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与冲突·第十二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怎么会有人“同意把我们的老舰毁掉，把我们的海军变成一群海怪？”詹姆士·保鲁廷在提出这个问题后喘着气说，“蒸汽快把我蒸死了！”
作为一位深受人民欢迎的作家，他可以编造一些简洁的句子。然而，如果他只是一位作家，许多句子也早就被遗忘了。他提出的有关海军的一些说法之所以至今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是因为他在60岁时，对海军事务的终生兴趣使他获得了某种政治地位，1838年6月，他取代马伦·迪克森出任范布伦总统的海军部长。范布伦还给他作出了明确的榜样，用新总统的话来说，美国“根本不需要海军，更不需要以蒸汽为动力的海军”。
保鲁廷作为一位作家的能力，早在1815年当他获得海军委员会首席秘书的职务(年薪为2000美元)时，就得到了官方某种程度的承认。由于他的书记员承担了大部分工作，保鲁廷(像许多作家一样，他一直“贫困潦倒”)发现这项工作给了他“闲暇、尊敬和独立，而独立活动尤其令人愉快……我的精神很好，我的前途光明，我从各方面获得的待遇都包含着别人对我的尊敬的因素”。他还以一种迷人的天真情绪注意到当时的海军部长本杰明·克劳宁希尔德“以可以想象到的最有礼貌的方式抽我的雪茄”；他完全适应了委员会当时的情况。
在他担任海军部长前一年，通过铺设“宾夕法尼亚”号的龙骨，委员会对“富尔顿第二”号汽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迅速的反击。“宾夕法尼亚”号排水量超过3000吨，垂直高度为210英尺，载有120门炮，是美国海军曾经建造过的最大的风帆军舰。它也是海军委员会最后的一个大手笔，是对广泛要求现代化——这是大量浪费财力——表示篾视的一种漂亮的姿态。当“富尔顿第二”号的船身建成并进行试航时，皇家海军的舰队中已经有了21艘蒸汽动力的军舰，而法国海军则有23艘。保鲁廷，这位热烈拥护风帆式军舰的旗手，坚决地与海军委员会站在一起。但是，尽管就其倾向性来看，保鲁廷是逆时代潮流的，他还是在任职后的几天内，出于偶然的机会，卷入了美国海军在和平时期最有进步意义的业绩之中。因为在1838年7月，签署命令派遣威尔克斯探险队前往太平洋和南北极的时刻已经来到。
正如命令的第11段所述，这次探险需要达成范围非常广泛的目标。
所有被普遍认为只属于海军军官的与天文学、测量学、水道测量学、地理学、测地学、磁学、气象学及物理学有关的职责，都应成为这次探险的重大研究对象。我们充分相信，还没有人具有履行这些职责的充分资格。
此外，还要进行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矿物学和贝类学方面的调查研究；如有可能，这些研究由卫生军官负责。这是一份奇妙的一揽子的指示。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知识状况。但是，这是亚历山大·冯·黑波尔特达男爵生涯的巅峰。或许黑波尔特达是公认的具有多方面天才的人物，是在每一个需要知道的问题上几乎都有涉猎的人物。在18世纪临近结束时，这位男爵曾经在南美漫游了5年，接着用了21年的时间写了33本关于南美的图书；甚至在威尔克斯探险队就要出发时，他还在编写一部五卷本的有关天体物理(定名为《宇宙学》)的图书。如果一个人能完成这么多的工作，那么4艘军舰上的美国海军军官遵照保鲁廷范围广泛的命令，就可以取得相当大的成绩。
这些命令并不是保鲁廷真心实意想下达的。他只是在命令需要签署时碰巧在位的人。这次探险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816年；当时，美国陆军的一名前上尉约翰·C·西姆斯宣布，南极和北极的中心是大得足以容纳风帆军舰的深水洞，他预言，驶过这两处深水洞，将证明我们这个行星是由若干同心的、可以居住的区域组成的。
