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兵略类
作者：许保林·著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第五章·兵略类
第一节概述
兵略者，用兵之方略也。中国古代，战争频繁，名将辈出，创造了许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这是一笔珍贵的军事遗产。为继承这一遗产，汇集历代战争实例，借鉴古代用兵谋略而写成的兵书，称为兵略类兵书。因为有借鉴古人用兵得失之意，故有的称其为兵鉴类兵书。又因为这类兵书内容为用兵方略，方略即战略，故又有的直称为”战略”，如司马彪的《战略》、茅元仪的《二十一史战略考》等。
首创兵略体例的是晋司马彪。他所著的《战略》，分条辑录有关战略运用方面的战争实例。虽然大部失传，但从几条佚文中仍可窥见其基本体例。南北朝赵煚又作《战略》二十六卷，全书亡佚，不得其详。继彪、煚之后，唐李筌仿其体例，作《阃外春秋》》十卷，记自周武王胜殷迄唐太宗擒窦建德，明君良将战争攻取之事。按时间先后排纂史料。史料选择重在谋略。现仅存第四、五两卷（收入《鸣沙石室佚书》，伯希和曾言存第一、四、五共三卷，第一卷今未见），记两汉事。宋代兵略体兵书不多，而明清时代盛行。
兵略类兵书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按照某一指导思想辑录历代有关战争战例，如茅元仪《战略考》，”非略弗录”，”略非奇不录”，专收历代奇谋伟略；二是专门辑录某一部书中的谋略实例，如陈禹谟《左氏兵略》、宋征璧《左氏兵法测要》、魏禧《兵谋》、《兵法》等，都是专门研究和辑录《左传》中的用兵谋略的兵书；三是从有关史书中广泛摘抄有关战争战例，按照时间先后汇编成书，如胡林翼《读史兵略》及其续编。这类兵书详于记事，故又可作战史读。
兵略类兵书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按照类书的体例进行编排，或以兵法区别义类而分隶以史事，如明唐顺之《武编》；或以己意论列得失而佐证以史事，我们将这类兵书按其编纂体例归入类书类。所以，兵略类与类书类亦有交叉。
第二节战略
《战略》，司马彪撰，所以又称《司马彪战略》。司马彪，字绍统，河南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西晋史学家。他是晋朝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少年时好学不倦，但好色薄行。因此被司马睦严加斥责后，出继给另一位宗室，使其不得继承高阳王爵位。自此，他屏绝交游，专心研究学问。所以能博览群书，从事著述。著有《兵记》、《九州春秋》、《续汉书》等。
曾任骑都尉、秘书丞、散骑侍郎等职。卒于晋惠帝末年，大约是公元３０６年。时年六十余岁。
《战略》原书散佚，其佚文散见于裴松之《三国志注》、《太平御览》等史籍中，清代黄奭将其辑佚成编，收入《汉学堂丛书》（又名《黄氏逸书考》）。《战略》具体成书年代已不可详考，但从文献记载上推测，当成书于陈寿《三国志》之后，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以前。陈寿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比司马彪约大九岁，早死九年。他著《三国志》时可能《战略》尚未问世，所以《三国志》中未言及《战略》一书。东晋以后，陈寿死后大约一百三十余年，史料的发现渐渐多起来，裴松之广泛地搜集资料来补充陈寿书，为《三国志》作注，至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年）告成。其中，引用了《战略》中的五段内容为《三国志》中的人物作注，因为有关战略方面的内容《战略》一书详于《三国志》。可见裴松之看到了《战略》原书，说明南北朝初年，《战略》仍在流行。但公元636年成书的《隋书·经籍志》，公元940年至945年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和公元1044年至10606年成书的《新唐书·艺文志》都未著录此书，说明南北朝以后原书在战乱中散佚。可是，正象部分内容保留在《三国志注》一样，也可能有部分内容保留在其它诸书之中，所以唐代类书《初学记》，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中又载有《三国志注》以外的《战略》佚文。
