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起来的国家·第十一
作者：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在1763和1815年间，革命和战争改变了西方世界的面貌和核心。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英国殖民地还只是定居地，要依赖于英国。
在海那边的法国，一个可追溯到800年前的君主政体还统治着一个特权贵族的社会，而农奴们仍在他们地主的土地上辛苦劳作着。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不仅是这两个国家历史上的头等大事，也影响到了西方世界的每个角落。始自美国的革命浪潮最终席卷了整个拉丁美洲。1789年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后，法国社会的变革不仅改变了法国，也永远改变了欧洲。
战争自身也在变化。法国革命实现了一个武装国家的理想，国家主义开始在西方的纪律重视程度上施加力量，普通士兵现在也被期待着表现出以前只属于军官的同样热忱，普通士兵们新的忠诚感影响到了战术、后勤和战略。最后，拿破仑证明了战争新形式中蕴含的潜能，并因此永远改变了军事行动的方式。
这幅简单的画稿描绘的是普林斯顿战斗；1777年1月3日华盛顿在此战中对抗2000多名英军，并取得了胜利。这和他一周前在特伦顿击败1400名黑森雇佣兵的胜利一起，给予了革命者很强的信心。在这次战争中，美国的独立事业常常得益于小规模的胜利，它们的政治意义和鼓舞士气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其参战人数。
美国的革命战争
革命首先降临到美国。1763年将法国逐出加拿大和密西西比以西地区后，英国当局试图对大西洋岸边的殖民地加重负担，加强控制。这种强求、反抗、压迫的过程最后导致了1775年4月的战争，当时马萨诸塞的英国总督派兵收缴了殖民者存放在康科德的武器弹药，当地的民团进行了抵抗。从“枪声响彻世界”那天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在欧洲标准看来，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连一些重要战役涉及的人数也没超过几个营。双方，尤其是造反的用民团作战的美国人，通常都得到令人失望的结果，但除了民团外，美国人还成立了一支正规军，或者叫“大陆军”，虽然不像传说得那么神奇，但散兵和狙击手也的确参与了战斗，而且关键战役都是以非常传统的欧洲模式进行的。虽然军队人数一直很小，他们的战争模式也基本上是传统的，但这场战争却决定了很重大的问题。此外，在他们赢得独立的斗争中，美国的爱国者们早于法国革命爆发前14年，就已经坚持一个民族的政府应由一个民族的军队来捍卫的想法。
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战斗后不久，一支由1.5万殖民者组成的军队，包围了由7000名英军驻守的波士顿。美国大陆会议选中乔治·华盛顿来指挥这支围城部队，历史也将证明他们对这位弗吉尼亚庄园主和“七年战争”的老兵的信任是正确的，他是一位具有伟大的判断力和政治品德的人。在1775年6月17日的邦克山战斗中(实际是在布里德斯山进行战斗)，1500名战壕中的殖民者击退了占优势兵力的英军发起的两次进攻，只是当弹药耗尽时才屈服。虽然英军取得了此次胜利，但这次战斗却使革命军士兵有了自信——他们是能抵得住那些“红外套”的 [ 译者注：指英军 ] 。
特伦顿战役中的乔治·华盛顿将军。他在此震惊并击败了黑森守军，时间是1776年12月26日。华盛顿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聪明人，当机会来临时，他敢于冒险。他认识到在这场消耗战中，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将他的小部队集聚在一起，度过困难时期。与革命时期指挥军队的其他将军不同，他拒绝将军队用做获取政治权力的资本。当他于1789年成为总统时，送他上任的是选票而不是刺刀。
1776年3月放弃波士顿后，英国人准备夺取纽约。华盛顿预见到这将又是战争的一个爆发点，已经率军赶到那里，计划用挖战壕的方法来据守，这个战术曾在邦克山大显身手。但是在威廉·豪爵士指挥下的英国军队挫败了他的计划，在长岛击败了美国人，迫使华盛顿于9月12日放弃该城，经新泽西撤回并退进宾夕法尼亚，他身后还被英国人紧追不放。“战线(守军的)，我想，有些过长”，虽然豪将军在12月20日曾很有先见之明地这样承认，但看上去只有出现一个奇迹，才能挽救华盛顿那溃不成军的队伍了。圣诞节那天带来了这个奇迹。率2400人渡过特拉华河后，次日早晨，华盛顿在特伦顿猝不及防地打垮了英国雇佣的黑森佣兵，九天后，他又在普林斯顿击败了一支英国分遣队。这些胜利虽小，但特伦顿和普林斯 顿的战斗为他创痕累累的军队带回了一些自信。
纽约附近的战斗使华盛顿懂得他是不可能在公开的战斗中与英军相抗衡的，同时也告诉他不需要如此，他只需要将军队凝聚成形，限制英国人控制的地区，等待适当的时机就行。除了1777年在费城有一次打乱英军进攻的无用尝试外，华盛顿通常避免战斗，他在进行一场消耗战。当他的军队遭遇艰难，最低潮时是在福日山谷度过的1777～1778年的冬天，他也想方设法使他贫弱的队伍团结在一起。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已埋下了胜利的种子。
华盛顿一直在设法将他的军队改造成能按欧洲模式进行有纪律、能战斗的队伍，这种努力得到了奥古斯塔斯·冯·施托伊本的协助，他是一位曾参加过腓特烈大帝军队的军官。冯·施托伊本为华盛顿的军队编制了一套简化的新操练法，并将其有效地教授下去。所以到1779年时，华盛顿的正规军在战场训练上已能与英军相匹敌，但是人数却从来没够过。
英国人将华盛顿赶出纽约后，主要战斗就转移到其他前线，豪为1777年的战斗拟订出一个雄心勃勃的战略方案：“如有可能，要充分广泛地调用国王陛下的军队，在一年内结束战争”。1万人去夺取普多维登斯，然后是(如有可能)波士顿；1万人从纽约出发，溯哈得孙河而上至奥尔巴尼；再有8000人守卫新泽西并威胁费城。另一支英军占领易洛魁，然后和效忠人士一起沿莫霍克山谷下行。最后，来自加拿大的一支队伍，先走尚普兰湖，然后走哈得孙河向南行进，与从纽约出发向北前进的队伍会合。这样，就能将新英格兰与其他的造反州隔裂开。
这是个好计划，但它的胜利必须依赖于1.5万名援军和一个炮兵营的到来(豪聪明地建议这可以从德国、英国、俄国中征集)。但是伦敦政府完全拒绝再提供进一步的援助，所以1777年4月，豪决定放弃他雄心勃勃的计划——“我在这年结束战争的希望破灭了”，他如此抱怨，而将兵力集中到对费城发动的一次进攻上。
于是，来自加拿大的军队在约翰·伯戈因的指挥下，出发至哈得孙河。开始，他的战斗很顺利，但当夏天过去时，他的行动放慢了，因为遇到供给问题。豪，就像他曾警告过伦敦(和加拿大)的那样，正随他的主力军队进攻费城，只派出一支由亨利·克林顿率领的4000人的小部队，半心半意地与伯戈因合兵一起；几次小胜后，克林顿就返回了。最后，在长期的穷途末路下，伯戈因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在萨拉托加附近的两次战斗中，霍雷肖·盖茨指挥的一支军队击败了伯戈因，他于10月17日率军投降。被美国人的这次胜利所鼓舞，法国于1778年2月加入战争，两年后，6000名法国士兵在罗得岛的新港登陆，他们将为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一次大战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南方的战争
