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痛苦和剧变·第十四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19世纪上半叶，奴隶制和贩奴活动以多种方式直接困扰着美国海军。1808年，国会宣布横跨大西洋同非洲国家进行奴隶交易的活动为非法。1817年美国殖民地化公会成立，以推动把自由黑人遣返非洲。
罗伯特·斯托克顿和马修·佩里都与该公会一起 ，在创建利比里亚这个自由奴隶的国家方面发挥了作用。的确，正是佩里选择了以门罗总统名字命名的蒙罗维亚作为它的首都。1820年，国会宣布到大西洋彼岸去贩卖奴隶为海盗行为，应处以极刑。同年，密苏里妥协案为这一棘手的问题提供了一个临时性的解决办法。
该“方案”同意在北纬36°30’处(即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的北部边界)划一分界线，南面13个州实行奴隶制，北面13个州为自由人州。此前，当碰到问题时，南部各州通常总是带有歉意地来为他们“特殊的制度”辩护，称这是为繁荣经济所必需作出的安排。但是，在提出方案后的整个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里，那种协议逐渐被日益强烈的和有力的反抗所取代。
此外，由于横跨大西洋非法贩卖奴隶的活动仍在继续，美国海军于1843年建立于非洲支队，以保护美国在非洲的正常贸易并镇压人口的交易。马修·佩里是该支队的第一任司令。
海军并不仅仅是在非洲海岸碰到了贩卖奴隶的活动。在里约热内卢，一位年轻的纽约人从正在巴西-南大西洋支队服役的74门炮的战列舰“特拉华”号上岸，并记下了他的印象。“一个从非奴隶占有国家来的陌生人，一上岸就会为黑种人独特的外貌所震惊，”他写道，“搬运货物的重体力劳动就是由这些人来承担的。他们所处的状况看来是非人道的。一些人除腰系脏布外，全身赤裸，他们的皮肤由于终日暴露在日晒雨淋之下，变得坚硬、粗糙而干裂……有些人的脖子和腿均用铁链拴住，迈着沉重蹒跚的步伐。有些人排着队一个跟一个，头顶重物，一边走一边哼着含糊不清的、凄惨的调子。”
但这位年轻人注意到，同他的祖国相比，南美的奴隶制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巴西，虽然黑奴的价值“远低于其他驮兽”，但他注意到在里奥也有黑人士兵、公民和传教士。一个标准的黑人士兵“外表清洁整齐，遵守纪律，技术熟练”；一个标准的黑人公民“仪表堂堂，令人尊敬，举止端正”；一个标准的传教士“同白人伙伴相比，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更为高尚而虔诚”。
这位年仅19岁、眼光敏锐、文笔生动的年轻人名叫丹尼尔·诺贝尔·约翰逊。他在“特拉华”号上的地位很特殊。他是一个文书，因此享有某些特殊权利。他写了一本书，鲜明、生动而有趣地记载了他“在巴西”3年的生活。这本书是19世纪40年代初写的，但10年后，海上生活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因此，暂且可以不谈19世纪50年代初发生在这块辽阔的、充满潜在的爆炸性因素的国土上的事情，而来谈一下书中记载的一次短暂的航海生活。它说明了帆船海军在和平时期对待生与死的态度。
1841年11月1日，星期一，上午8点，集合大家准备起锚。11点，我们起航，驶向预定的停泊处。我们军舰的全体船员系上索具，从“宪法”号旁边驶过时，我们欢呼3次以示敬意，该舰的船员也向我们欢呼。然而他们一定是以很不同的心情来对待这种相互的祝愿。他们刚刚返回，而我们则正在离开，又一次离开我们最亲近的朋友，而且这次离开可能将长达3年之久。此外，我们的船友中有多少人会在航海中丧生……
对任何一位现代水手来说，开始远航的那个时刻的复杂心情将永远铭记于心，既有激情，又有不祥的预感，还有一丝思乡之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心情并不只是年轻水手才有。在墨西哥战争中曾攻占过圣迭戈的18门炮的小型单桅帆船“克扬尼”号的第一任舰长斯蒂芬·C·罗恩当时写道：
日落时，送走了引水员并对弗吉尼亚海岸作了最后一瞥……这种离家之情——离开自己最亲爱的人，割断同长期生活的家乡的联系——是笔墨难以形容的……相信上帝会保佑这只小船。我虔诚地希望带着个人的荣誉和我所在部队的功绩，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身边，回到使我快乐的亲密伙伴中间。
