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兵书的整理和流传
作者：许保林·著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第五章兵书的整理和流传
第一节历代对兵书的整理
对兵书的整理始于西汉，盛于西汉。据史书记载，西汉政府对兵书进行过三次整理。
第一次是张良、韩信序次兵法。西汉初年，由于秦始皇焚书和秦末战乱，天下图籍散乱，西汉政府组织人力广泛搜集，进行整理。其中命令张良、韩信专门搜集整理兵书。他们当时共搜集到一百八十二家，经过筛选审定，删去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或重复的，选出三十五家，供西汉政府和军队学习参考。
第二次是杨仆纪奏《兵录》。汉武帝即位后，发起了一场搜集图书的运动。公元前126年，他命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并且”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当时负责搜集整理兵书的是军政官杨仆。他在对现有兵书整理的同时，还多方搜集遗失兵书，最后将其整理成果编成我国最早的兵书目录–《兵录》，上报给了汉武帝。
第三次是任宏编纂《兵书略》。汉武帝大规模整理图书以后，昭、宣、元、成四帝，继续奉行文治政策，各类图书得到进一步聚集。但汉成帝仍感到搜求遗书的工作”犹未能备”，图书”亡佚尚多”，再一次遣陈农”求天下遗书”。同时，命令刘向、任宏、尹咸、李柱国等各科专家分别研究各类图书。其中步兵校尉任宏是军事方面的专家，负责整理兵书。他对每部兵书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提要，分类排撰，区分兵书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编成了最早的兵书分类目录–《兵书略》，收入刘歆的《七略》。
西汉以后，历代王朝都很重视包括兵书在内的图书搜集和整理。东汉光武帝以及明、章诸帝都大力开展征集遗书活动，”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裘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
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卷一）《汉书·艺文志》中的《兵书略》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目录，共著录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①四十三卷。
西晋立国不久，便在搜集图书的基础上编出公藏目录《中经新簿》，著录图书达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兵书被收录在乙部的兵书类和兵家类。进入东晋以后，大著作郎李充又检校政府藏书，编出《晋元帝四部目录》，著录图书三千零一十四卷。兵书改归丙部。
①据原书著录数字，今计56家，806篇，图50卷。
隋朝初年，文帝采纳秘书监牛弘关于扩充政府藏书的建议，于公元283年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隋书经籍志》卷一）隋炀帝即位后，在继续征书的同时，并组织力量修撰图书，内容包括经书、兵书、农书、地理书，以及捕搏鹰狗之类的书籍。他还令人将政府藏书各缮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进行典藏。
唐代，高祖时就已开始聚书，以后太宗、高宗继续征集遗书。史馆在修史的过程中，也对前代图书进行整理，编成《艺文志》。唐魏徵等编《隋书经籍志》时，就搜集到兵书一百三十三部，五百一十二卷。
宋初，兵书被列为禁书，政府组织整理兵书较晚。但是，由于边防吃紧，战争频繁，宋军连连败绩，从仁宗朝便开始重视整理兵书。第一个举动是成立书局，采集古代兵法、历代及本朝用兵史实、阵法兵器、计谋方略等，编撰《武经总要》。接着是三次整理兵书。第一次是郭固编校兵书。据《类苑》记载，嘉祐六年（1061年）四月，大理寺丞郭固奉命编校兵书，至治平四年（1067年）二月始校毕。但这次编校是在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其成果没有公开。第二次是王震、郭逢源等校正《李靖兵法》等兵书。熙宁八年（1075年），宋神宗诏令枢密院检详官与学者王震、曾收、王白、郭逢源等一起校正《李靖兵法》等兵书，并指出，唐《李靖兵法》当时完整的书已经没有了，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宋人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要求在校正的同时，进行分类解释，以便刊行使用。第三次是校定《武经七书》并雕印颁行。元丰三年（1080年），神宗诏令国子监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七部兵书，雕版刊行。这次校定兵书的工作，在国子监司业朱服的主持、武学博士何去非等学者的参加下，经过三年，直到元丰六年（1083年），才告结束，并正式将《七书》颁定为武经，作为武学教学和武举试士的标准教材。至此，宋代对兵书的整理达到高潮。
明清两代，对兵书最大的一次整理是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对兵书的搜集、审定、缮写和编目。公元1772年，乾隆下征书上谕，要求将所有民间藏书，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到1774年，各省运抵京城的图书已达万余种。
根据清王朝的标准，对这些图书进行审定，或收入《四库全书》，或列入存目，或抽毁，或销毁。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著录，当时，被收人《四库全书》的兵书有二十部，一百五十三卷；列入存目的有四十七部，三百八十八卷（内二部无卷数），合计共六十七部，五百四十一卷。仅占历代兵书的极少一部分。乾隆修《四库》既是对兵书的一次大整理，也是一次大禁毁。
历代整理兵书的方式，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五种：（1）搜访遗书。如西汉杨仆”捃摭遗逸”，陈农”求天下遗书”，就是搜访遗失在民间的兵书及其他图籍。（2）审定删削。如汉初张良、韩信把收集到的一百八十二家兵书，按照汉朝廷的标准，删去了一百四十七家，只保留下三十五家。清乾隆修《四库》，经过审定删削之后的历代兵书只剩下二十部，一百五十三卷，审查之严，删削之重，为世所罕见。（3）编制兵书目录。西汉杨仆、任宏首先把整理成果编成兵书目录。自东汉班固修《汉书·艺文志》以来，历代史家也把编制兵书目录作为整理兵书的一种方式，在他们的史志书目中大都包含有兵书目录，如《隋书·经籍志·兵书类》、《旧唐书·经籍志·兵书类》、《宋史·艺文志·兵书类》、《明史·艺文志·兵书类》等等。（4）编辑校正。如宋曾公亮、丁度等采集古代兵法编入《武经总要》，郭固编校兵书，郭逢源等集校并分类解释《李靖兵法》，朱服、何去非等校定《武经七书》等。
（5）颁定兵书为”武经”，雕版刊行。如宋神宗将《孙子》等七部兵书颁行天下，定为”武经”，并雕版印行。