1778～1781年间，北方保持了相对的平静。1778年6月，克林顿取代了豪做英军指挥官，从费城撤至纽约。华盛顿也重新开始他的等待游戏，战事移到了南方。除了1776年克林顿曾不成功地试图夺取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外，南方诸州进行的都是一些小型战斗，直到1778年12月，英军占领了佐治亚州的萨凡纳。第二年秋天，一次美法联合的大远征曾试图重新夺回萨凡纳，但是失败了。1780年，克林顿对查尔斯顿进行了另一次围攻，于3月攻陷它。他然后坐船回纽约，但留下一支8000人的军队去征服南方的其余地区。1780年8月16日，在南卡罗莱纳的卡姆登战役中，以查尔斯·康沃利斯为首的这支英军击溃了盖茨领导的一支队伍。在打败萨拉托加的胜利者后，康沃利斯期待着赢得这场战争，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次机会转折的动因是：纳塔内尔·格林率领3000名大陆军和民团在北卡罗莱纳的夏洛特，迎击康沃利斯的4000名正规军。在这场令人惊异的战役中，格林并没有赢得一次战斗，他只是在消耗英军，致使康沃利斯于1781年3月放弃了卡罗莱纳，引军返回了弗吉尼亚。在弗吉尼亚，康沃利斯遭遇到由德·拉斐特侯爵指挥的另一支美国军队，却无法让其与自己交战，最后只得带领7000人的军队退到了约克镇。康沃利斯不再是猫了，他就要变成鼠了。
得知康沃利斯躲到约克镇的消息后，华盛顿立即行动，率军迅速南下，同行的还有刚刚抵达的由让－巴蒂斯特·罗尚博所指挥的法国军队。与此同时，9月5～9日在弗吉尼亚角的战斗中，一支法国舰队避开了一支英国舰队，驶回纽约，封住了康沃利斯的后路。到9月末时，9000名美国人和7800名法国人的军队包围了康沃利斯的7000人的队伍；在华盛顿的指挥下，法国工程师们建起了正式的围攻工事。在无望逃脱的情况下，10月19日康沃利斯投降了。这场胜利是北美战争中主要战役的终结，和平谈判很快开始，最后签订了《巴黎条约》，英国承认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
三位使卡罗莱纳从英国统治下获得自由的指挥官，纳塔内尔·格林(左图)、丹尼尔·摩根(中图)和安德鲁·皮肯(右图)。格林是罗得岛人，在被派往南部解救卡罗莱纳的局势前，是华盛顿的军需官。但格林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业余军事家，他意识到在击败英军时，“跑”和“打”一样重要。摩根从退隐中出山，做了格林的中尉，并在考彭斯赢得了重要的战术胜利。皮肯指挥民团游击队骚扰英军，使他们无法在充满敌意的乡间停留。
新观念新武器
美国的胜利使法国尝到了复仇的甜头，此外，法国人能痛击他们的英国敌人，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其在遭受“七年战争”的耻辱后，用来提高法军素质的改革运动合法化了。
这场运动的核心是纵队和横队支持者之间的一场战术争论。深纵队形，即the ordre profound(深队形)的支持者们将他们的结论建立在那些由来已久的观念上，认为法国人在猛冲时要比在固守时表现出色。连伏尔泰这样的大权威也同意：“法兰西民族总是以最大的热情发起进攻，抵抗它的冲击是极其困难的。”但横队战术的拥护者们，即the ordre mince(薄队形)，却从腓特烈大帝的胜利里吸取了信心，而且有一段时间，法国的操练手册就是仿效普鲁士的。在认识到这两种基本队形的优点后，1772年，雅克·德·吉贝尔伯爵出版了他的《战术概论》。他的办法是在战斗中两种队形都用，可称之为混合队形。这场战术上的争论最后产生了那本1791年8月出版的操练手册，书中没有强调单独任何一种队形，而是提供了一份队形和演化的“菜单”，如何操练可根据指挥官的口味自行选用。
当法国人为了重步兵的最佳战术而唇枪舌剑争得不可开交时，他们也在尝试着增加轻步兵的数量。由于害怕开小差，18世纪中期的指挥官们很少使用须自己寻找隐蔽地和目标的散队步兵，但在18世纪后50年里，所有欧洲的主要军队都在有限的基础上退而使用轻步兵。“七年战争”中“新大陆”的战斗和美国独立战争只是给这个趋势以一个很突然的影响，但到1789年时，法国步兵军营中已包括了一个轻步兵连，法军拥有整整十二营的轻步兵。
这种发展与任何科技进步无关，例如步枪，因为法国人继续用滑膛的步枪来装备他们的轻步兵；但是如果说步兵武器变化不大的话，炮兵则不然，1774年采用的格里博弗尔方法极大地改进了法国的火炮。让·瓦克特·德·格里博弗尔，在“七年战争”后升做法国炮兵最高指挥官，他改变了炮的生产方式，不再像以前那样将炮膛在火炮内浇铸成型，而是先将火炮浇铸成实心的，再开出炮膛，这就带来了更严密的承受力，使得大炮能以更少量的火药达到更大的射程。格里博弗尔方法还生产出更短更轻，因而也就更机动灵活的野战炮。和新式的武器一起，炮兵军官的训练也得到了提高。
在提出改进战术和技术的同时，改革者们也提及了一种新战士，甚至一种新社会。吉贝尔在他的论著中写道：
想象一下，在欧洲出现了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将自我克制的美德与一种全民的自卫组织和一个坚定的扩张计划融为一体，他们不会忘记自己的体系，知道如何去经济地作战，如何靠胜利为生，不会因为经济考虑就被迫放下武器。一个人可以看到这样的民族征服它的邻邦、推翻软弱的政体，就如疾风吹过弱草一般。
其他的人，包括有影响的哲人孟德斯鸠，也为这种国家士兵的理想说了一大堆相同的赞美之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革者就是革命者；相反，改革运动在整体上反映的是深刻的社会保守主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主题就是需要有一个强大而又不排外的职业的贵族军官队伍。正像莫里斯·德·萨克斯宣称的：“事实上，惟一的好军官是那些除了自己的宝剑和斗篷外便一无所有的穷绅士们。”改革者们谴责购买军官职位的做法，因为它有益于那些只有纯正的贵族血统，或不是贵族但有钱的新手们，作为对这种批评的一种反应，法国在1776年开始停止买卖军队官职。法国在1750年以后还设立了新式的士官学院，借此提高军官的职业教育，但是，学员很快就需要有贵族地位才能被录取。而且作为这种改革的皇权影响，1781年的塞居尔法禁止直接任命任何候选人，除非他能证明自己的父亲方面有四代贵族血统，所以虽然在1789年以前，法国军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其中一些改革是如此不彻底，以至于只有大革命才能推翻它们，以便塑造只属于它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军事组织。
纳塔内尔·格林的南卡罗莱纳战役
1763～1815年这段时期内，彻底歼灭的拿破仑式战争并不是惟一具有决定性的战斗方式。相反，美国将军纳塔内尔·格林将正规军与游击队结合起来，以消耗并击败敌人的方式，预示了20世纪民族解放战争的战术。
当格林，这位自学成才的士兵，于1780年12月抵达南方时，英军已基本摧毁了在卡罗莱纳的美国军队。格林在南卡罗莱纳召集了一支小部队，决定与已经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合作，拖垮康沃利斯。
格林拉开战幕的方式是把他的3000人小军队分开，丹尼尔·摩根指挥其中的1000人在考彭斯战斗中粉碎了一股英军力量，鱼饵已投下，康沃利斯上钩了。他赶至考彭斯，在那儿烧掉了他的储备以使他的纵队能没有障碍地追赶那些无礼的美国人。当康沃利斯毁掉自己给养的消息传来时。格林宣布：“那么，他是我们的了。”他意识到咬住康沃利斯军队的游击队可以在路上自己保证补给，康沃利斯的人却只剩下他们自己背着的东西了，而那是绝对不够的。所以格林迅速地“跑”到了弗吉尼亚的唐河，康沃利斯被迫在后面追赶。格林的队伍若想逃出康沃利斯的手心，只能这样行动。他们赢得了这场比赛，但康沃利斯的2500人军队却因为饥饿和疲惫。已经损失了500人。
暂作休息后，格林再次跨过唐河，追踪康沃利斯到吉尔福德郡府，在那里和他打了他一直想打的仗。格林知道即使他输了，他也可能赢，因此虽然康沃利斯赢得了那天的胜利，但他又折损了530人。率领着疲惫不堪的军队，康沃利斯被迫退到了恐怖角，从那儿放弃了卡罗莱纳，匆匆去赶赴约克镇的失败约会。格林在与其他英国军队的交战中又输了两仗，但胜利者们遭到了如此惨重的伤亡，不得不退回查尔斯顿，将卡罗莱纳的其他地方留给了格林。格林评说道：
很少有将军能比我更频繁、更精力充沛地“逃跑”……但我注意不跑得太远，通常向前跑向后跑都一样快。以使我们的敌人相信我们就像是能到处乱跑的螃蟹。
150年后，毛泽东使用了与格林如出一辙的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781年1月17日的考彭斯战斗中，丹尼尔·摩根将军为美国赢得了独立战争中最辉煌的战术胜利，虽然这场战斗规模很小，双方都只有1000名士兵。摩根了解自己指挥的军队的能力和局限，所以只要求他的民团做力所能及之事，他则依靠大陆军来压住阵脚。在这幅画中，在战斗的紧要关头，马里兰和特拉华的大陆军击退了英国步兵发动的进攻。