但是，不论高级军官还是低级军官，这种公开的、强烈的感情随处都有流露。它表达于私人日记之中，只能由后来的人们去翻阅。然而，只要一到海上，就先要做许多其他重要的事。对大多数人来说，其中首先要做的是使自己的情绪恢复正常。两天过去了，年轻的约翰逊注意到，“我们的后甲板上和后帆链旁今天一片狼藉。因为，自从离开岬角以来，那里一直挤满了晕海的军校学员、书记和秘书等等”。两天后，当“一阵微风”吹过这些年轻人时，“他们在登高爬杆的作业中乱成一团”。值班军官发出了一连串怒气冲冲的命令：“‘准备收起最上桅帆。’‘准备好最上桅升降索——站到最上桅绳索旁边去！各就各位，你们这群笨蛋！拉紧。收回最上桅帆！快些上去，你们这群懒散的流氓！当心我用鞭子抽得你们灵魂出窍！把帆铺好并卷起来！’”
在19世纪40年代和更早一些时候，在美国海军中确实存在鞭打士兵的情况，这种惩罚直到1850年才废除。废除这种体刑后，不仅许多军官，而且不少年长的水兵都认为今后无法执行纪律了。约翰逊认为鞭打士兵的做法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早上，集合所有的人让他们亲眼看看鞭刑。把违反纪律的士兵从舰上禁闭室中带出来，如同往常一样，由持枪的军官押送到右舷舷梯上。有2人犯了逃跑罪，2人犯了偷窃罪，1人犯了叛乱和鸡奸罪。”犯最后一种“罪”的只有1人，这似乎有些奇怪。可能这是一种同性恋强奸。不论犯什么罪，约翰逊认为处罚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的部队纪律已变得很差”。然而，在和平时期，鞭打并不是士兵遇到的最糟的事。
“在一群快乐的、大大咧咧的三等兵中，有一个安静、文质彬彬的15岁的男孩，”约翰逊写道。一天早上，这个男孩奉命爬上他通常的岗位——桅杆顶端，“他离开甲板，人们瞧见他到了桅杆上。不久，听到一声尖叫——哗啦一声——我们这位年轻可爱的船友血肉模糊地摔在甲板上——他的脑浆溅在亲爱伙伴们的身上……他的脊椎变成了两段，颈骨折断，头盖骨跌得粉碎。”
由于意外事故或疾病而死亡，这是常事。当军舰在港内时，尸体就埋在岸上，但是安葬在海上给人留下一种异常伤感和难忘的感觉。没有棺木或灵车，没有送葬队伍或丧钟。对于这种永别的方式，思想上没有逐渐适应的过程。死者的身体用织物裹着，很像是在安安静静地睡觉。尸体就用这种服饰包着扔进大浪，海浪吞没了它。军舰迅速驶走，没有留下死者葬身之地的一点痕迹……没有标记可以指明故去的船员在深海中的无人祭扫的安息地。
然而，在海上也有快乐的时候，特别是在极为美丽的里奥港上岸时。在那里，约翰逊和他的朋友们“参加了好客的法鲁克斯先生的家庭宴会，分享到一顿丰盛的、可以称为没有节制的晚餐”，并且使他们暂时忘了思乡之情。有时在岸上或航行中，也举行音乐会或舞会，我们在停止谈论丹尼尔·约翰逊以前。值得全文引用一段他对海上生活的极为生动的描述。下面是他在1842年7月9日的日记，结尾时记述了海洋给予他奇妙的快乐和富有诗意的生活。
我们继续航行，驶向预定的港口。微风轻拂，天气晴朗，使我们感到轻松愉快。最近两三个晚上，天气一直很好，微风不绝，我们的乐队呆在前甲板，大家跳舞取乐。这种风雅的活动像通常所说的，是天生的权利，因为他们一点也不需要训练，从来不需要有人教一个舞姿，一个步子，甚至不需要人说背要直，脚尖要转。大家都能不停地跳，都能以在舞厅中很少见过的准确性有节奏地跳着。不需要向人鞠躬，不必装腔作势，勿需强颜为笑，没有竞争对手，没有嫉忌和意味深长的点头，没有为跳舞场地而发生的争吵，甚至没有舞伴；因为如果露西已经订婚，而玛丽还没有，将来不愁没有舞伴，这对小伙子们说来也就够了。大家脱下防水布服，奔向跳舞的人群，跟着乐曲，尽情欢跳。尽管对跳舞的水兵说来，有个女性舞伴是十分称心和重要的，然而却没有任何女性在场，因为远在海洋，在军舰甲板上，从来看不到女人；只要用嘴唇，或用管子，或用弦奏出了音乐，大家便即刻准备随着节拍快速扭动。当风嗖嗖吹过时，就可以看到人们合着疯狂的拍子，欢度美妙的光阴。
对士兵鞭打次数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军舰的舰长。尽管每个舰长都不时采用这种处罚方式，有些人却极少鞭打士兵。对违犯纪律所采取的各种惩罚中，最少见的、也是最极端的一种，就是把人吊死在桁端。
在19世纪40年代，曾有两次特别重要的绞刑。1846年9月17日，在墨西哥战争头几个月中，一位名叫塞缪尔·杰克逊的水兵按海军准将康纳的命令被处以绞刑。他的罪行是两次把一位军官踢倒在地并且“出言不逊，反抗长官和具有煽动性”。把他处死是为了在此次引起士气日益低落的封锁行动中杀一儆百。康纳的决定是合乎法律的，没有引起公众多少批评，然而导致杰克逊犯罪的原因是令人同情的：他把一双靴子放在甲板上，当一位军官把他的靴子踢到水中后，他把这位军官打倒在地。