关于《战略》一书的性质，由于原书失传，只能据佚文来讨论。裴松之虽然是采集《战略》中的内容为《三国志》中的人物作注，黄奭辑佚本也以人物名字列目，但窥其内容，却都是讲战略问题的。或举成功的事例，以证执行正确战略决策必胜的道理。如”刘表”一条，记述了蒯良、蒯越从政治、军事、谋略等关系战争全局的方面对敌我形势进行分析，为刘表提出的”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夺取荆州八郡，平定江南的战略方针，刘表采纳了这一方针，故”江南遂悉平”；或举失败的事例，以证拒绝执行正确战略决策失败的必然性。如”蒋济”一条，记述了魏明帝曹睿不采纳蒋济提出的战略方针，无功而还的失败事例：”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陆道，并攻辽东。蒋济谏曰：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不易轻伐。伐之而不制，是驱使为贼。故曰：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质，岁选计考，不乏职贡。议者先之，正使一举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国，得其财不足为富；倘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帝不听，豫行竟无成而还。”（《黄氏逸书考·子史钩沉·司马彪战略》）很显然，蒋济的进谏都是从战略上论述攻辽之弊的。由此可见，《战略》一书从书名到内容都是讲战略问题的。它是一部名符其实的战略问题专著。只不过古代战略概念与现代战略概念有所不同罢了。
《战略》今存佚文散见于裴松之《三国志注》、《初学记》、《太平御范》三书，明代茅元仪《战略考》、清代钱仪吉《三国志证闻》、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亦有转录。清黄奭将这些佚文辑出，编为一卷，共7条和1则附录。7条是刘表、傅幹、孟达、司马懿、蒋济、傅嘏、王基等7人关于战略谋画的言行，其中５条录自《三国志注》，2条录自《太平御览》；附录辑自《初学记》，说的是楚庄王赐宴群臣，命宫中美人逐席敬酒，蜡烛被风吹灭，有位武将酒后不检点，拉美人衣袖，美人乃扯掉其帽子上的缨饰，禀告庄王。庄王不愿为全美人名节而当众使一位武将难堪受辱，便命群臣都去掉冠缨后，点燃蜡烛继续欢宴的故事。这一则内容《初学记》称”引战略”。黄奭认为”《司马彪战略》多是三国时事，与《九州春秋》相表里。此叙及古事，疑非一手，或是叙说中一段未可知。又案《隋书经籍志》载《兵记》八卷，司马彪撰，此或是《兵记》中语。”（《黄氏逸书考·子史钩沉·司马彪战略附录注》）所以，他将这条内容列为附录。
从《战略》仅存的几条佚文看，《战略》一书继承了《孙子》、《三略》等先秦、秦汉时期兵家的战略思想。重视政治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顺道者昌，逆德者亡。”（《黄氏逸书考·子史钩沉·司马彪战略》）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黄氏逸书考·子史钩沉·司马彪战略》）强调”慎战”、”先胜”和”全胜”。
战略是军事学术的高级领域，是军事理论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因此，这一概念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出现的时间早或晚，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这个国家或民族军事学术的发达程度。中国是军事学术发达之国，早在春秋末期，就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战略思想，孙武是当时战略思想的集大成者。西汉又出现了以《略》命名的专讲战略问题的兵书《三略》。司马彪继承前人关于战略思想的优秀成果，总结战略运用的实际经验，明确提出了”战略”这一概念，并直接用战略一词命名他所著的关于战略问题的兵书。而在国外，关于涉及战略问题的最早的军事著作，直到大约五世纪时，才在古罗马和希腊出现。