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的趋势·第十三
作者：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43年(公元1871～1914年)，构成了欧洲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其部分原因是，欧洲列强在夺取尚独立于西方控制之外的地区上，有着共同的利益。
西方影响的扩张，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上确实造成了相当紧张 的局势，但各帝国的目标还存在着距离，从而阻止了一场欧洲大战在帝国主义竞争中的爆发。
19世纪末，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加速发展，同时法国、奥匈帝国，甚至沙皇俄国也加入了西方世界经济力量的扩张。这种增长就推动了一种世界经济的形成，这种经济使财富流布于各个方向，超越了上流社会的狭窄范畴。最后，西方的经济力量还为20世纪的灾难性战争提供了资源；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欧洲人从他们的繁荣兴盛中得出一种很惬意的错觉，认为只有他们才握有通往未来的钥匙。
这个发展过程还有更黑暗的一面。西方体系是建立在单一民族国家(奥匈帝国例外)的竞争上的——只要那种竞争是与寻求经济和外交利益相关联，它就不会威胁到这种结构的基本稳定。但经济的扩张，赋予了这些国家巨大的军事力量，从长远观点来看，就使得战争既不可避免又富于灾难性。西方的政治经验没有跟上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勃兴。最重要的是，民族主义驱使着政治家和将军们去执行增加了风险性的政策，从而使战争越来越成为一种可接受的选择；同时，公众们也接受了那些有关民族权利和抱负的鲁莽观念，而全然不顾它们的政治或战略后果，结果导致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和普遍的不负责任行为的混合。
技术的发展
帝国主义发展的这几十年里，陆军和海军技术都发生了一场革命，军官队伍的职业化也相应加速。但那种职业化的进程，却为欧洲的军事领导人提供了一种很狭隘的世界观。1813年的普鲁士军官们，像奥古斯特·冯·格奈瑟瑙、格哈德·冯·沙恩赫斯特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都眼界开阔；而1900年的军官，像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特奥多·冯·伯恩哈迪和坎里希·冯·鲁登道夫，却都是些浅薄偏狭的学究；两者之间的对比是再生动不过了。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也存在大致相同的情况。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19世纪社会和军事组织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另一个是，改革和拓展了战争性质及社会支持战争能力上发生了一次技术革命。结果，欧洲军队开始不断转向德国的那种参谋部，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重点是将其作为他们军官职业化的范例。但即使是德国的军官队伍，对参谋部的思想也是有抵触的，而在坎伯利(英国)和莱文沃思(美国)建立的参谋学院也是举步维艰。海军对职业化的进程更为反对；一直到1911年，英国皇家海军都没有一所参谋学院和一个适宜的海军参谋部。
绝对不能低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将军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否则便弄不清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而从1871年起，列强之间并没有大战这个事实，更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此外，军队不得不依赖于平民对欧洲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性的评估，而这种意见又被证明是极度不准确的。
在军事圈内，科技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发展着，对这种技术变化的适应就足以占据大多数军官的时间。率领舰队于1914年参战的海军将领们，都是在19世纪80年代入伍的，他们的传统和技术更接近于纳尔逊时代而不是20世纪。1880年时的原始蒸汽船和部分铁制战舰许多还带有帆，而海军却已进步到了使用巨大的油力无畏战舰。它载有武器，能在20英里外发射炮弹，时速超过了20海里(巡洋舰和驱逐舰能达到30海里的速度)。配备无线电后，海军可在全世界控制和部署战舰。到一战结束时，潜艇、飞机和航空母舰的引进，标志着影响海战结果的技术发生了巨大变化。
技术对陆军的冲击不那么具有戏剧性，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仍是一个分水岭，1914年的军队仍保有19世纪的那些战术和作战概念，但手动步枪、机关枪和榴弹炮时代的严酷现实，却表明这些军队用以参战的每个战术概念都是过时的。无烟火药使得步兵能隐蔽行动，再加上它所提供的更高的初速，可使其在远距离外射中目标；而硝酸根炸药的产生也让炮弹具有了巨大的毁灭性。最后，能吸收后坐力的炮架，不仅允许炮兵在远距离开炮，而且开炮频率也更快，因为他们不必在每次开火后重新瞄准了。
德国埃森的克虏伯兵工厂中一个制炮车间，1840到1900年间，欧洲经济的大规模工业化广泛但不平衡地分配了财富。技术的飞速进步，也为欧洲军队提供了日益复杂先进的武器。到1900年时，克虏伯不仅为德国军队生产武器，也为外国购买者生产武器，而它不断增长的武器生产能力，将使它成为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对抗整个世界的军火制造中心。但它只是工业化世界中几家大武器生产商之一，这个工业化世界现在已包括了日本，它能迅速扩大生产以满足需求。
如果这样的变化在20世纪末看起来很明显的话，那么它们在1914年7月时可并不如此鲜明。军事组织几乎没有机会来处理战争的肮脏生意。在和平时代，他们不能复制出战时的情况；因此，他们发现很难去估计技术和学说变革所带来的影响。这就像已经几十年没做过手术的外科医生们，他们不得不在寒冷、潮湿的手术室里做上千次手术，不仅不吃不睡，还要承受对手从手术室阳台上射过来的冷枪。1914年前的和平年代，使欧洲将军们未能完全理解技术与军事残忍结合后的影响。
此外，在外围进行的战争，即大多数对付非洲、亚洲、美洲西部和中亚地区不幸居民的战争，也为许多人提供了一种错觉，认为战争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这种战争只牵涉了欧洲国家的较小精力，因为它们基本上是对抗当地边境的民族，而他们为保卫自己所动员的经济和技术力量是很小的。因此，这些小型战争都是训练精良、有纪律有组织的军队来对部落人群作战，后者无论多么勇敢，也无力坚持抵抗前者的进攻。
