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兵书的发展、分期及其特点
作者：许保林·著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第四章兵书的发展、分期及其特点
第一节兵书的发展
中国兵书成熟很早，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就产生了高度成熟的兵书《孙子兵法》，在军事学术上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受到后人的推崇。那么，继《孙子》之后兵书还有没有发展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武备志》中有一段名言：”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志·兵诀评》）这是茅元仪对《孙子》的赞誉，也是讲的兵书的继承问题。就是说，《孙子》继承了它以前的军事学术成就，后世又不能离开对《孙子》的继承。后世有的学者往往引用这段话来说明《孙子》之后兵书没有什么发展，这样似乎不符合茅氏原意。因为，茅元仪在《兵诀评》中不仅选录《孙子》，给予高度评价，而且也选录了《孙子》之后的《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虎钤经》等兵书，并给予了较高评价，说明茅氏并没有否定兵书的发展。当然，《孙子》在兵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不可否认的，它是古代兵书的奠基之作。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战争规模的扩大，此后的兵书也是不断发展的。
从内容上看，后世兵书记录的范围越来越大。汉以前只有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而唐宋以后，出现了军律、营阵、边策、海防、城守、将略、兵政、兵鉴、兵制，以及军事类书、丛书、综合性兵书等类型的兵书。尤其是宋以后兵书中的火器内容更是《孙子》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就是在一些重要的军事原则方面，后世兵书也对《孙子》进行了发展，如《吴子》在战争的起因和骑战方面，《司马法》在对待战争的态度方面，《孙膑兵法》在攻城和奇正方面，《尉缭子》在文武关系方面等，都发展了《孙子》的思想。
从数量上看，兵书是逐渐递增的。这里以《中国兵书知见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统计的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除先秦处于兵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比秦汉的兵书多以外，从秦汉到明清，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的兵书多，如秦汉八十四部，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百七十五部，随唐五代二百一十六部，宋辽金元五百八十一部，明清二千零五部。再将兵书两次发展高潮期相比，先秦兵书一百六十六部，明清兵书二千零五部，后者是前者的十二倍。这进一步说明兵书是不断发展的。
从编纂方法上看，先秦兵书多为问答体，形式比较单一，后世兵书编纂方法多样，体裁比较丰富，有论文体，如《苏洵论将帅心术篇》等；有注释体，如《曹操注孙子》等；有传记体，如《百将传》等；有类书体，如《金汤借箸十二筹》等；有语录体，如《曾胡治兵语录》等；有辑评体，如《医时六言》等；有丛书体，如《武经七书》等；有综合体，如《武经总要》等。兵书体裁的增多，也是兵书发展的一个标志。
从书写材料、书写方法、装帧形式等方面也都可看出兵书的发展。兵书产生之初和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用竹、木、帛作为书写材料的，东汉发明了纸，唐宋先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使兵书的生产由手写逐渐过渡到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装帧形式也逐渐由卷轴发展到册叶装，大大方便了兵书的生产、保存、流传和使用。
总之，兵书随着历史的发展，也是不断发展的。但是，每个历史时期兵书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有快慢之分，盛衰之别。
兵书有其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这个规律又受中国历史发展总规律制约，尤其受战争实践、政治、科学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总括兵书发展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萌芽与产生时期、成熟与发展时期、兴盛与衰落时期。
第二节兵书从萌芽、产生到成熟、发展（殷商至隋唐）
兵书的萌芽和产生时期－－殷商至西周的兵书。
我们在前边第一章第二节”兵书的起源”中已讨论过，兵书萌芽于殷商，产生于西周。商代出现记载战争和军事实践活动的甲骨文，标志着兵书开始萌芽；西周《军政》、《军志》的问世，则是兵书产生的标志。兵书的产生时期是向成熟时期过渡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兵书对战争和军事问题尚缺乏系统完整地论述，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一时期没有流传下来一部完整的兵书。
兵书的成熟和发展时期–春秋至隋唐的兵书。
春秋至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兵书的奠基时期，其兵书最有代表性，具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
（一）同处于冷兵器时代。
尽管唐代发明了火药，但尚未广泛应用于战争，因此这个时期的兵书所反映的是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思想。（二）理论色彩浓的兵书较多，这些兵书一般都对战争与军事的重大问题进行论述，能从哲理的高度论兵，被封建王朝官定为”武经”的七部兵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均产生于这一时期。（三）全部是写本书。西汉之前写在竹、木简和缣帛上，东汉以后逐渐由纸代替了竹木和缣帛。唐代虽然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但多用来印制当时社会大量需要的日历、佛经等书籍，还没有发现用来印制兵书。（四）发展趋势由高及低。春秋兵书成熟，伴随而来的是第一次发展高潮，接着西汉又出现整理兵书的高潮，东汉以后进入发展低潮，到唐代时李靖对这一发展时期作了总结，标志这一时期的结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春秋、战国、西汉、东汉到隋唐几个发展阶段。