法国大革命中的国家士兵
1789年7月“袭击”法国的大革命，像动摇了君主政体一样强烈地动摇了军队。当路易十六(公元1774～1793年)在革命第一年试图用他的士兵去对付人民群众时，军队表现得既无用，又不情愿，甚至反戈一击。1790年，全法国的军团中都发生了一系列革命兵变，最严重的那次爆发于洛林地区的南锡。后来，当国王试图于1791年6月逃离法国时，大量的辞职瓦解了军官队伍。古老的军团队伍解散了，当战争两次来临时，法国将需要一支全然不同的军队，这支军队于1792年4月成立。
这支军队首先在志愿者中重新征募军人。早在1791年夏天，政府就命令扩充正规军，但革命者并不想只依靠他们，因为革命者将其视为一个潜在的政治威胁。因此。巴黎在刚成立的国民自卫队、国民警卫军中征召了10万名义勇军。这些按照自己的营队组织起来的1791年的义勇军，后来和1792年7月征募的义勇军合在了一处。但到1793年时，志愿兵制度无法满足庞大的战时人力需求，所以8月时，革命政府颁布了全民动员令，或者说对全体法国人民的征召令——比全国征募更极端的法令：
年轻人应该去战斗，已婚妇女将去制造武器和运送补给；女人们要做帐篷，缝军装，在医院中服务；孩子们将去捡破烂；老人们应让人将自己抬到公共广场上去鼓舞士气，宣传对国王的仇恨及共和国的团结。
为了证明派到前线进行督察的官员(代表团)的政治可靠性，作战士兵受到了轻蔑的对待，这可以从拉弗物的这副讽刺性版画中表现出来，画家的父亲曾是革命军中的一名士兵。画面上寒冷不堪、衣衫褴褛的法国士兵站在齐腰深的水里，而那位督察官员却在吹嘘：“敌人想不到我们会在这儿。现在是7点钟，明晨4点我们将打他个措手不及。”
到1794年夏天时，按照花名册，革命军登记有100万人，其中75万人是武装队伍，这支大军的社会阶级、职业、地域来源都准确地反映了法国社会。它是由法国所能提供的最年轻的士兵构成的武装国家。
为了领导这些军队，法国建立了一支全新的军官队伍。旧皇家军队中大批军官的离职留下了如此多的空缺，以至于只能将非军职军官迅速提升到军官行列中来填补空位。义勇军营选举他们自己的军官。一些军官的升迁是昙花一现，但整体说来，军官队伍变得越来越职业化，提升是由资历和才华决定的。在大革命前，贵族们在部队军官中大约占85％的比例，但到了1794年夏天，他们的比例已低于3％。但即使军官队伍已不再代表旧的特权阶级，革命政府也从未真正信任过它的指挥官。为了监视他们，巴黎派出了著名的“代表团”和不那么出名但人数更多的“政治委员”。在前线，这些代理人审查军官们的一言一行，他们的不满可能就意味着断头台。为了在普通士兵中确保正确适当的意见，革命政府还发起了一场政治教育运动，向军队散发了上百万份官方布告、激进报纸，甚至爱国歌单。
以1791年的操练手册作为指南，这支国民军队发展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战术体系，虽然那些新兵可能永远也不会掌握阅兵场上操练的细节，营队还是站成横队以保证密集火力。但他们也采用了纵队攻击时的优势，那是一种站成纵深12列，每列大约60人的新队形。这种密集队形行动敏捷，易于变成横队，并可迅速地向敌人发起冲锋。在主横队前面，法国人布下散兵来骚扰准备进攻的敌人。革命军步兵所享有的最大优势并不在某个单独的因素上，而在于它灵活地综合了各种战术，形成了适应于地域和环境的战斗方式。
法国骑兵在战场上发挥了次要作用，因为他们在战争的前几年里人数很少，能力也不足，但是炮兵却是无价之宝。法国将越来越多的力量投入到马拉的大炮和机动大炮上，后者用更大的马队牵拉，炮兵们也骑着马以便赶上大炮的进程。这样的炮群可以疾驰向前，将炮解下拖车、开火、再系上拖车，赶往下一个为步兵提供有力支援的重要位置。
弗朗索瓦·凯勒曼，左边骑白马之人，指挥了1792年击退普鲁士侵略的瓦尔米战役。普鲁士军队当时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军队，因此侵略军的指挥官布伦瑞克公爵以为法国人在与普鲁士人面面相对时会转身逃命。但当普军进攻时，凯勒曼率军发出一声雷霆般的呐喊：“祖国万岁！”那天晚些时候，发现法国人拒意坚定后，布伦瑞克告诉他的将领们：“今天我们不能再在这里作战了。”对巴黎的进攻随即撤销。
战场上的革命
当1792年4月战争开始之时，只完成一半训练的法国军队遭到了一连串的灾难，尤其在关键的东北边境。在替换了一批不成功的将军后，查尔斯·迪穆里最后接手了那儿的指挥任务，而弗朗索瓦·凯勒曼率领南部的军队。夏季将尽之时，一支普鲁士和奥地利侵略军突入法国隆维边境，占领了凡尔登，威胁着要一路挺进巴黎。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布伦瑞克公爵，他五年前曾令人震惊地成功入侵荷兰共和国。迪穆里英明地调兵遣将，以挫败布伦瑞克的计划，9月20日在瓦尔米，凯勒曼率军3.6万人击退了布伦瑞克3～3.4万人的军队，瓦尔米并不是一场炮火决战，但当法国的炮手们表现出色而凯勒曼的步兵们也站得坚定不移时，布伦瑞克取消了他的进攻。这场不引人注目的胜利捍卫了革命。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目睹了这场战斗，当晚他对战友预言道：“从这个地方，从这一天开始。世界史上将出现一个新纪元，而你正在它的诞生之所。”瓦尔米战役后，法国开始展开攻击，到这年末，他们已在奥属尼德兰和莱茵河沿岸取得了许多胜利。
但是，1793年对法国是个很坏的开端。迪穆里在一次反攻中失去了奥属尼德当；但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联军并没有继续前进，而是停下围攻边境的要塞，这些要塞是波旁王朝留给大革命的遗产。失败，再加上在旺代爆发的反革命暴动动摇了革命政府。它现在成立了独裁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无情地发动战争。拉扎尔·卡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工程师，被欢呼拥立为“胜利的组织者”而走上前台，成为委员会最能干的军事权威，比任何人都更卖力地督促战果、后勤和战略部署。
布伦瑞克公爵曾率军入侵法国，意在终止法国革命的进程，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反动者。他无论是作为一名伟大的士兵，还是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都享有如此高的声望，以至于1792年初，法国的战争部长想让他来指挥法国军队。
到1793年夏天，法国已稳定了北部前线。与此同时，在地中海海岸，由于拿破仑·波拿巴指挥的法军有效地利用了大炮，从而收复了以前被英国夺去的土伦。革命军再一次奋勇向前。1794年5月17～18日，在图尔宽附近，6万人的法国军队击败了由奥地利、英国和汉诺威联军6支队伍组成、共7.3万人的包围行动。这次法国的胜利为更出名的弗勒吕斯胜利铺平了道路。弗勒吕斯战役发生在6月20日，当时7.5万名法军成功地防住了由萨克森－科堡公国的亲王指挥的5.2万人军队的进攻。尼古拉斯·苏尔特后来说这是他见过的最激烈的战斗。弗勒吕斯之战后，奥地利放弃了尼德兰。法军的胜利继续源源而至，它迫使联军退过莱茵河，在萨伏依取得了胜利，而且在1795年初，征服了荷兰共和国(将它改名为巴达维亚共和国)。
但在这最后一次胜利后，战争在德国陷入了困境，部分原因是一名法国将军叛变致使共和国的入侵计划落到了敌人手里。在意大利，法国人占据了热那亚周围的海岸，但没有什么进展。
1792年的第一场胜利和随后在1794年获得的胜利，使大革命越过了法国边界。但是如果法军的战斗能力在全欧洲被压迫民族中曾激起了同情革命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被占领区那些军队的行为却使当地人民转而反对他们的解放者。由于补给供应运作可怜、远远不够，法国士兵开始抢劫以求生存。并不是他们想这么做，而是不得不如此。
查尔斯·迪穆里应该为法军在瓦尔米的胜利得到更多的赞扬，是他积极而出色的调度，使法军夺取了阿戈纳要隘，封锁了布伦瑞克的道路，迫使布伦瑞克在一个有利于法军的时间和地点作战。
