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概况
作者：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哈珀-科林斯世界军事历史全书》
出自————《战争通史》
虽然野蛮的暴力冲突仍在不停地震撼着号称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战争的政治目的越来越明显了──尽管有些是含而不露的，而有一些则是确定无疑的。同时，这一时期的军事技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尤其是西欧军队和土耳其的穆斯林军队进步更加突出。
这一时期没有产生真正的军事天才，但有几个杰出的军人，他们是：伽色尼的马茂德；英格兰的“狮心王”理查德；拜占庭的阿列克塞；塞尔柱土耳其的阿尔普·阿尔斯兰；埃及和叙利亚的萨拉丁，以及西西里的诺曼人罗伯恃·吉斯卡尔。他们都表现出了超群绝伦的领导才干，除拜占庭帝国外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所有军事将领都难以与之媲美，他们都在这时的四个主要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一个或多个时期发挥了影响。
第一个发展阶段是早期历史演进的继续：居住在黑海和里海北部及南部的土耳其人向西部迁移。北边的一股是佩彻涅格人和游牧民族部落，他们与拜占庭帝国及其斯拉夫邻国的联合军队经过一场艰苦的搏斗之后被击退了；而南部的土耳其人却表现出色，也许是由于土耳其人的强悍和穆斯林的狂热，他们横扫拜占庭帝国在亚洲的大部分领地，渗透到了整个中东地区，而且尽管受到十字军东侵行动的遏制，但穆斯林的扩张还在不停地进行，一直到这一时期结束。
第二个发展阶段是拜占庭帝国的覆灭，它与第一个阶段互为因果。尽管军事上面临竞争，国力不断衰退，但拜占庭人凭借其对战争艺术的透彻理解，使君士坦丁堡仍巍然屹立，加上其惊人的恢复力，拜占庭帝国的寿命大概延长了数百年之久。然而，如果说阿德里安堡之战已明确地预示着罗马帝国的灭亡，那么，曼齐克特战役则敲响了拜占庭帝国的丧钟。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欧洲各王国的政权日益集中化。尽管强大的封建势力处处阻挠，但一种民族的凝聚力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情况在英格兰和法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与之相比，德国、西班牙和波兰的情况则逊色些。
第四个发展阶段就是十字军东侵。从军事、宗教和文化传统的角度看，它是这些发展阶段中最重要的一个。
兵器与盔甲
这一时期有一种重要的新式兵器出现，那就是十字弓(或称石弓、弩)，其字面意思是手拉式抛石器。它看上去似乎有点笨拙，而且与战争史上传统的弓或弩相比发射速率低。但是，从此种兵器上发射出去的金属箭，不仅射程远、速度快，而且与旧式的较轻的箭相比命中率更高。最为重要的是，它能穿透其他抛射物所不能穿透的铠甲。显然，中国人和罗马人早已对手拉式抛石器进行了试验，但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抛石器的概念就被西方人忘得一干二净了。11世纪它又复活了。在欧洲，十字弓首先出现于黑斯廷斯战役时的诺曼军队中。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十字弓已经在中国盛行了长达好几个世纪(参见第三章→东亚→秦朝的军事体制)。
十字弓是西欧人为对付土耳其的骑兵弓箭部队所采取的一种兵器。欧洲的十字弓射手通常为徒步行军和徒步作战。十字军东侵时进行了弓箭兵乘马作战的试验，结果发现弓箭兵骑马作战虽然降低了射击精度和射击速率，但与所提高的机动性相比还是利大于弊。有趣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东南亚的占城人(马来族)显然也使用了骑马作战的十字弓射手。
西欧军队使用的另一种新式步兵兵器是戟。这种经改造的长矛在头部的地方加了一把战斧。这样，既可以进行劈砍，又能做刺杀动作。比这种新式兵器出现本身更加重要的是，西欧军队正在把注意力和聪明才智用于提高一度被忽视的步兵的作战能力上。这样，正如十字弓那样，戟的出现预示着步兵在欧洲的复活。
改进兵器的另一个例子是穆斯林对短弯刀的完善。这种刀身弯曲的短刀之所以具有重大的意义，不是因为它在设计上发生了什么根本的变革，而在于冶炼技术的进步使金属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大马士革和托莱多的工匠因制作优质钢刀而闻名于世。他们的刀具不仅具有较好的韧性和硬度，而且刀口也磨得像剃刀那样锋利无比。
