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革命·第六
作者：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在罗伯特·巴雷1598年的军事论文《现代战争的理论与应用》中，“一位绅士”向“一位上尉”指出：过去，英国人是用长矛而非枪炮完成伟业的。
对此，那位上尉轻蔑地回答：“先生，‘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自从火器出现以来，战争已被改变太多了。’”大多数那个时代的职业军人都同意这种看法。作为一名英国退役军人，罗杰·威廉斯爵士在1590年写道：“我们必须承认亚历山大、恺撒、西庇阿和汉尼拔，他们都曾是最杰出最著名的勇士，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碰上的是像现在法国、德国和低地国家一样装备起来的对手，他们绝不会如此轻易地征服对方。”
在一个以自己是古人的传承和延续而自豪的时代，这样的认识是不同寻常的，但事实却也是不容置疑的。“火器”，特别是大炮的引进，以及新的防御工事体系，确实“革命”了战争。
最早一种火药武器的例证发现于1985年，它夹杂在众多图示之中，被携刻在中国一个穴墓墙壁上的高浮雕里，这个墓大约建于1128年，其作者可能没有真正使用过火药武器，因为它在使用时会烫得让人握不住。但它与刀剑、战斧排放在一起，显示出在12世纪早期，火药大炮已构成了中国战争的重要成分。
火器的出现
制造火药的正确配方——用硝石、硫磺和碳组成——可能早在公元前9世纪就在中国被发现了，12世纪时，宋朝军队已经既使用金属炮又使用手榴弹了。这种新科技在14世纪早期才逐渐向西传播。几份阿拉伯和欧洲的原始资料提到了铁炮，第一张已知的欧洲大炮图示(右图，大约是1327年)，与来自中国的最早图示(左图，1128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第一张西方大炮图示非常有意义，显示其被用来轰击木制的城堡大门，因为至少有一个世纪，欧洲的火药武器被主要用来攻击像门道、房屋这样的“软靶子”。根据当时的一部编年史，当英国人于1333年围攻特威德河畔的贝里克时(当时正处于苏格兰边境)：
他们用大炮和其他(围城)装备向城镇发动了多次进攻，摧毁了许多民房。毫不留情地射出的巨石，把教堂也夷为平地，但是苏格兰人抵抗得很英勇……(以至于英格兰人)可能无法攻入……(但是他们)围攻了这么久，直到城里人粮食耗尽，困乏得无法清醒行事。
这段叙述说得很清楚，一方面，早期的大炮和其他围城装备，如弹弩与投石机，一起被用做同一种用途，即将石弹投射入城来摧毁房屋和教堂(而不是轰塌城墙)；另一方面，大炮的冲击力有限，虽然它能使守卫者因为必须时刻保持清醒戒备状态而困乏不堪，这座城池最终却是因为饥馑而被攻下的。
投石器和其他用具直到15世纪，仍在围攻中发挥作用。克里斯廷·德·皮萨在1409年关于军事实用的论文中认为，在一次成功的围困中，它们和铁炮的作用一样重要；而在1420～1429年法国的几次战役中，它们也同样发挥了效用。但是十年后，大炮终于完备成型。在“百年战争”第二阶段的法国，1430年的一次围攻中，大炮对城墙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坏，守军不得不投降；而在1433年的另一次围攻中，大炮直接对准了大门和城墙，严重破坏了它们，许多部位都出现了缺口；在1437年的第三次战斗中，大炮“打下了一大块城墙……坍塌下来，使得(城池)无法防御”。
已知最早的关于欧洲火炮的图示绘于1327年，图上一位骑士正小心翼翼地用一根火热的铁钩去点燃火药。大炮的设计与对面图上1128年的中国炮极为相似，它正对准一扇大门发射一支箭(摘自沃尔特·德·米拉米特的论文手稿《贵族的智慧及其审慎的统治》，时间大约在1326～1327年)。