（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第16页，战士出版社）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国是世界上形成战略思想、提出”战略”概念、出现战略问题专著并以”战略”命名书名的最早的国家。可是，一度有人断言”战略”概念是”舶来品”，认为”在我国现用的辞汇中，，战略’二字严格来说是一种外来说”（钮先钟《国家战略概论》第２页）一说我们现在所用的”战略”名词是以毛莱斯的《战略学》为根源（钮先钟《战略思想与历史教训》第6页）；一说”‘战略’一词系由日本军语传译而来。”（孙绍蔚《概论战略思想之演进》，见台湾《军事杂志》46卷４期22页）
《战略》一书的客观存在使这些说法不攻自破。《战略》对后世颇有影响，后魏赵煚、明代茅元仪、徐子等都曾仿照司马彪以”战略”命名自己的兵书。（徐子《战略》见《武备全书》）《战略》不仅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节乾坤大略
明末清初人王余佑撰。王余佑，字介祺，自号五公山人，卒后其学生私谥文节先生，《自序》称己为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一说为直隶新城（今河北新城县）人（《中国人名大辞典》）。早年受业于孙奇逢（明万历进士），学习兵法，并随其征战。明朝灭亡，又从奇逢讲性命之学，隐居五公山聚众授徒，五公山人即由此而来。他虽隐居山野，”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烂草掷此生平，虽巢栖薇茹，时一室叫跳，辄觉须眉如刀槊。故独慕陈同甫之好谈霸王大略。””复熟览天下之大势，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然后标为十目，各成一卷，摭以古事，定以今评。”（《乾坤大略总序》）撰成《乾坤大略》。此外还著有《八阵图》、《万胜车图说》、《兵民经略图》等。
《乾坤大略·跋》指出：”此非谈兵也，谈略也。兵则千百端而不尽，略则三数端而已明矣。””至于选将、练兵、安营、布阵、器械、旗鼓、间谍、向导、地利、赏罚、号令种种诸法，如人之耳目口体一物不可少者，则各有专书，不在此列矣。”意思是本书不含军事上的具体问题，而只讲扭转乾坤的用兵方略，即”乾坤大略”。因本书按类汇辑历代战争战例，以为用兵的借鉴，所以，山西育才馆民国９年（1920年）铅印本又题《兵鉴》。
《乾坤大略》十卷，补遗一卷。卷目如下：卷一：兵起先知所向；卷二：兵进必有奇道；卷三：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卷四：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卷五：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卷六：攻取必于要害；卷七：据守必审形胜；卷八：立国在有规模；卷九：兵聚必资屯田；卷十：克敌在勿欲速；补遗：佐胜之著，编中未录者，偶记于此。
《乾坤大略》是一部辑评历代用兵得失的兵书。”十卷挨次而进，各有深意。”观其内容，各卷之间互相联贯，自成体系。其体例与他书有所不同，全书之前有”总序”，每卷之前都有”自序”。去掉这些序文，便成为一部纯粹的军事类书。
每卷围绕某个主题，辑录了较为丰富的历史上的军战史资料，如卷一《兵起先知所向》就辑录了纪信假扮刘帮诈降诳楚，大胜项羽等二十余条历代用兵故事。”自序”着重是对某个军事问题的评述，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下面按照原书的顺序对其军事思想作一简述。
兵起之先，强调要审敌强弱，选准正确的进攻方向，确定正确的战略部署。他认为，战争往往在瞬间决定胜败；优柔寡断，进攻方向不明，注定要失败。明确进攻方向以后，一要”进取”、”疾速”，”兵贵进取，贵疾速。进取则势张，疾速则机得。”（卷一自序）二要避实击虚，”敌弱或可直冲其腹；敌强断宜旁剪其支。””乘势而趋利。”（卷一自序）这样，就能使敌惊骇万状，而我则军威大振。
兵进之时，强调奇正之变，主张以奇道取胜。他认为，作战”不得奇道以佐之则不能取胜”，”一阵有一阵之奇道，一国有一国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即有时正可为奇，奇亦可为正。””夫兵进而不识奇道者，愚主也，黯将也。”（卷二自序）
