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中的国家·第十
作者：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1659年击败西班牙后，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有力的国家，并且改变了战争的面貌。波旁王朝扩充了作战力量，改进了军队管理，创建了一支强有力的常规军，由此开始了欧洲的一种新格局。普鲁士和俄国都引进了这种机制，并发现它不仅需要军事上的改革，也需要行政上的改革。通过战争，这两个新列强终于能跻身于欧洲列强之林。英国则称雄海上，与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一起扩张着殖民地。最后，在“七年战争”中，西方列强们同时在欧洲、美洲和印度争霸，将战争扩张到全球范围。1661～1763年的世界，为强权政治家们实现自己的野心提供了一个历史舞台。他们更新军队的装备，为了荣誉发动了一连串的战争。
皮陶这幅32岁时的路易十四肖像，展现出这位傲慢而专横的年轻君王的形象。当时他正准备于1672年进攻荷兰，以此扩大他的荣誉。他还没尝过失败的滋味，还没看到他的国家被战争搞得精疲力竭，没看到自己的野心如何受挫于他的敌人组成的联盟。
穷兵黩武的显赫帝王
这个时期早期的法国。比其他国家更能为西方军队提供范例。在路易十四(公元1643～1715年)的统治下，法国军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而他即位时还是个孩子，直到1661年才真正掌握大权。1635～1659年，在同西班牙的长期战争中，法军真正人数最多时是大约12.5万人，比前朝的军队规模翻了一番，但这种增长并未就此止住。自从1500年以来，法军在和平时期的人数保持在1～2万人之间，17世纪80年代时是1.5万人，而17世纪90年代的战时军队规模，书面上是4万人，实际上是33.5万人。这种人数上的增长可能构成了17世纪陆上战争最重要的变化。
在结束于1659年的那场战争中，增加的军队人数给军队管理和国家财政造成了难以承受的重负，无粮无饷的军队全都经常抢劫周围的法国平民。这种情况迫切需要解决。虽然才华横溢的法国作战部长米歇尔·列·泰利耶起草了改革军队管理的条例，但却不能将此计划付诸实施，直到和平重新到来。因此，实际的改革工作更多地落在了他能干而又残忍的儿子，那个马奎斯·德·卢瓦的身上。他先和父亲一起工作，然后自己也当上了作战部长，直至1691年去世。在路易十四时期，作战部加强了对供应、作战和人员的控制。这项任务的中心就是军队管理人。国家文职官员被派到军队中去，以帮助军队解决在战场上遇到的世俗性管理问题。由于他们的努力，供应过程虽然在紧急时期仍不规律，但已达到了比以前有效得多的水平，这就既保证了良好的纪律，也保证了战场上大军的稳定。
为了完成这个改革，路易和卢瓦先制服了军官队伍。在此之前，军官们享有令人吃惊的独立性，但卢瓦依靠国王做后盾，限制了他们的意见和行动。他坚持要军官们去到军中，而不是在宫廷里闲逛，他还极大地控制了军官们的滥用钱财现象。此外，1675年时，军衔表严格规定将由资历来决定军衔，而不是靠出身或社会地位。
作为一个整体，法军机构中最大的失败并不是严格的军事化，而是路易十四从没反省过由君主支付战争开支的这种方式，所以由英国和荷兰调度的那种低成本的长期信贷让他入不敷出。路易在1661～1683年间的财政部长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曾试图在一个更合理的基础上来建立法国的财政政策，但路易的穷兵黩武却使他劳而无功。1671年11月，柯尔培尔完全反对国王准备出兵突然入侵荷兰共和国的计划，并做了最后的努力来说服他的主子：在一次会面中，柯尔培尔声称他不知如何去支付这场预期的战争的开支。“那就多想想，”他的国王冷冷地回答：“如果你办不到，总会有办得到的人。”柯尔培尔恼怒了一星期(此间他庞大的通讯系统都完全停止了)，然后被迫“投降”，以未来的岁入作为抵押，在昂贵的短期信贷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财务政策。
除了税收和信贷外，路易还尽可能地依靠其他的金融手段。通过两种值得注意的方式，战争可以部分地支付它自己。首先，占领了外国领土的军队可以要求当地人民上交“贡物”——金钱与友爱的支付物。有时，法国将这种“上贡”运作得如此合理，以至于它们看上去更像是固定的税款，而不是抢掠，但做到这一点主要还是以暴力来胁迫。就像路易十四自己在1691年曾想到的那样：“为了让人们上贡而被迫去烧毁村庄是很可怕的，但如果威胁或劝诱都不能让他们纳贡，那么使用这些过激手段就是必须的。”
其次，路易也让那些急于有权指挥军团或他们自己连队的法国贵族们付钱。对那些追求名誉，地位的人来说，购买上校、上尉这样的职位是必需的，但这个买价只是一连串开销的起始。上校经常要支付创建自己军营的费用。此外，如果粮食、装备或军饷未到，或者如果分给新兵补助金的数量不足，指挥官们有可能得从自己的腰包中掏出钱来弥补这个亏空。
一支6万人的军队可能要配备4万匹马，每匹马每日要吃掉大约50磅的青饲料。这么庞大的粮秣必须在当地发现和获得，供应军马饲料这项无休止的任务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骑兵们挥舞镰刀的时间要比用剑的时间还多。在N．盖拉尔这幅作于1696年的版画中，士兵们正把大约200磅重的草料铡断、打包和装车。草料队通常有几千人，由一位中将指挥。
法国士兵的面包
这些文章摘自《法军供应合同》(巴黎，公元1697年)，持有人为弗朗索瓦·诺德特(一位为路易十四军队供应食物的合同商人)，它们说明了法军后勤在17世纪90年代达到的规律性和合理性。他在这里还讨论了如何采用特制的弹药车，或者沉箱，装在马车上，组成辎重队，或使用连级的运输单位来运送面包的问题。
在法国，战时与在和平时一样治理得井然有序……今天，她有一项优于敌人的长处，那就是她军队的必需品供应得极好；其他国家……不会使用法国人常用的弹药车，他们也没有排放整齐，贮满了军队各项军需品的仓库……
作战部长为即将作战的军队制定相应的辎重数目，通常是一次给出军队日需量的四倍，因为粮食通常是每隔四天一次补给军队的……那就是说(面包最多)要在士兵的干粮库里放四天，要在弹药车里装四天。
每批辎重有100匹马，每四匹马拉一辆弹药车，由专门驾驭联畜运输车的人驱赶，因此每批辎重有25辆车……弹药车是大圆桶形的，盖子在中心突出一些……使雨水能流下去……它长8英尺4英寸，从底到盖顶高3英尺4英寸，底部为2英尺5英寸宽，向顶渐宽至2英尺9英寸……顶部用蜡衣封盖……弹药车至少要涂上2层红油。
战斗和围攻
