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世界·第十七
作者：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冷战时代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不稳定的45年和平时期。
随着轴心国的崩溃瓦解，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其政府形式代表了两种差异巨大的政治经济体制 。
在其它任何一个时期，这样的差异和相互猜测都可能导致又一次世界大战，但因整个竞争 过程处于具有毁坏性能力的原子武器的阴影中，所以最终任何一方也不敢直接向对方进行军事挑衅。广岛事件后有人预言原子武器的威胁会消灭战争本身，从美国和苏联彼此从未直接介入战争这个意义来看，他们是对的。不过战争还是发生了，尽管其中大部分反映了作为世界大战后果之一的西方殖民帝国的崩溃，但美国和苏联都插手了这些冲突，毕竟这里存在着超级大国的重要利益。回顾过去，冷战极大的讽刺之一是它带来了一段空前的稳定时期，其间，竞争者阻止了彼此间相互的颠覆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标志着科学技术作为战争主导因素的时代的到来。战略核武器运用技术的异乎寻常的发展，反映了战后相互对立的双方在其业已显示出来的能力上的一种总的变化。不过，正如越南战争所特别表明的，技术不可能独自补偿政策、战略以至战术上的失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最终造成了19世纪业已形成的殖民帝国的崩溃。尽管欧洲对东南亚的控制是通过大量昂贵的战争得以加强的，但欧洲武装部队在日本人手中蒙受的耻辱还是破坏了控制的合法性。一旦解放的浪潮席卷亚洲，非洲也跟随而上。
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投降书的仪式上。在场的有日本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将军和日本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吸取一战的教训(当时只有德国的政治首领签字)，1945年的胜利者确保了德、日两国的军事外交首领也在正式文件上签署投降声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
当日本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投降时，谁都没法预料美国要插手西半球以外的事务多久。战争期间，罗斯福曾向斯大林提出，战争结束后，美国部队留在欧洲的时间不会超过3个年头。1920年美国逃避责任的行径无疑使它对欧洲承担义务的长期承诺没做什么贡献。但不管怎样，1945年美国凭其经济实力甚至比一战后更强地控制了世界，因为只有西半球未遭受过现代武器造成的毁灭性灾难。轴心国与盟国部队结束了跨越满目疮痍的大地所进行的来来回回的战斗，中部欧洲的残存者已精疲力尽，与此同时，联合轰炸也已经彻底毁坏了德国。法国因维希政府和被占领的经历，尤其是饱受战火摧残而四分五裂，笼罩在阴影之中。而英国则几乎不能恢复自身世界强国的地位；印度——英帝国皇冠上的宝石，正站在独立的边缘。
在东方，苏联已显示了对纳粹德国意识形态领域战争的胜利，但胜利的代价是难以想象的：大约有2500多万苏联士兵和平民丧生。从斯大林的观点看，更严重的是经济损失打击了苏联经济。当苏联已获益成为一个大帝国时，这场以进步(在纳粹非法利用战争四年之后才开始)为标志的战争几乎没给东欧带来任何经济益处。联军的空中进攻也把日本带到饥饿的边缘，到1945年夏，美国已把日本的城市和工业变成了冒烟的废墟；击沉了日本的商业舰队，使日本的经济退至维持生存的水平。不过，日本也使中国从南至北遭到破坏，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沦亡中开始为被蹂躏的祖国的生存而战。
作为新总统，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于1945年全面研究了世界形势，承认了1920年美国撤退所造成的损害。虽然一些人意识到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威胁，但大多数人希望与苏联和睦相处，所以，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初措施是将对冲突的准备与和解的努力结合在一起的。美国人提出把援助西欧复兴的马歇尔计划延伸至苏联和东欧——这一提议被苏联考虑但加以拒绝，原因是苏联害怕美国窥视的目光会发现其被削弱的经济的弱点。另一方面，当经济虚弱迫使英国撤退时，美国于1947年将其武装部队派到了希腊和土耳其。这段时期内更具重要意义的是美国于1949年发起组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标志着美国将对西欧承担军事和政治上的持久义务。
1950年7日14日，陆军上将、联合国在朝鲜部队的总司令麦克阿瑟接过由科林斯将军交给他的联合国国旗。旗帜象征着麦克阿瑟将带领多国军队在朝鲜半岛上打退北朝鲜的进攻。
不过，美国仍然希望他们拥有的核武器能使自己廉价地继续承担责任，直到1950年夏，美国才将常规军减至最小规模。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军事力量的削减可能会使美国最终取消对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所做的承诺。但战争爆发了，它激励美国为保持核优势和保护西欧而做出一番重大的重整军备的努力。朝鲜战争(公元1950～1951年)的第一年，杜鲁门政府征召了58.5万人入伍，召回了80.6万名后备军人和国民警卫队队员。回首往昔，看来美国人高估了苏联的能力和动机，但在那时，苏联人——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无疑从各方面表明他们代表着对西方价值的直接挑战。
所以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起，美国的外交政策即以在其所控制的领域内遏制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主义世界为目的。这种政策导致美国在亚洲的两次战争和为保卫欧洲而动用了相当数量的军队，以及为核武器、常规武器和传送系统升级所需要的日益复杂的技术支付巨大开支。尽管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北极星号潜水艇的出现，海军在遏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冷战的大多数时候，美国还是依靠空军来遏制苏联的。
结果，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空军的注意力还保留在核任务上。无可否认，对任务重要性的强调达到了遏制苏联的目的，但也结束了空军内部的严肃思考，即空军不断改变的技术能力怎样才能在常规冲突中影响军事平衡。大多数空军军官认为他们的职责是遏制，如果他们失败了，战争就会变成简单地投下大量核武器的事务。20世纪60年代的一句格言描绘了这种心态：“用核武器攻击他们，直到他们在黑暗中燃烧。”
为增强自己的军事积累而由美国发动的技术革命已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微型核武器到喷气式飞机、弹道导弹，到以难以置信的精确度击中目标的巡航导弹，美国的技术发展到了巅峰。这类技术革命并不总是让民用经济承担费用的。20世纪80年代的计算机革命就完全源于空间和军事发展方案所要求的微型化成果。但对苏联来说，技术革命证明是一场噩梦，因为技术革命没有任何方面增强中央计划经济的实力。整个冷战时代，苏联工厂虽然生产出了数以万计的坦克、大炮部件、装甲运载工具，以至喷气式飞机，但问题在于，技术日益影响着地面武器能力的发挥，这使地面武器大量报废。1991年的海湾战争表现了苏联在竞争中被拉下的距离，而且在诸如核潜艇、导引导弹和建立空间基地的能力等复杂领域内，为赶上美国而展开的竞争最终搞垮了苏联的士气和经济。
