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政治教育开先河

作者：陈宇

出自————《中国黄埔军校》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中国黄埔军校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政治教育开先河

　　中国黄埔军校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年代，国共两党革命先辈们在黄埔军校同窗共砚，谈兵习武。在战场上生死同赴、浴血奋战，为军校，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黄埔军校从1924年国共合作建校，到1927年国共分道扬镳，凡是在这短短3年时间内由此校门进出过的教职员生，转眼间大部分都成了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黄埔生一度闻名天下。

　　黄埔军校成功的奥秘何在呢？追本溯源，不难发现，黄埔军校在办学方针上与以往旧军阀办校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军事与政治并重”，独具特色的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使受教育者懂得了枪口为什么对准谁，为谁而扛枪打仗。由此，黄埔生在东征、北伐等战火中所向披靡，显现出了顽强的战斗力，他们以崭新的军人风姿，昭示着黄埔精神，一颗颗将星从这方教坛上冉冉升起。

　　课堂开在当代思想潮流峰巅上(1)

　　黄埔军校学习苏联红军学校的教育经验，重视政治教育，其教育的内容充满着时代的浓厚革命气息，与世界潮流的脉搏谐动，代表着时代的先进文化，代表着时代的先进方向。这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孙中山在开学典礼的演说中指出：“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因此，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一反过去中外旧式军官学校的弊端，不以纯军事技术训练为主，而采取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而且不但是并重，政治教育更有超过于军事教育之特点。

　　在旧中国的军阀军队中，是无所谓政治工作可言的，中国的军队政治教育制度和政治工作，即从黄埔军校开始创立。中国共产党人参加了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一大批优秀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是军校的骨干力量。大批矢志革命、不怕牺牲的热血青年投奔黄埔，后来发展成为两个不同阵营军队里的高级将领，他们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军事生涯，其起点就在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里，他们所学的典、范、令是一致的，但决定他们未来的是在军校接受政治教育的不同性质及层次，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或是接受了国民党右派的教育，两党的政治工作感染教育在学生身上又各占有多大的比重。两种政治教育，同在军校争夺未来一代的新型军官，争夺未来的军队，突出地表现在军校政治工作上，这是军校初期政治工作的一条主线。相对来讲，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军校中的政治工作开展得尤为出色，中共党员是军校政治工作的奠基人和主力军。黄埔军校以这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坚力量，在国民革命军中创建了崭新的中国革命军队政治工作体系，初步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工作基础。

　　学生在上政治课

　　建立中国革命军队的正规学校，是国共两党的初衷，它的革命性就在于这所学校有着政治教育一环，使官兵懂得枪口应该对向谁。孙中山先生在开学讲演中明确地指出：“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就是要从恽代英编写的讲义《政治学概论》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黄埔军校自建立后，便实施了全面的政治教育，其政治教育实施方案不断完善，这主要表现在军校的政治教育大纲中。

　　黄埔军校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仿效苏联红军，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军校的政治部和政治工作，基本上是由共产党人主持的。戴季陶、邵元冲、汪精卫和邵力子任职时间很短；戴季陶和邵元冲在任期内，政治工作基本上没有开展。对此，孙中山等军校领导和师生很不满意，才要求共产党派人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周恩来应邀请到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后，军校的政治工作才真正开展起来。政治教育有了系统的教学实施方案，后经过1925年的两次东征等战火的检验和实践充实，政治教育更加系统化。1926年10月4日，军校颁布了政治教育大纲草案。这一草案，较好地体现了军校的办学方针和政治教育概况，既是军校几年来政治教育经验的总结，又是以后几期办学的政治教育方案，可以说这一方案代表了当时军校政治教育的最高水平，有着许多显著的特点，至今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引用和发扬。

　　1、大纲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政治教育方针政策，切实解决黄埔军校能够迅速提高学生政治素质的问题。

　　政治教育大纲《草案》分为“总纲”、“政治大队”、“军官大队”3部分。“总纲”是统率全文的精髓，指出：军校政治，军事训练，要以孙中山“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训示为最高原则。重点指出，政治训练要依据10个条件计划施行，即10个“彻底了解”：（1）使学生彻底了解自己的重大责任，以达到国民革命军的水平标准；（2）使学生彻底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以养成正确的革命观点和保证军队统一及奋勇作战的革命精神；（3）使学生彻底了解中国的国民革命性质是反帝反封建，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以不妥协地精神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及买办阶级；（4）使学生从根本上彻底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以坚定党的原则性立场，不被坏人挑拨歪曲、误解所动摇；（5）使学生彻底了解世界与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各种重要的现象与问题，注意了解中国各重要省市与乡村政治或社会经济情形，以联系实际，有正确的观察与恰当的宣传；（6）使学生彻底了解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科学常识，以养成正确的人生观；（7）使学生彻底了解革命运动起源于工农群众运动，取得胜利也必须有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才行，以深入群众、团结群众、影响群众、依靠群众，破除个人奋斗和领袖天才思想；（8）使学生彻底了解纪律是造成统一集中的力量所必要的，而主张个人自由，不遵守党章与军纪，是叛党叛军的行为；（9）使学生彻底了解军事学术和军事锻炼的重要性，只有有了强健的身体和杀敌的本领，才能担负起革命重任；（10）使学生彻底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应注意事项，尤其要注意眼前军队的实际内容，以便在工作中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10个“彻底了解”，是总纲的中心议题，指出了军校政治工作的全部内容和办校方针与目的。

　　课堂开在当代思想潮流峰巅上(2)

　　2、大纲内容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现实，规定了以“学以致用”为突出特点的授课科目。

　　1926年任政治部主任的熊雄大纲草案规定了政治及军官大队的授课科目及课时，开课多达43门。详细科目是：三民主义、党史、党的组织、本党宣言、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经济状况、近代国际关系、苏俄研究、社会进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组织、各国革命史、社会主义运动、社会科学概要、政治学概论、财政学概要、经济政策、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商民运动、宣传鼓动问题、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建国大纲、不平等条约、各重要省的政治经济状况、农村问题研究、各国政治制度比较研究、各国财政比较研究、最近政治问题、军队内容之研究、实际工作指导、总理学说、本党领袖重要讲演、全民政治、中国经济问题、中国财政问题、革命史料研究、经济学概论、劳动运动、学生运动。从以上各科内容看，这40多门课程都和现实紧密联系。每门课程的开设，都相对当时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说明军校的政治教育是十分重视学以致用的。

　　大纲并就每一课程详细规定了教授事项，如“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科目规定共讲6课，这6课的教授中心议题依次是：军队的性质、兵士与民众的心理、平时对于兵士的政治工作、平时对于民众的政治工作、战时对于兵士民众的政治工作、战时对于敌人俘虏的政治工作。这些讲授内容，都是现实工作中一些问题的参考答案和解决方法，具体而实用，课堂上讲的东西，又几乎都是昨天刚发生在学生身边的事，拿到今天来讲，总结经验教训。因此说，学生们今天在课堂上学的，明天就可直接运用于实践中，这种活生生的“现身说法”的教学方法，其效率之高、效果之大也就显而易见了。故黄埔军校前几期毕业生之所以能取得日后辉煌业绩，无不与在校学习时培养的求实精神有关。

