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防御工事·第四
作者：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从戴克里先皇帝统治时代(公元285～305年)直到14世纪火药武器的发明时期，欧洲军事作战的组织，战略及战术，在实质上都表现出一种惊人的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部分反映在罗马军事地形学的恒久而重要的影响中——设防城市中仍存的永久性设施、堡垒、港口以及3到5世纪时修筑的道路。5世纪中，帝国西半部的罗马统治逐渐瓦解后，后来政府中那些负责军事决策的人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办法去废除那些罗马城墙。就像东方拜占庭的皇帝们一样，罗马－日耳曼的统治者们在控制和有效利用这些财富的手段方面，与后期的罗马皇帝们几乎没什么区别。这种连续性也反映了古代军事科学无与伦比的卓越性，决策者们可从一些书籍比如维吉提乌斯的《军事问题》中发现这一点，同时从刺激了军事技术交流与研究的西方和拜占庭帝国的大量接触中也能看到这种卓越性。
圣经中的城市拿鹤在这里由一个按照古老艺术传统加以设防的小镇来代表。它可能来自公元5世纪左右在亚历山大里亚发现的一本插图版圣经手稿。
围攻战占据首要地位
后期罗马帝国的战略重点在于占据城市这个行政管理、宗教组织、产品制造及人口的中心，它们在3世纪罗马遭到外来入侵和被国内战争警醒之后加强了防御并得到重新建设，这种自我支持的防御网主要服务于两个目的。首先，每个堡垒都为那些威胁敌军前进和阻碍敌军供应线的流动部队提供庇护。第二，如果敌军选取了一座设防城镇进行围攻，它便成为主战场军队所赖以冲撞敌军的一块坚固的铁砧。罗马堡垒的数量之巨——和它们的战略位置——使它们极难被攻破，必须有大规模的部队(良好的围攻器械)，还得懂得在一连数个月的露营生活中如何保存自身。
451年阿提拉入侵高卢失败，为罗马纵深防御战略的成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例。好几个月，匈奴兵和他们的同盟军耗尽力量进攻罗马的堡垒城市，却只取得了极为有限的成功，尽管罗马并无一支援军。然后，当阿提拉人围攻奥尔良城时，罗马将军埃底乌斯率一支主要从高卢人中招募来的军队逼向敌人。匈奴兵在罗马人的追杀中撤退。在夏龙，穿过高卢一半地区时，阿提拉决定停下来战斗，但匈奴军大败而退，没有得到任何领土，人力和财物也比战争开始之时更加贫乏了。
围攻、救援(绝大多数围攻，不管有援军或无援军都失败了)，接着是对围攻部队的战斗，或者更可能是一场阶段性撤退，这种三部曲构成了一种模式，一千年以来它在西方战争中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围攻显然成了最普遍的军事对抗方式，同时防御进攻的技巧和战术被广泛传播。一位5世纪时法兰克地区的罗马将军、作家弗莱维乌斯·梅罗波德评论说，西哥特人在他们376年离开家乡越过多瑙河以后的两个世纪中学到了许多关于如何进行作战的知识。据梅罗波德说，曾与恺撒作战的“条顿族人”只有一个残酷的战争统帅，他在指挥艺术方面几乎毫无经验，但是，西哥特人却不再是一支“从野蛮之地来的民族”，他们“在战争中(与罗马)是旗鼓相当的敌人”，他们已学到了罗马帝国保卫军事重镇和镇中城堡的能力。他认为，实际上，他们甚至同时还学到了一些建筑堡垒的技术。
这是北部意大利的要塞阿奎莱亚，位于威尼斯东部。如后期罗马帝国的一幅路线图所描绘的，它很可能被使用于公元4世纪期间。这类图画经过了高度的艺术加工，因此与考古文件对比考察时，它与真正的防御工事很少相似，图画着重对当时所有居住区的设防加以代表性的强调。
扩大帝国军队的规模使后期的罗马皇帝能够以其驻守遍布国中的大量石头堡垒，同时维持一支后备部队以应付各种较大的外来入侵。后罗马帝国时期，在役的武装士兵远比尤利乌斯·恺撒和屋大维时期多得多。到公元300年之前，戴克里先下令建立一支超过43.5万人的常规军，430年左右时，东西部地区的联军数目达到了最高峰，可能有64.5万人。
除了“罗马”军事人员以外，西罗马帝国内的日耳曼人和其他许多不同民族的定居者也能聚起大量的军队。例如，由帝国政府安置在阿基坦的西哥特人可动员起2～1.5万人，此外，把意大利置于他们自己国王特奥多里科(也是罗马在此地区的统治者)统治之下的东哥特人，北非的汪达尔人，都能聚集起大规模的军队。同时，在高卢的许多法兰克统治者的联合部队，其力量也足以和西哥特人相匹敌。战场上作战军队的规模也很大，例如357年波斯战争时胡里安皇帝率领着一支6.5万人的军队，378年亚德里安堡战役中瓦伦斯统率着一支3～4万人的军队，而在夏龙战役中埃底乌斯那支大部分在高卢招募的军队数量也在4～5万人之间。
后罗马的军事组织
后期罗马帝国在军事组织方面表现出两方面的重大发展。当军队逐渐融合成社会的非军事机构，大部分士兵成为士兵－农民，同时有的成为士兵－镇民的时候，国内的人口便逐渐军事化了。4世纪晚期时军事化的“家居生活”已初步形成。《奥古斯都传记》的那些佚名作者引用了塞韦鲁斯·亚历山大皇帝(公元222～235年在位)发布的诏书：
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土地被分配给辅助部队的首领和士兵，并规定只有当其继承人也服兵役时，他们才能继续拥有这些土地，因为他(皇帝)说，如果战争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土地，那么他们将会付出更大的热情……当然，他同时还加给那些土地以牲畜和奴隶，供那些士兵们饲养和使用。
士兵变得越来越像农民，而农民变得越来越像士兵：在406年的一条法案中，霍诺留斯皇帝下令说：“奴隶们将为战争奉献他们自己……当然，我们尤其嘉奖那些在军队服役的士兵及盟邦和外国自由民的奴隶们，因为很显然这些奴隶正在与其主人一起对敌作战。”
又一代人之后，甚至那些与军事没有任何正式关系的自由平民也被号召参加地方防御。440年时，强迫罗马市民和行会成员承担军队的常规服役义务是不合法的，但是瓦伦蒂尼亚安皇帝下令说，即使这些享有较高特权的阶层也有义务参加民兵防御，他们应在“必要之时保护城墙和他们城市的大门”。那时候，传统招募制在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已经终止了——大概是因为仅在自愿的基础上就能征到足够的兵力。在帝国西半部，军队中甚至也包括许多聚集起来在特别战场作战的志愿者——将军们私人武装的忠心耿耿的侍从队伍，以及那些从边境之外招募来的外国雇佣军。
伦巴第国王阿吉拉尔夫(公元590～615年)以打击力相当强的罗马式风格来装备他的侧翼部队。伦巴第人是由阿瓦尔人南迁至意大利的一支日耳曼民族，他们统治半岛北部1／3的地区达二百多年，紧紧依靠罗马军事组织的原则据守境内各处分布的由罗马人以前筑墙保护的城市。伦巴第王国结束于774年查理曼对其首都帕维亚的围攻。
帝国政策的这种重大转向是平民军事化的结果，也是帝国对外募兵的结果。帝国境外——常常很遥远——各种不同的人们受到鼓励在帝国西部安家：德意志人、阿兰人(来自南部俄罗斯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一个游牧民族)、萨尔马特人(来自南部俄罗斯的一个半游牧民族，也可能是过着田园生活的农耕民族)，以及公元4世纪晚期和5世纪时在不列颠、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服兵役的许多其他民族的人。正常情况下，帝国通常为这些移民提供住宅和税收总额的1／3。这些住宅通常是它们的主人扔下不要的。因此，4世纪晚期的一个宫廷诗人帕克塔斯·德雷帕尼乌斯为狄奥多西一世在383年签署条约把西哥特人安置于色雷斯而赞美说，因为“你收留了哥特人，为你的军队又增添了战士……并且为你的土地提供了农夫”。
在一些大人物手下，如公爵、伯爵之类的高级政府官员以及没有什么特殊政治地位的工商巨贾武装着一批私人随从，这是一支更精良的战斗团体。虽然自始至终帝国一直努力限制雇佣这种军队，但在罗马帝国后期和中世纪社会，这种私人武装的侍从大军已是无所不在。在这种军队服役的人们不论是直接服务于他们的主人，还是以某种形式在外参战，显然都是职业化的作战者，与那些农民－士兵和城市里按钟点值班的民兵们刚好相反。
