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西方战争的未来

作者：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从古希腊装甲步兵发展到英国的鹞式飞机，战争已成为西方主宰世界的驱动力。西方的历史，无论是本国的还是海外的，都以强硬的、野心勃勃的大国们为争夺控制权而展开的竞争为中心。在竞争中，残忍者、革新者和果断者取代了自满者、模仿者和优柔寡断者。

　　 战争的过去

　　 西方的作战方式总是包括昂贵的代价在内。一方面，无法描绘在争夺全球统治权的过程中它所造成的死亡和苦难：1492年后对新大陆的入侵和征服，尤其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不仅仅是整个美洲土著文化和土著民族的毁灭，而且为了新大陆胜利者的需要强迫了无数的非洲人移民。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间所特有的斗争看起来常常是完全放逐了和平。三十年战争(公元1618～1648年)蹂躏了大部分德国和它的许多邻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一世进行的历次重大战争(公元1792～1815年)摧残了从里斯本直到莫斯科的整个欧洲；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几乎彻底摧毁了养育它们的文明。

　　 这一黑暗面已招致了严厉的谴责。很早以前就已流传、后初创于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便已描绘了一个将领(阿喀琉斯)对于他采取的军事行动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而产生的苦恼；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议院根据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描述，对他们计划的西西里岛征伐可能产生的收益和损失进行了同样的权衡。塔西佗的《罗马史》记载了狂妄自大而又无能的领导者，他们因错误的原因，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滥用士兵和物资，在描写伴随着胜利的毫无同情心的兽行时，渗透出一种赤裸裸的犬儒哲学。从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忒拉忒》，以及威尔弗雷德和西格弗里德的令人烧灼的诗歌，或者诸如《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历险记》、《战争与和平》、《燃烧的原野》、《第二十二条军规》等战争小说，直到像《贵妇画像》、《现代启示录》之类的电影，或者像《钢铁风暴》和《7月4日出生》等个人回忆录，西方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已习惯地认为，勇士的行为有待认真考察或(偶尔)予以嘲笑。另外，自从公元390年米兰的大主教安希罗斯迫使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为因报复而屠杀7000人进行悔罪之后，基督教堂也被认为对宣布或发动战争——至少是基督教徒之间的战争——负有责任。

　　 使西方的战争制造者成为艺术、文学和宗教批评的对象已不断地激起关于目标和交战国传统做法的讨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进行中的讨论常常会净化或认可——而非阻碍——西方的侵略，出于为每一次进攻行动辩护的需要而引发的仔细认真的宣传战，使公众舆论沸腾并增加了对战争行动的支持率，因此，讨论促成了战争而非减少了它的涉及面和破坏性。

　　 西方的作战方式已体现出一些明显的时间上的连续性。这部战争史所涉及到的大多数时期，从古希腊的装甲步兵到越南战争中“美国陆军或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步兵的首要地位是清晰可见的：无可否认，大炮、坦克和飞机目前已稍稍掩盖了步兵的重要性，但即便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步兵仍是必需的。不过，自古希腊以来的大多数时期，步兵最通常的活动是围攻。从公元前8500年的耶利哥城(世界上第一座用墙围住的城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线战壕，西方已显示出对复杂防御工事的异常偏爱；而在部队进攻之前，用于武装攻占设防中心(无论是城堡还是城市)的装备，实际上已经支配着军事行动。而且，围攻不仅大量出现，时间也相对拖长。公元5世纪巴黎抵抗由克洛维指挥的法兰克人的进攻长达五年之久，17世纪的奥斯坦德战役和20世纪的列宁格勒战役则持续了三年，与此同时，发生在无数地方的抵抗也同样贯穿于整个战役。

　　 保持武装力量在长时间的作战行动中的后勤供给能力，形成了西方战争的另一持续性特征。其他的军事传统也包括围攻。例如，中国军队习惯于试图攻占设防城市，但其部队的庞大规模(通常超过10万人)使进攻迅速地得出一个结果变得十分迫切，因为有这么多张嘴需要吃饭，根本没有时间花在西方司令官所偏爱的艰巨的预先轰击、挖战壕和铺设地雷上。因此大多数中国式的围攻是以集中攻击作为结果的。相对来说，在西方10万人以上的野战军到18世纪时还是稀少的；相反，大多数国家将注意力集中于军事规划，这是集中资本而不是人力。基于这一目的，如导言中所述，更多的财力通常投入到技术、训练和耐久力的发展上，而不是投入到数量的扩张上。18世纪西方工业力量一经应用于军事行动中，便显示出惊人的力量。因此，卷入二战使美国经济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快也最持久的一次膨胀。在1941年和1945年间，它的国民总产值增加了50％，钢产量翻了一番，造船量增长了10倍，飞机产量增长了11倍。具体来说，这些年中以一天3艘船的速度计算，美国有5000万吨商业船舶下水，一些舰艇从开始制造到下水只用了四天半的时间(这至少是为了示威的目的)。同时，它还生产了总共30万架飞机，1944年其最高生产率达日产250架。

