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支值得尊敬的海军·第三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阿诺德在尚普兰湖遭到惨败之后，殖民地海军的快速帆船“复仇”号舰长兰伯特·威克斯上校于1776年10月29日奉命护送本杰明·富兰克林前往法国。“你们安全地、迅速地抵达法国，”威克斯接到命令说，“要比你们缴获任何战利品都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因此，你们在这次外出航行中，不应延误时机。”此外，在这位尊贵的客人抵达法国时，应保持绝对的秘密。他接到的命令还称，此后，“在你引起他们的注意之前，你最好直接溯海峡驶至英国海岸。”
富兰克林是从国会秘密通信委员会接到命令的。“你可以很快看出，”命令称，“法国尽快参战对确保美国的独立是多么重要；按照指示从法国购买到我们想要的战舰又是多么必要。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军舰迅速驶抵这里可能会一劳永逸地决定斗争的命运。”
法国一直谋划要对七年战争进行报仇，因此准备接受富兰克林的意见。但是，在伯戈因于萨拉托加惨败从而使他们相信美国有取胜的希望前，他们并不准备做更多的事情。此后，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意志坚定地参加了战争。
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殖民地的海军一直横跨大西洋运送外交人员来往于美法之间，但由于这种行动必须保密且谨慎小心，人们对此在公开场合很少谈及。因此，它们在今天已经大都被遗忘殆尽，然而在当时，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活动。如果没有阿诺德在尚普兰湖的迟滞行动，这些活动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这就是海军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最重要贡献。它比海军的任何“骚扰”活动都有大得多的军事价值。
或许除了需要保密外，这种运送任务看来也略微贬低了任务执行者的价值，因为海军官兵是很不乐意接受这种任务的。在向富兰克林告别后，兰伯特·威克斯肯定乐于开始执行命令的第二部分：“直接驶往英国海岸。”这不仅更像一次真正的海军任务，而且具有更令人兴奋、更有创造性的前景：他将是美洲大陆把战争引向敌人内海的第一人。
“复仇”号于1771年1月离开圣纳泽雷前往英伦海峡巡弋。在这一水域，此时是一年中最折磨人的时刻，因而也是最佳的袭击时机。威克斯迅速获得了5件战利品(3艘双桅船、1艘纵帆式双桅横帆帆船和1艘海船)。这些战利品对他来说使得这次航行成了一次“过得去的胜利”。纵帆式双桅横帆帆船“燕子”号是一艘邮船，正由福尔茅茨驶往里斯本，在投降前战斗了一个小时。双方都有人受伤，但无人死亡。在“复仇”号上，舰长的左臂齐肘以上被打断，而“海军陆战队的中尉腰间中了一弹”。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可能会发现陆战队员在“每个团里都是废物”；但对其他人来说，他们则是作战行动的不可缺少的成员。威克斯的部队中就有陆战队的2名军官和30名士兵。
威克斯在法国出售了战利品以便支付官兵的薪金并保持“复仇”号的战斗力，此后，他在4月与殖民地的横帆双桅船“列克星敦”(这个名字将使许多美国军舰感到光荣)号以及独桅前后帆快船“多尔芬”号会合。顺便说一句，“多尔芬”号是一艘英国船，在母港多佛尔被秘密卖给美国。5月，这3艘船启航，越过海峡前往爱尔兰海，以试试它们的运气。实质上，这种袭击和私掠活动没有多少区别。唯一的差异是它是根据正式的命令由海军舰只进行的。但对一位年轻的军官来说，这很可能是一项理想的任务，因为这种行动是大胆的、令人兴奋不已的、新型的；如果成功的话，也是有利可获的。在战争时期，没有多少舰长有更高的奢望。