虽然如果能利用地形，使要塞位于大炮射程之外，或者在围城一方大炮火力不够的情况下，要塞还可以进行防御抵抗，但从14世纪30年代开始，西欧主要国家配备部署的火炮已经可以成功地在几天之内，将传统的垂直式防御堡垒变为瓦砾废墟。阿夫勒尔曾在1415年反围攻6个星期，1440年时坚持6个月，而在1449年12月法王查理七世的围攻中，由于专为此铸造的16门大炮的轰击破坏，只坚持了17天就沦陷了。而它只不过是法国从1449年5月到1450的8月，在诺曼底地区攻陷的70多座英国要塞之一。并不是所有的要塞都臣服于炮轰之下，有一些是在人数对比悬殊且出奇不意的情况下，无法抵抗而被主动放弃的，但大多数是因为法军的攻城战略使进一步的抵御变得不可能而投降的。法国对布列塔尼、卡斯提尔对格拉纳达的快速征服，都发生在15世纪80年代，都同样归功于胜利者大炮的卓越火力。
这些令人震惊的胜利反映出重要的科技革新。早期大炮射程有限，为了造成足够的破坏力，它们不得不被布置得很近，但太近了又可能被敌人的反击缴获或破坏。甚至到16世纪，专家们仍认为少于100码会太近不安全，而大干300码又太远，缺乏功效。本页上图绘制的那种短筒形大炮就是在100码内，也明显不能贯穿加固的城墙。直到15世纪早期，炮筒长度与炮弹尺寸的比例也很少有超过1.5:1的。但到1430年，这个比例被提到了3：1，这就不仅增加了准确性，同时也加大了初速和射程。初速和射程还由于同时期的一些其他发现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方面，被制成小粒的火药比以往更为有效(当时有人算出大约增效三倍)。另一方面，铁弹或铅弹比石弹更具有破坏性。最后，冶金学的发展，使得大炮能发射尺寸不同的炮弹，产生前所未有的威力。在留传下来的15世纪早期的样炮中，最小的炮发射的是直径5英寸的炮弹，而最大的炮竟能发射直径30英寸、超过1500磅的炮弹。
“巨形绅士”，1449年为勃艮第公爵铸造的一种射石炮，后由船运载到苏格兰。炮身长15英尺、重15吨，能够发射直径18英尺的花岗石炮弹。在其帮助下，许多重要的坚固堡垒都被攻陷，但让它发挥作用也可能带来许多问题。例如，1497年将它从爱丁堡运送到战场时，虽然动用了100人和一队牛车，但刚出城它便散架了，不得不花费三天时间来修复炮架。通常，射石炮、加农炮和蛇形柄长炮(一种射程更远，能够发射一些较小炮弹的炮)只能利用水路运输才能将它们载送到目的地。
但是这些庞然大物还是被像生产啤酒桶式地生产出来，用铁箍将锻造的铁桶板固定在一起，这就很可能导致灾难。1415年，勃艮第人的一门大炮在进攻土耳其人时，因为发射过于频繁而爆炸。而1460年时，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因为站在一门点火时突然爆炸的大炮旁边而被炸身亡。但在苏格兰国王攻城利器行列中的其他大炮，例如“巨形绅士”，却被证明更为耐用和有效。
虽然用铜而不是用铁铸炮大大减轻了炮的重量，但在轰击加固了的城墙时，只有大口径的武器，才被证明是真正有效的。甚至在两个世纪以后，刚刚经历了1641年爆发的大规模反抗，爱尔兰总督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除了那些有高墙防护的参加反抗的城镇外，还有许多只能用大炮才能攻取的城堡，如果我们没有加农炮的话，任务就会困难得多……因为加农炮射出的炮弹几乎炮炮都能打开缺口，所以大炮一开始就对城墙展开了摧枯拉朽式的轰击，加农炮射出的几发炮弹就可以将一切想轰击的东西破坏殆尽。
一种手持炮，作为小炮和滑膛枪之间的过渡，被德国埃兴坦的康拉德·凯斯尔图示出来。凯斯尔在1402年写了第一部关于军事技术的手稿，起名为《战争的强化》。他在书中从1000年前维吉提乌斯描绘的战时武器开始，一直论述到他自己时代所运用的武器。