　　3、大纲合理安排课时，重视社会实践，以达到学用结合的最终目的和培养目标。

　　大纲规定，政治大队的培养目标，是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的人才，如党代表、政治指导员及政治部工作人员。授课时间，每周18次，每次70分钟，全修业时间为8个月，分为3大段时间，循环式上课，共授课446次。军官大队的培养目标，是军队中的下级干部人才，如部队官长、官佐及各种服务人员。授课时间，每周6次，每次70分钟，全修业时间为8个月，共授课148次。

　　政治大队的讲演课约占总课时的二十分之一。讨论30次，约占总课

　　时的十四分之一。测验12次，约占总课时的三十七分之一。实习课（深入社会调查）46次，约占总课时的十分之一。综上参加社会实践共有88
次，与在课堂上听课学理论的时间比例是1∶5。军官大队参加社会实践课共有38次，与在课堂上听课学理论的时间比例是1∶4。仅由此比例数政治部人员合影，前左三是聂荣臻。字，足见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重视理论灌输，更重视与实践相结合的程度。

　　军校办学在社会，把课堂开在当代思想潮流的峰巅之上。政治教育除正课外，大纲规定每期学生另安排有讲演课22次，请当时的一些理论家、社会名流来校讲演社会上正出现的思潮和争论的问题，讲军校、军人与当前社会的关系与历史使命，讲学生最关心的一些论题。让学生直接参加革命实践，辨别是非。正确与错误，落后与先进，学生们自有各自的见解和评说。

　　以俄为师，以争主义之胜利(1)

　　有了政治教育方案、计划及大纲，还不等于政治教育已具体实施，要把教学方针变为现实实践，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之所以取得了显著成就，除了有既定的政治教育方针及安排计划外，还有一套具体实施政治教育的保障措施及方法和组织。

　　当时，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无论是在军校任职的，还是没有任职的，对军校的政治教育都十分重视。孙中山在开学演说中，明确地阐述了学习政治和研究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指出：“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满清末年所练的新建陆军，都有精良的长枪大炮，海军有很坚固的战舰和鱼雷艇，却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他还着重讲述了学习的方法，说：“要造就高深学问，是用什么方法呢？造就高深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课堂之内，要先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反三，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要须注重自修的功夫，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孙中山非常关注黄埔军校的健康发展，他在日理万机之余，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位于军校中心的“学海楼”小住。军校本着他的要求，严格掌握“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教学方针，由环境设施到训练内容都注重灌输革命精神。

　　政治部秘书聂荣臻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始终十分重视，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恩来在主持军校政治部工作时，更是特别强调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军队政治工作，主要是进行政治教育。他希望全校学生要“努力研究主义”，“不要自高自大，要虚心求学，以达到学业成功，而实行革命。”周恩来除了亲自讲课、作报告之外，还邀请毛泽东、张太雷、苏兆征等人到军校讲演。课堂上，共产党人是学生们的好老师；平时，他们又是学生们的好朋友。如“周恩来主任晚上找学生个别谈话，不论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都一样找了谈。”共产党人那种平易近人的革命家风度和高尚的革命思想境界，深深打动着学生们的心，激励着他们努力学习，不断进步。

　　黄埔军校创建时，“以俄为师”，在校中设立了专门政治机构及政工人员。军校的一切命令，都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副署的命令完全无效。政治部负责全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在特殊情况下，可代行党代表职权。军校学习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建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一新其面目。”这种政治制度的建立，是新军队区别于旧军队的一个显著标志。

　　军校政治部专司政治党务教育宣传等工作，对学生的政治教育起着最高的领导地位作用。军校第一任党代表廖仲恺，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新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国民党左派领袖。政治部主任在开始时是戴季陶，不很称职，致使“政治部很清淡”，由于戴只钻“奥深理论”，对军校学生的实际却了解不多，军校政治工作没有什么开展。后经校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中正、军事顾问加伦3人会商，决定请中国共产党推荐1名适当人选做政治部主任。1924年秋，共产党派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一职。

　　军校政治部在周恩来领导下，很快打开了局面。他与政治部工作人员共同制定政治教育大纲，明确提出政治教育的要求是“使学生彻底了解他们自己的责任”，“彻底了解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养成士兵明确的政治观点”，等等。周恩来除管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积极协助校内国民党党部工作外，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在优秀的学生中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党员、团员为骨干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出版发行会刊《中国军人》，宣传马列主义，团结教育本校师生及全国军人。1926年1月，共产党员熊雄接任政治部主任，直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一直由共产党人直接领导。

　　以俄为师，以争主义之胜利(2)

　　共产党人在主管军校政治部期间，军校政治教育采取了多种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军校面貌焕然一新。政治部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除了党代表、苏联顾问亲自兼课外，还专门聘请了萧楚女、恽代英、张秋人、聂荣臻、高语罕、周逸群、韩麟符、许德珩等著名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到军校任政治教官。周恩来更是经常给学生们讲课，如他在1925年专门作了题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武力与民众》等报告，深刻阐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意义、任务和作用。同时，政治部还邀请校外政治活动家、著名人士如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苏兆征、刘尔崧、鲁迅到校讲演。政治部还组织了俱乐部，组织官兵开展政治讨论与研究，成立血花剧社，油印《士兵之友》，办壁报以及出版《黄埔日刊》、《武力与民众》、《帝国主义》、《各国革命运动概况》等政治刊物，宣传革命思想，推动了军校政治教育的蓬勃开展。

　　《黄埔日刊》一页周恩来在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对全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进行了分工，制定了工作细则和条例，如《政治部服务细则》、《本校政治部政治指导员条例》、《宣传队组织条例》、《政治讨论会规则》等。此外，军校政治部还建立了政治问答制度。上述制度的建立与规则、条例的制定，对于搞好军校的政治教育并使其走向正规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毛泽东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作经验时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而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实行正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

　　黄埔军校在共产国际帮助和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努力之下，在政治教育训练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是负责管理和担任政工任务者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人。

　　军校党组织在校中的公开活动基本上是以政治部为公开阵地，因为军校中共产党员几乎全是在做军校中的政治工作。黄埔军校政治部是校本部下设的6个部其中之一，其他5个部是教练部、教授部、管理部、军需部、军医部。政治部的职能是掌管全校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政治部服务规则》规定了政治部的任务：对于全体官佐、员生、士兵、伕工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使其具有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坚信本党主义之信仰，完成国民革命之历史使命。对外负责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务必使人民确知革命军为被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以实现孙中山关于武力与人民结合，成为人民之武力之遗训，而收军事行动上得人民帮助之实效。