路易十四的军队并没经历任何战术上的大革新，只是对以前传统的延续。1660～1715年间，步兵队形继续以一种稳定的进程而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长，从这个时期开始，6列纵深队形减少到4列甚至1列。1660年时，长矛手构成了步兵编队的1／3，而到了1700年，就最多只占1／5了。用火绳来引发枪击的滑膛枪手在1660年还占主导地位，但却渐渐在法军队伍中消失，直至1699年，他们被快枪手即更昂贵的用燧石来引发枪击的枪手完全代替。法国人还在1703年放弃了长矛，因为插在燧发枪端的刺刀使得滑膛枪手足以既能将它当火药武器使用，也可以用做一种有效的短矛。燧发枪和刺刀的使用并不是什么战术上的剧烈变化，只是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前进的一步而已。骑兵和炮兵也享受到了现代进步，骑兵团增加了精选的卡宾枪连(配有内制来复线的卡宾枪的士兵)，路易还增加了龙骑兵团的人数(有坐骑的士兵，马上步下均可作战)。法国炮兵标准化了大炮，增加了在围攻战中使用的迫击炮的数目。野战军的战斗阵形仍和1660年时差不多，整支军队排成二行或三行，步兵在中央，骑兵在两翼，炮兵散列在前。
战场上的作战越来越依赖于后方的供应，即使在战季中用来喂马的新鲜的青饲料，也不得不在军队占领的地方就近获得，因为如果长途拖运的话就太沉了。但是分给战斗中每人每日1.5磅的面包定量却能够用车运送。面包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军需，决不能出现差错，因为在17世纪，军队若缺粮无饷，就会开小差、抢劫或哗变。既然防止这类事的惟一保障是固定的供应，因此军队是由它们的粮秣员们维系的，将军们难以想象而且真的害怕供应不及时会出现的后果。
对固定供应的依赖性增加了要塞的重要性。这些要塞被用做仓库，保卫着交通线，也使物资丰富的地区免受敌人的强行征敛。路易十四最杰出的军事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列·普雷斯彻·德·沃邦，不仅改进了要塞设计，也提高了进攻它的技术。至今仍可以看到他的军事建筑作品的立体图景。其模型曾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一度展出，目前仍存放在巴黎的军事博物馆里。他不仅设计单个堡垒。还将它们部署成“前方形’，一种双行堡垒群，来保卫法国薄弱的东北边境。因此在17世纪后50年中，在法国境内或国境周围发生的战争都是围攻而不是战斗。正如德国军事作家约翰·贝尔在1677年写的那样：“相比之下，野战几乎再也不是讨论的话题了……实际上……整个战争艺术看上去已落在了狡黠的袭击和精明的工事上。”
路易十四和他的军队一起度过了大量时光，直到年龄的增长限制了他的活动为止。虽然他从未公开指挥过一场战斗，但他参加了许多大围攻。围攻战适应了当时战略和战术上的变化，也符合路易追求细节和控制的口味。让－巴蒂斯特·马丹这幅画，描绘了1692年那慕尔之围中身披红斗篷的国王。这次围攻由沃邦指挥，但到了1695年联军又夺回了此要塞。
路易的第一次战争是以光荣的名义试图获得军事胜利和领土征服。1661年他掌权后不久，就以他的西班牙妻子的继承权为借口，提出了一些站不住脚的权利要求，命令他的军队于1667年入侵西属尼德兰地区。他认为荷兰人和英国人会允许他攻击他们的宿敌，但他们却和瑞典人联合起来，强迫路易十四于1668年结束了这场“权力转移战争”。路易十四将这看成是背叛．大骂荷兰人“忘恩负义、信仰败坏，夜郎自大”。
由宫廷画师亚森特·里戈绘制的塞巴斯蒂昂·列·普雷斯彻·德·沃邦肖像，显示出这位伟大工程师的性格。这是一张坚强而又出奇敏感的脸，他震惊于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提出了占领要塞的系统性方法，以便“多放炮少流血”。沃邦还很勇敢，在1667年的里尔之围中，他被一颗子弹射中了左颊，留下了终身的伤痕。他是如此乐于冒险，以至于路易十四最后禁止他进入围城的战壕中。
因此当路易将他的下一场战争指向荷兰共和国自身时就毫不奇怪了，他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对他未来征服西属尼德兰地区的反对。他秘密送钱给查理二世，换得了英国的支持，然后在1672年5月袭击了孤立无援的荷兰。开始，法军在德·孔代亲王、亨利·德·拉·图尔·多韦涅和维孔特·德·蒂雷纳的指挥下，大获全胜。但在他们于6月12日跨过莱茵河后十天，孤注一掷的荷兰人断开大坝，阻止了法军。而出于对路易十四的征服野心的担忧，西班牙帝国和勃兰登堡也和荷兰联合起来，1674年时只有英国仍保持单独的和平。在这样的反对力量前，路易从荷兰领土上撤军，但在其他前线仍继续作战。但1678年结束荷兰战争的《奈梅亨条约》仍给予路易十四极多的新土地，尤其是弗朗什孔泰省，所以他毕竟赢得了些荣誉。
这里展示的是新布里萨克要塞模型，代表着沃邦最先进的工事样式，即他的“第三”体系，在八边形设计的每一点上都部署了炮塔。这个建于1698年的要塞，因为坐落在莱茵河岸湿软的平地上，因此在形式上表现为绝对的等边匀称。如果有任何自然屏障的话，沃邦将都会善加利用。
事实上，到1678年时，路易的政策已有了改变。1675年蒂雷纳去世，孔代退隐，这些英勇善战的将军们的离去，使路易开始听取更为谨慎的卢瓦和他的宠臣沃邦的意见。国王变得着迷于保护他的所有物，这意味着加强国境线。正像克劳塞维茨在后来观察到的那样：“对路易十四而言，保卫王国的边境免受任何威胁，几乎已变成一个荣誉问题。而实际上却毫无意义。”为了封锁他的北部边境，他在1681年攻占了斯特拉斯堡，1684年时又占领了卢森堡。但是如果路易将这种他称之为“重新统一”的土地攫取法看作是防卫的话，欧洲却将其理解为赤裸裸的侵略。
哈布斯堡的胜利
17世纪80年代，当路易十四加强他的莱茵河防线时，他最害怕的潜在敌手既不是西班牙人也不是荷兰人，而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因为他们在反击土耳其的战斗中力量不断增强。在他们的东南边境，哈布斯堡已和奥斯曼土耳其打了几代的仗，但高潮却是在1678～1683年间奥斯曼帝国对西方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土耳其人的第一个目标是乌克兰，但在1681年时曾放弃对那个地区的权利要求，不过两年后当一次起义威胁着哈布斯堡控制的匈牙利时，一支大约9万人的土耳其大军侵入了奥地利。哈布斯堡3.3万人的野战军撤退了，只在维也纳留下1.2万人的守军，土耳其人在7月中旬对该城进行了围攻。
波兰军队聚集在克拉科夫的骑兵、步兵共约2.5万人，然后分两路向前挺进。显拿沃斯基指挥左冀，雅布翁诺夫斯基指挥右翼。
预料到会有围攻，工程师格奥尔格·林普勒已经加固了维也纳城墙和棱堡，防守者在大炮上也占有明显优势——312门火炮对112门，但形势仍不利于他们。因为土耳其人更多地利用了坑道而不是大炮，并将进攻集中在了两个棱堡上。