1951年红场苏联武装部队庆祝十月革命周年纪念。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军事开支的估计是精确还是过高的问题，引起了大量争论。现在清楚了，这种估计是精确的，但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却大大过高。实际上，苏联的防御开支导致其经济系统无法正常运转，最终致使自己崩溃和破产。
朝鲜战争
由于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在1945年未经考虑便决定解除在朝鲜投降的日本军队的武装，因此导致朝鲜半岛上出现了两个独立的政权：北方，在敌视外族的民族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共产主义基础上建立了以金日成为领导的政权；南方，李承晚建立了像北方一样仇视外族但没有共产主义的独裁政权。20世纪50年代初，当美国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处在最低水平时，南方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陷入困境。共产主义者的游击队陶醉于某些成功，由于美国的声明使苏联产生错误判断，斯大林允许了金日成入侵南方，这是苏联独裁者所犯的最糟糕的错误之一。
1950年6月，北朝鲜军队打败了一些装备差的南朝鲜军队，紧跟着，开始了纯化南朝鲜未经妥善调整的阶级结构的残忍工作。共产主义的野蛮使南朝鲜团结在其政权周围，同时消灭了几代朝鲜人获得和平统一的一切机会。入侵也带来了美国的一个意料之外的反应：杜鲁门总统动用了美国军队去保卫南朝鲜。杜鲁门的行动如此令人意外，以致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联合抵制会议中，苏联没有参加关于朝鲜问题的辩论。结果，美国人能够在联合国旗帜的掩护下实施了对南朝鲜的援救工作。麦克阿瑟将军匆忙地从日本将他的训练不精、准备不充分的守备队带到朝鲜，得到的是一系列耻辱的失败。到8月份，北朝鲜已把美军和剩余的南朝鲜军队赶至东南部釜山港周围一小块环形防御地带。在那儿，由于美军的凶猛火力和空中优势使进攻者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以及对贯穿整个半岛的供应线进行的封锁，防线才得以稳固。
1950年南朝鲜战争图示
1950年北朝鲜军队进入南朝鲜的路线图示：因苏联慷慨借给的包括坦克在内的装备，北朝鲜军队相对于它的南方敌人拥有巨大的优势。金日成的军队迅速击溃了南朝鲜军队和最初到达的美军。但美国的火力和南朝鲜的抗击使北朝鲜军队停留在了釜山港周围的环形防御地带。
当残酷的战斗包围了釜山港时，麦克阿瑟添上了他辉煌成就的绝妙一笔：一面有节制地使用增援部队，一面于1950年9月派出海陆联合部队在仁川登陆。仁川的潮汐条件意味着登陆计划将是一场噩梦，而且麦克阿瑟的军事顾问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都反对这次行动。然而，麦克阿瑟还是对了，北朝鲜没有准备，仁川陷落，紧跟着是汉城。随着连接北朝鲜供应线的南朝鲜首都的被占领，釜山周围的敌人阵地全线崩溃。那些没被抓做俘虏的人混乱地逃往北朝鲜。
对于美国人来说，问题是接下来做什么。战争初期，麦克阿瑟就主张重新武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以便把他们送回1949年共产主义者将其赶出的大陆。杜鲁门响亮地回答说“不”。随着仁川胜利的到来，麦克阿瑟极力主张追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这点杜鲁门同意了。但麦克阿瑟高傲的个性使他没有重视共产党中国的警告，中国不会允许美国向中朝边界鸭绿江推进。美国人通过两个分离开的猛攻来继续他们对北朝鲜的推进。晚秋时节，中国终于出面干涉，在中国的进攻下，一部分美军溃败了；在西部，军队不管先后地退到南方；在东部，海军陆战队官兵与随同的陆军士兵突破了中国军队的包围，在英雄般的撤退中阵亡。而因结束了与日本人的多年战争而感到生活甜蜜的、正在前进中的中国人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忍受着最低限度的后勤供应所带来的巨大困难，迅速地越过北朝鲜的多山地带，活动在联合国军队封锁的阵地周围，并最后突破了封锁线。
美国海军陆战队穿过北朝鲜的多山地区撤退时，试图在零下气温中沿着冰封的小路休息。1950年12月朝鲜战争中中国地面部队的大规模干涉使美国正向鸭绿江挺进的先头部队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一度，在北朝鲜东边的海军和陆军被包围，但他们最终携带死伤人员冲出了包围圈。
在中国军队推进到汉城南部的时候，麦克阿瑟提出了两个极端建议：实施核进攻或放弃朝鲜半岛。隔膜在杜鲁门和他的将军间增长着，这当然不令人感到奇怪。身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德雷着重提到麦克阿瑟关于要美国发动一场全面对华战争的建议：这将是场“发生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并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
1951年6月初，当联合国军队因二战中美国最优秀的作战将军李奇微的指挥解决了严重的士气问题，并发展了侧重以火力来对付中国军队的大规模进攻的战术时，汉城南部的局势得以稳定。此时，中国军队漫长的供应线受到猛烈的空中轰炸，随之，李奇微的军队开始反攻，不久他们收回了汉城。4月，共产主义者试图再度夺回因南朝鲜首都的丢失而丧失的一切，这次联合国军队不仅没有溃散，相反，在中国军队精疲力尽之后重新开始了反攻。面对美国人的火力，共产主义者留下了骇人的死伤人数，并且看来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他们呼吁谈判，无疑暗示着自己所处的困境。但接着美国人便犯了冷战中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同意停止前进并开始和谈。当然，开始谈判没什么错误。但美国军队暂停前进却给了对方重新部署的时机，从而也就结束了其停战的需求。
美国要尽快回到和谈桌上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4月份杜鲁门发现必须将麦克阿瑟将军免职，因为他坚持美国应遵循“亚洲第一”的战略——这会把战争引至中国大陆。由于对总统有异议，麦克阿瑟别无选择地离开了杜鲁门。杜鲁门同他的顾问都认为朝鲜只是苏联和美国大范围地缘政治竞争棋盘上的一个小卒；他们需要亚洲和平，是因为他们要专注于他们认为是冷战关键场所的西欧。
毫无疑问，1951年夏天，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不想再看到战争持续下去，但斯大林却相反，因为他看出战争正给美国带来相当大的负担。因此，和谈拖了两年多，其间类似一战以堑壕作为前线的杀戮还在继续着。出于战略考虑，当空军强大的空中封锁成功地将中国对其地面部队的供应限制在只够维持的程度时，美国人一直没有增加足够的兵力去打破相持状态。相持使西方用火力同中国革命军队的主力相拼杀。
如麦克阿瑟在辞职时所说的；“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胜利。”战争的漫长和缺乏结果使杜鲁门在美国大失人心。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胜利不仅是因为他的声望，而且也因为他结束漫长战争的允诺。他使共产主义者明白，除非为和平采取实际行动，否则他可能会考虑使用核武器。斯大林在3月初逝世后，苏联新的领导人没有同他一样无情地旁观战争自动升级，加之危机又正在苏联国内酝酿，这一切决定了1953年夏停战协定的最终签署。