另一个案子甚至更为不幸。1842年末，在“萨默斯”号双桅舰上发生了一次不光彩的兵变。这艘军舰由亚历山大·斯莱得尔·麦肯齐舰长指挥，海军准将马修·佩里负责舰只的装备和人员配备。这艘全新的双桅舰是一艘试验性的船只，被用作海军学校学员的训练船，在进行从纽约到西非的处女航时，船上发生了一起兵变阴谋。哗变者企图谋杀指挥官和任何不肯合作的水兵，然后将这艘船改成海盗船，驶向加勒比海。在美国公众看来，这次兵变的带头人只有19岁(几乎3/4的船员还不到19岁)，这个阴谋好像是由于青年人读了太多的小说而胡思乱想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情况确实如此。然而，它又确实是一个严重事件，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并且有很大的成功希望。“萨默斯”号的航行速度很快，又有足够的年龄较大的有经验的水手参与，使此次冒险的航行切实可行。由于麦肯齐和他的军官们肯定案犯们“完全有兵变的决心和企图”，因此，在12月1日，他判处为首的3名哗变者死刑。
死刑是在同一天执行的，这件事到此本该了结，因为根据国会1800年通过的法案：“如果海军中有任何人企图或着手聚众叛变，应由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它成了美国轰动一时的事件。一个原因是，从技术上讲，麦肯齐虽是指挥官，但他无权组织军事法庭，因此，军官组成的会议也不是军事法庭。另一原因是，反叛的带头人菲利普·斯潘塞是陆军部长的儿子。
“萨默斯”号返航回到纽约时，召开了海军调查会；不久，在麦肯齐的请求下，军事法庭开庭，以残酷、非法处分、行为不像一个军官、对士兵进行迫害和谋杀的指控对他进行审判。这一消息引起了很大轰动，这也是他认为能澄清他名声的唯一办法。这里只需要说，经过长时间和不无遗憾的工作后，他的名声得以恢复——对他所有的指控均宣告澄清，然而尽管他被证明无罪，也并不意味着他和他的工作是白壁无瑕的。除麦肯齐外，军官中受影响最大的是马修·佩里。他是指定“萨默斯”号作为教练船的人，也是指定斯潘塞到该舰任职的人。他还任命了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儿和他的姐夫麦肯齐。这种明显的裙带关系当时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从“华盛顿”号的第一任舰长约翰·格洛弗以“家族经营”方式开始，舰队成员由一些往往相互通婚的家族组成已经成为传统。这种传统可以是一种巨大的力量，然而，在这次事件中却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麦肯齐的失误，佩里的事业和公众形象都受到影响，但不是永久性的。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不谈这些严峻而特殊的事件，只把它作为一件坏事而从记忆中抹掉。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谈佩里10年以后的成就。这些成就使佩里漫长的海军生涯和19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的历史达到了一个高峰。
他从未真正想过要去日本，他宁愿去指挥地中海支队。然而，事实是，他是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他肯定是海军中合适的人选，”一位与他共事的海军上校几年前曾这样写道，“在许多方面，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在像他这样级别的海军军官中，他是一位极为勤恳，努力工作，不屈不挠，有事业心的军官……他的耐力使所有的人吃惊，大家都知道他根本不是一个才气横溢的人，但是……却受到了尊敬和敬重。”另一位军官把对他的赞美用更为抽象又更能说明问题的语句来表达：一艘军舰“似乎因为有他在舰上才具有重要性”。
然而，选择佩里的最重要理由是由于他有过担任海军外交官的光辉的记录。他在土耳其、那不勒斯、非洲和墨西哥进行过成功的谈判。正如他自己在提到同后两者的谈判时所写的，他依靠“对被征服的人民的善意和信心，运用我所掌握的无限权力让他们感到舒心和受到保护，而不是反感”。在日本，他相信“如果你对他们非常公正和非常仁慈，他们将会以心换心……将会逐渐把我们当作朋友”。