历代整理兵书的特点。兵书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兵书，因此，历代王朝都使用专家整理兵书。如西汉三次整理兵书，第一次用的两个人，一个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战略家张良，一个是叱咤战场的战术家韩信。他们都是著名的军事家。第二次用的是军政官杨仆。他以能征善战受到汉武帝的赏识，拜为楼船将军，封将梁侯，精通军事。第三次用的是任宏。任宏为当时的步兵校尉，不仅有实际军事经验，而且熟悉兵书，早在命他整理兵书之前，他就开始了对兵书的校理。再如宋代校《七书》用何去非。何去非是右班殿值武学博士，博览群书，精通兵法，始以对策论兵得官，后又撰兵书《何博士备论》二十八篇。所以他在校正《七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兵书和其他图书有所不同，有些兵书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机密性，因此，兵书往往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整理，而整理的成果也往往不予公开，如宋代郭固编校兵书就是秘密进行的，其成果也没有流传。再如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的成果，密藏宫中，”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汉书·艺文志·兵书略》）
中国历代王朝虽然都比较重视对兵书的整理，也确实作了许多工作。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按照封建阶级的政治标准和政治需要，往往一边整理，一边禁毁；在整理方式上也仅限于搜集、编目、校正、刊印颁行等，因此，还谈不上是科学整理。
第二节兵书的厄运
中国兵书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上，既受过”恩宠”，有过”盛世”；也受过贬斥，遭受过种种劫难。
封建统治阶级对兵书是重视的，因为它能帮助他们夺取天下，开疆拓土，靖边”戡乱”。正因为兵书对指导战争有重要作用，所以统治者对兵书又是非常惧怕的，担心人民群众掌握了它会起来造反，推翻他们的统治。因此，统治者又想千方百计地把兵书垄断起来，对兵书实行禁毁。与此同时，还对兵书横加贬斥和诬蔑。贬斥兵书的最典型代表要属宋代封建文人陈师道。他在《拟御试武举策》中说：”夫兵，非圣人之学。””孙吴之书，盗术也，不足陈于王者之前。””臣愿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却兵家之图书。”（《后山居士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这种陈腐的论调，实际是对兵书的惧怕。”却兵家之图书”是假，禁止在民众间流传是真。兵书的命运既和统治者的好恶有关，也和历史上的水、火、兵燹相联系。概括起来兵书在历史上有五厄。
一厄于焚。图书遭受的第一次大劫难，就是秦始皇焚书。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一些儒生以《诗》、《书》、百家语为论据，主张复辟殷周分封制。秦始皇为反对儒生复辟活动，采纳李斯建议，令收天下图书，除了博士收藏的图书，以及《秦记》、医药等方面的图书外，全部烧掉。秦始皇为防止民众起来造反，把民间的兵器全部收缴，这还不放心，又用炉熔化掉，铸成金属人。由此看来，兵书不会不在焚毁之列。焚书起于秦始皇，但不独秦始皇。南北朝时期，西魏大将于谨、杨忠进攻梁朝江陵。梁元帝见城将要陷落，命令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他一边烧书，还一边振振有词地说：”读书万卷，尚有今日，是以焚之。”实际上他是怕图书落入西魏之手。梁元帝这次焚书，是对南朝图书的一次根本性大破坏。南北朝时期几乎没有流传下来什么兵书，与这次焚书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二厄于禁。所谓禁就是禁毁。禁有暗禁，有明禁，有”寓禁于征”。汉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应该说既是第一次整理兵书，也是第一次禁毁兵书。因为他们第一次按照封建阶级的政治标准，对兵书进行了极其严格地审查，将一百八十二家中的一百四十七家全部剔除，只保留了三十五家，可见他们的条件之苛刻。使兵书遭受了一次大的劫难。就是他们保留的这三十五家，也只藏在宫中，没有公诸于世。后被皇族吕氏盗用。这种深藏不露的作法，也可以说是暗禁的开始。明禁兵书见于记载的一是建安初，”科禁内学及兵书”（《三国志·常林传》注），但语焉不详。二是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为防止武臣夺取他的皇位，对将帅、军队、兵书等采取了严加控制的措施。因此，兵书被列为禁书，不许校勘，不许刊行。到仁宗朝时，才准许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编校，”秘而不与大臣”。这次校书成果和以后王震、郭逢源等人校的《李卫公兵法》都因禁书政策没能流传下来。”寓禁于征”的典型代表是清乾隆。乾隆执政时，正逢康、乾盛世。但是，乾隆认为，要想长治久安，还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一次大清洗，把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文化典籍全部消灭掉。然而，他的这个文化专制政策是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幌子下进行的。公元1772年下诏，为”彰千古同文之盛”，令各直省都抚购访遗书，把所有民间藏书，汇送京师。次年又下诏催督。
1774年，当万余种图书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时，乾隆撕去伪装，下达禁书令，告谕满汉官员，见到诋毁本朝的图书，应”共知切齿”，对搜集到的图书，要”细加核查”，对有违碍字句的图书要坚决查办，”尽行销毁”。他们查禁的标准是有无影响清朝统治的言论。清朝是灭亡明朝建立的政权，明朝人或明朝遗民著的兵书中，充满着反清思想或对清的不敬之语，因此，明代兵书成为禁毁的重点，如茅元仪的《武备志》、曹飞的《筹兵药言》、邹复的《历朝将传》、龚居中的《秘书兵衡》、吴若礼的《兵镜》、江杏的《戎政先知》、孙汝澄的《戎事类占》、周钟的《古今将略》等都在禁毁之列。另一种禁毁办法是篡改、抽毁，如已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武经总要》中的”北虏”、”匈奴”等都被篡改。据有人统计，乾隆修《四库全书》，禁毁的书几乎与收入《四库全书》的数量相等，而兵书禁毁的比例更大。仅以明代兵书为例，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明代兵书有一千零二十三部，一万零七百一十六卷，而《四库全书》只收五种，五十五卷，仅占明代兵书的千分之五。这是历史上对兵书的最大一次浩劫。
三厄于兵。中国古代战乱频繁，是使兵书毁坏散佚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东汉经过光武、明、章等几代皇帝的努力，使政府有了丰富的藏书，最盛时，书增三倍，可以装六千余辆车。汉末，天下大乱。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行前纵兵大肆烧掠，典策剖散，乱兵把用绢帛抄写的图书拆开，做成车顶盖、帷幔和口袋。运抵长安的图书只有七十余载。公元195年，董卓部属在长安城中混战，符策典籍，”扫地皆尽”。东汉政府藏书毁灭殆尽。东汉没有流传下来一部兵书，而且见诸书目著录的也仅有九种，恐怕与这次空前劫难不无关系。
四厄于火。火为藏书的大敌。历史上许多图书葬送于大火之中。唐太宗时，以千金购书一卷，并设立拾遗史到江南寻访图书。唐文宗时，搜访遗书，并令书手抄写。到公元836年，聚书又达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但四年后，一场大火，”内库烧为锦秀灰”。
五厄于水。水火无情，有些图书被洪水所吞没。如唐武德五年（622年），李世民攻占洛阳，获图书八万卷，派司农少卿宋遵贵用船押运去长安。满载图书的船只沿黄河西上，行经底柱，被洪水冲没。其中兵书也荡然无存。
兵书遭受的种种厄运，严重影响了兵书的流传。但是先进思想的传播是不可能被禁止的。我国许多优秀兵书如《孙子》等，历经多次劫难，仍然流传到了今天。
