自负。”他在正式报告中没有提到的是(因为政府已经知道)，他将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他在菲律宾失利，或者即使被迫撤退，他要从7000海里以外处才能获得任何可能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舰只很可能被毁，人员将会减少；几乎可以肯定将不会有足够的弹药来保卫自己，而且肯定也不会有足够的燃煤使之回到己方的海域。最后，他还低估于西班牙可以用来与他作战的力量。
在1898年3月的最后两周和4月的头3周内，西班牙和美国的军舰在世界各地频繁调动。按照杜威在香港所作的计划和安排，战列舰“俄勒冈”号从旧金山启航南驶。“俄勒冈”号是在该市建造的，于两年前服役，编号为BB3。它全长350英尺以上，主炮为4门13英寸的火炮。它很不适合于进行本次航行，因为它的储煤量有限，而且容易出现严重的左右摇摆的现象。它的干舷低，因此在大浪中，甲板经常遭到海水冲击。但这是一次英勇的航行，今后没有一艘美国军舰会在战时愿意进行这样一种航行。它绕过合恩角与远离旧金山16000海里的加勒比海海域的姊妹舰“印第安纳”号(BB1)和“马萨诸塞”号(BB2)会合。
这3艘战列舰以及“衣阿华”号(“衣阿华”级战列舰，装备有4门12英寸火炮)，是美国新舰队的基干，是重建年代的最后成果。在东海岸与它们会合的还有二级战列舰“得克萨斯”号，6艘现代化的低舷铁甲舰、8艘鱼雷艇、2艘装甲巡洋舰、11艘有装甲防护的巡洋舰以及21艘没有装甲防护的巡洋舰和炮艇。当战争开始时(正如在古巴的一位西班牙陆军军官以后所写的，“任何没有看到战争即将来临的人，一定都是瞎子”)，由于它们是在临近本国的海域作战，安全、补给和维修都有保证，它们的战斗力得到了增强。
西班牙的海军部长塞基斯蒙多·贝尔米琼不是瞎子，但他有着一个骄傲而无知的人所具有的那种盲目的自信。他一看西班牙海军的序列，就认为它十分强大，足以打败美国人。其主要港口距加勒比海有3500海里的事实，并没有引起他多少担心。他知道，西班牙的水兵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而美国舰队配备的都是许多国家的雇佣兵。部分地出于他的这种信念，他认为战争开始时无需把“俄勒冈”号计算在内，因为它几乎肯定将会留在西海岸。
贝尔米琼正好在每一个问题上都作了错误的判断，国外的许多人也同样作了错误的判断。在香港的英国军舰上，人们对杜威舰队今后的命运下了很大的赌注。杜威自己注意到，“赌注大都下在他不能取胜上”，没有一个人“敢赌我们的舰队将取得胜利”。
他个人则持乐观态度：他拥有4艘巡洋舰、2艘炮艇、1艘缉私船和2艘运煤船。根据他的了解，西班牙驻菲律宾的部队仅有2艘巡洋舰、2艘炮艇、10余艘武装拖船和少数地面小口径炮兵连。但他的情报是错误的。在马尼拉，帕特里西奥·蒙托琼·Y·巴沙朗海军上将有7艘大型作战舰只和将近60门岸基重型膛线炮，以及散布在全岛各地的至少20艘炮艇。
尽管如此，蒙托琼仍心情不安，神经紧张。“我没有后备力量，亦没有时间，”他于4月11日写道。他那位大西洋的同事则更不愉快。4月20日，巴斯古尔·西尔维拉·Y·多贝特海军上将在佛得角岛与4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和3艘鱼雷艇会合，以便按照命令驶往加勒比海担负防御任务。但2艘鱼雷艇状态不佳，无法依靠自己的动力航行，只能由其他舰只拖引；巡洋舰中有1艘尚未安装10英寸火炮的主炮群；另1艘的龙骨沾满了浮生物，航速远远低于额定速度；5英寸副炮的弹药易出故障；4艘巡洋舰中有3艘其舰炮的炮尾装置有故障；没有一艘军舰的煤仓里储煤超过了半仓。