1795年，督政府取代了以前的革命政府，但是它却越来越腐败，忽视军队，只为战时的投机商们中饱私囊。但是，巴黎政府将最终为它的忽视军队付出代价。在革命热情最高潮时，士兵们被当作英雄对待；而当那个时候一过，他们就被弃置一旁，成为牺牲品。伤亡和开小差使军队严重减员——从1794年夏天的75万人，减少到了一年后的大约48万人，1796年时是40万人，只比路易十六时期的军队多一点儿。出于良好的动机，军队相信自己代表了革命最崇高的理想：为公众利益而牺牲，职位向有才华的人开放，彼此间平等友爱。但恰恰相反，督政府看上去不仅抛弃了军队，也抛弃了革命本身。这样一个不满的军队将最终反对那样的政府，拿破仑·波拿巴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
波拿巴的战争工具
1796年3月27日，年仅26岁的将军获得了在意大利军队的指挥权，那是一支在法国边境和热那亚之间的地中海海岸上赖着不走的衣衫褴褛的军队。波拿巴答应给他们食物和名誉，即使他自己对革命理想并没抱多大希望。
士兵们！你们饥肠辘辘，衣不蔽体，政府允诺给你们许多东西，但却什么也没给你们。你们在这些危险中所表现出的耐心和勇气是值得赞赏的，但它们却没给你们带来任何荣誉——一丝荣光也未降临到你们头上，我将率领你们进入世界上最肥沃的平原。那富饶的省份，那富饶的城镇。将全都任你们处置；在那里你们将发现光荣、名誉和财富。意大利的士兵们！你们难道没有获得这一切的勇气和毅力吗？
这幅未完成的拿破仑·波拿巴肖像，作者为雅克－路易斯·大卫，现挂于卢浮宫内。它显示的是那位在1796年战役中征服意大利北部的年轻而清瘦的将军。拿破仑于1769年生于科西嘉岛，他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科西嘉爱国者，但很快就改弦易张，将自己的命运与革命的法国联系在一起。他在1793年的土伦围攻中获得了很高声誉，但他的军事生涯不久就因为与激进革命家马克西米安·罗伯斯庇尔的关系而受到损害。他被拘捕了一段时间。1795年，他调转炮口对准人群，残忍地镇压了一次暴动即著名的“葡萄弹攻势”，从此再度得势。
凭借这一点，波拿巴的第一仗就通过一连串漂亮的兵力调遣和艰苦的战斗，面对并击败了皮德蒙特和奥地利联军。他先用轮流攻击两军的方法将皮德蒙特军与奥军分离开来。驱使他们后退，使其横队之间失去联系，然后他对皮德蒙特军队发起猛攻，迫使他们于4月28日退出战争。接下来，波拿巴在谋略和武力上都大胜他的奥地利对手博利厄，使后者将伦巴第遗弃给法国人。波拿巴在接手指挥权才6个星期就取得的胜利，实在令人震惊。将奥地利人逐出意大利北部其他地方所花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他们占据了曼图亚，不断地派兵去救援被围攻的要塞。但拿破仑对其各个击破，1797年4月18日，奥地利同意停火，后来双方正式签订了《坎波福尔米奥条约》。
1798年，胜利连连的波拿巴率军远征埃及，因为他相信制埃及将开启通往印度之门，但这只是一个浪漫的想法。避开在地中海巡行的霍雷肖·纳尔逊上将后，波拿巴率领大约4万人的军队于7月1～3日，在亚历山大附近登陆，并占领了这个城市。7月21日，他在金字塔战役中摧毁了一支马木路克大军。但所有这一切都化为了乌有，因为在8月1日的尼罗河战役中，纳尔逊击沉了法国舰队，13艘主力舰中只有两艘逃脱，从而将波拿巴的军队围困在埃及。波拿巴对这一灾难表面上显得很勇敢，他攻进了叙利亚，但在攻占阿卡失利后，又被迫折回。带着他远征埃及的光荣，这位受挫但仍野心勃勃的将军抛弃了他的军队，搭乘一只快舰于10月9日在土伦登陆。
抵达法国后，波拿巴将他的军事声望转化成政治资本，在巴黎附近军队的支持下，于11月9～10日推翻了督政府。当上了第一执政的波拿巴现在统治了法国，但他很快又返回前线，去赶走趁他远征埃及时又重占了意大利北部许多地方的奥地利人。1800年6月4日，他在马伦戈险胜奥军，再加上12月3日让·莫罗在霍恩林登取得的胜利，迫使奥地利再次接受了法国的条件。英国也在1802年与法国签订了一个条约——法国现在太平了。1804年，波拿巴取得了更大的权位，他加冕自己为拿破仑皇帝。
在这幅1807年弗里德兰战役的浪漫场景中，兴高采烈放马疾驰的胸甲骑兵，以及全副铠甲在身的骑兵，在经过拿破仑身边去冲锋时，向他欢呼致敬。在皇帝身后站立的是他的皇家卫队步兵，都身穿外套和白色的长裤，头戴黑色皮帽。这幅画展示了拿破仑式战争中吸引人们想象力的某种外在的庄严和辉煌。但鲜艳的军装、戏剧性的动作和伟大的胜利，只构成了现实的一部分，那永无尽头的伤亡名单是拿破仑无限野心的另一个后果。
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破仑赢得了这么多战斗，升到了这么高的位置？毫无疑问，他继承了革命军的遗产，包括一支勇于献身的军队、一支建立在才能基础上的军官队伍、从战争中锤炼出的将军们，和一个优于法国那些敌人的灵活的战术体系。拿破仑的军队不再是1793～1794年时的革命军队了，但仍是法国人，是他们祖国的儿子，仍愿意献身于她并为她的领导者所鼓舞。1798年的乔丹法设立了一种新式的全国征兵制度，它要求所有的年轻人都去登记，每年由政府从那些够资格应征的人员中设定一个招募定额。这种新的征兵法到1815年时，已为拿破仑提供了200多万士兵，并成为整个西欧和中欧征兵法的范例。
拿破仑继续改进适于他军队的作战方法。通常，他只是简单地修改一下他所发现的战术，例如他对混合队形的战术重视，这种队形就是将纵队和横队结合起来的编队。此外，他还受益于法国骑兵的复兴，它已在18世纪90年代晚期慢慢地重新建立起来。他非常欣赏炮兵的重要性，并增加了炮兵人数。
除了这些，他还改进了革命军的组织结构。在1792年和1793年，法国在战斗师的使用上是走在前列的。他们将步兵、骑兵和炮兵联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只有几千人的小型军队，它既可以独立行动，又可以与其他师联合作战。在开始1805年的战役前，拿破仑又发展了这个组织概念，将“师”合并为“军”，“军”在规模上差别很大，可以从少于1万人到接近3万人。在拿破仑的最高指挥下，它们独立成型，与其他军合作的“军”比“师”的运作还要好。“军”这个组织解决了指挥和供应问题。拿破仑指挥的新式野战军往往只是因为过于庞大而无法被一个人有效地控制，将他的军队分成军后，拿破仑就加强了指挥和控制(虽然什么也不能完全消除战场上的混乱)。“军”还改进了后勤供应，因为沿不同路线前进的几个军要比只沿一条路线行进的一支大军更易于补充给养。
但是，拿破仑的机动性要求一个更灵活、更能随机应变的供给体系。古典型军团的指挥官们有了笨重的补给线后，就不会害怕吃不饱饭的军队会开小差或哗变；而法国大革命的士兵们却恰恰相反，希望在需要时能自己搜寻粮秣，同时仍保持他们作为战斗单位的整体性。以乡村为生虽然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能使迅速行动成为可能，但也不是什么万灵药，因为虽然当队伍行经富饶的地区时，自己找粮可以保证一支军队的供应，但如果队伍在一个地区停留时间过长，或经过一个贫瘠或者被坚壁清野的地区时(就像拿破仑在俄国所发现的那样)，它就不能支持一支军队了。
对他成攻原因的分析中，没有一个能回避拿破仑的天才。作为一个最精通战术和作战的人，他的目的不是简单的击败敌军，而是消灭它。他达到这一目的的典型做法就是“向后方运动”(manoeuvre sur les denières)，设计用来威胁敌人的侧翼和后方。他用自己的部分军队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同时指挥另一部分，通常是一个军，去迂回包抄敌人的侧翼。这能将一次战场失败变成灭亡，因为现在拿破仑的军队已经控制了敌军的退路。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次主动追击就可完成战斗的全部任务，就像拿破仑在1806年的耶拿–奥尔战役中一样：他在普鲁士军队战败后，围杀了几乎全部普军。
战功卓著的军队
拿破仑在他的杰作即1805年的战役中将他的军事天才发挥到了极致。法国和英国在1803年再次开战，但是开始时两个对头并未真正交手。法国在布洛涅安营扎寨，威胁着要进行一次从未进行的入侵行动。但当奥地利和俄国、英国联合起来，在1805年组成“第三联盟”时，拿破仑把一切入侵计划都放在一边，于8月全速赶赴奥地利。