马赫迪和祖鲁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英国与非欧洲人发生的战争次数最多。苏伊士运河的建成，使埃及处在了英帝国的一个中心位置，原因就在于通往印度的交通路线的重要性。1882年，亚历山大发生的严重的反西方暴乱导致了英国的干涉。9月，加尼特·沃尔斯利指挥的一支英军趁夜晚偷袭，在泰勒凯比尔击溃了埃及军队；一场紧随而至的追击彻底结束了这场战争并在以后的74年内将埃及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
然后，苏丹的麻烦又把英国拉入了尼罗河源头的战争。1883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统治者马赫迪的追随者们，消灭了一支1万人的埃及军队，又使苏丹保持了十年的独立。但在1896年时，霍雷肖·基奇纳领导下的英军开始系统征服这个地区。由于有建成的铁路作为行军前进的援助，基奇纳得以用他们携带的现代军事力量来对付敌人。在恩图曼，一支由4万名伊斯兰教苦修士组成的军队，攻击了基奇纳2.6万人的英埃联军，但却不敌对方快速射击的武器和大炮。战斗的高潮是第21枪骑兵团发起冲锋，粉碎了苦修士们的最后一次进攻。这是历史上最后的几次骑兵冲锋之一。战斗结束时，英国人的伤亡低于500人(只有50人死去)，苏丹人却有3万名死伤。
1882年，在泰勃凯比尔战斗中帮助击败埃及民族主义者军队后，苏格兰军队在斯芬克斯像前摆姿势合影。到19世纪晚期时，欧洲的军事和技术优势已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其他文明根本无望抵抗西方的干涉。
进一步向非洲大陆南部挺进后，南非因与印度的联系而受到英国的重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在这里，英国不仅遇到来自原来的荷兰殖民者——布尔人的敌意，还受到了当地黑人，尤其是祖鲁人的仇视。苏伊士运河建成后，英国本可以将南非置之一旁，忽略不管，但在奥兰治河沿岸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脉，加上对南非矿藏价值的进一步发现，又刺激了英国对它的野心。
1877年4月，英国人吞并了布尔人的一个根据地——德兰士瓦省，因此与当地的祖鲁人有了矛盾。19世纪初的祖鲁皇帝恰卡，曾经建立起一个出色的军事体系，能部署4万名训练精良、纪律严明的武士，但他们的武器和战术能力仍是古罗马时代的。虽然用盾牌和短矛作战，祖鲁军队却表现出非凡的坚毅，在远距离徒步行军和需要时隐蔽自己方面有惊人的能力。但是，英国人却低估了他们的对手。1879年，洛德·切姆斯福德率军远征祖鲁人。他分散了兵力，而祖鲁人就在他的先头军队周围隐蔽活动。1月22日，祖鲁人冲进了英国人在伊散德尔瓦纳的营地；由于当时英国军官犯了严重的战术错误，再加上那种愚蠢的补给体系——它居然在守军申请弹药时要求有手写收据，祖鲁人几乎杀光了英国人。
那天傍晚及夜里，挟胜而来的祖鲁人进攻了罗克渡口的一个小前哨，它由包括病人在内的大约一百名士兵防守着。在一场英勇的抵抗中，英国人击退了祖鲁人的进攻狂潮；步枪的杀伤力重创了进攻者。随之发生的一系列殊死激战，使得大量援军能够及时赶到。1879年7月4日，切姆斯福德率领4200名欧洲士兵和1000名当地军队，到达了祖鲁首都，面对一万多名祖鲁人的猛烈进攻，欧洲人大开杀戒，摧毁了祖鲁人的中坚力量。
1879年伊散德尔瓦纳
1879年初，在祖鲁皇帝拒绝成为英国保护国的要求后，驻南非的英军侵入祖鲁人领地。英国派出了大约5000名白人士兵和8000名在当地征募的士兵；而祖鲁人是4万名。与许多在19世纪末屈服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民族不同，祖鲁人拥有一支战斗力强、纪律严明并在战场上有很大机动灵活性的军队；但他们是用矛，而不是用枪装备起来的。
英国指挥官，洛德·切姆福斯德，以三个广泛分散的纵队，率军进入祖鲁兰地区。祖鲁人出奇不意地在伊散德尔瓦纳抓住了英国人的主要营地，发起了一系列猛烈的进攻。却均遭受了惨重伤亡；关键时刻，英军的补给体系中断，那些掌管分发弹药的人要求有收据。因为英军用光了弹药，祖鲁人的数量优势发挥了作用，英军只有一些幸存者逃出了营地，得以跑掉。但是最终还是祖鲁人输掉了整个战争。
但英国在南非的麻烦还远没结束。1880年末，布尔人在德兰士瓦省起义。一个月内，他们就已侵入了纳塔尔省，并击败了像对待祖鲁人一样完全低估对手的英国军队。1881年2月，布尔人再一次公然与英国人交战，并利用隐蔽和步枪火力的优势第二次打败了他们，并打死了指挥这次战斗的英国的将级军官。英国政府认为对布尔人不值得大动干戈，便承认了他们独立的共和国，但这两次战斗却反映出布尔人是多么强劲的对手。
西部是如何赢得的
当英国在南非发动对黑人和布尔人的战争时，刚打完内战的美国人，也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实际就是划定了在西部的边境，将“文明”带到美国统治的所有地方。菲利浦·谢里登将军那句值得回忆的评价——“我惟一见过的印第安好人就是死人”，总结了大多数在西部负责“治安行动”人员的态度。印第安人是经验丰富的战士和坚韧不屈的对手，但他们缺乏组织技能和坚持一场战争的能力，一旦与其狩猎地隔开，得不到武器弹药，他们就注定要失败。
最大的印第安战争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对苏族人的战争。1876年6月，一队美军与“狂马”率领的苏族武士发生了激战。双方都向后撤退了，但第二队美军又继续向前挺进，并派出由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指挥的第七骑兵队作先头部队去拦截苏族人。但卡斯特没有遵守命令。一头金色卷发，身穿鹿皮夹克、衣饰华美的卡斯特，率领一部分军队直捣印第安人的主营地。而剩下的队伍，则由不那么渴求光荣、信奉“谨慎是勇敢的精华”这句格言的人带领。结果，卡斯特和他的队伍全军覆没，这场战败被画在密苏里州西部所有酒馆的墙壁上，因而得以不朽。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获胜的苏族人避免与美军接触，但那些负责战役的人却持续他们的追击，一直到入冬。1876年11月，美国正规军发现了印第安人的一个主要宿营地，在一次出奇不意的夜袭中，消灭了它的大多数居民。1877年1月初，美国军队追上了“狂马”，炮轰他的营地，使印第安人四处惊逃，就此瓦解了苏族的抵抗。
内兹珀斯的约瑟夫酋长(海因穆特·托亚拉克特)具有经验丰富的军事领导能力，这使得他的人民在美国军队试图将他们移往印第安人保留地时，能从俄勒冈杀出一条路，几乎到达了加拿大。但1877年蒙大拿，白人士兵的人数最终远远超过了内兹珀斯人。约瑟夫死于1904年。
而比苏族的抵抗更激烈的是内兹珀斯人的反抗。这个部落拒不服从美国官方要求他们放弃俄勒冈土地的命令，于是战斗爆发了；内兹珀斯的领导人约瑟夫族长率领300名武士和700名族民向东行进。1877年夏天在爱达荷州，约瑟夫从占人数优势的白人军队中杀出一条血路，到达了蒙大拿州。他的勇士们不仅表现出狩猎部落天生的技能，还在战场上表现出非凡的纪律性。内兹珀斯人继续他们穿过蒙大拿的行程，几乎已经到达了在加拿大的避难所，这时被十倍于己的美国军队逼进了鹰溪湾，最后被迫投降。
十年后，美国军队发现自己正与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阿帕奇人进行着一场游击战。阿帕奇人由杰若内穆指挥，实行一种打了就跑的战争。而使正规军在这场战争中特别受挫的是阿帕奇人徒步长途行军的能力。通过在此地区的荒漠中集结了大量的优势兵力，美国正规军才迫使他们就范。