重视初战，主张要尽全力争取初战胜利。他认为，初起之兵”不得已而与敌遇，非战无以却之。盖兵即深入，则敌必并力倾国以图蹂荡我，恐我声势之成，此而不猛战疾斗，一为所乘，鱼散鸟惊，无可救矣。诚能出其不意，一战以挫其锐，则敌众丧胆，我军气倍，志定威立，而后可攻取以图敌。”（卷三自序）
作战之时，强调出奇设伏。他指出，战争的情况很复杂，古有百战之说（如《孙子》的”百战不殆”，宋代的《百战奇法》等），其实远不止百战。但无论何种战争，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善于出奇设伏。所谓善于出奇设伏，就是能”用众以覆众，因弱而为强。”（卷四自序）
乘胜略地，主张用招降之法。一场战争取得胜利，便成”破竹之势”，乘胜略地，扩张战果，无需继续用兵，”不烦兵也”（卷五自序），而以安抚招降为上。但招降之法，必须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对敌造成强大威势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因为，”胜则人慑吾威，而庇吾势，利害迫于前，祸福怵其心，故说易行而从者顺；若在我无可恃之形，而徒以虚言嬲众，是犹梦者之堕井，无怪乎疾呼而人不闻也。”（卷五自序）
进攻战，强调要首先攻取要害之地，扫清进退障碍。他认为，”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则进退不能如意，而形相制，势相禁。”（卷六自序）敌若凭险反击，”霍然如探喉骨而拔胸块也”（卷六自序），必置我于死地。他并总结历史教训说，”古恒有军既全胜，而一城扼险，制吾首尾，几覆大业者。”（卷六自序）进一步强调攻取要害之地的重要性。
防御战，强调要固守住对战争胜负有决定意义的战略目标。他指出：”能取非难，取而能守之为难；汛守非难，守而能得其要之为难。昔项羽委敖仓而不守，弃关中而不居，而卒使汉资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较著者也。他如陈豨之不知据邯郸而阻漳水，董卓之不知依旧京而守洛阳，自古及今坐此患者，不可胜数，而独南宋君臣守江失策尤为可笑。”（卷七自序）
在国防后备建设方面，一是强调立国要有正确的方略和宏大的规模，改革旧制，创立新法，”朝廷之上置中书以总机务，疆场之外，建专阃以总征伐；经理度支，抚驭军民，适宽严之宜，得缓急之序；崇大体，立宏纲，破因循之旧格，布简快之新条，使人人辑志，处处向风。”（卷八自序）二是主张屯田，减轻民众负担，解决军队粮饷。他认为”百万之众，无食不可一日支。”（卷九自序）如李密以霸王之才徒以用粟不节，卒致米尽人散；而刘帮却以能食敖仓之粟，得以亡楚兴汉。”屯田一著，所谓以人力而补天工也。”（卷九自序）
本书在最后一卷，论述了用兵全胜之术，主张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待机而动；反对死打硬拼，鲁莽从事。他以与虎搏斗作比喻，指出，斗虎”当设网罗，掘陷井，围绕其出路旁，睨而伺之，久将自困，若奋不顾身，径进而与之斗，鲜不伤人矣。”（卷十自序）斗敌与斗虎理同，”故欲克敌者，强其势，厚其力，谨其制，利其器，然后堂堂阵，正正旗，声罪致讨，而施戎索，乃全胜之术也。”（卷十自序）
《乾坤大略》初以抄本行世。辰州秦聚奎在为本书写的序中说：他在任职肃水时看到的抄本，往往事不归类，踳驳颇多。他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任职饶川时，王余佑之裔孙王懋亭茂才来饶，携其先人藏书数种，内有此书原本，因重校一遍，始知篇中错杂重复之处，为后人所窜入，而原书本来是融会贯通的。当时筹防吃紧，到处戒严，韬钤攻守之术，尤为救时良剂。于是，他据原本重录一份，与旧本相校，将后人窜入的十三条，删其重复，另记于后，以资参览。这就是所谓的秦校本。本书被收入《畿辅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宝兴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翻刻、山西育才馆于民国9年（1920年）翻印。这些不同的版本，或以秦校本为底本，将窜入的十三条附于书后，如山西育才馆铅印本；或以旧抄本为底本，但在后人窜入的内容后面一一注明”秦校原本无此条”，如《畿辅丛书》本即如此。
第四节兵谋与兵法
