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方阵到古罗马军团·第二
作者：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日趋衰弱的希腊各城邦勇敢努力——但更经常悲剧性地告终——综合新的作战方法，即使那些方法与旧日成熟的重装甲步兵战斗和土地战争的传统仪规完全相反。虽然政治领袖们还在缅怀着那古老的方式，但却必须面对新的军事现实。4世纪时，演说家德摩斯梯尼警告他那些自满的听众说：“没有任何东西比军事艺术方面的革命和改进更加频繁，我从过去的时代知道了这一点。”“斯巴达人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宁愿在炎热的夏天花上四五个月的时间拖着他们的重装甲步兵和城市民团去侵占和掠夺敌邦的领土，然后再返回本地。他们是如此落伍——或者说如此善良的公民——以致他们从来也不知道用钱去向别人买好处。但他们的战斗是公平的，而且光明磊落。”
如今，社会地位已基本上与战场分离开来。不管是富裕的、一般的，还是贫穷的希腊人都可能去骑马、掷枪或弄矛，他们可能是雇佣杀手，也可能是不太情愿的民团民兵。“农民＝步兵”这样一个等式消失了。色诺芬在他的《方式与方法》中抱怨说，在雅典，方阵由于太多地招募城市外来居民进入他们的步兵队伍而正在失去它往日的尊荣。他忠告说：“如果我们的公民自己彼此依靠，互相扶持，而不再与那些组成外来人口大部分的吕底亚人、弗里吉亚人、叙利亚人和各种野蛮人混杂在一起，城邦也会更得益处。”
在公元4世纪这个扩张的、英勇的新时代，希腊战争的主要问题是军费开支。扭转弹弩、雇佣散兵、常备海军、娴熟的弓箭手、投石兵、环索兵和各种情况下应付各种军事挑战的能力，这一切都需要经费。而另一面，地中海地区各战场的大冲突逐步发展至每年一次，这又必然使希腊军费的最重要税收来源——货品、农业、农村的平静时代——继续走向崩溃。
曼丁尼亚平原是最后几次真正的重装甲步兵的战场(前362年)，在这个平原上居住着两个小小的敌邦：泰耶阿和曼丁尼亚。但是它理想的地形和介于阿尔戈斯、斯巴达两个敌对城邦之间的重要战略地位，使这里成为古代数次大型战役争夺的焦点。
战争变得过分昂贵
于是，许多城邦发现它们自己正处于两难之境：他们既不能听凭自己的领土被骚扰被掠夺，又无力支付一支常备军队以保障城邦的安宁。色诺芬看到，纷争城邦之间的复杂化的战争对大多数城邦的国库来说，已变得过于昂贵，所以，交战有时更要求注重实效而不仅仅是讲究一种英雄主义姿态：“也许有人会问我”。他沉思道，“即使一个城邦受了冤屈，她也得和侵略者和平苟安吗？不，当然不是，但我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去先开罪激怒他人的话，那么我们与敌人面对时将会有更好的运气。”
在那场并非决定性的曼丁尼亚战役(公元前362年发生于底比斯和斯巴达人之间)之后，重装甲步兵很少去打那种意义重大的阵地战——那时的方阵交战甚至已不再能够决定战争的最后输赢。的确，曼丁尼亚战役中斯巴达和底比斯重装甲步兵的最后对垒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色诺芬在他希腊历史书的末尾评论道，战争结束后，“双方都未变得更富有或额外得到半点儿领土或占领一个城邦，影响也并未稍微扩大。事实上，战争之后，希腊内部的混乱无序比以往更甚”。毕竟，一旦脱去身上保护着它的土地制仪规，希腊方阵自身的战术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追击中显然过于笨重的装备，很不适于去摧毁战场上种类越来越多的敌方部队。如果说方阵作战不再能获得决定性成果，那么城邦所雇的其它军种却能够做到这一点。
非扭捻型及后来的扭捻型投石器(像这个，约在公元前270年发明)可能配有各种速度和射程都非常惊人的弹丸，然而，由于防御工事为了对付大炮的威力而被建筑得越来越紧固，造价也越来越昂贵，这些投石器的作用便只是使战争变得更加复杂。
于是，旧日循规蹈矩的战争方式被那些勇敢骄傲的雇佣军首领和巡回雇佣军以及无视希腊城邦作战程式的冒险者们创造的方式所取代。伊索克拉底是公元前4世纪的一位雅典演说家，他抱怨他的同胞们不再从那些业余政治家中选举军事首领，却转向那些靠不住的职业政客。“那些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能使我们甘心顺从他建议的人物，我们并不把他选为我们的将领，就好像我们不信任他们的智力似的；但对于不管出于自己还是城邦利益都没人去理睬的那些人，我们却赋予他无上的权威，把他推举上战场。”各主要交战国——雅典、斯巴达、底比斯、阿尔戈斯、科林斯、色萨利和西西里——用尽了各种手段，如雇佣同盟、反同盟、诡计、阴谋等，以维持4世纪上半期以来已被摧垮但依然艰难存在着的力量平衡，同时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北方马其顿所带来的新威胁。
方阵新设计
很不幸，希腊各城邦所面临的马其顿王菲利浦二世既不是一个迂腐的重装甲步兵的战争领袖，更不是一个狡猾有余却力量不足、只够建立或掠取短短几年希腊霸权的强盗。相反，二十多年以来(公元前359～前338年)，菲利浦极为谨慎也极其隐秘地精心建设了一支庞大的新式军队，它在军队的补给、领导和组织方面都迥异于过去希腊式的做法。
公元前370年左右，在伯罗奔尼撒的梅西讷建造了一座5英里长的防御工事，目的是保护这个刚从其宿敌斯巴达政权下独立出来的城市。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常常圈有未开发的土地，难民们可来此寻找住所和饲养牲畜的牧场。这种精巧的设计和倾注其上的巨额投资使防卫者有一种沾沾自喜的安全感，他们因此而认为根本不必冒险越过固若金汤的城墙去那边战场上与敌人拼命。
