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乱分子……有很大勇气·第十七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美国内战一直被称为第一场“现代化”战争。尽管每一场战争都重复了上一场战争的情况，预示了下一场战争的情况，内战在许多方面所预示的情况则要多于所重复的情况。在地面上，由于火炮的使用、堑壕战的出现、大规模的伤亡，以及使用观测气球(尽管是有限的使用)对空探测，美国的内战预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出现的情况。在海上，冲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双方都使用了先进的和试验性的海军技术。装备旋转炮塔的全金属低舷铁甲舰以及南方的“弗吉尼亚”号和其他类似船只的奇特的、屋顶式的造型，是最值得令人称道的技术。根据内压的比例曲线制造的瓶状的“达尔格伦”火炮一直是最有效的武器。此外，在这次战争中，水雷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潜艇亦第一次用于战斗。
在那个年代，水雷被叫作鱼雷，得名于能发出电击的电鳗。它们的形状和大小各异，但基本上都是非常简单的武器：或通过接触而爆炸，或由岸上的观察站用电线连接水雷，通过电源使之爆炸。杜邦攻击查尔斯顿时，南方使用的正是后面一种水雷，杜邦的军舰触及水雷约有2个小时，所幸电线断了，未曾爆炸。
最普通的触发雷是用啤酒桶制成的，桶缝用麻线塞住，内装多至120磅的炸药。它们水平地浮于水中，两端成圆锥形，以有利于海水流过；触发引信安装于上端。这种武器尽管简单，仍然十分有效。在1865年3月到4月的3周时间中，这种水雷在莫比尔湾炸毁了联邦的7艘船只。但它们无法区分敌我，设于查尔斯顿的两枚水雷炸毁了南部的两艘轮船。
圆柱鱼雷尽管对所有船只都有很大的危害，但比较能够选择袭击的目标。它们是现代的水下鱼雷的鼻祖，形似圆柱或鸡蛋，一端系于长长的圆柱上，而圆柱又系于小船的船首，然后借助任何可以使用的手段把它尽可能迅速地推向作为目标的船只。它们在为数不多的几次使用中，推送鱼雷的小船均与目标同归于尽。但是，在1863年10月5日夜间，海战中首次对水下武器作了或许是最冒险的运用。
约翰·达尔格伦(当时已升为海军少将)已经接替杜邦担任查尔斯顿的驻军司令，而杜邦的装备有“达尔格伦”火炮的前旗舰“新艾恩锡代斯”号成了攻击的目标。正如附近的低舷铁甲舰“纳汉特”号上的军需官丹尼尔·安吉尔·史密斯写给他姊姊的信中所说的，南部同盟的人“在晚上10点左右冲了上来，驾着某种系上鱼雷的恶魔似的装置径直冲向船首并引起了爆炸。它没有毁损旗舰，但全舰人员都被浇成了落汤鸡”。
史密斯使用了一个后人将用以称呼同样武器的词语：“恶魔似的装置”。这是可以潜水的真正潜艇的先驱。南方用来攻击联邦海军这艘巨舰的“戴维”号，就具有潜艇那种非常容易辨认的雪茄式的形状。这艘小艇大约7英尺宽、50英尺长，艇首系有一个圆柱，再系上“鱼雷”后，长度又增加了10或12英尺。它用蒸汽推动(锅炉装在前部，船尾有双桨叶的螺旋桨)，载有4名船员，在处于战斗状态时，只有烟囱和中间的小舱露于水面。事实上，它很难被发现，以致它的艇长、南方的W·T·格拉西尔海军上尉认为，它很可能被别人视为非法武器。所以，他随身带了一支滑膛枪，以便在遇到任何盘查时鸣枪作答。使用秘密武器似欠公正，因此，他希望发出公正无误的警告。
在攻击“新艾恩锡代斯”号时，受到攻击的目标略微受到毁损(军需官史密斯的记载有误)，但“戴维”号失去了战斗力，因为在把对方“浇成落汤鸡”时，爆炸所掀起巨浪落入了自己小艇的烟囱，浇灭了炉火。有两名船员弃船后被俘。另外两名设法重新点燃了炉火，将小艇慢慢开回了查尔斯顿。南部同盟军和联邦军队的每一个人，都对此深感震惊。“自从鱼雷袭击后，”史密斯在将近3个星期后写道，“我们的水兵每晚都在战位上睡觉。我们一夜之中也有1到3次要到战位上去。但叛乱分子也像我们一样胆战心惊。”