这是墨洛温王朝希尔代里克的环形图章。他是法兰克人的王和图赖周围地区(现今比利时境内)的帝国军事首领。在图中，他身穿的是罗马式甲胄。图章用来帮助国王批署一些他读不懂但却需要王权承认的文件。虽然他不能读懂这些文件，但把它们用拉丁文译出来时他就能够理解。在国王的允许下，希尔代里克的儿子克洛维斯(公元481～511年)围绕除东南地区以外的整个高卢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王国，并被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授予领事的头衔。
中世纪罗马的骑兵操练
虽然包围作战在后期罗马帝国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但战场军队也未被忽视。带着长矛的骑兵被严格训练，以使他们能够迅速下马作为持矛步兵徒步作战。而且当需要在马上作战时又能迅速翻身上鞍。步兵所穿的甲胄比早期军团士兵要少，行动起来非常迅速。4世纪末到5世纪的一些重要战争阐释了后期罗马战术的这种灵活性——例如穆萨战争中(351年与马南提乌斯的战斗，他篡取了君士坦丁皇帝的皇位)持矛者们都下马步行作战，夏龙战争中(451年，对匈奴的作战)帝国步兵与西哥特人和阿兰骑兵联合作战。阿米亚诸斯，一个职业军人，也是古罗马的一流历史学家，在他描绘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公元361年)时赞扬了这种灵活性：“他尤其擅长骑马、掷投枪和射箭。此外他还熟知所有战术和步兵作战的各类武器。”
在中世纪初期，部队操练程式表现出了对足可战胜敌人的战术的深刻的洞察力。在东方和西方流传着公元450年流行于君士坦丁堡的维吉提乌斯所著的《军事问题》一书，它以最早幸存下来的版本为基础并被重新加以修订。虽然作者着重谈的是步兵操练(他相信骑兵武器并不需要什么革新)，但他确实对骑兵部队对于灵活战术的要求表现了特殊的注意力。整个中世纪都在追求这种灵活性。最后它在“龙骑兵”中开始固定下来。“龙骑兵”是16世纪的一个术语，最初是指被训练从事步行作战的骑兵战士。
下面一段文章由加洛林王朝国王洛泰尔二世宫廷中的一位教师兼学者拉班鲁斯·莫鲁斯从维吉提乌斯的作品中抄写并剪辑而成，它只是作品的一个梗概，仅包括着对“现代”最具重要性的一些东西。拉班鲁斯在其它章节中选择出骑兵新兵训练体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许多木马冬天放在屋檐下，夏天置于露天里。起初，新兵们努力练习不带任何武器跃上马背，然后再练习带上盾和剑上马，最后他们手持着非常大的杆状武器也能上马。这种训练如此彻底，他们不仅学会从右边，还得学会从左边和后边上下马，除此之外，他们甚至还得学会带着已出鞘的剑直接上马。
《Notitia Dignitatum》手稿是对后期罗马帝国(公元430年)战斗秩序仅存的描绘和再现。每一支罗马部队都以盾形徽章为象征。书中列举出了帝国皇家骑兵队的那些指挥官们的装备。部队中士兵们的盾可能都是同样的设计。它们显示了中世纪时期的使用习惯。
骑兵部队还得练习在马上作战。而对他们的马进行训练以适应战斗其重要性不亚于此。中世纪早期的这些军事训练形式，已预告了后来骑士比武大会的壮丽景观。查理曼的孙子洛泰尔描述了842年在凡尔登附近举行的一场令人难忘的练兵会。
为了训练的目的，比赛常以下列方式来安排，作战的人们被部署在大家能够看得清的地方。整个部队……被分成规模相同的两支军队，他们从两头向前进攻，以全速冲向对方，然后(互相接触以前)一方转过身在盾的保护下佯装逃跑，然后那些假装撤退的人忽然反攻，追击者假装逃走。接着双方国王(德国人路易和“秃头”查理)和他们的年轻的小伙子一起大声呐喊，挥舞矛柄冲锋向前。现在，一组假装撤退，然后另一组做同样的事情。这种景象因其高贵的风度和严明的纪律而显得异常壮观，值得一看。
一个骑兵，可能是德意志人，装备着矛、剑和盾(盾上有凸形浮雕图案，可能标志着他所属的部队)，这是公元700年左右一罗马石碑简陋的仿制品，发现于德意志的马格德堡附近。其罗马风格的头盔看起来根像6、7世纪时在瑞典坟墓中发现的仿制品。
在有效利用马鞍以前，手持长矛从马上进攻敌人的威力很有限。由于强大的冲击力，当骑马者的长矛受到打击时，他只能以脚踝紧夹马腰(左)。早在700年时，马鞍传入西欧，但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没看出它有什么明显作用。骑马者的脚和腿离马的身体还太远(右)，而且马鞍的皮绳深勒进马的皮肤，人的脚尖也紧绷着伸向地面，腿则被扯向与马鞍相反方向而远离了马身。
罗马–日耳曼军队
5世纪中期当罗马帝国的正式招募机构已不再发挥作用时，西罗马军队并不只是简单地随之解体。实际上，直到6世纪早期，可由统一制服和印有“罗马”字样的旗帜辨认出来的军队仍在奥尔良西部地区继续运作，他们可能由地方政治领袖来领导。但是以前帝国军队组织的士兵，还有被称为“野蛮”民族的作战部队的大部分士兵，现在都逐渐被吸收并加入了罗马–日耳曼人的军队组织中。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后代的绝大多数——像那些生来自由或不自由的乡村人口——也逐渐成为农民－士兵。例如，西班牙的西哥特国王们无论何时组织一场大的战役，都要不顾其社会或王室身份征召一些外行人甚至圣职人员去充军，而且，他们还大量使用奴隶作战。事实证明，罗马移民在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海军队伍中的人员配备和统率方面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们组成了来自北非的远征军的一个关键部分。(比如说)这在455年对罗马的劫掠中达到了顶峰。
在另外一些地方，为了进攻性目的，要求从乡村和城市居民中精选出来一群人——精选部队——履行兵役义务以加入长期的进攻性军事行动，这一要求超出了地区性防御的需要。这些从城镇和乡村选拔出来的战士组成了战场作战的士兵。在罗马–日耳曼后来政府的常规作战部队中，他们和工商巨贾尤其是国王的那些侍从部队同时为战争效力。在墨洛温的高卢，毫无疑问还有其它地方，成年男性也必须参加普通海军服役以保卫他们居住的地区，这是一种“公共义务”，穷人甚至教会机构中那些没有行动自由的仆人也不能享受豁免权。同时，在那些被防御王事保护起来的城镇中，身体强壮的居民还要投入防御工作，就像在帝国统治下的情形那样。
在6世纪意大利帝国首都拉韦讷的大教堂，东罗马帝国皇帝贾斯蒂尼安一世和他最得意的将军贝利萨里乌斯通过一幅镶嵌图画向下凝望着。由贝利萨里乌斯付诸实施的贾斯蒂尼安的伟大战略抵挡了波斯人，平定了帝国边界并重新征服了大部分西方，然而贾斯蒂尼安却开始怀疑贝利萨里乌斯的忠诚。并将他召回东方。
乡村军事化人口的数量，都面临一个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居住在乡村中的身体健壮的成年男性数目的计算。这样算的话，16世纪的高卢可能有100万至200万年龄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男性可以服兵役和接受武装。不过对城市民兵的数量却可以做出更精确的估计，比如在高卢，尚可分辨出的有护城墙的城池约有100座，每座城平均围墙长度为1500码，以现有的技术推算，平均每个士兵负责约4英尺的城墙。这样，很简单就可以计算出，保护高卢的这些城池——且不论其它一些更小的防御中心——大约共需10万城市民兵。敌人的围攻部队在攻占以前西罗马帝国这些防守结实的城池时所经历的巨大困难表明，城市民兵一直保持着它的战斗力和良好的作战形式。
战场作战部队偶尔也规模巨大。例如585年勃艮第国王贡特拉姆(公元561～592年)调动了王国的常规部队以及他几乎所有的精锐民兵讨伐篡位者贡多瓦尔德，部队兵力可能达到了2万人；在他前一代的意大利东哥特的国王们与拜占庭帝国进行了一场持续二十多年的战争，在此期间他们布置的兵力经常超过1万人；而北非的汪达尔人很可能不加考虑地就把1.5万人送上战场。