拿破仑率领的这支沿莱茵河而下的伟大军队，现在总数约21万人。他另留下5万人在意大利王国，由马歇尔·安德烈·马塞纳指挥。为了对抗后面这支军队，奥地利集中了它的主力9.5万人，由大公爵查尔斯率领。这意味着奥地利人只能在乌尔姆驻守7.2万人，在联结乌尔姆与意大利的蒂罗尔也只有2.2万人。
与他以前对付奥地利的战役不同，这次拿破仑准备直接顺多瑙河而下。在不断的运动中，由法国操纵了战争。要塞已经失去了它们在17世纪享有的主导地位，但拿破仑也不能在沿多瑙河前进时，留着乌尔姆来威胁他的后方。依靠就地搜寻粮秣，这支大军于9月26日跨过莱茵河，迅速移师到乌尔姆以东，切断了奥地利人之间的联络线，包围消灭了几乎整个奥地利军队。接下来，拿破仑又挺进维也纳。参战的俄国军队成了他前进的最大障碍，但不顾俄军的努力，拿破仑还是在11月14日占领了奥地利首都。
不过，维也纳也不是他的最后目的，因为他知道只有击败敌人的主力部队，才能将奥地利逐出这场战争。而且这需要尽快完成，因为普鲁士也威胁要参战(这将使拿破仑的任务更加困难)。所以拿破仑定下计谋，要迫使盘踞在维也纳北部的奥地利和俄国联军与他作战。他假装军纪混乱，占据了一个虚设的位置来诱使联军前进。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将军米哈伊尔·库图佐夫指挥下的联军吞下了这个诱饵，但即使这样，对于拿破仑的计划它也是不够的。他还不得不引诱联军以一种自寻死路的方式来攻击他。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于12月2日在奥斯特利茨对库图佐夫摆出一个看上去很软弱的右翼。这位俄国人被迫拨出大量军队来进行一次横向移动以包围法国人，但那个看起来如此软弱的侧翼已经因为达武军团的到来而得到了加强，这个军团是在夜晚以急行军抵达战场的。在整个英勇的战斗中，路易斯·尼古拉斯·达武阻止了俄国纵队进攻的势头。与此同时，库图佐夫由于抽调军队完成侧翼运动，使自己的中军变得虚弱，而这正是拿破仑所希望的。时机一到，他就指挥苏尔特的大军冲进了俄国中军并摧毁了它，然后折而向右，去袭击俄国侧翼部队的后方。联军的中军与左侧溃散了，只有俄国的右翼还能有秩序地撤退。两天后，奥地利人投降。拿破仑的胜利中，没有比奥斯特利茨战役更能改变欧洲地图的了。作为这次战役的一个后果，1806年，已经存在了10个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不复存在，哈布斯堡统治者现在只是奥地利皇帝了。
达武元帅在拿破仑的奥斯特利茨部署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因为拿破仑希望他能用小部队抵住俄军侧翼的进攻。事实证明达武是奥斯特利茨和奥尔斯塔特战役中最伟大的元帅之一。在奥斯特利茨前夜休息中的拿破仑(下图)。拿破仑总是在信使们都赶来并汇报了军队的情况和位置后，在深夜拟订他的计划。在拿破仑的左后侧，一群军官正在抄录命令；右后侧睡着拿破仑的来自埃及的马木路克仆人。
奥斯特利茨战役本身，就足以为拿破仑赢得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的声誉了，但尽管他有不能否认的天才，他最后还是遇到了失败。有四个原因解释了他的败落：战略上的贪婪；当地人不断增长的对法国占领军的憎恨；敌军中显著的改进和革新；海洋和商业的世界主宰者英国对他的一贯反对。正因为他所具有的所有战术和作战能力，拿破仑成为一个致命的战略缺陷的牺牲品：他既不知道适可而止，也不知道适时而止，因此注定早晚要失败，在懂得如何在战争中一时击败一个敌人的狭义方面，拿破仑显示出伟大的才能：他在1805年、1806年和1807年筹划的战役，有效地将和平先强加给奥地利，然后是普鲁士，最后是俄国。但拿破仑看上去从未有过一个使自己满意，也能保证欧洲长期稳定的终极目标。相比之下，腓特烈大帝在夺取西里西亚，实现了他的野心和目的后曾说：“从今往后，我连一只猫也不会攻击，除非是为了保卫我自己。”从一个很确实的意义来说，“七年战争”是强加给腓特烈的，他更想要的是持续的和平。而拿破仑却正相反，他看起来似乎总是那么野心勃勃，没有节制。
1805年奥斯特里茨
战役前夜，苏尔特军团同时据守法军前线的中部和右翼；战役当日清晨，达武抵达战场并掌控右翼，苏尔特在中部集中力量发动进攻。在奥斯特利茨，拿破仑将俄国人拉进了一场他们最好应避免的战斗。拿破仑诱使俄军去进攻他军队的右翼，以此削弱了俄军中军，从而使法国的一次进攻有机可乘。这场战斗可从三个阶段来看：(1)俄国人试图用大量军队包围法军右翼，但在达武指挥下的法军顶住了这次进攻；(2)拿破仑指挥苏尔特的军队进攻现在变得空虚的俄军中部，在激烈的战斗后，法国人突破了俄军阵线；(3)在中部获胜的法国人折而向南，粉碎了萨昌米尔附近的俄军左翼。
作为对付其宿敌的卓越预见的部分胜利，拿破仑试图将整个欧洲大陆组织起来，以进行一场反对英国的贸易战。事实上，英国从1803年开始就已封锁了法国港口，现在拿破仑要用他的大陆体系来报复，想将所有英国货物都摒弃在欧洲之外。他先以1806年的《柏林宣言》形成这个体系，然后又扩张它，于次年用《蒂尔希特条约》将俄国也包括进来。就一个国家试图在战时通过使用经济压力来打败敌人而言，这并不是第一个范例，但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拿破仑并没有将所有欧洲国家合并成一个单独的自由贸易区，而是垄断关税以使法国受益；结果，大陆体系更多代表的是法国的主宰地位，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对抗英国的共同前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英国货的排斥已被种种例外和一个强大的黑市贸易修正了。但是，早在1807年法国入侵葡萄牙时，大陆体系的延展或维持已被当成开战的理由；此外，当1810年12月，亚历山大沙皇脱离拿破仑，宣布俄国港口对载有英国货物的中立船只开放时，两个皇帝之间的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了。
在奥斯特利茨，苏尔特元帅的大军冲进了俄军中军，给予俄国人致命的打击，但他的师指挥官们可能抱怨：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苏尔特并不在场。他已经积聚了如此多的财富和声望，以至于他再也不急于用生命去冒险了。
一位士兵自行找粮补给的经历
拿破仑消灭敌人能力的关键，在于法国士兵比欧洲其他军队都行军迅速。皇帝认识到，速度能为他赢得时间，因此不断地强调：“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而作为他牢骚满腹的军队中的一员，一位近卫队老兵曾抱怨：“皇帝发现了一种作战的新方法：只依赖我们的双腿而不用我们的刺刀。”但这也是一支需要依赖肚子来行军的部队，快速的急行军需要一种不会延缓步伐的后勤模式。
与旧皇家军队的指挥官们不同，拿破仑轻视正规的供给安排，而要求他的军队在行军中自己寻找粮秣。1805年日月和10月，在对付乌尔姆的伟大的“向后方运动”中，他把乡村补给所提供的机动性发挥到极致，当时他的军队在不影响战斗力的情况下，每天要走16到19英里。
一位近卫队士兵的证言将这点阐释得最为清楚：下士让－皮埃尔·布莱兹在参加了这次有历史意义的行军后，给家里写信说：
皇帝在布洛涅检阅了我们，那是1805年8月25日。那天，我们高兴地得知我们将要离开海岸……去到德国作战……我们确信在皇帝的率领下，我们将走向胜利……关于这次沿莱茵河而上的行军，我没有什么值得说的。9月26日，我们跨过莱茵河，没有发现敌人……我们将敌人丢在右侧，以便于在曼海姆过河；9月25日时，子弹就发给了每个人，我们被命令在弗兰肯塔尔兵站卸下所有不必要的东西，使我们能尽可能地轻装……我们的快速行军不允许携带食物，尽管总司令达武将军千方百计地筹措，但我们仍经常没有面包，有面包时也经常是坏的，不能吃。但我们在没有面包的情况下仍能前进，因为现在正是西红柿成熟的最好季节，它们长势极好，我们有多少次毁掉了村民们的希望啊！我们偷取了人家一年的劳动成果，但我得说我们是被迫这么做的，我们本可以抢劫分配那些水果的，那儿有那么多；经过诺伊堡的乡下时，我从没见过这么多苹果；但士兵也吃掉了许多，都吃病了。
1805年，法军从莱茵河出发，在一次大型的“向后方运动”中到达多瑙河，切断了乌尔姆与外界的联络通道及后路。拿破仑让缪拉的骑兵和拉纳的军队通过黑林山，假装进行一次直接的攻击，从而使奥地利人按兵不动。法国骑兵布下的疑阵掩护了大军的行动，法军在一个军的巴伐利亚联军的协助下，在乌尔姆后面挥师而下，跨过多瑙河并包围了这个不幸的要塞。