《兵谋》一卷，清初魏禧撰。魏禧事略见本书中编第十三章第八节。
《兵谋》是一部辑录《左传》用兵谋略的兵书。魏禧认为：”凡兵有可见，有不可见，可见曰法，不可见曰谋。法而弗谋，犹搏虎以挺刃而不设阱也；谋而弗法，犹察脉观色而亡方剂也。”所以，他很重视用兵之谋和用兵之法，便把《左传》中的有关”谋”和”法”的史实进行剖析梳理，综合归纳，编成《兵谋》和《兵法》二书。
《兵谋》概括出了《左传》中的三十二条用兵谋略：（1）和，上下礼让，同心和睦；（2）息，息民养战；（3）量，度量敌我；（4）忍，忍辱含垢，以图大谋；（5）弱，示弱骄敌；（6）弱而示之强，以震慑敌人；（7）致，调动敌人，迫于就范；（8）畏，敬畏，优而不恃，胜而不骄；（9）防，防敌谋我；（10）需，迟缓以老其师；（11）疾，急速乘敌之隙；（12）久，持久固守要冲；（13）激，抑制自己冲动，激怒敌人，使其暴躁，失去常态；（14）断，果断不疑；（15）听，倾听部众贤能的意见；（16）诡，诡诈，知人之诡，我以诡人；（17）信，信用礼节；（18）谍，间谍；（19）间，离间，间而挠之，间而离之；（20）内，内奸；（21）衅，间隙，乘敌之隙；（22）逼，以势逼敌投降，不战而胜；（23）与，与国，国家之间结盟共同抗敌；（24）胁，胁从，逼迫敌人听从我调动；（25）假，假借占卜、神鬼、物象等蒙骗敌人；（26）名，师出有名，执义循礼；（27）辞，辞令，以辞令赢得战争胜利；（28）备，戒备，未战备战，未败备败，有备无患；（29）法，赏罚之法制；（30）同，与士卒同甘共苦；（31）本，以民为本，修其本以胜敌；（32）保，保障胜而不败，保卫胜利果实。
每条谋略之后辑录《左传》中有关战例若干条，每条战列都一一注明了《左传》上的年份，便于查找。如”弱”条下辑录了”文公退三舍以骄子玉（夹注：僖廿八。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等十全条战例故事。从全书看，里面也夹有辑录者的观点，如”听”条下指出：”或听于众，或听于贤，或听于能，或听于尊；不听则败，听于私则败。”等等。
本书既是读《左传》的札记，又是讲谋略的兵书，对研究《左传》中的谋略思想有一定参考价值。《昭代丛书丁集新编补》收录有此书，书后有吴江沈茂德《兵谋跋》。
《兵法》一卷，魏禧撰。《兵法》是一部辑录《左传》用兵之法的兵书，其体例同《兵谋》，每法之后辑录《左传》中的有关战例故事，并注明《左传》中的年份。本书将《左传》中的用兵之法归纳概括为二十二条，即：（1）先，先声夺人，先发制敌；（2）潜，隐蔽袭敌；（3）覆，埋伏乘敌；（4）诱，示弱诱敌；（5）乘，乘敌不意，攻其无备，如乘于未阵，乘于半济等；（6）衷，分割包围；（7）误，多方误敌；（8）瑕，罅隙，攻敌簿弱之处；（8）援，声援，兵必置援以备不虞，且张其声；（10）分，兵必分道，以攻则奇，以守则固，以罢人则逸，以息民则不劳，以备不虞则不败；（11）尝，尝试，试探；（12）险，战必知地之险阻；（13）整，军容严整；（14）暇，示闲暇造成敌人判断失误；（15）众，示众慑敌；（16）简，简选精锐；（17）一，统一进退号令；（18）劝，激励士气，劝道有四，曰恩，曰威，曰忿，曰身；（19）死，拼死作战；（20）物，以物助战，兵之变无所不有，故物无所不备；（21）变，权变，因敌制变；（22）将，统率将领的方法。
该书把《左传》中的用兵之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类，为研究《左传》的军事思想提供了一些方便。此书收录在《昭代丛书丁集新编补》中，书后有吴江沈茂德《兵法跋》。
第五节读史兵略
题清胡林翼撰。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一作润之或咏之），湖南益阳人。清道光进士，曾授编修。道光三十年（1850年）署贵州镇远知府，镇压苗民和李元发起义，制定保甲团练条约。第二年补黎平知府。咸丰三年（1853年）镇压瓮安榔军斗争。咸丰四年（1854年）补贵东道员，率地主团练赴湖北、湖南等地镇压太平军。同年迁四川按察使，调任湖北。咸丰五年（1855年）配合曾国藩湘军攻江西九江、湖口。旋为湖北布政使，率部援武汉。后以其破武昌有”功”升任湖北巡抚。咸丰七年（1857年）与湖广总督官文派兵援安徽庐州（今合肥）。次年复同官文派兵犯安庆，图庐州。
咸丰九年（1859年）元月出驻黄州，整理军务。咸丰十一年（1861年）元月，驻太湖，分兵济饷。接着因太平军入鄂，急忙派兵回援武汉，又遣军助攻安庆。同年6月，太平军抵武昌县，他亲自率部返救武昌。9月5日所遣之军攻陷安庆，清廷赏胡林翼太子太保，30日在武昌呵血而死。