在他纪律严格的职业“步兵同盟”——据当时评论说是“所有马其顿人中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之外，菲利浦又加上了“骑兵同盟”(“高等妓女”)，这是把守坚固山头的一支杰出的贵族重装骑兵。另一支装备可能较轻一些的步兵分遣队“持盾兵同盟”(轻步兵中的持盾兵)紧靠着方阵占据了马其顿阵列的中心位置。持盾兵通常是紧随于骑兵强攻之后的第一批步兵队伍，因此它在初期的骑兵进攻和接下来的方阵交战之间起着关键的纽带作用。职业化的轻装步兵、投石兵、弓箭手和投枪手等，使整个复合性军事团体达到了极完满的境地，它能够发动高效的初步攻击并在紧急时刻提供后备支援。
这些马其顿分遣队并非游离于整个部队之外的部分，而是武器方面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表现。他们组成一曲和谐的“交响乐”，而不是仅由职业化装备士兵组成的一串“不谐和音”。希腊式方阵在菲利浦手中彻底恢复了名誉并获得新的重要地位，但他也使方阵演变加速，脱离了土地制的根基。公元前4世纪，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斯已预见到了这种多方面的军事革新，他用传统的希腊方式把新式军队比喻成人体的各部分：轻装部队好比人手，骑兵像脚，步兵方阵恰像胸部和护胸甲，而将军则像人体中的头。
菲利浦在军队的组织和技术上都对西方军事史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起初，他的马其顿方阵在装备和技术上都与古希腊城邦传统的重装甲步兵阵势没有太多的区别。例如，矛仍保持使用，不过长度增到8至14英尺，需要用两只手去驾驭和对付它。圆形盾缩小了一些，同时胫甲、绝大多数护胸甲和沉重的头饰也被皮质的或复合材料取代，也有的完全被抛弃了。
但密集型作战的中心思想仍占据着绝对优势。罗马时代的军事理论家奥纳山大评论马其顿方阵说：“华丽的装备使行进中的队伍显得危险万分，单是那可怕的景象就使敌人魂飞魄散。”
该雕像为一名马其顿步兵，甚至可能是一位将军，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00年。他穿的是较轻的皮质甲胄，不像重装甲步兵显得那么累赘。他可以做更远的行军，并在方阵中操纵一种更厉害的武器——他的矛枪。在马其顿方阵前几列，士兵们用矛尖(左中图)刺穿进攻者，并迫使敌军后退。而后面几列士兵则用枪托末端(左外图)刺伤那些绕到方阵后部的敌人。
的确，由于菲利浦的持矛方阵与各类部队实现了一体化并从它得到保护，它具有了更大的威力且比传统重装甲步兵阵法更灵活多变。现在，前五列而不是最初的前二列，都能够打击敌人。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已看到当面对那种“矛的风暴”时，一个人可能同时面临十支矛的追杀。波里比阿简洁地下结论说：“没有任何东西能承受这种方阵。持剑的罗马人自己不可能砍倒一个人，也不可能冲破瞬间泰山压顶的十支矛锋。”毕竟，马其顿方阵的士兵可以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去驾驭他那支令人胆寒的矛，而不必像旧日希腊重装甲步兵那样穿着沉重无比的全副甲胄，同时他也不必拿一只硕大无比的盾牌时刻考虑去保护他右边的伙伴。进攻、挥矛，各种向前的动作现在都至关重要；而防御、巨大的盾牌，以及笼罩在身边伙伴脸部的忧虑则无足轻重。
马其顿王菲利浦二世的一个小的半身象牙雕像。它发现于北部希腊维尔吉纳皇家坟墓中的一个陪葬纹章上(公元前4世纪晚期)。学者们越来越把其子亚历山大军事上的成功追溯至菲利浦早期对战术、战略及后勤管理的改造与革新上。
马其顿人的目标是不断向前进军和吞并土地，而不只是保卫他们的边界。新式的马其顿方阵有着相当的准确度和杀伤力，所以，一旦目标被发现并被骑兵攻击和辅助分遣队处于挨打境地，马上就会遭到这种方阵的一阵迎头痛击。接下来，凌厉如锤子的骑兵进攻又把敌人逼回矛锋如林、坚如铁砧的长达数英里的方阵之中。
虽然这种密集的步兵队伍就像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所解释的那样，总得小心翼翼地确保自身是呆在齐整的平坦地面上，并要尽力避过沟渠、峡谷、树木、山脉以及河流等，所有这些都可能阻碍方阵的行动，并打破方阵的队形。但步兵和骑兵之间的这种和谐一致在西方战争史上标志着一次全新的飞跃，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军事上最为革新的公元前4世纪时期的那些战术观念。
公元前338年8月2日，菲利浦二世向北进军，在北部希腊的海罗尼亚小平原上与希腊盟军遭遇。菲利浦首先进攻，尔后突然撤回。雅典军大肆追击，中心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破绽。亚历山大接到暗示率兵攻入雅典军中心并包抄雅典右翼，菲利浦于是转而重新进攻雅典军。雅典人发现右翼遇到暗算，一片恐慌。海罗尼亚于是上演了希腊重装甲步兵方阵的最终结局：被“神圣联合”所毁灭。不难看出，在耻辱中逃回雅典的狄奥西尼人的抵抗只能是徒劳了。
在马其顿方阵内部
马其顿人的盾直径不过两尺，比古希腊重装甲步兵的要小一尺。盾悬于颈部，这就使步兵们能够用两只手去控制巨大的矛，并且彼此的身体能紧靠在一起。通常在方阵行列中，每个战士拥有三尺见方的空间来施展武器，标准纵深是8人或16人。古希腊重装甲步兵的累赘装备在互相保护上大费心思，但马其顿人却是为了进攻的目的而对装备严加选择：士兵生存的关键不是他们的装备(大小和重量已有相当程度的减轻)，也不是他们后方的同伴，而是是否安全地呆在任何敌人也休想突破的巨大矛阵中。马其顿方阵比它的古希腊“前辈”更易被攻破，但进攻的威力却远远凌厉于前者。