情况非常之好，他开始时就有一个极好的态度。现代外交官可以把他提出的上述座右铭挂在办公桌上面的墙上，刻在门上，并因此而得益。但他广泛的任务是一个具有现代头脑的人很难掌握的。除了在长崎外面的一个小岛上荷兰人获得了有限的贸易权利外，自1638年以来，日本对外部世界是封闭的。对外国人来讲，日本是既被了解又不被了解的国家。除了西方最无知的人以外，大多数人至少知道它的存在；然而，除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外，很少有人对它的生活或文化有所了解。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佩里的工作主要是搞外交，但正如威尔克斯的航行一样，他的任务也是一次探险。主要的区别是，不是去探索有没有人生活在南极。佩里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他自己的国家有人定居之前几百年，日本就已经是一个开化的社会了。
在19世纪头50年，西方同日本接触的次数屈指可数。自1804年起，俄国人曾以高压手段确立了同日本的贸易；1808年，英舰“费顿”号以炮击威胁索取了补给品；1832年，一位特使乘美舰“孔雀”号前赴暹罗和马斯喀特，但尚未到达日本便已去世了；1837年，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美国商船遭到岸炮射击而返航；1845年，一艘美国捕鲸船将一些失事的日本渔民送回日本；1846年，詹姆斯·比德尔海军准将指挥的美舰“哥伦布”号停泊在东京湾入口处，除临时上岸旅游外一无所获；1848年，又一次以炮击相威胁，美舰“普雷布尔”号成功地载运一些失事的美国人离开日本。
因此，同日本人接触的记录是短暂而使人沮丧的，但佩里从这些报告中尽量了解了日本。他(从“普雷布尔”号的詹姆斯·格林处)了解到的一件事情是，日本人曾经密切注视墨西哥战争的进程，而且对斯科特、康纳、佩里占领韦拉克鲁斯的情况留下了深刻印象。与此同时，有些日本人正在学习西方在武器、医药和其他科学方面的先进技术。走私书籍是了解这类先进知识的唯一来源。如要找一个现代的同样的例子的话，那么苏联也是靠走私的圣经和地下出版物来了解西方的。但是，尽管苏联同美国之间有很多限制和敌对，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有许多共同点，并且有贸易以及外交方面的交往，因此这种对比并不完全成立。把佩里的航行比作星际交往也不合适，因为这种比喻距事实太远。
在佩里那个时代，最贴切的例子是中国。英国同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迫使后者将贸易特权给予西方国家。在那里，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不情愿地参加到现代世界的行列；但是，中国从未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因此这种比较也不全面。另外，日本不像中国，不会因直接使用武力而开放自己。当然，佩里本来是可以这样做的，但他接受的命令(大部分是他自己起草的)包括以下内容：
他的使命必然具有和平的性质，他不能诉诸武力，除非是为了保卫他指挥的军舰和人员而进行自卫，或者是为了抵抗对他自己或对他的军官的个人暴力行为。
简言之，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可以与佩里的日本之行相比拟的实例。他的日本之行是独一无二的。选择“独一无二”这个被人们滥用的辞的理由有3条：方法是和平的；接触的国家有着古老的文明；200多年以来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家正式地和自愿地与其他国家隔绝，尽管它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对方的存在。
尽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均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况，现状显然不可避免地迟早会发生变化。这就很容易让我们把佩里看作是一位改变现状的代表。然而他的作用远非如此，因为正如他在出发前所写的，他正在从事“一项事业，这项事业如果不成功的话，且不说我个人将受到屈辱，还会严重地推迟最终实现预期的目的：打开同日本的友好交往”。
他率领由4艘军舰(“密西西比”号、“萨斯奎汉纳”号、“普利茅斯”号和“萨拉托加”号)组成的舰队于1853年7月14日抵达东京湾。任何有足够军舰和枪炮的人都可以攻进日本。任何准备让自己受到屈辱的人都可以用谄媚的手段进入日本。前者将带来恐怖、愤怒，而且很可能会摧毁日本的独立；后者，如在日本出岛的荷兰人，将会仅仅以一个被蔑视的对象而存在。但是，极少有人能够像佩里那样，既开辟了同日本的贸易，又得到了日本的尊敬，同时还避免了对它的独立的任何损害。