第三节兵书在国外的传播
中国兵书在世界上久负盛名。它很早就流传到国外，而且广泛传播，经久不衰，先后被译成日、法、英、德、俄等各种版本。
中国兵书早期在国外的流传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亚洲，一个是欧洲。
亚洲方向，首先是日本。兵书流传日本的时间最早。奈良时代（中国唐代）就传到了日本，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了。第一个将兵书带到日本的是留唐学生吉备真备。据《续日本纪》记载，吉备真备于公元717年3月随日本第八次遣唐使来中国留学。他年方20岁左右，出自军人家庭，自幼养成了热爱军事的习惯。因此，他出众的才华，集中表现在对军事等方面的研究上。他没有进太学，而是拜赵玄默为师，单独受业十七年。赵玄默知识很渊博，曾奉诏校文籍谬阙，吉备真备在他的教授下，不仅精通六艺，而且熟谙兵法，尤其对《孙子》、《吴子》钻研最深。他把从唐朝所得的全部钱款，都用来购置各种书籍，”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旧唐书·东夷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341页）公元734年，吉备真备带着在唐留学期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回国。他把从唐朝所学、所购和受赠的大量图籍和物品奉献给了本国朝廷。从《续日本纪》上的物品清单中可以看出，他带的物品中有许多兵器，如弦缠漆角弓，马上饮水漆角弓、露面漆四节角弓、射甲箭、平射箭等。他带回的图籍详细目录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不知具体带回去了哪几部兵书。但是，吉备真备回国后，任太宰少贰和太宰大贰期间，向工役人员讲授《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和诸葛亮八阵，却有明文记载。所以，我们说，把中国兵书传到国外的第一个人是吉备真备。
继吉备真备以后，许多留唐学生归国时都带有大量中国图籍。到唐朝末年，我国当时存世的大多数兵书几乎都传到了日本。据史书记载，公元875年，日本皇家藏书处冷泉院失火，皇家藏书几乎全部化为灰烬。为补救这一巨大损失，日本宽平年间（公元889–897年），日皇敕命藤原佐世搜集图书，撰成《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著录中国兵书就有五十九部，比《唐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还多十四部，可见当时中国兵书在日本流传已经非常广泛。
中国兵书在日本流传，开始靠汉文本。因为早期的日本文人大都能阅读汉籍。起初传抄传读从中国带去的兵书，但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后来又以带回去的兵书为底本进行翻刻。从数千言的《孙子兵法》到二百万言的兵学巨著《武备志》，日本都有翻刻本。日本主要汉籍目录上，几乎都著录有翻刻的中国兵书，例如《国书总目录》、《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小田切文库目录》、《佚存书目》、《目录大成》、《东京琳琅阁古书目录》、《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东洋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等都有许多关于日本翻刻的中国兵书的著录。日本翻刻的兵书流传很广，有的甚至又反销到我国，如日本松山堂刊《（校订）七书》、日本宽文４年（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须原屋茂兵卫等据明本覆刻的《武备志》、日本文久3年（1863年）刊《施氏七书讲义》、《赵注孙子》等在我国有广泛流传。日本对有的兵书并一再翻刻再版，有的一部兵书接连翻印几次到十几次，如《校正孙子十家注》有宽永６年官版重刊本、嘉永6年活字重印本、大正元年富山房《汉文大系》排印本、官版《昌平丛书》本、昭和4年东京文术堂影印本、昭和18年五版影印本等6种版本，《武经七书》则有日本庆长2年伏见古活字本、日本江户覆刊古活字本、日本万治2年刊本、日本江户刊本、日本元和刊活字本、日本元禄2年刊本、日本文久3年官板刊本、日本明治重印本、日本元和6年写本、日本宽永20年刊本、日本宽文8年刊本、日本延宝刊本等12种版本。
随着中国兵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日人也开始研究中国兵书。起初主要局限于作些训点、注释之类的工作，后来逐渐发展到从哲学、政治、外交、建军、作战，以及思想史等各个方面探讨中国兵书的底蕴。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研究中国兵书的著作有曾元佶于公元1600年著《校定训点武经七书》，以宋施子美《七书讲义》本校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本，删去《讲义》、《直解》，只留《孙子》本文，并加日文假名训点。林道春于公元1615年著《孙吴摘语》，摘录《孙子》、《吴子》原文，低一格以日文解说；于公元1626年著《孙子谚解》、《吴子谚解》，以宋施子美《七书讲义》为依据，录《孙子》、《吴子》汉文原文，用日语解说。山鹿高祐于公元1657年著《武经七书谚义》，分段录汉文原文，用日语解义，以日文假名断句，并录汉文诸家之说。日人研究中国兵书的著作有汉文和日文两种。一些精通汉语的学者往往直接用汉语著述，如三上致之的《孙子集说》、关重秀的《七书正义》、阿田孝成的《孙子解》、梯隆恭的《孙子提要》等。这些学者由于没有语言障碍，大都理解原意较深，能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如关重秀《孙子正义》，顺文解说，双行夹注，多出己意，很少抄袭他说。当然，用日文著述的也有许多精通汉语的学者。因为他们的读者主要是日本人，所以日本研究中国兵书的著作更多的是用日文写成的，如神田胜久的《孙子俚谚抄》、上田宽的《国字孙子义疏》、小宫山昌玄的《吴子讲义》、儿岛献吉郎的《国译司马法》等等。为了适应更多的日本人阅读中国兵书，日本对中国兵书的翻译热情也很高。据《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和《国外研究中国问题书目索引》（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著录，自1660年开始，一直到1978年，不断有翻译的中国兵书出版，如《孙子》、《吴子》、《武经七书》、《孙膑兵法》、《诸葛孔明兵法》等。就连二百万言的《武备志》也被全部译成日文出版。
中国兵书在日本流传的同时，也传到了朝鲜、越南等国，如朝鲜刻印的《新刊增注武经七书直解》、《历代将鉴博议》等一直流传到今天，我国国内现在尚有传本。据《孙子新释参考书》著录，朝鲜平安南道人赵义纯还著有《孙子髓》一卷。
另据《自由太平洋》月刊第六十五期施达志《越南学术思想源流与演变》一文引，施达志、阮孟保分别以越南文翻译了《孙子兵法》和《六韬》。