阵中前五列矛枪在初期的交战中都与敌军直接交锋。无数支矛互相撞击，组成一堵矛的墙，鱼叉般地攻向敌人并且——像鬃毛那样——将敌人的进攻有力地反弹回去。后面和中间的人也不空闲，他们举起盾挡住射来的弓箭，用枪托上的尖顶把敌人刺翻在地，并用肩膀向前推进到前排士兵阵中。后方士兵在作战时，无数支摇动着的枪托也会在混乱中对敌人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而战阵的前方，正如利维在写作时所讲到的那样，每个罗马人都被逼处于十支矛尖的攻击之下。作为靶子的敌方士兵对那些矛尖来说简直是“供不应求”。因此，每个士兵端平自己的矛，在来回刺杀中寻找到最关键的空间就变得至关重要。进攻者应该努力在无数矛尖的缝隙之中找到一个楔子。如果矛太重，向前推进时敌人阻力太大。几分钟之内就会精疲力尽。很少——如果有的话——有士兵去想他实际刺中了谁，刺中了多少敌人，能前进就是成功。而失败则将伴随着恐惧心理加深所引起的弥漫全阵的麻痹和反应迟钝而降临。
如果第一阵列的持矛士兵败下阵去，如果敌人持剑突入方阵内部，或者情况更坏，他们已从方阵较空虚的一侧冲进来。那么，灾难就降临了，他们必死无疑。辅助性的武器匕首——正像矛长得愚蠢一样——它也短得荒谬，几乎不能给马其顿士兵提供任何安全保护，而持矛士兵本身也无法转过身来抵抗已攻至近身处的敌人。但对方阵来说，不光彩地弃矛后逃只能使已打开的缺口变得更大。同时，一个身体紧压另一个身体时，这种屈辱的逃跑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一旦进入方阵内部，敌人便开始持剑进行大肆杀戮。他们割开那些方阵士兵的腹部或腹股沟处，切下进入圈套的魂飞魄散者的四肢，直到整个方阵分崩溃散，血尸遍地。有的士兵已被切腹取肠，却仍试图抓紧他们的武器。方阵士兵很少能听到终止前进的命令。归根结底，他们的作战行动主要依据于接触、感觉、来自敌人的压力程度，同时还有呐喊声和阵中流传的谣言。因为灰尘、血泊和扭曲的尸体所组成的海洋很快便弄瞎了内部士兵的眼睛，麻痹了他们的听觉，使他们根本无法对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然而，如果勇敢的士兵们能够保持那道密不透风的矛尖之墙，同时由后面的同伴帮助他们往前推进，那么被屠杀就将是另外一方了。确实，一旦方阵顺利展开动作，长矛顺利开始了它们的进攻，那么便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希腊铁制武器的这种恐怖力量。
想象一下那些被千戳万刺撕成碎片的不幸者吧，胜利者对被征服者的最后“行刑”，只有当他们不得不小心避开敌方那些武器残骸和手足残缺的尸体时，才会出现片刻的间歇。由于这种搏杀的恐怖性，难怪一个将领所需要的战士，既不是温柔娇嫩的青年，也不是优雅健美的肌肉，而是那些胆量经验俱备，且绝不会在这种任务面前畏缩的结实而肮脏的老兵。
马其顿人制权
菲利浦也为西方战争带来一种新的战争观念。诚然，真正的两军对峙的作战仍然意味着正面的攻击并继续像古希腊方阵那样以相同的英勇精神去作战。密集的步兵奔跑厮杀、以矛尖对敌，依然是一生团结在方阵行列中的马其顿人最喜爱的信条，但是战争越来越超越了个人的勇气、胆量和体力。
面目狰狞的马其顿人也不再为了领土的争夺而去互相厮杀，相反，战争已完全变成野心勃勃的城邦政治家精心设计的一种工具。菲利浦旨在征服和吞并的破坏主义是频繁的社会动荡和文化剧变的动因，而不是保护现存土地社会的一种保守的希腊式机制，他的士兵也是由过去的重装甲士兵脱胎而出的完全不同的战士。在描写他的喜剧作品《菲利浦》中，剧作家姆内西玛克斯对典型的马其顿方阵的士兵大肆吹嘘：
你可知道你将与何种男人交战？
我们以利剑为餐
喝下的酒是火把正在怒燃
他们取来折断的镖作我们饭后的甜点
还有折断的矛杆
我们的枕头是护胸甲，以及盾牌，
而脚边还躺着一些环索和弓箭
我们的头顶，戴着的是弹弓编织的花冠
菲利浦对那些由自耕农重装甲步兵组织起来的希腊独立城邦的刻骨敌意众所周知。这可用来解释公元前4世纪在希腊城邦的那次保守主义的演说中关于他的描绘为何如此夸张。德摩斯梯尼把他描绘成一个瘸腿的且只有一只眼睛的怪物，“如此醉心于冒险……以致为了扩大他的帝国，在对敌厮杀中把自己弄得体无完肤”——一个时刻准备以一切手段作战的可怕超人，德摩斯梯尼警告雅典人说：
你们听说菲利浦势不可挡，那并非因为他率领的重装甲步兵方阵，而是因为他拥有散兵、骑兵部队、弓箭部队、雇佣兵等等。既然依靠的是这些力量，他攻击的就是一个内部互相厮杀的民族。而且，在这个民族中，由于互不信任，没有一个人公开宣布为他的祖国而战，他于是便调用大炮布置围攻。不用我再告诉你们，对菲利浦而言并没有冬夏之别，他没有一个季节会呆着不活动。
在海罗尼亚(公元前338年)，菲利浦和他18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击溃了底比斯和雅典的方阵部队，并随之粉碎了希腊人的民族抵抗。当心不要把这一转折性的胜利仅仅归功于马其顿人优越的技术、技巧和战术的革新：使希腊人阵线的凝聚力遭到致命削弱的，是在左翼野心勃勃地发动进攻的雅典军队内部的恐慌和崩溃。当平原对面的右翼同盟底比斯人仍顽强地抵抗着亚历山大骑兵的进攻时，雅典人几乎是一窝蜂地仓惶拥过马其顿人的阵营。
为纪念“神圣联合”英勇不屈的精神，战争结束后菲利浦允许他们在埋葬从战场带回的尸体之处，竖起一头石狮。现代的发掘者们已从这块纪念碑下挖出了254具尸体的残骸。
与之相反，马其顿人的军纪、骑兵和步兵超常的和谐以及对战场指挥和分遣队调遣的绝对服从——而不是他们的长矛和菲利浦伪装的撤退——导致了北方人的凯旋。战争的结果是底比斯人在战场上被尽数歼灭。而他们由150对同性恋人组成的杰出部队“神圣联合”则像一只壮烈负伤的牡鹿败下阵来。后来他们被埋于那头石狮下面(上页图)。这头石狮如今仍耸立在一条现代铁路旁边。关于在海罗尼亚的这次雅典步兵也是最后一代自由重装甲步兵的惨遭屠戮，有这样一段墓志铭痛切地说道：
时光，诉说一切故事的女神
我们所有受难之人的使者
如此努力为拯救希腊的神圣联盟
我们牺牲在著名的维奥蒂亚平原
西方迎战东方