当英国和美国从事特别的殖民地战争时，一些类似的冲突也在别处发生。俄国人在中亚作战，面法国人在1847年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后，也将自己扩张成一个包括印度支那和中非大量领地在内的帝国。西方人无论进军到哪里，其他存活下来的文明中心都处于守势。
奥斯曼帝国仍在继续着它那漫长的走向灭亡命运的衰败。1876年，依靠当地穆斯林的热情帮助，土耳其人镇压了基督徒在博斯尼的一次起义。塞尔维亚人赶来帮助他们的兄弟，但自己也在土耳其人手中吃了败仗。这时候，1877年初，俄国插手干涉。一支由海军支援的俄国军队，占领了多瑙河口。然后俄国人赢得了一系列对土耳其人的胜利，他们的快速进军已经威胁到土耳其对巴尔干南部的控制。但俄国人却停下来进攻了普莱夫纳要塞，并在5个月后占领了它；接下来，他们将战火带到了康斯坦丁堡门前。但此时，其他列强也参与进来，阻止俄国摘取其胜利果实。《圣斯特凡诺条约》(公元1878年)承认了塞尔维亚、蒙特内格罗和罗马尼亚的独立，保加利亚也变成自治国家。欧洲人虽然大获全胜，但却分歧重重，不能就此宣告奥斯曼帝国的灭亡，所以土耳其人在控制中东的同时，仍在欧洲占有一席之地。
小比格霍恩河战斗。画者是当时在场的一名北部夏延部落的印第安人怀特·伯德。乔治·卡斯特过于自信，率军向配有连发枪的苏族武士发动进攻，但被后者全部歼灭。
布尔战争
1886年威特沃特斯兰德地区金矿的发现增加了布尔共和国已知矿藏的价值。此时，继1887年吞并祖鲁人领地后，英国人已切断了布尔人入海的通道，角省殖民地和伦敦的野心已加剧了南非地区的紧张局势。成千上万名冒险者涌入德兰士瓦来碰运气，外来者与布尔人之间的紧张也急剧上升。
布尔共和国没有一支传统意义上的军队，只是将松散的民团编成了义勇军。他们的领导人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上都没有一致的主张，而义勇军即使在最鼎盛时期，纪律也是涣散的。但布尔人的确拥有现代步枪，他们的战士也都是出色的神枪手。他们了解南非的无林草原，并在开垦这片严酷凶险的土地的斗争中，拥有了一种坚韧精神。与他们作战的英国军队纪律严明，组织良好，但几乎没有一位将军了解南非的情况，军官和士兵们都普遍轻视这些与他们作战的农夫们。
布尔人意识到英国人正在组织优势兵力，就以1889年10月对纳塔尔省的一次入侵推动了这一敌意。但他们这样做，也使他们失去了操纵英国公众的同情。可是在整个战争中，大多数欧洲人的同情都倒向布尔人，虽然皇家海军使这种同情不能转化为有意义的支援。但是，行动迅捷的布尔军队很快就孤立了马弗尔和金伯利，并在一个月内在莱迪克密斯诱陷了第三支英国军队。英国人赶快去救援被围攻的城市。11月末，一支由保罗·梅休因将军领导的1万人的军队，打出一条通往莫德河的道路并试图到达金伯利，却遭受了近500人的伤亡，而布尔人几乎未失一人。无烟火药和手动步枪使布尔人能发出一种残忍的火力，使英国军队的步枪和大炮都瞄不准敌人，但任何穿越由看不到的布尔人控制的死亡区的行动，都要遭到难以接受的伤亡。
“破坏者”莫兰特(这是他航海离家前所摄的一张照片中的形象)和其他奥地利人因为屠杀布尔平民而被处决。虽然对他们的惩罚按军法来说是正确的，但许多英国人的所作所为却没有受到“军法”的制裁。在许多奥地利人看来，单把他们的士兵挑出来处决，不外乎是为众多犯有同样罪行的人充当替罪羊。作为呼吁抗议的结果，奥地利政府废除了对它士兵们的死刑惩罚——一战中的许多奥地利人觉得可以自由表达他们对参谋军官们的意见，以及对专横凶狠的军警们的看法，这使他们与英国士兵和其他多米尼加士兵得以区别开来。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1899年12月的第二周内，英国人尝试了一连串的失败，使此周变成众所周知的“黑色星期”。12月10日，一支由加塔克爵士率领的军队被消灭了。布尔人在斯托姆贝赫附近伏击了那次混乱的进军，给英国人造成惨重伤亡。同一天，在马格斯冯滕，梅休因向守在牢固战壕里的布尔人发起猛烈进攻：他的军队一无所获，只是再次承受了严重损失(死210人，伤675人)。因为英国步兵和炮手们几乎从未看见这些防守者，布尔人再一次几乎无任何伤亡。五天后，南非总司令雷德弗斯·布勒将军，试图在渡过图盖拉河后，转向布尔军队的侧翼。但英国人却在困难的地形中陷入混战，布尔的步枪手们狠狠打击了英国军队。英国炮兵再一次没能发现布尔人的防守阵地，却让布尔人杀死了自己的大多数炮手。进攻者死143人，伤756人，失踪220人。布尔人获得了11门大炮，却只损伤了50人。
按照英国标准，布尔义勇军看上去就像一群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但英国人却是几乎完全以外表为基础来衡量军事战斗力的。布尔人拥有最现代的步枪，从孩提时代就纵马驰骋于南非的疏林草原，并从他们的荷兰祖先那里继承了内在的固执与勇气。在适当的环境里，他们能成为极其出色的战士。在第一次布尔战争中。由于英国指挥官的战术愚钝与无能，布尔人的这些素质得到了完全的发挥与体现。
如果布尔人是一支纪律良好的军队，他们本能将他们的胜利变成一次真正的成功。但他们却没这么做，而英国人也撤退了。布尔指挥官们发现现在很难将他们的人留在战场上，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战争已打赢了；当每个士兵都强调自己的需要时，他们缺乏的纪律性导致了义勇军的解散和以后的改组。而另一方面，英国人拒绝让自己如此受辱。英帝国的四面八方的力量都汇集到米字旗下，来自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量军队涌入了南非，不管将军和士兵们为第一次冲突所做的准备如何不足，帝国的资源却不可避免地注定了最终的结局。但事情并不是迅速转变的。布勒又发动了两次以上更大型的攻击，试图突破布尔人阵地，但他的军队在斯皮温山和法尔山遭到了更惨重的伤亡，而且仍旧无所进展。两次战斗的总损失是408人被杀、1390人受伤、311人被俘，但布尔人的伤亡还不到100人。
同战争中其他早期战斗相似，斯皮温山之战极可能发生在地形有利于短兵相接的区域。在发起进攻的英国部队尚未搞清布尔人的阵地在哪里之前，布尔人的步枪队就已给进攻者以重创。就像在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年出现的情况一样，炮兵不能打击尚未视及的目标。
一位新任指挥官洛德·罗伯茨将军接管了这场战争，由基奇纳做他的参谋长。罗伯茨采用运动战，用骑兵去包抄布尔人阵地。1900年2月，英国人解围了金伯利，并在马格斯冯滕前击败了布尔的主力军。但由于罗伯茨临时生病，基奇纳对驻扎在帕尔戴伯格的敌人发动了直接进攻，得到了以往的结局，320名英国士兵被杀，几乎1000人受伤。布尔人本可以脱身，但他们的指挥官皮特·克龙杰拒绝抛弃他的伤员。到这个月末时，罗伯茨已经俘虏了克龙杰手下的布尔人，使英国人享受了他们的第一次大胜。当英国军队对敌人施加了绝对优势的压力时，更多的胜利接踵而至。因为克龙杰的军队投降了，布勒得以穿过图盖拉河救援莱迪史密斯。英国人很快消灭了布尔共和国，于1900年5月吞并奥朗治自由省，9月吞并了德兰士瓦省。