相反，拜占庭人控制的更为广大的地区，人口密度较罗马－日耳曼帝国更大，这样，503年东方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召集起来对抗波斯的5.2万军队在其规模大小上与他的前辈们所领导的那些部队肯定不相上下，而且，尽管接下来大约一代人的时期里不时有流行瘟疫冲击帝国，但贾斯蒂尼安皇帝(公元527～651年)的综合部队仍拥有接近一个世纪以前用以保护相同地区所用的兵力——17万人，例如，在530年至540年间，拜占庭帝国的两个最成功的将军贝利萨里乌斯和纳尔塞斯各统率着一批平均约有2万人的军队。7世纪时，在穆斯林入侵的警钟声里进行的改革，为这位皇帝留下了一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约有2.5万人的作战部队。
从贾斯蒂尼安到查理曼
5世纪时在高卢、意大利、西班牙、北非和不列颠的罗马－日耳曼王国建立之后，战争一直间歇不断，这促使拜占庭皇帝梦想恢复对西部帝国的直接控制。拜占庭帝国重新征服西方的计划重点是非洲、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那些加强了防御的城市和军事要塞。因为君士坦丁堡确信，在那些地区，罗马人在数量上远远超出了汪达尔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的统治者，可以想象这些罗马人肯定愿意重新并入帝国并为这份荣誉而战。人们相信，占城市民兵绝大多数的“罗马人”将在任何必要的地方制服驻扎在城墙之内的那些日耳曼卫戍部队，并在拜占庭帝国的部队到来之时立即将城市移交给帝国。日耳曼统治者的军队将丧失他们的军事设施，供应源也被切断，于是他们在自己的王国中看起来将如“陌生人”一样，而且他们将不得不与拜占庭帝国的部队在战场上公开面对或者被迫做出某种和解。
查里曼的运河工程
比较565年贾斯蒂尼安统治下达到顶峰的东罗马帝国疆域和渗入西欧最远处时的伊斯兰帝国的疆域(732年)以及840年达到颠峰时的查理曼帝国的疆域。
起初拜占庭帝国的战略看起来很奏效：贝利萨里乌斯在特里卡梅龙战争中(公元535年)击败汪达尔人后，西罗马国王和整个王国都落入帝国手中，而且事实证明根本不必花费太多心思去策划围攻北非那许多设防严密的城市。恰好相反，在拜占庭人已经攻取意大利大批重要城市的二十多年后，为恢复帝国对意大利的直接控制却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围攻作战。占领城市并不意味着最终收兵，贝利萨里乌斯的后继者纳尔塞斯发现，必须再经过一系列的战争才能彻底击败东哥特人的军队。552年在塔吉纳的胜利是这一系列战争的顶峰，敌军的一大部分被歼灭。此后，拜占庭帝国的军事重点转向东边的波斯帝国，并在628年最终遭到失败。
由拜占庭帝国在东方和西方同时发起的一个世纪的战争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却急剧削弱了自己，并因此为7世纪和8世纪初穆斯林征服东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提供了条件。这样，西方世界的军事地图剧烈改版。拜占庭帝国政府由于丧失了绝大多数人口稠密且资源富足的省份而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它丢掉了叙利亚、圣地耶路撒冷以及埃及，同时还丢掉了北非和绝大部分意大利。贾斯蒂尼安重新征服的果实在意大利很快便萎缩得只剩下少数几个战略要地。此外，711年西班牙西哥特人的王国也惨遭毁灭，由一个穆斯林政府取而代之。同时，高卢遭到蹂躏，直到8世纪末至9世纪初加洛林人将权力之掌伸向阿基坦人。接着他们向前推进越过易北河，征服了北部意大利的伦巴第王国并长驱直入西班牙直到巴塞罗那。
7世纪和8世纪初的绝大部分时间，西方战争大体上保持着一种地方性。但法兰克的领袖查理·马特(死于公元742年)、丕平(死于公元768年)和查理曼(死于公元814年)在西方复兴了中央控制的军事体制。这些人和他们的后继者们在各方面进行了零星调整，以更好地支持远离家门、路途漫长的军事行动。各郡(罗马帝国的郡，不像古希腊的城邦)继续由一个伯爵来进行军事和行政管理，中央政府又制定了许多规则以保证拥有足够规模的军队。精选部队为进攻性极强的加洛林王朝军队提供了大量战士。对于拥有12个或更多庄园的富人，要向他们征集战马和甲胄，只拥有五个庄园的人必须服役参战，但自己准备的武器较少。若有人居住在作战战场附近，只有三四个庄园也可能被征召。财产极少或只有半个庄园的人们结合成总财产为五个庄园的一个团体，然后为精选部队提供一个士兵。
就像他们的墨洛温祖先一样，加洛林人也要求所有自由民宣誓效忠国王并在居住郡的点名簿中登记在册。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区别那些应加入地方防御部队和精选部队中服役的人，也是为了对那些外行而世俗的富贾私人武装(成千上万职业化的侍从部队)实现直接的中央控制。750年左右，显然有许多地方的领导人招募非自由民做他们的侍从。此时，所有曾被赋予“封臣”地位的这些侍从都必须对主人宣誓效忠。
查理曼(公元742～814年)768年就开始做法兰克国王，于公元800年的圣诞节那天由教皇加冕为罗马皇帝。他把法兰克国家的疆界大大拓展，向东横穿易北河和多瑙河，向南伸入意大利和西班牙。帝国在他儿子“虔敬者”路易手中时仍保持着统一，但被查理曼所恢复的西方中央集权，随着帝国在他三个孙子手中经过凡尔登条约一分为三而逐渐解体。
查理曼统治着一个比拜占庭政府更大的地区，但它现在已因穆斯林的征服被切掉了一些。他曾经一度能为几场同时进行的重大战役聚集起15万人的兵力，而其中至少有3.5万人是重型武器装备的骑兵。3.5至4万人的特别部队虽不普遍但却不是完全没有。查理·马特、丕平和查理曼渐次从他们各自的地方建设起越来越大的远征部队并进入越来越远的地区，但查理曼的孙子们洛泰尔一世、德国人路易和“秃头”查理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倾向于在较受限制的战场上部署8000到1万人的小规模部队。应顺便提到的是，843年帝国在《凡尔登条约》的框架内被这三个孙子一分为三。
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战略重点在于据守已经属于帝国的那些城市并努力攻取邻近城市，丕平一世征服阿基坦人就是依靠762年对布尔日的攻取，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的对手们不堪忍受他一连串围攻而终于被迫屈服。公元774年经过一场漫长的围困之后，帕瓦亚人投降，伦巴第王国落入查理曼手中。801年查理曼制定了向西班牙进军的计划，经过持续将近两年的包围之后，巴塞罗那陷落。由于那些设防城市和周围郡县将是主要的战利品，因此最好的战争策略，小而言之应是作战战术，它意味着应把破坏减至最低程度。这些目标的战略内涵，在图尔人格雷戈里对高卢－罗马富豪阿里迪马斯和墨洛温国王克洛维斯(死于公元511年)之间举行的一次众所周知的谈话记录中被清楚地表现出来，那时后者正在布置围攻防御坚固的城市阿维尼翁。
哦，陛下，如果我有此荣耀让您垂听我几句微不足道的建议，那也许会对您和您想要通过的地区有点用处。为什么……当您的敌人安坐在这个特别牢固的地方时，您为什么让您的部队在战场上厮杀呢？您灭绝当地居民、毁坏草地、砍掉葡萄树、放倒橄榄树，并砸烂了这个地区的一切果实，但您并没有胜过您的敌人。与其这样，不如派遣一位使者去敌方，迫使他们答应每年向您纳贡。这样，为了保住这一地区他们就得向您付钱。您将是这里的主人，并将永远收纳敌人上缴的贡物。
阿里迪乌斯这段巧妙的建议，典型地反映了“野蛮人”的战争和古代军事科学论点之间的差异。亚历山大大帝进入亚洲之时曾告诫他的军队“不应毁灭他们正为之而战的地方”，阿里迪乌斯的建议正与亚历山大大帝的观点遥相呼应。
中世纪围攻技术