希腊人从马拉松和普拉蒂亚战役的经验中已了解到了波斯军的不堪一击，公元前401年，居鲁士二世所属的号称“一万”的希腊雇佣军，气势汹汹地要求希腊归还波斯王位 [ wrhunter注：译文疑有误，应为小居鲁士要求其兄归还王位。 ] ，此事再次显明了这一点，虽然在库纳沙战役中他们在雇主死去之后只好被迫撤退。公元前390年，一支斯巴达军受遣把波斯军引出小亚细亚，他们发现自己竟能够轻而易举地击败任何波斯步兵。希腊人对东方远征军的主要担忧，是波斯人从他们自己国家购买的无所不在的雇佣军。例如，当一位希腊城邦使者安条克有一次出使亚洲返回时(公元前376年)，他嘲笑地说，他“看到了波斯国王的面包师、厨师、调酒师以及众多的看门人，但能与希腊人作战的典型男人，他仔细找过了，却一个也找不到”。
对东方的胜利征服铭刻在好几代希腊人的脑海中。毕竟，如果他们自己经济增长困难，或者他们对爱琴海对岸亚洲地区的帝国控制持续衰弱的话，波斯帝国的滚滚财富对希腊政治家们便具有特殊的诱惑力。但这种谋算的成功必须抛弃古希腊重装甲步兵自耕农的陈旧思想，并同时在另一方面从希腊各城邦中组织起一支完整的后勤系统和一支忠诚、团结的军队。这支军队应是社会和军事的一种融合，无论在何种地形中，无论是面临何种敌军部队，都应有获得远距离供应的能力。正由于此，公元前4世纪的斯巴达王阿耶西劳斯应后悔自己在希腊内部连年争战，却让真正的敌人波斯静享安逸，“如果我们继续去破坏那些希腊城邦，我们会发现自己错了。我们应当谨慎，确保我们仍有足够的男人去对付那些野蛮的征服者。”
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石棺表现了亚历山大已突入波斯阵营。这个高踞马上的国王头戴狮子皮的饰物，姿态英勇非凡。可以看出，亚历山大费尽心机想把自己装点成一个半神半人的英雄的化身。
菲利浦被暗杀后(公元前336年)，他20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开始实践他父亲的入侵波斯计划。他在赫勒斯附近的格拉尼库斯取得了一次胜利(公元前334年)。虽然不存在什么典型的“亚历山大式”战争，也没有什么一定的事前谋划能解释这位将领在战术上所取得的胜利；但在对格拉尼库斯发动的第一次猛烈攻击中，亚历山大建立了一种模式，使人们看出他必将在接下来的三次战役——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3年)、高加米拉战役和海达斯佩斯战役(公元前326年)——中大获全胜。
这一模式包括；(1)对当地恶劣地貌的卓越适应能力——他所有的战斗都在河岸上或靠近河边的地方进行；(2)部队的领导常使用几名令人胆寒的先驱——几乎总是自杀性的——在骑兵同盟的前面鼓舞士气；(3)以把头昏脑胀的敌人逼到方阵矛下为目标，使用骑兵向敌阵中某一个点发动激烈的强攻；(4)安排一支特殊的部队先以声东击西的方法迅速占领关键之地；(5)接着在战场中追杀和消灭敌人部队。这一模式反映了亚历山大灭绝而不仅仅是打败敌军的强烈欲望。
例如在格拉尼库斯，亚历山大发现波斯军不明智地将轻骑部队置于他们的希腊雇佣军之前，他往往不顾自己部队横渡涨水河流时所必须面临的表面劣势，集中兵力去攻击敌人的左线中心。为了防止敌人恰好在他们进攻的地点集结重兵，亚历山大派出一支先遣队——自杀性的——马其顿骑兵进一步打击波斯左线。敌人下意识中做出错误判断，往左线派出加强部队，而亚历山大自己突然在格拉尼库斯出现，率重型骑兵自斜面攻上。敌军骑兵开始动摇，激烈的混战后他们慢慢让开一条路。普鲁塔赫叙述说，在那次面对面的短兵相接中，亚历山大大帝差点丧命，他那华丽的盾牌和头上白色的羽毛引来了无数射弹的攻击。一支投枪刺入了他的护胸甲，而一把战斧几乎将他的头盔劈裂。
马其顿方阵和持盾士兵迅速跟进，渡河上岸，摧毁——就像持矛军队昔日所做的那样——混乱中的敌军骑兵，由于波斯的骑兵前锋已被击溃，后面的希腊雇佣军方阵很快便为胜利的马其顿骑兵所包围，剩下的事情就是将已注定灭亡的希腊雇佣军引入向前推进的步兵之中。整支希腊雇佣军或死或降，马其顿士兵倒下的数目不到200人，而波斯人和希腊雇佣军却死去1万人，这便难怪亚历山大麾下的马其顿人——贵族、农民甚至包括许多恶棍——都情愿跟随他们的这位首领长途深入到富裕的亚细亚腹地了。
尽管这些战场杰作如此富于戏剧性，尽管亚历山大表现了他致力查清敌人兵力而不仅是调查敌人领土的重要策略，但在持续近3600天的战争中，大型战役的时间总共却不足一个星期。所以，同时记住那些很少被宣扬的围攻战以及一些小冲突和军事行动才是合理而明智的，它们同样是马其顿对亚洲文明长达十年巨大破坏的一个组成部分。亚历山大的个人勇气，包括他冲入敌军的英雄作派——几乎是自杀性的——都具有相当的欺骗性。他远非性急之人，而是一个精于算计的教练的后勤学家。他神秘地杀害了那些招募来的革新技师、称职的航信士官以及许多忠诚可靠的谋士。通过这一行动，亚历山大实际上创立了西方军事组织的主要原则，并相当系统化相当精明地解除了东方帝国的武装。
马其顿人不像早期的希腊人和当时的波斯人，他们通常自行携带供给和装备。没有长长的押送行李车、女人及牲畜的队列。“当菲利浦组织他的第一支军队时，”弗龙蒂努斯写道，“他命令任何人都不许使用马车，他只允许每个骑兵带一个仆役，但对于步兵，每十个人只许使用一个仆役，以负责搬送一些碾磨装备和绳子等。当军队夏季出征时，便勒令每个人背负30天所用给养。”通常，地方官员都被强迫提前储存粮食，以便亚历山大狡猾而敏捷的部队能够在各地之间跳来跳去。罗马时代的军事雄辩家波里亚努斯写道：菲利蒲让马其顿人背着武器，同时带着头盔、胫甲、矛、供需品以及日常用具，每天行军300斯达地(大约34英里)。没有通盘考查和稳定的食物供应，就没有战斗的胜利。以前，军用市场上许多装备都有悖于马其顿士兵关于速度、急攻和迅速休整的主要原则。马其顿军队的行军方式正与其进攻方式相互呼应。
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公元前314年)中，亚历山大以他的右翼轻装部队展开攻势。波斯人转过来抵挡，但亚历山大的进攻使他们陷于混乱。与此同时亚历山大的骑兵早已计划好了整条路线。波斯军中的希腊雇佣军被甩在后面，任凭马其顿方阵和四周骑兵大肆宰割。