回顾以往，朝鲜战争是冷战的重要转折点，它把美国及其全部潜能又带回到竞争中来，使东亚的局势得以稳定。但由于美国把财力大量地投入到战争之中，日本开始逐步上升为经济超级大国。同时朝鲜战争也在美国创造了一种氛围，使运用常规部队保卫西欧的允诺成为可能。当然，朝鲜战争还是在美国煽起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巫士们搜寻的激情，并且消除了可能使美国与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取得实质性和解的一切可能性。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无论是以地面为基地的炮兵、空军，还是海军的炮火，联军在火力上都拥有巨大的优势。此刻，也就是1951年11月28日，英国皇家海军舰艇“贝尔法斯特号”上的六英寸口径的大炮摧毁了北朝鲜的岸上目标。
三十年战争：越南，第一部分
19世纪法国扩展到了他们误认为是印度支那的地区，那里拥有三个不同的民族：老挝、柬埔寨、越南。
20世纪早些时候，法国在越南的教育正培养出一批准备根据自己的条件向法国挑战的贪婪的民族主义者，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位最终决定以胡志明为笔名的越南人，他发动了一场先是挫败法国人后来又挫败美国人的革命运动。年轻时，他动身前往欧洲并在那里成为法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为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和后来为中国共产党工作，他继续自己的教育。但无论他的政治事业和他的位置怎样，胡志明始终是一个热烈的越南民族主义者。
1945年3月，日本人消灭了法国军事和殖民力量在越南的最后残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法国逐渐走向失败时，美国人拒绝对其提供任何帮助。6个月后日本投降了，由于法国人正从被占领状态中恢复过来，没准备好卷土重来，所以在英国人进入南部解除战败部队的武装时，中国民族主义军队占领了北方。这个空当儿，惟一遵守纪律的当地军队就是胡志明的那些队伍，即越盟。开始，法国人承认了胡志明政权，但新的第四共和国却无法使它的政治决议生效，鉴于胡志明不肯让步，在越南的法国指挥官们使命令军队投入重建法国统治的战斗中，战争成了惟一的结果。法国人迅速重新确立了对城市的控制，不过越南人的抵抗并没有瓦解：大量的越盟游击队员成功地控制了乡村，并且发动了一场针对法军的残忍的游击战争。1949年共产主义者在中国的胜利改变了均衡状态。他们的领导人毛泽东给越盟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培训方法。1950年10月，胡志明的军队沿前线给法军以一系列毁灭性打击，法国在北部越南的地位土崩瓦解了。
至此为止，美国对法国人想在东南亚重建殖民地的企图采取了明确的敌对态度，但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美国却又为法国提供了足以在红河谷进行抵抗的大量军事援助。1951年初，曾作过历史教师而在当时是胡志明军队司令官的武元甲指挥越盟部队对法国进行猛烈攻击。法军占压倒之势的火力和一流的领导能力给了武元甲和他的指挥官们一个严厉的教训：他们不可能在野外击败对手。
战争因此进入僵局，越南人控制了——尤其是在夜晚——红河谷周围地区和这个国家其余大部分地区的乡村。法国人扫荡了他们的火力和训练方法占优势的野外地区，以捕获并消灭那里的游击队。但他们的行动大多数落空：越盟只在对己有利的时候作战。尽管发动攻击的损失使战争在法国越来越不得人心，僵局还是持续了同朝鲜战争一样长的时间。1953年朝鲜战争的结束，使中国有能力向越盟提供更多的援助。为了抢先行动并阻止正在恶化的局势，法国人为武元甲在陷阱上设了一个诱饵：他们计划把越盟拉入一场法军火力可以发挥优势的战争中。1953年末，一场空降突击占领了奠边府，法国人认为这个位置对武元甲的后勤具有重要意义，希望越盟暴露实力以使法军的精锐部队给其以毁灭性打击。然而，法国人还是大大低估了对手的老练程度、奉献精神以及能力。1954年3月，武元甲发动了进攻。在炮兵控制了法军的主要阵地的情况下，越盟的进攻摧毁了奠边府外围防御工事，并且由于越盟很快使机场处于无用状态，空降供应变得异常困难。到4月初，形成只有美国的干涉才能使局势恢复正常的局面。
在美国，政策辩论围绕战略消费、战略意义和战场可能带来的负担展开，最后决定不值得为使越南依旧作为法国的殖民地带来的好处而做出牺牲。所以，在奠边府及其守城部队逐渐被击败时，美国采取了观望态度。当奠边府注定了法国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命运时，美国的拒绝援助彻底破坏了美法关系。作为日内瓦和平协定(1954年6月签署)的结果，美国在南部越南建立了一个反共政权。但是甚至在该政权的领导者也承认他们的独立应归功于胡志明的越盟时，这样一个政权怎样生存下去，这是20世纪50年代未有答案的问题之一。
奠边府的伞兵降落示意图
奠边府预定进攻发起日：1953年12月，法国伞兵在奠边府降落。法国的进攻出其不意地捕获了越盟成员，只有山谷中的极少数骨干分子跑掉。但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进攻没有持续多久(这就像打人耳光后手掌也会疼一样)。
奠边府战斗
到1953年末，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处境显示出严重恶化的迹象，朝鲜停战协定使中国和苏联对越盟的援助大大加强，而法国人通过发动突然袭击进入敌人领土以打败越南人的努力惨遭失败。
就在这个时候，法国人决定采用一个风险较大的行动计划。他们将派出空降部队发动一次重大袭击，占领位于通往老挝的供应线上的奠边府。法国的最高指挥部决定孤注一掷：因为，首先他们能够诱惑越南领导人派出主要兵力到城镇附近地区；其次，法军在火力、纪律和训练上的优势使防御部队能够大批地消灭进攻者(如同1951年沿红河的战斗中发生的那样)。
但法国人的推测存有危险的缝隙。首先，北部越南人证明他们能够布置比法国人预料的多得多的兵力和火力；其次，在延长了的战斗过程中，越南人能够满足这些部队的需求。1954年3月，当越盟的精锐部队猛攻保卫着奠边府特别是保卫着奠边府机场的边远阵地时，战斗开始了。借助位于高地上的炮兵，越盟拥有了一幅奠边府的鸟瞰图；几乎是瞬间，飞机场变得无用了。结果，法国的空军既不能压制越盟的榴弹炮，也无法封锁越盟的供应线。而越盟的步兵，如同十年后同美国人所发现的那样，残忍、训练有素而且遵守纪律。
尽管形势无望，但直到最后一天，法国伞兵还是继续在被包围地区内降落。虽然戍守部队的大部分作战都非常勇敢，但到5月份为止，越盟已占领整个阵地，法国人既失去了战争又失去了殖民地。
在火力掩护下，法军在奠边府的阵地间跑动
阿尔及利亚战争
事实证明，很少有人欢迎法国军队从他们在亚洲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但与人们的愿望相反，法国又投入了另一场战争。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的反叛者越过北非进攻法军阵地，发动了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他们的袭击没有完全胜利，但却达到了煽起阿拉伯人反法情绪的重要目的。阿尔及利亚庞大的欧洲移民社团立场坚定，不愿改变阿尔及利亚作为法属殖民地的身份。这个事实使形势变得复杂。逐渐升级的游击队活动使法国面临着他们在越南遇到过的类似问题，不同的是阿尔及利亚还存在民族解放阵线对欧洲移民的攻击。这些问题使战争恶化并使其演变成一场民族主义同宗教之间的战争。
从亚洲回来的法国军官决心不再重复他们在越南所犯的错误。他们在对革命战争和敌人本质的理解上表现出一致性。但他们使阿尔及利亚人成为法国公民的欲望，却在法国的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现实面前消亡了。1956年是一个转折点，法国在战争中使用了新兵，这是他们在越南从未做过的。几乎紧接着，这些毫无经验的队伍就陷入了困境。9月份，由于民族解放阵线直接攻击法国平民，城市也燃起了战火，同时，这加重了战争的费用和残暴程度。11月，英法针对苏伊士运河采取的军事行动的失败使法国的处境更见恶化，因为这次失败大大加深了法国军官们对其政治领导人的能力的担扰。