但是将这样庞大的炮身运到指定地点需要一条安全的途径，通常需要来自陆军或海军的保护。事实上，这意味着在击败敌人的主力前，重炮只能被用来轰击海港，就像1453年君士坦丁堡之围那样；或者在一场重大战役中，当野战军与攻城器械一起蛇形运动时，重炮作为战役的一部分发挥作用。
因为这个原因，大炮在中世纪战争中几乎不能充当决定性角色，炮击主要是用来威慑而不是杀伤敌人。例如在克雷西(公元1346年)，一位当时的人记载说，英国人“在阵地上发了几炮，用来吓唬那些弓弩手”。但一个世纪以后，大炮的射程已超过弓箭，而设计上的改进——主要是将炮身与两轮炮架结合在一起，使得它能相对迅速地对准各个目标。
欧洲最早的对特殊手持枪炮的记载是1364年，意大利贾佩鲁军火库的一份清单上记有：“500门炮，一拃长，可持于手中，非常漂亮，能射穿任何盔甲。”最早的图示，大约是1400年，也显示了一种放在木制发射架上的微型“炮”。大约1450年时，手持的武器看上去只能依托胸部或肩膀来发射。但这些便携式枪炮还只是许多武器中的一种，在数量和作用上远远比不上弓、弩、戟、矛。即使是勃艮第公爵即已充分理解了枪炮在战争中的重要性的“大胆”查理在15世纪70年代时，仍然最相信弓弩手而不是炮手。虽然训练士兵开火绳枪，比训练他们拉开一张弓的时间要少得多，从而大大增加了步兵的机动灵活性，但又过了一个世纪，枪炮才真正成为欧洲战场上的主宰者。
那时，火药已改变了围攻战。“过去那些能在任何敌人的围攻下坚持一年的坚固城池，现在在一个月内就陷落了。”一位编年史作者将之归功于大炮，正是大炮保证了15世纪80年代对西班牙南部摩尔王国的迅速征服。“当把大炮拉到城墙下后，它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被架设起来，转眼间就开始发射，它们轰击得如此迅速而有效，以至于过去在意大利要花上几天才能变成的任务，在几小时内就达到了。”同时代的一位历史学家也做出了回应，他描述的是1492年后法国引进意大利的炮。军事评论家尼古拉·马基亚维利在1519年写道：“没有什么城墙能留存下来，无论多么厚，大炮也会在几天内将之摧毁。”
因此，“火药革命”后防守者的问题，就是如何阻止敌方重炮的靠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如何去尽力减少它们造成的破坏。到14世纪60年代时，许多要塞已经添增了自己的火炮，来封锁或阻隔敌方大炮的射程范围：1381年意大利中部的博洛尼亚在城墙上设置了35门大炮；而尼德兰的梅赫伦则在1372年到1382年间，以平均每年14门火炮的速度增扩自己的军火库；勃艮第的第戎在1417年拥有13门大炮，1445年已增加到92门。14世纪60年代还出现了炮眼(只是过去箭孔的一种放大)，尤其在角楼和门垛上，以阻止敌人的进攻。不久，新的角楼被增置在原有要塞里，以便加强侧翼火力，而城墙和角楼也全部被加固增厚，使它们能承受放置其上的重炮的重量和滚动，同时也能吸收开炮时带来的后坐力。但是因为这些措施都是在传统的垂直防御体系的框架上采取的，所以只能延缓大炮的致命攻击，却不能避免它。
意大利建筑师和历史学家莱昂·阿尔贝蒂第一个预见出正确的反炮击法，他在15世纪40年代写成的《建筑艺术》中指出，如果将防御工事修成锯齿波浪形，防御会更有效。他还预言，星状构形可能是最佳选择，因为它能提供连锁呼应的火力场。15世纪晚期的其他几个意大利军事作者，也中意于多边形有角度的防御工事。但开始时几乎没有统治者注意到他们的观点，这些论文都没有发表。15世纪最后十年，虽然大多数工事仍按传统设计建造，意大利中部的一些要塞却包括了按照固定间隔建造的大角度的棱堡，以便于既能躲开敌人的大炮，又能对任何进攻企图给以致命的侧翼火力。1515年，为了创造一个完整的互相支援火力的防御体系，奇雅塔韦基亚的帕潘港口用一整圈四边形棱堡包围起来，“大炮要塞”由此诞生了。