　　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政治部设主任、副主任。主任承校长、党代表或副校长之命，教育长之指导，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指挥、监督，负责全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因此，如周恩来在任政治部主任期间，实际上是受国共两党双重领导，只不过他是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不同的场合。政治部机关还有秘书辅助主任及副主任，督促全部部务工作。聂荣臻曾任秘书。在秘书指导下，随从书记保管及收发重要文件及临时派出对外交涉等事。黄埔军校在广州的中期、后期，政治部下设：编译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教官、总务科、宣传科、党务科，各科下设若干股。在政治教官中，政治主任教官受政治部主任及副主任指挥，同各教官负责实施政治教育，政治教官辅助政治主任教官，分别担任政治课程教学。

　　政治教育人员构成大致可以分为4种类型：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多为专职政工人员。如先后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熊雄，政治部副主任鲁易，秘书聂荣臻，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政治教官萧楚女、欧阳建修、张秋人、李合林，曾任组织科长的杨其纲，任宣传科长的安体诚，政治讲师于树德等。二是当时国民党党政要人兼任政治教官，如：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顾孟余、丁维芬，还有曾首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等人。三是邀请当时的一些社会名流来军校作政治演讲。四是教导团连以上单位设立的党代表直接授课。由以上所述可见，共产党人在军校政治教育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一明显的师资力量对比，也是军校政治教育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之一。

　　以俄为师，以争主义之胜利(3)

　　黄埔军校广州时期的第1至第5期学生在军校中所接受的政治教育，黄埔军校第2期政治部职员合影基本上是依照政治教育大纲具体实施的。但是，各期学生由于在校时间不同，所受的政治教育内容也不尽相同，政治教育大纲在科目内容上前后也不相一致，后期较详实于前期。如在办校初期，规定的政治课程有8门，详细科目依次是：帝国主义的解剖、中国民族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各国政党史略、三民主义、国民党史。1925年军校的政治课多达26门。在1926年的政治教育大纲中，科目已多达40余种。但后期科目虽详细于前期，在内容上则基本上是大体一致的，是以进行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总的来看，黄埔军校在广州时期的政治教育，在具体实施内容上主要有3个方面：1．新三民主义教育军校学生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的信仰和入学动机并不都是纯正的。有为找个人出路来的，有幻想有朝一日升官发财出人头地的，或是想日后高官荣归故里的。还有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军校政治部根据要培养一支深明新三民主义党义的革命军队的要求，首先对学生进行革命精神教育，大力贯彻革命的新三民主义，使全校官长、学生都明白，实行反帝反封建的三民主义是惟一的奋斗目标。政治部在具体进行三民主义教育时，严格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彻底弄懂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之所以要进行民族革命，是因为备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要进行民权革命，是因为备受阶级压迫、民权不平等的痛苦；要进行民生革命，是因为备受贫富不均、阶级不平等的痛苦。因此，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权、民生革命，是青年学生军人最崇高的革命使命。正由于明确了这一根本目的，军校提出了“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响亮口号。以“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教育，在授课内容中还不断教育学生牢记：勿忘国贼横暴，勿忘强权压迫，坚守主义，尽忠职务，团结精诚，始终一致，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责任。在新三民主义的陶冶下，黄埔军校学生多能深知“主义”的重要，把“主义”比做是自己的生命，誓将“白骨与碧血”去换取“主义”的实现。正因为新三民主义的精神深入人心，所以军校许多将士均有“拼命之决心，以争主义之胜利。”

　　2、爱民教育军校政治部对于爱民教育十分重视。新三民主义方略的精神，就是救护人民，解除人民的苦难。“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之仗，彼此不必去打，能如此者为党军，不能如此者非党军。”所以，军校学生爱民，这是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重要标志。在授课问答内容中，明确提出“我们为什么革命？答：我们要解救人民的痛苦。人民的痛苦在哪里？答：资本家的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军阀的压迫。我们救护人民的职责怎样？答：我们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爱民教育的强化下，军校青年学生多能深刻地理解要援救被压迫的阶级，摆脱民众的苦难，就得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进行爱民教育时，政治部还组织学生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去，加强对民众的了解，培养爱民的感情，接受民众的教育。1926年9月，英帝国主义制造了“万县惨案”，10月26日，广州各界民众数万人在东校场召开反抗英军炮击万县示威大会，黄埔军校政治大队全体学生皆赴省城参加大会。并由政治宣传科将学生善于演讲者编为临时宣传队，分别向省城各地宣传演讲，其余学生参加群众示威游行。

　　1925年6月，广东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省港大罢工。这年夏秋之间，黄埔军校的学生们积极支持省港罢工，组织了检查队，协助省港大罢工的工人纠察队，严格执行禁止国内的物资偷运到香港，并防范歹徒潜入广州扰乱治安，破坏大罢工运动。1926年8月28日，黄埔军校师生官兵又发出了援助省港罢工工友书和省港罢工宣传大纲，自动捐款救济工人，以示与工人共同奋斗的决心。

　　以俄为师，以争主义之胜利(4)

　　军校学生一面支援工农斗争，一面在实践斗争中向工农群众学习，认识了解工农群众。他们说：“我们十分承认：农工之团结，是帝国主义军阀之当头棍，给予致命打击，我们不过是农工同胞的前卫先锋，而农工同胞实是我们的主力后备军。”又说：“我们就是在枪林弹雨中，也不忘农工是我们之导师。”

　　3、军纪军法教育和养成

　　军校对学生纪律和平日生活作风的养成，大胆管理，要求很严。军纪、军法教育，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军校是以培养新三民主义革命军为宗旨的，而这支军队必须是有高度革命纪律的部队。为此，军校政治教育大纲特别强调革命纪律的培养与训练，“使学生彻底了解纪律，为造成统一集中之力量所必要，革命党员必须为革命利益而牺牲，个人自由在军队组织上说，把他的自由贡献给党，若是主张个人的自由，不肯遵从党纪与军纪，便是叛逆行为。”军校政治部在《告第3期学生书》中反复强调说，军校学生的行动必须纪律化，“绝对反对无政府的倾向，倘反对铁的纪律，即是消极地帮助敌人，破坏革命的组织。”“我们在军队中服务，在党的利益上要绝对的受指挥和调遣。不要因个人地位关系，而不服从命令，而违反纪律是反革命的行动。”

　　军校特别制定了《修学规则》，规定：（1）本校所教授之学科，皆初级军官必要之学、术诸学科。均须修习，绝不可以自己之好恶有所轻重。（2）凡学科均须会通义理，求其要领，以期应用。若徒事强记，不假思索，即失研求实学之主旨。（3）学生上课时务须凝神一虑，虚心受教，不可分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虚度光阴。（4）学生须笔记教官讲演，及黑板所写之学术，以为研究深造之参考。（5）笔记作业，字体须详细明了。教官之讲评，尤须详细记载，随时编订以为教官考绩之资。（6）本校分给各学生草本，俾学生受业时，随意笔记。草本表面应照定式样记载队号、学生姓名等，以便教官之检查。