到1956年末，民族解放阵线控制了主要城市中的阿拉伯人居住区，而它的可怕攻击已使欧洲所属的阿尔及利亚实质上处于瘫痪状态。这时候，城市的安全也只能依靠警察了，军队仅对灾难深重的农村地区发生的战争负责。但随着城市的失控，法国当局动用了军队。1957年1月，马修将军的伞兵控制了阿尔及尔，一场反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残忍而不受任何限制的战争立即开始了。马修，一位漠视黑人公民权，甚至用严刑拷打来对付民族解放阵线的将军，使用了预防性拘留、彻底搜索以及在阿尔及尔的旧闹市区进行连续巡逻等手段。这是一场最卑鄙的战争——在电影《阿尔及尔之战》中被加以描述——最后，它打垮了民族解放阵线，但它的方式对于改善阿尔及利亚人对法国统治的态度没起丝毫作用。更重要的是，严刑拷打的做法削弱了阿尔及利亚人对宗主国法国国内冲突的支持。法国当局证明自己无力解决阿尔及利亚引发的复杂问题。1958年4月15日，它垮台了。之后37天，没有一位政治家能够召集起一个替代政府。
由于巴黎缺乏政治领导，阿尔及利亚军队中的愤怒情绪顿时高涨，军官指责政客们的怯懦行为，拒绝错过又一场战争。于是，5月中旬，在军队的支持下，阿尔及尔的一伙暴徒攻占了政府建筑，并要求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流亡政府的领导人戴高乐将军接管名誉扫地的政府。1958年6月，戴高乐在巴黎走马上任。在这以后的四年中，他对阿尔及利亚推行了一项艰难的、常常充满矛盾的政策。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他决定放弃战争。到1959年9月，戴高乐提出“民族自决”。
同时，戴高乐却又允许法军继续进行炫耀技术的战役。通过切断民族解放阵线与其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基地的联系以及老练地使用直升飞机和机动兵团，法军在战场上歼灭了敌人。然而，戴高乐不顾军事胜利，准备撤退。这使他不得不面对许多法国官员的反对，其中一些人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加入了恐怖分子的组织——秘密军队组织——这个组织计划暗杀他。但戴高乐幸免于难，而且没发动内战便使法国摆脱了阿尔及利亚。将军们可以吹嘘说他们赢得了军事竞争的胜利，尽管这样说忽视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利的残酷现实。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非常规战争：英国的经历
就在法国为两场不幸战争奋斗并均告失败的时候，英国相对安然地度过了非殖民主义的过程。大的挑战要算解放印度。印度是英国靠国内政治家的才能和当地负责稳定的军事领导的配合才征服的。当然，在其它地方英国也面临着严重的军事挑战。在一些挑战中英国赢得胜利，对于另一些他们则施以巧计。1948年2月，为结束英国的统治并建立共产主义专政，马来亚的共产主义者游击队发动了一次进展顺利的战役。在以后的四年中，他们充实了力量并且改善了自己的处境。但在1952年2月，由于几个有利于作战的因素，英国对造反者发动了一次有效的猛攻。马来亚主要有两个种族：马来人和中国人。共产主义者的援助几乎都从后者手中获得。但是马来亚与共产主义国家没有边界，结果，造反者发现进口武器和军需品越来越困难。
英国承认叛乱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开始进行镇压游击队的战役时，他们宣布其目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准许马来亚独立。这样，英国通过谨慎的非官方组织的行动，使中国人与马来人和游击队发生分裂，同时也鼓励了马来亚的民族主义。最后，军事工作便落到那些比敌人更熟悉丛林的战士身上。马来亚的游击战条件使英国重建了几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相当好的特殊兵团——特别是特种空勤团——它们进行非常规战争的能力，将为以后发生在肯尼亚、亚丁直至厄尔斯特和福克兰群岛冲突中的英国军队受益。1954年时，马来亚共产党的最高指挥部已撤至泰国，战争逐渐停止了。英国在政治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获得了斗争的胜利。
美国的直升飞机盘旋在越南稻田上空。直升飞机是美军处理“看不见”的游击队问题的答案。诚然，飞机带来了更大的机动性，特别是在迅速增援地面正在行动中的部队方面，这点体现得尤为突出。但结果是他们不仅难以防御敌人地面火力的攻击，而且还使得美国司令官们相信他们可以专注于军事行动而忽略与非常规战争相联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三十年战争：越南，第二部分
1954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顾问们拿定主意，认为越南不值得美国付出太多生命和财富，不过美国官僚主义使决定未能转变成政策，不彻底的折中政策使美国慢慢滑进财政困难的境地。
1954年的日内瓦和平协定在越南南部建立了一个吴庭艳领导的反共独裁政权，这个政权把法国殖民主义的最坏方面和官僚统治结合在一起。虽然乡村地区极少承认它的合法性，但是吴庭艳和他的内阁依旧坚决地献身于这一信念，即只有对政权忠诚才是真正重要的。由于直到1961年，西贡还在美国战略考虑中处于次要位置，来自美国官僚统治最低水平的军事顾问和民间顾问们——其中大多数既不了解法国人也不了解越南人——便以朝鲜做范例，无原则地左右政策，努力地工作，力图建立一支能打败常规入侵的常规部队。
这个时候，胡志明和他的支持者正努力在北方建设自己版本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天堂。结果在红河谷的农民间激起了被他们极其残酷地镇压下去的反抗。随之在1959年，由于意识到吴庭艳的弱点，他们便发动了一场渗透性的、属于政治行动并为颠覆南部越南政权提供军事和后勤援助的战役，又动手修建了一条穿过老挝和柬埔寨的道路，后来美国称之为“胡志明小道”。吴庭艳政府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几乎毫无察觉，而反抗这个不得人心政权的起义却迅速蔓延开来。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61年肯尼迪当选为总统。肯尼迪宣布美国将为打败共产主义“不惜任何代价，甘愿承担任何负担”。越南南部的局势令人恐慌地发生分化。不过，美国的举措还是提供了更多相同的东西：更多的顾问、更多的常规军和更多的社会学“妙方”。
美国几乎没准备去迎接“越共”(对越盟的贬称)提出的挑战。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们认为，美国军队受过训练——换句话说，就是为反对苏联的大规模常规战争或者核战争做了准备——能够应付东南亚崎岖地形中高度政治化的游击战争。但卷入战争的整个过程证明，他们无力吸取战争的教训。而一年期的服役体制加上普遍缺乏对越南文化和语言的了解，只能使此类弱点得到强化。
肯尼迪选拔了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来做国防部长。罗伯特·斯特朗格·麦克纳马拉给工作带来一种小心谨慎的估价思想和一个坚定的信念，即没有什么问题是系统分析法不能解决的。他相信在资金开支方面，国防部使政府部门受到高度责任感的制约，不过，他拥有一种完全不现实的愿望，想从防御分析报告尤其是战争行为中消除所有模棱两可的词句和令人难以预料的事物。在他的指导下，美国军队将完全在统计指数的基础上在越南作战：敌人死伤数目、战斗中军队协同作战的天数、投下的炸弹的吨数、通过港口的运载货物的吨数，清单看起来没完没了，所有的一切在判断战争进程的时候实质上毫无意义。然而麦克纳马拉还是强迫美国军事在他的思想框架内思考，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对五角大楼的影响才开始减弱。从当政的第一天起到1963年11月被暗杀，肯尼迪对越南推行了一项积极而过分自信的政策，而且稳定地加大赌注。因为热衷于迎接胡志明的挑战，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低估了对手，高估了西贡联盟。就在美国的援助和顾问们大量涌入南部的时候，南部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变得更加暗淡。新闻记者强调形势的恶化，但咨询活动的指挥者保罗·哈金斯将军，用乐观的词语向华盛顿描述了战争，对新闻界轻蔑地不加理睬。到了1962年秋天，美国才最后承认吴庭艳是个失败者。美国撤退带来的威胁最终导致越南军队发动政变，军队推翻政权并暗杀了独裁者和他的兄弟。
