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兵书的内容和价值
作者：许保林·著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第三章兵书的内容和价值
第一节兵书是一座宝藏
兵书不但历史悠久，卷帙浩繁，而且内容极其丰富。上文所述种类，是从图书分类的角度、就兵书整体而划分的种类，远远不能概括每部兵书所记述的具体内容。兵书中既有军事各门类的内容，又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交通、航海、天文、气象等各学科的知识。
首先，兵书的内容涉及到古代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从理论到实践，从军事制度到士卒的衣食住行，无不记载，仅粗线条地归纳就有以下二十五个方面的内容。
1、军事思想。它是古人对军事和战争问题理性思维的结晶。内容包括对战争起因、性质和作用的看法，对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等关系的论述，以及对军事领域各个方面的理性认识。比如，《孙子》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吴子》的”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司马法》的”以战止战”；《孙膑兵法》的”战胜而强立”；《尉缭子》的”以武为植，文为种”；《黄石公三略》的”以义诛不义”等即属这方面的内容。
2、作战指导原则。这部分内容尤其丰富多彩。各个时代的兵书根据各自所处的时代特点，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了许多特殊的和一般的作战指导原则。有些原则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如”贵制人而不制于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尽敌为上”等，就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3、军事训练和阵法布列。训练分练将和练卒。训练的内容除散见于综合性兵书中外，还有许多讲训练的专书，如《练兵实纪》、《车营扣答合编》等。阵法布列有文有图，图文并茂。专门论述阵法的兵书有《握奇经》、《续武经总要》等。
4、间谍侦察。为了达到”知彼”的目的，古人非常重视派间谍进行战略或战术侦察。所以，兵书中关于用间的内容很多，《孙子》专门有《用间篇》，清代人朱逢甲还撰写了间谍专书《间书》。
5、战争战例。为了借鉴历史经验，人们把以往的战争战例收集起来，加以研究，分门别类地编纂成书，供用兵时参考。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兵鉴或兵略类兵书。唐李筌的《阃外春秋》、明茅元仪的《二十一史战略考》、清胡林翼的《读史兵略》等都属这类内容。
6、将帅修养。在古代，一方面重视将帅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对将帅提出了严格的修养标准。所以，关于将帅修养便成为兵书论述的重要内容。《孙子》提出”智、信、仁、勇、严”，《吴子》提出”理、备、果、戒、约”。以后，许多兵书中都有论将专篇，并相继出现了论将专书，如《将苑》、《将将记》等。
7、名将传记。古人非常重视名将积累的经验。许多兵书中都引用名将事迹阐述军事原则。后来并出现了专门记述名将军事生涯的兵书，如宋张预的《十七史百将传》、明黄道周的《广百将传》等。
8、军事制度。它包括军事职官设置、军队编制、兵员征集等。这方面专著又分通代兵制，如宋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断代兵制，如宋钱文子的《补汉兵志》、清代的《皇朝兵志考略》；专题兵制，如《古代兵符考略》等。
9、军事法规。即古代的各种条列、律令，如《尉缭子》中的”重刑令”、”伍制令”、”束伍令”等篇，《武经总要》中的”赏格罚条”，清代颁定的《八旗则例》、《处分则例》、《工部军器则例》法规性条例，等等。
10、军事地理。地理是战争实践的舞台。从军事的角度研究地理环境，包括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等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成为兵书不可缺少的内容。《孙子》中有《地形篇》；综合性兵书中都有大量篇幅介绍军事地理内容。军事地理的名著是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军事地理著作大都附有地图。
11、海防。自明代倭患以来，沿海防御成为国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在兵书中也有充分反映。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明郑若曾的《筹海图编》、清徐稚荪的《洋防说略》等。
12、江防。即沿江防御。如明郑若曾的《江防图考》、吴时来的《江防考》、清姜宸英的《江防总论》等。
13、后勤补给。关于后勤补给许多兵书中都有论述，如《孙子》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明清出现军事后勤方面的专书，如《辽东军饷论》、《军需则例》等。
14、兵器军械。它包括兵器军械的制造、性能及使用。兵器分冷兵器和火器；军械分攻、守器械。自《武经总要》始，综合性兵书中都有大量兵器军械的记载。专门性兵书，冷兵器有《耕余剩技》等，火器有《火龙神器阵法》、《火攻挈要》、《火龙经》等。
15、马政。关于军马的征集、数额、调教、汰换等方面的论述。马政方面的专书有《大元马政记》、《历代马政志》等。
16、军医。讲述军中医药、人马医护的内容，如《医方备要》、《虎钤经》中的各种药方等。
17、军事通信。指旗鼓、烽燧、阴符、阴书等有关军事方面的通信。
18、军事交通。指军事交通线的修造、疏浚和辎重的输送，包括陆路、江河、湖海运输等，如《武备志》中的”河漕、海运、车运、骑运、人运”等内容。
19、航海。关于航海技术、航海路线、所到诸国、航海图等的记述，如《武备志》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藩图”和航海用”过洋牵星图”等。
20、军事天文。讲述古人对天象的观察、记录以及在军事上的影响。多与阴阳占卜相联系，与人事相附会。包括绘制的天文图等。
21、军事气象。记录古人对气象的观察和预测，以及对军事的影响。有些内容属古人气象经验的总结，没有迷信成分，如《武备志》”海侯”部分即是对风、云、雾、电、海潮的观察记录，反映了一定的自然规律。但兵书中谈气象多与占卜结合在一起，如占风、占云、占雨等。
22、军事筑城。关于各种城堡、野战工事等的形制、修筑技术、所用工具设备等记述，如《守城录》、《防守集成》等书中都有大量军事筑城的内容。