在欧洲，士兵的护身盔甲不断得到改进，同时也越来越重。锁子甲改短了，它长长的下摆被铠甲马裤所取代。甲衣的袖子加长到了腕部，头上的护脑或锁子甲兜帽取代了原先的头盔。这样的一套锁子甲重量达14－23公斤。为了增强锁子甲的防护力以及防止锁子甲坚硬的外壳在受到打击时伤害士兵的身体，它的里面又加了一层结实的皮衣或毡衣。对步兵来说，这种皮衣或毡衣通常是他们唯一的护身甲，即使这样也足以抵挡敌人的大部分利箭攻击。土耳其的历史学家在描述十字军步兵的作战情景时，似乎总是把他们写得像插满针的毡子，实际上他们安然无恙。
准备发射的十字弓手
头盔装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护鼻变得更长而且更加牢固。事实上，当时有很多工匠都制造出了一种能覆盖整个头部和颈部的平顶头盔，这种头盔在前面设有观察和呼吸用的狭缝，从而可以保护整个面部。不过，这种头盔不仅十分沉重，而且使人发闷，因此士兵常常把它放在马鞍的前桥上，等战斗快要开始时再戴上它。当时最常见的锅形头盔重量为7－9公斤。到13世纪末期，造甲工匠试制了一种正面前突的头盔，它使对方的正面攻击难以奏效，从而减小了头盔被打烂后嵌入脸部的可能性。
由于盔甲性能得到了改进，所以在欧洲的多次战役中军队的伤亡率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也使在近东地区的作战中，十字军跟穆斯林军队的伤亡比例相差十分悬殊。十字军打胜仗时，伤亡总是比较轻微，而一旦失败，那么在战斗的最后阶段就会遭受重大损失，因为他们无法逃脱机动灵活的敌人的追杀。
城防设施与攻城装备
这一时期的城防设施没有大的改进。不过，十字军从拜占庭人那里学到了许多构筑城防设施的经验，从而完全改变了当时西欧流行的城市防卫的指导原则。但欧洲人在运用这些经验时，有一个重要方面跟拜占庭人不同：拜占庭人基本上将城堡用作野外防御战和进攻战的基地，因此，他们的军队往往驻扎在居高临下而又容易进退的地形位置上；欧洲人则更重视打防御战，他们仍旧被“时间要短，规模要小”的一套封建军队的作战原则所束缚，总是尽可能地将要塞和堡垒建立在敌人最难接近的地形上，这样进攻的一方如要攻占要塞就极其困难，因此，他们很难抓住战机，歼灭围攻封锁堡垒的敌军。
抛石机
攻城作战中出现了一种新式兵器，这就是抛石机或弩机。它是一种抛射石弹以袭击城堡防御工事的机械，也可用来朝城墙抛射石块或其他物体。它跟以扭曲原理的射石器和弹射器(参见第三章→军事概况→兵器)不同，抛石机是以平衡重锤的力量作推动力的。
攻城技术也没有多少变化。人们早已挖空心思地想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攻城方法，比如捣毁城墙、爬上城墙或从城墙下面挖掘地道进入城内等等。然而，在欧洲中世纪的攻城机械中，几乎见不到被马其顿人和罗马人所喜爱并行之有效的攻城技术──攻城塔架，这种塔架可以造得很高从而可以俯瞰城堡的城墙。欧洲人之所以没有使用这种玫城方法，一方面是因为建造大型的塔架需要大量的人力，而欧洲人力的缺乏使军队保持了较小的规模；另一方面的是由于欧洲的城堡通常都处于难于靠近的地形上，攻城塔架无法运用。
因此，在更大程度上欧洲人攻城的主要武器是把守城的敌人饿死在城堡里。由于封建君主和贵族要在野外无限期地围困下去不仅困难重重，而且耗费惊人，所以，对储备充足的城堡来说生存下来是毫无问题的。
陆军战术
概述
11－12世纪，骑兵仍然是居支配地位的兵种，但步兵的重要作用正在恢复。早在十字军东侵之前，西欧人就已经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两支规模相当的军队，其中由可靠的步兵和骑兵分队组成的合成军队要比纯粹由骑兵构成的军队战斗力更强。这是由于步兵为骑兵的机动作战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地，因为步兵可以夺取和控制指挥位置或要害地区。因此，许多欧洲将领都习惯性将部分骑士或武士改编成步兵，并把他们作为那些通过封建征兵制组成的不大可靠的步兵队伍的核心力量。有时，一支军队的唯一步兵分队就是改编来的骑士。这是因为骑士不仅有较厚实的铠甲，武器精良，而且他们循规蹈矩、纪律严明，这使他们能够顽强抵抗敌人骑兵的攻击。但民兵或民军就往往不堪一击。由于骑兵的费用很高，把骑士改编成步兵使用显然很浪费。因此，在中世纪人们凭直觉对费用进行权衡后，得出结论：必须建立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常备步兵。