从传统意义上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但在现实中它却只是开始。传统上的抵抗崩溃后，布尔人返回了他们的家园，但却拒绝接受将他们的国家置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结局。他们转向了游击战，由袭击小分队毁坏英国的交通联络和补给线，当地的居民也为他们提供隐蔽处、食物和英军行动的情报。由于对敌人的动向了如指掌，布尔人能够进退自如地打击敌人而避免重大伤亡。另一方面，英国人的作战则大多是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为了挽救日益不利的形势，英国人修建了一系列的碉堡和围栏，以保护他们的供给地和交通线。在试图粉碎布尔人的抵抗失败之后，他们转而攻击布尔游击队所依靠的平民支持者。将平民居住区封锁起来，把12万布尔妇女和儿童投入集中营。其中大约2万人由于受到漠不关心的冷遇而死于疾病和饥饿。英国人还使用大量非正规部队去追踪搜捕布尔游击队，将战争引向广大农村，结果，虐待和屠杀平民的丑闻不断发生。英国人的“兽性和残暴”最终摧毁了游击队：1902年5月，布尔人被迫承认了英国人的统治，英国人“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是1902年以来南非令人悲哀的历史表明，没有一方是赢家：不是英国人，不是布尔人，当然也不是目击了这两个白人种族在他们的土地上展开血腥争夺的黑人。
英国人利用他们资源和人力上的优势赢得战争——在战争结束时，他们在那里已经组成了30万人的部队——他们情愿将其军事力量集中在南非。布尔战争对英国军队造成了相当的冲击：最重要的是，它导致了对步兵训练的强调，从而使英国在1914年创造出了最优秀的阵容整齐的士兵队伍，但它在改变军官队伍的基本态度方面却做得很少。历史学家们喋喋不休，诉说着英国将军们在吸取布尔战争的经验教训方面的无能。实际上，他们的确已意识到了现代武器杀人的威力，但在与装备更先进的欧洲大陆敌人相对抗时，英国的将军们发现，为了适应战争的新情况，无论是自我调整，还是再来一番革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日俄战争
在所有非西方的文明中，只有日本表现出了吸收西式武器并转而将它们用来对付其发明者的能力。很少有人预见到这一点。自从17世纪早期以来，日本德川幕府的大将军们就摧毁了他们所有的敌手，开始通过限制轻武器(其实是任何形式的武器)的拥有权，并通过在贵族庄园中摧毁一切武装，只允许留下一座城堡这样的方式，来寻求日本社会的非军事化。同时，他们还扼制国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严格检查一切外来书籍(尤其是那些关于军事问题的)，并且还把对外贸易都集中在遥远的长崎港。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持续了200年之久的和平，日本经济繁荣起来：农业生产、国内贸易、产品制造，以及银行信贷，所有这一切都迅速发展。1800年以前，20％的日本人口居住在城镇，而到1850年，已有40％的日本男性能够阅读书报。此时的日本也许仍然缺乏西方的驱动机械和科学知识，但它却拥有大量娴熟的技工，一个高效的贸易和金融网络。此外，乡村和城镇都已具备了足够的对各种压力做出成功反应的能力。首先，是美国在1853年施压，企图使日本对西方贸易实行“开放”。德川幕府政权于1868年倒台，权力移交给另外一批领袖，这些领袖已经意识到，日本要么进行变革，要么屈从西方列强做亡国奴，二者必择其一。在1／4个世纪之中，日本如此高效地进行了它的现代化进程，以至它已能够在亚洲本土部署它的新式武装部队——英国训练的海军和德国训练的陆军——并能击溃中国(公元1894～1895年)。日本得到了台湾，仅仅由于俄国的介入才失去了对朝鲜的直接控制。
日军炮兵正在装载18个“大阪宝贝”之一——自日本本岛带来的大炮部件，在1904年打响的旅顺包围战中，它们被用于发射500磅型炮弹以对付俄国的各战略要塞和堡垒，从日本制造现代武器的工业能量来看，它已跨入了现代工业国家的行列，就像俄国从自己惨重损失中所发现的一样。
整整下一个十年中，日本和沙皇俄国不断走向更激烈的冲突。绝大多数欧洲人都相信俄国将轻松击败日本(民族的偏见使西方低估了日本的军事能力，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从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角度看，日俄战争本来也确实应是俄国胜利。但沙皇政权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方面，越过西伯利亚，它只能部署很有限的力量，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是一条单轨线，在贝加尔湖两岸被切断，所有的物资在湖的一岸都必须先卸下来，运到湖对岸，再装到列车上。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政府问题抱着一种天真的想法，并轻信了那些毫无责任感的腐败议员，而正是他们使俄国陷入了革命状态。
双方冲突发生了，因为每一方都旨在控制朝鲜和满洲，但俄国在贝加尔湖东岸仅拥有10万兵力，而且它的经济力量只能勉强支撑这样一支部队。相反，日本却能迅速向亚洲本土投入一支25万人的固定部队，同时还拥有两倍于这个数目的后备军。海军方面，日本舰队支配着亚洲水域，而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若要越过成千上万英里的距离到达太平洋却困难重重。此外，和英国决定性地携起手来，也为日本的安全提供了保障：若英国不参战，则俄国按照约定就不能从它的法国盟军那里接受直接的帮助。
1904年2月，日本的鱼雷船未经宣战便向旅顺港的俄国舰队发起了进攻。它们击沉了一些船只并将俄国军队封锁起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英美会议大体上赞同日本，居然向大胆的进攻者表示敬意(这与1941年之后他们对珍珠港事件的反应讽刺性地形成了强烈对比)。日本军队还在仁川打击了俄国船只，一个星期之后，日本第一军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在朝鲜站稳之后，日本向北一直进军到鸭绿江畔，并拟向满洲的俄国军队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
俄军统帅阿历克谢·库罗帕特金将军计划撤进满洲内地，让旅顺港去抵抗围攻，同时等待穿越西伯利亚而来的援军。这一步骤应能取得相当效果，但沙皇的总督却下令迅速进攻，结果是日本第二军使防守鸭绿江的俄军领教了一次惨重失败，同时，日本海军第二支部队在旅顺港东北的辽东半岛登陆。第三支军队也在鸭绿江西部登陆。日军对旅顺港的包围渐渐形成了。同时，另外一些部队使围攻瞒过了满洲中部的俄军。从作战方法的运用上看，此情形与1854～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极为相似，当时的围攻发起者也是必须阻止俄国军队，以免他们突破至被围海港。
5月末，日军对旅顺港周围前哨阵地发动了初次进攻：他们把俄国军队拖下了南山高地，但却遭受到三倍于敌人的伤亡。由于尚有足够的储存以支撑过整个夏季，且俄军占据着一个坚固的据点，所以，在陆地和海洋上，非决定性的小规模战役形成了夏初战斗的主要特征。然而，8月中旬，日本发动一次小型的集团进攻，日军最终占领了俄军的一些重要阵地，但俄军的机关枪和大炮却对密集的日军造成了1.3万人的伤亡，而俄军在战斗中仅损失3000人。
9月末，日军重新发动进攻，这一次他们伤亡更重，而且未取得任何重要成果。11月末和12月末的第三次和第四次进攻也仅仅增加了这种毫无意义的牺牲。于是，日军全力进攻203高地，这是俄军的防御轴心。到12月5日，他们终于将守军逐出了阵地，但又为此损失了11000人。占领203高地，使日本大炮得以摧毁俄国远东舰队的残余力量。但直至1905年1月，他们才迫使俄军投降。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当时的对垒中饥荒情形严重，但日军却在敌人的防御工事中发现了大量的粮食储备。
