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概况
作者：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哈珀-科林斯世界军事历史全书》
出自————《战争通史》
在这半个世纪中，欧洲在世界事务中开始崭露峥嵘。除了昙花一现的纳狄尔沙(沙，波斯对国王的称呼)的波斯帝国，只有3个主要的非欧洲强国仍然存在——它们是清帝国、莫卧儿印度和奥斯曼土耳其——其力量都在衰落之中，不能在它们的疆界之外产生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小小的欧洲却包含着5个具有洲际利益、影响或野心的主要强国——英国、法国、西班牙、俄国、奥地利——和另外2个在欧洲只有中等力量，但在其他地区却有很大影响的强国，即葡萄牙和荷兰。此外，欧洲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国——普鲁士——它具有全洲性的利益和接触，但其军事上超凡的技术或能力已开始产生遍及世界的影响。
在军事和非军事事务中，都是欧洲列强望路争驱，其他地区则步其后尘(如果它们能够跟上的话)。欧洲领导世界部分原因是其他地区跟不上，另外也是因为它在技术上有着日益增大且不可抗拒的优势。
这一时期所有重要的军事领导者都是欧洲人——当然纳狄尔沙除外，他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亚洲征服者。欧洲有一个最超群的将领：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还有其他4位具有真正杰出才能的将领：萨伏依和奥地利的欧根亲王、英国的马尔波罗公爵约翰·丘吉尔、瑞典的查理十二世以及法国的维拉尔斯公爵克劳德。此外，还有几乎无与伦比的萨克斯的莫里斯，他是为法国战斗的德意志人；伯利克公爵詹姆斯，他是为法国战斗的英国人；芬多米公爵路易，他也是法国人；俄国的彼得大帝，他在战术上逊色但在战略上精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发生了持续不断——虽然规模不大——的战争，但战争统帅多数缺乏想象力，并且落于案臼。
海上事务由英国支配，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尽管富有想象力的将领在皇家海军中多半被弄得荒谬可笑(由于多种原因与陆地上的老套颇有不同)，但在以前或后来(一个世纪后)的历史上，英国在海上仍是难逢匹敌的。尽管存在上述的荒谬，至少有两位英国海军将领因获得富有想象力的胜利而值得承认，他们是乔治·安森勋爵和爱德华·霍克男爵。
18世纪的战争
以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为范例是18世纪欧洲战争的基调。他的不少仿效者以堪与其相比的想象力和能力应用着他的战例。然而，多数人只满足于采取古斯塔夫军事组织的皮毛，而几乎或根本不理解依据旧的原则运用新的武器和组织要有灵活性——他的成功就是由于有着这种灵活性。这是汤因比所谓“发明，胜利，倦怠和(最终)灾难循环往复”的一个极好例证(阿诺德·J.汤因比，《历史研究》，萨索摩维尔节选本，1－6卷，纽约，牛津出版社，1947，第336页)。
然而，还有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至少像这一军事循环一样影响着18世纪战争的进行。
经济因素就其本身来说也许是最不重要的。尽管它们很快被工业革命的结果完全改变，但反映以前时代的变化极其有限。经济对18世纪战争的限制，如以前一样，主要是农业和工业生产的限制，如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能为他们自己生产足够的食物，但若供应极少数从事手工业、服务业或从军的人口，就所剩无几了。战争期间供养大规模的军队是完全不可能的。士兵主要来自农场，因而减少了生产者的数量，同时却增加了非生产者对食物的需求。此外，各国在引进大规模生产技术前，有限的工业生产能力不足以提供充足的武器、装备和其他弹药，以装备从事战争的大规模军队。
欧洲的殖民扩张，伴随着它增长的贸易和重商主义，只是加重了这些主要的经济限制。当经济的扩张需要满足农业和工业生产不断增长的需要时，殖民主义和重商主义的人力却需要从旧的行业中吸引农民和手工业者。
18世纪欧洲的社会条件对军事制度产生影响是与经济因素密切相关的。经济扩张对人力的需求要求军队的征募只能来自人口中最不能生产的部分。军官来自贵族阶级，这是一个基本不能生产的社会阶级，而士兵来自社会的“贱民”和失业者——他们也是不能生产的。