这种愚蠢之极的理论为一位名叫杰里迈亚·N·雷诺兹的文职“科学家”所接受。他坚持这种理论达8年之久。在他最终失掉对极地水洞理论的信心后，雷诺兹仍对南极的探险苦思冥想。1828年，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海军部长塞缪尔·索瑟德也对这种探险发生了兴趣。长期以来，在英国和法国的海军中，探险一直被认为是和平时期海军的职责；1768年和1779年库克海军上校的远航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因此，索瑟德正确地认为，美国海军能够也应当发挥它的作用。但这中间总是出现一些障碍，主要的障碍是经费问题。一些热心的人已经失去了兴趣。然而，科学导航方面一位公认的专家查尔斯·威尔克斯海军上尉从官方第一次对此表示兴趣以来就与这项计划发生了联系。因此，当探险终于可以成行时，他就被任命为探险队队长。他在担任这项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功不仅来自探险本身，而且在于他那本记述探险的畅销书，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00万平方英里的南极土地。这对一名海军上尉来说，是一个不坏的奖赏。
“先生，”威尔克斯在1838年8月22日写给保鲁廷部长的信中说，“我荣幸地通知你有关探险队的情况。它于19日9时出发。亨利角位于北偏西的25英里处。风向东北偏东。微风，舒适。”
1839年1月6日，他发来了进一步的消息：“‘文森尼斯’号离开里约热内卢港……先生，我荣幸地告诉你，我们已经启程了。‘孔雀’号、‘海豚’号以及供应船‘海鸥’号和‘飞鱼’号结伴同行。”
“海鸥”号碰巧并不是戴维·波特曾经使用过的汽轮，而是一艘100吨的试验性三桅纵帆船，上装两门火炮。它于1839年底在合恩角外失踪。“飞鱼”号是一艘类似的船只，于1842年在新加坡被没收和出售前一直随探险队行动；此后，就以走私鸦片而开始了声名狼藉的活动。“孔雀”号是1828年“孔雀”号的改进型。它曾经远航至俄勒冈州的哥伦比亚河，1841年7月18日在那里毁坏。“海豚”号是1836年在波士顿建造的有10门炮的双桅帆船。它参加了整个探险活动，最后于1854年在中国海沉没。但“文森尼斯”号胜利地完成了全部任务。
威尔克斯乘坐“文森尼斯”号，经过马代拉至里奥，往南绕过合恩角，在土阿莫土群岛和社会群岛进行了探测，然后至萨摩亚。1839年12月抵达澳大利亚的悉尼后，向南于1840年1月19日，大约在东经160°、南纬67°处发现了陆地。今天，人们可以很容易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地点。部分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威尔克斯曾经到过那里。人们应当记住，他和同伴们在航行中没有无线电和卫星等现代化导航器材，没有优质的粮食，没有医疗卫生用品，也没有空运。同样，人们也容易忘却，他们在航行中甚至连一张他们目的地的像样的海图都没有；他们除船只、技术、意识和勇敢精神外，什么都没有。今天，人们不利用任何现有的器材就进行这样一次航行，会被认为是傻子。然而，库克、威尔克斯和其他所有的伟大探险家要想进行探险活动，就没有其他的选择。那个时代的诗人阿瑟·休·克拉夫在他的诗句中有过生动的描绘：
哪里是航船要去的地方？
远方，
在遥远的前方，
这是海员们知道的一切。
哪里是他们的来处？
后面，
在遥远的后方，
这是他们能说的一切。
如果打仗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或者扩大通商，而且也是为了下一代人能够更安全地生活，那么，这些早期的探险者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探险，同样也是为了后人能够更安全地航行。这种说法对威尔克斯的探险来说，是非常恰当的，因为由他勘测制成的许多太平洋海图在一个世纪后的对日战争中都派上了用处。