在日军进攻旅顺港的同时，中部满洲里也发生了重要战斗。从1904年6月开始，双方逐渐向大型交战演化。8月下旬，双方军队在辽阳交锋，当时日军数量共12.5万人，俄军加上欧洲来的第一支增援部队共15.8万人。首先发动进攻的是俄国人，但气势汹汹的日军的反攻使俄国将军们认识到日军的强大力量。双方最后伤亡几乎对等：日军2.3万人，俄军近2万人。但俄国人承认了他们的失败，并向回撤军。
欧洲援军源源而来，库罗帕特金的部队增至20万人，而日本援军也使其部队数目增加到17万人。10月初，俄国人在沙河进攻日本人的右翼，试图切断日军的交通线；然而，日军向俄国人的中部反攻，几乎将其突破。库罗帕特金停止进攻，绝望中回转去救援其心脏地带。这一次，俄军比日军损失严重：4万人对2万人。
尽管满洲严寒的冬天已经到来，双方军队却仍然在不断加强各自的力量。到1月中旬前。俄军有30万人，日军人数也已达22万人。1905年1月26日和27日，俄军重新发起进攻，几乎击破敌人；设若他们知道发扬自己的长处，他们可能会突破日军阵线。但战斗发生在一次暴风雪天气中，混乱和模糊使俄国将军们失去了决定性的机会，前线因此重归稳定。
到2月末前，日军得到来自旅顺港部队的支持，终于取得了与对手同等的实力：双方现在大约都拥有31万兵力。2月21日奉天会战开始。日军陆军元帅大山郁夫派遣他的第三军自侧翼包抄俄军右翼，虽然双方都致力于从侧翼挫败敌人，但是，部队进攻的速度和致命性的作战武器使这种努力注定失败。日本人将俄国人逼进了绝境——仅靠前线剩余军队作为后备支援才使其免于溃散——而且，虽然他们的进攻没有封锁俄军，但两个星期的战斗之后，日军进入了奉天，又一次持续三天的激烈进攻强迫俄军全线后撤，俄军已被彻底击败。损失超过10万人，而日军伤亡仅7万人。
日俄战场
日俄战争的战场靠近日本的军事基地，但俄军却要么横越6000英里的西伯利亚，要么绕非洲、亚洲航行2万英里才能将其部队运送过来。20年以前，由于俄国享有的技术优势，这个距离或许无关紧要，但到了20世纪初。它却关系重大，因为日本此时也已经拥有了同样先进的武器和技术。
当战争在满洲发生的同时，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经过环球航行前来解旅顺港之围。这支舰队是由一些过时船只临时拼凑起来的，缺乏训练，物质上也缺乏对这种长途旅程的准备，更不用提什么大型的舰队行动了。它在沿途几乎未得到什么帮助，一次史诗般长达2万英里的旅程之后，32艘俄国船只终于在1905年5月27日到达东亚海域。然而到达对马海峡时，他们发现自己正处在日军炮火的射程之内，并已落入敌人圈套。双方舰队作战持续了一整夜，日军的优越性表现得更为显著。虽然有几艘船侥幸逃脱，但波罗的海舰队却已不复存在。
对马之战代表着俄国的最后喘息。在沙俄境内的大多数中心城市，革命已经爆发，因为对于许多目睹尼古拉和他的顾问们做出的每一个拙劣的国内外重大决策的俄国人来说，他们的军队所蒙受的这一耻辱，终于使人忍无可忍。国内政权曾有一次几乎就要崩溃了，但最终还是幸存下来。不过，在沙俄内部因不满而人声鼎沸之时，日本也承受了战争的巨大创伤，国内金融已接近崩溃的边缘。1905年9月，通过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中间说合，双方终于接受了和平妥协。俄国放弃旅顺港、朝鲜和满洲。日本在前两个地区获得了决定性利益，但直到1931年，才彻底控制了满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洲的失败再一次将俄国注视的焦点移回了欧洲，尤其是巴尔干半岛。
就已经发生的情况而言，满洲的战争已经预示了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将为人熟知的现象。在每一个地方，都是炮火连天，各国士兵遭到大规模的屠杀。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已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其中有些国家最优秀的战士也死在战场上——就英国而言，如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就德国而言，如杰出而刻薄的马克思·冯·霍夫曼(此外还有其他人)。不过，战争也使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确信，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承受大规模冲突带来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俄国难道不是在不到18个月的战争之后就陷入了无政府和革命状态之中吗？而日本不是也濒临破产的边缘了吗？因此，教训是很显然的：一个国家必须在大规模战争开始之初就赢得胜利，必须尽最大努力聚集起哪怕每一“盎司”的兵力。有的分析家相信，要取得胜利，部队中的最后一个营的战士也得战死沙场，他们须像日军在进攻旅顺港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孤注一掷的自杀精神去对敌作战。然而，这是个错误的结论。
通向阿尔马盖敦之路
很少有人像温斯顿·丘吉尔那样出色地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其对战争的叙述中有这样的评论：
在对大战原因的研究中，有一点已经显明出来：那就是大家都普遍意识到世界命运单由一些个人来掌握是有问题的。有句话说得好，“人类事件中错误总比设计的要多”。人类思维的有限性(即使是最能干的人物)，他们受到争议的权威，他们身处的观念气候，以及他们对重大问题偏袒的对待等等，都使这一点不可避免，那问题远远超出了他们思维所能及的范围。它在规模和细节问题上如此庞大，各方面的因素又是如此多变……事件……已踏上了既定的轨道，没有人能再把它拉下来。德国固执、鲁莽又万分尴尬地叮当作响地走向弹坑，并拖着我们所有人跟它一起向前滑去。
俾斯麦在统一战争中的战略上的胜利，以及其后娴熟的外交政策，曾一度将新帝国领入了欧洲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但是他的后继者们没有看到德国位置的优越性，而且也未意识到，任何使德国成为欧洲霸主的企图都将使其它国家联合起来对抗它。这部分是由于俾斯麦的错误，他从未清楚地阐明他的政策，而且他没有对军事装备问题置于宪法的控制之下。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开除了俾斯麦，从而将新一代德国人引入了国家权力之中，这新一代的德国人几乎没有感受到俾斯麦对军队所使用的控制。他们崇拜战争，而俾斯麦仅把战争看成一种工具。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信德国具有无限的潜能，并拥有权力(因为德国的文明和文化)将这种潜能转变为“阳光下的地带”。使情况变得更加危险的是，德国的高层军事领导人已不再需要克劳塞维茨那种把战略看得高于一切的信仰，对新世纪的德国人来说，重要的只是必须进行战争。必须采取行动。
俾斯麦一被免职，从大臣及法官干预下解放出来的那些德国外交部的专家们就说服威廉取消了1887年与俄国共同签署的“再保险条约”，这一协定承诺：当协约一方和第三方发生战争时，另一方应保持中立。他们相信法兰西共和国和沙皇俄国绝不会结成联盟；然而1891年沙皇在演奏法兰西革命歌曲时居然脱帽肃立，一年之后，两国结成同盟。如今，倘若大国之间的冲突爆发，德国将面临两面作战的可能。