　　刚入学时，学生们的大多数时间是在课堂上度过的。讲台前面，是一排排摆放整齐有序的课桌和双人凳。军校对学生上课的姿势有严格的要求：军帽一定要放在课桌的左上方，不抄笔记时双手放置于膝盖上，坐姿挺直，不准有半点歪斜，双目注视教官，抄写笔记时身体不准扭动。

　　学生寝室

　　关于讲堂和自习室的规则，军校的规定多达近20条：“各讲堂自习室，设值日生一名，由各区队值日生兼任，凡讲堂自习室内，规则之指导皆其责任。讲堂自习室，为教授及自习之处，务须保持肃静。教官到讲堂或值星区队长到讲堂点名时，值日生发立正口令，并将到课或到点名人数及缺席人数并其事由报告之，退席时亦由值日生喊立正行礼。上课时，由值日生负责检查人数、服装率领入堂。下堂时，须候教官出堂后，挨次下堂，不得争先恐后，致乱秩序。讲堂自习室座位，须按派定名次入座，且坐时须挺身端正，面对教官，不得稍有倦容。教官未到讲堂时，各生应在本位静坐温习，不得擅自离位。讲课时，不得批阅别项功课，及咳嗽、吐痰等。学生听讲，遇疑难之处，应待教官讲毕，然后立正质问，遇教官有问，亦应起立敬礼，将所见以对。学生不得擅自离位，如有不得已事故，或临时发生疾病，须先报明教官准许，然后离席。自习时则告知值日生。讲堂自习室陈设物品及书桌、板凳、电灯等物，有一定位置，不得损坏及移动位置。学生闻自习号音，均应依时上自习室自习，不得迟误。讲堂授课时，若无教官之命令，虽有长官到讲堂视察，不必行礼。自习时如有长官到自习室、则由值日生发立正口令，如值日生未见，则由先见者喊立正，其在室各生即就席立正。学生离讲堂自习室时，桌上一切文具、书籍

　　军校政治部内景

　　须安设原处，板凳则置于桌下，不可乱杂。在自习室时间，除特许之外，禁止发生朗诵及互相谈话，但同学中质问功课不在禁内，然亦必须低声，以免扰及旁人。在自习时间，无官长之允许，不准翻阅校中课程及图书以外之书。讲堂及自习室内，禁止吸烟及食物。”

　　以俄为师，以争主义之胜利(5)

　　如今的人们常形容男大学生的宿舍脏乱得像“狗窝”，这些大男孩的确不会收拾自己的床铺和寝室。其实，80年前的年轻人也一样，为此，黄埔军校特别制定了《寝室规则》8条：（1）寝室首重整齐及清洁二事，学生须照官长规定之式样，整理一切事宜。（2）每寝室内各学生，均须负维持清洁及整理之责，切实履行寝室各种之规定。（3）每早闻起床号音，速即起床着装。按规定式样整顿被服、物品。闻点名号音，立即赴指定地点集合。（4）每早点名之际，本寝室如有患病学生，须于点名前5分钟由本班班长报告区队值日生，遇有疾病者，可随时报告值星区队长，请医生诊治。（5）寝室内外不得任意抛弃不洁之物及污画墙壁，捶钉挂物，及在窗门上晒衣物等。（6）非寝室当用之物，不得携入并不得添置便壶。（7）上课或自习时，须将寝室之门关锁，待出操收操着装时，再行开启锁匙，由值日生经管。（8）每晚奏熄灯号音后，即一律就寝，不得谈话喧哗，致扰他人睡眠。

　　在校内，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军校的各种规定，如有违反，定要严肃处理，决不宽容。不但违规违纪要受到处罚，就连不文明举止，包括嬉笑无礼、粗蛮无礼、大声叫嚣、随意谩骂、语言秽杂、仪容颓废，也要被禁足1至5次。所谓的“禁足”就是放假时不准外出。对那些外出军容风纪不整，军人姿态不正者，都要作严厉批评教育或不准其外出，对于不准假外出或逾时不归者，轻者队前批评，重则罚以关禁闭。周恩来曾兼任黄埔军校的军法处处长。

　　当有学生违反校规军纪后，常被关禁闭。黄埔军校特制定有《禁闭室规则》10条：（1）禁闭室为犯规学生而设，凡被罚入禁闭室者，均须严守禁闭室规则。（2）在禁闭室内，不准唱歌、喧哗或在壁间写字，倘有以上行为，即属不知悔过，应照原罚加等。（3）凡入禁闭室者，准其携带寝具及修业应用之书籍，其他一概不准携入。（4）凡罚入禁闭室者，每餐只白饭开水若干。（5）凡罚入禁闭室者，大小便均由卫兵开门带往厕所，事毕仍带回禁闭室。（6）凡罚入禁闭室者，一概不准通信、会客。如有万不得已之事，须报告值星区队长，候示遵行。（7）凡掌禁闭室夫役人等，不准代受罚学生购买食物及纸烟等，违者重罚。该买食物之学生亦必加罚。（8）禁闭日期之计算，系自执行初日起，至满罚翌日起床时止。（9）禁闭室门除有特别情形外，均应一律上锁，室内不准燃灯。（10）凡受罚禁闭室期满之学生，由值星区队长带至队长处，该学生须申明知悔，从此不复再蹈前辙。

　　在纪律教育时，军校特别重视军人对民众的纪律。要求学生必须懂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侵犯群众利益，这是党军、革命军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又一重要标志。军校政治部对民众纪律的要求：第一，“扎营不要懒，莫去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间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山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无钱莫扯道旁柴，无钱莫吃便宜菜。”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门。”这三条是革命军人必须遵守的纪律，任何人均不可违抗，“违者则受纪律制裁”。如1926年11月，革命军中发生一军人肆意行凶，侵犯民众利益，经查实后给予了严厉的惩治。由于政治部狠抓了纪律教育，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军校学生在个性方面养成了集体观念，在行动方面养成了纪律观念、群众观念。并决心要永久“卧薪尝胆”，遵守革命纪律，为革命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在所有的军纪中还有一种《革命军之禁令》，让人们看到了新型军队的风采。禁令由周恩来亲自制定。其中规定：凡抢劫财物、奸污妇女、纵兵殃民者，一律阵中枪毙；凡强占民房、借势凌人、强迫买卖、借端勒索、夺取禽畜者，一律监禁。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当时也叮嘱官兵严守纪律，说：“能守法就是革命军，否则就是反革命军。”

　　以俄为师，以争主义之胜利(6)