长期围攻消耗着守军，到9月份时只剩下4000人了，当坑道毁掉了主要棱堡后，看上去土耳其人马上就要冲进城去了。但在9月7～8日晚上，明亮的火箭照彻维也纳森林的上空，预示着援军已到。波兰国王扬·索别伊斯基率领一支2.1万人的波兰军队赶到了，这实际是一次急行军，他们从华沙以南出发，15天里走了220英里。另外几支波兰和德国军队也来了，基督徒方面的野战军现在总数达6.8万人，足以对抗土耳其人。9月12日，这支军队从维也纳森林中冲出来(“就像一群疯猪”，一位奥斯曼指挥官这样评价)，摧毁了土耳其军队。奥地利军队追击撤退的奥斯曼人，将他们逐出了匈牙利，而奥地利人在莫哈奇(公元1687年)的胜利又将他们逐出了多瑙河以东。
当然，在对抗奥斯曼人的战争中崛起的哈布斯堡军队也构成了西方逐渐军事称霸全球的一方面。它几乎是另一次伟大的十字军东征。路易十四害怕随着奥斯曼威胁的衰落和奥地利军队的强大，那位皇帝会将所增加的力量转而对付基督教的法国，在这点上他是正确的，哈布斯堡的胜利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资源，甚至让他们摆脱了来自西班牙的一度有利于查理五世的控制，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后，摆脱了许多旧帝国的权威，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帝国正跃跃欲试，准备重新确立它在欧洲事务中的主要参与者地位。
实际上，到17世纪晚期时，欧洲已经分裂成两大力量体系：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荷属尼德兰，它们位于西部；奥地利、勃兰登堡－普鲁士、瑞典和俄国，它们位于东部。总而言之，这两个体系从整体上构成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但是，它们有时是用外交和利益维系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奥地利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都更能发挥影响。
1683年9月12日的维也纳解围(上页下图)。经过两个月的围攻后，由波兰国王约翰·索别伊斯基亲自指挥的援军居高临下，冲入了土耳其人的阵营。基督教的矛骑兵从左方携有十字的三角旗下蜂拥而出；而土耳其骑兵可以从头巾上分辨出来。土耳其阵营周围缺少防护措施，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一幅当时的版画(上图)，详细描画了土耳其的围城战壕，它只集中在城墙的两个棱堡之间的一个狭小地带，左边是勒弗尔棱堡，右边是布格棱堡，它们中间是“布格迷宫”的遗址，一个从主城墙伸延出来的简易外围工事。
彼得大帝
还有一个国家也受益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败，那就是俄国，它在彼得一世大帝(公元1689～1725年)的统治下进行了军事和政治改革。彼得即位前，在东方孤立已久的俄国已经在中欧的争斗中开始扮演角色，并按西方样式改革军队，但是彼得加速和加强了这两种趋势。他的成就真可以称得上是革命。经过彼得的重塑，俄国取代了瑞典，成为北部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并开始了它的扩张。
传统的俄国军队包括骑兵和一批被称作“弓箭手”的步兵，前者主要由小贵族和中产阶级组成，拥有土地，以马上弓手的身份作战；后者则始创于1550年，装备有滑膛枪和戟。这两种传统的军队曾经很有威力，但已不能再和俄国的敌人们抗衡。骑兵们坐骑差劲，武器过时；而弓箭手领导不力，变得越来越沉湎于他们和平时期的生意而不是战时的责任。17世纪时，沙皇曾征募外国雇佣兵来加强军队。刚开始是整支外国军团，到了17世纪中期就变成只雇佣外国军官来训练和率领俄国人的军队。这些外籍军官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军事模式，并模仿西方军队创建了俄国的“新式军团”。对抗波兰的“十三年战争”(1654～1667年)，确立了火药武器的胜利，而在此战的最后一年里，俄国建立了一个新式军团的牢固基础，但是随着和平的降临，沙皇出于经济原因解散了他的西式军事单位，彼得即位时俄国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传统的军队。
还是个孩子时，彼得就显露了对西方军事作战风格的兴趣，并组织了两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军营，进行训练和指挥。在年轻的彼得于1689年获得他那困难重重的王位后，看上去他对这支小军队的关心要胜过他对更世俗的政府的责任心。1695年和1696年对克里米塔塔尔进行的两次军事远征更刺激了他的征服野心，促使他决定“西化”他的军队和国家。1697～1698年，他游历西欧，学习一切能学的东西，尤其关注于军事和海军问题。
彼得接下来与瑞典在“北方大战”(1700～1721年)中进行了较量。在战争的第一年里，他率一支4万人的军队包围了那瓦尔。却被查理十二世(公元1697～1718年)亲率的一支只有8000人的瑞典军队打败。这次耻辱驱使彼得彻底改造了他的军队。1705年，他建立了一个征兵系统，到1713年时已征兵33.7万人。彼得不仅增加了军队规模，而且用现代的燧发枪和插装刺刀重新装备了他的所有步兵，用西方战术来训练他们，通过持续但有节制的军事演习来强化他们。开始，他继续依靠从国外雇佣的军官，但也强迫有地有钱的俄国人参军，以提供一批有能力的本国军官。1725年的一道敕令规定，外国人不能超过全体军官人数的1／3。
彼得为建立海军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在他统治初期俄国并没有海军，俄国人对出海也没有什么兴趣。但沙皇彼得创造了奇迹，他修建了船坞，建起了港口，圣彼得堡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甚至还创立了一所学校来培养海军军官。到“伟大的北方战争”结束时，他仅在波罗的海舰队里就拥有124艘俄国造战船，这还不算从瑞典人手里缴获的船只。彼得还建造了上百只适用于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浅水战舰。他一方面聘请西方专家来设计和指挥船只，另一方面也训练俄国人。使他们最终能自己担任这些角色。与英国、荷兰共和国和法国不同，彼得在完成所有这一切时，并没有一支商业船队为他提供有技术的水手和经验丰富的船长。
彼得大帝热衷于西方，甚至爱屋及乌到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外表装束。这幅1717年由J．M．纳捷完成的肖像中，这位沙皇无论在姿态还是盔甲上都是一位西欧的君主(将其与本书第152页中50年前路易十四画像比较一下)。彼得从西方引进了政府和军事改革，但却以一位俄国贵族的粗暴方式将其强加给他的人民。