下一个20年期间里，很难从德国所追求的政策中看出他们有什么明确目的。1894年，皇帝读了美国海军力量的先见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著作后，坚定地认为德国要想登上世界帝国的位置，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皇帝的这种热情毫无疑问是由他和他的英国表亲们之间的爱恨关系所激发出来的。直到1897年，他才找到他的海军上将艾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这个人既有野心又有杰出的政治天才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皇帝威廉二世(公元1888～1918年)非常热爱他的海军和他的地位赋予他的这套海军制服。然而他的帝国为他所做的那个漫不经心的“世界帝国”之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德国制定的排斥英国海军的作战计划，促使英国警醒并与法俄结成了同盟，以封锁德国走向欧洲霸权的道路。
蒂尔皮茨创造了土地贵族和工业家之间的有效联盟，以保证海军建设的资金来源。他分辩说，建设一个这样的舰队将会迫使英国尊重德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而且，由于英国和法俄联盟一直存在利益冲突，德国完全可以建设这样一支庞大的舰队，而不必担心英国从中干预。此外，蒂尔皮茨还坚持其它一些假设：战船造价将保持稳定；英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不可能进行漫长的军备竞赛；而且，英国将不会与它古老的敌人法国和俄国结盟。最后，在蒂尔皮茨战略的核心部分，还抱着这样一种假想，德国舰队最终将得到足够的力量击败英国皇家舰队，而且它的舰队将在一个下午之内，就能从英国手中夺取对世界各个海洋和国家的控制。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德国还没有制定出一个方案，以明确计划假如英国并不对德国各港口发动密集的封锁，那么德国该如何使用它的海军。蒂尔皮茨的最大错误在于，他未意识到英国的地理优势赋予了它一个几乎不可攻克的海洋地位，英国的许多小岛正好位于德国进入大西洋的通路上，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出口封锁德国对英国皇家海军来说易如反掌。但什么也不能阻挡德国继续推行其计划的疯狂念头。
1911年，英国的一支由无畏战舰组成的舰队喷着气驶往英吉利海峡。1906年2月10日派出的HMS无畏战舰代表着海军力量平衡的一个意义深远的改变。这艘无畏战舰以其使用巨型大炮(10门口径12英寸的大炮)的突出特点和具有的重型装甲设施，建立了一个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标准。所有重要帝国(以及绝大多数较小的追随国)当时都加紧将资源投入在这种“无畏战舰”的制造上；但由于英国起步早并享有技术优势，它一直在这场竞赛中保持着领先地位。
军备竞赛开始
1906年，英国海军部的革新领袖约翰·费希尔爵士发明了一种革命性战船：无畏战舰。这种装备齐全规模空前巨大的战舰令过去的所有战船黯然失色。靠这种领先技术，英国开始以最快的速度制造新的战船。从短期看，战船设计上的新变化使船只的造价提高了两倍，从长远看甚至将提得更高，但德国加强舰队建设对英国控制权所造成的威胁促使英国议会决心赶上——实际是超过——蒂尔皮茨计划的每一个脚步，丘吉尔某一年的讲话表现了这种情况的特征，“海军部要求6艘(战船)，国会提议4艘，而我们则将其调整为8艘”。而且，一系列外交协定(以1902年与日本结盟开始)允许英国把它的舰队集中在北海以对抗德国的威胁。
德国不断加强海军促使英国在1904年和法国达成了和平协议，这解决了两国之间的许多突出矛盾。德国于是在摩洛哥问题上挑起一场外交危机，以此作为回答并试图瓦解增进中的盎格鲁－法兰西的友谊。但这个举措使这两个国家走得更近。1907年，作为对德国政策的反应，英国又与俄国达成了和平协定，同样解决了彼此间许多突出的争端。虽然这些协约没有使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国家结成正式联盟，但它们创造了一种利益上的沟通和交流，德国正确地领悟到了这种交流就是与它的敌对。接下来的几年中，英国不断通过此军事协定加强其与法兰西的联系，1912年，它甚至将其地中海舰队一直推进至北海；作为对英国承诺保护法国在大西洋利益的回报，法国也同意保护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但法国最大的承诺却是——没有通知整个内阁——在必要的时候，英国远征军将由法国护送进入欧洲大陆。
所有这些都未能使德国死心而停止那个将危及其长远战略利益的武器计划，但日益增长的欧洲紧张局势却在1912年导致了德国战略重点的改变。从1900年起直到此时，德国尚未进行过任何行动上的扩张或对计划中的限制性成分进行任何修订，但此刻的局势已非同一般。每个人都能看出，就战争形势而言德国战略几乎完全依赖于施利芬计划，而且直到1913年，德国仍然缺乏足够的军队去施行那个德国命运所依托的作战计划。军队的不足导致了两个缺憾：首先，直到1912年，参谋本部还未将其宏大战略的完整蓝图送交作战部；其次，保守党的避难所即作战部，一直反对军队力量的膨胀，因为此种做法将增加中层军官的数量并因此而削弱贵族对军官队伍的控制。由于皇帝没有一个权威中心控制军队——超过40个参谋官就有直接接近他的权力——不同力量之间便常常争吵、辩论不休，而实质性的问题却迟迟得不到回答。
1912年总参谋部在领导人之一埃里希·鲁登道夫上校的领导下，最终粉碎了作战部对提高军队权威化的反对。结果是帝国议会在1912年和1913年增加了军队的消费水平，以供养16.5万名新增的士兵，而且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同时还将和平时期的军队数量由54.4万人增至87.7万人。这样，1914年德国军队便具备了足够的力量去施行它的施利芬计划。为了复仇，保守党曾迫使鲁登道夫离开参谋本部并给了他一份暧昧不明的部队统治权，但是并不能阻止他再次回来。
暴风雨在聚集
巴尔干的一系列危机为即将到来的欧洲战火提供了火种。一方面，奥斯曼帝国极其虚弱，另一方面，奥地利和俄国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使这种情形加剧，两者刚好结合起来。另外，每个东方国家都感觉到了内部政治动荡的威胁，因此都在寻求通过外交努力来逃避国内的困境——这种努力开始于巴尔干。1903年，一群激进的民族主义军官掌握了塞尔维亚的权力，他们追求一种激烈的反奥地利政策。这使奥地利越来越将法俄支持下的塞尔维亚视为其生存的直接威胁。1908年，在一种离间塞尔维亚和俄国愿望的驱使下，他们与俄国达成了一个协议，得到了俄国战船帮助其打开博斯普鲁斯海峡大门的回报。通过这个协约，奥地利取得了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权益。在这一事件当中，奥地利吞并了波斯尼亚，而俄国却一无所获(因为其它帝国的反对)。德国在羞辱俄国人方面扮演了一个很活跃的角色，皇帝将他自己描述成了一个策马援救奥地利的侠义骑士。