社会因素又同影响战争实施的政治因素紧密联系。实际上，政府成为君主用来管理其领土的组织机构。战争为个人或王朝的目的而进行。当民族主义意识的日益增长和广泛存在的爱国情感不能摒弃时，这些必须同对君主的忠诚联系起来，否则严格分层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就相对不重要了。僵硬的确是这个时代主要的特征，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僵硬促成并且加重了缺乏想象力的军事俗套。
以纪律为例。纪律和精确曾是古斯塔夫成功的基础，因而被其模仿者看成目标本身。而且，只有通过严格的、铁一般的纪律和最僵硬的物质和精神的控制，才能使普通欧洲军队的“贱民”得到控制和训练。不能允许社会的渣滓在生产团体中自由游荡；他们可能用新学会的军事技术恐吓平民，要不就是逃亡，后者更有可能。由于国家只有极少的人力可服兵役，征募新兵存在困难，而且现存的武器装备需要花费时间训练士兵，使其掌握娴熟的军事技能，因而逃亡造成的损失与战斗损失一样严重。
进行战争时，军队不得不到乡村搜寻食物——不是怕伤害城市公民，而是因为城市民用经济不能承受不可避免的侵害。因此，指挥官只有集中了大量的食物和装备并贮存于仓库之中，才能发动战争；军队不能远距离机动——通常至多只能离开仓库行军4－5天。
避免在战斗中损失训练费用昂贵的士兵也很重要。因此，指挥官不愿进行战斗，除非他计算出他成功的机会接近于确定无疑。其对手由于不能对局势作一个大致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避免战斗，而且他自己要呆在离敌人最近的仓库不少于4－5天路程的地方，同样计算其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这样战斗并不常见，决定性的行动只是在异常优秀、精力充沛的指挥官或者非常愚蠢、有勇无谋的指挥官之中才会发生。
但是，战斗一旦打响，却是凶猛残暴、紧张激烈，布伦海姆、马尔普拉凯特和丰登诺伊等战斗的伤亡数字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由战争的性质和军队的组成决定，这样的损失并不能对敌人的国民经济或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我们不能断言，这个时代(包括17世纪的后期)没有产生有才干的军事指挥官(如上文所指出的，参见第十五章──军事概况)。但这些指挥官中没有谁有天才——也许是缺乏机会——去克服僵硬的军事体制，他们就是在这一体制内作战，同时也使自己与其战略适应这一体制。就连腓特烈大帝——他是无可置疑的战争天才之一——也不能完全打碎这些僵硬的镣铐。腓特烈最大的军事弱点——决定性胜利后不去追击——也许反应了一个担心，就是如果他放手让军队追击，他的军队也许就逃散了。
看来只有等到法国大革命的震动，和不断发展的工业革命的影响被无情的天才拿破仑所利用后，才能彻底粉碎18世纪僵硬战争的体制。
兵器
人们可能会料想到，在这个墨守陈规和保守主义的时代，武器方面有意义的发展或革新是极少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对现有武器的改良中。
基本的短柄武器是燧发滑膛枪——其代表是英国的“布朗·贝斯”——它有一把可分叉的、能发出响声的刺刀。普鲁士人作了两项改进，以提高它在战斗中的效用。约1718年，他们引进了一个双刃的铁制撞击装置，这比极不实用的木制撞击装置可靠得多，也更牢固。普鲁士人还发展了漏斗形的火门，使装填弹药更为容易，特别是在战斗的紧张阶段。当这些转折与腓特烈大帝所要求的快速准确的装填技术相结合的时候，普鲁士步兵的发射速率能比其他军队的士兵快两倍。
火炮也几乎没有真正的变化。法国人在他们较早的标准化努力中，改进并废弃了所有比能发射24磅炮弹更大的机动火炮。火炮改进的主要努力是奥地利在王位继承战争(参见第十五章→主要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进行的。约瑟夫·温泽尔·冯·列支敦士登亲王不仅将奥地利的火炮标准化为能发射3磅、6磅和12磅炮弹的普通火炮和能发射7磅、10磅的榴弹炮，而且他也标准化了炮架设计、载炮的轮子、火炮锻造厂和其他火炮装备。列支敦士登还通过在波希米亚的布达韦斯附近建立实验测试设备而推进了弹道学的发展门
陆军战术