胡林翼的军事生涯就是镇压农民起义的生涯。他自1854年始，一直到死，始终在镇压太平军的第一线，何暇编纂《读史兵略》这样大部头的兵书呢？实际上，《读支兵略》是胡林翼召集幕僚汪士铎等编纂的。汪士铎，原名鏊，字振庵，别字晋侯、梅村，号悔翁、芝生、无不悔翁，江苏江宁（今南京）人。清道光举人。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逃至皖南绩溪，居山间五年，讲读不辍。胡林翼遣使将其迎入湖北，研究政事得失，从《左传》、《通鉴》中辑录有关兵略的内容，编纂《读史兵略》。汪士铎为总编辑者，还有分辑者胡兆春、张裕钊、莫友芝、丁取忠、张华理。这在胡林翼的序言中有所交待：”林翼造时多故，过蒙殊恩，畀以疆事，与使相襄平官公同修兵戎于江汉。受任既重，深惟负乘之惧，顾才不副志，略不称心，私窃忧之。戎幕相与从容风议者，辄及二书（引者注：指《左传》、《资治通鉴》），因条取其言兵者，汇而编之，以朝夕循览。””编辑者及门江宁汪孝廉士铎；分辑者，汉阳孝廉胡君兆春，武昌孝廉张君裕钊，独山孝廉莫君友芝，长沙明经丁君取忠，长沙布衣张君华理也。”编纂《读史兵略》始于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一日，完成于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十二日。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武昌官署刊行。此刊本所记战史终于五代。《续编》宋元明三代战史于咸丰十年也已编出初稿，准备分卷删定后刊行，”其宋元明三史亦皆告成，将俟续刊之”（胡林翼序）。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胡林翼已死。此搞交付给了当时参加编辑的莫友芝。八年之后，即同治戊辰（1868年）莫友芝将旧稿从箱底翻出，并专门写了跋语（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兵家类》，中华书局1983年版）。后又进行详细校理分卷，编为十卷，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刊行。
《读史兵略》四十六卷（一作十二卷），卷一又分上下卷，其资料辑自《左传》；卷二至卷四十六，其资料辑自《资治通鉴》。
其卷目如下：
卷一上：左传。
卷一下：左传。
卷二：通鉴：周纪、秦纪。
卷三：汉纪。
卷四至卷十一：汉纪。
卷十二至卷十七：晋纪。
卷十八至卷十九：宋纪。
卷二十：齐纪。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梁纪。
卷二十五：陈纪。
卷二十六至卷二十七：隋纪。
卷二十八至卷四十二：唐纪。
卷四十三：后梁纪。
卷四十四：后唐纪。
卷四十五：后晋纪。
卷四十六：后汉纪、后周纪。
《续编》十卷，其卷目如下：
宋纪：卷一：太祖、真宗、太宗。
卷二：仁宗、神宗。
卷三：哲宗、高宗。
卷四：高宗。
卷五：孝宗、光宗。
卷六：宁宗、理宗。
卷七：理宗。
元纪：卷八：世祖、成宗、泰宗。
明纪：卷九：太祖、惠帝、英宗、宪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
卷十：嘉宗、崇祯。
《读史兵略》是一部辑录体编年战争史，与其他兵略类兵书相比有其特点：
（1）以年系史。全书以所记战争的朝代及年号为标目，以时间先后排纂战争史料。以往兵略类兵书除茅元仪《战略考》外，多以类书体汇集战史资料，或以兵法区别义类，或以己意论列得失，而《战略考》虽按时间先后编纂史料，但不标具体年代，更不如《读史兵略》详实。
（2）选材以知兵略为标准。凡以谋略制胜，既使没有战场争斗，也一概收录；有的虽然有战事记载，但无谋略可言，亦不收录。清陈庆年说：”文忠是编，所辑兵事以知略为本，如伐某国取某邑，虽有兵事而无当于兵略者不录；又凡以谋略胜人，但为强兵之至计，虽不必有兵事之可言，而亦必录入。”（《兵法史略学·兵史诸书之大略》）（3）以战史为经，以地理为纬。作者认为，以兵略为本，而兵略以地理为要。所以对战争发生的地点详加考订，引用前人如胡三省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注释，尤其对古今地名的对比注释较同时代他书为精。