1911年9月意大利人进攻土耳其在北非的利比亚省，进而夺取了佐泽卡尼索斯群岛，由此开始了巴尔干纷争的第二个回合。意大利人的这些行动使巴尔干各国纷纷谴责沮丧的土耳其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全部参与进来。但小偷们很快由于这些掠夺品而陷入争吵。塞尔维亚、希腊、黑山，接着是罗马尼亚联合起来狠揍了保加利亚，甚至土耳其人也参加了。虽然塞尔维亚人在战争中攫取了在规模上两倍于自己国家的土地，但奥地利人却阻挡了他们进入亚得里亚海和世界海洋的通路：德国又一次阻止俄国支持塞尔维亚，而在德奥建立了强权联盟之后，塞尔维亚被迫做出了让步。
19世纪时，俾斯麦曾经声明，巴尔干半岛甚至不如一个波美拉尼亚手榴弹兵的骨头那么重要。那么是什么改变了德国的政策呢？最引人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威胁，德国人始终认为他们处在可怕的危险之中。在内部，刚刚放弃其革命活动的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在新近的选举中赢得了更多的选票，就此而言它已是帝国内最大的政党；在外部，尽管已花费了巨额投资，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却远未结束；而且英国看起来好像已经与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敌人结成了同盟。而且，那些敌人尤其是法国和俄国，正在稳步增加他们在大陆的地面部队的力量。俄国已经抛出了一个拟在1917年完成的防御计划，这一计划将使俄国军事力量掌控中欧的能力急剧增加。因此，奥地利便成为德国最后的重要同盟；如果帝国不支持维也纳，连奥地利也可能掉转方向从而使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孤立无援。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被刺杀，奥地利警方和军队长官逮捕了一个可疑的恐怖分子。由于谋杀者年龄还小，所以他们没被判处死刑；射出决定性一枪的加弗利尔·普林西波被判处20年监禁(但他在1918年死于结核病)。然而，奥地利以对塞尔维亚宣战作为对此次暴行的最后反应，并决定利用这一事件来消除塞尔维亚对它在巴尔干半岛进行扩张的反对。
当德国的领袖们对国际环境忧心忡忡之时，奥地利也陷入了绝望。哈布斯堡王朝是欧洲惟一一个不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政权。在国家内部，捷克人、波兰人和斯洛伐克人都在闹独立，甚至匈牙利人也不完全可靠，而在边疆的意大利人、塞尔维亚人和他的罗马尼亚人都在为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异族统治下的弟兄们要求自由。如此四面树敌，战争岂非惟一的选择吗？正如那句令人发冷的德国警句所言：“一个悲惨的结局胜于没有终止的恐惧。”最终，还是德国最迫切地需要战争。在1912年皇帝和他的军事领袖们举行的会议上，陆军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伯爵鼓动发起一场预防性的战争，他说“越早越好”，其他人也都热情呼应。意味深长的是，接下来的两年之中，德国的领袖集团并未为战争进行统一的准备，但大气候是很清楚的：一旦时机到来，它就将把欧洲推到悬崖边上。
1914年6月28日，时机终于来临了。一群年轻的恐怖分子在塞尔维亚政府的训练、支持和组织之下，刺杀了当时访问新合并的波斯尼亚的奥匈帝国皇储。事件激怒了欧洲。虽然奥地利警方以最典型的无能做法调查了这一事件，但奥地利却犹豫了。7月份的绝大部分时间，奥地利人都在那儿发抖，并因此失掉了欧洲的许多支持者；当他们终于采取行动时，这一刺杀事件已经被排在欧洲报纸的最后几版了。同时，英国也千方百计地解除危机，而且他们相信自己正与德国做着相同的努力；但皇帝及其政府实质上却在玩着一个双重游戏，德国一方面对英国的积极调停表示公开支持，但另一方面即私下却在怂恿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采取最决然的敌对态度。
实际是，德国人给奥地利人提供了一张希望被使用的“银行支票”。因此，7月23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拒绝了一切商量的余地。尽管塞尔维亚的回答相当怀柔，但奥地利依然在7月28日对其正式宣战。可笑的是，奥地利的无能却使实质性的军事行动延迟了两个星期；不过，为了保证越过鲁比肯，奥地利人轰炸了贝尔格莱德。因此，俄国人面临着这样一种处境：若再次屈服于德奥压力，将对它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造成无法补救的损失。
艾尔弗雷德·施利芬(公元1833～1913年)伯爵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军官的典型代表，他从不允许自己偏离追求残酷战争的“美德”，他甚至还会在圣诞夜向他的属僚们提出一个战术上的问题并且要求在圣诞节后的第一个周日就听到回答。但是与他在战争方面深谋远虑相比。政治方面他却特别盲目。就像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德国军人一样，他驳斥了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战争论》，认为它是一本“只有教授们才去看的书”。
各大帝国的作战方案
事已至此，各方面的军事策划已使战争不可避免。1914年之前欧洲各国抛出的所有作战方案中，惟有英国没有期望它的军队取得什么确定性的结果——尽管那仅仅反映了英国为战争准备的军队在规模和力量上仅在欧洲大陆扮演着一个次要角色，但即使是英国也预见到了战争的必然性。它有一个专门的代表团，对法国向德国莱茵兰的军队发动决定性进攻表示支持，结果法军击败了德军。
在理解这些计划时，历史学家必须抱着这样一种认识：军事方案仅反映了经济学家、政治家及士兵们对情况的理想估计。欧洲参谋本部都已充分了解到，现代战场将成为可怕的屠宰场。但各国专家们相信，现代各个国家皆是不堪一击的虚弱的大厦，经济方面没有能长期支持战争的力量，政治方面也不稳定，很少有人相信一次大战能持续一年而国家的政治和财政却保持不崩溃，更难有人相信一次大的冲突和战斗会持续两年。但在这样的思想荒原中也已出现了几个先知：老毛奇曾警告说，下一次欧洲战争将持续30年的时间(他的估计比人们想的更接近事实，如果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视为一次大战争的话——就像修昔底德看伯罗奔尼撒战争那样的眼光——毛奇正好一语中的)。波兰企业家伊凡·布洛克在《战争不可能发生吗？》(1899年)一书中也提出了一个同样的警告，他预言说“下一次战争中每个人都将进入壕沟”，但这些估计都是很个别的情况。欧洲各大国近期的所有战争持续时间一般较短。以德国的情况看，革命一爆发，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也很快崩溃了。所以，看起来欧洲各国军队所面临的首要战略任务是，在国内财政和政权倒塌之前迅速赢得战争的胜利。
最重要的例子是在德国的施利芬计划中，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主观假设如何引发了战略上的巨大灾难。德国与他的战争敌人所犯的错误相同，只是程度更深，而且对本国的冲击更强。施利芬计划反映了德国“战争方式”的威力和弱点，既然这种“战争方式”在20世纪上半期将占据支配地位，那么就需要从细节上来详细考察这一计划。