在它们离开比斯开湾之前，这个支队与英国的一艘战列舰遭遇。英舰的火力十分强大，使它们难以向其挑战。它们依靠一阵强风的帮助驶过爱尔兰以西海域，逃脱了英国军舰的袭击。在离港后的3周内，它们一直没有获得任何战果。后来，它们回到海峡北侧，在一周的时间内俘获了18条船只。满意于获得的战果，它们掉头返回基地，途中又遭遇一艘英国军舰。“复仇”号有18门大炮，而它的对手却有74门。在后来的追击中，威克斯命令支队疏散，并且为了减轻船的重量，丢掉了所有大炮，最后还锯掉了一些船幅，因为他相信这将提高灵活性和增加速度。在当时，这是一种习惯的做法，但很可能也造成了他的死亡。他尽管又一次摆脱了英国人的追击，却永远没有机会向他的后代讲述这次冒险行动了，因为“复仇”号于9月返回时，遇上强风，和它的舰长一起沉没了。
威克斯是一位勇敢的军官。他的死亡对殖民地海军是一个打击。如果他活着，就很可能会跃居于光芒四射的同事约翰·保罗·琼斯之上。在这两个人中，人们有理由说，威克斯更加勇敢一些，因为当他进行开创性的袭击时，与琼斯不同，他在法国没有安全的港口。威克斯为琼斯铺平了道路。
今天，琼斯得到更为普遍的怀念。从美国海军的整个历史来考察，这是对的。这在不久后就可以知道。但在当时，威克斯对美国独立事业却有大得多的贡献。这不完全是因为他获得了更多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除支付航行的费用外，没有更多的用途。他的航行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政治意义。只要想想现代人对海上和空中恐怖行动的反应，就很容易想到18世纪英国对威克斯的袭击的反应。这些反应就是：丑行、恐怖，以及向法国提出外交抗议。
通过加剧法国自七年战争失败以来就存在的法英敌对情绪，威克斯促成法国更加积极地向美国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援；而这正是美国驻巴黎的专员所希望的。确实，法国人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了。1777年夏天，杜·柴弗沃特海军上将在法国的布雷斯特港，命令9门礼炮齐射向一艘美国私掠船(“米夫林将军”号，悬挂“伟大联盟”的旗帜)致敬——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海军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海军的传统礼节。
法美之间仍然不存在正式的联盟；而且如果法国的友谊在欧洲是重要的，它在西大西洋就更加重要。在那里，罗伯特·莫里斯说：“‘敌人的’大型快船群集在我们海岸附近，因而在夏季的几个月中，任何船只都难以逃避。”在1777年10月，美国及其海军遭到了一次重大的失败。
威廉·霍瑟姆海军准将在向豪海军上将报告时说，6日拂晓时，“开始了全面登陆。除留下来保卫维尔普兰克的内克的400名部队外，其余的士兵全部在敌岸的斯托尼角迅速登陆。此后，他们要行军12英里，穿越崎岖的山路，前往克林顿堡和蒙哥马利堡”。
9月26日，陆军的豪将军(海军上将豪的兄弟)已经攻占了叛乱的殖民地的首都费城。现在，在霍瑟姆指挥下，海军上将的舰队正在保卫英国陆军通向海上的交通线——特拉华河。美国人一段时间来，一直意识到这种危险。在1775年，路易斯·尼科拉曾经向费城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悲观的估计。他在报告中解释说，有效地保卫该河，“以便保护本城免遭水上的攻击，在我看来是十分困难的”。他接着又说，要组织好这种防御，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人们认为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然而，他们作了努力。在1776年，约翰·亚当斯列出了保卫特拉华河所需的各项准备工作和武器，如舰只、木筏、浮动的大炮、有两排桨的帆船以及水下障碍物。他判断，这些防御器材结合使用，就会“给任何企图由此来犯的英国舰队以毁灭性打击”。
实际上，他们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正如霍瑟姆所表明的，当进攻开始时，没有一种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部队上陆后“军舰和运输船随之而来，停泊在比克山登陆场对面。下午，先遣支队和两艘快速帆船启航并突击蒙哥马利堡，其目的仅仅在于显示它们的存在，从而吸引对方的兵力，为进攻创造有利的条件。J·华莱士爵士依靠桨橹，驾驶单层甲板大帆船迅速前进，向该堡发射了几颗炮弹。炮击和枪击一直持续至夜间，然后生气勃勃地发起了全面的、猛烈的进攻，克林顿堡和蒙哥马利堡这两个重要的据点在猛烈进攻下落入了国王的手中。……两艘叛乱分子的快速帆船和一艘单层甲板大帆船被烧毁；一艘10门炮的多帆单桅小船被俘获”。