陈庆年称”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无过此者”（《兵法史略学·兵史诸书之大略》）。（4）评论得失，深切著明。该书对一般战例只注地理，不作评论，而对于远略奇谋，往往用一句简练的话进行评论，言简意赅，如卷一下”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条，记述子西分析昔日阖闾食不二味，爱军恤民；今日夫差观乐是务，视民如仇，得出吴不会败楚的结论以后，评论说：”远识可为国监。”又如卷二”显王十年”条，记述商鞅变法，实行之前，悬赏能将三丈之木搬到北门者予五十金之后，评论说：”按示民以信，非以空言也。”《读史兵略》虽然系从史书中辑录有关战史资料而成，议论亦不很多，但该书以战争与地理互为经纬，颇具特色；古代象这样以年系史的专门战争编年史也不多见。在清末有一定影响。讲授战史的学者陈庆年给予该书以较高的评价：”《读史兵略》，其摘录程式，视茅书（引者注：指茅元仅《战略考》）为近而详实过之。上自春秋下迄五代，兵事方略灿然可详；所释今地亦较他书为精；间论其事之得失，每下一句，深切著明，欲讲求此事，取资其中已足致用。”（《兵法史略学·兵史诸书之大略》）
《读史兵路》初刊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此后，相继有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俪峰书屋刊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排印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上海富文书局石印本、上海绍先书局石印本。《续编》初刊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湘省学堂重刊。上述各种版本均流传至今。
第六节兵法史略学
陈庆年撰。陈庆年，字善馀，清末丹徒（今江苏丹徒县）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优贡生。始应曾国藩之召，赴南京主修《两淮盐法志》，继应张之洞之召，任江楚译书局总纂，主译西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后，在两湖书院讲授《兵法史略学》。戊戌变法时，详呈”刊繁文以守约，扫群碎以治要”等治史方法。作《卫经答问》驳康学。后受端方聘赴武昌，任文事、普通两学堂讲师，主讲中国历史，用章节体新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又编《列国政要》。此外，还著有《知忘录》、《辽史讲义》等。
《兵法史略学》共八卷（一本只二卷，无《列国盟战》部分），约15万字，由《课程义例》（卷之一）、《春秋时局》（卷之一至卷之二）、《列国盟战》（卷之三至卷之八）三部分组成。作者所说的兵法史略就是战史，即古代的所谓兵略。
《课程义例》是全书的总纲，下分”兵法必立史略学之意”、”兵史诸书之大略”、”外国兵史之大略”、”讲授兵史之例”等四个子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阐述建立兵法史略学课程的意义和学习时应掌握的重点。作者认为，”欲明兵法，先明方略，欲明方略，先明史事，取古今战争得失之数，设身处地以求之，博习其故，可以得实理。”这就是建立兵法史略学课程的意义之所在。强调学战史必须紧紧围绕方略这一中心，”兵史所重，重在即史以专求方略，并非舍方略而广览史事。欲治此学，存乎精义穷理，不在记事少多。无略可言即可不习。”二是评述古今中外战史著作。作者认为，中国以往所编战史著作，虽然用意各不相同，但其体例不外两种：”一则以兵法区别义类而分隶以史事；一则以已意论列得失而佐证以史事。”其弊端也有两条，一为”区别太繁，如检谱角抵，但讲呆法”；二为”论列过当，则凭臆说，不贵实形”。作者比较推崇茅元仪的《战略考》，”惟明茅元仪《武备志》卷首有《战略》一门，自西汉迄元，皆有崖略，录自史书，但第时代，不分门类，使研究方略者优柔餍饫，自求之，自得之，最为可法。”但是，他又认为茅氏失之简略，不如胡林翼《读史兵略》详实，所以他尤其推崇胡林翼的《读史兵略》。指出：”文忠广之录，取《左传》、《通鉴》兵谋兵事为《读史兵略》。