一、兵书成熟和第一次发展高潮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兵书《孙子兵法》是兵书高度成熟的标志，而吴起、孙膑、尉缭等一大批兵学家及其军事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兵书发展高潮的到来。兵书在这一时期成熟和得到高度发展不是偶然的。
西周为兵书成熟奠定了基础。西周兵书《军政》、《军志》和其他史籍如《周易》、《尚书》、《诗经》等对战争和军事问题进行了总结和概括，积累了军事史料，为春秋时期的兵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孙武顺应历史潮流，广泛吸取前人的优秀军事成果，结合研究春秋时期的战争和军事实践经验，才写出了不朽的《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不仅直接引用了《军政》、《军志》的论述，而且吸收了《周易》中的哲理思想和《尚书》、《周礼》、《诗经》等先秦典籍中的军事思想养料。
春秋战国为兵书的成熟和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恩格斯说：”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62页）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代表新兴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展开激烈斗争。春秋以降，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战争频繁，规模日益扩大。以往传统的战争模式，如”闻丧不伐”（遇到敌人的国君新死，停止征伐），”君子不重伤”（对受伤之敌不再伤害），”不擒二毛”（不俘虏有白发之敌），”不鼓不成列”（不攻击没有摆好阵势之敌）等等，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战争要求，一批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代表人物首先对落后的军事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军事思想。曹刿、子鱼、伍员、魏舒、子元、孙叔敖、孙武、吴起等都是当时杰出的代表。诸侯列国或为了生存，或为了争霸，或为了统一、广揽军事贤才，鼓励创立军事新说，为当时的兵学家们提供了活动的广阔的舞台。一方面，新兴地主阶级以及战争的客观要求，强烈地刺激着兵书的发展；另一方面，频繁战争积累的经验和新兴地主阶级军事思想的发展，则为兵书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春秋战国时代又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为兵书的发展提供了活跃的学术环境。各种军事学术观点互相争鸣，各种兵学流派竞相著书立说，使兵书得到长足的发展，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时就得到一百八十二家。
春秋战国时期的兵书数量多，而且流传下来的数量也多，说明这一时期的兵书质量普遍比较高，揭示了一些战争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的长远的意义。”武经”七部书，这个时期就占了五部。这个时期的兵书大都经后学整理成书，并以某个学派最有名之人的名字命名，因此书中常有作者身后之事。在体例上多为问答体。
二、兵书的整理高潮时期－－西汉时期的兵书西汉王朝建立之后，战争减少，兵书著述也相对减少，流传下来的更少，有价值的只有《黄石公三略》一种。但官府对兵书的整理却出现了高潮。西汉政府为了适应政治上统一的需要，发展文化事业，开展了收集和整理图书的活动，其中对兵书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整理。汉初命张良、韩信序次兵法。汉武帝时，命军政官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汉成帝时，又命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编出兵书分类目录–《兵书略》，共著录兵书六十三①家，一千一百九十一篇，图四十三卷。这一时期产生的兵书虽然少，但政府多次组织搜集、整理兵书，实际上是对先秦兵书的一次普查和总结，对兵书的发展、流传也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①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统计，凡兵书53家，790篇，图43卷，加上班固省去的1家2071篇和归入别类的1家155篇，减去增加的1家25篇计算得出的数字。今计《汉志》著录兵书56家，806篇，图50卷，所以任宏《兵书略》实际著录兵书应是66家，1207篇，图50卷。
三、兵书发展的低潮时期–东汉至隋唐时期的兵书封建王朝为巩固统一的国家，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要求统一，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这种统一要求的反映。这种大一统思想对于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是必要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却窒息了学术争鸣空气。从西汉初张良、韩信到东汉班固整理兵书活动，有促进兵书流传的积极作用，但是它使兵书开始为官府所垄断，限制了私人对兵书的学习和撰写。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战乱频仍，旧有兵书遭到很大破坏，新撰兵书不多。唐代文学得到大发展，但由于这时重文轻武的风气开始萌发，兵书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上述这些因素，决定了这一时期兵书发展缓慢，但是并没有停滞。
在内容方面，随着军事学术的发展，出现了专门论述战略问题、并以”战略”一词命名的兵书，如晋司马彪的《战略》、南北朝赵煚《战略》二十六卷。唐李筌的《阃外春秋》也属于此类兵书。还出现了专论阵法的兵书《握奇经》。