　　 由美国领导人——也由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其他人——做出的为战争而调动巨大财力的战略决定，在与对手在战术和技术上的成功革新相对抗时起了主要作用。快速的发明创造被快速模仿的例子在20世纪大量存在，也许在原子技术领域最为轰动一时(美国的原子垄断达4年之久，从1945～1949年)；但同样的仿造过程也曾发生在早期。1314年在苏格兰的班诺克本恩的战斗中，罗伯特一世布鲁斯的部队便有意采用了同样的步兵战术技巧去对抗英国国王，这种战术技巧12年前在佛兰德斯的库尔特累，曾被佛兰德的步兵成功地用来对付法国军队。同样，在15世纪和16世纪，黑色火药武器和防御工事的每一个发展，都被迅速地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见第六章)。

　　 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的国家已展示了从失败中吸取经验以及模仿成功对手军事方法的一些能力，西方仍在四个方面保持着不同寻常的特色。

　　 首先，欧洲近乎永久性的政治分裂连同由武士价值观所反复灌输的侵略性思想，造成了长期而剧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极大地刺激了永久性公共机构内部的改变与革新。

　　 第二，应部分地感谢军事变更所需的高费用，它不仅为西方打下了广阔的税收基础，而且建立了广泛的信用网，这使许多昂贵的发明以及将它们的费用分摊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成为可能。由于这些原因，一系列费用极高的技术和战术革新不断地进入西方军事历史，特别是自1400年以来：黑色火药武器、大炮堡垒、装甲战舰、装甲部队、核武器、灵敏炸弹不时出现。每一次革新都引起了其它强国的迅速反应，这些国家有能力动用必要的财政资源以及调整自身的经济，以使军事技术得到充足的支持。

　　 第三，西方通常只依靠单一的效用标准来评判军事上的革新与创造。但是其它地方的一些文明，却以文化和宗教理由拒绝接受从逻辑上看来比自己优越的战术和技术。因此，埃及的马木鲁克贵族统治拒绝在战斗中使用枪炮，理由是它们不适合传统的作战方式，这直接导致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对马木路克政权的颠覆。相反，欧洲的战争制造者总是接受任何一种看来能带来好处的武器或战术。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尽管中国也发展了紧密队形的步兵操练，但在古典时期和16世纪，西方士兵仍通过操练培养独特的敏感，即利用“节拍形成行进中的整体”(用威廉·麦克尼尔精选的措辞来说)。修昔底德描述了公元前418年曼梯尼亚战役中不畏艰辛的人们齐步进入战斗的情景：“缓慢地合着行列中那些吹笛者的节拍……他们的步调一致，稳健地向前移动而不打乱队伍的排列。”稍后由埃利亚记录的马其顿军队的操练，成为荷兰——后来又为其它西方军队——在17世纪所采用的操练的基础。维吉提乌斯所描绘的罗马军队的战术策略编队，同样地引起了后来的模仿。久已存在的西方普遍参与战争的传统，也许会很好地解释维持操练的重要性。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市民军队、中世纪的民团、自19世纪以来欧洲和美国的部队：所有这些都需要迅速地“强行进入”军事生活——而职业士兵则不必——因此，精确和谐地调遣军队便成为理想的结构方式。但是在17世纪，另一种利益又自然产生了：操练与火器使用的结合产生了炮火齐发，它在不断的演习中得到完善并被证明是西方战争的主要支柱——也是西方扩张的关键所在——对于以后的三个世纪来说。

　　1944年8月，美国的排水量1万吨的一艘轻型巡洋舰“小石城号”，沿下水滑道进入了特拉华河——这是两周内第四艘下水的战舰，它加入到大约总数为6.5万艘的舰队行列中(其总排水量超过了900万吨)，这些舰艇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为美国海军建造的。美国的工业力量，一旦被应用到战争事务中，就被证明是世界第一流的。