美军正在穿越越南的灌木地带。为保持越南人民的精神和情绪并使美国人的注意力离开战斗，北部越南人设法对美军维持足够的压力。在山峦和丛林中，北越的正规军使美国所崇拜的技术和火力优势变得无用武之地。
但继承吴庭艳的将军组成的小团体比其前任更加无能，1964年夏，南方的抵抗瓦解了。美国新总统约翰逊几乎没有使美国卷入东南亚战争的欲望，但是他拒绝承认败在他称为“蚂蚁之国”的对手手里。1964年夏，他对北部越南的海军发动了连续的空袭，据推测这是对美国在东京湾的驱逐舰遭到攻击作出的反应。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希望这类攻击将会说服北部越南人停下手来。然而胡和他的同事们并不打算罢休。如同他们告诉伯纳德·福尔——一位著名的西方越南问题专家——的那样，他们不害怕美国的武力，毕竟他们已打败了法国。虽然如此，约翰逊还是凭借将其对手——参议院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描绘为战争贩子的政纲参加了又一轮总统竞选。约翰逊赢了，但正如一位选民后来评论的那样：“我被告知，如果投票选举戈德华特，我就会赢得战争，我投了戈德华特一票，正是为了已经到来的战争。”
1965年初，约翰逊批准了代号为“滚雷”的对越轰炸计划。这场战役严格限定了美国飞机攻击的目标。现在看来，那时美国的任何行动都不可能迫使北部越南人停止对南部的战争，即使是美国军队拥有发动任何进攻的行动自由。“滚雷”战役是一次完全没有成功机会的、考虑不当的行动。由此，约翰逊直接把美国地面部队推到了为越南南部而战的境地。现在，战争的指挥权落到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身上。
威斯特摩兰和其他大多数美国军事领导者一样都轻视过去的经验。例如，1964年法国意识到美国会使自己日益卷入越南的冲突中，于是为美国政府提供了现成可用的他们在越南失败的事后研究资料。这个研究资料的法文原版还保存在国防大学的机密资料室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五角大楼的高级军事人员或政治领导者研究过它。因此，美国军队重复法国军队所犯的每一个错误毫不奇怪。他们也拒绝学习。由于战术和实践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在德浪河谷战役中，包括第一空中骑兵师的一个营在内的美军在实施“奥尔巴尼着陆”计划时惨遭覆亡。威斯特摩兰还拒绝接受部队指挥官向对越军事援助指挥部提出“学习国外经验教训”，以剖析美国军队在战术和作战方面的不足的请求。取而代之，整个战争过程中，拥有重火力的美国军队在破碎的农村地区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
威斯特摩兰也对改革南部越南军队表现出极少的兴趣，至少到1967年，和解还在他的优先考虑之外。对越军事援助指挥部侧重要求美国部队设法找到、盯住然后消灭敌军主力部队，以完成搜索和破坏的任务。这实际阻止了军队参与乡村的政治战争。当海军陆战队指挥官为保卫本地区内的移民着手一项小规模的、非军事的行动计划时，对越军事援助指挥部对这一工作施加了严格限制。麦克纳马拉所钟爱的统计指数支配了美国的目标。重要的是部队作战的天数和与之相应的掺假的尸体统计数字，这种记分卡做法的后果之一，是美国士兵残杀越南农民的马来大屠杀，而对越军事援助指挥部紧跟着便掩盖了这次事件，直到它在美国新闻界引起轰动。
威廉·威斯特摩兰。自从麦克莱伦以来，还没有一个将军在回忆录中如此彻底地谴责过自己。威斯特摩兰将军着重提道，在越南服务期间，他的床边一直放着：“一本《圣经》、一本《法语语法》、一本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理论的小型红色著作、一本关于法国与越南战争的小说——《百人队长》、福尔·伯纳德博士的几部著作——关于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经历，他的写作很具权威性、能洞察和了解敌人的思想和方法，通常我都累得只能在深夜偶尔翻翻这些书。”《百人队长》实际上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小说，只有前几章涉及了法国人在越南的失败。但将军是一个生活在他自己世界中的人，他从未超出书中所写。这就使人们无从猜想他会从别人的著作中得到更多的东西。
除了搜索和破坏的任务，美国人还扫荡了整个乡村地区，使越共和北部越南人得不到农民的援助，又将人口移交到缺少设备、资源，或对重新安居方案没有兴趣的政府手中。至于其它地方，自由射击区内美国的大炮和飞机破坏着陆地风景，用可怕的伤亡人数来惩罚平民尤其是敌人。这种方式甚至比法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美国人施展的可怕火力却使他们幻想着“军事胜利”。
美国公众对美国军队进入越南做出热烈反应，1964年夏，参议院以88对2的差数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批准了对北部越南攻击目标的空袭。1965年10月，《时代》杂志在其以显著位置刊载的文章中刊登了为美军捧场的奉迎之词：
仅仅在三个月前，穿着黑色宽松裤、危险而又无足轻重的人们还在南部越南四处游荡，泰然地抢劫着、残害着、杀戮着……今天，南部越南的脉搏骄傲地、有力地跳动着，以不可思议的活力活跃在夏日林阴路的幽暗景色之中……这个战争中惹人注目的转变是战争史上最迅速、最庞大的军事发展的事例之一……一批又一批穿着战靴的美国人——瘦弱、精练并且渴望着战斗——从军队运输舰上涌向陆地。不分昼夜尖叫着的喷气式飞机和徘徊着的直升飞机从多沼泽地带的敌人据点中将他们找出来……当美国火力的利刃插入共产党抵抗力量的丛林中，一度骄傲的越共猎人已变成了畏缩的被追捕者。
约翰逊非常卖力地工作，以使战争在美国一直得人心。他拒绝召集国民警备队或后备队，政府通过征兵为战争提供躯体，但是却允许“最好的和最聪明的”人免于兵役。政府发布了豁免受过教育的上流社会的男性青年的命令，并审慎地保证，除非参加反战示威游行，否则豁免保持不变。战争的负担继续落在可怜的美国黑人和白人的肩上。此外，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还把美国军队从世界的其余地区撤出而投入到亚洲的战争中，这同杜鲁门在朝鲜战争中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
图为1967年经过五角大楼的越南战争的抗议者与军警对峙的场面，当约翰逊总统取消了研究生院应征入伍者的缓役规定时，克里穆森在1968年发表评论道：“国会的征召训令几乎把所有的大学四年纪学生和多数研究生放在了明年应征入伍行列的前面，3／4的二年级法律系学生将离开学校加入战争……昨天的训令是有点不负责任的一时之计，对于明年秋天进入研究生院的学生明显不公平。”
(越南)春节及其后来时期
不管怎样，美国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还是避开了1965～1966年南方的失败，把可怕的伤亡留给了对手。1967年，北部越南人以北部火力较弱的海军陆战队为目标，改变了直接军事对抗的战略。1968年，他们又一次改变策略，对越南南部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猛烈而突然的袭击，即“春节攻势”，武元甲估计这样的军事行动会像1951年在红河谷的攻击一样，将导致广泛的民众起义和敌人的瓦解，但他错了。从军事意义上讲，“春节攻势”和它附属的军事行动可说是北部越南人和越共的灾难。南部越南军队作战顽强，这甚至令美国顾问都感到奇怪。乡村地区没有起来造反，美国的火力打垮了进攻者。当美国和它的同盟者消灭了南方所有在响应胡志明的号召时表明自己真实立场的共产主义支持者时，武元甲在整个1968年发动的连续攻击加重了其失败的程度，败势更为明显，代价也更为惨重。