由彼得开始的改革过程说明：如果没有政府和社会的相应变革，就不可能“西化”战争工具，其他国家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彼得改革了政府管理机构以获得军队需要的物资。他设立了人头税，这和其他财政措施一起使国家岁收翻了一番。他还强迫拥有土地的阶层接受教育，以便培养一批更有能力的军官队伍。1722年公布的“官阶表”，使社会精英的构成更为合理化。彼得甚至命令贵族们割去胡须，穿戴西式衣帽。经济也没能免于他的改革，为了供应军队武器，他大力推进产量已经很大的冶金业，同时也鼓励其他生产部门的发展，例如纺织业，以使他的军队能自给。彼得的行为是如此“革命”，以至引起强烈的反对，他死后，一些改革措施被废除了，但他仍成功地使俄国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一个西方大国。
到1708～1709年时，他已准备好在大为改善的条件上与查理十二世再较量一番，而这位鲁莽的瑞典皇帝在1708年孤军深入乌克兰，恰给了彼得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秋天，彼得打败了一支派来增援查理的瑞典军队，使后者的军队在1708～1709年之交的冬天没有得到适当的补给，人数逐渐减少。1709年春天，已经精疲力尽的瑞典人包围了波尔塔瓦，带着对自己军队的新的自信，彼得决定“在与敌人的战斗中获得胜利”，包围他们，解除围攻。一靠近瑞典人，俄国人就建起了令人目眩的成串多面堡，在阵地周围挖出层层壕沟。查理决定在形势变得更加不利之前发动攻击，因此在7月8日凌晨，率领2.5万人的队伍袭击彼得的营地。但在战斗的第一阶段，俄国的多面堡就瓦解了他们的攻势，给他们造成惨重的伤亡，然后彼得的4.5万人的军队从战壕营地里冲杀出来。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数不清的俄国火炮像割麦子一样，将瑞典军队一行行一片片地摞下，当俄军发起进攻时，瑞典人向后败逃了。在战斗和在溃不成军的撤退中，俄国人杀死或俘虏了几乎整支瑞典军队，清楚地宣示俄国已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这场战争将再持续12年。彼得也将继续他的改革，但欧洲已经从另一个国家即俄国的兴起上看到了一个强国瑞典的衰落。
路易十四的伟大战争
当彼得从事他的改革工作时，路易十四发动了他的最后两次战争——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公元1688～1697年)和西班牙继承权战争(公元1701～1714年)。这些漫长而又耗费巨大的争斗将新大陆和旧大陆都牵扯进去，因为每个欧洲竞争对手都已瞄上了北美大陆，先是威廉国王战争，接下来是安妮王后战争。但是因为南亚次大陆还相对没有受到注意，这些战争就缺少18世纪中期战争所具有的真正的全球意义。
1688年，路易要求得到永久的保障，使得没人敢挑战他在“重新统一”中兼并的土地。因为没能得到这样的保证，他就发动了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战争，并认为它将速战速决。10月，法军占领菲利普斯堡要塞，这是莱茵河上的最后一个桥头堡，威胁到阿尔萨斯。接着，他的军队将帕拉蒂内特变成废墟，意在使接近河边的敌军无法补给，以保证法国不受任何跨过莱茵河的攻击。但是法军的侵略和残忍，促使欧洲结成了一个新的反路易十四同盟，这个大同盟包括哈布斯堡帝国、荷兰共和国、西班牙、萨伏依、勃兰登堡和大不列颠(现在由荷兰统治者威廉三世统治)。
莫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公元1650～1722年)曾不断地使路易十四的军队蒙受耻辱。这幅画摘自一幅挂毡，它本来挂在一个感激他的国家为他修建的金碧辉煌的布莱尼姆宫里。图上他正处于他最大的胜利——1704年的布莱尼姆战役中。作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将军，在长达11年的关于西班牙继承权的战争中，他担任了英国和联军的最高指挥官，并从未输过一场战斗或战役。他的军事生涯中包括了几乎全部成功的30次围攻和四次大型战斗。
面对如此强大的同盟，路易召集了他统治下的最大的一支军队，由能干的卢森堡元帅率领进行野战，而围攻战则交给沃邦指挥。法军赢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几乎从没吃过败仗。投入到战斗中的军队规模有相当大的增长。在1693年7月29日进行的纽文登战役中，卢森堡指挥的8万法军击败了威廉三世领导的5万联军。尽管获得了这些胜利，但这场战争大大消耗了路易的财源，削弱了他的信用，使得他在吕斯卫克签订了一个精疲力竭的和平条约，放弃了他从1678年以来获得的许多权利。
现在，欧洲可能要享受和平了，但又出现了西班牙继承权的纷争。病弱无能的卡洛斯二世国王于1700年去世，身后没有子嗣。法国和哈布斯堡候选人都想得到王位，并煞费苦心地试图达到一个双方都接受的瓜分方案，但未想卡洛斯将所有国土都留给了法国候选人、路易的孙子——安茹的菲利浦。于是，1701年西班牙继承权战争爆发。法国开始打得很顺利，但以前征战导致的积弊很快就显露出来。它就像一个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拳击手，只希望在铃响时还能站住脚而已。针对法国又成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同盟，尽管法国现在有了西班牙做盟友。在这次战争中，英国产生了一位伟大的将军莫尔伯勒公爵，他接替萨伏依的尤金亲王指挥英国军队。1704年，他们在布莱尼姆大获全胜，这是此战中最引人注目的战斗。
法国的运气在布莱尼姆后并没有好转，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1706年只带给他们更大的灾难，莫尔伯勒在拉米伊战斗中击败法军，为联军赢得了西属尼德兰。同时在阿尔卑斯山南部，尤金在都灵与另一支法军狭路相逢，结果将他们逐出了意大利。法军一次接着一次失败，路易十四看起来找不到一位能打胜仗的将军了，直到他任命马歇尔·克洛德·德·维拉尔于1709年指挥他的主力部队。虽然莫尔伯勒和尤金再次合作愉快，于9月11日将维拉尔逐出了马尔皮拉魁特战场，但这却是一次“皮洛士的胜利”，因为法军是井然有序地撤退，是准备再战的。是日，双方都召集了9万人的军队，伤亡总人数超过3万人，使得这场战役成为路易十四战争中最血腥的一次战役。
法国一直坚持到1712年，这一年，莫尔伯勒因为政治原因被解除指挥权，维拉尔在德曼与联军遭遇，击败了联军。这次胜利为法军对西属尼德兰发起最后一次攻击铺平了道路，而这次进攻导致了1713年和1714年和平条约的签订，此条约保证了法国边境，为波旁王朝留住了西班牙王位。法国虽然最终保住了它所有的南部边疆，但在北美却被英国从它手里永远夺走了阿卡迪亚。