西班牙的溃疡和俄罗斯的溢血
当他于1808年任命他的哥哥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时，拿破仑已经在法国的肌体上捅开了一个持续五年的不断被汲去鲜血和资源的伤口。1808年，英国人第一次远征，在葡萄牙登陆并占领了它，但却被逐出了西班牙。从他在葡萄牙的基地出发，阿瑟·韦尔斯利在1809年中又再一次进军西班牙，结果又被打了回来。
但是，韦尔斯利，现在是威灵顿子爵，1810年时技巧地保卫了葡萄牙，将驻扎在里斯本外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前的法军拖得精疲力尽，饥饿不堪。1812年，威灵顿再次发动进攻，他的军队虽然受到些挫折，但在1813年取得巨大的胜利。6月2l日，在最高潮的维多利亚战役中，威灵顿率领8万人击败了约瑟夫·波拿巴指挥的6.5万人的军队。
通过半岛战争，西班牙游击队员吓坏了法国人，限制了他们依赖乡村补给的能力。法国参谋佩尔特曾描述游击队是如何“企图一点点地消灭我们，袭击小分遣队，屠杀生病和落单的士兵，摧毁补给品，绑架信使”。就像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游击队一样，西班牙游击队也使他们的敌人处于进退两难之中。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正规军的存在，迫使法国人不能分散与游击队作战；但如果不分散，他们又发现很难既对付游击队又就地自行补充粮秣。如果西班牙和美国的游击队角色很相似的话，西班牙战争的残忍性却将他们区别开来。西班牙游击队员对落到他们手中的法国人绝不宽恕，法国军队面对的是残酷的报复行为。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在他的蚀刻组画《战争的灾难》中，捕捉到了西班牙人的愤怒与仇恨。这幅画中，一位西班牙农民正挥斧砍向蹂躏他家园的法国士兵。戈雅记录了在西班牙发生的、拿破仑从未能扑灭的“民族战争”的火焰。
当“西班牙溃疡”正慢慢地让法国流血时，法国在俄国却遭受了一次大出血。1812年6月入侵俄国时，拿破仑拼凑了一支超过60万人的法国和联合部队的大军，但据最慷慨的估计，他在12月时只领回了9.3万人。他进行的这场侵略，亦即最大的拿破仑式灾难，是希望强迫独立的俄国返回法国的轨道上来，并重新保证他那已摇摇欲坠的大陆体系。俄国人意识到他们的力量在于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有能力用地方来交换时间，所以在法军赢得了不具有决定性的斯摩棱斯克和瓦卢蒂诺战役后，库图佐夫将军拒绝同拿破仑进行他渴望已久的大战，一直到9月7日，在距莫斯科只有60英里的博罗季诺。那天，拿破仑向他的军队发表演说：“士兵们！这是你们渴望已久的战斗。从现在开始，胜利要靠你们了；你们也需要胜利。”事实上，这是皇帝自己渴望和需要的战斗，但他没有充分利用他的机会；他只是简单地率军向俄军阵地发起直接的进攻。当他最终赢得那天的胜利时，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份总数为6.8万人的伤亡名单，使博罗季诺成为可载入历史的拿破仑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流血。
滑铁卢战役中，法军在步兵、骑兵和炮兵之间没有足够配合的情况下不断战斗。在这幅英雄油画中。亨利·菲利皮托描绘了法国胸甲骑兵对英国步兵方队发起的那次注定要倒霉的冲锋。下午4点钟左右，内伊命令发起的这次进攻。很快就失去了控制、使这支骑兵成为参战的又一支无助的法国骑兵。
战后，库图佐夫只是在拿破仑的前面采取引诱的步骤，法军于9月14日进入莫斯科，但俄国人不但没有保卫他们的首都，反而烧毁了它，所以拿破仑只是成功地占领了它的废墟，而且由于没能迫使俄国人接受条件，一个月后他开始撤离。因为后勤供应一团糟，又不能依靠冬天光秃秃的原野来补充给养，拿破仑的大军在11月底撤过别列津讷河时已溃不成军。他在西班牙和俄国的损失，再加上他继续不愿削减自己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他在1813年试图占领德国和在1814年被迫拯救他的王冠。但在这些最后的战役中，第三个因素也发生了作用：他敌人的能力增强了。
拿破仑曾受益于王朝战争向国家战争的转换。法国大革命已经实现了国家士兵的理想，对它为之战斗的事业和人民做出了承诺。拿破仑利用了他自己军队的国家主义，但当法国的占领激起了那些他曾征服或羞辱的民族的反抗情绪时，他就被击败了。西班牙人对法国的憎恨孕育了拿破仑式战争中最痛苦最残酷的战斗。俄国在1812年的抵抗被证明也毫不逊色，而当再一次被推回德国后，拿破仑又面对着一次德国起义。
1813～1814年，为推翻法国在中欧的统治而战的德国军队有两个推动力量，一个是他们对法国的憎恶甚至仇恨；另一个是刚刚觉醒的德国民族主义。无论哪种力量，都使他们成为法国强硬的对手。自从1805～1809年的耻辱后，德国的军事改革家们已经进行了组织和战术变革。此外，拿破仑已经教会了欧洲一种新的战斗模式，而且很不幸，他的敌人们都是好学生。
因此，被征服的查尔斯大公爵一马当先，在1805年后对奥地利军队进行了一种改革。他试图在多民族的奥地利领土上尽力建立一支国家军队。1808年，奥地利创立了一支一级战时后备军，或者流行的说法是“民团”，最终人数达到24万人，他们最适于承担后方梯队的责任。查尔斯还从法国那里借来了军队的组织系统。新的操练手册中包括了散兵战术，轻步兵营也出现在军队名单上。他还努力提高骑兵，尤其是炮兵的素质，但在奥地利于1809年与拿破仑进行较量时，这支新军队尚未凝聚成型，所以虽然在1809年5月21～22日的阿斯珀恩－埃斯灵战斗中他们让拿破仑受挫，但拿破仑在7月5、6日的瓦格拉姆战斗中再次击败了他们。
这副胸甲为索朗索瓦-安托万·福沃在滑铁卢战役中穿用的。是冲锋骑兵(上图)在抵抗炮火时穿戴的胸部护甲不够结实的证据，福沃的命运有一些具有特别代表性的地方。他的一生正好涵盖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福沃生于1792年，由于胸甲破裂，死于滑铁卢战役，那正是同一个为帝国带来衰亡的致命时刻。
1806年在耶拿－奥尔战败后，一系列更复杂有效的改革改变了普鲁士军队。主要的改革家格哈德·冯·沙恩赫斯特，希望建立一支受益于普通士兵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军队。他写道：“当人们就像雅各宾党人那样知道求助于人民的精神时，我们就胜利了。”而这不只仅仅需要军事行动，因此，1807年10月9日，普鲁士政府发表《解放敕令》，废除了农奴制，与法国人在大革命中所做的很相像。沙恩赫斯特还坚持向所有人开放一个专业的、受过教育的军官阶层，而不考虑他们是否有贵族地位。1808年，一道命令将军官队伍重新定义为依靠才华而不是出身：
因此，就整个国家而言，所有具备这些能力的个人均可在军队编制中得到最高荣誉职位的军衔。迄今而有的所有社会优先权，在军队编制中也将依此终止，每个人，不论他的背景如何，都有同样的义务和权利。
为了在军官队伍中更清楚地显示这一点，普鲁士的改革者们先于欧洲任何其他国家建立了军官教育机构，包括一所训练参谋军官的学院。沙恩赫斯特还成立了普鲁士参谋部，它在19世纪的战争中变得极有影响。
普鲁士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一支民族军队。《蒂尔希特条约》(公元1807年)将常规军限制为只有4.2万人；但普鲁士尽力钻这些限制的空子，另创立了3.36万名受过训练的后备军。1813年，当与法国的战争变为可能，普鲁士就扩充了常规军，成立了新军队。Jàjer(来复枪手)即大部分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志愿步枪手，显示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皇家公告召集了一级战时后备队，一种由所有年龄在37岁到40岁之间、没有参加其他军事服务组织的男人构成的民团，而战时后备队(由其他所有人构成)充当了最后一道防线。到1813年8月时，普鲁士的战斗力量已升至28万人。