霍瑟姆然后回到了纽约，而1600名部队继续溯河而上。有几天的时间，一直在刮南风，这对英国军舰十分有利，有助于它沿河而上。但在10月20日傍晚，风向转向了东北。霍瑟姆由此预料将会接到新的消息，或者军舰和部队将会返回。华莱士在10月17日写的一封信中叙述了所发生的情况。
在溯河而上时，有几艘美国船只被击毁。在埃佐普斯河，华莱士发现有两个炮台，共有5门炮，“在河口有两艘武装游艇，企图以炮击来阻止我们通过。沃恩将军的意见是不能在后方留下这样一支部队。他决定派部队上陆消灭它们。部队立即行动，而没有耽误我们的行程。沃恩将军向该城推进，边走边射击。武装的船只溯河而上，焚毁了两艘二桅船、几艘大型单桅帆船和其他小艇，以及它们储存在岸上的所有器材”。
华莱士满意地评论说：“在这个时刻，官兵们都意气风发地行动。”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们正在做着把殖民地海军消灭于它自己的基地的工作——18世纪的类似于在塔兰托或特鲁克的行动。但是，这封信在结束时提到了一些不祥的消息：“根据我们的情报，我担心伯戈因将军的部队已经撤退——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就是事情的经过。萨拉托加投降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了占领费城和歼灭一大部分殖民地海军的意义，因为伯戈因失败的后果之一是法国终于决定参战，站在美国一边与英国作战。
在我到达法国并结识伟大的战术家德·奥维里尔伯爵及其有过人见识的助手柴范里尔·德·巴维隆(他们每个人都给了我关于舰队作战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之前，我承认我在此之前并不了解我对海军的战术是何等的无知。
约翰·保罗·琼斯平常并不总是这样谦虚。但正是他，在1782年写下了那份虚怀若谷的放弃他的称号的信。他一直是许多传记文学的主人翁。把他作为写作的对象，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在殖民地海军的众多舰长中，是今天的美国海军最怀念和倍受赞扬的人物，他集中体现了海军中勇敢、严守纪律、忠诚、能忍受艰苦且为人公正的精神。然而在所有的传记中，直到他死后160年，还没有一本真正能反映他的情况的传记。塞缪尔·伊利奥特·莫里森于1959年出版了《约翰·保罗·琼斯：一个水手的传记》这部巨著，书中明显反映出琼斯具有异乎寻常的复杂的性格，而且在许多方面把他当作海军的主要英雄是一种奇特的选择。但是，似非而是的是，他又是一位适合于这种称誉的最优秀的人。
今天，他的遗体静卧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教堂地下圣堂的一口昂贵的、但非常难看的石棺材里。在日本海军军官学院，他的肖像和纳尔逊勋爵的肖像分列于东乡海军上将的左右侧。当然，他们3人的肖像并排挂在一起，并不是出于偶然。在日本帝国，他们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3个海上强国的代表人物。任何一个了解东乡的人都会高兴地把他列在海军领导人的首位。然而，琼斯在英国就没有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而且要在那里找到3人并列的肖像，是会令人惊奇的。但或许确应把3人的肖像并列在一起。英国的作家确实必须承认他们存在着偏见。因为，这样的说法看来是公正的，即甚至最豁达的历史对比也必须把琼斯置于3人中的第三位，而不是第一位。但是，如果历史上有一些偶然性的话，特别是如果琼斯出生在英格兰而不是苏格兰的话，同样可以公正地说，他将会参加皇家的舰队。在那里，他有可能成为一位海军将军，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他肯定会成为一名舰长。不管他是哪种军衔，他都会为皇家海军大大增光。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从性格、从成就以及从海上领导能力3个方面，把他同纳尔逊和东乡作一番比较。