围攻战在军事活动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中世纪在围攻技术上对士兵设置重金奖励，整个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用于围攻工事的投石器械是非常沉重的弩炮，它由单个人控制，重约三吨，能把一个8磅重的石头射到500码外。有些更重的器械能掷更重的物体至更远之处——然而围攻部队的行李车所运送的更可能是轻型的弩炮，这种器械及其重量不超过当时车辆的最大承载容量1000磅，从装载车上卸下并被置于坚固的水平地面时，它能将3～4磅重的石头射出100码左右。更重的这类器械就只好在围攻地点直接制造或拆成许多部分，由行李车运至战场再加以重新装配了。
连击棒槌对一个围攻部队来说，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投石器械，作为8世纪一篇技术论文的《锁骨甲》描述了沿用于古代末期直到11世纪的这种连击棒槌：
前面做三根长为5腕尺的底木，中间几根底木长为4腕尺，后面一根底架长3腕尺。另外，还要有一些高一柞半、厚4尺的轮子。轮子做成圆形，中心穿一个孔。合上轮子，在顶部开一个接合处，并用一个楔子将轮固定，系上棒槌，再在它外面绕上绳子，棒槌表面护上皮革，并在顶上盖几块毛毡，毛毡上再铺皮革，然后在皮革上铺上4英寸厚的细沙，沙土盖以羊毛以免滑动，最后在顶上再铺几张皮革。柱子本身应带铰链，这样它在转动时就可以随意调整到所希望的方向。
由于西方已拥有几种制造燃烧弹的方法，保护棒槌免于火攻当然就成为一个当务之急，《锁骨甲》的作者们自己也找到了一种适应于毁坏连击棒槌防护顶的火攻方法，不过中世纪时代最有名的火攻代表是“希腊火”，它很可能是石油和松蜡的某种混合物。公元670年间君士坦丁堡的包围战中，拜占庭人利用它烧毁了阿拉伯人的船只。
弩炮利用缠绕的绳子或毛发的捻转而产生力量，这种围攻武器也表现了古代世界和中世纪时期围攻器械上的技术承接性。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弩炮一直是最基础的轻型大炮。
围攻战争的技术并非只为罗马帝国的那些后继国家所独占，例如在451年，连击棒槌就被匈奴人阿提拉的部队使用以攻破奥尔良城墙。而在626年，当来自多瑙河盆地的阿瓦尔人围攻君士坦丁堡时，他们不仅使用了连击棒槌，而且建造了许多的木头塔楼以打击城墙顶部。
技术的连续性。虽然这种带着“保护房”的连击棒槌图片取自塞普蒂米乌斯·塞韦鲁斯(公元203年)拱形门上的一个浮雕，但其外形也同样适合引自8世纪的技术手册《骨骨甲》中的那段描绘。
中世纪战争中的泥土防御工事
8世纪初的历史学家比德相信，北英格兰的哈德良城墙和南苏格兰的安东宁城墙建于5世纪初期，是最先完全未靠罗马帮助而建设的防御工事，他对中世纪早期的一些统治者成功承担如此重大工程的能力的这种自信，很可能部分阻碍了他对737年完工的丹威克(右下图)的了解。不过，中世纪军事土垒工程精巧的后勤学的最佳表现，很可能还是793年查理曼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修筑一条运河的尝试。
查理曼的水路已使他有可能在整个北海至黑海之间部署军队并通过水路为军队提供补给(整个中世纪时期，水上运输是远距离运送大量武器装备和供应的最迅速最有效的途径)。它不仅赋予查理曼在巴尔干地区以优势地位，而且使他能够将自己在黑海沿岸地区的势力影响一直投射至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口。
尽管查理曼的莱茵－多瑙河工程最终失败了，并且北海和黑海通过一条水路连接之梦直到1846年才实现，但这位国王的战略眼光，建造永久性后勤设施以及倡建一个如此值得纪念的工程的聪明才智，博得了历史的尊敬。许多文字资料加上考古学、地形学、土地测量学以及水文地理学的研究都在表明，在793年秋的大约10个星期间，查理曼投入了至少6000名工人挖掘一道经过缜密设计的运河——整个中世纪期间可找到许多罗马的勘查手册和其他一些有价值的古代技术手册，这条运河旨在把雷格尼茨河－美因河－莱茵河网一条可通航的支流雷察特河与多瑙河的一条支流阿特米尔河在魏森堡邻近地区连接起来，从此地到东方旧罗马城雷根斯堡和到南方的奥格斯堡的距离相等(45英里)。
奥法堤(上)。与查理曼同时代的奥法(死于公元796年)是麦西亚国王。这道堤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它从塞文河口向东北延伸了将近150英里，堤璧土墙高出地平面约25英尺，下临一条约6英尺的深沟，堤壁和深沟加起来平均宽度约为60英尺。8世纪时，堤璧至少某些部分上面建造了石墙，另外一些部分的顶部可能是木头的栅栏。
闻名于奥法的丹威克很可能曾是一道巨大的土垒，在登马克把日德兰半岛从大陆上切割开来。土墙最初一段最引人注目的工程大约在737年竣工，而它的修建可能在10年前就开始了。
运河遗迹表明，整个工程原计划为1英里长，90多英尺宽，中心最深处有20英尺。工人们被期望以每小时0.4立方码的速度用人力将100万立方码的泥土运走。现代的估算(可能太高)表明，在十个星期的劳动过程中，每天必须向工地供应12000～1500吨小麦，1000～1200头公牛和2000～3000头猪，以便向每个工人提供约4000卡路里的热量。
这6000名工人仅仅组成了整个工程动员的总资源的一部分，例如，1500吨小麦将装满30辆马车，它们需要用60头公牛来拉，而每头公牛每天需要50磅饲料，1000头的公牛群和3000头猪不得不通过税收体制征收上来并赶至工地并关在栏内，天天喂养直到需要宰杀为止。战场上还需建设大量厨房，这又需要配备许多屠夫、厨师、面包师以及其他辅助人员，此外还有大量伐木工，伐木者不仅需要砍伐炊事所需的柴火，而且还要砍伐木材以支撑运河两岸的修建工程，而这种木材必须经木匠们加工后方可使用；工具修理离不开铁匠，而他们又需要木头或炭产生锻火；伐木工人和木匠们毫无疑问还得为工人们建造工棚并为厨房和铁匠们另外建造一些房子。而且，那6000名不太熟练的工人到秋天收割季节时还得抛下工作回家劳动，即使在使用农奴或奴隶的地区，也得有一种合适的体制把这些工人从他们通常的任务当中解脱出来，以使他们能去参加公共性的徭役。
运河工程的最终失败不是因为缺乏工人或供应，而是因为793年的那个秋天多得出奇的雨水，大雨冲毁了运河两边的河岸，并使挖掘常常很困难甚至不可能进行下去，但无论如何，运河的开挖让我们窥见了加洛林王朝的伟大战略。
查理曼大帝的运河工程给今天德国的格拉本留下了一个乡村池塘。
新城墙，旧根基
伴随着加洛林帝国的迅速崩溃，西欧出现的各民族国家的根基也暴露在受打击的范围之内。查理曼三个孙子之间签定的凡尔登条约奠定了法德两国的基础，外加一个从弗里西亚，一直向南延伸至罗马的虚弱而毫无防范能力的中部王国。顺便提一句，它东西两面的邻居将为之争战上千年之久。英国在北欧入侵的严峻考验中诞生了，而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各王国在反击穆斯林的一系列小型战役中也逐渐合并起来，惟有意大利仍然只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
西欧国家和拜占庭帝国都保持着守势，这便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组织问题。一个进攻型的国家可以在每年战季时召集部队，然后在战争结束后把士兵们遣送回家，相反，一个防守型的国家却需要组织起经过高度训练的流动部队并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必须找到足够的财富以维持常规的战备。矛盾在于，既要保持一种良好的进攻态势，又要保持国家的经济优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机敏智慧的领导者们找到了化解矛盾的办法，他们在旧日的基础上把过去的罗马防御工事重新改造——并改造了罗马人关于防御的观念——以至于敌人一想到围攻这个城市所花费的代价便望而却步。
这块来自林迪斯凡的石雕描绘了一次突袭中的7个维京人战士。这块石雕来自林迪斯凡岛(北英格兰诺森伯兰海岸不远处)。维京人偷袭此地的记录早在793年就开始了。维京人是9～10世纪直至11世纪期间欧洲西自爱尔兰，东至基辅的最成功的斗士。他们频繁地应召于拜占庭帝国，就像盎格鲁－萨克森人一样。维京人的马匹只用于运输而不用于战斗。