几个星期来，麦金利总统一直试图阻止战争的爆发。但是，在4月20日，当西尔维亚海军上将第一次阴郁地检阅已经集结的舰只时，总统签署了一项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联合决议。它要求“承认古巴人民的独立，要求西班牙政府放弃它在古巴岛和古巴海域上的权力和政府，并且指示美国总统使用美国的地面和海军部队实施这些决议”。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西奥多·罗斯福等人的努力，美国海军已经处于充分的战备状态，而且，由于在靠近本国的海域作战，甚至在与一支同样作好准备、但远离其本土基地的规模较大的海军作战时，都有相当的取胜机会。从理论上看，以远方基地为依托的西班牙海军同样作好了战斗准备而且数量较多。但实际上，它既未作好战斗准备，数量上也没有优势；而且，西班牙政府也没有什么战争的借口。两年以前，西尔维亚海军上将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写道：“即使这些人有着良好的意图，但由于某些人的愚蠢，另外一些人的贪心以及所有人的无能，我们处于一种悲惨的令人失望的状态。”
西尔维亚认为有3个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缺乏财力、缺乏技术和毫无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机构。“我们到了绝对的身无分文的地步，而他们(美国人)则十分富有，”他说，“如果(装甲巡洋舰)‘卡洛斯五世’号不是一个废物，它也没有处于应有的那种状况；为了航速，其他一切都牺牲了；它没有战斗力。而且应当记住，它完全是由西班牙建造的。”“至于政府和它的困难，我们还是不谈为妙。慢吞吞的工作程序害苦了我们……我的目的不是要控诉，而是想说明我们可能，也一定会面临一场灾难。”他总结说，“我可以肯定，我们全体人员将尽我们的职责，因为海军的精神状态很好。但我祈求上帝能解决各种麻烦，而不要导致冲突。因为我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冲突对我们都是一场灾难。”
海军部长贝尔米琼在答复海军上将时，相信西尔维亚“和我们所有的人员将完成国家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将决定谁是主宰海上的帝国”。这是他和海军上将仅有的两点一致看法。
正如所有战争一样，美西战争有两个特点：战争是短暂的，同时又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一旦开始后，就没有什么等待和拖延；而战争一旦结束后，对哪方如何以及为什么赢得战争，就没有什么疑问了。为了便于公众的回忆，还可指出战争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在113天中只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战斗。但即使如此，公众对其中的一次战斗的记忆也是错误的。在整个战争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地面战斗中，西奥多·罗斯福和他的没有马匹的“义勇骑兵”没有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攻占了圣·胡安山，而是登上了邻近的凯特拉山，后者是圣·胡安山的一个组成部分。
助理海军部长并不准备呆在华盛顿，坐待战争结束。正如他所说的，要做一个坐在靠背椅子里的好战分子，即“空头的主战派”，那是太容易了。“不管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他对一位朋友解释说：“如果我没有尽力实践我曾经努力灌输的原则，我就会永远失去权力。”于是，他在第一志愿骑兵团担任了中校的职务，并实践了他的原则。而公众有关圣·胡安山战斗的记忆错误也是很容易产生的。在实际的战斗中，该山的碉堡是主攻的目标，而“义勇骑兵”只是实施迂回，攻占了离该山400码的另一个山头。
富有传奇色彩和领袖魅力的罗斯福作为助理海军部长和领导一支半业余性军队的中校，既参与了陆军，又参与了海军的战争行动。他成了一位有很高声望的领导人。人们把他塑造成美国的英雄。人们把他在那次关键性进攻中的指挥位置说错了1/4英里，使他处于一种美国人所希望的地位，一种他本人所希望的地位——处于事物的中心。战后，这一业绩使他获得了纽约州州长的位置。
然而，与有关圣·胡安山战斗的误传不同，公众对美西战争中其他两次大规模战斗的记忆在总体上是准确的。在马尼拉湾和圣地亚哥的战斗中，美国海军迅速地、满怀信心地取得了胜利。它永远改变了世界的地图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