威尔克斯沿着冰河，途经将近1000英里的南极海岸，最后到达了现在称为沙克尔顿冰礁的地区。在经历5个星期的强风、雪暴、冰山、结冰的甲板和索具的考验后，他们掉头北驶，返回到条件不那么恶劣的地区。他再一次由悉尼驶至新西兰，然后对斐济群岛进行了4个月(1840年5-8月)的勘测。在海上，他们标明了50处暗礁和154个岛屿；在岸上，却发生了流血事件。岛民们杀死了两名军官；为了进行报复，探险队不成比例地杀死了57名岛民。探险队从斐济驶往火奴鲁鲁过冬，并对南面的岛屿进行了勘探。1841年4月，他们又驶往美国西南部的海岸，对构成加利福尼亚北部海岸线的皮吉特海峡以及哥伦比亚河、威廉梅特河和萨克拉门托河的部分河段进行了勘测。这项工作用了整整一个夏季。勘测是一项缓慢的、乏味的和非常重要的工作。人们也很容易遗忘，每一个点的深度之所以能够标在图上，是因为有人不怕麻烦进行了实地测绘的结果。
威尔克斯不仅对后来的继承人，而且还对同时代的探险家，如英国皇家海军的詹姆士·罗斯提供了帮助。罗斯在1818年曾是第一个企图测定西北航道的探险队的一名成员；而且在威尔克斯向南航行时；也正准备进行同样的航行。威尔克斯在南极之行后，送给了罗斯一份新的海图，因为“在我准备这次航行所需的仪器时，他曾亲自给了我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南极，当然，罗斯发现了维多利亚陆地和罗斯冰障，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很大一块土地，此外还被封为爵士——总而言之，得到了大有益处的奖赏。
从萨克拉门托，威尔克斯回到火奴鲁鲁，接着经过加罗林群岛至马尼拉，沿途都进行了勘测。从马尼拉，他又前往菲律宾的苏禄，最后掉头经过新加坡和好望角返回美国。这次航行几乎整整用了4个年头。1842年6月9日，他回到纽约，带回了大量的新的知识财富。这对美国海军说来是一种新英雄主义的体现。它证明海军在和平时期能够发挥在战争时期永远不能发挥的作用。海军在战时有助于形成世界的格局；海军在平时则能扩大这种格局。
然而，带回大量知识财富的威尔克斯发现国内有更多的事情等待着他去做。在他不在时，海军没有随着时代一起前进。巨大的变化已经开始发生，甚至在“文森尼斯”号停靠在纽约港时他就已发现变化。确实，威尔克斯探险队的胜利返回只是使得1842年成为美国海军转折年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件。
威尔克斯探险队中的船只，没有一艘是以蒸汽为动力的。当船队于1838年起航时，“富尔顿第二”是美国海军拥有的唯一一艘汽船。它的指挥官是奥利弗·哈泽德·佩里的弟弟马修·卡尔布雷斯·佩里。马修出生于1794年，比奥利弗小9岁，但多活了39年。他们参加了同一支海军，但在他们死时，却留下了基本上完全不同的舰队。奥利弗指挥500吨的双桅帆船在湖上作战时赢得了声誉；而马修则指挥3220吨的蒸汽动力的快速舰跨越大洋在几千英里以外的日本获得了光荣。
马修本人是促成美国海军发生变革的动力之一。他的观点大致是：1812年战争中的任何很好的事物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再是很好的了。1833年，由于军官学院再次推迟建立，他在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设立了海军文化宫。文化宫是进行自我教育而非正规学习的场所。它包括学习室、图书馆、阅览室，超出了任何人曾经组织过的规模。在1839年，当英国海军大臣查尔斯·伍德爵士在议会里提到“富尔顿第二”号时，佩里完全同意这位英国人的意见：“在这个国家里，在这个蒸汽航行发祥地的国家里，这艘蒸汽动力船竟是政府拥有的唯一蒸汽船，这是很奇怪的。”
考虑到美国当时有700多艘商用汽轮，美国海军却缺少蒸汽动力的军舰，这不仅有些令人奇怪，而且也是荒谬的。一年前，佩里一直在欧洲旅行；回国后，他以在国外学到的知识施加了影响，并且发挥了想象力和付出了精力，以致国会于1839年3月通过了授权建造两艘蒸汽快速舰“密西西比”号和“密苏里”号的法案。这一对姊妹舰各长229英尺，排水量3220吨，在船腹有4门炮和双蹼轮。海军委员会和保鲁廷对此发怒了。