当瑞士伯尔尼的迪博尔德·希林为他1483年的编年史进行编辑和插图时，野战炮已经在欧洲战场上占据了主要地位。前景上两个士兵将剑放在一边，正在使用野战炮上的一种原始提拉装置，炮身被平衡放置在两轮炮架车的轮轴上。在他们身后，其他的大炮围绕着坎特伯尼的“熊旗”被架在特殊的大车上，正准备击退右边蜂拥而至的骑兵。
意大利式防御
当时的人立刻接受了棱堡体系，认为它是惟一能有效抵抗“火药革命”的防御工事。它在意大利被称为“现代式”，而在其他地方则被称作“意大利式”。军事建筑师弗朗西斯科·法帕耶非常简练地评述：“没有棱堡，任何地方都不能抵抗配有大炮的军队。”而法国军事专家，富尔克沃克斯的主人雷蒙·德·贝卡里认为，只有1510年后建造的防御工事，才能真正拦阻一支装备精良的侵略军。
因为修建棱堡的技术刚刚问世，那些在此之前修建的工事根本谈不上坚固。但是那些在此之后或在我们自己的年代里，已经接受棱堡概念的工事(如果它们是被从容建造，而非急急赶就的话)是极其难以被征服的。
棱堡构成了现代欧洲早期发展起来的新型防御工事的主要特色。它被坚固稳妥地修建在一条宽宽的壕沟后面，两侧向外突出，上载重炮以阻止敌人；而另外两侧，也就是侧面，与主墙呈90°角，布满具有致命杀伤力的武器。
急急赶就和有条不紊的建造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区别，因为修建一个“现代的”防御体系，意味着一项大事业，实际上可能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工程冒险。当安特卫普的五角形城堡在1567年动工时，它要求以每月6000立方码的创纪录速度来搬运65万立方码泥土和建造22.1万立方码的石工，即使这样，还是耗费了三年多时间才完成。很清楚，这样一项耗时的工程，尤其当它被用于整个城市时，只能以胁迫方式要求个人去参与建造，而不是出于自愿。
尼古拉·马基亚维利在他1526年的著作中，提出了将一座城镇改造为“大炮要塞”的三种不同方法。其中两种都是从破坏开始：拉倒已有的城墙，然后或者在它们旁边修建一个新的防御系统，将所有敌人可能威胁到的市郊和地点(比如周围的制高点)都包括进去；或者修一个比以前小的环形带，放弃(并推平)所有不能防御的地区。但这两种方法却要有巨大的开销，因此，1542年罗马教会放弃了用一条18座棱堡带环绕罗马的计划。因为只修一座的账单就已让教会承担不起。而16世纪90年代时，韦内齐亚人出于经济原因，决定将他们计划在帕尔马诺瓦修建的要塞规模，由12座棱堡降至9座。修建一座大炮城堡还要包括社会代价，因为它影响的区域要比以前大得多，尤其是那些位于中世纪墙外的郊区。它通常包括医院、宗教场所等重要的建筑物和工厂(磨坊和铁匠铺)。
因此，马基亚维利在1526年的报告中提出了装备现代化防御工事的第三种技术；这种工事虽然比其他工事要差一些，但却快速便宜得多，那就是对已有的防御工事动大手术。降低原有城墙的高度，增加它的厚度，重新设计角楼和进入棱堡的门道，制造一个陡坡来形成适宜的火力区。当然，如果不用砖石将土制堡垒保护起来，它们不会坚持很久(当时估计最少在4～10年之间)就得被侵蚀掉。但它们建造起来的确相对快捷便宜，还能有效承受袭来的炮火，再加上足够的意志坚定的守军，甚至能抵御当时最强大的军队。1552年，洛林地区(法国东部)的梅斯城不顾自己缺乏现代的防御系统，试图抵抗一支人数高达5.5万人的可能是16世纪最大的西方野战军的围攻。法国人虽然在5月占领了这个城市，但5个月后，查理五世召集大批军队来重新夺取梅斯城。可是5800名法国守军日以继夜地苦干，加固现有的防御工事。他们把“大马路”竖了起来(有的地方厚达16米)，正墙两侧建上侧翼，安放在最薄弱的地方，并将所有城墙都用土制堡垒或木捆覆盖起来。所以，11月27日那天，围攻者在对准一段城墙发射了7000多发炮弹并最终打出70多米缺口时，仍不敢发动进攻，因为他们无法打哑法军侧面的炮火攻击。