中国兵书的西传比日本晚。开始由少数懂汉语的欧洲军官用口语进行传播。但由于中西文字差别大，早期懂汉语的人不多，所以流传不广。直到１８世纪后半叶，有人用西文翻印中国兵书的时候，在欧洲才真正流传开。用西文翻译中国兵书的第一个人是法国神父·阿米奥（一作ｐＰＡｍｉｏｔ，有的译作钱德明），中文名叫王若瑟。ＪｅａｎＪｏｓｅｐｈＡｍｉｏｔ他于1718年2月18日生于法国土伦，是十八世纪著名的汉学家，长年居住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1749年11月17日，阿米奥启程来华，于次年7月28日抵澳门。1751年８月22日奉乾隆之诏进京，在北京居住43年。他以惊人的毅力学习汉语和满语，对中国研究很深，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他翻译的第一部中国兵书是《中国军事艺术》（原文：Ａｒｔ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有的译作《中国兵法考》）。这部用法文翻译ｄｅｓＣｈｉｎｏｉｓ的中国兵书，是第一部西文译本兵书。内容包括翻译的《孙子十三篇》、《吴子六篇》、《司马法五篇》、《六韬兵法选二篇》和附录的图片、阵图等。于1772年在巴黎出版，印刷和装订都很精美。该书出版后，在欧洲畅销，不久即告售罄。1782年巴黎又出第二版。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阿米奥还将这部兵法译著收入他的四开十六册的大论丛《中华杂纂》（直译是《居住在北京的传教士著：纪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及其他》）里。《中国军事艺术》问世后，影响很大，流传很广。我国目前尚藏有1772年的原版本和《中华杂纂》本。前者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后者藏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阿米奥的《中国军事艺术》不仅为法国人及讲法语的国家学习中国兵书创造了条件，而且开了用西文翻译中国兵书的先河。从此后，各种西译本兵书陆续问世，如1860年出版的俄国汉学家斯列兹涅夫斯基的俄译本《中国将军孙子对部将的训示》，1905年出版的··卡图奥普的英文译ＥＦ本《孙子兵法》，1910年出版的汉学家莱昂涅尔·吉勒斯的英文译本《孙子兵法：世界最古之兵书》、布鲁诺·纳瓦腊的德文译本《中国之武经》等等。据说目前世界各国大都有《孙子》的译本，如法、英、德、希伯莱等译本。众多的西译本中，以英国汉学家兼军事理论家格里菲思将军的英译本为精，影响也最大。该译本是以清孙星衍校本为底本，参照《十一家注》和《武经七书》本翻译的。译者博览中国历代有关研究《孙子》的古籍，较深入地研究了《孙子》的思想，不仅对正文逐字推敲，而且在注释上也下了较大功夫，并分析了其他译本的利弊，注意吸收各家的长处，因此胜过以往译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中国代表作丛书，受到西方世界的普遍重视。美英等国军事院校纷纷用此译本作为教材。由于该译本由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作序，给予很高评价，使《孙子》在西方的名声大震。
中国兵书在西方的传播，最引人注目的是，直接借鉴中国兵书中的军事思想，为制定核时代的战略服务。最早提出将《孙子》的精华运用到现代核战略的是英国著名战略家李德·哈特。他在1963年版《孙子兵法》英译本（塞缪尔·Ｂ格里菲思将军译，伦敦出版）的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这本书了。”（转引自《苏联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第15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这是说《孙子》”深邃的军事思想是不朽的”，对于研究核时代的战争是很有帮助的。美国的战略家从《孙子》的思想中认识到，美国”确保摧毁”战略是失败的战略。美国战略研究中心斯坦福研究所主任、美国第一流战略家福斯特首先提出、并和日本京都产业大学教授三好修合作研究运用《孙子兵法》的对苏新战略，三好修称之为”孙子的核战略”。这种新的核战略不仅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战略政策，而且在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兵书在西方虽然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但从内容上看，对《孙子兵法》翻译介绍的较多，对其他兵书涉猎的很少。西方国家对中国丰富的兵书典籍尚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
中国兵书早期在国外广泛传播，说明我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达，是正常的文化学术交流，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但是，到了近代，兵书大量外流，与以前的情况有所不同。它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力衰败，帝国主义列强的相继入侵和文化掠夺有密切关系。如沙皇俄国驻北京东正教布道团第十三班，有个随班学生叫··斯卡契科夫，ＫＡ乘清朝国难之际，一次就搞走我国珍贵的手抄本、印本书籍和地图三百三十三件，基本上都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著述，其中有兵书９种，８种未印刷过，是很珍贵的手抄本兵书。再如唐写卷子本《六韬》、太平天国的《武略》等孤本兵书，都在这一时期流落国外。面对国家危亡，战乱不息的局面，国内有些世代藏书家，渐感祖业难保，产生了与其被毁掉，不如卖掉的想法和做法，外人趁机廉价购买。于是出现了拍卖藏书楼的现象，如我国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及其他古籍和盘售归日本岩奇氏。其中有许多宋元旧刻及明人手校精抄本。我国宋刊本《武经七书》就是这次流入日本的。
再如中国著名藏书家广州姚钧石的”蒲坂藏书楼”旧藏约四万五千余册全部售归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其中有三种善本兵书。当他们拍卖苦心经营的祖业的时候，心情一定不会平静。
我们既为兵书在世界的广泛传播而感到自豪，又为近代兵书的大量外流而感到惋惜。我们一定要吸取近代中国的惨痛教训，努力建设四个现代化，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为世界文化做出新的贡献。
第六章兵书研究的现状及展望
第一节考古发现对兵书研究的推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兵书的整理和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举世瞩目的成果，是考古发掘中对兵书的发现和整理，尤其是对古佚兵书的发现和整理。自1972年至1984年共有五次重要的发掘和发现。每一次发掘或发现，都有力地推动了兵书研究的深入开展。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一大批十分珍贵的竹简兵书。这批竹简兵书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古代书目既有著录，现在又有传本的，如《吴孙子》（孙武兵法）、《尉缭子》、《六韬》；二是古代书目有著录，后来失传的，如《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地典》（《汉书·艺文志·兵书类·阴阳家》著录《地典》六篇）；三是既不见于书目著录，又无传本的，如《王兵》、《兵令》等论兵残简。这么多兵书同时出土，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它既使我们得以见到兵书的古本旧貌，又得到了成书时代的实证，尤其是了却了是否有两个孙子和两部《孙子兵法》的公案，丰富了我国古代军事学的宝库，增添了古代军事史的资料。