　　平日的严格要求，养成了学生们的自觉行动。如军校学生参加镇压商团军叛变进城演习时，“正大雨如倾，永汉路积水二三尺，学生军军容严肃、气势高昂，虽行军于大雨积水之中，但步伐整齐、行阵不乱，无人低头缩颈或东张西望，真是一往无前，旁若无人。”广州市民称赞说，像这样的军队，在广州前所未见。在统一广东的历次战斗中，“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入夜无公家空房，即扎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真正保国保民的革命军。”另外，校军在出发东征之前，规定了“连坐法”，用以临阵之际约束军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军纪是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保证，维护军队纪律，就是维护军队的生命。1925年2月，在第一次东征淡水战役中，教导第2团有1个连长擅自从前线率队逃到距离前线数十里的龙冈，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周恩来发现后，当即面报蒋介石，要求严厉制裁，以张法纪。这个连长是蒋介石的一个亲戚，蒋欲徇私情犹豫不决；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责以临阵脱逃之罪，督促蒋介石明正军法，执行枪决。军令如山，军法无情。这件事给予学生以深刻教育，从而造就了万众一心，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

　　军校在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与训练，使军校学生的思想觉悟、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提高，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巨大效力。

　　兼容并包，生动活泼(1)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它一反旧式军校之常规，首创崭新的革命制度，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才，很多师生成了当时国民政府所属各部门中的核心和骨干。究其原因，这不能不归功于军校与之旧军校显著不同点在于其政治教育，且当时的军校政治教育颇具特色。军校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为主导，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针。

　　黄埔军校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史上优良的军事传统，吸收了国外先进的军事思想。军校建校之初，开设内容丰富的政治课，对学生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这是黄埔军校区别于以往任何旧式的讲武场所的显著标志之一。黄埔第1期毕业生郑洞国回忆说：“黄埔军校非常重视政治思想教育，把它提高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军校积极地向学生进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思想。”黄埔军校建校初，其政治教育多是进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教育，马列主义则相对提得少一些。但孙中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开明的政治领袖，他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导思想之下，允许军校中存在与传播其他有利于国民革命的不同政见，实行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针，这对黄埔军校的蓬勃发展开拓了壮丽的前景。

　　刊登在军校第5期同学录上的漫画之一1924年8月，周恩来从法国回国，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同年11月，前往黄埔军校就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军校政治工作后，非常重视政治教育，组织编写了大量的辅助教材，大大地丰富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军校的斐然成绩，得到了孙中山的中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坚力量的军校政工人员在军校中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些无不都与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领袖的“兼容并包”宽大胸怀有重大关系，促成了军校政治教育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1925年底，中国共产党提出黄埔军校应开设政治科的问题，并委托军校的政治部和中共广东区委研究制定政治科教学大纲及原则。周恩来与苏联顾问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从第4期起，设立政治科。1926年2月，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月，政治科开课。课程设置即是按照《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规定实施教学的。开设的科目是：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军队政治工作、党的组织原则、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等共18门。其中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课程，虽然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但其基本方面是好的。从这些课程的设置，足见军校的政治教育是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为主导的，并兼收了其他不同党派、学派的思想政治理论。

　　作为统一战线性质的黄埔军校，采取“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针，既宣传三民主义，也宣传马克思主义。1925年10月27日的《校党代表训令》明文规定：“本校学生为担负本党（指国民党）军事工作之中坚，除切实接受党的训练，努力研究本党主义，凡本党之一切出版物皆须细心阅读外，更必须注意世界潮流。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示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为在军校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法保证。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第3期《同学录》序言中，要求黄埔同学不仅要做国民革命的先锋，而且还要做革命的传播者，号召黄埔同学把革命思想传播到全国各地去，武装全国的革命群众。

　　由于政治教育的丰富和实用，在军校学生中间，政治课程深受欢迎。许多学生找军校领导，要求调到政治科去学习。其理由是：作为未来的军官，不仅要懂得军事，而且还要懂得政治。

　　兼容并包，生动活泼(2)

　　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这一特点，表明它不再是以往那种旧式的讲武场所，而是一种新型的革命军事政治学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军事与政治训练融会为一体的成功范例。黄埔军校国共两党开创的政治工作，为我国革命军队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并且逐步地推行到国民革命军部队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更是将黄埔校风发扬光大，形成自成体系的建军路线。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和教学方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不局限于一般的课堂讲授，而是采取适合青年军人特点的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方式。注重于和当时社会时事政治密切结合，除课堂讲授外，主要有：政治讲演、政治讨论会、政治问答、组织宣传队和出版刊物等，这是黄埔军校教育颇具特色的优长之处。

　　刊登在军校第5期同学录上的漫画之二政治演讲，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一种很重要的教学方式。除了各门政治课程之外，军校还经常举行讲演会，集合全体学生听讲。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主要内容，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蓄。不论国民党人或共产党人，都能登台向学生作政治演讲。担任政治演讲的人，除军校领导人和政治教官如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胡汉民、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熊雄、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等外，还特别注意邀请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分子和当时的社会名人到校作特别讲演和专题报告，如谭延闿、张静江、何香凝、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吴玉章、鲁迅等。演讲所涉及的问题很广泛，其中很多是围绕着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国情，用革命理论武装学生的思想，提高“为什么要革命”的认识，使学生树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校党代表廖仲恺作《革命党应有的精神之伸义》的演讲，胡汉民作《军人的必要及军人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演讲，刘少奇应邀在黄埔军校作拥护省港大罢工的演讲，彭湃应邀作农民运动的演讲，鲁迅来校作《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还邀请苏俄驻广东代表鲍罗廷和高加洛夫来校作演讲。当时，有的政治演讲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如周恩来和其他几个共产党员“每次讲演时，大花厅里都挤得满满的，军校的工作人员也都自动地去旁听。”周恩来的讲演深受欢迎，他的讲演博大精深，条理清楚，时讲时新，易记笔记，也易背诵，连“孙文主义学会”中的骨干分子李安定、蔡劲军之类的狂徒，对周恩来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每次刊登在军校第5期同学录上的漫画之三肃立静听，还找学生抄写周恩来的讲演笔记。政治演讲这种教育方法，在军校政治教育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军校政治部经常组织学生举办“政治讨论会”，以“提高研究政治问题的兴趣和观察力”。讨论会一般由政治部主持，以区队为单位进行，在日程课表规定时间内举行。政治部在每次开讨论会时，分派指导员去各区队指导巡视，指导员要酌情解释问题，并在讨论会结束时，依据政治部规定的答案作为结论。在讨论会上，规定每人发言时间，每次以10分钟为最长限度。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实行政治问答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学，军校专门设立了政治问题箱，据1924年6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载：黄埔军校“政治部除了分组实习外，并设置质问箱。凡学生关于主义及一切政治经济问题有疑问时，可投函于质问箱。每星期一开箱，检查各质问函件，由主任、教授（即政治教官）分别以书面或口头答复质问者。此种设备目的在于引起学生之研究与兴趣，使讲义不致偏于注入式。”这个制度，黄埔军校在前几期是一直坚持实行的。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政治教官萧楚女、张秋人等共产党人，每日根据学生的政治提问，归纳整理后公开解难释疑。并将答案编成《政治问答集》，长达10余万言，对学生影响很大。