达尔格伦包围了萨姆特堡，每天轰击它的防御工事和港口的其他防御工事。从1863年10月26日开始，就可以明显看到可怕的后果：“萨姆特无法长期忍受这种轰击，”史密斯对他姊姊说，“你会惊奇地看到，一颗15英寸的炮弹将会掀起大量的砖瓦和尘土。”萨姆特堡看来在联邦军队的攻击面前一天天地毁损，但防御者在废墟上挖壕而守，拒绝投降。12月初，史密斯注意到：“叛乱分子昨晚在堡上竖起了一面新的旗帜，大约有50英尺高。他们有很大的勇气。”
他们肯定有很大的勇气，因为面对着达尔格伦的装备有15英寸火炮的低舷铁甲舰，他们扼守了整整18个月，直到1865年2月17日陷落为止；而且他们放弃防御，完全是因为到那时查尔斯顿已经在陆上和在海上都被包围。
在某些方面，萨姆特堡比被包围的军舰更难攻克。福克斯看到低舷铁甲舰参加汉普顿罗兹之战时，曾经称之为“绝对无法摧毁的”。当然，当时他兴高采烈，因此就过分夸大了它的不易被摧毁性。这一点从保卫查尔斯顿的低舷铁甲舰“威赫乌根”号的命运中得到了证明。1863年6月，“威赫乌根”号在佐治亚州萨凡纳的外海与“纳汉特”号一起，曾经俘获了南方的带撞角的装甲舰“亚特兰大”号。这次胜利完全是由于技术上占优势所致，即“威赫乌根”号的火炮射程要比“亚特兰大”号远，能在南方军舰的射程以外就开始射击，而且只发射了5次就解决了战斗。“亚特兰大”号被击中4次，损毁严重，于是就掉头逃跑，而这正是福克斯所喜欢的那种结局。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威赫乌根”号的船员变得轻率起来。“亲爱的姊姊”从她弟弟丹尼尔那里听到了12月6日的悲剧：
低舷铁甲舰“威赫乌根”号昨天下午2点半在锚地沉没。28名士兵和6名军官淹死。东北风十分强劲，比我上舰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猛烈。船突然之间沉没了，我只能看到在它下沉时官兵们被从驾驶舱顶上冲走的情景……它下沉时旗帜仍在飘扬，露在水面上。
史密斯或许突然间认识到这段话有可能对他的姊姊造成很大的影响，于是他接着说：“不要认为‘纳汉特’号也会这样沉没，因为‘威赫乌根’沉没完全是因为轻率所致。他们早晨就打开了前舱门和住舱的舱门，一阵巨浪把舱门卷走了，于是就没有东西能挡住海水往里灌……他们4天以前曾装上了大量弹药。这使它的船首向下，而水就往前而不是向后流。抽水泵不起任何作用。”最后，他心虚地说：“不要害怕。”他说这话，就好像亲人被困在水下的金属箱子里并不令人害怕似的。有鉴于此，我们可以高兴地加上一句，史密斯在战争中活了下来，他和“亲爱的姊姊”战后安全地重逢了。
然而，南方“H·L·亨利”号官兵的家属却只见到了他们的尸体。“亨利”号是一条原始的水下杀伤船。它的外形尽管与“戴维”号相似，却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一艘真正的潜艇，而不是一艘可下沉的船只。横向水平舵使它能够下潜和上浮；尽管它没有空气箱，却有水箱帮助它下潜。由于本意是要使它能在水下活动，它并不是依靠蒸汽推动的，而是由8个人用手转动螺旋桨。它没有装备圆柱水雷，而是把水雷拖在船尾。设计者的想法是，当潜艇在水下航行并经过目标时，水雷将会随之前进，触及目标并发生爆炸，而“亨利”号则可从另一侧逸走。
这种想法是巧妙的，但没有成功。在试验时，船有5次沉没，总共死了41人，包括它的发明人H·L·亨利。甚至这种结果都未能阻止第六组人员进行试验。1864年2月17日，(正好是查尔斯顿投降前一年)，南方的G·E·狄龙海军上尉又指挥它进行最后一次航行。在经过悲惨的试验后，他已经决定放弃拖雷的设想，改用像“戴维”号使用的那种圆雷，并且只从水下接近目标。选定的攻击目标是北方的“豪沙多尼克”号。这是一艘新的蒸汽单桅帆船。当“豪沙多尼克”号的值班军官发现目标时，“H·I·亨利”号离它只有100码左右。单桅帆船已经发动，立即朝后移动，但仍然未能躲开水雷。5分钟后，“豪沙多尼克”号沉没，5名船员死亡，其余的船员爬到索具上等待救援。与此同时，“H·L·亨利”号消失了。它倾翻后，也沉没了。战争结束后，当清除港内的残骸时，人们发现“亨利”号离“豪沙多尼克”号100英尺，船员的尸体仍在船中。