1704年布莱尼姆战役
1704年，法军和巴伐利亚盟军一起进入德国的心脏地区，希望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军队逐出战争，莫尔伯勒公爵率2.1万人从尼德兰出发，挥师南下，急行军增援奥地利人，由于有当地政府沿途为他提供给养，他在5～6月的5个星期内行军250英里，甚至还在海德堡为脚坏了的士兵提供了新鞋，他到达目的地时，军队已增至4万人。
一到达多瑙河，他就与萨伏依的尤金亲王率领的一支奥军会师，8月13日，两军共同面对驻扎在布莱尼姆的敌军。法国－巴伐利亚联军有5.6万人，而莫尔伯勒和尤金指挥着5.2万人。莫宁伯勒军在左，划分为方形，对抗由塔拉尔指挥的一支法国军队；尤金军在右，面对着一支由马尔桑和巴伐利亚选侯指挥的法－巴联军。
莫尔伯勒先进攻他左边的布莱尼姆村镇和右边的尚格洛，借此发动攻势．他的军队虽遭受很大的伤亡，但在两翼牵制了法军，削弱了塔拉尔的中军。关键时刻，他掩杀过去，打得法－巴联军溃不成军，一败涂地．法－巴一方的伤亡被俘人数3.86万人，而莫尔伯勒和尤金指挥的队伍伤亡也达1.2万人。一位当时的英国回忆录作者罗伯特·帕克上尉记述了路易十四在得知布莱尼姆战败后的反应：“这是他漫长的统治期内，所遭受的一切致命后果中最严重的一击。他激动地说，他经常听说军队战败，但从来没像这次一样。”路易十四再也不能威胁德国的心脏地带了。
腓特烈大帝
路易十四死于1715年，他的死也带走了一个时代。他为光荣和崇高的利害关系而战，但在1715～1789年间，国与国之间却更多地是为了不同的利益，而不是为霸权而战。战争从没如此多地基于理性的经济考虑。军事史学家们将这个时期称之为有限战争年代，虽然有些例外，但这个形容确是实情。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以前没为经济目的开过战，17世纪时荷兰和日益商业化的英国就曾围绕财富和商业利益进行过战争，但在18世纪，经济概念已成为全欧洲政治计划的核心部分。那些思想可以用“重商主义”一词来概括，它重新安排了世界的有限财富，强调经济自足的需要，坚持多卖少买的要求，以便于积累财富。
这是在霍雷林登战役(1745)中的腓特烈大帝。作为普鲁士的君主，他更像一个伟大的实践家，而不是一个伟大的革新者。他获胜依靠的是将一个有根本缺陷的军事体系发挥到极致，而不是靠突破那个体系的束缚。他的军队得益于一批出色的贵族军官的努力和规范全军的严厉无情的纪律，尽管队伍中还有许多外国人。但这个体系也依赖于腓特烈的天才，他于1786年去世后，普鲁士就没有了以前的荣光，开始走下坡路了，最终于1806年在耶拿被拿破仑彻底击败。
依照这个公式，一个国家若有得，另一个国家便必有失——这是一个总数为零的游戏，战争在其中是达到一种目的的一种公平手段。当然一个国家若只是为了有限的一些目的而战，它在战争中毁掉自身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有限的目的带来有限的努力。因此，法国和英国在加勒比海争夺糖岛，在加拿大争夺皮毛生意，在印度争夺珠宝；而在欧洲大陆上，普鲁士的国王则梦想着鼓励发展新的生产部门，使他的领土能经济自足，梦想着夺取西里西亚省，以使他的国土变得更加富裕强大。
由腓特烈二世又称“腓特烈大帝”(公元1740～1786年)统治的普鲁士，是欧洲主要强国中最新崛起也本是最不可能出现的列强，它多半是推行其才能卓绝的统治家族——霍亨索伦的政策的产物。当勃兰登堡选侯腓特烈·威廉掌权时(公元1640～1688年)，他的领土包括勃兰登堡、东普鲁士和散布在德国北部缺乏政治上统一的一些零碎土地，只是因为财产和王位继承的偶然性才让它们落到他手中。每块领土都拥有自己的机构和特权，没有一个感到有责任去为另一个提供保护。选侯领土的这个缺陷为它们带来了不幸。命运将它们置于“三十年战争”的交战双方之间：瑞典在北，哈布斯堡在南。从1630年开始，勃兰登堡由于作战军队的占领而遭受严重的破坏。腓特烈·威廉认为，只有自己拥有一支大军才能保卫他的国土。但是如果想从他那些支离破碎的领土收入中拿出钱来建立、供养一支军队，他就必须把那些分散独立的领土纳入一个统一的政体中。因此，普鲁士是为了供养一支军队而创建的。通过争论和赤裸裸的武力，腓特烈·威廉从他的领地上获得了许可，允许他向每块土地征税以供养一支军队，征募完全掌握在他手中的力量。为了在东普鲁士得到这种特权，他甚至包围了自己在那儿的都城——柯尼希斯贝格。
他的继承者继续推行他的事业。腓特烈(公元1688～1713年)以同意做哈布斯堡皇帝的盟友并共同对抗路易十四为交换条件，从皇帝那里获得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的头衔，这种从属关系很快就变成了平等关系，霍亨索伦家族被接纳为真正的欧洲君主。腓特烈一世不像普鲁士人，他喜欢奢华铺张，但他的儿子腓特烈·威廉一世(公元1713～1740年)却回复到更斯巴达式的生活，通过紧缩经济开支和艰苦的努力，他将继承来的军队翻了一番，达到8万人，是法国常规军规模的一半，尽管普鲁士的人口才有250万(法国人口有2000万)。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儿子腓特烈大帝，立即在这份先人创下的财产上苦心经营，并企图攫取富饶的西里西亚地区——普鲁士成为与哈布斯堡争锋敌对的一个德国政权。
腓特烈和他的军队集中体现了17世纪出现的战争模式。在根本上，这种模式是建立于一个假设上的，即普通士兵可以被训练但不可被信任，无论他是一个志愿兵，还是17世纪末及18世纪实行的初级征兵计划招募的产物，这个士兵都要被视为一个潜在的开小差者。在1775～1777年间的法国作战部长圣日耳曼伯爵看来：“在一般情况下，军队都是由那些国家渣滓和社会上的无用之人构成的。”这样的人必须被编制成队，以进行严格的控制和不断的监督，要强调严格繁琐的步兵和骑兵战术，使他们能在空地上队列整齐。指挥官们轻视那些伏击战术，认为它让士兵寻找自己的隐蔽处、按自己的想法作战，是既危险又无用的。如果有机会在隐蔽时脱离军官和军士们的监视，士兵们能不逃跑吗？只有严明的纪律和不断的操练才能在战时脆弱的队列中达到统一作战。现在的战斗阵形比以前更细长，步兵进行齐射时只站成三排，排与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空隙。畏惧是腓特烈的战术能够顺利运作的关键，正如国王自己宣称的：“一支军队大部分是由游手好闲、不思进取的人构成的。除非将军不断地监视他们……这架机器……将很快分崩离析。”“(士兵们)对长官的畏惧要超过对面临的危险的恐惧。”虽然这套体系有局限，但腓特烈将它推至了顶峰。他继承了欧洲训练精良步兵的方式，当他的骑兵达不到步兵标准时，他就用无情的操练将其“鞭策”成形。