23、乡约民防。有关乡规民约制度，民团防卫的组织和方法等内容，如《乡约》、《塞语》等。
24、戍边军屯。指对戍守边防、垦田种地制度等方面的论述，如《倭情屯田议》等。
25、军事占侯。关于用占卜预测战争胜负和军事吉凶的内容。属于封建糟粕。但是军事占卜是一种诡道之术，又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人事相附会，所以其中也不乏有辩证的观念和古代自然科学的成份。
其次，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等密切相关，所以，兵书不止言兵，还包含有其他学科的丰富内容，比如哲学方面的朴素唯物论和军事辩证法，政治方面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政治战略，经济方面的户口钱粮，科技方面的火药、指南针及机械制造技术，等等。
总之，兵书是一座宝藏，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多方面的价值。
第二节兵书的军事学术价值
作为古代军事知识载体的兵书，它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军事学术方面。
第一，兵书生动地记录着古代军事学术的盛衰情况，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史料价值。
兵书既是古代军事学术研究的成果，又是今天研究军事学术史的史料。每个时代兵书的数量，质量和内容都反映了那个时代军事学术研究的水平，因此，兵书的历史，本身就是军事学术发展的历史。
中国兵书不仅历史悠久，卷帙浩繁，而且延绵两千余年从未间断。这就为研究古代军事学术史提供了系统、完整的史料。我们说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发达，其重要标志就是拥有举世无双的丰富的兵书典籍。世界现存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以它深邃的战争哲理告诉人们，中国古代的军事学术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我们通过对兵书各个侧面进行研究，便可从不同的角度勾划出军事学术发展的轨迹。如通过对各个朝代兵书数量进行统计，就能绘出历代兵书的发展变化曲线（各朝代兵书数量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
历代兵书数量曲线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兵书出现两次高潮，一是先秦时期，一是明清时期。同时，还告诉我们军事学术的发展不仅与战争实践有关，而且受到科学文化发展的制约。一方面，文化的进步，活跃的学术空气，为撰写兵书提供了优良的社会条件，第一次高潮显然与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有关。另一方面，科学文化的发展，为生产和保存兵书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所以，时代愈久远，著录和流传下来的兵书愈少；而宋代以后，由于印刷术和造纸工业的发展，兵书数量呈现急聚增长的趋势。
又如通过对兵书分类演变的考察，可以窥见各时代军事学术发展的概貌。兵书分类是军事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兵书分类的详略，一方面受到当时军事学术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为当时兵书种类所决定，而兵书种类又恰能反映当时军事学术的盛衰情况。首先，兵书分类法的产生，是军事学术发达的标志。因为，它反映了军事学术研究的活跃和进步，反映了兵书种类的日益丰富多样。其次，兵书类名的沿革，是军事学术发展的缩影。因为，兵书类目类名的发展变化，反映了军事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兵书细类名称的增加，反映了军事学术研究的分工愈来愈细。第三，兵书类目在综合性图书分类法中的位置变化，是军事学术盛衰的反映，因为它说明了兵书在各种学问中的地位，以及社会对兵书的重视程度。兵书在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七略》中的地位很高，为六大类之一。到魏晋南北朝时，地位开始下降。
西晋荀勖根据魏郑默的《中经》改编成的《晋中经簿》，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合诸子、兵书、术数为乙部，后又降为丙部（子部）；南朝梁阮孝绪参照《七略》和《七志》编成《七录》，将群书分为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以上内篇）、佛法录、仙道录（以上外篇）七类，合诸子、兵书、阴阳为一类，兵书在这两部分类法中降为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由于重文轻武风气的影响，兵书在四部分类法子部类列（用并列的方式来表达类目之间关系的一组同位类）中的次序也逐渐后移，《晋中经簿·乙部》列为第三、四位，到元马端临编《文献通考·经籍考》时，降为子部的第15位。明清时兵书较前受到重视，其地位又有所回升，清乾隆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提到子部的第二位，仅次于儒家类。这与上述历代兵书数量曲线反映的情况相吻合。（详见拙作《从古代兵书分类演变看军事学术的兴衰》，载《军事历史》1985年第1期）
再如，通过对兵书某些内容的考察，可以说明军事学术发达的程度。战略是军事理论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它是军事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兵书清楚地记述了战略思想、概念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孙子》就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战略思想，孙武被誉为”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大战略》）。到战国时，孙膑、吴起、尉缭等兵学家们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战略思想。西汉出现了以”略”命名的专讲战略问题的兵书《黄石公三略》。魏晋时期，司马彪继承前人关于战略思想的优秀成果，总结战略运用的实际经验，明确提出了”战略”概念，并直接用”战略”一词命名他的兵书《战略》。如果作点比较研究，就会发现，在国外，关于涉及战略问题的最早的军事著作，直到大约公元5世纪时，才在古罗马和希腊出现（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第16页，战士出版社）。兵书对战略问题的记述告诉我们，中国是最早形成战略思想、提出战略概念的国家，称中国为军事学术发达之国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兵书揭示了战争和军队建设的一般规律，对研究和指导现代战争仍有借鉴价值。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科学的真理是不朽的。事实上，直到今天这个热核时代，人们并未忘记从兵书中寻求有借鉴价值的思想，如众所周知的美日战略学家福斯特和三好修提出的”孙子的核战略”，就是运用《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制定的对苏新战略。