有趣的是，上述后勤组织也被应用在一些无需持续行军的“久坐战”中。在马其顿的各城邦变迁或“城邦堡垒”中，官僚主义是显而易见的。亚历山大袭取了三个大城市，哈利卡纳苏斯(公元前334年)、推罗(公元前332年)和加沙(公元前332年)。这几个城市被认为几乎是不可能攻破的堡垒，但由于马其顿人掌握的工程学，由于他们的耐心以及射弹部队、海军分遣队和改良火炮的使用，它们都遭到了毁坏。相似地，为反对巴克特里亚山区的西亚人和阿富汗地区的山地居民散兵队和那些擅骑者的不断反叛，他也发动了许多小型的袭击和惩罚性的征讨。在这些战役中，他构筑了一整套的边疆要塞。马其顿重装骑兵可以从这些地方突围，甩开叛乱者，直到亚历山大用现金或效忠的许诺摆脱波斯帝国边境的那些波斯省长。这种灵活多变超出了前两个世纪中任何希腊城邦所能想象的程度——尽管75年前希腊那支号称“一万”的部队在波斯绝望进军的惨痛情景在人们心中仍然记忆犹新。
希腊化时期的战船
希腊化时期的军事装备和设计被夸耀和铺张之风所支配，与此同时战船规模也变得极为庞大。到公元前4世纪晚期，拥有五排桨的大战船已极为普遍．有的船甚至装有7支、8支，最多时甚至达到40支桨。往往是2至10人操作一只桨，组成2或3排划手。
但这种令人胆寒也因此而威名赫赫的无畏战舰在复合性战争中却几乎毫无价值，只有在攻击半岛要塞的临海一翼和那种发生在封闭海湾内的大规模海战中，它们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几乎是在追求这种巨型战船之风盛行的同时，一种恰好相反的追求高效的趋势也在发展。事实证明，仅有50个或更少的成对桨手所操纵的轻型战舰，即所谓的“鲨鱼”和“一个半”(既依靠船又依靠桨手，船上人员同时又是搭乘步兵)，在追捕地中海海盗和保护商船时，远比那种巨型战船要灵巧和有效。
一些海运贸易中心像罗得岛等，有效地掌握了这种复合型设计，以便桨手们在情况必要之时可变成陆军士兵。在罗马之前希腊化时期的普遍僵局中，许多小岛国利用这种灵活善变的战船保护自己免于海盗骚扰或可能发生的暴君统治，并有一些小国因此而建立起了自己的自治政权。
建造更大更重型战船的稳定趋势，到这艘为埃及托勒密四世(公元前221～前203年)所造的长达400英尺的怪物为止，发展到了最高峰。这是现代学者们努力复原了其本来结构的几艘大型战船之一。这个庞然大物拥有3000～4000名战士，重达3217吨，耸立于海上时高出水面80多英尺。如此的铺张其实并不适于航海。确切地说，它更代表着帝国的威望，而不是真正的军事价值。
恶魔军队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因狂饮过度而死于醉酒之中，他所继承和征服的土地被战场上和回到希腊本土的那些资历深厚的将领瓜分。忠实的老年将领像波狄卡斯、克拉特罗斯及尤门 [ wrhunter注：疑为尤米尼斯。 ] 等很快地被清除出去，而另外那些幸存下来的部下取而代之，获得了分配给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安提佩特控制了马其顿和希腊，托勒密接管埃及，安提柯占据了小亚细亚，塞琉古继承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东方直到印度的土地，利西马科斯继续保有色雷斯和黑海周围的土地。塞琉古后来在普斯战争(公元前301年)中对安提柯的胜利证明，没有任何一个手下可以完全继承亚历山大的遗产。因此，以后的整整一个半世纪，各个敌对的马其顿王国为了重建亚历山大昙花一现的大帝国，在整个希腊和亚洲世界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但全都毫无结果。
对军事历史学家们来说，“后继者”们之间的争战表现出一种不可抵抗的魅力：矛的长度增加到20英尺以上，大象也时常有规律地在战争中露面，进攻城市时使用的是所向披靡的进攻器械。波斯霸权衰落之后源源流来的财富引起了一场无可避免的军备竞赛，希腊的工艺和哲学天才也被用于新的军事科学，有组织的杀人本身便可成为一种希腊艺术形式。整个希腊化时期，从未间断的技术上的改进使防御工事和火炮 [ 投笔从戎注：原文可能是artillery，指任何以抛掷重物为攻击手段的攻城器械。 ] 变得越来越优良，但在持续的辩论中，方阵作战的适当角色却被重新定义。如当安提柯·贡那特(公元前320～前239年)被人问到该如何打击敌人时，他非常简洁地实用主义地回答：“任何看起来有用的方式。”
这是公元前3世纪一个肮脏的雇佣军杀手的赤陶雕像，它很好地抓住了希腊传统对于雇佣士兵的蔑视心理。雕像充满了假面具般的戏剧式夸张，很大程度上遮蔽真相。我们可把他想象为希腊化方阵战士的夸张形象。
没有任何事物比马其顿人的方阵更令人毛骨悚然。曾于公元前168年在彼得纳遭遇过方阵士兵的罗马将军埃米鲁斯·保罗斯整整一生都陷在那种恐怖回忆之中：“他回想着当时武器林立的前线那种令人胆寒的情景，再次被带入到恐惧和震惊之中。”普鲁塔赫说：“他以前的任何所见都不能与之匹敌。”很久以后保罗斯还常常回忆起那种景象和自己对它的反应。关于马其顿人五花八门的“军需库”，任何敌人也不能够忽视其存在——轻重骑兵、轻装步兵、散兵、投石环索兵、弓箭手以及大象——这些东西对许多患有自大狂的希腊式将军来说只可能在理论中被带上战场。但是，希腊式实战在战术及战略层面却无法摆脱它的一些固有弱点。
到公元前3世纪为止，绝大多数方阵都由雇佣兵组成，仅剩的一点衰落的土地团结意识和旧日希腊军队的激情都已消逝无踪。例如，伊庇鲁斯王皮洛士曾对他的军官们宣告说：“选出你们的伟大男人吧！我要令他们勇敢无畏。”但后继者们的这些更庞大的雇佣兵队伍，已不是过去几十年中菲利浦和亚历山大那些精干的军队。现在的军队需求大量非战人员：行李运送者、器械师、妻子、孩子、奴隶和市场。如此常常过于随便地依赖后勤和社会因素，组织也缺乏效率，非战人员的草率选择既限制了大规模希腊化军队打击敌人的距离，也限制了他们的战略选择。与此同时，占领和征服土地也越来越只是个金钱的问题，而不是民族利益、勇气和当地公民爱国精神的问题，更不必提对某个人或某种观念保持忠诚了。