以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宋明以来的一些辩伪学家否定《孙膑兵法》在历史上的存在，判定《尉缭子》、《六韬》等兵书为伪书。这次大量兵书竹简出土，提供了新的证据，否定了一些辩伪家的结论。在学术界迅速掀起了一个研究和介绍古代兵书的热潮。对这次出土竹简兵书研究贡献最大的是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他们整理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影印本、校注本、注释本等。为学者们研究这些竹书提供了方便。之后，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兵书的专著和论文，如《孙武、孙膑兵法选》（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印行）、《孙子兵法新注》（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年版）、《孙膑兵法》（解放军出版社1975年版）、《孙子兵法注释》（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孙子兵法译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版）、《略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古代兵书残简》（《文物》1974年4期）、《〈孙子兵法〉的作者及其时代》（《文物》1974年12期）、《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释文》（《文物》1974年12期）、《略谈临沂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1974年12期）、《孙膑和〈孙膑兵法〉杂考》（《文物》1975年3期）、《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孙子〉著作时代和作者的重议》（《文史》第七辑）、《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王兵〉篇释文》（《文物》1976年12期）、《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附校注）》（《文物》1977年2期）、《〈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2期）等等。
银雀山汉墓出土兵书，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反映，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例如，1974年我国《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及其他兵书在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的消息传到日本以后，引起轰动，专家学者惊叹不已，纷纷撰写研究论文，各种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一消息，仅《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东京新闻》、《每日新闻（晚刊）》、《东京时报》这六种报刊，从1974年４月１６日至5月4日这十九天中，就发表了二十一篇消息和专文。接着又翻译了《孙膑兵法》，并进行深入的研究。
1973年，河北省定县40号汉墓出土了《太公》、《文子》等重要竹书。《太公》的出土对研究《六韬》有重要意义。关于太公的书，《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周史六弢六篇》，颜师古注：”即今之六韬也。”道家类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隋书·经籍志》有《太公六韬五卷》，注曰：”周文王师姜望撰。”由于史书记载不详，后世对《六韬》产生种种猜测。《太公》竹简的出土为研究《六韬》提供了新的线索。这次出土的《太公》竹简，共发现《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义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卅》等十三个篇题，其中只有《治乱之要》等三篇的内容见于传本。另外，有六篇的内容见于传本，却未见篇题。还有相当一部分记有”武王问”或”太公曰”的简文，内容不明；有的句子或片断曾为初唐以前的文献所引录，或称引自《六弢》、或称引自《金匮》等。把这些残简与银雀山《六韬》残简、唐卷子本《六韬》残篇，以及传本《六韬》进行对照研究，能给人许多启示。比如，两地汉简都有《六韬》之文，均不见《六韬》之名，说明西汉时大概凡署名太公的书均称《太公》，而尚未有《六韬》之称。两地汉简均有与今本《六韬》相同的篇题和内容，又有许多不见于今本的篇题和内容，说明今本已非全帙，只是汉代本的一部分。
1978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塞115号西汉墓出土木简《孙子》佚文。关于《孙子》的残简虽然不多，但有”十三篇”字样，对于研究《孙子》本文的篇数，以及它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八十二篇”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尤其是为《孙子兵法》早期在西北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实物资料。
1982年，解放军原装甲兵政委莫文骅将军为支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的编撰工作，将珍藏多年的一批重要古代兵书送到了军事科学院，供研究参考。就在这批古兵书中发现了失传数百年的徐光启兵书《兵机要诀》。当时上海正进行纪念徐光启逝世三百五十周年的筹备工作，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徐光启著译集》，听到这个消息，即决定将这部失传兵书收入《徐光启著译集》影印出版。《兵机要诀》是一部关于军事训练的兵书，集中反映了徐光启的练兵思想。书末还辑录了当时制火器、火药新法。它对于研究徐光启的军事思想、明代的军事训练，以及火器、火药制造都有重要价值。《兵机要诀》被发现后，相继出现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部兵书的文章，如方行的《新发现的徐光启专著抄本述要》（1983年11月7日《文汇报》）、王庆余的《新发现的徐光启《兵机要诀》（《复旦学报》社科版1983年3期）、许保林的《兵机要诀》介绍（《战术研究》1987年2期）等。
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附近的张家山汉墓出土了一千多支西汉早期的竹简，其中包含失传已久的重要兵书《盖庐》。这是一部问答体兵书，盖庐问、申胥答，实际上是记述的申胥的军事思想。书中盖庐即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申胥即吴国大臣伍子胥。《汉书·艺文志·兵技巧》著录《五（伍）子胥十篇图一卷》，早已亡佚，《通志》载有伍子胥《兵法》一卷，今亦不得见。《盖庐》详论”用五行之道”，”用日月之道”，强调”四时五行，以更相攻，天地为方圜，水火为阴阳，日月为刑德”等观念，其阴阳家的倾向十分明显。在《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著作全部亡佚的情况下，这部古佚兵书，对于先秦至汉初兵阴阳的研究，显得更加有价值。
第二节兵书研究的繁荣