这一进程在十字军东侵后加快了步伐。在同机动灵活的穆斯林军队作战中，十字军发现维持一个牢固的步兵基地对骑兵向敌军发动决定性的冲锋是至关重要的。步兵分队的这种作用不久就被穆斯林军队察觉了，所以后来他们攻击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把十字军的骑兵分队与步兵分队分割开来，各个击破。这就是萨拉丁为什么能在哈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原因。穆斯林军队的战术反过来提醒了十字军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作战行动中步兵分队与骑兵分队的密切协同上。结果，这种做法在作战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理查德在阿尔索夫大胜萨拉丁便是一例。
作战过程中步兵分队与骑兵分队的协同关键问题是火力和机动力的运用。根据十字军的作战经验，他们意识到必须用火力来抵抗土耳其骑兵的攻击。因此，对十字弓的依赖程度大大提高了。一旦可能，在成排的十字弓箭射向敌人之后，十字军便立刻用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重骑兵向敌发起冲击。
后来，土耳其军队发现他们必须用这种混合编组的部队来对付可怕的十字军。显然，萨拉丁是第一个有效地把狂热的阿拉伯和埃及步兵同马穆鲁克骑兵混合编组的军事将领。但在这一竞赛中，轻铠甲的穆斯林军队是不可能与欧洲密切协同的合成军队匹敌的。
步兵战术
直到这一时期(12世纪)末，步兵不论在声誉上还是在作战使用上都还远远次于骑兵。作战行动中步兵很少用于机动，它的作用是为担负主攻任务的骑兵在机动作战中提供一个可靠的基地；它的另一种作用是为增强骑兵冲锋效果提供火力支援。
骑兵战术
这一时期的骑兵有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拜占庭和土耳其军队中的弓箭骑兵，但拜占庭军队的骑兵不仅纪律严明，而且铠甲也较重，所以也可以把它归结为后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是重铠甲冲锋骑兵，西欧人在这种骑兵的建设上可称得上登峰造极，世界上没有哪一支军队堪与同等数量的法兰克铠甲骑兵相匹敌(法兰克人被穆斯林和拜占庭人一概称作西欧人)；第三种类型是轻骑兵，通常是轻型铠甲并配备有长矛和短剑。只有阿拉伯人、埃及人和北非人尝试了这种轻骑兵的冲击战术，但根本对付不了十字军。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萨拉丁之前十字军能够在数量悬殊的情况下战胜埃及人。
十字军向拜占庭和穆斯林军队学习，将轻骑兵用于掩护和侦察，轻弓箭骑兵用于作战。后来他们除雇佣穆斯林充当骑兵外，还建立了由欧洲人组成的轻装弓箭骑兵部队，这些弓箭骑兵通常是在叙利亚出生的第二代欧洲人。同时西班牙的基督徒也建立了一支类似的轻骑兵，他们装备有轻型的长枪或矛，主要用于侦察和掩护，有时也同摩尔人进行小规模的战斗。西欧军队在使用弓箭骑兵作战时往往是不成功的，但他们有时雇佣匈牙利或土耳其的弓箭骑兵到欧洲作战。
中世纪的欧洲军队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被用于突击行动的重铠甲骑兵是西欧封建军队中的精锐部队。由于武器和铠甲造价昂贵，所以最初只有财力雄厚的贵族成员才有能力武装自己。古罗马的术语中的“士兵”最早指的也正是这些骑马的武士。因此，可以说重骑兵中的精华也就是中世纪骑兵部队中的骑士。
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使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国王和贵族们发现从效忠于他们的封建贵族中所能征集到的骑士兵员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进攻或防御的需要；其次，封建诸侯们受君王之命担负进攻性的作战任务的时间都不长，这严重地挫伤了诸侯们在军事上的远大抱负。显然，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武装和训练靠得住的平民并提供相应的马匹和重装备，这样他们不仅可以随骑士参战，而且还能长年累月地担负军事任务。当然，君主必须有足够的财力支付他们的费用并维持他们的生活。这些人被称做“武装民众”，并且“士兵”(或“战士”)这个词像被用于骑士那样逐渐地用于他们。为了维持这些常备武装力量，国王或贵族们改变了以前向封建诸侯们征集兵员的做法，而是向他们征收钱财，双方皆大欢喜。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中世纪的民军步兵很不可靠，所以最初指挥官们不得不把骑士和武士改编为步兵，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常备步兵征集方式的变化，这样不仅更为节约，而且这种常备步兵也比较可靠，尽管不像骑兵那样有沉重的盔甲和武器，但仍称得上是武器精良，装备齐全。这些步兵大多数手持长枪，他们在战斗中的主要任务是作为弓箭兵和重骑兵进攻和机动时的基地坚守在巨大的作战方阵中。在莱尼亚诺战役中打败德国骑士并且为米兰人的骑兵部队击败腓特烈·巴巴罗萨提供基地的就是这种步兵。大约是在12世纪，最出色的长枪部队产生于荷兰。在早期的英格兰，由于民兵或民军不很可靠，所以促使卡纽特建立了一支常备的警卫部队或叫侍卫队。他们成了封建武装力量的骨干。英格兰的武装力量中始终保留着这支侍卫队，直到它在黑斯廷斯战役中被歼灭为止。有些贵族冒险家突发奇想，建议组建一支雇佣武装，这样可以把它租给养不起常备军的其他贵族或国王，或者当某些贵族的常备武装不能满足一时急需时，就把这些军队雇给他们使用。诺曼底公爵威廉在入侵英格兰时，其军队有相当一部分就属于雇佣军。