这幅托马斯·劳伦斯爵士所作的肖像表现了威灵顿公爵的英姿。他在印度时掌管士兵贸易。拿破仑起初轻蔑地将威灵顿当作“印度士兵的将军”，但很快就开始尊敬他。1809～1813年，威灵顿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指挥了一系列战役，将法国逐出了伊比利亚半岛。接下来，1814年，威灵顿入侵法国，在拿破仑退位前已到达图卢兹。1815年，他在滑铁卢指挥了英国和联军队伍。
滑铁卢
1813年，拿破仑的敌人采用了他自己的作战准则来转而对付它们的创造者；他的敌人们变得更富有侵略性，他们不仅寻求击败他，还要消灭他的主力军。18世纪战役的精确和谋略已成为过去，联军不仅要像过去常做的那样，一点点地击败他，还要联合起来，随着炮声行军作战。1813年，在高潮的莱比锡战役中，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和瑞典合起来总数达34万人的联军击败了拿破仑大约20万人的军队，结束了他在德国的统治。在1814年的保卫战中，拿破仑显示出他过去的一些辉煌，但仍在南部遭到了刚挟半岛战争之胜而来的威灵顿军队的攻击，与此同时，东部和西部的几支军队也指向了巴黎。当拿破仑调遣军队威胁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联络线，以迫使他们在3月底撤退时，他们却将这威胁置之一旁，继续挺进巴黎。这说明他们已掌握了拿破仑式战争的关键。联军齐聚巴黎后，拿破仑宣布退位。
被打败的郁郁寡欢的皇帝被流放到爱尔巴岛，但他很快就谋划着要重夺王位。1815年3月1日，他在坎耐斯登陆，开始了那注定要失败的“百日政权”。结果自然毫无疑问：欧洲各国对他了解得太清楚了，根本不相信他只希望和平地统治法国的保证。战争再一次开始了，他的敌人已经熟悉了他的战争艺术，不会再成为牺牲品。在滑铁卢，威灵顿与布吕歇尔联手，于6月18日再一次打败了他；而且即使拿破仑赢得了那天的胜利，他也肯定要败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大军前。为推翻他，两国已经在两国的边界线上集结了大约45万人的大军。
在任何情况下，法国是否能继续保有同样规模的野战军已是充满疑问了。1806～1814年间，在拿破仑军中服役的200万法国人中，已经大约有1.5万名军官伤亡，9万名注册士兵死于战斗，另有30万人住在医院，不少于62.5万人被记做“俘虏”或“失踪”，这些是截止到1814年征兵名单结束时的数字。在死者中，8.4万人死于西班牙和葡萄牙，17.1万人死于俄国，18.1万人死于德国。总而言之，拿破仑的战争已经杀死了20％在1790年到1795年间出生的法国男性，即每五个人中死一个(可比较一下，1891～1895年间出生的法国男性，有25％死于一战，即每4个人中死一个)。
法国战败的另一面是英国的胜利。英国从1793年开始就反对法国，一直到拿破仑最后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为止，中间只有1802～1803年这一短暂的间隔。英国一直是海上霸主，它的海上优势为它赢得了商业和殖民财富，使它能为反对拿破仑的陆上战争提供资金。
虽然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享受过一段短暂的海上复兴，但它自己的大革命却严重地伤害了海军。革命的激情不能像在陆地那样贯彻到海上，因为移居国外或被革命运动清洗而损失的经验丰富的贵族船长们，是不能像步兵军官那样以同样的成员来替代的。此外，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适合于营帐里的生活，却可能与海上生活的义务与纪律不相容。
霍雷肖·洛德·纳尔逊，是英国最著名的海军上将。他12岁那年以一名海军候补生的身份进入皇家海军服役，升职很快，21岁就当上了舰长。他的大胆战术改变了海上战争。他的肖像证实了他个人的勇敢，那空荡荡的右衣袖显示出他在1797年的战斗中失去了右臂。三年前，他还在科西嘉战斗中失去了右眼的视力。因此，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他被一颗滑膛枪弹射中，死在他的旗舰“胜利号”的甲板上，这个事实就毫不令人惊讶了。
纳尔逊的果断手腕
法国大革命战争时期，法国与英国在海上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对峙，但几乎没有什么结果，1794年5月29日～6月1日，理查德·豪上将赢得了这场长期战争的第一个大海战，史称为“光荣的六月一日战役”，当时他打败了一支法国护卫舰队，但被护卫的商船却设法安全地溜进了法国的布雷斯特港，在1796年的第二次大行动中。法国一支1.3万人的部队试图在班特里湾登陆但却失败了(于爰尔兰的西南部)，可是这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失败的原因更多的是恶劣的天气作祟，而不是英国舰队的作用。1797年，皇家海军与法国的一些新盟友陷入冲突。2月，海军上将约翰·杰维斯领导下的一支英国舰队，与他的下属海军准将霍雷肖·纳尔逊一起，在圣文森角战役中击溃了一支西班牙舰队；10月11日，在坎珀当战斗中，海军上将亚当·邓肯也永远结束了荷兰同英国的海上竞争。但在英国船舰上发生的哗变却同这些胜利一样重要。春天和夏天时，在斯皮特黑德海峡和诺尔河上的英国舰队发生兵变。对前者，海军迁就、调停了哗变者，但镇压了第二次哗变。作为这些哗变的结果，普通水手在海上的混乱生活得到了改善。
1798年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年，英国应付了法国的两次海陆进攻。法国成功地在爱尔兰登陆了一支小部队，但很快被英国俘获，并由此使英国再一次打败了被派来增援的一支法国舰队。与此同时，在地中海上的尼罗河战役中，纳尔逊彻底消灭了他发现的那支法国舰队。
纳尔逊和英国其他海军将领一起，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改变了海战的性质。18世纪标准的海上战术是纵队向前，需要一支舰队作为一个整体来战斗，一只主力舰接一只主力舰地依整齐的顺序来偏弦齐放。这种战术重视秩序，强调一名舰队将领对其下属的最大控制；但反复再三的纵队向前战术会导致没有决定性的战斗，双方只是互相炮击，难分胜负。战斗指示坚持要指挥官们严格遵守纵队向前的战术，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只是为了这么做而这么做，而不是想打败敌人。这正是适用于那位倒霉的海军上将约翰·宾的例子：一个海军法庭发现他于1756年梅诺卡外的一场败仗中没有尽全力后，便以此罪名枪决了他。
克拉克森·斯坦菲尔德关于特拉法尔加战役的绘画，捕捉到了纳尔逊的“胜利号”(中心偏右)，与“可畏号”(正在其左部)和“Bucentaire号”(右边船尾朝向观者)之间的较量场面。在左方远处，科林伍德的“皇家统治者号”正在另一点冲入法－西联队编阵。在最右处是“Santissima Trinidad号”，载有130门炮的世界上最大的主力舰。纳尔逊战术体系的关键是冲进敌人的战斗编队，以船对船的混乱方式作战。这幅战斗景象显示的是致命的看上去混乱不堪的激战，正是典型的“纳尔逊式的果断手腕”的写照。
与纵队向前战术相比，混成战术将一支舰队的作战改为打破敌人的编队，进行一系列一艘船对一艘船的战斗。这意味着要放弃对整个进攻舰队的命令，而依赖于每位船长的经验和创意。从理想上说，这种混成战术有某种取胜的法门，那就是在向敌人发起进攻前，应设法将多出的人数或较好的位置转化为作战优势。
历史学家们很久以来都批评纵队向前战术的僵死，而称赞混成战术，就是因为纳尔逊应用了它，尤其在他的杰作——特拉法尔加角战役中利用了它。但混成战术只对那些拥有更好的舰长和船员的舰队有利，因为它是极其依赖于一艘战船对另一艘战船的优势的。到18世纪末，英国恰好在船长和船员的素质上优于它的陆上对手，只要有机会咬住敌人就能赢。纳尔逊意识到了这一点，带头使用了这一战术，但他既不是惟一的，也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英国海军上将。豪在1794年“光荣的六月一日”中就对法国人使用了这种混成战术，杰维斯在1797年的圣文森角之战中也使用了。