兵书是前人智慧的结晶，是古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总结。随着时代的变迁，武器装备、作战样式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许多战法和思想确实已经过时，但是，也不可否认，兵书中所揭示的一些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至今仍不失其真理性的光辉，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现代战争及军队建设仍然会有所启迪。兵书中有借鉴价值的思想非常丰富，不可能一一论及，现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概述。
在对战争的认识方面，提出了”义战”思想，”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古人所说的”义”当然有其特定的阶级标准，但是，他们的标准中考虑到了民众，如《司马法》指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仁本》）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提出了”义战”必胜的思想，”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三略·下略》，强调要把”义”放在战争的首位，”故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将义》）兵书中的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认识到了”正义”之师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正义的战争得人心，民众就会拥护，士兵们就会为正义而英勇作战，力量必然强大；非正义战争不得人心，民众就会反对，士兵们就会消极厌战。
所以，用义战反对不义之战，其胜利是必然的。这是已为战争实践证明了的客观规律。
在国防建设方面，提出居安思危的思想，强调要有危机感和国防意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吴子·料敌》）”无备者伤。”（《孙膑兵法·威王问》）”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鹖冠子·近迭》）居安思危是和平时期国防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历史证明，居安思危就能国泰民安，安而忘战就会丧权辱国。在相对和平的今天，重温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兵书中既强调加强战备，又反对穷兵黩武，提出文武并用的原则，如孙膑指出：”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尉缭指出：”文所以视利害，辩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尉缭子·兵令上》）兵书中特别注意处理好文、武之间的关系。随着国家所处形势的变化，对文武投入的力量不能均等，要有所侧重，”天下幸而无事，则所重在文；不幸而有事，则所重在武。”（《登坛必究·辑经武说》）这就是说，国家遭受侵略，遇有战事，要集中力量抓好武备；战争结束，文治任务突出出来，要重点抓好政治和经济建设，武备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1985年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的战略性转变，就是这一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富国强兵是贯穿于兵书的又一重要思想。提出：”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中国古代兵法选辑》，军事科学院编印）朴素地认识到了富国与强兵的辩证关系，认为”强兵之急”是”富国”（《孙膑兵法·强兵》），”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富国与强兵是相辅相成的，富国是强兵之本，为强兵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强兵则对富国具有促进和保证作用。
在作战指导方面，兵书中的论述十分丰富，提出了许多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作战原则。
关于集中兵力。《孙子》明确指出：作战要”我专而敌分”，”以众击寡”。以后的兵学家们又有所发挥，孙膑提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集中兵力的方法是”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孙膑兵法·客主人分》）意思是善于分散敌方的兵力，牵制敌方的兵力，以使敌方全局上的众，变成局部的寡；使己方全局上的寡，变成局部的众，形成以众击寡，以强击弱的态势。《白毫子兵法》强调说：”兵之贵合也。合则势张，合则力强，合则气旺，合则心坚。”关于奇正。奇正的概念首先由老子提出，即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武则把它作为一条作战原则提出来，”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势篇》）奇正思想具有深刻的哲理。首先，奇、正是共生的两种战势，以正挡敌，以奇取胜；其次，奇、正又是相变的，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可变正，正亦可变奇，根据战场情况随时变化，”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势篇》）奇正的核心是相生相变。