　　 对财力、技术、折衷主义和训练的强调，赋予西方战争独一无二的复原力和致命性。一方面，西方国家间的战争倾向出现严重的僵局：从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世纪的百年战争，到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美国南北战争以至两次世界大战，所有人都看到国家间的战斗要长于多数观察者(和参与者)所预计的时间。另一方面，西方与其它社会间的战斗通常是短暂而且相对廉价的，因为西方的作战方式为自己提供了决定性的优势。死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希腊人要比死于阻止波斯入侵多得多(大约4万雅典人死在公元前415～前413年的对西西里的惟一一次远征，而在公元前490年在马拉松只死了192人)；丧生于公元前43年至公元前31年间内战的罗马军团士兵要比丧生于日耳曼地区和所有著名战祸中的人还要多。另一方面，规模不大的西方战争武士却在国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亚历山大不足5万人的大军从希腊进军印度河，在公元前334年到公元前323年间摧毁了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帝国。到1650年为止，西方军队已控制了西伯利亚、大部分美洲、部分菲律宾、通向南亚和东南亚的几座岛屿和群岛，以及亚洲和非洲海岸附近一连串筑有防御工事的贸易点和城市。到1850年。几乎整个南亚次大陆和澳大利亚及西亚都被包括进来，而到1914年，又加进了非洲和南亚、中亚的大部分，几乎所有这些后加进的部分，都来自于一系列短促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中军队的操练。

　　曾是战后中东风暴中相对平静的避难所的黎巴嫩，在1976年后走向分裂并开始了破坏性的内战。装备着一流武器的年轻的宗教狂热分子和政治党派，迅速地把贝鲁特变成了战场。

　　 战争的现状

　　 这种模式还将继续存在吗？英国军队在福克兰群岛(1982年)和盟军在海湾战争(1991年)中的成功也许暗示了这种持续性；但是两次战争都是以西方军队被训练过的、用以抵抗常规装备的侵略者以保卫或重新占领领土的精确方式进行的。他们的工作只是将自己移至南大西洋或近东，在那里作战而非在欧洲作战。而且西方一直擅长于把军队投放到远方战场：亚历山大和恺撒战役，十字军东征和征服西半球，印度反英暴动的镇压和布尔战争、太平洋战争、海湾战争莫不如此。但是，也不能保证未来的战争会继续按西方军队自己的条件降临到他们头上。

　　 实际上，最近几年没有什么战争是占主宰地位的大国使用高精尖武库带来的结果。相反，自1945年以来90％的战争行为都是运用相对简单的武器进行的内战——一种很可能发展进21世纪的模式，因为高度专业化的战争侧重艰苦的训练、大量的后勤供应和使用充足的最新型的武器，这些要求是极少数国家才能满足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运用较少先进性的武器进行的战争尤其是内战，趋向更为残忍并且导致了更为严重的民间伤亡。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欧洲进行的战争中，70％至80％的伤亡是军队。相反，自1945年以来，死于战争的大约5000万人中，大多数是平民——这个比率在越南战争中上升到70％或更多。而且，几乎所有人都死于廉价的、大批量生产的武器和小直径的弹药。

　　 内战与低水平的技术和残酷性之间的联系是不易被打破的。乔治·格里瓦斯于20世纪50年代在塞浦路斯为自己运用游击战术对抗英军时说出了要旨所在：

　　我们的作战方式——四年中有几百人倒下，是比最具选择性还具选择性的，我是作为一个目击过尸横遍野的人来说这番话的。我们并不随便进攻，像使用轰炸机之类，我们只在英军将要开火杀死我们的情况下才向他们射击，我们射击的平民也都是些叛徒和间谍。

　　 但是在大多数内战中，由于政治目的会使一方的军队试图消灭而非仅仅击败另一方的军队，所以几乎没人企图去区别质的战争与量的战争的差别。学者们已排列了大量的证据来暗示，1936年后西班牙民族主义政党的叛乱领袖佛朗哥故意拒绝了任何一个可能会使内战迅速结束的选择，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多地杀死共产党员。同样的模式也已成为东南亚、非洲、中美和南斯拉夫发生的内战的特征——并在较低程度上成为北爱尔兰和黎巴嫩所发生的内战的特征——因为恶行激起了报复行动并被制度化，由此导致的残暴行为使政治和解成为不可能。由于尖端的武器要求空运，所以这类战争通常不能使用这类武器加以解决。20世纪80年代苏联在阿富汗的经历证实了1965年至1973年间美国在越南的经验：消灭1万名装备着常规武器的游击队步兵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事实上，除了一方彻底失败外，从根本上解决内战是困难的。问题在于交战双方达成的协议，会使两者共处于同一国家中。政治权力是很难分割的，所以权利分享协议通常的维持期短暂，弱的一派由于害怕随后的报复常常不敢放下武器。只有外部力量的干涉才能安排和解，然后使规定生效，产生由于双方让步达成的和平；但是对于斯里兰卡或者黎巴嫩，停火期只是权力经纪人的部队大批地停留在原地的那段时间。