1978年以前，兵书研究在考古发掘和发现的推动下，虽然有一定成果，但从总体上讲还比较薄弱，发展也不平衡，对《孙子兵法》研究较多，对其他兵书研究较少。1978年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兵书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这个时期兵书研究繁荣的标志是：（1）国家重视。经国务院批准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就包括有兵书在其内。（2）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由原来只限于几本兵书和个别专题研究发展到综合性研究和多角度多层次研究，如有的从宏观上研究兵书的发展史，有的从哲学、管理学、文学、心理学、人才学、物理学、分类学、情报学、系统论、决策论等方面开掘兵书资源。（3）整理和研究工作向着系统化方向发展，由原来的只出单行本发展到出版大型的兵法丛书。解放军出版社和辽沈书社联合出版大型军事丛书《中国兵书集成》，计划收录兵书一百余部，装订五十册，已出版十五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兵法通俗读物》丛书，已出十余种；《中国古代兵法译从》丛书，已出二种。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军事著述选读》丛书，已出四种。（4）研究的问题不断深入。这不仅表现在对原文版本校勘、文字注释的精益求精，更主要是表现在对兵书军事思想、学术价值的探索和阐发。（5）工具书、特别是大型工具书加强了对兵书的介绍。《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收入兵书条目三十七条；《辞海·军事分册》（修订版），在原有兵书辞目基础上，增收十七种兵书。（6）研究成果丰富。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出版的专著有40余种，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或文章有二百余篇。兵书研究大致包括综合研究、专书研究、专题研究等几个方面。
一、关于兵书的综合研究这一时期，兵书的综合研究有了一定进展。1983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兵书杂谈》（王显臣、许保林著），填补了综合研究兵书的一项空白。该书是从宏观上研究和介绍兵书的。它对兵书的历史、著录、分类、作者、版本、流传、兴衰际遇、主要内容、社会作用，以及兵书之外的兵法资料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探讨和阐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古代兵法要籍选译》（吴如嵩、霍印章著），从二十一部有代表性的兵书中选出重要篇章，进行注释、今译，书中除对每种书分别作出评介外，前言部分还较系统地论述了古代兵书的军事思想、历史地位、现实意义等问题。1979年《文献》第７期发表了《中国历代兵书述略》（谈今著），文章按照历史顺序论述了兵书的发展史，对每个朝代的兵书概况、特点及重点兵书略作评说。
二、关于专书研究专书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但仍以《孙子》为最多。这一时期对《孙子》的研究更趋活跃，有重要进展。其特点是：研究的成果多，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和学术文章百余篇；研究的角度广，已跳出释词训义的圈子，从军事、哲学、管理学、心理学、文学、音韵学、情报学、预测学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研究、展开了学术争鸣，对《孙子》的成书时代、军事思想、概念训释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郭化若的新作《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译注信达，评介公允；军事科学院战理部的《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引证恰切，译文晓畅；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从历史背景上解说其军事思想，通俗易懂；杨丙安的《孙子会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参证广博，用功颇深；李世俊等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则是别开生面之作；庞齐的《孙子兵法探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文穆的《孙子解故》（国防大学1987年版）等也是研究《孙子》的力作；服部千春《孙子兵法校解》（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则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外国人用中文写成的研究《孙子》的专著。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刘彣《孙子字义探微八则》（《教学与研究》1980年１期）、孙祚民《张献忠与〈孙子兵法〉》（《社会科学研究丛刊》1981年2期）、娄良《论〈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思想》（《南开史学》1982年1期）、效汶《孙武的认识论思想》（《中国哲学史研究辑刊》1982年2期）、席绍曾等《孙子哲学思想新探》（《武汉钢铁学院学报》1982年增刊）、杨丙安《〈孙子〉书两大传本系统源流考》（《文史》第17辑）、魏知信《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孙子兵法》（《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84年3期）、钮国平《〈孙子〉韵例》（《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3期）、李泽厚《孙、老、韩合说》（《哲学研究》1984年4期）、汪柳《（〈孙子·势篇〉三议》（《军事历史》1985年1期）、蓝永蔚《〈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辩》（《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3期）、振筑《论〈孙子兵法〉的修辞艺术》（《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1期）、刘思起《〈孙子〉的战略思想》（《中国军事科学》1988年3期）。这些论文大都不拘旧说，独辟蹊径，努力从版本、校勘、训诂、音韵、修辞、时代特征、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等各个方面深入研究《孙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一时期讨论较多的问题，一是关于《孙子》的作者和成书时代问题；二是关于”势”和”形”的理解问题；三是关于《孙子》的思想渊源问题；四是关于《孙子》的理论体系问题；五是关于《孙子》的哲学基础问题；六是关于《孙子》的战略思想问题。
《孙子》之外的专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部兵书：对《吴子》的研究，集中在辩伪和军事思想的评价方面。