3人都对航海事业表现了无尚的献身精神。然而，他们的性格却大相径庭。纳尔逊具有非凡的魅力，轻松活泼的性格，对下级非常关心和具有吸引力，因此，他手下的官兵都公开地赞扬他。东乡海军上将有意识地并在许多方面模仿纳尔逊。他又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官，有时恰如其分地谨慎小心，而在需要时也会采取异乎寻常的冒险行动。人们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甚至是一种爱慕之情，但他从来没有得到纳尔逊拥有的那种人们对他个人的效忠。他缺少使纳尔逊成为——用他的一位亲密同事的话说——“一个有趣的、慈爱的、迷人的小伙子”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感。东乡被他同时代的一个人描写成为“一个不爱说话的恬静的人，有一张忧郁的脸，在情绪高昂时，会绽出最甜蜜的笑容”。他的一位老师曾经这样评价他：“非常勤恳，学得很慢，但学过的东西记得很牢。”他以毕生一贯的那种方式——专心致志、小心翼翼的准备工作和充满信心地执行已定的计划——打赢了许多次战争。他或许不好结交，但肯定是一位指挥舰队的恰当人选。
约翰·保罗·琼斯从来没有指挥一支像样的舰队的机会。这不是由于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他那时代情况的限制。如果他有这种机会，他几乎肯定能胜任这项工作，并且可能会成为更加受人欢迎的人物。即使如此，他还是理所当然地获得并享有同时代的对海军事务感兴趣的美国人的尊敬。然而，甚至在这种尊敬中，也包含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正如18世纪美国人中最支持海军的约翰·亚当斯所说的：“约翰精于谋略，严守秘密，抱负很高。”他于1779年5月写下的对琼斯的这段评价中，还把后者称作为“美国海军中最富有野心的、和最会玩弄计谋(如玩弄阴谋)的军官。”
但琼斯从未获得过部下的热爱和爱戴。他在海军生涯中以及从事其他工作时，善妒好忌、缺乏幽默感、使人难以忍受，而且脾气难以捉摸，“从他那里可以看到一些奇癖怪行和不法的行为，”亚当斯继续说，“这种奇癖怪行和不法行为就存在于他的性格之中，可以从他的眼睛中看到……他的目光中包含着野性，敏锐和温柔。”
听起来好像一接触那种陌生的、逼人的目光，亚当斯就在琼斯身上发现了故乡的烙印。琼斯出生于苏格兰，后以美国为祖国。他经常自称，他参加殖民地海军是“以世界上自由公民的身份保卫遭到侵犯的人类的权利”。然而，当独立战争结束以及殖民地不复存在时，他成了凯瑟琳大帝海军中的一名少将，而这位皇帝是过去几个世纪中臭名昭著的暴君之一。一位居住在法国的英国人把他描绘成“人们希望遇到的最有礼貌的海狼”，14许多妇女也证实他对她们很有魅力和吸引力，但本杰明·富兰克林谴责他把海上活动的功劳全部据为己有而不与他人分享：
今后，如果你能找一个机会对手下的军官和朋友多加一些赞扬，自己多承担一些错误的责任，你就会更快地成为一名伟大的舰长。批评并责难几乎每一位你必须共事的人，将会减少朋友，增加敌人，并且因而伤害自己。
这种劝告在今天仍然是有益的。琼斯自私自利、极自负，经常玩弄一些政治阴谋。他的性格中的这一特征使得许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对他非常厌恶。尽管如此，他仍是一位杰出的水兵；对海军需要的理解有时接近于幻想。正是这些复杂的、又经常是自我矛盾的方面，使他成了美国海军传统的合法的代表人物。单以成就而论，他完全不能与东乡或纳尔逊媲美；而且要美国海军以此来尊重他，看来也是荒谬的。纳尔逊赢得了特拉法加尔之战，并使英国获得了制海权；一个世纪后，东乡赢得了对马海战，并且一举取得了日俄战争中的海上主导权。与此相反，约翰·保罗·琼斯在其生涯的颠峰，只有两次值得吹嘘的胜利，而且它们是单舰作战，即“突击者”号对英舰“德雷克”号之战以及“博霍姆·理查德”号对英舰“塞拉比斯”号之战。但是由于他采取的战斗方式，这些战斗从来没有被遗忘，而且肯定值得再加研究。