关于先胜后战。孙武说：”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形篇》）意思是胜利的军队总是先有了胜利的把握才寻求机会与敌交战；失败的军队则是先同敌人交战而后企求侥幸取胜。这种先作好准备、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作战指导思想，在许多兵书中都有阐述，如《淮南子·兵略训》说：”盖闻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先胜后战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具备战胜敌人的力量；二是具备胜敌的有利战机。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不打无准备和无把握之仗的思想是颇为相近的。
关于庙算决策。所谓庙算，就是战前在庙堂之上对战争进行谋划预测，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重视谋划是我国军事学的传统。”本谋者，以谋为本也。”（《投笔肤谈》）”故上兵伐谋。”（《孙子·谋攻篇》）”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重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制定一个”万全之策”，即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于庙算决策，兵书中特别强调”密”、”周”、”果”。所谓密，就是要严机密，”事以密成”（《韩非子·说难》），”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三略·上略》）”谋成于密，败于泄。”（《兵经百篇·秘字》）所谓周，就是谋深计远，一要照顾到全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二要考虑到战场的变化，多作几种打算，”立谋虑中变”，”此策阻而彼策生，一端致而数端起，前未行而后复具，百计迭出，算无遗策，虽智将强敌，可立制也。”（《兵经百篇·叠字》）所谓果，就是果断决策，而不能优柔寡断，”战胜而欲必胜者，定谋贵决，机巧贵速，机事贵密，进退贵必，兵权贵一。”（《兵镜·吴子十三篇·计战》）
兵书中关于作战指导方面的论述非常丰富，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及。例如，知彼知己的原则、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的原则、审时度势的原则、避实击虚的原则等等，至今都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在治军方面，兵书中反映了封建阶级各个历史时期的治军思想，其中既有权术思想、愚兵政策等封建性糟粕，又有民主性精华。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将帅的作用，许多兵书都以大量篇幅论述将帅。关于选将标准，孙子提出”智、信、仁、勇、严”，《吴子》提出”理、备、果、戒、约”，《六韬》提出”勇、智、仁、信、忠”，这些不同的说法，概括起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这一选将标准，尽管不同的阶级会赋予不同的含意，但它作为一条总的原则是所有期求胜利的军队必须遵循的规律性原则。因为，不管是什么军队，如果将帅庸懦无能，就会败军辱国。兵书中特别强调在选将标准确定以后，要严格按照标准选拔将帅，任人唯贤，”按名督实，选考才能。”（《六韬·文韬·举贤》）反对任人唯亲。同时，强调将帅要按照将帅标准进行修养，”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三略·上略》）作为将帅，既要注意道德修养，又要注意练习武艺，还要注意学习，掌握较广博的知识。
关于教戒为先。吴起说：”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所谓教戒为先，就是强调把教育训练放在首位。
指出士兵不先教练就不可使用，就等于让士兵去送死，”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司马法·天子之义》）”不教则不明，不练则不习。不明不习，卒乃予敌。”（《兵法丛言提纲·教练》）训练是军队建设中最经常最大量的工作，也是关系到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工作。古人这种重视训练的思想很值得借鉴。
至于训练内容，古今差别很大，兵书中所涉及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三条：一是练心，包括明耻，”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吴子·图国》）即用封建阶级的礼义观教育部队；激气，就是用关心爱护士卒、宣传鼓动等手段，激发培养部队的士气及牺牲精神，使全军上下团结一致。二是练胆，就是培养士兵的勇敢精神，”教兵之法，练胆为先。”（《正气堂集·兵略对》）”胆壮则兵强。”（《正气堂集·兵略对》）三是练艺，就是训练军事技术和用兵艺术。在训练方法上，兵书也有许多精粹的论述，例如提倡”教得其道”（《李卫公问对》），强调训练要切合实战，反对不务实用的花架子；主张”分科督教”（《阵纪·教练》），因才施教，”因其才力而授习不同”（《登坛必究·选兵原授器》），反对教条主义的训练方法；主张”必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则渐而深”（《李卫公问对》）的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反对违反认识规律的盲目训练，等等。
兵书的军事学术价值不仅仅限于上述两个方面，它蕴藏的丰富的军事思想，曾经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兵书既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和丰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又可以为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科学体系提供养料。
第三节兵书的哲学价值
兵书与中国古代哲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哲学价值。