他取得了成功，因为他的看法正确，言谈正确，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对待日本人的态度如同他期望日本人对待他的一样。他把日本人作为平等的对手加以尊重，但不是服从他们。他那予人深刻印象的体格，他那深沉的声音，他那指挥若定的风度——他所造成的“重要感”——同他小心谨慎的作风以及军舰的明显的潜在力量加在一起，都有助于达成同一目的。在君主统治下的日本政府体制被称为“幕府”’，直译为“幕后的政府”。佩里运用了这种“隐藏在幕后”的做法，在碰到一位同他级衔相当的官员以前，他在公众面前一直不暴露自己。他拥有威慑力，但不进行威胁。由于讲话必须经过翻译，仪表就比通常更为重要。繁琐礼节由于很少使用而更增强了效果。佩里在他的外交经历中了解到，同一个骄傲的民族，一个“讲形式的民族打交道，有必要或者把一切礼节都抛开，或者比犹太王更犹太王，即更讲究个人的排场。这两种极端的做法我都采用了——在适当的场合，我举行盛大仪式；当这种盛大的仪式同我们的习俗不一致时，便不举行”。
这种赤裸裸的说法可能被误认为佩里是用欺诈和无耻的手段诱使日本人签订条约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很聪明，没有根据日本人的技术水准来衡量他们，而是承认日本人是聪明的民族，完全有能力自行评价他的动机是否真诚。他注意形式，因为形式是重要的；但如果运用形式时没有真诚，他也不可能把事情处理好。正如使团的正式报告所写的：
他感到，要以日本人最能理解的方式教育他们，既要保持严肃，又要克制，还要对他所做的或要求他们做的采取非常公平的态度。要教育他们尊重他来自的国家，并且暂时放弃他们已习惯的对陌生人的傲慢和粗暴态度。日本人十分理解他，因而立刻吸取了教训。
就这样，佩里和日本天皇的代表在1854年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签署了“通商友好”条约。和平时期的海军又一次向世界扩展；当年9月19日，海军部长詹姆斯·C·多宾写信给佩里：
您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声望。您为您所服务的光荣的军种增添了新的荣誉。我们都希望，您为国家、为贸易以及为文明所获得的巨大胜利将会造福于尚未出生的后代。
回头来看，海军部长上面的这段话，包含着许多可悲的讽刺意味。尚未出生的后代享受到了这种胜利的福泽，但同时也忍受许多严重的灾难。与此同时，日本本身也忍受了许多灾难。虽然佩里本人得到了日本人的尊敬，但他没有，很可能也无法完全了解他的出现在日本人心中造成了多大的混乱。然而，他和其他任何人都能看到紧接而来的日本国内的实际动乱。日本事实上的统治者“将军”(天皇新封的“大名”——地区军阀——中最有势力者)为了国家安全的利益签署了条约。但日本的天皇是一个保守而仇外的人。他根本不相信蒸汽船能从大海的另一端把大炮运来；他不相信这种军舰有可能把一支不可战胜的武装力量带来反对日本。因此，他不愿批准这个条约。虽然他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但他的批准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他还得到同他一样偏狭的“大名”们的支持。于是，内乱爆发了，并且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内战。
结果，西方并非有意但却是直接地给予日本的第一个礼物是长达15年的冲突。
内战于1868年以保皇党取胜而告终。但老的天皇去世了。新天皇选择的象征其统治的年号是“明治”，意即“开明的统治”。他的确实行了这样的统治，因为不仅是老天皇，而且是整个幕府体制都已经消亡了。
明治天皇新的开明的统治概括在《五条誓文》中，其中包括“富国强兵”。这是一句老话，但可以赋予新的解释。因为从亚洲各国的例子中，新日本的领导人看到了摆在前面的两条道路：要么他们的祖国变成西方的殖民地，或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或两者均是；要么保持独立——如果它能同它的新的潜在敌人一样强大的话。