琼斯在大陆殖民地海军中，于1777年7月14日担任舰长职务；在那一天，国会决议以星条旗作为美国的国旗。这纯粹是一种巧合，但非常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他指挥的军舰是“突击者”号单桅船，318.5吨，首次航行是前往法国，把布尔戈尼在萨拉托加投降的消息带给富兰克林。琼斯热切地希望这会使战争早日结束，然后就可以实现在弗吉尼亚购买一所种植园并在那里定居的梦想。尽管如此，此时他仍然肩负着使有才干的、但缺乏纪律性的水兵接受他制定的高标准的纪律要求的任务。琼斯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因此，水兵们都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他。但在第一次航行中，他对水兵们在捕获两个战利品时“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精神很满意”于是，他开始考虑还能做些什么。令他失望的是(因为他总爱出风头)，另一艘军舰在他之前把萨拉托加的重大消息带到了法国。但是，等了几周以后，他从富兰克林那里接到了令他十分满意的命令。
命令告诉他，“在按照你的建议以最适宜于航行的方式装备‘突击者’号以后”，应当“在任期内，按照自己的判断，以符合战争法的方式最有力地打击美国的敌人”。这实际上是一张空白支票，可以按他的选择自由地行动，而琼斯已经为此制定了一项计划。“当敌人认为很少有可能袭击他们时，”他写道，“他们就会受到对方从有利地位发动的出乎意料的攻击。”将近150年后，日本海军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上将在珍珠港事件中采用了同一原则。而在1778年，琼斯决定仿效兰伯特·威克斯，闯入英国的领海，甚至靠近英国的海岸线。
在进行这两次使他获得不朽盛名(或者像英国人当时说的丑名)的航行之前，他还找到了另一个创历史先河的机会。在布列塔尼海岸巡弋时，他停泊于皇家海军于1759年战胜法国的基伯龙湾。1778年2月14日，在那里，“突击者”号与法国的一个海军支队互相致意。一年前，私掠船“米夫林将军”号曾经悬挂大联邦旗(英美联邦旗)，并且受到一艘法国军舰的致意。琼斯和法国人之间互相致意并不是对等海军之间的互相致意(法国的旗舰鸣礼炮9响，“突击者”号为了表示对强者的尊敬，鸣礼炮13响)，但这毕竟是早期的星条旗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得到承认。为了确保他是为国家接受荣誉的第一人，琼斯于第二天又与法国军舰互鸣了礼炮。
琼斯是在4月10日启航驶往英国领海的。他确定了3个目标：像往常一样攫取任何可能获得的战利品；袭击英国海岸上的某些港口；以及尽可能多抓一些俘虏，以便交换被关在英国牢狱里的美国战俘。在这3个方面，他都获得了成功。
很快就获得了战利品：俘获了一艘二桅船和一艘三桅船；击沉了一艘单桅船和一艘三桅纵帆式帆船并抓到了俘虏。接着又袭击了岸上的目标，先是英格兰北部的怀特哈文，然后是边境那边的苏格兰的圣·马丽岛。在这方面，琼斯的胜利必定是有限度的。袭击肯定曾经进行，而且仅就袭击本身而言，它也在英国造成了一种震撼。但怀特哈文是一个不起眼的渔港，既小又不能起应有的坏作用，而且正如“突击者”号的军医所说的，“烧毁穷人的财产并不能获得什么”。但是，这位勇敢的舰长想做的却正是如此，即：利用夜幕的掩护进入港内，焚毁人们谋生的工具——船只，如果可能，还有怀特哈文渔民的住房。
这次行动只能被看作是一种卑鄙的、肮脏的、微不足道的事情。暂且不提琼斯希望惩罚渔港内无辜的人民一事，他正如伦敦一家报纸所报道的，为怀特哈文的“许多人所熟知”。他曾在那里学习航海技术，并且生于和成长于离渔港不远的地方。因此，他熟悉航道并能在黑暗中找到航道。但这不能说明他的计划是恰当的和正确的。然而，由于他的船员对这项计划作出了独立的反应，这次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些船员仍然没有完全在严格的纪律面前低头，而且不能获得战利品的前景使他们不那么热心于袭击。有些船员记得，尽管他们与英国处于战争状态，但他们和英国人都讲同一种语言，因此，在驶抵怀特哈文时，他们就做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找到最近的一家酒吧，喝了一个晚上的酒；他们中间的一个爱尔兰人还到处敲门，高声警告。琼斯则和少数几个船员一起，企图烧毁渔船。大多数船员则认为，最好是把他们的舰长留在岸上，由他们自己来驾驶“突击者”号。除了船员不愿意放火外，一阵倾盆大雨熄灭了大火，因此进一步减少了渔港预料中的损失。这看来完全像是一次倒戈，但它完成了主要目标，即陷英国政府于窘迫的境地。英国人并不关心他们的家乡是靠大雨才得以保全的。这次事件意味着在政府和海军身上泼了一大桶污泥。他们为什么没有逮住琼斯这个叛国者和海盗呢？