16世纪晚期，随着大炮威力与攻城技术的改进，这种对中世纪工事的增添改装就不够用了，只有那种有角度的棱堡才能提供安全，因此发明于意大利中部的大炮要塞渐渐遍布全欧洲。到1550年，无论在意大利半岛，还是在弗朗库－尼德兰，或哈布斯堡－奥斯曼边境上，这种新型防御都占据了统治地位。从1529年到1572年，仅在尼德兰一地，就建造了大约26英里的棱堡防卫工事，它包括四座碉堡、12段全新的环绕墙和18个崭新的防护带。到1610年时，法国从加来到土伦的600英里陆地边境线上，散布着50座大炮要塞。而德国、英国、爱尔兰、丹麦、波兰和俄国的战略地带也都用棱堡卫护。甚至连那些遥远的海外殖民地，例如加勒比地区的哈瓦那和卡塔赫纳，环绕印度洋的蒙巴萨、第乌和马六甲，太平洋海岸线上的马尼拉、马考角和卡亚俄，也都采用了棱堡防御工事。
当大炮射程得到改进时，防御工事也得到进一步加强：被添置的皇冠形堡垒(上面)，半月堡和角堡(下面)用以提高棱堡的防御能力。
这些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在几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攻城者要花费长得多的时间。那种在一两个战季里就想从敌人手中夺取70多个据点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只要有棱堡在，在这样的短时间里只能夺取一个或者最多两个要塞。每攻占一个采用“意大利式防御”的要塞都要花上不是几年，也得是几个月的时间。实际上，对一座大炮要塞进行围攻，几乎和建一座要塞一样辛苦，要建造一系列围城工事并部署人员，直到守军被饿得投降。挖战壕是另一种办法，可以挖得远到允许对城墙进行近距离炮击，或者击中引爆棱堡下的火药库。
但是，攻陷一座大炮要塞不仅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还要投入多得多的军队。一方面，部署在围城工事中的人员需要一支更大的围攻队伍。17世纪杰出的军事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列·普雷斯彻·德·沃邦认为，一个7：1的攻方对守方的比例和至少2万人的军队是获胜的保证。而另一方面，进攻者只是战争的一方，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土不受敌人的侵略，防守者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守军，并保留一支救援解围的后备队伍。
“意大利式防御”被证明确有功效。匈牙利的锡盖特城，用完整的现代化城墙将自己环绕拱卫起来，结果在1566年时，它以仅800人的守军，便成功挫败了土耳其人的进攻。但如果有太多要塞需要守卫，即使守军人数相对较少，积少成多，也会大约牵制国家兵力的40％～50％。在1640年的战争中，西班牙军队的统帅计划在尼德兰北部的208个不同地区派驻守军，一共需要33399名士兵，而当时整个国家军队人数才有7.7万人。此后不久，法王路易十四也发现，将自己几乎半数的兵力布置在王国边境的棱堡里是很不明智谨慎的：1688年时，法国221个城堡中有1.66万名士兵，1765年时则增加到237个要塞和1.73万人。
自然，有效的防守不仅只需要更多的军队，它还需要更多的枪炮和弹药。15世纪40年代，法军中的大炮只需要20吨火药、40名合格的炮手；但到了150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00吨火药、600名炮手；1540年时又变成了500吨火药、275名炮手。