首先，兵家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源头，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思想成为后世中国的一种思想传统。
中国自原始社会末期以来，充满了极为频繁、复杂的战争，”自剥林木而来，何日而无战？大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昆吾之战，五十战而后济。”（罗泌《路史·前纪》卷五）频繁的战争，一方面为人们的认识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也迫切要求正确的认识指导战争实践。战争是瞬息万变的流血斗争，来不得半点虚假和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任何错误的认识，任何情感的发泄，任何迷信的观念，都会在战争中立刻受到检验，造成不可挽回的覆灭后果。所以，中国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首先在军事领域较早较快地产生出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兵家辩证法不仅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源头，而且以它特有的理性态度影响着古代辩证法的发展。我们以《孙子》为例来分析一下它的特性：（1）它一切都从战争的胜负为出发点，以高度清醒、冷静的理知态度来认识、判断和指导战争，”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火攻篇》），”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用间篇》）在这里，一切主观情感、鬼神迷信、非理知性的东西都被扫得净光。（2）它是战争实践的经验性的概括，而不是语言辩论的思辨性的抽象，善于迅速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和抓住与战争有关的本质和关键，并用相反相成的矛盾概念如敌我、利害、奇正、虚实等概括出事物的特征，把握住事物的本质，用以谋划和指导战争。（3）它不但重视矛盾的相互依存，而且尤其重视矛盾的消长转化，主动展开矛盾、利用矛盾，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孙子·势篇》）”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孙子·计篇》）等等。（4）它特别强调战争变化无常，而战争指导者要随机应变。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篇》）”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5）它认识到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及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重筹划、重智谋、重政治、重人事，提出以谋伐兵、以智取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中国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说，不了解兵家辩证法，就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
第二，兵书中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军事辩证法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战争不同于其他领域，不能预先实验，所有的军事家都必须以理智、严肃的态度对待之。所以，在古代军事家留下的战略、战术和治军理论中，都贯穿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军事哲学（或称古代军事辩证法）思想体系。军事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战争频繁的年代，军事哲学往往得到长足的发展，常常成为那个年代哲学著述的精彩部分。
许多兵书本身就是重要的哲学著作。如哲学家冯友兰称《孙子》：”它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此外，《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太白阴经》、《李卫公问对》、《虎钤经》等兵书都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并被许多哲学家收进他们的哲学著作，以及哲学辞典等工具书中。兵书对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都有精辟的论述，如在认识论方面，认为战争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认识的，战争的胜负是可以预知的。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确定指导战争的原则和战略战术，谋取战争的胜利。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战争知行观，认为”道、天、地、将、法”这些客观条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所谓”天”和”地”，不过是”阴阳、寒暑、时制”和”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的代名词，都是物质性的自然物，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之一。否定鬼神的存在，”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死生。”（《太白阴经·天无阴阳》）认为战争既可以”先知”，又能”可为”，所谓”先知”不是来自求神问卜，也不是主观臆断，而是来自对敌情的调查了解。所谓”可为”，不是一厢情愿的任意妄为，而是在做到”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九变之术”、”知迂直之计”、”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知屈伸之利、人情之理”等等的基础上，才能”可为”。在辩证法方面，认识到战争和其他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一样，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兵无常势”；矛盾着的双方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强调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