首先，英国公众震怒异常。英国政府企图使人们迁怒琼斯本人，但普通的英国人在听到他接着对塞尔扣克伯爵的家乡圣·玛丽岛进行袭击的消息后，对琼斯的看法开始有了好转。圣·玛丽岛位于怀特哈文西北20英里处。“突击者”号于4月23日晨，在驶离渔港几小时后抵达那里。琼斯的计划是绑架伯爵作为人质以便交换美国战俘，但计划制定得不好，执行得更差，因此，整个袭击搞得无法再糟了。首先，伯爵没有呆在家里等着被绑架；其次，即使他在家里，他也是一个无名的贵族，伦敦政府很可能不会很关心他的命运；第三，塞尔扣克支持美国的独立(他自己后来写信给琼斯，指出他“对美国的宪法和公正的自由非常友好”)。最后(尽管在塞尔扣克太太怀孕的情况下，船员们的表现非常之好)，琼斯能够给予他们的唯一酬谢就是偷窃伯爵收集的银盘。
然而，在许多普通的英国人眼里，这里是他恢复名誉的所在。因为一段时间后，他用自己的钱，向船员买回了银盘，并且把它们连同一封道歉信退还给了伯爵。英国公众不愿看到窃贼被大肆渲染为勇敢者而使政府受窘，就开始赋予琼斯一种罗宾汉的形象。如果单凭怀特哈文的行动，琼斯是永远不能给人以这种形象的。
对琼斯自己来说，这次航行的最满意之处发生于他在圣·玛丽岛登陆后的第二天。在穿越爱尔兰海北海峡途中，“突击者”号与英国单桅船“德雷克”号遭遇。它们过去曾遭遇过，但由于气候恶劣，没有能够决一胜负。在4月24日那一天，虽然在贝尔法斯特海风刮得很猛，两艘军舰仍然战斗了一个小时以上。它们的武器装备几乎大致相等，但英国的舰长阵亡，“德雷克”号的索具被打得粉碎。最后“德雷克”号投降，而“突击者”号躲过其他英国舰只的追击，带着战利品和133名战俘返回法国。更令人高兴的是，10个月后，即在1779年2月，琼斯俘虏的所有人员和法国人抓住的其他一些俘虏都被用来交换英国人抓住的美国俘虏。
因此，约翰·保罗·琼斯创造了战争中的一个重要先例，因为在此之前，英国人并未正式允许过进行这种交换。人们可以认为，这一胜利给予他的欢乐要大于两次中任何一次对英国海岸的耸人听闻的、但又轻率的袭击。
琼斯的名声流传开来。由于又进行了一次袭击，他的名字就永远印在了美国人的记忆中。这当然就是“博霍姆·理查德”支队的远近闻名的航行。这是一次时间短暂、壮观、在某些方面是非常奇特的航行，它比早期的任何其他事件赋予美国海军的精神力量都要大。
“博霍姆·理查德”号原名为“拉·杜克·杜·杜拉斯”号，为了对本杰明·富兰克林表示敬意才改为现名；富兰克林在有些文章中，曾以“贫困的理查德”作为笔名。但以这种方式进行恭维并不体面，因为900吨的“理查德”号虽然比琼斯曾经指挥过的任何其他舰只都要大一倍，却已远远不处于最佳状态——它是东印度公司早期的一艘商船，曾经多次驶往中国。更有甚者，当它从布列塔尼南海岸的洛尼昂启航时，380名船员中只有60多名是美国人。其余分属包括英国在内的8个国家；而且“理查德”号虽然率领了一个包括其他6艘船只的支队，其中却有2艘是私掠船，3艘是法国海军的舰只，只有1艘是美国舰只，而且这艘军舰还是由一名最终证明是疯子的法国人指挥的。
在航行开始时，琼斯向美国海军提出了一句名言：“我打算走一条危险的道路。”他就这次新的努力说道。由于他指挥的是一支混合编成的舰队，危险离他并不远；这个支队一离开法国就立即解体也是可能的。私掠船独自驶走进行私掠活动；一艘法国军舰迷航；另一艘舵柄折断；而法国的舰长皮尔·兰弟伊斯则对琼斯说，他将“在他认为恰当的地点和时间”行动，这意味着他将尽可能远离琼斯。
舵柄折断的快速帆船“巴拉斯”号最终赶了上来，在“理查德号”和小型海防舰“复仇者”号北驶时与它们会合。在苏格兰西北角的雷斯角，兰弟伊斯不受欢迎地并且无礼地露了一面，接着又消失了。因此，只有3艘舰只由苏格兰东海岸南下，经过英格兰东海岸，一直航行至设得兰群岛顶端靠近富拉以南处。这时，兰弟伊斯再次出现。这显然是由于没有更好的任务而不得不与支队会合。1779年9月23日傍晚，在斯卡帕勒附近的弗兰姆帕勒角外，这个支队发现一个由41艘帆船组成的运输船队，在两艘英国军舰“斯卡帕勒伯爵夫人”号和“塞拉比斯”号护航下由波罗的海驶来。