由于战争主要为陈规旧习所支配，战术方面极少有新东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将领倾向于避免战斗，仅依靠笨重的机动。战术队形与前一个世纪已出现的队形基本相同，略有更复杂和更迟缓的趋势。人们认为战术的完美在于有能力形成完善的横队，并且在战斗的高潮也能保持。由于射击速率的增长，横队常由6行减至4行。
我们发现，除这些一般性原则之外，腓特烈大帝对战术也给予了发展。到18世纪中叶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人们已开始意识到了这些战术发展。腓特烈同其他18世纪将领一样，关心步兵战术机动中的纪律和训练以及精确。但对他来说，这些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对陈规旧习的符合和接受。事实上，他的普鲁士军队有更无情的纪律，更强调军事训练，要求比欧洲其他任何军队达到更高标准。腓特烈增加了两个重要的因素：速度和战场机动，结果在军事技术的完善方面，他造就了就其时代来说也许任何军队都无可比拟的军队(大概只有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军队才能与之相比)。
腓特烈对炮兵战术的发展比古斯塔夫·阿道尔夫走得更远。在七年战争期间他创造了骑兵炮的概念(与传统的马拉炮不同)。骑兵炮的炮手和弹药手是骑马行进的，这样轻便的火炮就能跟上迅速移动、狂奔疾驰的普鲁士骑兵。他还利用高弹道的榴弹炮攻击隐藏在树林和山丘后面的敌人预备队，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使炮兵初步获得了朦胧的间接炮火准备的概念。
这一时期仅有的其他重大的战术发展，是改进了组织并使用轻骑兵。在欧洲，这主要是奥匈帝国的革新，某种程度上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需要的结果，其时，玛丽亚·特利萨的将军们使习惯于同土耳其人非正式冲突的克罗地亚边境居民适应了同普鲁士人和法国人的作战。但是，在美洲殖民地的作战中，轻步兵的发展也出现了可与此相比的趋势，这到18世纪末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军事组织
18世纪初的军队一般规模很小，高度职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雇佣兵，士兵对他们为之战斗的王朝事业没有什么热情。在组织和结构方面，前一个世纪末已出现了新的编制，这时没有什么变化。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队主要由流浪者和贵族组成。其后果是，军官和士兵之间的鸿沟可能比历史上其他任何时代都大。如果我们说，士兵在战场上战斗是因为他们比害怕敌人更害怕他们自己的军官，这没有言过其实。因为这样的军队只有通过无情的铁的纪律才能收拢在一起，并避免逃亡。
海战
战术
1750年前，海军战术像铁匠的大锤一样笨重。交战双方的舰队均排成纵队(舰队纵列)航行，航线互相平行，这样才能互相靠近，进行舰对舰的交锋。各战舰以舷侧相对进行战斗，有时，实际上是舷侧靠着舷侧，用火炮猛烈对射，直到对方屈服为止。在这段时期里，英国始终掌握着制海权，这并非他们运用了新的海军作战思想，而是因为：一、它的以前时代的卓越海军将领掌握了强大的海上攻击力量；二、他们的战舰在数量上超过别人；三、他们的航海技术较高。
法国的海军力量仅次于英国居第二，明显超过了荷兰海军。舰与舰相比，法国舰的质量优于英国，但数量较少。总的来说，英国的航海技术比法国强。英法海军战术的基本差异在于，法国常常由于数量上处于劣势，因而更注重保全其舰只不受损失。在舰队的行动中，他们遵循的原则是：“谁战斗后能脱身谁就能生存以待来日再战。”结果，法国将领喜欢在敌舰的下风一侧进入战斗。这样，一旦需要就可以很快脱离冲突。战斗一旦开始，他们就将炮火对准敌舰的桅杆和帆缆轰击，使敌舰速度慢下来。相反，英国人则寻求“迎风手段”，占敌舰的上风位置，以利逼近交战。他们的炮火对准敌舰的船壳轰击，目的是将它击沉或摧毁。战舰的舷侧炮火力对海战起着支配的作用，航海技术和战舰的操纵技术是海军炮射击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除非能够敏捷操纵战舰，使位置几乎固定的火炮能很好地瞄准射击目标，否则舰炮火力只不过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已。