这套体系运作的关键，是普鲁士拥有欧洲最职业化的军官队伍。腓特烈强迫年轻的贵族去做军官。一旦他们参了军，只有病弱和死亡才能把他们解放出来。法国军官表现得像非常独立的贵族，许多时间根本不呆在兵团里。而普鲁士军官却要和他的队伍守在一处，因为是他们而不是军士监督着操练和管理；他们还要在前线上领兵冲杀。为了使他的军官们感觉光荣，腓特烈也仔细制定了一个由士兵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等级制度，即使只是一个中尉或上尉，也要优于一名高级文官。
依靠这支出色的军队，腓特烈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公元1740～1748年)中，夺取了哈布斯堡的西里西亚省。查理六世皇帝(公元1711～1740年)行将就木时，曾进行了许多交易以确保他女儿——玛丽亚·特丽莎的继承权。但它们全都落空了，她不得不对抗那些野心勃勃的邻居们，包括巴伐利亚、萨克森、法兰西和普鲁士。在接下来的战争中，腓特烈赢得了西里西亚，也换来了玛丽亚·特丽莎永不消弭的敌意。他的目标和所得都很有限，但她的仇恨却是无限的。
财富、权力和殖民征服
腓特烈和玛丽亚·特丽莎之间的争斗也加剧了英法之间的矛盾。法国支持普鲁士，而英国却是受到围攻的女王的后台。1688年以后，国际政治上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英法之间的竞争，双方进行了一连串的战争，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第二次百年战争。在18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法国和英国为了丰厚的利益，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发生了全球性的冲突。
但是因为英国的海上霸权，在海洋上的冲突被证明是一场不平等的竞争。大英帝国比之法国享有一项关键的优势，它是在尽力保有一支海军，而法国却需要一支陆地大军来保障它在陆地上的优势力量。在漫长而昂贵的消耗战争中，法国人不能既保有一支伟大的陆军，又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但在海上的颐指气使却让英国赢得了18世纪的经济争斗，因为海洋的统治者也统治着海外贸易。18世纪时，英国在欧洲战争中一直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即只派一小支军队在大陆上作战，却用它的商业财富来援助联军，同时利用它的海上优势控制欧洲周围的水域，并赢得殖民贸易和海上贸易斗争的胜利。
反过来，殖民力量也进一步增强了英国的经济实力。如果金钱就是军事力量的话，那么英国就拥有无人可比的军事实力。它所以有能力频频获胜，其核心在于长期的低息信贷——它有能力合理地聚集必需的资金。这种能力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建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但是其更基本的力量源泉是商业与政治。国会控制着政府的财政，它代表的是那些通过土地和商业赚取财富的阶层，是他们在为国家和它的战争付钱。对那些赖账出了名的国王们，国会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因为它一向以自己审慎的放债而自豪，条件很合理，利息也很低，甚至连国外的投资也涌入进来。相反，像路易十四这样专制的君主会拒绝为了税收和金融而放弃他的权利，因此也就无法像国会那样得到放贷者们的信任。从根本上说，英国的军事和海上力量出自它的政治体系，也出自它的商业财富，或者出自它的水手和士兵们的勇敢。
英国运用它的海上力量和金融力量，取代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殖民国家。在南美和加勒比地区，衰落的西班牙正不断地将商业特权拱手相让给英国；而在印度和北美，在这两个18世纪殖民战争的主要战场上，法国为了保住它辛苦赢得的殖民地，进行了一场根本不能成功的绝望战斗。
印度拥有许多强有力的当地政权，它们都有先进的文化、悠久的军事传统和庞大的人口。因此，任何想独霸这块次大陆的欧洲国家都不得不与当地统治者们结盟以赶跑欧洲的竞争者，都不得不利用当地矛盾以离间和征服当地的统治者。因此，在印度发生的欧洲战争都必须被置于一个很复杂的背景里，它不仅是西方的冲突，也是印度人之间的战争和竞争。英国在印度的胜利不仅是一桩武力伟业，更是一场外交上的胜利。
欧洲人享有海上的巨大优势已经很久了，他们偏舷齐放的战舰统治着辽阔的海洋，特别是当荷兰、英国和法国取代葡萄牙，成为欧洲贸易者们的排头兵时。但是海上的力量并不易于转化成陆上的力量，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在印度的欧洲贸易公司最先感兴趣的都是商业，而不是征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导者们是在获利和损失的基础上来估算胜利的，他们在1677年时还坚持认为：“我们是为做生意而不是为打仗去的。”但是，成功的贸易需要在海岸有贸易点，那些贸易点的安全又需要现代的工事和士兵来防护。
最后，欧洲人不仅做生意，也通过作战来控制领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不仅从贸易中，也从贡物中赚取利润。为了同时应付当地的统治者和欧洲的敌人，西方人不得不在印度创建他们自己的军队。因为从水路将欧洲士兵运到印度太困难也太昂贵。印度士兵，即雇佣的用西方模式装备和训练的印度军队，就为此提供了解决办法。一旦训练得当、统率得法，无论是对抗土生的印度人还是欧洲军队，印度士兵都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虽然英国不是第一个使用他们的国家，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却最终在印度士兵身上获利最大。
法国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冲突因为第一次卡纳蒂克战争(公元1744～1748年)，而在1744年开始变得激烈，而且一开始都投入了欧洲正规军和海上力量。1746年，那位能干的法国总督约瑟夫·迪普莱克斯，在一支法国舰队的协助下，包围并占领了英国在马德拉斯的主要据点。但即使英国对法国在本地治里的基地围攻失败了，《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还是将马德拉斯还给了英国。因为英法都卷入了当地的印度战争，第二次卡纳蒂克战争接踵而至。迪普莱克斯再一次显示出他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才华，由法国人做后台的候选人成为卡纳蒂克的土邦主，从而使法国成为印度东南部实际上的统治者。所以这一回合法国人赢了，但他们的胜利没有持续多久。