兵书中提出了十分丰富的矛盾对立范畴，如敌我、众寡、主客、攻守、强弱、进退、阴阳、奇正、胜败、虚实、安动、勇怯、治乱、劳逸、死生、积疏、盈虚、险易、祸福、先后、速久、德威、刚柔等等，并指出这些矛盾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孙子·九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造作过制，虽成必败。”（《三略》）认识到了战争与其他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提出要从总体上、从正反两方面观察问题。
《孙子》的”五事”、”七计”和”度、量、数、称、胜”都是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来研究战争的胜负。提出了”杂于利害”的两点论观点。兵书中特别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天官时日不若人事。”（《尉缭子·天官》）所谓重智、重谋就是这一思想的反映。《太白阴经》指出：在战争中只有依靠人才能取得胜利，”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禳祀而得福。”（《天无阴阳》）
第三，有些兵书对中国哲学史上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推动了古代哲学的发展。
战国中期，哲学上的形与名的关系问题，长期争论不休，《孙膑兵法》也参与了讨论，对这一哲学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并把它运用到解释战争上：”有形之徒，莫不可名。有名之徒，莫不可胜。故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形莫不可以胜，而莫知其所以胜之形。
形胜之变，与天地相敝而不穷。”（《孙膑兵法·奇正》）意思是说，凡是有一定形体的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凡是能够认识的事物，都是可以制胜的。”圣人”所以能够以万物来制胜万物，就在于他能够利用万物的各自特性互相克制，所以不断取得胜利。战争也是一种具体事物对另一种具体事物的斗争。既然这样，那就没有什么不可制胜的。事物之间互相克服的现象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胜敌的方法也是无穷的。又如，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荀况祖述一家，吸取各家精华，对百家争鸣进行了总结。然而，在荀子之先，《尉缭子》就对百家争鸣的综合进行过尝试，提出了综合百家的原则：”用天下之为用”，”制天下之为制”（《制谈》）。《尉缭子》在内容上也表现了兼容并畜，博采诸家学说的倾向，如吸取了儒、法等家的思想。可以说尉缭在从孔丘到荀况哲学发展过程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四节兵书的科学史料价值
军事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它不仅与哲学、社会科学有关，而且涉及自然科学的许多门类。一方面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先进的技术往往优先应用于军事；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的客观需要，促使军事技术的研究往往走在其他技术研究的前列，许多发明创造产生于军事领域，作为古代军事学载体的兵书，记载了丰富的军事科学技术知识，反映了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科学史料价值。
第一，兵书记载了古代许多学科的知识。
战争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的综合力量的总较量。为获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上知天时，下知地利，充分利用人类积累的各种知识成果。古人在战争中，很早就运用了天文学、地理学、声学、磁学、力学、气象学、数学、化学、绘图学、航海学等学科知识。这些知识在兵书中都有充分地反映。
关于地磁学知识。指南针的发明年代很早，但利用地球磁场作用的人工磁化方法的记载却始于北宋兵书《武经总要》。这部兵书前集第十五卷第一次清楚地记述了指南鱼的制造方法：”鱼法以簿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侯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现代知识解释，把铁鱼烧红，”以尾正对子位”，是为了使铁片内部的分子磁畴从原先的固定状态变为运动状态，以便于通过强大的地磁场迫使运动着的分子磁畴顺着地球磁场方向重新排列，达到磁化的目的。”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是为了使鱼尾略为向下倾斜，增大磁化的程度。因为我国地处地球的北半部，地磁场的方向是北端向下。这说明那时人们已经意识到磁倾角（地球磁场和水平面的夹角）的存在。这种人工磁化方法在磁学和地磁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欧洲直到400多年以后才开始使用这种磁化方法。
关于声学知识。古代在战争中，常常应用声学中的共鸣现象来作为侦听敌方的手段。这在历代兵书中屡有记载。早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墨子·备穴篇》中就详细记述了利用陶瓮侦听敌情的方法：在城墙根下每隔几尺挖一深坑，每个坑里埋置一个容量七八升的陶瓮，瓮口蒙上皮革，让听觉灵敏的人伏在瓮上侦听敌人挖地道攻城的响声。它可以根据各个坑里的陶瓮不同的响度确定来敌的方向和位置，以便迎击。
这种瓮在《武经总要》等兵书中也有专门记述，并被称为”听瓮”。用现在的术语说，就是利用声学效应制作的共鸣箱。
关于气象学知识。风云气象对军事行动影响很大，兵书中有许多对风云观测研究的记载。兵阴阳类兵书中占风、云、雨、雪的内容，如果去掉附会人事的迷信成份，剩下的便是人们对天气的观测和预报。为了准确观测和预报天气，古人很早就发明了比较先进的观测工具和方法，如唐李淳风《乙巳占》中记述的相风铜鸟：于杆上作槃（盘），作三足鸟立于槃上，两足连上，而外立一足系下而转，风来鸟转首向之，鸟口衔花，花转则占之。”这种相风鸟，已跟现在世界各国统一使用的测风仪原理十分相近。这部书中还记述了适于军旅使用的用鸡毛编成的风向器，”军旅权设，宜用羽占。”（《乙巳占》）李淳风在《乙巳占》中还记述了对风力的划分方法和等级，即一级动叶，二级鸣条，三级摇枝，四级坠叶，五级折小枝，六级折大枝，七级折木飞沙石，八级拔大树及根，外加”无风”（静风）和”和风”共十个等级。这种对风级的划分法，四百年后才传入欧洲。兵书中还有大量古云图，如《武备志·占度载》中的《玉帝亲机云气占候》，里面就有51幅云图。兵阴阳类兵书中大都有图文对照的古云图，这些都是研究古代气象的重要资料。