更重要的是，当矛的长度逐渐增加至20英尺或更多时，方阵自身也越来越难以控制——成了一个扶手椅中的战术家所做的一个困惑的噩梦。但恰恰就在笨重的马其顿步兵需要与其它部队更深的一体化时，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骑兵“交响”传统却被忽略了。它的侧翼应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借助骑兵来提供保护。
大象和当地的雇佣军骑兵队也并非解决上述问题的答案，后来的将领们简单地把已失落的亚历山大天才和购买的人力及野兽般残忍的武器相提并论。然而没有上天的恩赐，仅仅靠数量的增加只能令方阵比以前更加脆弱：“马其顿结构有时几乎没有什么用处，有时则干脆完全无用。因为一个方阵士兵既不能在更小单位中作战，也不可能自身去单独作战——然而罗马结构却特别圆满。”波里比阿如此说道。
罗马军团中士兵的开放排列，使士兵们可以把投枪掷向一个集中点，然后再以剑和盾进攻已受伤并陷于混乱中的方阵士兵(下)。这种排列的灵活性使罗马人可随时集中或分散兵力实施进攻，而旧式方阵却是无法对敌人使用的不同手段做出应变的呆板的防御之墙。
罗马军团的起源
正在出现的罗马战争方式与纷乱混杂的希腊化作战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居于意大利半岛的埃特鲁斯坎人方阵，其结构原本借自希腊。的确，在后来的整个历史中，罗马一直保持着对方阵的迷恋。它常常将许多军团聚合起来，以达到更大的作战目的。但是赋予罗马步兵以新的决定性素质的，是它的可变性和流动性，而不是脱去盔甲、身体裸露的轻装士兵或士兵们使用的短剑及矛。波里比阿在比较罗马军团与希腊方阵时说：“罗马军团适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和为任何目的而作战。”
其实很难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去谈论“罗马军队”，毕竟，罗马军事历史已经过了近一千年的持续演变：从公元前4世纪共和国政治的一种工具到8个世纪以后的个人集权扩张主义；从意大利义勇军的核心力量到募自整个地中海地区的职业雇佣军。但是，军团的这种起源发生在公元前4到3世纪的意大利。当罗马逐渐扩展至整个意大利半岛时，它发现需要调整自己的军队以对付它北面、东面和南面的各种不同军队。此时，罗马军团的局限性便显得尤为突出了。
作为罗马作战范围之广泛和军团士兵经验之丰富的一个例子，利维叙述了常被谈起的公民战士斯普里乌斯·利古斯提努斯的故事。在他22年的军旅生涯中(公元前220～前168年)，这位50岁的士兵、8个孩子的父亲，在希腊打击过马其顿的方阵，在西班牙作过战，后又返回希腊与埃托利亚人打仗，接着在意大利继续服役，然后再次前往西班牙。斯普里乌斯以利维那样富于渲染的口气宣称说：
这些年来我曾四次做过意大利营的百夫长首领，34次因作战勇敢而受到指挥官的嘉奖，我还被授予6枚市民徽章(因为救了一个同伴的生命)。
罗马方阵的阵队结构逐渐分裂成较小的战术单位，被称为中队(“小撮”)。在这种更趋迅急性和流动性的队伍中，罗马步兵放弃了矛和长的圆形盾而钟情于表面弯曲的长方形的盾和投枪，以及较短的双刃剑——“善于刺杀。它的两刃都能十分有效地切割，因为它的刀口十分坚韧”，波里比阿说。到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会战希腊人时，由斯普里乌斯那样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军团已拥有42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这些士兵被分成由每阵10个中队组成的三条前后相继的阵列，每个中队与它相对应的中队彼此拉开，间距相当于它自身的宽度。每条阵列的10个独立作战中队——至少与敌人冲突之前——两侧和前后都有自由的活动空间。从一种组织层面上，罗马步兵以百人队为一个作战单位组织进军团，分别由一个经验丰富的百夫长率领，这个组织大约由60到70个意大利农民构成。每一个中队之中有两个百人队，一个聚集在另一个的后方。在传统的罗马阵形部署中，可以想象，那由步兵集结的矩形所构成的三条前后相继的阵列，就像一个一两英里长的跳棋盘(梅花形)，每个中队都正好可以插入前条阵列的窄隙处。
雕刻上的一个罗马军团的士兵挥舞着罗马短剑(gladius)、当短剑被一名技艺精熟的军团士兵用于砍杀和进攻时，它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威力。正常情况下，这种击杀不能刺穿铁的或青铜制成的甲胄，但切断人体的四肢却极其容易。例如，利维叙述了马其顿人与罗马这些持剑士兵遭遇时怎样被对方蹂躏。由于经常为罗马人的短剑所伤，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被罗马人这种致人死命的短剑击溃了。利维暗示说，那简直就是一次血浴：“身体被西班牙剑砍成了残废，胳臂被沿着肩膀切下来，脑袋离开了身体，脖子被完全割断，内脏裸露在外面，还有其它许多场面令人作呕。”
轻装部队和骑马者(轻装骑兵)发动最初的散兵攻击之后，第一阵列10个中队(过去被错误地称为“持矛兵”)推进到离敌人50到100码之内，然后在离敌军只有30码的时候开始向敌人发起冲锋，射出他们的标枪。在剑和盾的掩护之下，这些士兵尾随着他们射出的标枪闯入不知所措的敌军，在那些刚被他们击倒的敌人的口袋里疯狂地翻寻。这种最早期空中射网的恐怖程度不亚于传统重装甲步兵长矛阵的屠杀，用短剑而不再用长矛更加肆无忌惮地砍下敌人那些暴露在外的手足四肢。此时，第二阵列(“领导者”)迅速跟上。他们也可能帮助第一阵列杀进敌人阵线，或者——如果敌人实在难以对付——充当一个相对独立的后备部队，发动第二次的进攻高潮。当第一阵列的10支中队精疲力竭地退回他们自己的空隙中时，他们便以更疯狂的砍杀和更凌厉的剑锋向敌军发起第二次的进攻。