英国的回答
韦塞克斯的艾尔弗雷德大帝利用结构类似于早期罗马－日耳曼帝国的部队来抗击北欧维京人，保护他的王国。他广泛招募军队以应付各个地区的防御，同时精选了一些人作为战场部队的士兵，这些士兵与来自军事贵族和富商巨贾侍从所组成的精良部队共同作战。艾尔弗雷德把他的精选部队分成两个部分，从而解决了如何长期防御的问题：一部分在战场，以随时对敌人的进攻做出反应；另一部分则留在家里，这些部队有规律地按时轮换。显然他也根据相同的模式，动员富商巨贾们的私人武装。艾尔弗雷德还在为防守韦塞克斯所建立的33个军镇中建设了相同规模的卫戍部队，该部队由军饷供俸。当地居民被派遣去保卫他们居住的城镇，并负责维修城墙。此外，地区防御则继续由普遍征募的队伍和精选部队来维护，但他们并不在国王手下服现役。
拜占庭帝国战船上使用的“希腊火”。中世纪绘画不同于现代摄影之处，在于它更强调表现具有关键价值的东西而不是现实主义的摹拟；像这里，画面几乎没有表现几名桨手，焦点是船的中心结构，颜色最明亮的地方是“希腊火”本身。虹吸管也被加以强调，它延伸出船头之外，这很重要，它说明“希腊火”如何防止战船自身遭到回火的伤害，而船帆则表明这艘战船可用于公海作战。
这种对罗马－日耳曼军事组织的继承，在整个西方中世纪相当普遍。普通武装的人们为地区防御提供人力，而更加高度军事化的精选公民组成了政府的远征部队：精锐部队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外行而又世俗的重要人物的私人武装，这些重要人物包括国王和他们的那些最显赫的贵族。在庞大的帝国或在较弱小的国家，这种基本的军事组织机构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有时甚至更远。甚至在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也有一支为进攻性军事行动而招募的精选部队，同时这些城市国家也普遍征召身体强壮的人保卫城邦，佛罗伦萨市征召的士兵的年龄上限是70岁。城市权贵们不仅在都市范围内，同时也从乡村中动员人力加入军队。
艾尔弗雷德为了抵抗维京人海上和陆上的进攻，通过修造特殊战船扩建了他的海军部队，把拥有60只桨的船作为标准战船。他还成功地建筑、重建和修复了相当多的防御工事。899年(艾尔弗雷德去世之年)和914年间签署于英格兰某地名叫《自由民每一海迪土地赋税法》的文件列举出了33个要塞保垒，它让我们得以一瞥盎格鲁－萨克森军事管理制度的复杂和精巧。此文件包含了对33个要塞的周边防御工事进行测量和勘查的数据，然后列举并估算出能出产和收成的土地资源，以便来自每个“躲藏地”——维持一个家庭所需要的土地数量——的利润都被用以供养卫戍部队的成员。每个成员需要防守并负责修理1／4柱长(4.23英尺)的城墙。古罗马的城市温切斯特很好地展示了这种高质量的管理工作。在那里，有2400个“躲藏地”被分配开来以支持周长为9954英尺的要塞城墙的防御，为2400名战士提供土地资源时的差错率基本低于1％，《自由民每一海迪土地赋税法》也向我们暗示出发明盎格鲁－萨克森如此和谐的军事政策的人具有卓越的战略意识。它本身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在这里，任何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都不会超过20英里——一天的行军路程。既然在两城之间的行军途中部队不必在野外深夜露营而承受敌人可能发起的突然进攻，那么救援部队和补给队伍就拥有很大的安全。此外，来自另一个城中的部队在附近一个城防部队陷入包围之时可以迅速行动起来，对其实行救援。
德国的“捕鸟者”亨利国王(死于公元936年)也用了很大努力要建立一个和谐统一的防御工事体系，它以小地主的服役和他们的地产税收为基础，并建有极规则的堡垒和高效的补给设施。他的这种努力与那些稍早建立于盘格鲁－萨克森的英国体系，都不只是拥有表面的相似性。据编年史家维杜金德说，亨利在保护防御工事的方法上是：
每九个农民－战士中选出一个人，要求他们为其他几位农民建筑一些小的住处(在防御工事内)并从他地里的收获中收取1／3保留在镇中。而另八个人则要为这第九个人(驻扎镇)种地并从地里收割谷物。
德国和英国的体系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罗马帝国的纵深防御原则(参阅原文第64页)，从较早时期未被文字记录下来的这种模式的实物代表，到现今仍存的记录，以及今日仍在拜占庭使用的这种原则，都可了解到这一点。
拜占庭帝国的回答
东罗马帝国不得不保护自己，抵挡来自东方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以及哈扎尔人的进攻。它的安全尤其是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舰队。四个世纪的岁月中，拜占庭帝国的海军不仅在地中海地区，而且在黑海和多瑙河地区都成功地维护了帝国的利益。标准的拜占庭战船是一种快速大帆船，它拥有两排共100人的桨手，每两个人占一把长椅。每只大帆船上的弓箭都带有一种能在敌船上喷射希腊火的类似虹吸管的装置。但对许多装置的现存描述都很模糊。它也许是由某个人射出一袋弓箭，这些箭在到达敌船之前可能就会像现代的连发炮弹一样爆炸；另外，也许是易碎的容器比如陶罐，装着燃烧弹投向敌军。大帆船上的100名桨手同时也是可以参与作战的士兵。甲板下面长椅上的50名桨手没有武器，但上面的50名却配备着最精良的武器，就像过去战船上的“海军陆战队”。
这座位于南部图赖讷地区(法国)洛什市的巨大的四方形塔搂由安热温的伯爵(公元960～987年)杰弗里·格雷曼特尔开始修建，约于1030年在他儿子富克·内拉手中完成。这座堡垒是安热温心脏地区东南边界防御的支点，同时也是向外扩张的基础。
911年和949年，拜占庭人对占据着克里特岛的穆斯林发动了两次水陆并进的大型军事行动，并在961年最终夺回该岛。11世纪时，西西里的穆斯林又遭到无数次的攻击。此间，拜占庭人表现了完美的能力和技巧，他们将大量马匹用战船远距离运至敌方并成功登陆，进入了良好的战备状态。进入11世纪中期，南部意大利的诺曼人也掌握了运输马匹的秘密，并最终把这份情报传给了威廉公爵，使他在1066年靠着拜占庭人设计的马匹运输战术得以成功地入侵英格兰。
拜占庭人不断地改进他们的海军技术。例如，他们开拓性地改造了战船的构架，认识到保守军事机密非常要紧，拜占庭人建立了一个严密的情报和反情报组织。穆斯林人之所以总是落在他们的基督徒邻居之后，这至少应部分归功于拜占庭帝国高效的保密工作。阿拉伯人的游牧骑兵没有什么海战传统，所以他们利用基督徒修造他们的船只并组成海军，这些基督徒当中有一些人已皈依伊斯兰教。一些最重要的穆斯林海军将领，像的黎波里的列奥和塔尔苏斯的达米安，都是拜占庭帝国的叛逃者。然而到11世纪下半期之前，当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尤其是威尼斯开始建造越来越多设计更为先进的船只时，拜占庭的舰队开始相对衰落。1204年，为了掠夺大量财宝并结束教皇和长老之间的宗派之争，把拜占庭变成西方的一部分，十字军洗劫了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他们让罗马基督徒在君士坦丁堡做东方教会的领袖并把另外一位西方人安置在皇帝的宝座上。
富克·内拉的石堡网
安热温的富克·内拉伯爵(公元987～1040年)建立了一个统治整个法兰西西部的王国，在此基础上，他的后代杰弗里·普兰塔奇纳特家(死于公元1151年)和亨利三世(死于公元1189年)又建立了一个版图南起比利牛斯山脉北至苏格兰的大帝国。
富克王国的边境由一连串的石头堡垒来执行防御——在那时这是一种革新。它们位于边境外约20英里处。除此之外，富克又另修建并控制了20多座石头堡垒，建立了边疆的纵深防御，这样，垂涎欲滴的袭击者们再也不能随意出入安热温的心脏地区了。