　　兼容并包，生动活泼(3)

　　组织宣传队和出版刊物，也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的两种重要教学方式。

　　军校不断派学生深入工厂乡村宣传，帮助训练工农武装，支持保护工农运动，使主义与群众运动紧密结合。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领导，全校设一总队，总队以下以学生队为单位设分队，分队以下以区队为单位设宣传组。主要任务是在校内外进行各种宣传活动，通常采取的方式为“讲演、谈话、接洽、散布宣传品或张贴标语，并根据当时的情况，举行各种

　　联欢会或化装讲演。”通过这种宣传队，把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科学的

　　知识”和“革命的观点”，向民众宣传，并练习宣传工作的能力。这样做

　　血花剧社全体人员合影

　　的结果，“学生也觉得与人民接触之机会，兴致勃勃，比在课堂内听讲更有益处。”

　　在周恩来主持校政治部工作期间，1925年1月组织学生成立了“血花剧社”。这个剧社的领导和骨干，多半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每逢纪念节日，剧社就在军校大操场和广州市内戏院等处，演出自己编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题材的剧目，寓政治教育于文化娱乐之中，很受观众的欢迎。北伐战争开始后，剧社一部分人员随军出征，进行战地宣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效果也很显著。校政治部还经常组织学生编写北伐军印发的标语和教唱革命歌曲，使政治教育显得更加生动活泼。

　　为搞好政治教育，军校自编了大量通俗生动的辅助教材，出版成套的政治讲义、课本、丛书、小丛书，和恽代英、萧楚女等教官编撰的《政治问答集》等大量文集和专著，发给学生，深受学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黄埔军校曾以大量出版书刊而闻名于世。在大革命期间，军校及其分校出版的报纸刊物多达20多种，有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军校出版的日报先后有《黄埔日刊》、《壁报日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和武汉分校的《革命生活》等；期刊有校政治部的《黄埔潮》、《黄埔丛刊》、《军事政治丛刊》，校特别党部的《革命军》，入伍生部的《入伍生》、《先声》、《士兵之友》，青年军人社的《青年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国军人》、《兵友必读》、《三月刊》、《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孙文主义学会的《国民革命》等。1926年《黄埔日刊》日发行量达5万份，中外发行。各种刊物也在国内各省市广为流传，仅1926年8月1个月，军校政治部宣传科就向全国各地发行书刊16230册，极大地扩大了革命影响。

　　黄埔学生对《向导》、《中国青年》及其他公开发行的马列主义理论刊物，更是非常欢迎，总是“争相阅读，先睹为快”。每天午饭后的40分钟休息时间，几百名学生拥向书报室，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所订专供青年阅读的进步报刊，为数不能算少，可远远不能适应需要”。这些报刊文集都成为军校政治教育的重要媒介，通过这些刊物，开拓了学生们的知识面，提高了学生们的政治素质，使政治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富有特色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

　　在政治教育中，校政治部领导强调“知行合一”，并反复向各期学生加以强调。周恩来在第3期开学讲演词中指出：“我们无论求什么学问，如果只求一点观念，就是任何目的都不能达到，我们总要在实际中去做。”熊雄在《告第5期诸同学》这篇演讲中希望每个同学“在思想上须贯通理论与实际”，并引用了列宁的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他解释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有正确的理论，然后才能有很对的实际行动。换言之，必须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方可免掉限于空想或盲动。”

　　为使学生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军校政治部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如前所述组织宣传队等。到“第5期政治科学生入校以后，更在正课内规定每周一次到乡间实习，由政治部制定种种引人注目的标语、画（红）旗、画报等”，“与人民接触”。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学生们的政治素质，而且调动了广大学生参加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积极性。1925年的“6·23”沙基反帝示威游行和“9·7”国耻纪念活动。1926年的“5·7”国耻纪念活动，援助省港罢工工人和支援农民、训练工农武装等群众性的革命斗争，都有黄埔学生参加。在斗争中，黄埔军校学生把革命的理论与工农群众斗争的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革命军人要为工农利益而战斗的思想觉悟。

　　兼容并包，生动活泼(4)

　　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也为军校学生提供了更多地接触实际的方便。黄埔军校是在大革命的漩涡里办学的，因而“黄埔学生没有一期能够在校平安受课的。”“整个求学期间，一方面要上课，一方面还要打仗。”因而“他们所学的能够马上用到实际上去”。军校第1至第4期的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如1924年10月，参加了镇压商团叛乱的战斗。1925年1月，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血花剧社演出的剧照次东征。6月会师广州，参加了镇压滇、桂军阀的战斗，驱逐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出广州。10月和11月，又参加了讨伐陈炯明部的第二次东征和肃清邓本殷部的南征。北伐战争开始后，军校学生更是大批地奔赴前线。在上述一系列的革命战争中，他们不仅是英勇无畏的战斗员，同时又是声势强大的政治宣传员。他们向敌军宣传革命军与反革命军的区别，揭露敌军官佐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罪恶阴谋，启迪士兵的爱国思想，使其趋向革命。他们向民众宣传革命军出师的意义，动员工农群众起来革命，等等。这对于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对于促进人民与军队协力合作对付敌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于在对敌作战中，黄埔学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为“主义”而献身的英勇事迹，更是可歌可泣。据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军校政治部宣传干部杨其纲的文章说：黄埔军校“自第一次东征至第二次歼灭东江残敌，前后牺牲者586名。”这仅仅是在两次东征期间阵亡的人数。

　　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蒋先云在《由前敌归来》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第一次东征时黄埔学生军参战的情形，他说：“在学校时，大多数同学的心里，很想借一个机会，试试金石。”这次出发东江，“当营连党代表，当下级干部的都是我们的同学。打淡水城时，同学身先士卒，扒城先登，不知道什么生死。同学李青，头打伤了，用自己的手巾裹着血头，仍奋勇登城。同学蔡光举，他被打穿了肚子，他只说‘先云！赶快为我医治，逆贼正待我们痛杀！’这种精神，亦就是平日主义训练的结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培养出如此英勇顽强的革命战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政治教育，并能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能够直接参加现实的革命斗争。

　　校内中共政工组织(1)

　　中国共产党人是以帮助国民党的身份进入军校的，是全心全意、真心真意地帮助国民党促成国民革命的早日完成。事实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军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军校中，共产党人总是处于“帮助”地位，尽管孙中山开诚布公地承认和欢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但在当时社会仍有一部分具有相当势力的右派竭力反共、排共，致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军校中的工作屡遭非难。中国共产党人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战术，成功地发展了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军校中的共产党人在历史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并完成了军校政治工作任务。

　　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组织，是中共广东区党委（又称粤区委）为适应军校在艰险复杂的环境中进行战斗而秘密建立的，归粤区委、军委直接领导，由军委书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亲自领导。由于周恩来积极领导共产党人全力经营，英勇战斗，才使黄埔党组织成为愈战愈强的革命堡垒。