这第二阵列(“领导者”)是罗马军团中最粗野最精锐的战士，通常能击破敌阵的阵角。就算他们失败，最后一条阵列也正全副武装，剑盾在手，待在后部蹲伏静等。这磐石般的10支中队时刻关注着两侧传来的任何动静，所以有这样一句可怕的谚语：“轮到第三阵列了。”如果军团真的情形危急，被打败退下阵来的第一阵列和“领导者”在孤注一掷中也可以彼此分开，渗透进起保护作用的第三阵列之中，好像用栅栏紧密圈围起来的营地——“胜利者的憩息所，失败者的避难处”。然而，更经常的情况是，即使军团处在胜利的自豪之中，第三阵列也总是异常心动地向前推进，给那些掉队的敌人或崩溃的敌阵以最后的致命痛击。而敌人现在是“在最强烈的恐怖中发现又一群数目更大的新军突然从地里冒了出来”。就像在古希腊方阵中，看到外邦骑兵和轻装盟军突然出现并席卷整个侧翼时心中的感受那样。
罗马作战体系
图例
1、轻装骑兵或散兵尽力探清敌情并搅乱敌军，然后撤回各自的阵列：第一阵列(hastati)、第二阵列(principes)和第三阵列(triarii)。
2、现在，第一阵列(hastati)后方的各百人队起身向前，插入前方百人队的缝隙之间，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整体。他们射出标枪，并持剑举盾攻入敌阵。
3、第一阵列(hastati)再次分成前后两列独立的百人队，穿过还在前进中的第二阵列(principes)，退至后部。撤退时始终从第二阵列(principes)间的空隙穿过，从而始终保持最前方的密不透风。
4、第二阵列(principes)后排的百人队以和先前第一阵列(hastati)同样的方式向前移动。加入前排百人队，恰在第一阵列散开的那一时刻形成又一条固若金汤的前线。这样，军团士兵便毫无延误地马上组织起了进攻的第二次浪潮。
5、第二阵列(principes)若疲倦，则他们也按次穿过前进中的第三列持矛士兵退至后排。这些持矛战士们此时已合并成了第三条阵线以保证战斗继续进行而毫不松懈。至此，敌人已暴露在三条战线之下，连续承受了标枪、剑、矛的轮番打击。
6、现在，第三阵列(triarii)已消灭了敌人，保护部队逐步撤退。假若敌人实在特别顽强，那它也许又开始了第二轮三重阵列的进攻。请注意，百人队能根据敌军部队的性质自由合拢或者散开。
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之战
2000年来，没有哪一场战争像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期间(公元前218～前203年)迦太基人所发动的那场最血腥的坎尼战役那样，在西方军事思想史上创造了一段如此令人迷醉的时期。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那些企望弄清迦太基人如何可能包围并毁灭整个敌军的军事理论家和谋略家们，对这场战役做了深入的研究。坎尼战役的魅力在于迦太基人仅仅通过一次铁锤般的打击，就对敌人予以全部歼灭。这一辉煌胜利得自汉尼拔战术的灵活多变。来自整个地中海世界各处的轻装士兵、骑兵、投弹兵，以及参差不齐的步兵，都被他机敏地成功运用，同时胜利也得自他不顾敌军数量的绝对优势而做出的打击敌军心脏的英明决定，从而使得他的两翼得以延展并吞掉了惊慌失措的罗马军队。
经过提契努斯(公元前218年)、特雷比亚(公元前278年)和特拉西梅诺湖(公元前217年)等一系列不断升级的失败之后，罗马元老院在孤注一掷中试图寻找各种途径在北欧和西欧人以及当地意大利人面前剪除汉尼拔。——他们重兵集结进攻汉尼拔的部队，但罗马人不知自己正面临着他们战争史上的一次最不寻常的情况。他们的对手是一位真正的战术天才，他能在短短一个下午的时间之内利用埋伏、诡计和简单的战术转接就使罗马人的数量优势和组织优势全归枉然。更糟糕的是，汉尼拔的军队对罗马军团的赫赫声望不仅不屑一顾，反而是整个古代历史中极少数乐意与西方放手一战的外邦人之一。汉尼拔希望在战场上彻底打破罗马军团，作为它羞辱罗马军队的无敌称号并逐步系统化地瓦解意大利同盟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战斗发生当天的早晨，罗马人不明智地一反往日个性——把众多中队集结在狭窄的坎尼平原上，几乎就像希腊方阵一样，并企图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他们的绝对数量优势(8万人)轻松开进迦太基人的腹心地带。经过一连串失败的打击之后，丧失了正常判断能力的罗马指挥官如此下注：庞大的罗马兵团是不会被仅有深奥的军事知识的对手巧胜的。简言之，坎尼是古代世界正常军事范例的一次凄惨的反证。现在的情况是，西方军队的数量远胜于它的敌人，依靠的又是部署虽然不太智慧但却非常野蛮的力量——而对面的非西方部队却试图以内部的协作和战略在数量远超过自己的敌人手下寻求生存。汉尼拔才华横溢，他调整了作战计划以对付罗马人的野蛮战术，在罗马人的疯狂进攻达到顶点时，他和他的兄弟马戈与不可靠的高卢人和西班牙人一起安营扎寨，希望自己的存在能够稳住这些不可靠的军队，使他们在罗马人逼近的威胁下暂时支撑，从而得到足够的时间逐步撤退。汉尼拔和其盟军的关键任务是拖延时间，让两翼的迦太基步兵和后方及侧翼星条状分布的骑兵队对整个庞大的军团实行包围。从而在它出击敌人心脏之前就使它的前部压力得到释放。
汉尼拔的骑兵从侧翼和后方发起攻击，投弹部队同时从四面八方射出密集的弹丸，罗马人一看四周全是敌人，即刻大乱，这刚好及时拖延了罗马人的进攻。当汉尼拔用北非和欧洲的非主力军组成的那道薄墙还紧紧阻挡着潮水般涌现的罗马步兵时，封锁已很快按计划完成。