　　 主权国家间的常规战争还是没有停止——印度－巴基斯坦战争、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伊拉克－伊朗战争、伊拉克－科威特战争和福克兰群岛战争就是证明。而且，许多政府在常规武器方面的投资还在继续着：中东和北非可能会出现比地球其它部分更多的士兵、飞机、导弹和其它武器，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仅在1988年就在武器和军队上花费了将近1500亿美元，这预示着将来会有更多的战事。由于缺少单方面的无条件投降，常规战争也被证明是难以结束的。极少数政府会在交战期间进行严肃的谈判，因为这么做可能预示着软弱，可能会引起国内的批评，或者造成联盟间的不和。相反，人们会使战争逐步升级——或者通过使用新武器、新对策，或者通过进攻新目标或新战线——由此也就延长了战争。伊朗－伊拉克战争持续了八年之久，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伤亡——这为将来的洲际战争的可能性代价提供了一个可怕的警告。

　　 战争的未来

　　 自1945年以来，还没有人被原子弹蓄意杀死。尽管自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超级大国建立了大量兵工厂，但是70年代和80年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对苏联进攻欧洲的第一反应还是要求放弃战术性核武器，双方都认为核战争是“最坏的”灾祸。其它二三个拥有原子能力的国家也有此同感。

　　 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较大的核武器激增的时代，每个主要地区或许会有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国家将拥有原子武器。其中一些国家会紧紧地控制他们的武装部队并统治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他们极其相信核力量是“终极威慑力量”。但是其他的国家，一些拥有分布广泛的人口，另一些拥有控制松散的军队，它们也许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且，核武器不会一直作为大规模毁灭的惟一标志。几个富于侵略性的国家已显示出了发展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兴趣，这些武器费用较小而且易于运送。

　　 就军事方面而言，冷战后的世界相似于其它重大冲突后的形势：伴随着“邪恶”帝国的灭亡，西方国家由于过分自信而导致的情绪高涨为“和平分利”制造了压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宣布，“为了拟定作战部队的数量，应该作这样的假设，在最近的十年内将不会发生重大战争”。直到1932年，这个“十年规限”才被取消，1937年被彻底废弃。对于西方领导人来说，就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出现的时候，推测冷战后十年或这么长的时间内不会有另一次重大的战争发生，也是十分轻率的。西方面对另一次重大军事威胁的可能性也许不会马上出现，但它不可能永久消失。

　　 而且，西方所需要的国际安全受到威胁的机会和性质正在增长。一方面，战争的传统起因——诸如有争议的边界问题和独立斗争——还存在着。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那里的殖民分界线在被确定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部落间的持久敌意，政府很少被看作是忠诚的核心，种族间的紧张状况在这一地区45个国家中的大多数制造了无数内战。这些内战有大规模的(像尼日利亚的1967～1970年的比拉夫战争)，也有规模较小的(像卢旺达的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的斗争，在1994年中也许有100万人因此被杀)。另一方面，新的威胁也已出现了：国际恐怖主义(这已引起了美国军队对一个有共谋嫌疑的国家——利比亚的进攻)、毒品贸易，世界上许多地区因人口数量不受控制的增加和农作物产量的减少而造成的对土地和海洋资源逐步加大的压力。任何一个对国家的繁荣昌盛、社会稳定和政治和平的挑战，都可能很快被看作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它们因此而成为导致战争的潜在因素。