军事资源，也就是人员和物资的集散，带来了非常严肃的新的战略问题。19世纪德国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他那本很有影响的《战争论》中，从物理学里借用了“重心”这个概念，来解释对他而言什么是战略重点。“一个战场，无论大小，上面都集结了军队，不管有多少人，在这个集结中只能有一个重心，那正是决策所应到达的地方。”
对一个配有大炮的大要塞的围攻，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浩大的工程项目之一。荷兰人在1637年包围严密布防的西属尼德兰城市布雷达时，大约5000名士兵挖了一道双层土墙，并用防守工事将其保护起来，以防来自守军或援军的进攻。经过6个月的围攻，向城中倾泻了2.3万发炮弹后，精疲力竭的西班牙守军终于投降。
克劳塞维茨是从1792～1812年间法国的辉煌胜利，以及自己广泛阅读的军事史中总结出这个经验的，他指出：“对亚历山大、古斯塔夫·阿道夫、查理五世和腓特烈大帝来说，他们的重心就是他们的军队。如果他们的军队被摧毁了，他们也就会在历史上一败涂地。”但他的分析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队，的确于1634年在纳德林根遭到了一次重大失败(在这位国王战死于并不重要的吕岑战役后二年)，但这并没有导致瑞典的“失败”。相反，当战争最终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斯特和议》告终时，瑞典达到了它所有的战争目的：扩张领土，为未来安全提供足够的保障，以及一大笔战争赔款。
纳德林根的惨败与威斯特伐斯特的收益之间的矛盾，来自于瑞典所掌握的无数大炮要塞，这些工事在主力部队战败后仍被牢牢控制着。1648年，瑞典在德国的军事力量只有7万人，但其中几乎半数士兵防守在127个战略要塞里，因此根本没有能让对手一下击毁的“重心”。16、17世纪时，主要采用“意大利式防御”的其他战例，对克劳塞维茨鼓吹的“致命一击”，也表现出相同的抵触性。这个问题又被后来平定荷兰反抗的西班牙军队司令唐·路易斯·德·雷克森斯做了进一步总结。他在1574年警告他的主子菲利浦二世说：“如果我们每征服一座城镇，都像已征服的这些如此耗时的话，世上决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让我们用武力去平定在荷兰造反的20个城镇。”稍后不久，他再次进言：
我们已经打赢了一场战役，征服了许多城镇，每一个胜利本身都足以带来和平，在别的地方甚至能建立一个全新的王国，但在这儿却一无所得……我相信上帝已多次向我指出这儿的“应许之地”，就像他对摩西做的那样，但却将由别人成为进入该地的约书亚。
但西班牙的约书亚并没有出现，相反，荷兰和泽兰的大炮要塞挫败了菲利浦二世的所有征服企图，一直到1575年他的国库宣告破产，军队溃散，不得不在1576年放弃所有据点。一直到18世纪，“围”重于“战”这种耗时巨大的战争模式普遍存在于欧洲的许多地区。
大炮要塞的繁衍，在两个重要方面增加了战争费用：延长了每次军事行动的时间(却减少了目的)，增加了军队人数和战争所需装备的数量。16世纪晚期，西班牙的军费开支翻了5倍，其他较小的国家也同样如此。1565年时，英国首相暴躁地埋怨“战费的不确定，今天看上去所有的战争都要比预算多花上三倍的钱”。
但是，16世纪飞速上升的战争负担并不只源于技术的发展。首先，那个时期的“价格革命”增加了每件东西的成本，不管它是否与战争有关。例如，每年光粮食就比过去多花4％，衣服、武器和其他装备的价格也都相应上涨。