鲑鱼回到它们的出生地时，要跃过水坝。而军舰根本不会跃过水坝，但这就是1864年5月在红河上发生的情况。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由于法国的介入，联邦的统一大业变得更加复杂了。就在维克斯堡陷落前，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入侵，接管了墨西哥，并安插了一位奥地利的大公作为那里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希望劝说得克萨斯再次独立，并且通过墨西哥-奥地利傀儡的影响，使它成为北美大陆上的一支强大力量。
为了反对这种活动和得克萨斯的独立，身体孱弱的纳撒尼尔·班克斯将军奉命沿红河前进，直至南部同盟设于该地区的主要兵工厂什里夫波特。海军的波特将军奉命提供海上支援，用部分炮艇(仍在密西西比河上繁忙地巡逻和对红河实施封锁)运输和保护地面部队。
溯红河而上是一项危险的行动。红河狭窄、多风、水浅，河水正在进一步下落，而且还有湍流。尽管有这些困难，波特还是设法使6艘炮艇向陆海军的目的地前进了约3/4的路程。但在4月10日，班克斯将军遇见了一支南方军队，他不想发生战斗，于是又掉头返回。这就使得波特处于没有掩护、几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炮艇顺流而下时，除有天然障碍外，南部同盟军队的狙击手还经常进行袭扰，迫使它们返回湍流处。在那里，它们停止前进。它们上驶时，曾经依靠畜力拖着越过湍流；现在向下行驶，却没有足够的水。实际上，炮艇的吃水为7英尺，而红河的水深只有40英寸，陷于泥地里，甚至无法浮起。
波特将军最后运用非常规的、巧妙的方法解决了这一困难。水兵们用树木、岩石和沉没的驳船筑成一条河坝，提高了水位。于是，炮艇开始浮起。5月9日，波特命令炸开河坝，炮艇立即顺水而下。它们在水上跳跃、翻滚，终于平安地通过了湍流。只有一艘炮艇底部碰伤，但很快就修复了。水兵们则略感昏眩，但很高兴。他们在返回密西西比河后，向正在巡逻的同事们叙述了冒险的情况；在华盛顿，国会则以官方的名义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尽管如此，这是北方的另一次败北。在同一时期，在金斯罗斯维尔和斯波塔斯维尼亚之战中，北方又损失了30000名部队。
在1864年不幸的前半年中，北方最光辉的业绩发生在远离美国的法国，即“基尔沙奇”号于6月19日在法国瑟堡港外击沉了南方的“亚拉巴马”号。“亚拉巴马”号从大西洋进入印度洋时，曾有60多名美国船员丧身于它的袭击之下。这艘船只是在英国伯肯黑德的莱尔德造船厂建造的，人称290号船。它于1862年7月底离开默西河。驶离时，距接到政府根据中立法对它进行拘留的命令只有几个小时。它由拉斐尔·塞姆斯担任舰长，舰上军官由南部同盟委派，水兵从英国征募。北方的商船在遭到袭击后，像往常一样，要求海军提供保护。
“对我们的谴责很多，”吉迪恩·威尔斯于1863年圣诞节刚过后写道，“因为没有派遣快速舰前去追击‘亚拉巴马’号。但是，要抽调担任封锁任务的舰只追击到处游猎、没有国籍、没有基地和没有休整地点的海狼，那是愚蠢的行为。”
但最终还是勉强地抽调了军舰。它们从西印度到东印度，从巴西外海到好望角外搜寻塞姆斯。但他总是比搜索者早走一步，充分利用中立法为自己寻找一个安全的天堂，并在当地条件允许时滥用中立法去干坏事。但是，在海上两年的游荡生活也使“亚拉巴马”号创伤累累，需要在条件良好的港口中进行长时间的检修。塞姆斯选择了瑟堡。当他等待法国批准“亚拉巴马”号进港检修时，北方的“基尔沙奇”号驶来了。