专著有李增杰《〈吴子〉注译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李硕之、王式金《吴子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论文主要有李硕之《〈吴子〉军事思想初探》（《军事学术》1983年增刊1期）、向麓生《〈吴子〉不是伪书》（《军事卷通讯》1984年28期）、何崇恩《评吴起及〈吴子〉》（《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2期）、孙开泰《吴起的军事思想》（《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2期）等。
对《司马法》的研究主要是评述其军事思想和考辩今本非伪。论文有王中兴《司马法及其轻重说》（《漫话中国古代军事》，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蓝永蔚《〈司马法〉书考》（《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版）等。
对《孙膑兵法》的研究。近几年出现研究《孙膑兵法》的热潮，先后有十余部专著出版，发表论文数十篇，就成书时代、内容考定、文字训诂、军事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1975年竹简本进行了补充和订正。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重新编订《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膑兵法》（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霍印章《孙膑兵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邓泽宗《孙膑兵法注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傅振伦《孙膑兵法译注》（巴蜀书社1986年版）等。主要论文有陈克明《略论〈孙膑兵法〉》（《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6期）、杨伯骏《孙膑和〈孙膑兵法〉杂考》（《杨伯骏学术论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等。
对《尉缭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书时间与作者、《汉志》中所列”杂家”《尉缭》二十九篇和”兵形势”《尉缭》三十一篇以及今本《尉缭子》二十四篇之间的关系、《尉缭子》的理论价值等几个方面。专著有华陆宗《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钟兆华《尉缭子校注》（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论文主要有龚留柱《〈尉缭子〉考辩》（《河南师大学报》社科版1983年4期）、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2期）、张烈《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和成书》（《文史》第8辑）、徐勇《〈尉缭子〉的成书、著录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1期）、刘先廷《〈尉缭子〉对古代军事哲学的贡献》（《漫话中国古代军事》，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黄小榕《〈尉缭子〉军事哲学初探》（《争鸣》1985年1期）等。
对《六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书时代、真伪考辩、《六韬》在《汉志》中的著录和学派、《六韬》思想体系等方面。
专著有孔德骐《六韬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论文主要有张烈《〈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历史研究》1984年3期）、刘宏章《〈六韬〉初探》（《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2期）等。
对《黄石公三略》的研究主要是对成书时代的考证和对其军事思想的解说。专著和论文有拙作《黄石公三略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和《〈三略〉的军事思想》（《军事历史》1984年总第11期）。
对《李卫公问对》的研究，有文字校勘和军事思想评述，也有关于作者问题的争鸣。专著有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间对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李卫公问对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论文主要有蓝永蔚《〈李靖问对〉辩伪》（《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84年版）、孙公达《〈李卫公问对〉的由来》（《军事卷通讯》1984年33期）、刘先廷《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漫议》（《漫话中国古代军事》，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
此外，《中国军事史》编写组著《武经七书注释》（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陈秉才《阵记注释》、军事科学院《投笔肤谈译注》（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王晓卫和刘昭祥《历代兵制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邹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总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李炳彦和崔彧臣《兵经释评》（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张文才《百战奇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范中义《筹海图编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李炳彦《三十六计新编》（解放军出版社1981年版）、韩金波等《〈百战奇略〉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天夫《诸葛亮将苑注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无谷《三十六计》（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等，也都各具特点，都是专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关于专题研究兵书的专题研究渐趋活跃。已开展的专题研究主要有：（1）兵书的分类研究。拙作《从古代兵书分类沿变看军事学术的兴衰》（《漫话中国古代军事》，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兵书分类浅探》（《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1期），比较系统而简明地介绍了兵书分类的历史，并加评析，勾画了古代军事学术兴衰概貌。（2）比较研究。把兵书和其他史籍比较对照，研究它在思想史中的地位，以李泽厚的《孙、老、韩合说》（《哲学研究》1984年4期）、《中国思想杂谈》（《复旦学报》社科版1985年5期）为代表。这两篇论文通过比较研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中国的辩证法是”从兵家中来的”，”要真正了解中国古代辩证法，要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辩证观念具有自己特定的形态，应该追溯到先秦兵家。”（3）诸子论兵的研究。以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为代表。本书不仅将诸子中论兵篇章一一辑出，进行注释译述，而且对其军事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阐发。（4）兵书中的决策思想研究。刘仲宇发表了《先秦兵家决策思想简论》（《求是学刊》1985年５期），将先秦兵家决策思想概括为三个大方面：一是重视完善决策的主观条件，主张”将能而君不御”，使将帅有权有责；要求决策者既要有”能”，又要有”德”。二是重视决策的客观依据，即情报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三是重视决策的选择，追求最佳方案。