在体裁方面，出现了注释兵书的兵书，如许慎的《六韬注》、沈友的《孙子兵法注》、曹操的《注孙子》、《司马法注》、贾诩的《吴起兵法注》、刘昞的《黄石公三略注》等，隋唐时代出现了一大批注释《孙子》的学者，如萧吉、张子尚、李筌、子镐、杜牧、陈皞、贾林、纪燮等。
自南北朝开始，在人们的观念中，开始尊称兵书为”兵经”，如南朝梁沈约所撰的《宋书·周朗传》中有”授以兵经战略军部舟骑之容。”梁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中说：”孙武兵经，辞如珠玉。”《隋书经籍志·兵书类》还著录有张子尚的《孙子兵经注》。唐杜牧在一首诗中写道：”周礼传文教，萧曹授武经。”说明这时人们象称儒家经典一样称呼兵书中经典著作了。
唐代《李卫公问对》不仅纵论古今王朝兴废、用兵得失，而且对冷兵器时代的兵书进行了评论、考辩和总结。它认为冷兵器时代的兵书从流派上分有两大流派：”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李卫公问对》卷上）从类别上分”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李卫公问对》卷上）。所谓三门是指《太公谋》八十一篇，《太公言》七十一篇，《太公兵》八十五篇。所谓四种是指西汉步兵校尉任宏对兵书的分类，即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对于上述分类的根据《李卫公问对》中没有展开讨论，我们很难了解这些分法是否科学，但是，它对于深入研究冷兵器时代的兵书和古代军事思想，无疑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是值得重视的。
东汉至隋唐比较有价值的兵书主要有《魏武帝注孙子》、司马彪《战略》、《握奇经》、《李卫公兵法》、《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等。
第三节兵书从兴盛到衰落（宋元至明清）
北宋至明清，中国封建经济和科学文化得到高度发展，民族矛盾扩大，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外族入侵不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战争非常频繁。物质、文化条件的提高和战争的客观要求，使这一时期的兵书出现复兴和第二次发展高潮。
其特点是：
（1）反映了冷、热兵器并用时代的军事思想。
中国自宋代开始，火药广泛运用于实战，火器大量装备军队，战争样式和战略、战术等发生很大变化，使记录这一时期战争经验的兵书内容焕然一新。但在这一时期，冷兵器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形成冷、热兵器并用的局面。因此，这一时期的兵书所反映的是冷、热兵器并用时代的军事思想。
（2）兵书数量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但是，理论色彩减弱。
随着雕版印刷的推广和活字印刷的发明，以及造纸术的提高，为兵书的印制提供了日益优越的条件，使印制大部头的兵书成为可能，因此产生了一些百万言以上的兵学巨著，以及军事丛书、军事类书等。也产生了一些守城、海边防、火器、训练等类专书。有些兵书内容庞杂，有些兵书侧重实用知识，因此，理论色彩不浓。
（3）确定了兵书在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
宋元丰年间，为适应武学教学、武举试士的需要，宋神宗下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颁定为武学经书，即《武经七书》，作为武学和武举试士的基本教材，自此以后，武学成为官学，兵家有了经书。
（4）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低而高。
宋代开始复兴，明清出现第二次发展高潮，达到顶峰，随之彻底衰落，兵书为近代军事著作所代替。这一时期具体又可分为两宋时期、明清时期、清朝末期几个发展阶段。
一、兵书的复兴时期–两宋时期的兵书
五代至北宋初年可以说是兵书发展的最低潮。五代十国，分裂割据，互相掠夺争战，王朝更迭频繁，几乎没有著述什么兵书，从历代书目中只检索到《契神经》、《六壬军法鉴式》、《兵论》三种，但没有流传下来一部。北宋王朝建立以后，为了防止军人拥兵自重，宋太祖和宰相赵普等人采取一系列措施，收夺将领的兵权。在编制方面，取消殿前都检点和副都检点，次一级的军官则用一些资望较浅、容易驾驭的人物充任，且时常加以易置和更调，使”兵无常将，将无常师”，借以防范兵士和将领之间发生深厚的关系。其结果造成兵不知将，将不谙兵。设置枢密使以和统兵的高级将领互相牵制：高级将领虽统领军队，但发号施令之权则归枢密院；枢密院虽有制令之权，但枢密使并不统领军队，使将领有兵无权。在作战指导上，进行消极防御，要求将帅按朝廷预先定好的阵图作战，剥夺了将帅的临机指挥权。在兵役制度方面，实行雇佣兵制度，为防止破产农民挺而走险，强制饥民入伍，使军队变成了收容所，军队数额不断增涨，战斗力每况愈下。
在学术上重文轻武，列兵书为禁书，士大夫讳言兵事。与此同时，辽与西夏在北方崛起。宋军在与其作战中屡吃败仗。在血的教训面前，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引起了宋朝廷对军事的重视。宋仁宗第一次动用国家力量编撰兵书《武经总要》，并亲自写了序言。接着，宋神宗又建武学、设武举，颁定《武经七书》。在朝廷的带动下，一大批学者纷纷起来就军事问题著书立说。有的总结自身的用兵实践经验，如陈规的《守城录》；有的就当世重大军事问题进行论证，如华岳的《北征录》；有的对古代兵书进行阐释和发挥，如吉天保的《十一家注孙子》；有的从名将用兵实践中寻求借鉴，如张预的《十七史百将传》；有的从历代兴亡成败中探讨用兵方略，如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就是一些文人学士也竞相言兵，如苏洵、苏轼等。朝廷对编撰兵书有功者时有褒奖，如北宋何去非就是因对策论兵而得官。南宋孝宗皇帝亲自为王彦的《武经龟鉴》作序文。加上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科学都有很大发展，印刷和图书事业发达，军事上出现许多新武器，创造了一些新的战法。这样，使兵书迅速得到复兴。
两宋兵书复兴的标志是：
（1）兵书数量急剧增加。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两宋兵书五百五十九部，三千八百六十五卷，是东汉至隋唐五代的总部数三百九十七部的一点四倍，总卷数一千七百零二卷的二点三倍；是隋唐二百一十三部的二点六倍，九百六十三卷的四倍。