过去，在马提尼克岛，南部同盟的这艘船只曾经被北方海军的军舰困住。那一次，它在夜间逃跑了。这一次，“基尔沙奇”号等了4天4夜。它的航速比“亚拉巴马”号快，武器装备比后者好(在7门炮中，有2门是11英寸的，而“亚拉巴马”号火炮的最大口径为8英寸)，而且部分有装甲防护。“亚拉巴马”号是一艘没有装甲防护的木船。尽管如此，正如塞姆斯后来向马洛里部长报告的，“我于6月19日晨9-10时之间驶出瑟堡港，以便与敌人的汽轮较量。”
当法国的一艘军舰护送“亚拉巴马”号至3海里的领海线上时，瑟堡港口的居民倾城而出在岸上观看。“基尔沙奇”号还在4英里以外。在晴朗的夏日，有望远镜在手，异常兴奋的居民甚至在7英里的距离都可以看到发生的一切情况。但是，有一位勇敢、轻率的游艇主人(碰巧是一位英国人)也驾艇尾随“亚拉巴马”号出海观看。
这两艘汽轮用了45分钟才互相靠近。这种缓慢的行动使岸上和船上的人们都紧张不已。它们相距一英里时，岸上观看的人看到“亚拉巴马”号上出现了烟雾，接着是第一次炮声，然后是“基尔沙奇”号还击的声音和情景。后来，在1小时又15分钟中，观战者看见了他们从未见过的最奇特的情景：一场完全是局部性的海上机动战斗。这种情况在帆船时代是很少发生的，因为正如塞姆斯所报告的：“为了使我们的舷侧炮都能发射，需要转圈战斗。两艘船围绕一个共同的中心打转，双方相距3/4到半英里。”
这两艘军舰都结合使用实心弹和爆炸弹。由于“基尔沙奇”号的火炮射程较远而且有部分装甲，战斗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就先天注定了。当“亚拉巴马”号开始下沉时，塞姆斯试图驶向岸边，但是灌进船体的海水熄灭了炉火。他下旗投降。但“基尔沙奇”号认为“亚拉巴马”号的旗帜是被打落的，就又发射了5次，只是在南部同盟的船只开始没入水中、船员跃入水中时才停止射击。“亚拉巴马”号上有9名人员阵亡，10人淹死。
当消息传到美国时，公众的评论是：“亚拉巴马”号是用英国的橡木制造的，由英国船员驾驶的，由美国人在英吉利海峡击沉的。这些都是事实；或许如果塞姆斯不是南部同盟的军官，评论员将会加上一句，他和40名船员都被一艘英国游艇救起，因为那位游艇主看见这种情况后，立即驶来，尽可能地进行了救援。
7个星期后，“亚拉巴马”这个名字再一次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南部同盟建成了它的最强大的军舰。这艘有铁板防护的带撞角的“田纳西”号有2门7英寸、4门6英寸的线膛炮，炮塔像“弗吉尼亚”号一样是隐蔽的，舰长209英尺，装甲厚6英寸。400平方英里的莫比尔湾的入口处由3艘炮艇、2个堡垒和无数水雷加以保护。北方的法拉格特将军早已想攻击该港，但红河和密西西比河的战斗一次又一次地占用了他的舰只。然而，在1864年8月4日，他拥有了所有他希望拥有的舰只：4艘低舷铁甲舰、7艘木制单桅帆船和7艘炮艇。他缺少的唯一理想条件是西风和潮水。潮水可以加快舰队的航速，西风能把烟雾吹向主要的防御堡垒。
翌日清晨，风向合乎要求，潮水也正合乎要求。晨5点30分，舰队开始进入港口，单桅木船和炮艇成对进入(设想是，如果有一艘失去战斗力，另一艘就能进行拖引)。6点30分，南部同盟带撞角的“田纳西”号在3艘炮艇伴同下开始行动。它的最快时速是6英里，潮水对它不利。
与此同时，法拉格特的先头低舷铁甲舰“特库姆塞”号开始向防御堡垒射击。只打了两发，这将是它沉没前仅有的两次发射。在它发射时，法拉格特的先头单桅帆船发现了一个雷场，并开始后退，结果几乎与后面的旗舰相撞。单桅帆船挤在一起，不仅妨碍了后面舰只的射击，而且还遭到了南部同盟防御堡垒和舰艇交叉火力的射击。“特库姆塞”号继续缓慢地努力前进，而单桅帆船则互相挤撞在一起。后来，在拥挤的水面上，在离旗舰500码、距南部同盟的带撞角的铁甲舰只有200码处，它触到了一枚水雷。