杜威的舰队于1898年4月25日驶离香港时，共有4艘有装甲防护的巡洋舰(他的旗舰“奥林匹亚”号以及“罗利”号、“巴尔的摩”号和“波士顿”号)、2艘炮艇、1艘缉私船以及2艘新近购买的运煤船。鉴于面临着“富有冒险性的航行的前景”，运煤船上的英国官兵都选择了留在船上，跟随杜威出发。尽管英国官方采取中立的态度，英美两国间的感情却是深切的。当香港总督正式要求杜威离开香港时，他加了一句话：“天知道，亲爱的准将，向你递交这份通知，我的心已经碎了。”“在我们驶离时，”“罗利”号上的军医达德利·卡彭特写道，“英国海军和陆军的官兵向我们欢呼……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在他们的第一个停泊地米尔斯湾(离中国海岸35海里)，卡彭特说：“舰队的运气很好，3天的航行好极了。明月高悬，风平浪静，一切如意。”
“天气很热。甲板接口处的沥青都已溶化，”“巴尔的摩”号巡洋舰上一位军官查尔斯·朱利安写道。对他说来，正如对他的大多数同事(内战后一代人的孩子)一样，战争是一件全新的事情，是故事中和报纸上描写的一种英勇的梦幻，但现在却是一种迫在眉睫的、令人害怕的现实。“你无法想象我们的忐忑不安”。
8个星期以后，西奥多·罗斯福在数千英里之外感受到了同样的激情，重复了朱利安的感受。“我认为，”他说，“除久经战火洗礼的老兵外，通常在战前的夜晚总存在一定程度的令人不安的兴奋感。”
3天的航行结束后，杜威的舰只对离马尼拉25英里的苏比克湾进行了侦察。他们曾经预期蒙托琼海军上将将会呆在那里，因为大马尼拉湾是一个良好的前沿防御阵地。事实上，两天前，蒙托琼确曾率领5艘巡洋舰和1艘通讯船呆在那里。但当他发现了两件不愉快的事情后，就返回了马尼拉。第一件事情是，苏比克的防御完全遭到了忽视。第二，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一艘巡洋舰(木制的“卡斯蒂亚”号)“只能被认为是一个浮动炮台，由于船身状态不良，不能实施机动”。更糟的是，螺旋桨轴有严重裂缝，不得不用水泥填充。结果裂缝虽然修好，但发动机却无法转动。因此，他所能做的就是放弃对苏比克湾的防御，将舰只停泊在马尼拉湾内——舰上的桅杆、帆桁和救生船全部拆除，以减少弹片横飞时可能造成的伤害——并且希望岸基火炮将使杜威的舰只无法进入湾内，重新敷设的水雷能够封锁马尼拉湾的入口处，使美国人完全呆在湾外。但杜威并不相信水雷的作用，而且即使有水雷，他也准备冒险一试。
“我们于晚11时驶抵马尼拉湾的入口处，”查尔斯·朱利安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夜暗掩护下．并且就在他们火炮的鼻子下航行。除每艘舰只的舰尾灯外，全部舰只实行了灯火管制，所有人员都在岗位上，所有火炮都装上了炮弹，备用炮弹就放在近处。……每一只眼睛都紧紧地盯着前方，每一只耳朵都紧张地竖起，捕捉任何微小的声音。”
“一直到‘兰利’号深入港内，并接近一小块黑色的岩石时，我们才被发现，”达德利·卡彭特医生回忆说，“尔后我们看到在同一块黑色岩石上发出了亮光，接着是呼啸声和爆炸声……”。
“……炮弹飞行时发出独特的嘶嘶声，”朱利安说，“第一发炮弹已经发射，游戏开始了。”
但是，在以后的几个小时内，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它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通过了马尼拉湾的入口处。如果说有任何有效的水雷，那也没有触发。舰队缓慢地、谨慎地驶过该湾，直到(用杜威的副官内森·萨金特海军中校的说话)“星期日，5月1日，太阳以热带地区所常见的方式突然从东方升起，西班牙的舰只终于出现在眼前”。