（2）创编许多兵书新品种。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体裁上，两宋时期在兵书史上都占据了一些第一，如编纂了第一部军制史专著《历代兵制》、第一部名将专书《百将传》、第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武经总要》、第一套军事丛书《武经七书》、第一部汇集《孙子》注释的兵书《十一家注孙子》等。
（3）政府组织力量编纂兵书。宋仁宗时，为编纂兵书成立了专门书局，由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度总领书局，曾公亮、杨惟德等参加编纂。这种举动在兵书史上也是第一次。
（4）朝廷敕命校兵书，并颁定《武经七书》，雕版刊行。
（5）注释《孙子》等兵书蔚然成风。宋代注释兵书的学者很多，仅注《孙子》的就有梅尧臣、王皙、张预、何延锡、王自中、陈直中、叶宏、胡箕等，吉天保集其成，选择宋及其以前比较重要的十一家编成《十一家注孙子》。
（6）文人学士竞相言兵。苏氏父子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投入到研究兵学的队伍。
辽、西夏少数民族政权未见著录有其撰述的兵书。但发现有用西夏文翻译的《孙子》。此外，有关书目上还著录有翻译的《六韬》、《三略》。从书目上检索出金朝兵书《平辽议》一种。另外，现存有《黄帝阴符经注》三种。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显赫的时代。成吉思汗凭着十几万骑兵，驰骋于长城内外，欧亚之间，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声誉远及于欧亚非三洲。在征战中创造了许多适合骑兵作战的战法。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孙子》是军事理论的最高峰，成吉思汗则是实际战绩的突出代表，不无道理。但是，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元朝的战争经验没有能得到很好的总结，军事理论研究非常薄弱，著述兵书寥寥无几，只从有关书目中检索到十余种，亦未见有价值的兵书流传下来。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二、兵书的兴盛时期–明清时期的兵书
明清两代是封建社会的后期，这时兵书发展出现第二次高潮。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首先，由于战争的客观需要。明清战争概括起来大致有五大类：
一是王朝更迭战争，如努尔哈赤、多尔衮灭亡明朝的战争；二是反抗外族入侵的战争，如明抗倭战争、郑成功收复台湾战争、雅克萨之战、鸦片战争等；三是国内统一战争，如明攻灭夏蜀之战、明攻取云南之战、清平定三藩之乱、清廷与准噶尔部之战等；四是农民起义战争，如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战争等；五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如明燕王朱棣战胜建文帝朱允炆，夺取帝位的战争。明清战争爆发的频率高，规模大。这些战争急需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中积累的新经验急待人们总结。正是在这种客观需要下，兵书著述迅速得到发展。
第二，武器装备的改进和兵学思想的革新，对兵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明清时期武器装备有了较大发展，火器经过改进，尤其是通过引进外国的先进兵器，杀伤力大大提高，种类增多，逐渐在战场上占据重要地位。武器的发展引起军队编制、后勤供应、战略战术、作战指挥等方面的变化。如军队中出现了炮兵、工兵及其他技术兵种；在战术上，为了减少伤亡，产生了低姿跃进的作战形式和小而散的战斗队形等。为适应兵器的改进和兵学思想革新的新形势，一批新型兵书应运而生，如关于火器、火药的兵书，关于军事后勤的兵书，关于新战法、新军制的兵书，以及中西结合的兵书，等等。
第三，政府以兵书考选军事人才，促进了兵书的生产和对兵书的注解。明朝建立之初，太祖便下令，要求军官子孙讲读武书，通晓的人，临期试用；敕命兵部刻印《武经七书》，发给附监读书的公侯、驸马、伯、都督以下武职子孙。
明、清沿袭宋制，设武举，以《武经七书》试士，选拔军事人才。为了科举考试的需要，武生以”七书”为进身阶梯，购买诵习。这时，一些文人学士纷纷为”七书”作注解、汇解之类的工作，除了兵部、国子监等政府机构刻印”七书”以外，书肆也乘机大量翻刻影印”七书”，以倾销谋利。因此，这一时期掀起了一个注解、翻刻、影印《武经七书》的热潮。
流传至今的各种注释、详解、汇解之类的《武经七书》就有一百余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清丁洪章《武经七书策题全解》等。
有的实际上就是考试武举的复习题，将《武经七书》中的内容编成问答题，供武生背诵，如《武经标策》，首先列出”问孙子军形篇，何如？”、”问四德修之则兴，为先？”、”兵有四机，孰后？”、”车步骑三者，为善？”、”三略六韬，何如？”等数十个问题，然后按照这些问题录”题源”、”注疏”、”题解”、”策法”。”题源”录原文，”注疏”解释原文，”题解”阐发原文意义，”策法”解释策眼。
由于以上原因，这一时期兵书发展出现第二次高潮，其重要标志是数量骤增，作者队伍扩大，种类繁多。
明清时期兵书的数量居历代兵书数量之首。据《中国兵书知见录》著录，明清时期的兵书为二千零五部，一万六千六百九十卷，占整个封建时代兵书部数的62％，卷数的71％。
明清时期，冲破了兵书被官府垄断的局面。领兵将帅、文臣幕僚、山野隐士，以及农民起义领袖都加入了著述兵书的行列。一些将帅亲自动手总结自己的练兵和作战经验，如抗倭名将戚继光作《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俞大猷作《韬钤续篇》等；有的文臣为挽颓局，谈兵著书，如清江南道监察御史江鸿升，从《洴澼百金方》中摘出《训兵六章》，结合评论时局，撰成兵书上奏朝廷；有的军政大员招集幕僚撰写兵书，如明胡宗宪总督江浙等地抗倭军务时，招聘郑若曾入幕府，编辑《筹海图编》，清湖北巡抚胡林翼请幕僚汪士铎等撰写《读史兵略》等；有的文人学士，弃青衿，学兵法，以笔代剑，发愤著兵书，期望有济于时局，如茅元仪、翁传照、郑曰敬、陈澹然等都是书生发愤著兵书的典型，其中陈澹然有感于甲申、乙酉越、缅之亡和甲午战争，愤然放弃科举考试，著成《权制》一书，以期挽救国家危亡；有的隐居山野，终身著述兵书，如《孙子书校解引类》、《续武经总要》的作者赵本学，《读史方舆纪要》的作者顾祖禹等就是终生不仕，倾尽毕生精力著兵书的突出代表，也有一些人隐姓埋名，如《投笔肤谈》、《三十六计》、《草庐经略》等书的作者；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古代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造就了许多名将，但是，宋明以前未见有农民起义军著述兵书的记载，而到清代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一些起义将领开始挥笔著兵书，如东王杨秀清著有《行军总要》，记述适合农民起义军的条规号令，此外，太平天国还撰述颁定了军事制度、军队纪律方面的兵书《太平军目》和《太平条规》，删改武经《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武略》，作为考试武士子的教材。这些兵书一直流传至今。尽管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不能提出超过封建时代水平的军事思想，但农民起义领袖结合农民起义军的特点撰述的兵书，却为古代兵书输入了新鲜血液，增加了新的品种。