考虑到他们的国家新近遭受到的巨大创伤，日本人竟能非常清楚地看到国家未来的道路，并且团结一致地走上这条道路，这是令人吃惊的。他们懂得，海洋不再像过去几个世纪一样一直是他们的屏障；相反，它已成了潜在危险的通道。因此，他们不仅加强了陆军，而且还立即创建了一支完全现代化的海军。在内战期间，各派均获得了一两艘军舰，战争结束后，幸存的军舰立即由帝国控制；6年以后，即1872年，日本帝国海军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由于日本当时自己还不能建造军舰，这就为西方造船厂提供了好生意，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公司急切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然而，至少有一个美国人看到了其中严重的含义。在1864年美国处于内战期间，联邦的一家船厂为日本建造了一艘军舰，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想把它拿过来交给联邦的舰队。韦尔斯征求国务卿威廉·H·西沃德的意见时，得到了一个毫不含糊的回答——立即接管；因为，根据西沃德的意见，日本不应该拥有这艘军舰，原因有二：第一、这艘军舰对联邦舰队确实有用；第二、他说：“如果他们得到这样的军舰，他们将开始干起海盗的勾当，在海上兴妖作怪。”西沃德发表这种意见时，距海军部长多宾给佩里写乐观的祝贺信刚刚过去10年。对比之下，西沃德的话确实是一个不祥的指路牌，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情况。
在马修·佩里为他划时代的日本之行进行准备并付诸实施的同时，海军上尉马修·莫里(仍主管华盛顿的海军观测站)正着手实现他自己的宏伟计划。马修·莫里1806年生于弗吉尼亚州，是个地道的南方之子，但他不赞同南部的奴隶制。然而，他虽不赞成奴隶制，却更为担心南部的生活方式可能被强大的北部经济所破坏。他设想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1851-1852年开始形成。当时，在海军上尉威廉·L·赫恩顿和考试及格的候补海军军官拉尔德纳·吉波恩的指挥下，海军探险队对亚马逊河进行了考察。他们考察的正式目的是估价这条河流的适航性，并且探明巴西同美国贸易的捷径，但莫里私下命令他们要为南部的种植园主找到土地。如能找到大片合适的土地，莫里的打算是将数以千计的奴隶迁出美国，在一个不会受到北部经济威胁的地方重建南部的经济。
当然，此事毫无结果，但这一异想天开的计划却说明了奴隶制问题的日益紧迫性和南北方的意见分歧。此后不久，伊利诺伊州的一位律师发表了一篇演说，这次演说后来闻名于世。由于反对同墨西哥的战争，亚伯拉罕·林肯失去了在国会的议席，重操律师旧业。现在，为了再次担任公职，他在芝加哥西南125英里处的小城皮奥里亚发表了演说。他宣称：
奴隶制起源于人的自私本性——反对这一制度是基于人类对正义的热爱。这些原则是永远对立的。当奴隶制蔓延，导致激烈碰撞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停顿的震惊、痛苦和剧变。
每一个美国人都缓慢而清楚看到，密苏里妥协案正在失败，并且不会再有妥协。1858年，在皮奥里亚发表演说的4年以后，林肯在竞选参议员的演说中宣称：“我相信这个国家不能永远忍受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它将会或是前者或是后者。”他多次加强语气，作了一个骇人的预言：
自从提出结束奴隶制的政策以来，现在已经进入了第5个年头。这项政策有确定的宗旨和大胆的承诺，即结束对奴隶制的煽动。在实施这项政策时，煽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还在不断加强。我认为，在出现危机和渡过危机之前，这种煽动将不会停止。
究竟是什么样的危机，他没有也不可能具体说明，但是，危机已在迫近。1860年11月，林肯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同年12月，肯塔基州参议员约翰·J·克里坦登(一位南方人，但强烈支持联邦成为一个整体)作了一个毫无希望的尝试，建议把自由人州和奴隶制州之间的分界线向西延伸至太平洋。这是一次保护联邦制的真诚的尝试，但是不可能实现。林肯和他目前所领导的党派已宣誓要阻止奴隶制任意的和进一步的蔓延。由于克里坦登主张妥协的企图没有成功，危机便迫在眉睫。1860年12月20日，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在查尔斯顿一致宣布：
南卡罗来纳州同其他州之间目前存在的以“美利坚合众国”命名的联邦特此宣告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