关于热力学知识。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火箭的国家。早在公元1232年的汴京之战中，火箭便运用于战争了。这种火箭就是利用热动力学的原理制成的，即在箭身上绑一个厚纸做成的火药筒，点燃引火线后，药筒里火药燃烧，从尾部喷射出火焰（燃烧气体），从而产生反作用力，推动药筒向前运动，箭便随之向前飞行。起初火箭比较简单，后来逐渐得到发展。明代《火龙神器阵法》记述了多发火箭”九矢钻心神毒火雷炮”、”四十九矢飞廉箭”等。《纪效新书》记载了戚继光研制的便于水战的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等当时先进的火箭。这种火箭以安装在船舷的枝丫为发射架，飞行距离可达二三百步，飞入敌阵后以其锋刃杀伤倭寇。《武备志》中还记载了二级火箭”火龙出水”，即用四支大火箭筒作为动力，把一个龙形竹箭射出，射到敌阵以后，又引着竹筒里的神机火箭，以杀伤敌人。这些火箭在当时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
此外，兵书中关于化学、天文学、地图学等方面的知识也都很丰富，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第二，兵书中的军事技术内容是古代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兵书中有一大类，古人称”兵技巧”，它是专门记述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的，从戈矛到火器无不详载。这部分兵书的内容构成了古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史，是古代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兵技巧类的专书如《耕余剩技》、《手臂录》、《火龙神器阵法》、《火攻挈要》等外，其他类型的兵书中也记载了大量军事技术资料。最早系统记载当代及其以前各代军事技术资料的综合性兵书是宋代的《武经总要》。这部兵书前集的第二卷、第十至十三卷，用大量的篇幅记述了军事上的”器械名数，攻取之具，守拒之用”（《武经总要·仁宗皇帝御制序》），并绘制了相应的图形。这些图文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北宋初期及其以前各代的陆战和水战兵器、筑城技术和攻守城战器械、战船的形制构造等，可以说是北宋初及其以前军事技术的大荟萃。尤其重要的是，收录了我国最早配制成功的三个火药配方，即火球、毒药烟球、蒺藜火球火药配方，以及我国最早用于战争的一批军用火器，即火球类火器与火箭类火器，及其它们的制造与使用方法。自此以后，许多城守、海防、训练、作战和综合性兵书都以相当数量的篇幅记述历代军事技术资料和当代在军事技术上的新创造。例如，南宋陈规的《守城录》记载了当时在筑城技术和守城兵器方面所取得的新成果”重城重壕”、长竹竿火枪等；明郑若曾的《筹海图编》记述了明军使用的海战武器装备，以及葡萄牙人制造的佛郎机等；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明嘉靖时期创制的虎蹲炮、地雷、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狼筅等新式兵器，以及战船的规制，对佛郎机、鸟枪的仿制、改制，对外来铳用发射火药的改制等；明何汝滨的《兵录》介绍了当时对西方使用的野战炮、攻守城炮进行研究的成果，以及对各种火药配方和配制的理论、技术进行分析解剖的研究成果；明天启元年（1621年）出版的茅元仪《武备志》，既全部转录了《武经总要》中的军事技术内容，又囊括了自宋迄明所创造的军事技术的新成就。它是古代收录军事技术成果资料最多的一部兵书，堪称古代军事技术大全。可以说，从《武经总要》到《武备志》之间各类兵书中的军事技术内容，构成了未元明三代近七百年的军事学术史，成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兵书中保存了许多其他史籍罕载的珍贵科技史料。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兵书《武经总要》中就记载了指南针和火药两大发明，而且是关于制造方法的最早记载，即指南鱼的制法和现存最早的三个火药配方。尤其珍贵的是，兵书《武备志》中保存了郑和航海图。郑和从1405年到1433年，先后七次下西洋，经37个国家，向南到了爪哇，向西到了波斯湾和红海里的默伽，最远到了赤道以南的非洲东海岸，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壮举。他比葡萄牙人地亚士于1486年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早81年，比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比葡萄牙人达伽马于1497年沿着非洲南岸、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海岸早90多年。因此，郑和下西洋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关于郑和航海的情况，虽有《西洋番国志》、《星槎胜览》、《赢涯胜览》等书记载，但都没有附任何地图。郑和依据当时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天文学知识和他自己的航海经验，绘制了我国第一部关于海洋地理的世界地图－－航海地图。可是，这部航海图的单行本失传，其他史籍失载，唯有《武备志》进行了收录（之后，《武备三大秘书》予以转录），使这部珍贵的科技史料得以流传下来。全图包括一幅长达20页的海洋地理图和四幅过洋牵星图。图上绘有沿岸地形（山脉）、岛屿、礁石、浅滩，以及针路。针路记载开船地点、航向、航程和停泊处所等。航向记罗盘针位，航程用更计算。在图上还记有观测的牵星记录和测量的水深等。这幅图在东西交通史和航海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五节兵书的管理学价值
军事学与经济管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军事行动是人类最早的大规模管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兵书中的决策思想、谋略思想、将才思想、指挥艺术、治军方法等都适用于经济管理。这些思想是珍贵的古代管理史料。