罗马前方进攻失败，军团凝聚力溃散，陷入巨大的惊慌。8万名武装极其精良的野兽被诱进圈套并被团团包围住，包围圈里的罗马军团手足无措，因为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城市也没有这么多人。绝大多数罗马人和自己的同伙挤在一起，甚至连接近敌人以施展他们锋利武器的机会也没有。
迦太基重装骑兵从侧翼击溃了罗马步兵
那个8月中剩下来的时间里，坎尼变成了世界末日大决战的凄惨战场。直到20世纪也没有哪场战争能与它相比。5万名意大利人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内被全部诱杀——每分钟被杀人数超过100——这种战果本身在后勤学上也是个大问题。我们的文字资料(阿庇安、利维、普卢塔赫、波里比阿)把那个长长的午后描绘成了一个恐怖的大屠场，从不曾有数目如此巨大的罗马人——领事、前领事、护民官(战争结束后，汉尼拔将从他们身上搜集到无数蒲士耳的金戒指)——被如此困住而毫无逃生的希望。
在那个夏季平原上，千千万万穿着战靴的脚掀起漫天尘烟，密集的枪林弹雨射向一片无法动弹的活靶子，军团士兵头上所饰的无数支羽毛在夏日的狂风中飘摇。难怪阿庇安描述说罗马人简直“无法看清敌人”。岂止如此，在内部受伤士兵狂乱的尖叫和外面各种陌生方言刺耳的喊叫声中，他们也不可能听清敌人的任何动静。
这场战役对罗马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了对此有一个概念，我们必须简短考虑一下战斗的事后叙述。利维说发现的尸体“头埋在地下，显然他们曾为自己挖地洞寻求逃生，但后来泥土塞满了他们的嘴，最后自己窒息而死”。但利维也记述了一些英勇的罗马战士，他们从一个死去的罗马军团士兵身体下救出一个还活着的努米底亚人，发现他的耳朵和鼻子都被那个愤怒的罗马人咬掉了，这个罗马人已失去了任何可用来作战的武器——除了自己的牙齿——加上他抵抗到死的意志。按照古代传统，胜利的军事指挥官汉尼拔彻底清查了整个战场。据说他自己对这种全然灭绝的大屠杀也感到了震惊，虽然是他亲自赐给他那些士兵们以自由，让他们去洗劫死尸并对伤残者们执行最后裁决的。8月的炎暑使他们必须立刻拆卸开正在发胀的尸体并迅速处理掉散发着臭气的腐肉。
然而，所有这一切，也是汉尼拔自身大灾难临近的反光。14年后在扎马(公元前202年)，另一个军事天才西皮奥，这次是个罗马人，将在迦太基人周围创造出他自己的包围圈。这一包围圈由14年前坎尼战争留下的孤儿组成，2万名迦太基人向罗马人偿还了血债。
适应一切情况的军队
很显然，早期罗马军团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协作性和适应能力，而二者都来自后援兵力储备和兵力部署的快速变化。罗马步兵达到了希腊方阵所没有的高度进攻性，其雷雨般的标枪阵令所有敌人在劫难逃，杀伤力远远优于投石环索兵的弹丸和弓箭手的箭。一旦杀进手足无措的敌阵内部，只用短剑就能使敌军方阵的作用大为削弱，如果中队在敌人冲锋的压力之下聚集起来，必须以剑锋的威力冲开敌人的坚固阵线的话，那么高高的长圆形盾又使他们能够以相似于希腊方阵的方式向前进攻，同时后面的持矛战士则使军团免于溃散。如此前后一夹击，便能彻底搅乱敌军。
在战术层面上，一些下级军官有效地控制着时间和空间的安排。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军事人才，能够使进攻中的三次高潮完全和谐一致，并能在情况危急之时巧妙部署军团的30个中队以取得最大的紧凑性和伸缩性。如此众多小型且具有可变性的战斗单位使真正的联合成为可能。它们可自由选择各种不同战术：保持在中部活动，或侧面打击、佯攻，撤退以及围攻等等。在搏杀达到最高潮之时，军团的所有中队甚至可以在水平方向上并拢，同时三个阵列也可在垂直方向上连成一个整体，此时军团便变化成一种类似希腊方阵的组织。通过密集向前推进的盾牌，军团获得了更加巨大的战斗力。开阔平坦的地形对罗马军团的统一性并不像对以前的希腊方阵那样具有绝对的关键性，因为中队的战士需要绕过障碍时，可以相当容易地彼此拉开距离。实质上，对笨拙的敌军可能造成阻碍的恶劣地面环境常常更受欢迎。这样，罗马军团的武装优势和队形这种潜在的高度可变性，使它对任何一种类型的军队的战术挑战都能做出迅速反应。
只有两种情形能够置罗马军团于死地。首先，如果军团在平坦狭窄的地形中被钳于敌人两翼或山谷峡谷中，中队不可能独立地流动作战，而只好聚成一团。身边没有用武之地，军团士兵也就失去了他的开放空间和使用优势短剑的关键能力，他们只能像以前被自己征服的方阵士兵一样，被挤压在一个漏斗里面承受敌人的重兵打击。士兵们惟有听天由命地待在各自阵列中，对前面同伙们即将到来的覆没束手无策。
同样致命的是另一种几乎完全相反的情形：没有尽头也没有树木的开阔平原。由于没有真正的重装骑兵部队，只有一些脆弱的轻装骑兵，军团便极可能被广阔得一望无际的地形所吞噬，并不断受到那些不可能抓到更遑论让军团当成靶子的游牧民族骑兵和弓箭手们的袭击和骚扰。发生于卡雷的克拉苏之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被无休止的突袭所灭绝比在一支纵队枪下被捣毁要来得慢一些，但同样都难逃厄运。
罗马军团代表了西方现存军事技术成就的完美顶点。它取用了早期希腊小型冲突和决定性大战役的作战传统，并配合以从马其顿军队继承下来的一体化和多样性的遗产。功利的罗马人找到了力量和优雅之间的奇妙平衡。由于他们无以伦比的精巧复杂的政府机构的援助，加上迅速扩大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资本，罗马军团被充分赋予了发动战争所需的一切条件——道路、营房、医院、武器、盔甲和补给部队、养老金、薪金、医疗部队、军官——如此纷繁精巧的作战组织，简直就像一个庞大的官僚企业。如果需要，为它而设计军团的目的是为了对付远超出意大利本土之外的挑战。最后一代罗马共和国人在他们的幻想中留下遗嘱，企望这一创造能够一直存留到500年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