这些老的“鱼雷”可能是原始的，不可靠的，但触及时，却有致命的杀伤效果。猛烈的爆炸短暂地吹散了飘浮在军舰上方的烟雾。“特库姆塞”号后尾翘起，前后颠簸，螺旋桨露出了水面，接着就沉没了。为了能够观察情况，法拉格特已经爬到了旗舰的索具上。当“特库姆塞”号沉没以及单桅帆船的舰长惊慌失措之时，他大吼道，“去他的鱼雷，全速前进！”
他的旗舰“哈特福德”号从混乱的舰群中脱颖而出。水雷不断碰撞船身，但没有爆炸。航道终于开通，舰队绕过行动迟缓的企图以撞角相撞的“田纳西”号，将3艘叛乱分子的炮艇追进了浅水区。南部同盟的舰队司令富兰克林·布坎南发现“哈特福德”号驶向莫比尔湾时，立即对“田纳西”号的舰长说：“约翰斯顿，紧跟上去，不能这样放过它们。”
布坎南自“弗吉尼亚”号与“监视者”号第一次交战以来，一直担任该舰舰长。后来，他被提升为海军少将。在一支没有力量进行大规模战斗的海军中，海军少将只是一个徒有其名的军衔，而且他也没有指挥大规模战斗的能力。在布坎南能够采取的所有行动中，本能的做法是追击法拉格特的军舰，把它们赶进深水区。但这是最糟糕的做法。法拉格特立即抓住了机会，命令半数的舰只发起进攻。北方的“莫诺加赫拉”号单桅帆船与南方的“田纳西”号迎面相撞，结果自身的船首毁伤严重，发射的炮弹也在“田纳西”号的炮塔上弹起并跌落水中，丝毫不起作用。北方的另外两艘单桅帆船——“拉卡旺纳”号和旗舰“哈特福德”号——猛撞“田纳西”号，随后又有3艘低舷铁甲舰驶来并开火射击。其中装备双炮塔的“奇加沙”号以11英寸的火炮连续发射了30分钟，结果“田纳西”号的船身伤痕累累；6门炮中有4门无法射击；舵链被打断；布坎南的腿被炸伤。当对方3艘单桅帆船准备再次撞击时，约翰斯顿海军上校问将军，他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竭尽全力，约翰斯顿，”布坎南回答说，“采取了一切措施后，就投降。”
约翰斯顿采取了一切措施。他吃力地降下了桅杆上代替被炸飞的旗杆的长篙，在上面绑上了一面白旗。
杰斐逊·戴维斯在两周后说：“任何时候我都将高兴地对待以我们的独立为基点而提出的和平建议。我不会接受任何其他的建议。”
南方总统的声明中有一种不现实的成分。亚特兰大已经濒于撤退的边缘。1864年9月2日，威廉·T·谢尔曼将军占领了该城。5周以后，北方的“瓦查萨特”号在中立的巴西的巴伊亚港撞击并俘获了南方的最后一艘私掠船“佛罗里达”号。又隔7天，谢尔曼将军开始穿越佐治亚州，横扫60英里宽、240英里长的地区，直达萨凡纳的海岸，沿途放火、掠夺和残酷地摧毁一切。10月27-28日夜间，南方的“阿尔贝马尔”号(又一艘按“弗吉尼亚”号仿造的带有撞角和铁护板的军舰)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普利茅斯被炸沉。
“当双方都使用鱼雷时，”法拉格特将军在3月说，“情况就不那么愉快。”北方激烈反对南方使用鱼雷。法拉格特接着代表北方说：“我一直认为这不合乎崇尚骑士精神的国家的习惯。但让敌人在这方面掌握优势，那是不行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而且骑士精神总是战争中的第二位受害者。
1864年11月，林肯再度当选美国总统。12月，乔治·H·汤姆斯将军在纳什维尔挫败了南部同盟的进攻，抓了10000名俘虏。当田纳西州已经没有有组织的抵抗时，北方开始包围北卡罗来纳州海岸上威尔明顿的菲什尔堡。
菲什尔堡控制着菲尔角河的河口。它是南部同盟的最大土木防御工事之一，临河的一面长1/4英里，另一面长3/4英里。往北20英里处是威尔明顿，它仍然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主要深水港，也是硕果仅存的南部同盟能够进出快速船只的港口。从硝石到鞋的各种补给物资都从这里运入。尽管运进的数量不大，但对罗伯特·E·李将军领导下的南方部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部分时间里，担任封锁任务的北方太平洋支队的司令是罗伯特的堂兄弟塞缪尔·P·李将军。当决定要攻占菲什尔堡时，波特就奉命由红河返回执行这项任务。经过炮火准备后，他于圣诞节开始了全面进攻。