1840年的另一项进展是在费城和诺福克建立了海军学校。即使如此，许多国会议员还是同意伊利诺斯州众议员约翰·雷诺兹的名言。“什么？”他惊呼道，“在修道院里对水兵进行教育？把人安排在学院黑暗的避难所里学习如何在风暴中驾驶舰只？这不行，先生！”
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在1841年，政府先于所有其他国家的海军，开始建造一艘有水下螺旋桨，而不是蹼轮的蒸汽动力军舰。由于突如其来的可能与英国发生战争的恐惧，海军军官增加的数量相当于过去20年内增加的总和。后来，英国和美国的政府都发生了更迭，战争恐惧(因一名英国人在美国遭到谋杀而进行逮捕引起的)迅速消失。但是，当1842年威尔克斯在胜利声中返国时，这种人员的增加已经成为这位探险家发现的最大变化之一。但是，甚至这种变化也不是最后的或者最重要的变革。
在1841年，有3个人先后担任了美国总统的职务。范布伦于3月4日离任；威廉·哈里森(和杰克逊一样，是1812年战争中另一位成功的陆军将军)同日就任总统，但一个月后去世；接着由副总统约翰·泰勒接任总统。确实，从1841到1853年期间，出现了不少于7位总统和10位海军部长。10位部长中，有5位是在泰勒内阁中任职的；其中工作最有成效的是艾贝尔·P·厄普苏尔。他出生于弗吉尼亚州。
“战争，”厄普苏尔在1841年向泰勒总统报告说，“通常是由于贸易上的竞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引起的。一支有充分力量的海军部队是制止这种争端与冲突的最好工具，因为它能迅速弥合贸易遭受的创伤，保护贸易的进行。”传统上的农业地区对民主党的支持使得该党长期以来一直不喜欢海军。在民主党统治国会的时间里，厄普苏尔在海军的行政领导中表现十分突出。在他担任部长期间，建立了永久性的本土支队，因为把所有的军舰派往遥远的海外，意味着紧急情况时要把它们召回就要用很长的时间。他对1842年海军费用的概算超过850万美元，比上一年多一半以上。他是根据恰当的计算要求增加经费的。他估计，为了保护贸易和领土的安全，美国“还要增加一半的力量才能遏制世界上最强大海上国家的海军部队”。在这里，他第一次运用了国际海军力量对比的标准。在19世纪后期，这种标准将成为英国皇家海军“两大国标准”的试金石，而在20世纪初，它将成为所有造舰竞赛和裁军会议的基础。
1842年的海军预算中，有25万美元用于建造本应成为海军发展里程碑的“斯蒂文斯炮台”。这种船只被称为“炮台”，意味着它是一种火炮掩体，因为人们坚定地认为，蒸汽船最多只能是附属于地面防御工事的游动炮台。然而，“斯蒂文斯炮台”是一种恰当的船只，如能建成，就将是世界上第一艘远洋铁甲舰。可是，这种殊荣却属于1859年下水的法国的“光荣”号，而“斯蒂文斯炮台”由于国会不愿支付全部发展费用而告放弃，并成了美国海军史上另一个本来可以成功的伟大设想。
厄普苏尔部长的主要长处在于他在指导海军的发展时有明确的方向感。不幸的是，美国海军当局中有许多人却缺乏这种方向感。这种情况从1842年建成“密西西比”号和“密苏里”号后“坎伯兰”号和“萨凡纳”号接着下水得到了具体反映。明轮船是一种先进的船只；但“坎伯兰”号和“萨凡纳”号是1812年战争后下水的两艘快速帆船，而这种快速帆船已因明轮船的出现而变得过时。这种快速帆船不是陈旧无用，因为技术的发展永远不会使得此前的技术立即彻底、完全地失效。在一段过渡时间内，老的技术不会立即失效，只是减少了部分效率。然而，在同一年内制造上述4艘舰只，其中又有2艘是25年以前设计的，这表明了该世纪中叶的海军处于何等混乱的状况。
产生这种混乱的大部分责任需由海军专员委员会集体承担。但是，这种体制的一个弱点是，现已年老体衰的专员们，没有一人对管理不善承担个人的责任。在这一领域中，厄普苏尔的明确看法可以在不遭到什么反对(只有专员们反对)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在1842年8月，他撤消了委员会，代之以一个可以运转的体制；而这种体制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将成为美国海军管理的基础。它就是建立一些海军局。