然而，战争远不是由统计资料相加之和组成的。在政府没有为正发生的一切提供令人信服的战略或政治上的解释时，“春节攻势”的凶险已清楚地向美国人显示了冲突的严重性。约翰逊退出了总统竞选，并且结束了针对北方的空中战役，这个战役筹划得很不周密，进行得十分拙劣。威斯特摩兰像一张破裂的唱片，只知道要求更多的东西，直到被提升为军队的参谋总长并最后被调出西贡。
威斯特摩兰的接替者艾布拉姆斯将军，在设法赢得战争时表现出了更多的想象力和政治意识。现在对越军事援助指挥部开始强调战争越南化，越南军队得到更多的关心，也得到了武器和综合训练，但是这一切来得太晚了。国内压力已达到使美国不得不从越南撤军的地步。尽管如此，残暴的杀戮还是打击了北部越南人。1968年越共争取到了一些喘息的机会，尼克松新政府同北部越南人进行了公开的和秘密的谈判。不过，在撤出美国军队的同时，尼克松继续为南部越南提供着大量的军事和政治援助，并且实施了用以改善其军事处境的作战行动。例如，在1970年5月，美国人就发动了对柬埔寨的一次大规模入侵活动，力图破坏北部越南人的后勤基地。入侵达到了军事目的，但国内的一场政治抗议风暴却突出表明，美国民众急不可待地要求脱离战争。
1972年，就在最后一批美国战斗部队撤离的同时，北部越南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常规进攻，力图彻底打败南部越南，他们的目的不只是要打败他们称作“走狗”的人，还要羞辱美国。他们又一次严重地判断失误：尼克松如此愤怒，以致命令其空军和海军又发动了一场针对北方的大规模空中战役。美国空军使正在前进中的北部越南人受到可怕的伤亡。装备了精确制导炸弹的美国战斗轰炸机破坏了北部越南的重要桥梁和大部分经济基础设施。
1968年初。一颗北越军队的火箭在被孤立的溪山基地的美国海军物资堆放处爆炸。北部越南人显然相信，他们在奠边府对法国人所做的一切也能够使用于美国在溪山的海军基地。然而，如同福尔(一位西方观察家)在1962年警告北部越南领导人的那样，美国拥有按指数加强的火力。结果，美国的空中进攻摧毁了正在进攻中的北部越南人的军队。
地面进攻的突然失败和家园大部分受到破坏的现实，使北部越南人回到谈判桌前。秋天，敌对双方终于苦心制定出一份使美国略有尊严地撤出的和平协定。但是，北部越南人再次试图通过在最后一刻退出协定来羞辱美国人。受自己获得1972年总统竞选压倒性胜利的鼓舞，尼克松又一次动用了美国空军。这一次甚至B－52轰炸机也参加了战斗。通盘考虑了国土被毁坏的情况后，北部越南人最后拿定主意：凭借其三流力量羞辱美国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运载着指向越盟阵地导弹的美国战斗轰炸机的最后检查情景(炸弹上标着“为了查利”)。惊人的美国火力，使越共大片大片的丛林地带的景色变得像褐色的月球表面一样。大批越盟成员(绰号查利)被杀。
尽管如此，1973年的巴黎和约还是无助于结束越南战争。水门事件限制了尼克松支持南部越南的能力，同时，自以为是的国会吵吵嚷嚷，做了每一件可能削弱南部越南的事情。因此，1975年北部越南人对南部又发动了一次常规进攻，这次没有美国的补给品和空军帮助，南部越南瓦解了——尽管数以百万计的从“解放者”手中逃出的南部越南难民暗示了共产主义也许并不欣赏南方全体一致的支持。但美国1975年的表现却无疑代表着耻辱：中央情报局甚至没能毁掉它在西贡的情报档案，从而连累了几乎所有曾与美国合作过的南部越南人。
越南战争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能让人清醒的经历。这是自1812年以来，美国第一次被对手击败。美国因不彻底的折衷政策而陷在战争中挣扎。美国的军事或政治领导者从未着手做过严肃的关于对手或关于战争可能带来的政治或军事损失的战略估计。从一开始，美国军方就低估了其对手的思想信仰，麦克纳马拉及像他一样思考的人轻蔑地拒绝了这类无形的东西。
1978～1979东南亚
1978～1979年的东南亚。1975年，被重新将越南统一于自己统治之下的成功所鼓舞．越南共产主义者又使自己卷入柬埔寨和老挝的事务中——实际上，是占领被他们看作低等民族的土地。然而中国从北方向它发动的重要攻击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狂妄自大是不会一直无人挑战的。
最后，美国勉强地使自己摆脱出来，但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自尊心受到的损害是令人震惊的。与其相反，北部越南人达到了统一越南的目的。不过，达到目的的同时，他们也牺牲了本民族整整一代人的生命以至全民族的经济潜力。今天，当我们考虑到越南在台湾、日本、南韩、新加坡、马来亚和香港占支配地位的世界中是最贫穷的民族之一时，他们的胜利便是空洞无物的——应该感谢越南的不妥协政治理论体系和它所从事的狂热的民族解放战争。
阿拉伯–以色列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既允诺近东的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而独立，又许诺在巴勒斯坦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个民族活动基地。超级大国的为数不多的决定已引起了更多的战争可能性。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这大部分是因为纳粹德国发生的惨痛事件——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引起了冲突。一位在二战特别军事行动中获得声望的默默无闻的英国上尉奥德·温盖特 [ 投笔从戎注：1936-1939年温盖特在巴勒斯坦时担任上尉，期间与哈加纳短期合作。 ] ，在向犹太移居者提供新颖的战争方法时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二战期间犹太志愿者加入英国武装部队则进一步拓宽了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军事知识。
1948年对立种族之间的战争处于回升时期，并且在双方都耗尽了资源、失去了耐心的时候，英国撤出了巴勒斯坦地区。联合国公布了两个国家的划分，但当地的阿拉伯人，尤其是邻近的阿拉伯民族拒绝这份和平协议，而且开始了反对新的以色列政府的军事行动。但是，在当地的阿拉伯人既缺少政治明智又缺少军事才能的情况下，阿拉伯人没法协同进攻。以色列从背后打乱了当地抵抗力量和入侵的军队，作为1948～1949年战争的一个结果，他们获得了联合国协议中原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大部分领土。
一辆被毁坏的T－54叙利亚坦克和一辆装甲汽车躺在包因鄂斯村附近。在1967年6月“六日战争”结束，以色列彻底打败埃及人和约旦人之后，以色列转向了叙利亚。在也许是其军事优势最主动的展示中，以色列只在一天内便将令其烦恼的叙利亚人赶离了戈兰高地。叙利亚武装部队败得是如此惨重，就像以色列人所希望的那样，他们刚好被赶到大马士革。
阿拉伯人没表现出要与新的以色列政府达成协议的愿望。相反，多数阿拉伯民族将他们那里的犹太少数民族驱逐到以色列，同时声称，他们的目标是消灭新政府和它的全体居民。因为曾有过遭受纳粹迫害的经历，犹太人不能淡然地接受这样的威胁。20世纪50年代初，当埃及因从苏联购进武器而被视为对以色列继续生存构成直接威胁时，犹太人面临着边境地区恐怖主义的高涨。
所以，1956年英国和法国邀请以色列参加反对刚刚单方占领苏伊士运河的埃及的军事行动时，以色列高兴地接受了。但以色列1956年军事行动的功效同英国和法国的比较起来，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由于使用了伞兵和装甲部队，以色列先是封锁了西奈半岛的米特拉要塞，接着又把埃及人打得落花流水。高水平的训练、教义的内聚力和心理上的坚定性，给以色列提供了非常有战斗力的军事系统。阿拉伯的军队征自划分阶层的阶级体制，缺少经过扎扎实实的基础训练的士兵和军官，因此无法在现代战场上对付以色列军队。