　　 诚然，在这一复杂的局面中，切实的考虑有助于西方的计划制定者(除了他们所拥有的巨大的核武器兵工厂外)。首先，如约翰·基根所指出的，过去的冲突倾向于发生在一个相对限定的区域内，而且这一状况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例如水域，其中大部分是海洋，它覆盖了大约70％的地球表面；然而几乎所有重要的海战都是发生在它的一小部分区域内，而且通常限于几公里的陆地范围。某些地方已反复多次发生过战斗：诸如北海(1340年的斯勒伊斯战斗发生地，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失败的地方，17世纪英荷战争中大约有二十场战斗发生在此处，1797年坎珀当战斗所在地，1916年日德兰战役发生地)或者中部地中海海峡(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战斗发生地与1517年勒班多之战发生地惊人地邻近——本身又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场真正的海战，纳夫帕克图斯战斗发生地)。同样地，世界干燥陆地的70％对于军事行动来说，通常是太高或者太冷，或者太干旱；这些地区没有或者极少拥有军事历史。相反，就像海战那样，并不稳定的军事活动总是一直出现在地球的一小部分区域内。军队在一些地区反复作战——希腊底比斯附近的皮奥夏谷，就是公元前479年的布拉底 [ 译者注：古希腊维奥提亚城 ] 同公元前338年的海罗尼亚之间所进行的九次战斗的所在地；另外，是低陆国家；还有伦巴平原和萨克森。埃迪尔内——欧洲土耳其先前的阿德里亚堡，这里在323年到1913年间发生了15场战斗或围攻，显然保持着纪录。对这种重复频率的解释通常是地理上的——埃迪尔内位于欧洲最低的平原上，因此从两面来的入侵者在重新开始前进之前，都需要守住它和它的资源。其它经常被军队光顾的地方包括那些被山峦、森林或沙漠包围起来的肥沃平原以及通向平原的狭窄通道。自然气候也向军事活动施加了重要的影响。直到最近，成功的军事行动也很少发生在冬天；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每年3月和10月的阵雨，它们被苏联人提及时称作“rasputitsa”或“无路可通时期”，也会规律性地引起西线军事行动的停止，并被证明比有名的俄国冬天还具阻碍性。

　　苏联基洛夫北部。尤里亚导弹复合体的部分——这是1988年由法国侦察1号卫星传送回地球的一幅照片。在20世纪末期，监视系统成为估定核进攻和常规进攻威胁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传统的人工情报(人工情报，通常由情报人员在地面收集信息)和信号情报(信号情报，通过截获和破译消息得到)中又加入了电子情报(电子情报，通过截获和分析电磁体信号，诸如导弹控制网络获得)和图像情报(图像情报即敌人军事活动的摄影照片)。

　　 除了军事技术的不断提高外，常规部队看来可能会同先前一样在许多相同的时间、地点展开行动(尽管福克兰群岛战争和海湾战争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一旦需要，即便是荒凉地区也会成为战场)；而这种地理上的浓缩，戏剧性地简化了为战争制定计划的任务。但是，目前西方军队所使用的监视系统却提供了一种对抗此类意外威胁的安全保障。在海湾战争期间，侦察卫星监视着敌军的行动，精确地测定出其军事设施的位置，并且表明其遭受破坏的等级；早期的警报卫星会提前通知即将发生的攻击；通讯卫星则使总部能与各行动单位间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气象卫星能为每一次行动预报最适宜的天气条件。尽管“抵触”、”迷雾”和战争歧义总能损害这类大宗资料的使用，但对于拥有者来说，全副监视装备减少了出现战术意外的机会。

　　 但是这些一流的系统，就像所补充的武器那样，需要巨额费用。西方作战方式的未来以及这种作战方式所保护的西方生活方式，最终依赖于两件事情：处理国际危机并阻止其演变成不可预测的武装冲突的持续能力；对不能立刻明确的危险进行防卫或付出代价的持续意志。关于第一点，主要危险在于西方(或西方化)国家会重复过去常犯的错误——本世纪犯了两次——彼此忙于采取战争行动，相互使用可怕的毁坏力。关于第二点，西方作战方式已逐渐依赖于两方面。一方面，必须有使用武力的愿望，即便不可避免地包含损失。美国对越南的入侵(公元1965～1973年)以至对索马里的入侵(公元1993～1994年)都因公众对伤亡的抵触态度而变成严重的妥协。在这些条件的约束下，即便最有力、装备最完善的军事设施也只能是虚张声势。另一方面，必须愿意为有效的、胜利的防卫机构提供资金。一位英国政治作家汉普登在1962年简洁有力地表述了此点：

　　大量的资金，是战争的力量源泉，也是其它事业的力量源泉。我们以高价获得的经验已教会我们：巨大的税收是维持陆军和海军所必需的，而这些海军、陆军对于我们的安全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也保卫着我们的宗教权和民权。金钱使我们达到这些目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对西方社会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如在17世纪90年代一样，谁付出和为什么付出，同谁作战和为什么作战几乎一样重要；也许两者一致才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未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十分持久地依赖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