开始时，共建立了5个局：给养和服装局，由一名军官或文职人员领导；卫生与军医局，由一名海军军医领导；军械与水道测量局以及海军船坞与造船厂局，均由海军上校领导；最后一个是由一名建筑师领导的建筑、装备和修理局。该局的别名为破坏与绝望局，反映了这一新体制早期令人恼火的缺乏效率的状态。但它比海军委员会有很大的改进。
采用这种新的体制虽然是厄普苏尔对海军的重大贡献，但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创造。年轻的军官一直大声疾呼地要求进行此类改革。其中最突出的是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马修·方丹·莫里海军上尉。他在4年的时间里，用笔名在《南方文学通讯》中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过去的海军委员会。这些文章给厄普苏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解散委员会的同一年，莫里担任了海图与仪器库主任。海图与仪器库设在华盛顿，后来改为海军观测站。现在让我们暂时离开这个问题，研究一下在今后几年中，海军、国家政策和实际的地理位置这3项因素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并互相作用的。
在地理上，缅因州、俄勒冈州、得克萨斯州、墨西哥、太平洋诸岛和中国这些焦点分散于广阔的地域。在政治上，扩张主义者无耻地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满怀信心地窥视着未来。而海军在其中的作用是通过具有相同态度的个别军官显示出来的。他们是：查尔斯·威尔克斯、托马斯·阿比·凯茨比·琼斯、劳伦斯·卡尼和罗伯特·斯托克顿。
地理政治上的第一个症结是缅因州和1842年的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在缅因州和加拿大的边境上，约有12000平方英里的土地仍然归属未定。丹尼尔·韦伯斯特国务卿和英国大臣阿什伯顿勋爵之间签订的条约解决了边界问题，把7000平方英里的土地给了美国，从而使美国略占便宜。但在大陆的西北端，加拿大和俄勒冈州之间的边界也出现了类似的争端。由于这一原因，查尔斯·威尔克斯探险的一项成果没有公开发表。他在20年内，除那本畅销的《故事》外，还和同事合著出版了20多本图书，但为政府撰写的特别报告则1911年以前没有公开发表。报告中谈到的某些情况，如旧金山港的优越条件、皮吉特海峡和胡安·德富卡海峡通商的可能性等，都曾在《故事》中提到，但在秘密报告中，威尔克斯建议政府宣布对所有这些所谓的“俄勒冈领土”享有主权。这一地区位于北纬42°至54°40’之间，西临太平洋，东接落基山脉，共约50万平方英里的面积，远大于目前的俄勒冈州，除盛产鱼类、皮毛和木材外，地下尚蕴藏有未曾发现的矿产资源。
这份报告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因为政府担心它的重要建议将会损害涉及缅因州和俄勒冈州的谈判。当双方同意签署1846年条约时，有关领土的划分是比较合理和平等的，即双方沿49°线划界，加拿大获得温哥华岛，美国获得285000平方英里领土。因此，在这次事件中，威尔克斯的秘密建议没有对谈判产生直接影响；但他描述西海岸地理及其他情况的公开著作，却在全国引起了对包括太平洋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的兴趣。威尔克斯预料，不仅俄勒冈，而且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将会并入美国。他还指出，美国一旦控制太平洋海岸，将会方便与南美西海岸、整个太平洋和整个亚洲的联系。这些建议使人非常着迷，表明美国具有了真正的全球观念。为了实现这些建议，海军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进行扩建。