明清时期兵书种类也是最多的。有百科性的兵学巨著，如茅元仪《武备志》等；有军事地理类专书，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有专讲训练的兵书，如《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有阐述火器大量装备军队后的车营方面的兵书，如《车营扣答合编》；有专记冷、热兵器的兵书，如《耕余剩技》、《火龙神器阵法》、《火攻挈要》等；有专门研究阵法的兵书，如《续武经总要》等；有反映海、江、边防的兵书，如《筹海图编》、《洋防说略》、《江南经略》、《明九边考》等；有城市防御方面的兵书，如《救命书》、《防守集成》等，有反映地主武装的乡兵团练类兵书，如《乡约》、《乡兵管见》等；有反映军事后勤的兵书，如《军需则例》等；有将略类兵书，如《将略要论》等；还有军事丛书、类书、辑评体、汇编体等类型的兵书，等等。可以说兵书类型最全的是明清时期的兵书。
明清兵书与以往兵书相比较，有其显著的特点。
在质量方面，鱼龙混杂。明清时期确实产生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兵书，如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郑若曾的《筹海图编》、赵本学的《续武经总要》、茅元仪的《武备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林福祥的《平海心筹》、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但是，内容重复的兵书很多，其中也确有一批价值不大的兵书。一种情况是属于杂抄、汇辑类兵书，只重复别人的东西，没有己见，价值最低，如《兵钤内外书》，乍看名字很新鲜，可实际上”内书”系原文照录《孙子》、《鬼谷子》、《素书》、《诸葛心书》、《卫公问对》、《孟德新书》等；”外书”则系从其他兵书中辑录的军政、军例、阵图、军器、火攻、水攻、军占等方面的内容。再如《韬钤拾慧录》，纯粹是对《百战奇法》、《金汤借箸十二筹》、《练兵实纪》、《虎钤经》、《圣武记》等书的摘录。另一种情况是，把一部兵书拿过来，稍作增删又变成另一部兵书，如李盘等将韩霖的《守圉全书》增删为《金汤借箸十二筹》，自称惠鹿酒民的人又把它改编成了《洴澼百金方》，明代人将《守圉全书》还删节易名为《慎守要录》，清代人又传抄改名为《慎守篇》，这样一部兵书就变成了五部。
不可否认，后人的增删也是一种劳动，但毕竟内容重复过多。
再一种情况是从综合性兵书中把相同的内容抄录下来，起个新名称，变成一部新兵书，如《火龙经》一、二、三集，系从《登坛必究》、《武备志》等兵书辑录的有关火药、火器内容，它虽然起到传播火器技术的作用，但是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把一部兵书全部抄录，然后换个新名，变成自己的作品，如明叶梦熊的《决胜纲目》系全文抄的《百战奇法》。
明清兵书除了杂抄、辑录、增删、剽袭类兵书以外，丛书、类书、辑评体、汇编体兵书居多，也是这一时期兵书内容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思想方面，有反对外族侵略和倡导改革的思想倾向。明清时期，有三个阶段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一是明嘉靖年间明朝与倭寇的矛盾，二是明末明朝与后金的矛盾，三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这三个时期战争最频繁，产生的兵书也最多。其中许多兵书本身就是为反对外族侵略而作，如《筹海图编》等为抗倭而作；《车营扣答》等为抗击后金侵明而作；《海国图志》、《医时六言》等专为反对外国侵略者而作。《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说：该书”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筹海篇》经过精心筹画，提出了抵抗外国侵略的总纲领。《医时六言》的作者翁传照本是个弱书生，但他有满腔的爱国热情。189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翁传照恨自己不能赴战场杀敌卫国，便把爱国之心倾注到著书上。他苦战二十天，辑兵家古法230则，自为言1万4千则，撰成《医时六言》，分寄京师和姑苏，供中国官兵抗击外国侵略者参考，期望能有济于时局。这个时期的许多兵书中都贯穿着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如《权制》一书，针对英、俄、法、日等国相继挑畔，对我国实行海陆夹击，提出要加强和团结国内一切力量，一致对外。针对有的国家打着援助的幌子，暗藏侵略中国的野心，提出要自强自立，反对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外国的援助上，认为”诸国之包藏祸心，吾不自立而徒倚为援，久之皆足以为吾害。”（《权制·军势述》）还指出，面对敌寇侵略，不抗击便没有出路，”诸夷已成附骨之势，不去则中国不安。”（《权制·军势述》）明嘉靖以后和清鸦片战争以后，这两个王朝都进入了没落阶段，因此，朝廷昏庸，军政腐败。许多兵书都对这些腐败现象进行了激烈地抨击，并发出了改革的呼声，提出了一些改革的设想。明王鸣鹤在《登坛必究》中多次抨击时弊，指出”世久承平，武事废弛，机败于中制，而权轻于外监，事失便宜，动唯掣肘。”（《选将》）唐顺之对明廷武备废弛、军队散慢深为担忧，为振兴武备，作《武编》。吕坤对明军腐败、有边无防的现状，非常愤慨，作《安民实务》，以振刷边务。清郑曰敬面对国难当头，朝臣误国，军队疲弊，痛心疾首，愤而作《今兵利弊》，痛陈清朝军队十大积弊，提出要兴利除弊，进行改革，如改革选将方法，选拔威望素著之人，韬略素娴之士为将；革新训练内容，”训之忠义”，”练其武艺”等。清陈澹然在《权制》中还提出要废除过时的乡会殿试，提出了新的考试标准，即博通史鉴、精熟舆图、讲求外政、洞达戎机、通明算术。武试则改试枪炮、技击、水战、火攻及制造枪炮舰船。诸如此类的军事改革方面的内容，其他兵书中也有许多。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反对外族侵略的战争和农民起义战争交织在一起，许多兵书反侵略和反农民起义的思想交织在一起。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想不能混淆，应该认真加以区别。