在一个星期之内，以色列已十分接近苏伊士运河，以致能观看到他们的欧洲同盟在运河区进攻埃及军队。但在这些军事行动的进行中，苏联和美国始终参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任何一种军事意义上都输掉了战争的埃及专政者纳赛尔，却在政治协定中获得了胜利——在整个中东他也声望雀起。作为埃及人准许他们通过蒂朗海峡的允诺的回报，以色列被迫将他们在西奈半岛的占领地交给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以后的11年中，纳赛尔舒适地享受着“苏伊士危机”所带来的荣耀，并企图把他的影响扩大到整个阿拉伯世界。他找到了苏联这个支持者和现代化军事装备的提供者。但在十年中，纳赛尔也意识到他的军队和以色列军队势均力敌的事实。
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一辆以色列的百人队长坦克正在向前行进。由于战争初期过度依赖坦克，以色列损失极大，尤其是在戈兰高地上。但是在战争末尾，以色列恢复了过来，并近于达到摧毁敌人军队的地步，当然代价是非常高的。阿拉伯军事上的成功，提供了双方进行谈判的政治基础。
由于某些不清楚的原因，1967年中东和平破裂。5月，纳赛尔逐渐相信以色列将发动进攻，接着他便要求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离开西奈半岛，然后部署埃及军队进入这一地区，宣布封锁蒂朗海峡。约旦、叙利亚与埃及人联合了起来。多数军事分析家认为，犹太政府不太可能抵挡住阿拉伯的军事力量。当美国军队完全陷于越南问题的困境并放弃了它维持1956年协定的责任时，以色列人动员了军队。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人发动了进攻。为了避免被发现，其战斗机进入地中海地区后又低空飞入埃及。以色列的战斗轰炸机在一系列清晨的袭击中破坏了埃及空军。随着敌人空军的灭亡，以色列空军开始支援地面部队。在埃及军队进入西奈半岛时，以色列军队截断了加沙地带。在西奈半岛，以色列又强行闯入、穿越并突破了埃及人的阵地，不断显示出其承受风险的惊人意志。尽管埃及人作战勇敢，但还是没能适应以色列的推进速度。他们很快被打败。在埃及的坦克和车辆通过米特拉要塞逃向运河时，以色列空军执行了杀戮命令。四天之内，以色列已经到达了苏伊士运河，攻陷了整个西奈半岛。
以色列进攻埃及后不久，约旦加入了战争。同苏联一样，他们被埃及关于自己的空军摧毁了以色列的空军的宣传所迷惑，直到第三天，埃及失败的程度才变得清楚起来，但这太晚了。约旦人尝到了失败的滋味。战斗在耶路撒冷打响，以色列在那里部署了三个旅的兵力。在小规模的战斗中约旦人打得很好，但在军事行动的整体水平上，却无法与以色列相比。到6月7日，以色列已经控制了约旦河西岸。
随着埃及和约旦的失败，以色列开始转而对付叙利亚。此时，叙利亚已限定他们的军事行动是炮轰位于戈兰高地下的以色列移民拓居地。6月9日，以色列军队在重新部署之后进攻了高地，经过三天激烈的战斗，他们占领了戈兰高地及其背后地区，损失严重的叙利亚军队撤退到了大马士革。六天战争结束。不到一个星期，以色列已使三支阿拉伯陆军部队和具有较强实力的空军受到羞辱。他们的成功依赖于建立起了一支真正的西方部队——这支队伍官兵一致，团结协作，各级指挥部之间有着默契和信任。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人认识到战争需要严肃的专业人员——不仅受过艰苦训练，而且能对职业进行认真、理智的研究——特别是能专心于最新科学技术的研究。
不过，六天战争使以色列人高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优势，尤其是高估了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和战术上的胜利。不同于1956年，以色列确信阿拉伯人在可预见的未来不敢发动又一场战争，所以便抓住所有被占领土不放。以色列的不妥协也反衬出阿拉伯的不让步。埃及人沿苏伊士运河发动了一场消耗战，这几乎使以色列失去谈判情绪，而在运河区域周围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主义的暴行更加激怒了以色列。
一架海上“鹞式”飞机从英国皇家舰艇“无敌号”上升起，装备着美国制造的响尾蛇导弹的这种“鹞式”飞机，在最初的空袭中起了出人意料的作用。在英国地面部队击溃阿根廷军队的作战中，这种飞机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因此，以色列对阿拉伯人采取了强硬措施，由于谈判希望渺茫，埃及人只能考虑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作为埃及的新领导人，萨达特很少有他的前任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那种自我放纵的思想倾向。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一致同意对以色列的阵地发动一次出其不意的进攻，这次他们将尽可能不提供预先的警告信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都获得了许多预示阿拉伯人进攻的信号，但他们仍坚信这样的行动是不可思议的，
1973年10月6日即赎罪日，以色列终于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但他们只来得及着手动员。他们希望前线的部队能支撑几天。同一天下午2点零5分，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边上的前线阵地受到大规模的空袭和炮轰。随后埃及人发动了一次全面进攻，以重新收回运河，将以色列赶进荒漠；由于考虑了每一个细节，他们的攻击突破了巴列夫防线，并分割了以色列的据点。运河边上的以色列后备装甲兵旅在没有步兵和炮兵支援的情况下开始反攻，但却遭受了毁灭性损失。以色列的空军试图插手。但是，由于以色列从未注意过美国在越南同苏联设计的一流空中防御设施打交道的经历，以及缺少抵抗苏联防御系统的电子设备，他们的攻击飞机也遭受了惨重损失。
以色列曾从六天战争中得出错误的教训，认为装甲部队能够独自行动而不必作为联合部队的一部分。赎罪日战争初期就突出表明了这种想法的错误。在战争中期，以色列迅速地回复到更为协调的战争形式中来，但还是为误解上次战争的教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战争之前，以色列采取的一个防卫措施是把另一支后备装甲兵旅调到戈兰高地。在北部戈兰，以色列丢失了哈蒙峰上的前哨阵地，但是7日，装甲兵旅粉碎了叙利亚两个师的进攻。在南方，叙利亚人几乎重新占领了戈兰高地。可是在北方的成功，牵制了叙利亚人，从而使以色列能把后备军集中于受到威胁的南部防区。然后以色列用一次全面反攻把叙利亚人赶到最初的防线以外，获得了向大马士革推进的可能性。
这迫使埃及人从他们的防空和反坦克防御工事中冲出来，同以色列人展开运动战。在一个空旷地带的坦克战中，以色列军队给了进攻者自30年前的库尔斯克战役以来的最大的一次重创，紧接着以色列转入反攻，越过运河，最终夺取了西岸的一个桥头堡，并从那里调出他们的全部装甲部队。在向南追击的过程中，以色列坦克消灭了埃及的防空导弹基地，并且几乎包围了埃及第三军。这时，战争宣告结束。在双方都声称获胜的基础上，加上美国令人满意的调停，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终于签署了。
赎罪日战争使以色列措手不及，以色列的过于自信和对敌人的过于低估致使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一旦重新找到了平衡，他们便显示出自己擅长应变、擅长战斗的优势。阿拉伯人作战勇敢，但因战斗组织反映了产生它们的那个社会的特征，其部队在现代战场上暴露了相当多的缺点。阶级间的巨大障碍、教育和技术技能的不足，以及职业军事文化的缺乏，导致了它们的重大失败。不过，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最大影响，是由石油输出国组织先是停止石油生产、继而又25％提价以支持阿拉伯军事行动的决定造成的。他们的目的是阻止西方支持以色列，但此举引发了一次世界性的商业衰退，同时戏剧性地提高了会员国的收入和政治影响——尤其是波斯湾周围的主要石油生产国。