1815年时，托马斯·阿比·凯茨比·琼斯是一名海军上尉。他参加了不必要发生的新奥尔良之战。到1842年，他已经成为海军准将，负责指挥美国海军的太平洋支队。同年10月，他攻占了当时西班牙在上加利福尼亚的首府蒙特雷。两天后，他把该城交还给原来的主人。后者丝毫没有愤怒之意，而是以同情的心情说，处在他的地位，他们很可能也会采取大致相同的做法。
这种奇特的情况恰好反映了西班牙帝国的逐步衰落。琼斯是地面指挥官，被迫在没有全面可靠的情报的情况下冒险采取行动。他掌握的全部情况是，加利福尼亚已经从墨西哥分裂出来；墨西哥尽管仍然宣称加利福尼亚是它的领土，但已承认了新的政府。他还知道，6年前，即在1836年，被墨西哥占领的得克萨斯已经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由于得克萨斯的归属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英国和法国都已卷入这一事件；俄勒冈州在边界问题上与英国的争执尚未解决；法国已经控制了马克萨斯群岛；英国的一支舰队已经从秘鲁的卡亚俄起航，不知驶往何处。
这些情报都是精确可靠的。但促使他占领蒙特雷的，却是刊登在墨西哥报纸上的一则错误的报道：墨西哥和美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琼斯从这则错误的报道推断：英国的舰队可能通过同墨西哥的秘密协定，欲以武力威胁占领上加利福尼亚。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他将不能使其企图得逞。
这种推论表面上是有道理的。如果推论是正确的，琼斯采取的主动行动则是值得称赞的。但对琼斯说来，不幸的是，报纸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虽然墨西哥的官员没有因此大做文章，琼斯也无法推卸责任。如果他的推论是正确的，他就成了英雄。现在，他却被解除了职务，但这只是暂时的，主要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失宠。很快他就获得了另一项职务。如果说他过早地采取了行动，那也没有违背海军或全国的意愿。
威尔克斯探险的目的是“为海军提供益处，为国家增加荣誉，并为通商提供极大的有利条件”。它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而且继此之后，海军又采取了一个主动行动。在琼斯主动在加利福尼亚采取他那种方式的外交行动之前不久，指挥“星座”号的劳伦斯·卡尼海军准将在香港获悉，英国刚刚在中国获得了通商权。和琼斯一样，卡尼不想对此无动于衷。但和琼斯不同，他巧妙地综合运用安抚手段、果断措施以及与中国地方官员已经建立的良好关系，提出美国也应享有同等的待遇。当卡尼于1842年底离开香港返回美国时，他知道已经签署了通商条约，而且不久之后双方就批准了该条约。
对仍然年轻的美国海军来说，1842年完全是丰收的一年，是舰队将会为它取得巨大的和多方面的成就而感到骄傲的一年。在那一年，英国诗人阿瑟·克拉夫仅有23岁，尚未写下“莫说斗争无用”这首诗。温斯顿·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引用了这首诗，从而使它流传世界。但1842年，在华盛顿，当人们想起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及更远的地区时，美国海军的人员——确实说很可能是整个国家——会对诗人最后几句诗产生强烈的同感。诗人说：
当晨光初照人间，
那光芒岂止透过东窗；
太阳在前面缓缓地上升，
多么缓慢啊！
但是请看西面，
大地已是一片辉煌。
在西方，出现了一片充满希望的大陆——如果它现在的主人能够被说服离开的话；在这片大陆之外，还有一片充满机会的大洋。威尔克斯曾经提出过这个梦想；卡尼在实现这一梦想的过程中迈出了第一步。不久之后，阿比·凯茨比·琼斯将再一次出现在加利福尼亚海岸。但甚至在此以前，罗伯特·F·斯托克顿活动的舞台已经准备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