这头大象的盔甲，是1757年克莱夫在普拉森胜利中获得的战利品的一部分，它充分体现了印度传统的军事战术。当象夫驱使他们庞大的坐骑向前踏杀他们的敌人时，大象的庞大和重量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但是这种传统的战争方法在欧洲先进的技术和战术面前遭到了失败。印度人掌握欧洲军事方法的能力导致了印度士兵的产生，但也在当地政权中产生了武装力量，例如马拉塔人就能采用西方的作战方式来对抗英国人。英国人最终的胜利，不仅是因为他们依赖了大炮而非大象，还在于他们控制了印度的政治。
18世纪时在美洲进行的欧洲战争却有很大不同，因为英法都大量利用当地的美洲人做同盟，他们在战斗中只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所以欧洲人之间为了控制美洲而进行的战争都不具有决定性。法国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将阿卡迪亚输给了英国，却保住了他们在圣劳伦斯河和密西西比河沿岸的据点。在接下来的冲突中，从乔治王战争(公元1743～1748年)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的美洲阶段，英国和新英格兰殖民军于1745年占领了法国在布雷顿角岛上的路易斯堡要塞，但同是那个将马德拉斯还给英国的《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也将在新大陆的所有征服战果都还给了他们原先的主人，只有在加拿大的竞争还没有得到解决。
针对当地美洲人发动的战争更有决定性。技术、疾病和不断增加的人口(到1700年时，至少有100万欧洲人后裔住在美洲)，为殖民者带来巨大优势(见第8章)。到18世纪时，印第安人只能在欧洲殖民地的边境角落里拥有自己的土地，而且即使是那里也不能长久拥有。战斗是激烈的，战果对双方都很残忍，但结局却是早已成定论的，只要法国和英国开战，当地人就能在这边或另一边找到盟友，但1763年新法兰西的消亡结束了这种局面。美国的独立给当地印第安人造成了甚至更多的伤害，因为英国在某种程度上还尊重印第安人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土地，但这个新国家却从开始就对当地人怀有敌意。《独立宣言》本身就谴责印第安人是“残忍无情的印第安野人，他们知道的战争规则，就是不分年龄、性别、情况地一律加以毁灭”。以这样一种态度，美国在它存在的第一个世纪中逼迫当地部落四处漂零迁移也就不令人惊异了。
印度士兵和印度的征服
因为控制印度领土的欧洲人已经超出了他们偏舷齐放的战舰的保护射程，他们不得不发展和利用亚洲人来使用西方的军事技木。这不只是一个将欧洲武器交到印度人手中的问题；事实上，当欧洲人离开战舰时，他们以前享有的技术优势已不复存在了。当地王公很早就使用了滑膛枪，军械库里也装满了火炮，但关键不是拥有这些现代武器而是对它们的训练使用。1749年，约翰·格兰特，一位在印度服役的英国军官报告说，印度统治者们的军队几乎根本不会瞄准，“他们没有正规的训练”，这种欧洲式的批评可能过于小瞧了当地队伍的军事价值，但却指出了印度军队与西方军队的根本不同之处。
欧洲人在印度需要的人力来源被地理环境限制了，因为不可能从欧洲运来大批军队。雇佣当地队伍，或与当地盟友签约，虽可增加人数，但欧洲军队的主要兵力在规模上仍无法与当地王公们的军队相比。
看起来，法国第一个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增添了用西方方式严格训练过的印度军队，用纪律和操练对他们实行严密的控制，让他们在炮火下协调一致地作战。1746年，法属印度总督，约瑟夫·普莱克斯，在自己300名欧洲人的队伍中加入了700名印度士兵，并藉此打败了卡纳蒂克的纳瓦卜。1748年，斯特格林·劳伦斯来到印度，指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他也采取了同样的革新。但是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士兵是在印度军官的直接指挥下服役的，一个印度军营中仅有几个欧洲军官，到1766年时，欧洲军官数就增到了8个，其中5个是军士长，由此可以看出对操练的重视。
罗伯特·克莱夫是劳伦斯的心腹爱将，通常能在与印度敌手的人数比是十比一的劣势下，以非常少的军队赢得战斗，他凭借的不仅是军事行动，更多的是外交上的胜利，但当公司得到孟加拉后，其丰富的物产和人力资源改变了次大陆上的力量平衡。1767年时，迈索尔邦的海达·阿里面对的一支队伍中已有了800名欧洲人和5000名印度士兵，到1782年，东印度公司已拥有一支1.15万名的军队，其中90％是印度士兵。大多数来自孟加拉。现在，有他们在诡计和外交上的天分作辅助，英国人可以希望用武力来控制印度了。
这是1825年在马德拉斯军队中服役的印度士兵，他们穿着的欧洲军装更适合于寒冷的气候，而不适合于南亚的酷热，当时对服装的惟一让步是他们缠头巾式样的帽子。他们的衣着是一个深层转变的外在标志——一个位于南亚次大陆上的纪律森严的欧洲式士兵的创造体。
七年战争
这个商业战争的年代在七年战争(公元1756～1763年)中达到了高潮，那是一场后果波及欧洲、北美和南亚的真正的全球性冲突。在欧洲，腓特烈现在与英国结盟，只求保住西里西亚；他的目标很有限，也适合他付出同等限度的努力。但是为了他“偷走”西里西亚，玛丽亚·特丽莎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地决心惩罚他。为此她与俄国和法国结盟，步步紧逼地要压垮这位普鲁士君主。这迫使他为了有限的目的而做出无限的努力。
1757年，腓特烈的军队取得了最伟大的战绩。11月5日，法国对他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在罗斯巴赫遭到了灭顶之灾，腓特烈摧毁了一支两倍于己的法－德联军。但当他忙于应付西部的敌人时，奥地利人侵入了西里西亚，所以仅在一周后，他的军队就离开了莱比锡，在16天内几乎行军200英里赶到了帕克维茨。他从帕克维茨出发，率3.6万人的军队向由洛林的查理指挥的大约8万人的奥军挺进。当查理得知腓特烈正急行军靠近时，便在洛特伦城周围摆出一个防守阵势，但是树木茂密的山峦掩住了他从北向南排开的五英里长的横队。12月5日上午，腓特烈开始向奥军阵地行进，然后利用山峦隐藏住他的行列，折而向南，将小股部队集中到奥军阵线的左翼。他的部队行动得是如此迅速，从行军行列转换成战斗横队是如此准确。以至于他们猝不及防地完全抓住了奥军的左翼，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腓特烈的军队在下午大约一点钟时插入奥军左翼，然后向北奔驱，到达这个反方向目的地。他的一些滑膛枪手甚至放枪达180次。到这一天结束时，奥军死亡1万人，被俘2.1万人，总伤亡数几乎与腓特烈的全军人数大致相当，拿破仑评价这场战役说：“洛特伦战役是一个移动、调遣和决策的杰作。它足以使腓特烈不朽于世，将其置身于最伟大的将军之列了。”