在内容方面，注重实用，开始研究和介绍外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风俗民情等情况，注意吸收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
明清时期，从哲理方面探讨战争和军事问题的兵书相对减少，而大量的是讲具体军事问题的兵书，实用性明显增强。
比如，训练方面的兵书，具体记述营法、队法、伍法和单兵技术的训练方法，甚至连如何练手足、耳目等都讲得非常详细。武器装备方面的兵书，详细记述冷、热兵器的制造方法、构造性能和训练技巧等。城守方面的兵书内容尤其具体琐碎，从城壕修筑，守城器械、粮油水源到斧钳灰沙、无不详载。这些内容，对于今天来说，未免庞杂繁琐，而且时过境迁，已无多大参考价值。但是，在当时却是战争中必需的而且是非常实用的学问。
自明嘉靖倭寇入寇中国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要战胜侵略者，必须深入了解侵略者。许多兵书中开始研究并介绍外国尤其是侵略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明代兵书《筹海图编》就详细考述了自魏正始元年中国遣使日本和日本入贡的情况，日本的历史、地理位置、行政区划、文化风俗、战船兵器、作战特点等。《登坛必究》中设有”外夷、四夷、夷情、东南海夷、朝鲜、东倭”等专目，介绍周边国家的情况，到清魏源时，系统提出了为制夷必先弄清世界情况的指导思想，”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海国图志》）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以主要篇幅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族风俗、文化教育、宗教历法、战舰火器生产技术，等等。其中所记英吉利情况特别详细，共用四卷的篇幅。反映了他为抵抗英国侵略而介绍英国情况的指导思想。
吸收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是这一时期兵书内容的又一个重要特点。从明代开始，兵书中开始介绍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筹海图编》、《兵录》、《火龙经三集》等兵书中都有西洋火器的记述，如佛郎机、鸟铳、火炮等。明末安徽宁国人焦勖向德意志人汤若望学习火器制造技术，撰成《火攻挈要》三卷，详细介绍了欧洲关于火器制造的先进技术，内容包括火铳、狼机、火药等的种类、性能、制造工艺、使用方法，以及金属冶炼、机械制造和数理化知识等。还附有各种火器、机械设备和工具图四十余幅。它是明代介绍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代表作。魏源通过鸦片战争，比较了敌我双方的优劣，认识到要抵御西方侵略，必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他在《海国图志》中用了十二卷的篇幅介绍西洋技艺，其中有十一卷是介绍船、炮、枪、水雷、望远镜等的制法和用法。之后又出现了一些专门介绍西洋军事技术的书籍，如王韬的《火器略说》（又名《操胜要览》）介绍了洋枪洋炮的制造方法；李善兰的《火器真诀》，引进了弹道学原理，等等。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未能挽救清军在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中的失败。
这时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还不够，还必须学习与之相适应的军事学说和练兵方法。于是出现了介绍西方军事学说和中西结合的兵书，如徐建寅的《兵学新书》，介绍了散兵线与纵队相结合的拿破仑战术，提出了步、马、炮诸兵种协同的原则等。
此外，明清兵书在体裁、编撰方法，以及学术分类等方面也开始冲破传统兵书的模式，呈现出向新的军事典籍形式过渡的趋势。
三、兵书的彻底衰落
清末是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时期，作为封建时代战争经验和军事理论载体的兵书也随之彻底衰落。
封建阶级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以后，确实表现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情，积极购买、仿造西式火器装备军队。但是，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仍固守着封建军事思想体系，如在战争观、军队思想教育、兵役制度、军队领导体制等根本性的方面，依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禁脔。然而，客观事物的发展，并不依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一卷，第53页）
新式武器大量装备军队，新的兵种炮兵和新的军种海军相继建立，军队的编制、战法以及军事思想发生强制性的变化。封建阶级兵学家们的思想不灵了，他们的著作失去了活力，既不能反映新的军事实践，又不能指导新的战争活动。传统兵书从形式到内容都不能适应近代武器和近代战争所带来的剧烈变化，因而，迅速衰落下去。这时，已经非常成熟的外国资产阶级军事著作，首先乘虚而入，占领这块阵地。先是翻译兵器方面的著作，如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翻译的大量火器、火药制造方面的著作。然后是翻译战法方面的著作，如《防海新论》、《临阵管见》等。继而是翻译军事理论方面的著作，如1908年任衣洲译的《战略学》（应雄图编）、两江督练公所排印的《日本陆军大学战术讲义》、保定军官学堂学生潘毅等人组织编翻的克劳塞维茨《大战学理》（即《战争论》，此由日文《大战学理》转译）等等。这些外国军事译著以新的思想、新的著述方法、新的内容给中国军事思想以深刻影响。中国一些学者试图从外国军事著作中寻求借鉴，学习资产阶级军事学的知识，按照资产阶级军事学的分类方法组织材料，撰写兵书，如徐建寅的《兵学新书》、陈澹然的《权制》等。但因这些学者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论述军事问题，仍打着封建阶级军事思想的印记。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摧毁了”中体西用”的藩篱，使中国兵学得以自由发展，一批资产阶级军事家应运而生。他们总结辛亥革命战争的经验，全面吸收外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成果，写出了新型的军事著作－－资产阶级军事著作，如蒋方震的《军事常识》等。这时，中国传统兵书退出历史舞台，被资产阶级军事著作所替代。