海军战术
海上军事活动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海上王国意大利的崛起，特别是威尼斯、比萨、热那亚和西西里的诺曼王国也大力发展了海上武装。在11世纪末期和12世纪初期，这四个王国的海军已经控制了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拜占庭海军在这一时期迅速衰落，主要原因是曼齐克特战役后安纳托利亚的海上控制区遭到了敌人的蹂躏。
十字军东侵过程中，海军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因为这样，12世纪的海上王国意大利和西西里得以从协助十字军从海上到达圣地耶路撒冷，以及为他们提供后勤支援的过程中，获取了巨额的财富。假如在11世纪穆斯林没有被逐出地中海的话，基督徒们取得哪怕一个微小的胜利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当时的主要战舰同早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的船只一样，要靠人力划动，而且吃水很浅，舰只的桨手通常都是奴隶。海战的方式也没有多大的变化，海战的目的就是为了摧毁敌舰或俘虏舰上的敌人。
有证据表明：在11世纪，中国北宋王朝的海军就开始使用最早出现的较粗糙的指南针。
教会与军事
西方教会
从理论上讲，基督教同当时西欧的残酷战争是水火不容的。但实际上教会已逐步适应了这个你争我夺的世界，而且为实现教会的精神宗旨和现实目标，神职人员──罗马教皇和大主教参与战争的事情也屡见不鲜。特别是罗马教皇与德国皇帝的长期冲突更加说明了这一点。
当时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有些神父亲自介入了战事纠纷之中。一种情况是，他们中许多人通常都是上流社会的成员，之所以参加教会不是因为笃信教旨，而是为获取现实的利益，因此他们的言论缺乏感召力。但另一方面，许多军人神父都是虔诚的信徒，一旦他们不能听从教会的规劝实现真诚的和解，则会非常小心地避免战斗。例如基督教大主教阿德马尔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相信同穆斯林异教徒作战就是对基督教世界和上帝的荣誉的直接贡献。
11－12世纪，教会进行了控制或限制战争的最初尝试，至少有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最早的是“上帝的和平”。10世纪后期(990年)，法国的教会开始宣传这种富有人情味的格言，即：军事行动中绝不能伤害神父、牧师和修女，后来范围扩大到牧羊人、学生、商人和游客。后来，“上帝的和平”又进一步适用于教堂和到教堂作礼拜的人。从这时起几乎所有能容纳入的教堂都成了避难所。也许是因为战争中确实没有伤害到他们的缘故，“上帝的和平”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被实实在在地坚持了下去。
另外一个是风行一时却收效甚微的所谓“上帝休战”。这一教规显然最早出现于11世纪早期的阿基坦，它禁止在礼拜天作战。开始这一教规得到了遵守，但后来因为大主教扩大了休战的范围：从最初包括整个周末，后来扩大到礼拜三傍晚至礼拜一日出的整个时间，以及斋日、降临节和所有的宗教节日，这样它也就名存实亡了。
这一时期教会左右战争活动的第三个例子，就是对武器采取直接的控制措施，这也间接地证明了十字弓的杀伤效果。由于这种武器杀伤力极大，所以，1139年梵蒂冈教皇通谕：禁止在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中使用这种武器，但它完全可以用于反对穆斯林或其他异教徒的战争。
东方教会
在对待战争与屠杀的问题上，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不像罗马的教会那样宽容：罗马帝国具有较高的文明和较小的侵略性；而东正教的首领们承认并准许个人和国家拥有自卫杀人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