　　军校创立时，前来就学或任教的共产党员，都是凭党的组织关系到粤区委报到，然后转到军校中去的。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有组织地投入军校的教学与学习及斗争中去。随着共产党员不断发展和增加，党的领导机构也逐步扩大与健全起来，经历了中共黄埔直属支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和中共党团3个发展阶段。无论是直属支部，还是特别支部或黄埔党团，都设干事若干人，组成干事会，相当于支委会和总支委会党团核心，实行集体领导。干事会设书记一人，有组织、宣传、社会、统战等干事若干人。

        北伐军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合影。前左二郭沫若，左三朱克清，左四李富春。后左二李一氓，后左三林伯渠。

　　中共黄埔党团建立后，粤区委还派出特派员常驻军校，以普通职员的身份秘密协助党团书记工作。主要职责是沟通党员与支部、军校与粤区委的关系，传达党的号令，报告党的信息，加强了粤区委对军校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促进了党员在学习、行军、打仗中起先锋作用，并带动广大师生并肩前进。

　　以周恩来为首的黄埔共产党组织，其主要领导成员，在3年多的时间中曾连任或首任的约有20余人，其中担任军校领导和教官的8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曾留学于法、苏、德、日的留学生，博学多才，风华正茂。恽代英虽未出国，却是全国知名的理论家，他每次向学生作政治演讲都是座无虚席，被人们称为“青年模范，人民英雄”。蒋先云是众所公认的黄埔杰出代表，周恩来曾赞誉：“蒋先云是个将才。”后来的著名的红1军军长许继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周逸群，洪湖苏维埃主席鲁易，继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以及解放军元帅聂荣臻，大将陈赓及周士第，作家阳翰笙，等等。正是这些青史留名的人物，组成了黄埔共产党声威显赫的领导班子。他们高举旗帜，进行忘我战斗，因而能为黄埔军校建立不朽的殊勋。

　　军校中共产党组织所担负的政治任务，是随着前期和后期革命形势不同而灵活变化的。前期任务，主要是贯彻国共两党赞同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指导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团结战斗，努力进行复兴国民党的工作，也就是既要帮助国民党，也要发展共产党。以实际行动促进国共两党革命青年通过在军校学习军事与政治，早日成为英勇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军官，为实现孙中山“建立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的军校宗旨而努力。正如黄埔第1期毕业生、共产党员韩浚所说：“在第1期学生中基本上没有党派之争，第2期萌芽，第3期才激化。”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前期的任务也得以顺利执行，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同时，在许多革命优秀青年投奔黄埔之际，随着军校名声日著，师生日众，也有各色人物闻风而来。在师生中虽是精英云集，却也龙蛇混杂，造成军校出现左、中、右3种思想和势力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斗争形势。特别是右派势力挑起事端，使师生内讧，国共相争，甚至公然制造反共分裂的事件。于是，以军校共产党和革命师生为一方，以国民党右派和反共分子为一方，形成了对立斗争，互为敌对，势如水火的局面。严重的分裂和斗争形势，使共产党人在军校中的既定目的和任务难以顺利进行。相反，却迫使共产党人必须起而迎击反共的挑战。

　　校内中共政工组织(2)

　　军校共产党组织的后期任务，是为适应军校出现了反共分裂的形势而制定的。根据粤区委的指示，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势力，反对极右势力，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加强军校政治教育工作，培养配备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政治骨干和后备力量。”这个任务的实质，是坚持国共合作的决策，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更好地培养革命骨干，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当年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之秋，为挽救祖国于危亡的惟一正确的革命路线，代表着国家民族及国共两党的最高利益。这不但得到共产党人的全力支持，并且得到军校全体师生的竭诚拥护。因此，共产党人首先闻风而动，革命师生群起响应。于是，“实现总理遗志！拥护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孙文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革命的左边来，反动的滚出去！”等有针对性的标语口号，张贴在军校的里里外外，劝勉反动派悬崖勒马，以革命大局为重，团结战斗。军校革命刊物如《士兵之友》的总编洪剑雄，《青年军人》总编胡秉锋，《中国军人》主笔蒋先云，《黄埔日刊》主编安体诚和校领导人及教官恽代英、熊雄、阳翰笙、萧楚女等共产党人都出马上阵，口诛笔伐，形成了坚强的宣传阵势，还击右派势力的反共挑战。在军校中尽管逆流、妖风此起彼伏，但以共产党人为中心的革命势力仍长期占据优势，立于不败之地。正如第4期学生、共产党人王世英追忆所说：“革命旗帜在党一边”，“在公开场合的斗争中，我们（共产党人）多数是胜利的。”这不能不说是军校党组织的方针政策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忠诚贯彻和广大革命师生热烈拥护的结果。

　　共产党人在军校中所采取的革命斗争策略，是根据军校共产党组织处在秘密状态，各项革命活动尚未能畅通无阻的环境下制定的。军校建立以后，由于右派势力作祟，因而国共合作与反共分裂的矛盾现象自始至终交织出现在一起。只是早期以国共合作为主流，后期以反共分裂为主流。为此，军校内中共党组织在一开始就采取了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革命两手策略，以两种活动，两重身份，两个组织的灵活运用，领导共产党员在革命征途中向前挺进，既抵制了反动派对共产党活动的阻挠与破坏，也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势力的迅速发展，壮大了党的威势，极大的发挥了共产党人的作用。如聂荣臻所说：“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上和政治工作上发挥了先锋作用”，“在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都担负了繁重的任务。”这都是共产党人的策略运用成功的结果。

　　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本期

　　刊登东征战役第一，两种活动。共产党人在军校中采用秘密与公开两种活动方式，是根据不同工作性质决定的。秘密方式是粤区委通过军委进行具体领导所采用的。周恩来曾亲自选定意义深远的“明星”二字作为粤区委军委的代号，用以向党员传达号令，布置任务，听取汇报。军校党的核心成员每当听到“明星”的呼唤，便知道是粤区委、军委的指示来了。同样，共产党员也用“君伟”代指“军委”，向党送发书面报告。在秘密书函的字里行间，还使用“本校”代指“共产党”，“少校”代指“共青团”，“民校”、“KMT”代指“国民党”，有效地避开了党外人士的耳目，准确地传达了党的信息。至于党员听报告、开大会等活动，则往往要在星期天从黄埔岛回市区才能举行。一般是干事会的核心成员回粤区军委汇报、开会，普通党员到其他地点活动、开会。由于党的活动地点常有变动，所以党内又有“革命俱乐部ABC”的命名：A是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B是指省港罢工委员会，C是指国光书店。以此作为党员确定到广州集合地的代号。至于校中突发事件的紧急通知，则只能在夜深人静或晨光曦微之时刻，零星分散的耳语相传，来去无踪。这样做，使党的活动保持秘密状态，保证了党的活动的安全发展。