其摘录程式视茅书为近，而详实过之。上自春秋，下迄五代，兵事方略灿然可详，所释今地亦较他书为精，间论其事之得失，每下一语，深切著明，欲讲求此事，取资其中已足致用。””文忠此书异于诸家者，诸家或主兵法，或主论说，不过以史事证之。其所证之史又皆事之一节一目，其义甚细。文忠则以史事为经，而以地理纬之。”对于外国兵史著作的评论，认为”欧人著战史最为注意事变，愈大战，域愈广，则其书愈繁。”欧洲战史概括起来有如下五种体裁：”综叙一事，备其终始，谓之纪事战史，如《近世战史略》是也；至如普人希理哈著《防海新论》，就所经历以造知识，谓之新理战史；普人斯拉弗司著《临阵管见》，摭其利病，以资修改，谓之评论战史；英人克利赖著《前敌须知》，广其事证，以备部署，谓之引证战史。”外国战史，作者最推崇法国人维亚尔的战史，称其”简册无累，而情事悉备”，”条理分明，脉络贯通，得战史之要领。”三是论述编写和讲授战史的理论和方法。作者通过对古今中外战史著作的研究，提出了自己对编写战史的看法：（1）先明时局，后记战事。提出”欲明一朝之战事，先明一朝之时局，遍知天下兵主之事。”他认为，”时局先明，始能外观内戒，深识祸原，疏通知远，以持世变。博求战术，犹是后事。若世界先不识，尚何言待敌乎？故凡授某朝兵事，必先某朝之时局，战事次之。”（2）以地理为要，附载战史图。
作者提出，今治兵史，以地理为首要，”凡所授课，遇有地名，必注今释，复就今图一一注示，令形势方面皆能昭晰。”并要附载古今对照的战史图。（3）以大战统小战。”凡治兵事宜先晓大战事，而后小战事得以比类旁求，有所依附。”提出，”每朝战事，取其有关于天下之故者讲之。”（4）注重战争的萌发和战后的影响。作者认为，”凡兵事先必有发端，后必有结局。””每一大战事，往往于未战之前数年端绪先萌；既战之后数年局势大变，但考一端，必不能悉。””今必参会前后，令人易晓。”（5）重视对战略战术的归纳和阐释。作者强调，”凡谋略战术，事资惩毖，期于今日有所鉴戒，他年得所持循，或汇为总释，或显以细书，为之发明，不厌求详。”（6）主张广泛占有资料，并要文字晓畅，言简义赅。作者强调，既要广收博采，参考各方面的资料；又不能照录原书，要概括归纳，删繁就简，使战史具有可读性，”令易昭晰”，”使便识别”。
《春秋时局》，是作者按照编战史必先明时局的指导思想，通论春秋时列国兵争大要。其篇目有：春秋战势大局、春秋不能不求战、春秋必联与国而后战、春秋盟约不足恃、春秋惟恃战备、春秋治兵必先理财、春秋兵饷之本、春秋治兵必急兵器、春秋行军必明地图、春秋立战全恃国政、春秋内乱召外兵之祸、春秋外交之重、春秋交涉之严，春秋用客卿谋战、春秋外人之阴谋、春秋外人之构祸、春秋君臣皆勉于战、春秋十民皆能辅战、春秋以历耻为战本、春秋以先发为战术、春秋以用众立兵势。从以上篇目可以看出，这部分内容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春秋时代的时局和战争特点，如在时局方面，春秋列国争雄，”弱于兵者，往往为强者所龁；强者欲争诸侯，其势不能不治兵备”，”盟约不足恃”，”惟恃战备”；在治国与治军方面，”立战全恃国政”，”治兵必先理财”；在作战方面，”以历耻为战本”，”以先发为战术”，”以用众立兵势”等。
《列国盟战》，详细记述春秋时代的七次大战，即：僖公四年齐楚召陵之盟、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成公二年晋齐鞌之战、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定公四年吴楚柏举之战、定哀之世吴越之战。每次战争，都详细地记述了战前的形势、战争的起因、作战经过和作战谋略，以及战后的影响，如晋楚城濮之战，记有楚强之原因、晋霸之根本、相竟之筹策、出师之谋略、当战之情事、战楚之理势、谲楚之平议、战后之事变。这部分内容最多，共有五卷。
《兵法史略学》是一部古代兵略和关于兵略编纂方法的兵书。作者总结古今中外编纂战史的经验，提出了编纂战史的理论和方法，并按其理论和方法编纂了春秋战史。《课程义列》是一篇战史编纂方面的重要文献。《列国盟战》部分正式使用了”战役”概念。它在兵书尤其是战史编纂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兵法史略学》始以课程本流传，现存有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两湖书院正学堂课程本。后有杨州益知书社排印本、安庆正谊书局重印木活字本。民国九年徐鼐霖以为原书排印了草，又重排铅印。此外，还有抄本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