艾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在1891年成为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他的首要责任就是制定出一套方案以对付潜在的可能爆发的战争。到1891年之前，德国的那个面临与敌对国法俄两面作战的噩梦终于变成了现实。在那种情况下，施利芬的前任从保卫西线阿尔萨斯－洛林的角度考虑，主张进攻俄国，但施利芬认为俄国疆域的广袤将阻碍他们取得确定性的胜利。然而，法国也依赖一道沿着法德边境修建的坚固防御线与德国对峙，这使在西线取得迅速成功也同样成为问题。但施利芬本人是个军事史研究者，他完全从自己的研究尤其是对汉尼拔在坎尼的胜利所作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包围封锁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惟一途径。所以现在他建议入侵比利时，以扫清法国防御工事的周围地区。一旦在低地国家陈兵，德国军队就可以从侧翼包抄法国防线并在巴黎东部对其进行严密的封锁，从而摧毁法军。法国被消灭之后，德国就可从容对付俄国了。
施利芬计划
剧烈变动的军队规模，大大增加的步兵和炮兵武器的效率，引起了各种实战和战术方面的问题，施利芬计划是试图克服这些问题的尝试。这份计划的日程表在时间上精确到每一天。在地点上精确到了每一条铁路和公路。即人数为150万人的七支部队，德军必须在动员令后12天内夺取列日(在这里，三支主要部队将开始成扇形展开)，动员令后19天之内征服布鲁塞尔、动员令后22天之内越过法国边界，并在动员令后39天内攻占巴黎。这意味着在6个星期之内就将法国踢出战争——这是施利芬所估计的俄国完成全国动员所需的精确时间——这样将能够让德国及时调动得胜部队转向东线以迎战并击败东普鲁士的俄国人。
从各方面看，施利芬计划好像都从作战实际出发，对德国的那些战略问题做出了完美的回答。但从政治层面来看，它却非常非常脆弱，因为它限定了问题的狭小范围，而且对其军事行动做出了错误的主观假设。最显然的弱点反映在战略领域：侵犯中立的比利时，必然使它在战争中站到法国那边，若德国很快便取得胜利，这种干扰或许不算什么，用施利芬的话说，它将使德国将英、法军队一起肃清。但如果战争长久持续下去，英国则将成为德国行动的一个严重威胁，同时入侵中立的比利时也会对美国的态度产生相当的影响。然而，由于他们一厢情愿的“速决战美梦”，这种考虑并没有过多地影响施利芬和他的后继者们。
实际上，施利芬计划已埋下了它失败的种子。计划的成功施行依赖于法国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恰到好处——也就是法国把他们的全部力量用以对付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次入侵——同时还依赖于比利时同意德国侵入它的领土。来自比利时的任何稍微严重的抵抗都将使德国面临巨大的后勤困难，尤其是如果比利时人故意对铁路隧道或桥梁进行破坏的话。
而且，施利芬和他的策划者从未就巴黎所代表的问题达成协议。如果德军右翼已深入法国腹地并包围法军，那么封锁巴黎这座城市的部队将从何而来？而且，如果德国军队停下来消灭巴黎的法军，那么法国不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去重新部署兵力了吗？事实上，与欧洲其它重大战略一样，施科芬计划是一个纯粹的意念中的战争，在这里，敌对各方都按照其为自己设计的舞蹈动作而行动，没有任何人假设自己会有什么失误或错误延误他通向胜利的道路。
陆军总参谋部新上任的领导小毛奇修改了施利芬计划，他增加了左翼和中心的力量，但右翼仍和施利芬所计划的一样(从后勤上看，德国能否在右翼推出更多的军队并保持对他们的给养确实值得怀疑)。具讽刺意味的是，发生在过去几年和平时期的最具灾难性的拙劣修补却不得不去应付最后的战争选择，由于1913年小毛奇决定抛弃进攻俄国的参考方案，这样，虽然战争可能开始，但德国的开幕式将不得不在西线举行。此外，毛奇和鲁登道夫决定，动员令一下便马上开始军事行动，以阻止皇帝和他的外交官们在最后一分钟的再次犹豫。首先是入侵中立国卢森堡和比利时。
其它国家的军事计划也反映了与德国军事和民众领袖们所抛出的同样的“速决战梦想”。同时，它们也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实：策划者中很少有人经历过战争，尤其没有任何一个人经历过即将到来的1914年的这场如此规模巨大的战争。结果，他们所有的努力看来都是不现实的，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努力也反映出了他们对当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现状进行实际分析的尝试。然而，他们做出的所有假定几乎全都错了。
进入战争倒计时
7月28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正式宣战，使时间炸弹上的钟声开始嘀嗒作响；如今已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这颗炸弹爆炸了。在过去十年中，俄国曾两次在德奥挑战面前让步，但他们不会第三次做这种事了。但沙皇只是半心半意地动员了对奥地利作战的俄军，却没有动员与东普鲁士对阵的俄军，他的将军们使他相信：那样的安排丝毫不起什么作用，而且将把优势拱手相让德国。
7月30日，俄国一颁发总动员令，德国人就开始行动了。整个7月，皇帝一直向他的参谋官们保证说他绝不会“退缩”，但在最后一刻，他的激情却冷却下来。他问惊骇无比的小毛奇，是否军队应该先去进攻俄国而只在西面保持防守。心碎的陆军总参谋长几乎落下泪来，他回答说：只有一个选择——施利芬计划。皇帝凄凉地回答说：毛奇的叔叔——老毛奇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是，8月1日皇帝还是认可了总动员，并因此认可了——虽然在皇帝与小毛奇之间曾发生过那次关于施利芬计划的紧张事变——战争。同一天法国也进行了动员，但他们对德国大使说法军将乖乖地呆在边界线后。那与德国无关：当德国在8月3日对法宣战之时，它的部队已经在卢森堡和比利时境内了。现在，在奥地利宣布反对塞尔维亚之后，德国即将入侵卢森堡、比利时以及法国。当英国大使暗示德国总理有条约义务尊重中立的低地国家时，贝特曼－霍尔威格回答说“条约只不过是一张废纸”。
1832年发明的电报在1914年战争的爆发之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政治要员们利用它来进行交流。7月28日奥地利通过电报对塞尔维亚宣战；第二天皇帝威廉和沙皇尼古拉(通过无线电只有45分钟的距离)为避免战争用它交接了几次意见。作战部也使用它来进行军队动员。7月30日下午6点一过，圣彼得堡的电报操作员们就开始发出大量的指令，以动员一次空前规模的同时性的军事行动；744支步兵营和621支骑兵中队——总计约有200万人——应召武装起来。
说服英国内阁相信英国必须站在法俄方面也并没费多大力气。从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欧洲所有大国都卷入了这场浩劫性的冲突之中。正如英国外交公使格雷子爵所暗示的那样：“整个欧洲的灯火都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看到他们被重新点燃。”他说对了：它们将不会在整个欧洲被重新点燃，直到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