虽然驻在塔内的士兵不能像18世纪要塞中的守军那样利用猛烈的火力封锁路口或浅的河滩，但弓箭手和弩手却可以往来入侵者之间并消灭掉那些被诱入射程之内的来犯者。更重要的是，骑兵部队可以部署在城外20英里的战线上阻挡敌军。这些骑兵拥有安全供应并能于夜间在附近的防御工事内安营。富克的堡垒或许并没有完全击退那些入侵者(假如这种情况确有发生的话)，但他们确实有效阻挡了敌人入侵，敌人攻击要塞受到阻截而暂停时，便给了富克时间，使他得以召集更大规模的军队去击退下一批敌人。
同时，在敌人艰难进军的每一座堡垒中都保持着一支流动的基地部队，他们使敌人步履维艰，有时甚至将敌人从中间切断，使之既无法得到补给又不能相互联络。任何来犯者若敢于孤军深入去围攻任何一个危机四伏的堡垒，都将冒着主力部队被削弱的危险，并有可能丧失已部署在敌人区域内以保护自己的军队。
富克·内拉统治下的安热温中心地区遍布着无数防范严密的城堡和要塞。伯爵通过对所有防御工事的系统化定位，把平坦的国土分为许多谷地，它们控制着穿过乡村地区的路径并掌握着水路。既然敌人不得不通过这些谷地，那么富克便可以召集部队并选择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开始战斗。
1066年的黑斯廷斯之战
1066年1月英王“忏悔者”爱德华一死，曾是他左膀右臂的韦塞克斯伯爵哈罗德·戈德温森便迫不及待地加冕称王。若爱德华的亲戚威廉公爵想要夺回王位的话，那就必须在秋季之前侵入英国并牢牢地控制王位。然而1066年年初时，威廉已在既无舰队也无技术和经验的情况下把大批战马运过海峡并进入战备状态。他只有诺曼底那些缺乏训练的队伍，但威廉解决了所有这一切问题，并在中世纪历时最长的大战中与哈罗德对垒(9小时)，凭借与诺曼底人的火力联合，又由于盎格鲁－萨克森人纪律上短暂却致命的疏忽，威廉取得了这次较量的胜利。
威廉得到了诺曼底权贵们的支持，并在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诺曼底人领地上招募专家制定马匹运输的方案。军队中的雇佣军大多来自北部和西部法国的其它一些地区。8月初之前，他的军队和战船已在滨海迪沃（今卡尔瓦多斯中部海岸）准备就绪，精密成熟的后勤系统支持着扎营部队，这支部队包括1.4万名左右士兵和2000～3000匹战马。当盎格鲁－萨克森人的战舰返回泰晤士河口等待整修时，威廉的军队乘机渡过海峡到达佩文西，即古罗马的港口安德里塔，那儿有适合马匹登陆的良好的设施，所以，登陆未受阻碍，威廉派遣他的舰队将步兵和补给运至黑斯廷斯——骑兵则行陆路。
哈罗德那时恰巧正在离伦敦190英里之外的约克郡全力对付北欧海盗的入侵，就在其得知诺曼底人登陆消息的前五天，他才以巨大代价决定性地击败了那些海盗，他下令南部进行总动员，并率剩下的正规部队匆匆赶往伦敦。他的策略是在黑斯廷斯半岛封锁入侵者。在到达黑斯廷斯之前，哈罗德已召集到8000人，其中占绝大多数的地方募军来自伦敦和黑斯廷斯之间的地区。他们按指令聚集在黑斯廷斯北部至西北部约7英里的一个地方，现在名为“巴特尔”。哈罗德本来还有1000人左右的军队，包括受过严格训练的一些正规军队以及他的几位兄弟和其他一些盎格鲁－萨克森权贵们的私人武装侍从部队。
威廉在圣瓦莱里召集的1.4万人，可能只有1万人在战斗来临时能和他在一起，其中有重装骑兵约2000～3000名，1000人被留下来保护佩文西的要塞，另7000人则需要去执行黑斯廷斯的防御。但威廉拥有一支弓箭手和弩手组成的出色的先遣队，而盎格鲁－萨克森人却严重缺乏“火力”——无法远距离消灭敌军。
威廉不可能坐等自己被敌人封锁，他必须尽快激怒哈罗德并与他交战。于是他迅速赶往哈罗德大部分私人庄园的所在地苏塞克斯地区。哈罗德并不热心与威廉作战，他在一道880码长的山脊上占据了一道易守难攻的战线，它在地形上高出下面的沼泽地约275英尺。他还把民兵部署成一个巨大的方阵，正规部队被置于前线以坚固阵线并鼓舞士气。威廉可以开战，但他必须首先在黎明时分行军7英里，然后在进入敌军50码射程之内时，还必须冒着雨点般的矛枪攻上山。
“哈罗德国王被杀”。此幕情景来自巴约的一张挂毯。传统看法坚持认为哈罗德是左边那个人，眼被箭射中，不是右边那个被一名诺曼底骑兵撞倒的人。下面的传统说法比较合理：威廉的取胜是由于武器尤其是火力联合的绝妙部署，诺曼底骑兵惟有在盎格鲁－萨克森人的阵线被打破之后才具有某种优势。
10月14日威廉开始了进攻。首先，弓箭手和弩手发起一阵阵猛攻，以削弱盎格鲁－萨克森方阵的防卫力。然后，步兵骑兵同时向盎格鲁－萨克森人的阵线发起进攻，但它坚固得就像一道石墙。弓箭营和弹弩营的复合打击模式反复了多次，直到当天下午仍未奏效。于是，威廉决定让左翼的布雷顿骑兵——这种战术的专家——佯作撤退。诡计奏效，盎格鲁－萨克森阵线的右翼在疯狂追杀“飞逃”的布雷顿人中渐渐分散了。威廉军队发出预定的信号，这些骑兵突然掉转马头。在那些暴露在开阔地区且被兴奋的追捕搞得精疲力竭因而散开来的敌军步兵中纵马飞驰，任意践踏。威廉的右翼遂发起第二次佯退，也取得了同样的效果，盎格鲁－萨克森人的方阵丧失了自身的威力，尤其是哈罗德的两个兄弟即他最得意的两位将军之死，使盎格鲁－萨克森人士气大跌。
黄昏降临时，哈罗德严重受伤，威廉的部队即将以精神抖擞的短兵相接来占领山脊上的高地。不久，哈罗德所据之处也就是盎格鲁－萨克森人阵线的核心被占领，国王自己也被砍倒在地，旗标被任意践踏(撤军的通常信号)，盎格鲁－萨克森人的方阵终于破裂，紧接下来的便是全线的溃败。
小国家小军队
穆斯林的征服令东罗马帝国急剧衰落，加洛林帝国也被分割成大量的小国家，这意味着东西方所招募的以进行进攻性军事行动为目的的军队规模都将缩减，它将远低于后期罗马皇帝和查理曼战场部队的规模。但是在9世纪中期之前，拜占庭帝国又能支撑一支12万人的常规军了。2.5万人组成战场部队，9.5万人的地方部队分布在整个帝国的20个地区，同时又以800万的人口作为基础支撑着这支庞大的军队。
10到11世纪在前加洛林帝国西半部出现的那些小国家不得不建立起他们较小规模的远征军。然而战场部队的这种缩减并不一定是源于士兵数量的显著下降，相反，事实证明那是因为统治者们再也无法对那些管理州郡并负责带领当地分遣队并接受招募的权贵们实行有效的控制。同样，保护当地城墙的镇上居民和军事化了的乡村人口也并未表现出更大的下降，但在维京人入侵期间已发生了一些人口的重新分布。在英格兰，9世纪后期到10世纪期间，外来入侵和国内战争都导致了很大的军队伤亡，但士兵仍不缺乏。艾尔弗雷德大帝的各城除当地民兵外，还有一支由2.8万人组成的由军饷供应的卫戍部队来保护。同时，精选部队“五个躲藏地”的招募制度又为战争提供了一支2万人的训练有素的部队。除这些外，盎格鲁－萨克森的君主们还可调用他们自己和权贵们的私人武装侍从以发动进攻性作战。在黑斯廷斯战争中，哈罗德国王召集了精选部队的绝大部分约8000名士兵，但这也只构成了参加作战的盎格鲁－萨克森部队人数的一小部分。
埃塞克斯郡黑丁汉姆城堡的高楼修建于1130年到1151年之间，其所有精髓部分都与一个多世纪以前由富克·内拉所建的四角形石塔相似。这些塔楼通常都得到了进一步巩固。首先在四周环绕以壕沟和泥土防御工事，然后又在外层修建了木头外堡(到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时)，最后又被日趋精巧的石头幕墙加以保护。不过，中世纪的这些塔搂不存在什么固定统一的设计：地貌、资源及修建目的，都会影响到它们的修筑地点、高度，以及其它防御性因素的配合问题。
海峡对岸，法国的休·卡佩(死于公元996年)能够从他直接控制下的巴黎周围小小的中心地区召集起一支6000人的部队，而另一位更大的权贵安茹的富克·内拉伯爵(公元987～1040年)，也能够召集起6000人的部队并发动进攻性的军事行动。1067年时，仅安茹市本身就能提供1000人左右参加精选部队，而保卫城镇壁垒只需1500名城市民兵。与富克同时代、比他年轻一些的威廉公爵可成功聚集起一支1.4万人左右的部队实施1066年对英格兰的入侵，它包括外国雇佣军队和一支2000至3000人组成的骑兵部队。
莱茵河另一边，到10世纪中期前，德国国王们统率着1.5万名重型武装的骑兵大军。根据先进的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来计算，这支部队在比例上与查理曼统治时人们根据土地占有量承担的兵役义务一致。955年对马扎尔人的拉茨菲尔德战斗中，奥托大帝那支8000到1万人的部队仅仅组成了德意志王国中所拥有的作战人数的一部分，同时还有一支基本募自萨克森人的军队进攻斯拉夫人。至于982年成功入侵意大利的战争，奥托二世率领的军队可能超过了2万人，其中包括1万名重型武装的骑兵。