人们也许会认为在这种条件下，战斗中的个人主义恐怕是皇家海军将领和舰长的必须条件。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皇家海军的“战斗指令”已在1691年成为法律，规定单行纵队是战舰编队的唯一形式。哪个舰长打破了这一戒条就要受到处罚。由于其他海军没有更好的体制，因此，英国的海军体制一般来说算是成功的。不过，只有杰出的海军指挥官才能在对付跟自己力量差不多的敌军舰队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很少发生决定性的海战也不允许进行试验革新，假如有人想试验革新，常常因此而受到军法审判，蒙受耻辱。事实上，这一时期皇家海军的每一次重要战斗几乎都要导致军法审判。
战舰
这个时候正是配备有大量舷侧炮的主力舰的黄金时代。这种舰的名称表明，它在规模上和武器装备上都要在海战阵列中大显身手。这种战舰一般长约61米，最大排水量2500吨，最大的编制约1000人。到18世纪中叶，战舰大体上标准化为六个“等级”。头三个等级属于大战舰：一级有三层甲板，共配备100或100门以上的火炮；二级也有三层甲板，共配备约90门炮；三级也就是作战舰队中的载重舰，有两层甲板共配备64－74门炮；四级是最小的主力舰，配备有50门炮(两层甲板)，通常称为巡洋舰，也能当作驱逐舰(由三级改建而成，改造一层炮甲板)，或为一定的目的而建造。像所有按折衷方案建造的战舰一样，它的战斗力不很强大，因此在舰队中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也不够灵活，很难充当巡洋舰的角色。真正的巡洋舰是形体更小一些的五级和六级战舰，它们有24－40门炮，全都设置在一层炮甲板上。他们比大战舰更轻便，航速更快，因此适用于袭击商船，担负侦察搜索和警戒掩护任务。所有的等级舰，用地道的航海术语来说，均属于三桅横帆战舰。
在以上的等级舰之下，便是几种桅帆小炮舰(“桅帆”一词与船具装置方法无关)，舰上配备有16－24门炮，它们有时是三桅横帆炮舰，但也可能是双桅横帆炮舰或双桅仅在舰首有横帆的炮舰。最后，便是按船具装置方法定名的单桅快速船或其他小型桅帆炮舰(如单桅纵装帆船、双桅纵帆船、双桅小帆船等)。
海军炮
这个时期大型舰和巡洋舰的主炮已经是完全标准化的16磅、18磅和24磅炮弹的加农炮。多层甲板的战舰通常在上甲板配备16磅炮弹的加农炮，下甲板是24磅炮弹的加农炮。轻型桅帆战舰装有4磅、6磅和9磅炮弹的加农炮，大型战舰常常也装备一些轻型炮，作为主炮的补充。
造船技术
这个时期的造船技术有两项很重要的革新。1700年，舵杆(从舵伸到船内的一根大杠杆，用它对舵进行操纵)已经用缆绳与装在后甲板上的舵轮连接起来，从而大大方便了舰船的驾驶。舰的水下部分覆盖以铜护壳，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防止可怕的凿船虫(一种咬啮木头的蠕虫)和藤壶(附在船底的甲壳动物)对栋木船底的侵蚀。
风习
这个时期里各国海军的舰上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人们无法想象1000人竟能生活在一艘2500吨的船上。除了弹药，船上还要装载足够的水和食物，以便一年或更长时间巡航在海上。经过海上几个月的存放，食物的质量和状况已经是很难用文字形容了。舰上的主要饮食是几片被象鼻虫爬过啃过的砖头一样坚硬的面包，用几口带盐味的水冲进肚里了事。有时能给一点在水里加些甜酒而制成的“朗姆酒”。这样的饮食对人体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在战斗中九死一生幸存下来的水兵常常很快衰老，年纪轻轻就过早死去。英国皇家海军发现酸橙果汁可以预防坏血病。正是由于英国水兵大量服用酸橙果(英文音“莱米”)，因此出现了“莱米”(英国佬)这一俚语，用来专指英国人。
除了生活极端恶劣外，海军的纪律尤其严酷。舰上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海军跟陆军一样，军官跟士兵之间有着很深的隔阂。军官对士兵几乎拥有无可置疑的生杀之权。当然，这也许是确保士兵对上司绝对服从的唯一办法。士兵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志愿的，而是被迫入伍。
作为一种社会风习，这一时代皇家海军的主要特征温斯顿·丘吉尔作了恰如其分的总结：“朗姆酒、鸡奸和鞭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