我们讨论完了兵书发展史的分期。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历史分期都不是绝对分离和孤立的。在前一时期中，就孕育着后一时期的胚胎，而在后一时期中也往往存在着前一时期的残余。我们所说的各个发展时期兵书的特点，是就该时期兵书的主流而说的，并不是说这些特点所有兵书都具有、或所有兵书只具有这些特点。
第四节兵书的特点
我们在讨论兵书的分期时，概述了各个发展时期兵书的特点，那么从总体上看，中国兵书有哪些特点呢？
一、历史悠久。如果从兵书萌芽的商代计算，至少有三千年之久；就是从《军志》、《军政》产生的西周（公元前11世纪–770年）算起，距今也已有二千七、八百年的历史。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二、数量大，种类多。中国兵书不仅在世界上产生最早，而且数量最大，种类也最多。从先秦到清朝灭亡，仅有记载和流传下来的兵书就有三千二百二十七部，二万三千四百七十卷（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它的种类齐全，仅以图书分类学的原则区分，就有十七大类（详见第二章第一节”兵书有哪些种类”）。
三、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我们前边曾用”兵书是一座宝库”形容兵书内容，这是不过分的。可以说，古代军事上的所有问题，兵书中都能找到，而且还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政治、经济、科技、管理、交通、地理等内容。在体裁上不拘一格，结合军事上的特点，吸收史书、经书、科技书籍的编撰方法，产生了多种多样体裁的兵书。几乎各代都有新体裁兵书的产生，形成各种体裁并存互竞的局面。最早的兵书多为问答体，之后相继出现编年体、注疏体、语录体、笔记体、辑评体等等。
四、具有连续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著述的连续性。自兵书产生以来，尽管有发展的高潮，也有低潮，但是一直到清朝末年，历朝历代都有兵书问世，从未间断过，而且后代又总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一部兵书问世后，往往有所延伸、扩展，如《孙子》成书时只有十三篇，到汉代增益为八十二篇，图九卷，继之又注家蜂起，历代不辍，其他兵书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兵书撰成以后，接着有人又撰写续篇，如有了《孙子兵法》、《武经总要》、《百将传》、《韬钤内外篇》、《读史兵略》等，接着又出现《续孙子兵法》、《续武经总要》、《续百将传》、《韬钤续篇》、《读史兵略续篇》等，形成了我国源远流长的兵书文化传统。二是流传的连续性。二千五百年前的《孙子兵法》，历代都有传抄、整理、注释和翻刻，一直流传到今天。拿流传到今天的版本和发掘出的汉代竹简本相对照，内容基本一致，说明这部兵书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从未中断。先秦和其他时代的一些重要兵书，如《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太白阴经》、《李卫公问对》等也一直流传到今天。另外，整理和著录兵书也连续不断。从汉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以后，历代政府都很重视对兵书的整理；自《汉志》以降，史志书目大都有兵书类目。
五、成熟早，哲理性强。中国兵书初期发展很快，西周刚刚产生，到春秋时便迅速达到成熟。高度成熟的《孙子兵法》问世时，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没有产生类似的著作。中国兵书富有哲理，形成了以哲理谈兵，”以易演兵”的历史传统。
与外国古代的一些军事著作重记事、重实力不同，它重视对事物的综合观察、辩证思考，重视谋略的运用。兵书中提出的许多概念成为重要的哲学范畴，为历代哲学家所承继和发挥。
六、反对迷信，又利用迷信。中国兵书一开始就扛起了朴素唯物论的大旗。首先向鬼神迷信挑战的是孙武，他在《孙子兵法》中尖锐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用间篇》）否定了当时盛行的求神问卜的迷信活动。自此以后的历代兵学家都坚持了这一优良传统，如《孙膑兵法》的”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尉缭子》的”天官时日，不若人事，”《李卫公问对》的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太白阴经》的”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等等。但是，兵书中既反对迷信，又主张利用迷信以佐胜。《六韬》一面反对巫祝卜筮，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一面又主张利用鬼神制造假象，”依托鬼神，以惑众心。”《李卫公问对》记述的唐太宗和李卫公的对话讲的更明确：太宗问：”阴阳术数，废之可乎？”卫公答：”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兹不可废也。”早在汉代，兵家中就出现了一个以阴阳卜筮为诡道之术的流派，即所谓兵阴阳家。任宏给这一家下的定义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阴阳家是古代兵家的一个重要流派，其著作一直流传到现在。