继之而来的3小时的战斗是该世纪中最艰苦和最激烈的战斗。小型的“复仇者”号未参加战斗。它太小，无法发挥作用，因此留在射程以外，“帕拉斯”号与“斯卡帕勒伯爵夫人”号交战，“博霍姆·理查德”号则与“塞拉比斯”号战斗。琼斯很想分割载运重要海军补给品的运输船队，但指挥“塞拉比斯”号的理查德·皮尔逊海军上校挫败了他的行动，使运输船队得以安全地逃脱。
“塞拉比斯”号则未能逃走，“博霍姆·理查德”号亦未能逃走。它们之间的战斗从太阳落山时开始。它们并列前驶，用舷侧炮进行互射。它们都希望赶在对方前面，或落在后面，以便在对方无法射击的情况下，猛轰其甲板。有一次，琼斯为了要登上“塞拉比斯”号，曾驶至后者船尾，在企图将“理查德”号右舷靠近对方左舷时，被逐走了。“塞拉比斯”号在越过“理查德”号的船首时，两艘船的索具纠缠在一起。从一开始，琼斯舰上的大炮就远远少于对方，现在又损失了两门18磅炮。皮尔逊海军上校向他喊道，“你的船搁浅了吗？”
琼斯脑子中丝毫没有投降的概念。他立即愤怒地大吼，“我还没有开始战斗！”由此开始，战斗具有了传奇色彩。两艘舰只脱离后，又开始用舷侧炮互射。战斗的情景甚为壮观。当月亮在平静的海面升起时，岸上的观战者看到“理查德”号企图越过“塞拉比斯”号船首；看见“塞拉比斯”号竭力向前追赶美国军舰；两舰又一次纠缠在一起，还不断互相射击。这一次，双方没有脱离纠缠；相反，在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它们靠在一起，船头对船尾、船尾对船头，朝着不同的方向漂流。在以后的两个小时内，它们互相射击，互相挤碰，炮口实际上碰到了对方的船身。琼斯的18磅炮已经不能发射，12磅炮也不能发射，剩下来的就是3门9磅炮。但从“理查德”号的战斗桅楼上，步枪手和狙击手使“塞拉比斯”号的船员无法在甲板上出现。皮尔逊的主要希望在于迅速脱离纠缠，以便能够使用全部大炮。琼斯的唯一希望则在于尽可能近并且尽可能长地与对方纠缠在一起。他没有从疯狂的兰弟伊斯那里得到帮助，因为后者有一段时间一直以旁观者自居，在互相扭成一团的两艘军舰周围驶来驶去，并向“理查德”号而不是向“塞拉比斯”号进行了3次偏舷齐射。琼斯的船四处起火(将近有8-10大火)，船舱内积了5英尺海水。但皮尔逊也有他的问题。“塞拉比斯”号也起火燃烧，也进了水，下午10时过后不久，当美国的一颗手榴弹落在对方甲板上的炸药包里时，立即发生了剧烈的爆炸。与此同时，琼斯利用亮光，以9磅炮发射双重用途的炮弹，轰击“塞拉比斯”号的主桅。10时30分左右，当“塞拉比斯”号被炸成碎片时，皮尔逊的神经也垮了。
皮尔逊曾把舰旗挂在桅杆上。现在，他亲手扯了下来，作为投降的标志。当大炮不再发射、双方的船员控制住火势之后，他被引至“理查德”号，正式举行投降仪式。当他被介绍给约翰·保罗·琼斯时，“塞拉比斯”号发出了长时间的、裂人心肺的悲鸣声，它的主桅倒了下来，而两位指挥官却不顾这种痛苦声，下到船舱里，举杯互相致意。
事实上，“博霍姆·理查德”号的状况更差。琼斯迅速把指挥部移到了“塞拉比斯”号上。虽然在夜里的其余时间内，船员们尽力拯救“理查德”号，但正如他所写的：“不可能阻止一艘好船沉没。他们在9时以前一直没有弃舰。水漫上了下甲板。10时过后不久，我以一种无法表达的悲痛情绪，最后瞧了一眼‘博霍姆·理查德’号。”
无疑的是，琼斯获胜是由于运气所致，但这不是批评。胜利总与运气有关。更重要的是，大多数舰长总要向优势的敌人投降，而琼斯则不是如此。他的军舰已经沉没，但给予后人的启示永存：在劣势情况下战斗的意志以及毫不动摇的坚持战斗的决心，还有值得牢记的名言：“我还没有开始战斗！”直到最后，美国海军中还有一艘舰只采用了一个纪念富兰克林的名字，即绰号为“邦尼·狄克”的航空母舰。这艘航空母舰预定于1990年废弃，但“博霍姆·理查德”号的舰名肯定会再次使用。
约翰·保罗·琼斯击败并俘获“塞拉比斯”号时，只有32岁。他将继续度过13个年头，但弗兰姆帕勒角的月光之夜是他一生中的颠峰。此后，他的生活中是一系列的衰退和失败。在独立战争的其余几年里，他的主要工作是建成大陆海军的一艘74门炮的军舰“美国”号。他曾希望担任这艘军舰的舰长。但当它建成后(由于是原木，一半已经腐烂)，却给了法国人。琼斯还在法国呆了几年，以图征集应当给予船员和他本人的捕获赏金。后来他参加俄国海军，获得了他垂涎的将级军衔。但尽管他在俄国服役期间熟练地指挥了军舰，他那无法容人和刻薄的天性使他成了俄国特权阶层的敌人。他在受到强奸罪的指控(否认了，但未撤消指控)之后，丢脸地离开了这个国家。由于(贫困、孤独，患有黄疸病、肺炎和肾炎等多种疾病，他于45岁时死于巴黎；几天后，华盛顿总统任命他为美国驻阿尔及尔领事的委任状也送到了这里。