在特拉法尔加，纳尔逊用混成战术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在1805年的那场战役中，纳尔逊经常与他的舰长们商讨，直到那群“兄弟帮”理解了他的目的和方法。他记录了一次他和舰长们的会议：
当我开始向他们解释“纳尔逊的果断手腕”时，那就像一次电击。有些人流下了眼泪，所有人都表示赞同……从上将往下，大家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定会赢，只要能让我们抓住他们！天哪，你是被你用信任激励起来的朋友们包围着的。”
只要和法国人撞上，纳尔逊是能依靠他舰长们的能力和那些生活在索具里、大炮上的英国水兵们，去赢得一场大战的。在西印度洋似乎是对法国舰队徒劳无益的搜寻后，10月21日在特拉法尔加角外，他终于碰上了由皮埃尔·维尔诺夫指挥的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后者正试图获得加的斯的安全庇护。纳尔逊指示他的舰长们他想分两队进攻，分别由他自己和卡思伯特·科林伍德率领。11：48分，正当两支舰队要相遇时，纳尔逊命令打出旗语：“英国期待着每个人都恪尽职守。”两个英国分队打乱了敌人的纵队，纳尔逊冲着联队的先锋部队驶过去，而科林伍德是拦腰而过。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冲入敌舰队时，与一艘法国的“74型”战舰“可畏号”缠斗到一处，“可畏号”的滑膛枪火力打倒了“胜利号”上许多船员，并致命地打伤了纳尔逊。但正如这位奄奄一息的海军上将计划的那样，一旦英国人打乱敌人纵队，导致一场混战，就等于得到了胜利。英国海员的技术使纳尔逊的战舰能挫败联队，并将优势火力集中对付落单的联队战船。到这一天结束时，英国人已击沉一艘敌舰，俘虏了另外17艘。
1805年后，英国继续对海上保持警觉，并继续扩充自己的舰队，法国再也没能与英国在海战上争雄。但英国却的确对许多法国岛屿、哥本哈根和安特卫普进行了一系列水陆攻势，更不要说为了打击新成立的美国而在1812年战争中发动对华盛顿和新奥尔良的攻击了。但在战争中最成功的海陆行动，却是英国于1808～1813年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进攻(参阅第185～186页)。显然，如果没有海上的控制权，大不列颠的陆上战斗将难以想象。
英国：商业和帝国的霸主
但是，英国的海上力量为其赢得的主要好处可能是殖民地和商业利益。随着法国海上力量的削弱，西班牙变得无足轻重，再加上它们经常在战争中是“错误一方”，英国在海外和世界贸易中可谓一手遮天。战争期间，英国就已从法国那里抢走了许多殖民地(此外，拿破仑还聪明地放弃了路易斯安那，将这块他不能保卫的北美的最后一片法国土地卖给了美国)。英国横扫了法国商船所要经过的海洋，而法国人所能做的报复行为就是建造强有力的袭击舰，对英国商船单独作战，捕获消灭他们发现的一切船只。其他反对英国的国家也冒险从事殖民和贸易活动。因此，1795年，英国夺取了荷兰的科勒尼角，后来虽然在《亚眠条约》(公元1802年)中将它归还给荷兰，但在1806年又把它夺了回来，这次是一直到20世纪才归还。
在与法国的长期争斗中，英国得到的最重要的殖民地收获不是在美洲或非洲，而是在印度。像以前的例子一样，印度的战争遵循着其自身的逻辑和时间表。一旦占领孟加拉，使对印度士兵大军的拥有成为可能，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766年到1805年，与两个主要对手——迈索尔邦和马拉德斯展开了一系列的冲突。南印度迈索尔邦与东印度公司的新军事力量进行了四次战争。在1766～1769年的第一次战争中，海德尔·阿里在与公司军队的战斗中表现得很有战斗力；但在1780～1783年的第二次战争中就难以招架了，虽然这次还有一支法国海军中队在印度洋中为其助阵。1789～1792年的第三次迈索尔战争是斗争中最重要的一次战争，虽然英国人在对付迈索尔的轻骑兵上遇到了很大困难，他们仍利用马拉德斯的轻装马取得了胜利。为了买到和平，海德尔·阿里的继承人蒂布·苏丹——将自己物产最丰饶、人口最稠密的土地割让给了公司，所以在1799年的最后一次战争中连有效的抵抗也组织不起来——战死在保卫首都的战斗中。这次短促的战争，是阿瑟·韦尔斯利即未来的威灵顿公爵的第一次战斗。
韦尔斯利在接下来的殖民戏剧中将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因为东印度公司利用马拉德斯的内战，在1803～1805年的第二次马拉德斯战争中向他们以前的盟友发起了挑战。尽管被内部分裂削弱了实力，马拉德斯人仍打得很出色；韦尔斯利后来评价说，1803年9月23日，他在阿瑟耶的那次胜利，是他整个军事生涯中打得最艰苦的一仗。对迈索尔和马拉德斯的胜利为东印度公司赢得了对德干高原的控制权，这个成就可与对孟加拉的掌握相媲美。在这些冲突中，东印度公司懂得了印度当地战争方法的价值，并在部署公司军队的火力优势时，还利用了印度对手政治上的弱点；它正是凭借这几点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与大革命和拿破仑法国对抗的商业及殖民阶段，英国成为一个世界贸易巨人。它充分利用了工业革命的起始地优势，扩大了英国商业贸易的力量。工业革命虽然还未改革真正用于战场的武器，但它在英法对抗中，通过增加英国的财富影响了战争进程。18世纪出现了一些最终改变了纺织工业的基本发明，这些发明都与蒸汽和水力的改进有关。1740到1806年间，英国钢铁工业从1.7万吨增长到26万吨；到1813年即维多利亚之年，已经有3000台机动织机在英国使用了。是生产和贸易给予英国财富，使它能为自己对抗拿破仑的战争提供资金，并资助那些与拿破仑在战场上英勇搏杀的大陆国家。
英国人拥有欧洲最合理、最有效的战费体系。为了支付他的军队和战争费用，拿破仑掠夺了欧洲，这种方法即使能弄到足够的经费，却也疏离了归顺的民族和不甘心的盟友，从而为他的衰亡铺下了道路。相比之下，英国却将筹集战资的能力建立在它的政府、信贷机构和商业上。英格兰银行不断证明了它以低息筹贷的能力，而国会也建立起一个令人欣赏的偿付债务的记录。作为世界工厂和仓库，尤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国家能像英国那样受益于贸易税收，尽管为了支付其战争账单，税率也确实上涨了。
英国的财富允许它资助一个又一个反法联盟。拿破仑法国的主要敌人们可能依靠了这些款项，但不能据此就说英国承担了这些战费的最大份额。1805年，英国答应资助“第三联盟”的成员国，保证每征募10万人，它就每年支付1.25万英镑。但这个数目，按奥地利的估计来看，只能支付奥地利战争费用的1／4。因此，这些资助看上去，除了是实际帮助外还有鼓励作用。英国也向它的盟友们提供武器，例如，在1813年重新装备普鲁士军队的大量武器都来自英国。由于有海军防卫，拿破仑最终也没发动对英国的战争，但英国却能找到对法开战的大陆盟友；所以，除非拿破仑同意将他的帝国限制在这位商业巨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否则他就不能逃脱挫折和失败的命运。
美国和法国革命永远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在这些革命发生前，虽然荷兰和英国的例子已将局面做了某种程度上的修正，但国际间的战争仍是国王和亲王们之间的王朝事务。当革命或改革使一个民族在社会中有了更多的机会，在政府中有了更多发言权的时候，就已经从自我主体到整体国民地改变了这个民族，那些国民将把国家的战争看作是他们自己的战争，战争也因此变成国家武装之间的竞争。
政府、社会和(必然的)动力上的激烈变革并不是发生在同一时刻，甚至不是在同一个十年里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18世纪晚期，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和代表机构使他们成为这股潮流的带头人。但在更早的时候，英国人在他们孤立的历史和17世纪对君主政体的国会胜利基础上，也已经发展了具有他们自己特点和品质的民族主义。19世纪晚些时候，民族主义还刚刚渗入到意大利和德国人民中。到1813年时，这个概念已在知识阶层有了市场，并成为政治和战争的一个因素。未来人们将看到，全欧洲都将以不可预知的血腥后果，投入到民族主义的湍流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