七、善用比喻，通俗易懂。兵书是用来指导战争、夺取胜利的，不能写得让人看不懂，尤其是不能让那些粗通文墨的将士看不懂。所以，从孙武开始，历代兵书作者们都非常注意运用比喻的修辞方式，把抽象的概念形象化，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振筑在《论〈孙子兵法〉的修辞艺术》（《军事历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期）一文中，曾对《孙子》的明比暗喻特点进行了详细地论述，如以”镒”和”铢”比喻 “胜兵”和 “败兵”，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比喻形，以”水”比喻”兵形”，以”五声、五色、五味”之变比喻”奇正”的变化，以”弩”比喻”势”，以”率然”比喻”阵”等。其他兵书中的例子，如《孙膑兵法》以剑、弓弩、舟车、长兵比喻军事上的阵、势、变、权，以首、腹、手、足、尾比喻义、仁、德、信、智，《尉缭子》以支干和根基比喻文和武的关系，《三略》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比喻义兵战胜不义之兵。明清兵书尤其善于以医喻兵，从书名到内容都能看到这种比喻，如《洴澼百金方》，是用《庄子·逍遥游》记述的能治因”洴澼絖”（漂洗棉絮）引起的皮肤坼裂的一种良药，比喻该兵书是国家进行防御的灵丹妙方。《医时六言》是说该书是医治时局的六篇军事言论，比喻以兵法之医药，治疗社会之弊病，挽救危亡之时局。《白毫子兵法》用良医疗病比喻军事上的”变”：”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厥疾弗能瘳也。”郎文在《武备志·序》中以中医的诊断医治比喻茅元仪的兵书：”首兵诀者，如医之探腑脏，论脉理也；次战略者，如医之举旧案，宗往法也；次阵练者，如医之辩药性，讲泡制也；次军资者，如医之分寒温，定丸散也；终占度者，如医之考壮弱，断死生也。”有的讲训练的兵书不仅善用比喻，而且用将士熟悉的语言，如《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其词率如口语，不复润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用医方比喻兵法，教育将士学习军事理论，”兵之有法，如医之有方，必须读习而后得。”（《练兵实纪·练胆气》）兵书的这种特点增强了兵书的可读性，便于将士理解和掌握军事上的一些抽象概念和深奥道理。
这也是兵书能够得以发展和流传的一个原因。然而，后世一些辩伪家往往以”文辞浅陋”为由，判定某书为伪书，甚至指称《孙子》亦为”山林处士所为”（《古今伪书考补正》）。
考古发掘已证明辩伪家们的有些判定是错误的，同时也反映了这些辩伪家对兵书缺乏深入了解。
八、深受经学影响，注疏之作甚多。儒家经典著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被称为经书。对于”经书”只能学习、照办，不能改变。为了让后人看懂，或为封建政治的需要，于是大肆对这些经书进行训解和阐释，这就是所谓经学。
随着经学的发展，对儒家经典的注释愈来愈繁。中国兵书受到这种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首先为兵书作注的就是东汉经学家许慎（约58–约147），他著有《六韬注》。接着沈友、曹操开始为《孙子》作注。南北朝以后，尊称《孙子》为兵经，宋元丰年间正式将《孙子》等七部兵书颁定为《武经》，并以这些经书作为武学和武举试士的教材。因此，为这些”经书”作注的人越来越多。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历代注释类兵书达625部之多。这些注释有个很大特点，几乎都是对所谓”经书”的注释，即集中在《武经七书》、《握奇经》、《阴符经》等理论色彩浓的兵书上。其中尤以《孙子》的注释为最多。
九、发展不平衡。中国兵书虽然历代都有著述，但是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各代兵书差别都很大。兵书的整体发展呈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各个发展时期也时高时低。春秋战国时期兵书迅速达到高度成熟，出现第一次发展高潮，成为兵书著述的黄金时代，可是秦汉以后又迅速跌落。这固然与封建王朝的统一、战争减少有关，但是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名将辈出，也没有产生多少有价值的兵书。两宋兵书刚刚复兴，但到武功卓著的元代，又出现断层。造成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和平时期的国防观念淡薄、战乱造成的破坏、政府禁毁或提倡，以及民族文化的影响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十、伪托之风盛行。古书中伪托之作不独兵书，但兵书中的伪托现象尤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原因之一是对兵书迷信。以为兵书所言皆神机妙算之策，不应出自凡人之手，只有神人秘传的才是真经，故多伪托神人大仙，如《三略》托名神秘老人黄石公；李筌的《太白阴经》伪称”遇骊山老姥，指明秘要”而撰成；《火龙神器阵法》伪称由仙人止止道人所秘授，等等。原因之二是崇古非今。中国古代曾出现崇古思潮，以为兵法越古越高妙，所以兵书中出现伪托先圣先贤的风气，如托名黄帝、风后、姜尚等。原因之三是为抬高兵书身价，扩大影响，借用名人以自重。在封建社会里，长幼尊卑等级森严，人微言轻。一些地位低下的有识之士，为了使自己的兵书发挥社会作用，得以流传，便借重名人圣贤的名字，企望能收一言九鼎、一字千金之效，如托名诸葛亮、刘伯温等名人。原因之四是受兵家诡道和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兵家中的阴阳学派所行的就是假借鬼神的诡道之术，所以这个学派的著作也多托名先圣神仙，如神农、九天玄女等。一些兵书的作者还从诡道出发，编造种种神话，给兵书蒙上更加神秘的色彩。
兵书中伪托现象有个特点，就是被伪托的人物比较集中，上古主要是黄帝、玄女、风后等，周代主要是太公，秦汉主要是黄石公，三国主要是诸葛亮，唐宋主要是李靖，明清主要是刘基。这些人物在中国历史上都具有传奇色彩，而且是家喻户晓，所以这些人成了被伪托的主要对象。伪托兵书一般是后代的兵书伪托成前代的，但也有的将前代的兵书伪托成后代的，如《百战奇法》本来是宋代作品，可清代人将其伪托为明刘基撰。不过这种现象并不普遍。
伪托兵书由于隐瞒了真正的作者和成书时间，确实给兵书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不便把它拿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来否定伪托兵书的价值。伪托兵书产生在不同的时代，都反映了它们所处时代的军事思想，都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军事遗产。当然，伪托兵书和非伪托兵书一样，有价值大的，也有价值不大的，我们既不能一概否定，又不能一概肯定，需要认真研究，加以区别。
以上粗略的介绍了中国兵书的十大特点，其中有优点，也有缺点。对优点不可夸大，对缺点也不必讳言。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研究我国兵书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以为现代军事学术研究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