在洛特伦战役中，普鲁士的腓特烈打破了一条已知的战争规则，在穿过奥军前沿时，集中军队进行侧翼攻击，从而赢得了最大的胜利。他很有技巧地将自己的行动隐藏在一座树木繁茂的山梁后，用一个假动作把奥地利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右翼上，而他却向对手的左翼发起突然的攻击。
罗斯巴赫和洛特伦可能会挽救普鲁士，但这场战争却又拖了6年，从18世纪40年代晚期开始，一直持续成为“七年战争”。腓特烈的敌人们改进了武器、战术和管理。1755年的俄国步兵规则公开仿效了普鲁士的战术，它的大炮也因为采用了更好的炮身、延长了训练时间而提高了速度和准确性；一种更好的供应体系则减少了军队的辎重车，使它更富有机动性和越发不像一支东方军队了。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奥地利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中失利后，也改革了它的武装队伍：步兵都使用了一种标准的操练手册，训练和装备得到了改善；维也纳新城里开设了一个军事院校；大炮进行了全面的翻修，包括重新设计的等于甚至超过普鲁士标准的火炮；军官队伍面向一般人招纳，1758年时还成立了将军队伍。最后，那位优秀的奥地利指挥官利奥波德·冯·多恩元帅，发现(用他营地的一位助手的话说)普鲁士国王“总是将进攻放在他想要攻击的军队的一侧或两翼上，(因此)只要简单地计划出一个适宜的对策即可”。所以尽管具有野战天才，腓特烈还是最终被他强大敌人的手段和智巧压过，因此几乎遭到了彻底的毁灭。到1761年底，他已走投无路，只得退回柏林，陷于绝望之中。但是他的死对头，俄国的伊丽莎白在1762年1月的去世挽救了他，因为她的继承人彼得三世是普鲁士的崇拜者。普鲁士精疲力竭但却安然无恙地从战争中脱身了。
英国军队离开他们在圣劳伦斯河上的战舰，翻越悬崖，在魁北克外的亚伯拉罕平地进行战斗。双方都冒了很大的风险。沃尔夫是因为冬天临近，而被迫立即发起进攻，但如果法国人继续躲在城墙后面，他的这番努力就要失败。不过法国的蒙卡尔姆也不得不在空地上打一场仗，因为他没有抵挡一次长期围攻的补给供应。
因为法国和它的老对手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结成了一个很不寻常的联盟，因此“七年战争”的欧洲阶段是一场很奇怪的战斗，打起来既没有多少决心也没有多少胜利。但是如果法国在大陆上没有什么输赢的话，路易十五(公元1715～1774年)却在海外以极大的代价在作战。在北美，法国和英国之间的长期敌视终于到了最后的爆发时刻——法国和印第安战争(公元1754～1763年)。1758年6月，当一支由杰弗里·阿默斯特和詹姆斯·沃尔夫将军率领的英国军队抵达路易斯堡前时，英国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在占领了那个要塞后，沃尔夫进攻了魁北克。
率领9000名英国正规军和500名殖民军，沃尔夫于6月26～27日在正处于魁北克下游的伊勒多奥尔良登陆，与法国总督马奎斯·路易斯·约瑟夫·德·蒙卡尔姆展开了一场三个月的决战。沃尔夫尝试了几种进攻方式，都被蒙卡尔姆挡住。到9月份时，随着冬天的临近，英国舰队的指挥官开始着急在圣劳伦斯河结冰前让船只返回去，所以沃尔夫和他的将领们决定走一步险棋，攀过一条翻越悬崖的羊肠小径，从圣劳伦斯河直接到达就位于城市西南部的亚伯拉罕平地。这条路是如此的崎岖，以至于法国人认为它是不可翻越的，所以防守非常薄弱。技巧和运气使英国人在1759年9月12～13日晚上完成了这桩伟业。次日清晨，沃尔夫已在平地上集合了4800人。
蒙卡尔姆现在决定出动4500人进行战斗，因为魁北克只有两天的食物供应了，几乎再也不能承受一次围攻了。当双方军队都布阵待战后，上午10时法军向前移动。沃尔夫曾命令他的军队卧倒以防范法军的侦察兵，现在命令他的士兵都站起来向前行进。在40码的射程内，他们开始一次接一次地向法军齐射，后者大乱。英军训练有素的射击决定了这场只有15分钟的短暂战斗。当法军撤进城里时，英军追踪而至。在战斗中，沃尔夫三次受伤，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他的生命；蒙卡尔姆也在撤退中受了弹伤，在那天晚上死去了。因为缺乏补养，法国于9月18日投降，交出魁北克，在为该城补给了食物和必需品后，皇家海军也撤离了。1760年春天，法国人围攻魁北克，但在圣劳伦斯河上另一支英国舰队的及时到来挽救了守军，也为英国赢得了加拿大。他们现在享有整个北美洲了，从乔治亚到纽芬兰到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伊利诺伊。
与此同时，在印度，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也赶走了法国的印度公司。就像在北美一样，在印度的战争也有些独立于欧洲事务之外，有自己的动因。1756年，孟加拉的纳瓦布夺取了英国在加尔各答的贸易基地，将幸存者都投入了臭名昭彰的“黑洞”监狱。第二年初，罗伯特·克莱夫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然后率领1100名欧洲人和2100名印度士兵组成的军队进入内陆，于6月23日在普拉森打败了纳瓦布的5万人的队伍。克莱夫那天所以能够获胜，不仅是因为他军队这边的优势火力，更主要的是因为纳瓦布的盟友和将军们背弃了他。1760年，法国人投降，交出本地治所。虽然《巴黎条约》将其归还给了他们，但他们再也不能获得全部的地位了。最后，赫克托·芒果指挥的一支公司军队，于1764年10月23日在伯格萨尔击败了另一支印度军队。这场艰苦的战斗为东印度公司赢得了富饶的孟加拉省、比哈尔省和奥里萨邦，使其成为控制次大陆的支点。公司现在已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印度军队，从它统治下的庞大人口中征兵，从作为公司贡物的王公岁入中支饷，而这些岁入也来自当地的人民。
在很大程度上，“七年战争”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在全球扩张、划定西方霸权，由军事需要来构建政府，由战争来决定国家在欧洲的命运的时代。但1763年后，欧洲战争的性质将发生变化：王国战争将让位于国家战争，而且是以更强烈的热忱和新式的军事器械交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