可这种无情的价格膨胀是与迅速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1450年到1580年间，西欧人口翻了一番，持续增长的国内需要使土地耕种、工农业生产和贸易都随之蓬勃发展。这就让各个国家有额外的来源(通过税收、贷款，或兼而有之)来支持战争。当然，就像中世纪一样，许多项军费开支是难以承受的。首先，城市不得不经常支付自己的防卫费。安特卫普在1542到1557年间修建的宏伟的新城墙(由九个棱堡和五个巨大的门道组成)和后来建成的碉堡，完全是用以当地税收作抵押的贷款来支付地产和食物的(由此带来的“防务费”，过了两个多世纪也没还清)。此外，地方防卫的重复费用也会落到社会团体头上——标准的责任包括：维护和守卫城墙，为士兵提供食宿等，因此，许多城市的预算中有50％～70％被划归防务。
那时一个偶然的政治发展，却迫使西欧的大多数国家承担了一笔从未有过的防务费用，从而导致了重税、高利贷，最后不是发生革命，就是带来政权危机。1477年，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利安和勃艮第的玛丽(“大胆”查理公爵的继承人)联姻，使德国南部的一个小王朝开始壮大发展成欧洲强国。通过一系列明智的合并和意想不到的死亡，他们的孙子查理五世成为勃属尼德兰的第一位统治者(公元1506年)，然后是西班牙和西属意大利的国王(公元1516年)，最后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年)。曾是西欧最强大的法国，发现自己现在被另一个王国的领土包围起来了。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法国君主们不断地试图冲破这个已形成的哈布斯堡束缚。他们慢慢意识到仅靠一两个地方的战争是无法达到这个目的的。因此1552年秋，当查理五世围攻洛林地区的梅斯城时，亨利二世在尚帕堡部署了一支守望军队，以备梅斯救援之需；在北部边境又设下一支军队，此军在12月夺取埃丹(迫使查理五世对梅斯撤围)；第三支军队被放到了意大利，先是保卫帕尔马，然后去驻守起义的锡耶纳共和国。这样，法军就同时在三个地方作战。如果算上驻守在其他边境和占领萨伏依的军队，就是四个；再加上与土耳其联合巡弋意大利海岸线的法国联军，就是五个。法国以前从未同时在这么多的不同战场上协同作战(尽管它以后经常如此)。
“火药革命”后的西欧形势图。查理五世皇帝(公元1519～1558年)继承了四份不同的遗产，每份均来自他的一位祖父母。从阿拉贡的费迪南德那里，他得到了西西里、那不勒斯、撤丁和阿拉贡，还有恰巴第和突尼斯(公元1535年)；费迪南德之妻伊莎贝尔的遗产包括卡斯提尔、格林纳达和西印度，查理又增添了墨西哥(公元1519～1522年)和秘鲁(公元1532～1534年)；勃艮第的玛丽为他提供了尼德兰的大部分地区，查理自己又兼并了东北部的许多省份；玛丽的丈夫，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利安将奥地利和阿尔萨斯留给了孙子，并帮助他在1519年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与此同时，查理的兄弟费迪南德又于1526年在哈布斯堡版图上增加了匈牙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卢萨蒂亚和西里西亚。哈布斯堡的领土现在将法国包围起来，或者像一位西班牙大臣所说的：“西班牙帝国的心脏是法兰西。”
火药革命、大幅度的价格上涨和哈布斯堡在欧洲的霸权结合起来，成为国际间主要冲突的新“沃土”。战争的主要动机仍是王朝之间的竞争，但中世纪的各种冲突通常是孤立发生的，而1500年后这些冲突就常常是相互关联的了。此外，海战新技术的同时发展将敌意扩展到远洋，同时波及到美洲、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这使得欧洲列强不得不保有费用昂贵的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