共有600多门舰炮的5艘铁甲舰和40多艘其他军舰，每一秒钟就向菲什尔堡发射两发炮弹，以便支援北方6500名部队的进攻。但陆军并未及时到达。因此，当这些部队在圣诞节终于赶到时，又重新开始了炮击。
后来，部队进至距菲什尔堡100码时，又撤了回来，因为将军们认为该堡尚未遭到严重的毁伤。尤其是巴特勒将军判断该堡是无法攻破的。他还返回华盛顿陈述他的观点。但正当他提出报告时，传来了菲什尔堡投降的消息；因为法拉格特于1865年1月13日第三次开始炮击，并且派了2000名水兵和陆战队协同求战心切的8000名陆军发起进攻，而守军只有2100人。守军于1月14日投降。南方最后一个港口终于陷落了。与此同时，谢尔曼将军占领佐治亚州后，正在进攻南、北卡罗来纳州。1月30日，吉迪恩·韦尔斯在日记中写道：“从各方面传来了许多和谈的消息和说法。”
最后几个有名的城市也相继攻克。1865年2月17日，查尔斯顿终于被攻占；4月2日，李将军撤离里士满。华盛顿沉浸于巨大的欢乐之中。韦尔斯写道：“全城显示了前所未见的爱国主义热情。”最后，1865年4月9日，在阿波马托克的法院里，上演了4年恐怖、死亡和希望的最后一幕。李将军和格兰特将军同时登台，格兰特接受了李将军的北弗吉尼亚的南方军队向波托马克的北方军队的投降。
格兰特在检阅部队时宣布：“战争已经结束。”士兵们表达了胜利者的欢跃心情。然后，格兰特让他们安静下来并接着说：“叛乱分子现在又成为我们的同胞了。”
对亚伯拉罕·林肯来说，他们从来就是他的同胞。“夜间，消息传遍了全国，”韦尔斯写道，“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叛军的这位伟大的将军和分裂主义者最强大、最可靠的军队的投降，实际上结束了叛乱的历史。可能无赖们还会进行一些抢劫和屠杀，但不会再有军队间大规模的战斗和冲突了。”
双方的地面部队显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尽管北方有人忽视了舰队的贡献，但林肯却是承认的。就在维克斯堡于1863年被攻克后，他向美国海军的军舰和官兵表示敬意。他说：“在所有的水域，都有它们的踪迹。”他还说：“不仅在深海，在辽阔的海湾，在湍急的河流，而且在狭窄的泥泞沼泽地，以及凡是有点儿潮气的地方，它们都留下了痕迹。”
南方的海军也作了巨大的努力，但不可能对它们作出同样的评价。它的前助理部长詹姆士·D·布洛克于1884年悲哀地评论说：“所作出的全部努力不足以挽回败局，也不能大大推迟战争的最后结局。”
1865年11月6日，当南方海军最后一艘私掠船驶入英国港口投降时，南部同盟的最后一面战旗降下了。那时，林肯去世已经5个月了。他是在福特剧院被暗杀的。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和平就有可能是实实在在的，他所计划的重建工作或许有可能像他希望的那样没有痛苦和富有成果。它可能不会随风消逝。然而，30年后，甚至一位南方人都看到了取得了真正的胜利的既不是北方，也不是南方，真正的胜利属于整个恢复了统一的国家。在1894年，南方海军的一位前海军军校学员J·T·沙尔夫在回忆年轻时的经历并展望南方和北方统一后的前途时说：
如果世界各国对美国军事力量在内战中的发展壮大感到惊奇的话，那么，仔细考察一下南部同盟所取得的成就，考虑和对比战争双方的条件和环境，就可以发现南部同盟取得了远比美利坚合众国为大的成绩。如果在相互拼杀并且破坏一切搬不走的东西之际仍然各自取得了这些辉煌的成绩，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被保卫他们共同国家的一致决心所团结和激励的民族的能力，还能划定什么极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