福克兰群岛战争
对英国外交部的一系列错误估计，使阿根廷的军事领导人相信他们能够可以免遭侵略，福克兰群岛可以免遭占领。这些领导人不仅相信英国不再有重获福克兰群岛的军事能力或欲望，而且认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只不过是“妇女”中的一员。在这两方面他们都犯了足以造成重大损失的错误。
尽管美国为调停做了大量努力，阿根廷人还是拒绝得到一条面包的3／4。英国人向南大西洋派出了“特遣部队”。阿根廷的舰队也出现了。英国的高级指挥部批准对阿根廷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号”发动鱼雷攻击。这艘巡洋舰的沉没使阿根廷的海军从战争中消失。当英国军队在群岛登陆时，阿根廷对隐蔽在圣卡洛斯附近海域的英国船只发动了连续的空袭。阿根廷空军的损失同英国舰队的损失一样惨重，但撒切尔夫人依然态度坚决。
尽管在数量上没有他们的阿根廷敌人多，英国的伞兵和海军还是在陆地上一度击溃了防御者。第一次是在绿鹅，后来是在向斯坦利港前进的过程中。在同拷问和谋杀政敌比为战争做准备拥有更多的经验、并且完全因应召入伍的未经训练的士兵的努力才获得军阶的阿根廷军官们斗争时，英国军队又一次体现了训练、纪律和准备工作的价值。在福克兰群岛的阿根廷军队投降后不久，派遣他们的政府就垮台了。
遭阿根延空袭而爆炸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艇“羚羊号”——阿根廷的飞机(常常运用法国制造的“飞鱼”导弹)设法击沉或破坏的几艘英国船只之一。
海湾战争
美国军队在越南的失败得到的反应是郁郁寡欢的怀疑态度。麻醉品的普遍使用和几乎跌进美国政府机构内部的公开的种族纠纷的现实，加重了阴郁的情绪，这使美国人把20世纪70年代的剩余时光都消耗在恢复心境上。不过，20世纪80年代，大量因素又促成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复兴。在伤痕平复之后，美国军官中的多数人开始反思战争失败的教训，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流译本的出版，更加重了这种自省的严肃气氛。1981年后，由里根总统激发的一场大规模军事集结给战场带来了一次技术革命。最后，一次反对加勒比海岛屿格林纳达的激进
的小型军事行动又指明了美军的主要弱点——尤其是在各军种协同作战的领域中。
里根集结的目的是为美军在常规战场和核战场上对抗苏联做出准备，虽然这样的战争从未发生过。1989年苏联的解体使裁军政策出台。但那些军事力量在波斯湾找到用武之地之前，新的政策很难实施。甚至在苏联解体后，其它的国家还是带着巨大的野心相信冷战结束带来了它们兴盛的机会。
作为复兴社会党右翼的激进主义分子，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上台执政。他在伊拉克政治的血腥世界中幸存下来，成为这个因不稳定而四分五裂的民族的残忍独裁者。1979年在宗教思想的倡导者们掌权后，伊朗陷入表面上的无政府状态，此时，萨达姆利用时机侵入该邻国。但在伊朗军队凶猛的反攻下，伊拉克军队逃回本土。一场残忍且看来永无止境的战争接着便发生了。战争中两个拒绝和解的政党——一个充斥着复兴社会党的思想，另一个充斥着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都以击败对手为目的。伊拉克利用了大量的苏联和西方的武器及技术，伊朗则依靠宗教狂热，派出几万名青年用双脚去清除雷区。1988年，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伊拉克的进攻打败了伊朗，然而伊拉克是从苏联和西方获得的技术，他们的成功反映的是对手的弱点而非自身的军事才能。
对萨达姆来说，对伊朗的“胜利”提供了他控制中东经济和政治的可能性。作为复兴社会党的领导人，他的目的是重新洗刷在先前五个世纪中由西方和干涉他人事务者所加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古老冤屈。由于负担着与伊朗之间的战争所带来的债务，而且确信美国不可能使用它的军事力量，于是在1990年萨达姆攻击了弱小而富有石油的邻国科威特。入侵行动顺利，一天内科威特的抵抗便瓦解了。作为对入侵的回答，美国和他的西方同盟调动了大批军队进驻海湾。但这几乎没给伊拉克带来什么压力。他们始终不相信美国敢于攻击伊朗——伊拉克战争的胜利者，正如萨达姆1990年7月直言不讳地告诉美国大使的那样：“你们的社会是不能接受一次战斗死一万人的现实的。”更重要的是，伊拉克对技术可能在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观点嗤之以鼻。
实际上，是技术彻底打败了伊拉克。1991年1月，在战争的最初10个小时里，隐形战机、巡航导弹、电子战、拥有精确导向装置的炸弹合在一起，打得伊拉克复杂的空中防御系统一败涂地。接下来的几周，空中攻势粉碎了伊拉克的军事防御设施，破坏了伊拉克的地面部队，也使平民百姓受到最低程度的损失。空袭的毁坏程度引起了多国部队指挥官的大量争吵，但最后可用数量表示的措施证明是毫无价值的：多国地面部队涌入伊拉克，伊拉克做了最低限度的抵抗后投降了，因为空中进攻已击溃了他们的士气。
一些空军策划者坚持认为没必要进行地面战役，他们忽略了多国地面部队打败伊拉克和防止萨达姆宣传其部队还没有被打垮的政治必要性。尽管如此，正如一位退休的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在战后评论的那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地面战斗支援了空中战斗。”虽然对于许多分析家来说，这场战争只是又一次验证了西方力量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优势。但是，技术优势仍只是组成等式的一种因素。自1945年以来，战争过程表明，重要的附加因素继续影响着现代战争的结果。但首要的是，军队的全部工作必须建立在教育、训练和组织的基础上，这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作战方式的精髓。在伊拉克，多国部队拥有这些优势，但他们的敌人却没有。
伊拉克空中防御设施的毁灭
得利于法国和苏联的技术，到1990年止伊拉克已建成了一套高度先进、完整的空中防御系统。但这个系统也存在重大不足，尤其是在伊拉克低估了对手的技能和技术上的先进性以后，弱点更加突出。1991年1月的第一轮攻击是由“秘密武器”F-117轰炸机和巡航导弹发动的，它们攻击了伊拉克防御系统的心脏，特别是各种各样的指挥中心，通讯中心及主要的电子系统。
盟国计划的第二阶段是派出两个大规模的飞行器组合，其中包括主动干扰发射机、无人驾驶飞机和携带着反辐射导弹的飞机。这两个组合将攻击伊拉克还在起作用的任何一种雷达装置。直到盟国的攻击已进行了半个小时，伊拉克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一场重大的攻击，但是第一轮攻击造成的损害已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困难。此刻，显现在雷达荧屏上的以巴格达为目标的、一场大规模的钳形，轰炸式攻击正在进行——仅仅只因为进行了“无线电联系”，这些装置便引来了大批反辐射导弹，伊拉克的空中防御设施在剩余的战斗中再也无法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了。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英国皇家空军中的“旋风”式飞机发射了一枚导弹。以专业技术知识和受过非常良好的训练和教育的空勤人员为基础，盟国部队对于伊拉克发射到空中的任何武器都显示出优势。因为取得了空中优势，所以盟国空军能够猛攻在科威特的伊拉克部队(如一位空军司令所描述的，驻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像一只被拴住的山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