1096～1099年，第一支十字军开进中东。它从西欧大部分地区招募而来，由罗马教皇使节勒普伊的阿德马尔主教率领，约6万人，数量上是查理曼所召集部队的两倍。而且因为有各种基督徒海军力量包括拜占庭和热那亚提供补给，军队后勤工作的范围已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从君士坦丁堡到圣地的整条沿线，十字军击败了好几支大规模的穆斯林军队，而这常常归功于拜占庭职业化部队的援助，从轻装骑兵到器械师和海军人员。有争议的观点认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构成了中世纪由一支西方军队发起的最复杂也最艰难的战争。第一次东征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胜利，就是包围并攻取了一些大的要塞城市诸如安蒂奥奇(公元1098年)和耶路撒冷(公元1099年)，这样便使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建立十字军王国成为可能。十字军的战士们勤奋工作，利用城堡为基础的纵深防御体系来保护这些国家，那些城堡可作为进攻敌人领土和保持供应线的基地。
步兵与骑兵
整个中世纪时代很少发现这样的战斗：骑在马背上作战的人员是战术上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在绝大多数战役中，徒步作战的人数都远远超出马背上作战的人数：5：1或6：1的比例在西方看起来是正常比例，而拜占庭人的这一比例则接近4：1。而且，在中世纪意义深远的绝大多数战役中，绝大多数有时甚至是所有的骑马者也都下马徒步作战。骑兵的进攻很少取得成功，尤其是在没有弓箭手、弩手或其它步行作战部队支持的时候。
步兵战士不仅能够击退骑兵的进攻，在骑兵攻势较弱时还可毁灭来攻部队。然而，若步兵预设的作战程序失败，灾难就可能发生。骑兵常常用佯装撤退来引诱按兵不动的步兵，使他们以一种丧失纪律的方式从他们据守的阵地被引出来，然后骑兵们就可以突然掉转马头发起反攻，在一个开阔的地形中与步兵短兵相接。黑斯廷斯战役中，征服者威廉所施行的佯装败退就对他的最终胜利意义重大。此战术亦可有效用于与骑兵交战。比如928年在科隆内角，一支轻装的穆斯林马队诱惑奥托二世的重装骑兵陷入了一场漫长的追击，当奥托的马精疲力竭之时，其侧翼又遭到预先埋伏好的后备部队的打击。战争最终结束于基督徒部队遭到的伏兵袭击之中。
步兵训练的质量可能优劣悬殊，普吕姆的阿博特·雷吉诺谴责他的莱茵兰地区地方部队的一段话常被人加以引用：
不计其数的步行者拥向那儿，他们从各个战场、各个乡下房子里出来乌合成众……当北方人了解到这群下贱人的虚弱和缺乏军事纪律更甚于自己防身盔甲的缺乏时，他们便大喊一声冲上去，砍倒他们，疯狂地屠杀他们，那情景看起来简直不像在杀人，而是在杀一批无声的动物。
固定在马鞍中。11世纪时，一个马背上的人站在马镫中挥舞他的长矛(左)，他把马镫作为一个立足点，从那里发起攻击。12世纪时(右)，他坐在马背上，脚在马鞍中，腿将马镫绷向前方，而背靠马鞍的弓形部分，被其托住，敌人长矛攻击时的惊吓只是把他逼至马鞍后的弓形部分中，而不至使他摔倒在马臀上。到中世纪末期，马上长枪比赛中的骑马者装备得更像是破坏性赛马会中的骑手，而不像战场上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战士。战斗中的甲胄不像以前那样精心穿戴和防范严密了，这使骑兵战士在马背上或徒步时都能够达到更高的战斗效率。
而在天平的另一端，955年奥托大帝在奥格斯堡附近的拉茨菲尔德战役中对马扎尔人的惊人胜利，则表现了卓越的纪律性。奥托的大部分士兵都徒步作战，所以他们对马上弓箭手的胜利就更为引人注目。
当时的观察家们在认同和反驳当中逐渐明确了在中世纪可被认为是骑兵作战“信条”的东西。征服者威廉在黑斯廷斯遵循了这一传统信条，他不许他的骑兵部队率先去进攻那据守不出的敌人，直到他用密集的箭雨和步兵打击并削弱了敌军的防卫能力。确实，对付被壕沟严密保护起来的敌人，对骑兵来说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跳下马背去做徒步作战。
骑兵部队的将领们如果无视这一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信条，居然在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或者在一次正面进攻当中，贸然向据守于工事内的敌人发动攻击，常会发现自己处于重重危难之中。查理曼传记的作者艾因哈德描述了782年法兰克人进攻他们的敌人萨克森人时在辛特尔山区发生的一次灾难：
看起来他们不像是在进攻准备好迎战的敌军阵线，而好像在从后面追捕逃亡者并聚敛战利品。萨克森人的队列在他们的营地前方安然等候战斗。每个(法兰克)人都以最快的速度策马攻击他们。但战斗一开始，进攻者就被萨克森人团团包围，几乎所有的法兰克人都惨死于萨克森人的围歼之中。
在这幅来自安茹的12世纪一本手册的插图中，衣着甲胄的步兵和跳下马来的轻装骑兵(手持剑和风筝形状的盾)混合在一起。军队统帅是左边重甲防身的下马骑兵(注意：与别的下马骑兵一样，他已取下了靴刺以准备步行作战，一种聪明的远见)。在整个中世纪时期的战斗中，一直都能见到这种混合型部队，当时的记录称之为方阵。
骑兵的作战信条也倡导应把骑兵部队部署在对敌人的侧面打击中。1097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在多里莱乌姆，一半军队遭到了穆斯林的打击，骑兵马上下马徒步作战。另一半骑兵则冲上去救援并自侧面进攻。敌人在夹击之下被击得粉碎，就好像战斗的策略预先就已制定妥当。993年在利雅得，一次这样计划好的奇袭被德国的“捕鸟者”亨利使用，以对抗马扎尔人的一只马上弓箭手部队的进攻。他使用一只轻装骑兵作为诱饵将敌军引入预定的位置，敌人第二串箭还未射出。他的重型武装骑兵就与轻装骑兵胜利会合了。
一些中世纪文本过分夸大了骑兵在战场上所扮演的角色，使之远比事实所证明的更为重要。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的女儿安娜·康奈那在作品中写道，法兰克骑兵的进攻是如此的勇猛，它足以冲破巴比伦的城墙。她说她父亲对诺曼底重型武装骑兵的作战经验，使她确信骑兵攻击确实势不可挡。更加臭名昭彰的是，中世纪传奇故事和罗曼史居然把骑士描绘成战争的支配者。事实上，阿莱克修斯不费吹灰之力就使得诺曼底骑兵享有的优越性归于徒然，他们的正面进攻仅仅由于敌人设置的铁蒺藜和其它一些简单装置就陷于徒劳，传奇故事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虚构。
但中世纪的军事决策者和战士们对现实充分了解。他们投入大量财富建筑并维护城墙、堡垒、修造大炮、复杂的围攻塔楼以及连击棒，所有这些都为步兵配置。同时他们还付出很大的努力对地方民兵和普通步兵进行适当的征募和训练。最经常性地被引用、翻译和查阅的一部中世纪早期的通俗散文作品是维吉提乌斯的《军事问题》，它就是一部很少提到骑兵的有关步兵训练的手册。
盖亚尔城堡于1190年由英王理查德一世以高昂代价(4.4万英镑)筑就。1204年，这个位于鲁昂附近塞纳河悬崖上，在防御诺曼底军队中具有关键作用的要塞，在一次漫长的围攻之后，落入法国国王菲利浦二世奥古斯塔修斯之手。诺曼底自1066年起属于英国，现在变成了法国领地。从12世纪开始，随着城堡设计的改进，城市防御的加强，围攻变得越来越艰难，结果也越来越难以预料。盖亚尔城堡的围攻战是少数几场取得实质性领土利益的包围战之一。
围攻下的坚固堡垒
加洛林帝国崩溃以后，西欧的地方权贵们集中修建了许多防御工事以保卫他们所在的小规模地区免于敌人的入侵。这些工事在军事上的价值非常有限，虽然它们数量极其众多：单在韦克斯福郡和爱尔兰就有400座，而西班牙中部高原地区有更多这样的工事，以至于人们以它们的名字将一个重要大州命名为卡斯提尔。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形成网络的防御工事。纵深防御战略经韦塞克斯的艾尔弗雷德、德国的“捕鸟者”亨利及安茹的富克·内拉的发展，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一直保持着它稳固的基础地位。这一点从以下这些事件中也可看出：1066年后征服者威廉在整个英格兰地区配置了许多堡垒，而12世纪期间卡佩王朝则宣称控制法兰西岛。