总体上看，他的短暂的一生是艰辛的，充满了失意和挫折。每一支海军都需要英雄，他们的业绩和性格将为后代树立典范。在战斗部队中，业绩显然比人缘更加重要。没有人能够要求英雄应当是可爱的，相当多的人也一点不可爱。一位打胜仗的完全不可爱的指挥官要比一位可爱的、但打败仗的指挥官好。和前者在一起也要比和后者在一起好。约翰·保罗·琼斯从来没有激起过人们对他的忠诚和献身，而这是最伟大指挥官的标志。这部分是由于他在品格方面的缺陷——自私、缺乏耐心以及偏狭，部分则是由于美国海军本身的弱点和局限性。他参加俄国海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海军少将的军衔，这一事实表明，当他参加美国海军时，更多的是出于这样做能使他有更多的个人发展余地，而不是出于对民主的任何热爱。然而，相形之下，他也给美国海军带来了好处，即他对美国海军可能是一种什么样子有着一种近乎幻想的理解。很清楚，这里面也包含着他自认为应当获得很高职务的幻想。但这不是主要的。较为重要的是，他远远早于大多数美国同胞便具有了海军的本能。这一点在他的信件中随处可见。例如，他在生命最后几个月中所写的一封信中就曾这样说道：
我自己在海战方面的机会确实很少。但我毫不怀疑你们会欣然同意我这样的看法，即我迄今能够与之交战的敌舰和敌军指挥官后来没有给任何人造成很大的麻烦。确实，这种交战是小规模的，但这不是我的过失。我竭尽力量使用了给予我的武器。用于争取小胜的指挥原则、行动格言和战术直觉如果扩大应用，通常可以在合适条件下获得重大的胜利。因为，在人类的一些事情中，胜利永远源于坚强的意志和迅速的行动。不冒险就不能取胜看来是一条固定不变的、毫不动摇的法则。
琼斯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在作这类的论述。比之于他同“塞拉比斯”号的交战，他对海军事务的看法、了解和著作，使他成了美国海军的象征。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美国人对海军的职责和可能性有更好的理解；并且正如他所说的，他竭尽可能地使用了手中的武器。在弗兰姆帕勒角之战结束后，一位住在荷兰的英国人充分表达了英国人对他的看法。这位英国人说：“一次奋不顾身的行动使他在荷兰和法国享有很高的声望，他是一位具有巨大勇气和才能的人。”
这种看法是言之有理的。与“塞拉比斯”号的战斗是一次奋不顾身的行动，是琼斯海军生涯中少有的几次积极的成就之一。但这位英国人接着批评说：“他是由于害怕才奋不顾身，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却没有才干。”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在弗兰姆帕勒角之战中，不害怕是不自然的；至于才干，琼斯几乎在每一方面所具有的海上才能，都要比他能够表现在实际行动中的强。
因为一个人有可能做成一些事情而把他称为英雄，这种做法是不寻常的，但琼斯却是一个例外。他看到了殖民地海军的实际状况，批评了它的“小小的矫揉造作的现象”。他甚至有一次说过：“总的看来，海军没有为我们的事业，更没有为我们的旗帜做出贡献。”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种挖苦性的论调充分体现了他刻薄的、消极的一面。人们可以认为，他想说的是，如果海军10倍于当时的规模，它所起的作用就会大得多。对于那些他认为是笨蛋的人，他没有采取容忍的态度。如果他能把对自己的宽容施之于殖民地海军，他就会承认海军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而且这也是造成他具有这种声望的关键，当其他人只能看到眼前时，他却认识到只要美国有海岸线，就继续需要一支海军。
“在和平时期”，他写信给罗伯特·莫里斯说，“需要作好，而且需要经常作好海战的准备。”这是一句值得铭记的金玉良言。但后来他进一步发挥，为自己的话作了注解。他的话任何一个美国水兵都无法忘却，表达了他的全部思想的实质：“没有一支值得尊敬的海军，天啊，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