在“巴尔的摩”号上，朱利安认识到“我们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临近了”。正如他看到的，“每个桅顶的船头上的星条旗都破损了。”而他的舰长说：“旗子坏了，孩子们……让我们瞧瞧我们能干些什么。”舰只终于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每一个人凄惨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时，每一张脸上都显示了勇敢战斗、不畏牺牲的决心。……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几分钟，这几分钟就像几个小时一样长”。
运煤船和缉私船停在外海的安全距离处。在岸上，当地一家西班牙报纸的记者潦草地写下了他的记述：“美国佬的舰只列成战斗阵势，完美无缺地、威风凛凛地向前驶来。我们为什么要否认这一点呢？”
“晨5点15分，”蒙托琼海军上将的记载称。“我下达了舰队开火的命令。”这一定是正确的。双方的报道也同意这一说法。但蒙托琼接着说：“敌人立即予以还击。”或许当时情况看来确是如此，或许他以后感到这样说会使他的处境好一些。而实际上，只是25分钟后，即晨5时40分，杜威海军中将才认为，他已经处于理想的射击位置。只是到了那个时候，他才转向旗舰的舰长，下达了每个人都记得的战斗命令：“作好了准备就可以打，格里德利。”
许多周以后，美国国内才了解到详细的战况，但在这个毁灭性的5月1日仅仅几天后，主要经过已经传遍了全世界。美国的一位海军军官和报纸专栏记者威廉·弗里兰·富拉姆在发给《先驱报》巴黎分社的一篇辞藻漂亮的电报中写道：
今天，已没有一面西班牙旗帜在马尼拉湾上空飘扬。没有一艘西班牙军舰浮在水面，除了作为我们的胜利品外。西班牙人死了200多，伤了500-700。这证明美国的炮火极其准确。杜威海军准将上星期天攻击了西班牙的甲地米阵地。反复攻击了5次，并取得了当代一次最辉煌的胜利。胜利带来了愉快，而且我们损失轻微，无损于胜利的价值。有数次我们的舰只被击中，证明西班牙的防御极其顽强。我们人员无一死亡，这几乎是一大奇迹。仅有7人负伤。
这番论述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是正确的。“美国人极其快速地射击，”蒙托琼的记载称，“当先头的3艘巡洋舰几乎倾全力攻击我的旗舰‘克利丝蒂那’号时，无数的炮弹朝我们飞来。战斗刚开始不久，一发炮弹在前甲板爆炸，操纵4门速射炮的人员全部伤亡。……另一发炮弹在最下一层甲板爆炸。……7时30分，一发炮弹彻底摧毁了驾驶装置。……一发炮弹在船尾爆炸，9人死亡。另一发摧毁了后帆桅顶，我的将旗毁损。……又一发在军官舱内爆炸，使医务室内洒满了鲜血，在那里治疗的伤员全部死亡。舰尾弹药仓也中弹爆炸，舰内烟火弥漫。……火势无法控制。……在舰中部，12发小口径的炮弹穿透了烟囱。”
各种破坏仍然继续发生，但这只是就旗舰而言。所有其他的西班牙舰只也遭到类似的损伤。然而没有一艘美国舰只严重负伤，只有极少数几名美国士兵受伤。然而，富拉姆的新闻报道在一个细节上发生了错误，即有一名美国人在马尼拉湾外死亡。他是缉私船“麦卡洛克”号上的总工程师，而且正如卡彭特医生所记述的，是因引擎房内太热而死亡的。
“下面的情况很糟，”这位医生写道，“我去下面把4名晕倒的锅炉工抬上来送往医疗舱时，稍有一些切身体验。这是我在整个战斗中必须做的全部事情。”——或许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名字——因此，我有了一个观察战斗的好机会，而且是几次攻击“克利丝蒂那”号的机会。
蒙托琼海军上将于12时30分，即杜威发布值得纪念的命令不到7个小时，就宣布投降。这位西班牙指挥官在有关这个灾难性早晨的正式报告中，在最后部分准确分析了失败的原因：“组成我的小舰队的舰只缺乏战斗力；缺乏各类人员，尤其是主炮手和普通炮手；有些专业机械师不称职；速射炮极少；敌人官兵有熟练的技术；我们大部分舰只缺乏装甲防护。”然而，他也为他的士兵讲了好话：“所有的指挥官、军官、工程师、军需人员、炮手、水兵和士兵在这悲惨的一天，竞相维护海军的荣誉和光荣。”这种赞扬看来远不止于简单的客套，因为美国人也同意他的赞扬。西班牙人打得很好，但他们须打得更好才行。卡彭特军医满意已取得的胜利，在结束他对战斗的叙述时，简明地分析了敌人的力量和弱点：“为了公平起见，我必须说，西班牙人作战勇敢，但他们不能井井有条地射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