由于这些建筑的存在，围攻战争继续在军事活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发生在战场上的大型战役则相对较少，除了有时发生在围攻者和救援部队之间的战斗外。然而，尽管炮术取得了惊人发展，而且第一次引进了牵引投石机，后来又发明了平衡力技术(它在威力和使用效率上远超过古代器械)，但是从12世纪开始，围攻作战逐渐被证明很难取得成功且代价日趋高昂。越来越多设计精巧的人造防御工事表明，防御艺术已不仅仅是与防御技术并行而是超越了它。主要大国如英国和法国政治力量的增长，也使得仅凭一次成功的包围战就推翻一个王朝成为不可能。
紧张的训练和部队的高度团结极其关键。若用50个坑道工兵来挖一条长仅100码的位于城墙下30英尺的坑道的话，就需要有专门的技术知识和良好的训练，而且他们之间的凝聚力也必须足以反击进行地下破坏的敌人。利用破城槌在敌人炮火下攻城的战斗小组，或是夜以继日向敌人发射武器的投掷部队，当然也都需要类似于现代坦克或迫击炮组的严格训练和团结精神。甚至在接到指令的一个12人组扛着45英尺长的云梯穿过100码危险空地并把它稳靠在城墙上，然后以预定的程序向上攀援时，所需要的也远不只是那种“无声的勇气”。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两个世纪之内，许多西方国家扩编了军队。这一现象反映出欧洲人口、财富的增加及少数大国对外扩张能力的提高，同时也表明许多其它小国家已被消灭或被吸收吞并。例如在英国，12世纪晚期的君主们可以聚集起2万人的骑兵部队，而在1214年的布文战役之中，抗击敌军的综合部队人数可能已达至4万。进入13世纪末时，爱德华一世(死于公元1307年)为了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在重复征召的基础上召集了2.5万名步兵和5000名骑手；法国的皇家军队可能也达到了相同的数量规模，单是王国南部就能为“美男子”菲利浦(死于公元1314年)提供2万名士兵。
在13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国家，为了防御和进攻附近的敌人，可召集的军事力量看起来也极其可观。米兰据说有可能从居住在城市本身的20万人中募到1万名骑兵和4万名步兵，当然人们也可能对此有所夸大——也就是城市总人口数量的1／4——另外还可以从它的600个附属社区中募用3万人。佛罗伦萨的数目看起来更接近现实一些：总数为40万的人口中可募用2000名骑手和1.5万名步兵。
拓建城墙
12世纪后期，西方开始了漫长、艰难而又耗资巨大的拓建周围城墙的工程。这些只有靠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的工程表明，当时的思想家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赋予了要塞城市以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英国，设防城镇的数量增加了一倍，约达到200座，其中绝大多数新城墙宽6英尺，高20到30英尺。出于一些缜密的考虑：为了给难民提供住宿，为了给未来的发展留下余地，为了在墙内种植庄稼和放牧牲畜，也为了保护镇中心免被炮火轰击，许多城墙都围进了一些尚无人居住的地域。有些新的防御工事的确变得非常庞大，例如在约克，城墙向外延伸了两英里以上。
当一个原城墙的周长为2000码的古罗马城市外围建筑起一道4000码长的新城墙时，防御的周边长度虽然仅仅是以前的两倍，但圈起的范围却从25万平方码增加到四倍即100万平方码，于是对城市民兵的需求虽然增加了一倍，但居住在防御区域内的居民却是原来的四倍了。
这样，围攻部队便在两方面被新延伸的城墙所挫败。一方面，必须克服的物质方面的障碍增加了；另一方面，成功地围攻所要求的军队数量也相应大大提高。但对于防御一方来说，被保护人口的百分比却下降了。
结果，就在整体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西欧国家大量的城镇居民却卸下装备，走向了非军事化。
在法国南部的卡尔卡松城，古老的内层壁垒(右)仍然矗立在罗马人和西哥特人所立的根基上。8世纪时，他们这座城失陷在摩尔人手中。法王路易四世统治时期(公元1214～1270年)增修了外围城墙。卡尔卡松是鲁西永边界上的一座牢固的军事重镇，后者直到1659年才成为法国领地。
骑士神话
此前不久有一个罗曼蒂克的时代。人们渐渐相信中世纪战争，是由那些被狂热的骑士精神所驱使的缺乏训练的封建领主承担主要角色的。因为他们有极浓重的独行侠风格，战斗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单个骑士之间的马上突袭。但这种观点却是一种谬误。
有三个理由可解释中世纪军事记录和那些不确切的解释之间为什么存在着差异。
首先，封地在欧洲的财产法律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相反，在军事问题上的角色却并不那么重要)，这样它自然便赢得了那些关注法律制度历史的学者们的高度注意。第二，西欧绝大多数封建领主都是贵族，而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待以研究的文件——“羊皮纸上的遗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被称为武功歌的浪漫史诗创作了一幅各方面都在对人们进行误导的中世纪战争的画卷。它把马上骑士描绘成一种中世纪战争尤其是欧洲战场的支配角色——正像美国电影院中的“西部片”所表现的那些牛仔，他们单用他们的六响枪就神话般地征服了边疆。
这两者都是不真实的虚构。消遣性的军事文学和中世纪时期的一些比赛把骑在马上的那些人的重要性做了普遍的宣扬并过分地夸大了，而且，他们的后代太长时间以来也错把小说和戏剧等艺术形式作为现实接受了下来。
在围攻作战中，骑兵一般无足轻重，但这儿的插图却对骑兵给予了最大关注，表现了骑兵支持者和艺术家们的心理偏向。画面中，骑兵所占空间分配的失调比例及过大的体形都表明了这一点。它运用了西方艺术家传统的以空间占有大小和富丽程度来突出重点的手段，但武器和其它装备被精心描绘，这又为画面提供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氛围(来自推罗的威廉关于东征国家的手稿《历史》，写作并绘图于公元1280年)。
中世纪的那些人把自己看作战斗精英。他们通过歌曲、故事，甚至通过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的渲染来竭力制造这样一种神话：骑士才是中世纪军队中的精英人物。然而事实上，那些为主人服役40天然后就返回封地的骑士和封建主在军队组织中的地位根本就无足轻重。这种持续不到两个月的短期服役形式对战略设计和组织长期战役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损毁了封建统治者们期望于那种制度的一切利益和价值，难怪现代作家的作品比中世纪的一些资料更频繁地向“封建主”寻求参考。而且，在整个中世纪欧洲，为地区防御所进行的民兵训练和对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步兵部队及大量弓箭手、弩手的支持，都清楚地表明那些制定军事政策和宏大战略的人赋予了步兵以重大意义。
最后，骑兵的徒步作战训练和围攻战所占据的支配地位，也都清楚地表明了中世纪战争的多面性质：其中，围攻作战起着决定作用，而罗曼蒂克文学中的骑士行动只不过是那个复杂均衡结构之中的一个浮华的花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