我们仍以《孙子兵法》为例，它不仅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哲学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管理学价值。在管理思想方面，一是提出了系统管理思想，指出：”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势篇》），意思是军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管理几十万人的大部队和管理几十人的小分队，道理是相同的，都要按级统率，层层节制，使各个部分与整体协调一致，行动起来好象”率然”一样，”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九地篇》）二是提出了恩威相济的感化管理思想，强调将帅要象对待”婴儿”和爱子那样关心爱护士卒，同生死共患难，同时又申明刑罚，主张管教并重，严格管理。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在实行刑罚之前要先从感化入手，”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行军篇》）三是提出了功利主义的管理思想，总的要求是”兵不顿而利可全”（《谋攻篇》），意思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具体要求是”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九地篇》），”非利不动，非得不用”（《火攻篇》）。四是重人重智的管理思想，《孙子》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分析研究战争胜负的可能性，其中道和将就是重人管理思想的体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计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因此对将帅必须具备的才能和品质提出了全面要求，这就是”智、信、仁、勇、严”，把”将孰有能”作为衡量军队管理水平高低和能否带好军队打胜仗的重要标志。
在决策方面，《孙子》对决策者的权、责与德、能，对决策过程中的情报收集、整理和分析，对决策的选择原则、方法和标准等都有很精辟的论述，如提出决策者要有责有权，”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将能而君不御”（《谋攻篇》），要德才兼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决策情报要准确可靠，”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对情报要整理、筛选，”经之以五，校之以计，以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计篇》）决策选择的最高标准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实现决策选择的方法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篇》），”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等。《孙子》中管理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这里仅从两个方面作了些粗略介绍，尽管这样，仍不难看出《孙子》中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管理的价值，如”知彼知己，百战不待”（《谋攻篇》）的用兵之道对于经济管理的运筹决策，重视将帅和信赏必罚的治军之方对于企业生产过程的管理，”以正合，以奇胜”（《势篇》）的用兵之法对于企业商品市场行销等等，都具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总之，《孙子》涉及到经济管理科学中的领导艺术、组织管理、战略决策、行销谋略等许多方面的道理，它本身就是一部管理巨著，受到国内外管理学者的重视。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一书中指出，《孙子》在用人方面的论述，对今天企业管理有很大价值。甚至说：”你若想成为管理人才，必须读《孙子兵法》。”在日本管理学界中，研究《孙子》的人很多，甚至有所谓管理学中的”孙子兵法学派”。企业家大桥武夫著有《用兵法经营》一书，书中说：他的公司从《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中，获得很高的益处，使他经营的业务迅速发展起来。在我国，运用兵法指导经营管理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春秋末年的范蠡以计然为师，学习兵法韬略，辅佐越王，治国则国富，治兵则兵强，完成了灭吴兴越的复国大计。后弃官浮海，事农经商，又活用兵法于农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史记·货殖列传》）又如战国时的大治生家、商业经营家白圭，直接吸取孙吴兵法精华，运用于商业经营，提出了”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的贸易致富理论。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史记·货殖列传》）我国管理学界近几年，非常重视发掘《孙子》中的管理学资源，发表了不少篇论文，也出版了专著，如李世俊等著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抓住《孙子》中”五事七计，以道为首”；”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因敌而变，因变制胜”这三条主线，联系企业管理的三大环节（经营决策、生产管理、市场竞争）和一大关键（企业领导者的素养）进行了论述，将《孙子》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至理名言和现代化企业管理中的革新实例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总之，兵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除了具有上述军事学术、哲学、科学史料、管理学等价值以外，还具有经济学、天文学、气象学、文学、历史学、版本学等方面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