四、关于兵书研究方法的探讨兵书研究的广泛展开，要求提供科学的方法。兵书研究方法的探讨，反映了兵书研究的深入。谢国良《克服困难，提高兵书（条目）释文质量》（《军事卷通讯》1983年23期）对兵书研究的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提出三条方法：一是充分查找”外证”、”内证”，以辩别兵书真伪。所谓找”外证”，即广泛利用前人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方面的成果，并重视出土文物提供的实证材料。所谓”内证”，是从兵书本身所提供的人物、风俗、典章、制度、语言文字等方面材料，考证兵书的真伪。二是注意”三看””二防”，正确把握和提炼兵书的基本理论。所谓”三看”，即一看作者写作意图，了解背景；二看全书主旨所在，主要论述和解决什么问题；三看主要思想倾向和特点。所谓”两防”，即一防古今类比，古人现代化；二防以古论古，割断古今历史联系。在归纳和提练时，即要反映兵书本身古朴的理论概貌，又要启迪读者和现代军事理论自然地发生联想。三是通观全局，着眼于特点和发展，作出比较正确的评价。所谓全局，主要是兵书和军事思想史发展的全局，成书时代、一般兵书和军事思想的发展水平等。
纵横比较，即把一本具体的兵书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加以比较，看它比以前的兵书有什么新成果新贡献，给后来的兵书留下一些什么影响。比较时要注意”精”、”新”、”深”和影响的”远”、”大”等几个方面。
近几年，兵书研究确实有了较大进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明显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如研究课题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调，研究的内容还不够广泛，基础性的研究力量不足，研究队伍比较分散等等。
第三节兵书研究展望
兵书研究的现状告诉我们，兵书研究的形势很好，但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今后兵书研究，从主观上讲，应该加强对兵书研究的领导，需要建立必要的群众性学术组织，以便把分散的研究力量联合起来，对研究工作进行统一规划与协调，加强信息交流；创办研究刊物，为研究者提供发表成果和争鸣的园地；加强基础研究工作，为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工具书等。从客观上分析，今后兵书研究的发展趋势，估计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一、对兵书的整理出版还将持续下去。以往地方出版社对文学、历史类古籍整理出版最多，很少出版兵书。近几年，随着古籍整理的深入开展，一些地方出版社也将兵书纳入了整理出版计划，与军队出版社竞相出版兵书，如中华书局、北京出版社、书目文献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巴蜀书社等都有兵书出版。有的地方出版社还与军队出版社合作出版兵书，如辽沈书社与解放军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国兵书集成》。现在虽然已经出版了一批兵书，但与现存兵书相比还只是一小部分。有些已经上马的大型兵书丛书，如《中国兵书集成》、《中国古代兵法译丛》，前者才出版计划的十分之三，后前则刚刚出版一两册，尚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也有待出版。所以，对兵书的整理出版工作将会持续下去。
二、研究将向高层次发展。目前，学术界已经不满足于对兵书的介绍、注译之类的工作，正在酝酿着新的突破。如对《孙子》的研究，成果确实很多，但以前多在一个水平上徘徊。现在有的学者跳出训词释意，评述解说的圈子，或以系统论的方法研究《孙子》的理论体系，或通过古今对比，研究《孙子》军事思想的渊源，表现了研究向高层次发展的势头。今后，通俗性、普及性的著作将相对减少，学术性专著将会增多。
三、研究队伍将会扩大。一方面，军队成员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阅读和研究兵书的能力增强；军队的学术空气也越来越浓，今天的兵书读者，可能就是明天的兵书研究者，现在已有野战部队研究兵书的成果出版，就是这种趋势的反映。
另一方面，由于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加上兵书本身又包含多学科的知识，地方上的有些学者和企业家，或为了扩大视野，或为了弥补本学科史料的不足，或为了寻求借鉴，纷纷把研究的触角伸向兵书领域。目前，对兵书研究最多的是管理学学者和企业家。1986年12月份，北京市三百多名厂长、经理汇集劳动人民文化宫科技馆，研究兵法与现代化管理，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思想和方法开拓新路。据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负责人介绍，我国的企业家们已把眼光投向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和运用古代兵法中的管理思想在我国一些地区和企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新课题。今后，管理学界和企业界研究兵书的热情不会降低。除此以外，地方上其他行业也将会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兵书研究的队伍。
四、研究的角度将会进一步拓宽。兵书中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政治、经济、科技、管理学、文学、史学、医学、地理学、外交、航海等史料，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开掘这些史料。薄忠信《〈武经总要〉与物理学》（《锦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87年3期）就是这种开掘的尝试。从目录学、版本学、军事思想史、军事学术史等角度研究兵书的力量将会得到加强。一些研究兵书目录的成果将会相继问世。兵书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密切结合也是未来兵书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
中国兵书是一座伟大的宝库，有待众多的专家学者去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