　　校内中共政工组织(3)

　　公开的方式，是指著名的共产党人公开为党办事，为党宣传。如周恩来、蒋先云等，曾充当校内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的沟通桥梁。他们可以随时挺身而出，商讨两党合作，解决纠纷。在第二次东征末期，蒋介石曾向周恩来提出“要将军校和军中的共产党人的名字告诉他”，周恩来则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才能决定”为理由，婉言拒绝。军校出师北伐之后，国共两党裂痕日益扩大，蒋先云也奉命从南昌前线专程回校，以求妥善处理国共两党和黄埔同学会的纠纷。他对军校师生发表苦口婆心的演说，要求黄埔同学“无条件地团结起来”。还有一批党的积极分子，一般都既积极宣传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也积极宣传共产主义。他们公开散发党机关刊物《向导》、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等宣传品，促进党的思想的传播，反共势力对此也无可奈何。

　　这种公开与秘密两种活动的成功运用，曾有效地使中共党员的正常政治活动畅通无阻，指导党员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了作用，推动了军校的革命活动蓬勃发展。

　　第二，两重身份。军校早在筹办时期就有“全校员工师生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如黄埔一期生徐向前所说：“第一期开学第一课就填表参加国民党。”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对各级组织也曾发出“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的指示。这两者都为共产党员在军校参加国民

　　1925年1月，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合影，前左五是周逸群。

　　党铺平道路，顺利地成为国民党党员，在军校里称为“跨党党员”。他们身负两重任务：既要履行国民党员的义务，也要履行共产党员的义务。在这种特殊而又复杂的环境中，坚定的共产党员就利用双重党籍的有利条件，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加速党的势力的发展。他们根据革命需要，往往一方面以国民党员身份为国民党工作，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以共产党员身份为共产党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又采取以国民党名义为共产党工作，或以共产党名义为国民党工作，更好地扩大革命势力，加快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影响。

　　除具有双重党籍身份的共产党员为党工作外，还有隐藏身份的秘密共产党员，确保党的工作的正常开展。这些秘密党员一般是进入黄埔军校之前入党的，进校后，又以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也有国民党党员因向往共产主义在军校中秘密地参加了共产党，成为秘密共产党员。这两种党员，都始终保持秘密党员的身份，而只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公开活动，成了“名为国民党员，实为共产党员”的特别党员。他们秘密地为党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出席联合会代表名录，黄埔军校代表有李之龙、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有了公开与秘密的两类党员分别为党工作，就可以在左、中、右3类师生或工作部门中取得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他们分散在军校各处，成了党的耳目和手足。为党通风报信、出谋献策，帮助党做出革命部署，进行知己知彼的战斗。可见跨党党员和秘密党员两重身份的成功运用，都积极辅助了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第三，两种组织。在军校里，国共两党的直属组织或师生群众组织曾遍布于校内各个部门进行活动，他们分别代表了左、中、右3种思想和势力，其中主要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势力，使军校逐步形成两种思想、两种势力、两个组织的对立斗争。火星社、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等敌对组织的存在和斗争，正是这个史实的反映。

　　火星社，是共产党在校内所领导的一个秘密革命组织，原是要求“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来推行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并为吸收党员做准备工作”。也就是说火星社是党的助手。火星社约于1924年底在广州北校场内分校成立，以“SM”为代号，另有特定的手势作为联络信号。火星社的创立和活动不到1年，社员有100多人，先后分散到各个战斗岗位中去，其中不少人成了出色的共产党员。在它存在时期，对校内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校内中共政工组织(4)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原是以黄埔师生为骨干的，国共合作的社会革命军人组织。它由校内发展到校外，经历了校内的“青年军人社”、校外的“青年军人代表会”等阶段发展而成。“青军会”成立后，最先以共产党人蒋先云为中共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常委主任（主席），国民党人贺衷寒为秘书。立会宗旨以“联合革命军人，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求救国、救民、救自己为目的。”他们英勇无畏地表示要当“人类的牺牲者”、“革命的先锋队”。因为共产党人在会里占据领导优势，于是国民党右派视之为“赤色机关”，他们公然实行退会，另立山头，自打旗帜。这样就使“青军会”成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组织，拥有两万多革命会员，以最富有战斗性、革命性而名声大振。以黄埔军校师生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开办了自己的会刊《中国军人》杂志，会刊主笔是共产党员王一飞，主要领导者是蒋先云等一批共产党人。该刊创办于1925年初，停刊于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共出版发行了9期。

　　孙文主义学会，简称“孙学会”，是一个打着孙中山的旗帜，专门与“青军会”对抗，矛头直指共产党的组织。他们要求从“统一战线中开除共产党”。原“青军会”秘书贺衷寒脱离“青军会”，当了“孙学会”会长，以“戴季陶主义”为精神支柱，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共分裂活动。他们虽自命为孙中山的信徒，实际上为反对国共合作、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破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效劳，成了全国有名的反共组织。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图片

　　“青军会”与“孙学会”都以黄埔军校为基地，以黄埔师生为争取联络的主要对象，争雄斗胜。为了争取会员，扩大势力，他们各自向全国开展活动，形成了人多势重，足以左右军校和广东革命形势发展的两种政治力量。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和5月“整理党务案”先后爆发，“青军会”被迫于4月底解散，党的势力受到了削弱，一批共产党员被迫将身份公开，活动受到了限制。但是，这一时期身经战火锻炼和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激烈斗争的黄埔共产党人及其组织系统已经茁壮成长，他们懂得了运用革命组织迎击反动组织的一切挑战，有领导、有组织、有群众、有策略地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他们顽强地坚持军校革命的政治方向，不断地为维持国共合作，巩固革命统一战线，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而作出贡献。所以，在反共分裂迫于眉睫的形势下，共产党人仍千方百计促进黄埔军校的两党合作，使之在统一广东的基础上又挥戈北伐，勇当先锋，并取得胜利。共产党人也因此受到军校师生的拥戴，在政治上始终居于领先地位，这完全是黄埔共产党人运用策略的成功，和政治方针路线的正确以及英勇战斗的结果。

　　黄埔军校出版的部分书刊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时事逆转，黄埔军校也无可挽救地惨遭摧残。在黄埔“4·18”反共事变中，大批共产党人被无辜逮捕、枪杀，党团书记熊雄遇害牺牲，军校的一系列革命制度被取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著述在黄埔军校内一律予以查禁焚毁。幸免的共产党人被迫离散，或转入地下工作，更隐蔽而艰苦的进行斗争。早期黄埔军校以国共合作开始，以国民党右派反共分裂而告终。但是，黄埔军校共产党人所创立的一整套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工作制度及方法，却大部分为两党军队所接受，并继承了下来，其不可磨灭的功勋，是永远值得后人纪念的。

　　成绩斐然，军校史鉴(1)

　　军校生动活泼的政治思想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全体学生的政治觉悟，明确了革命军人肩负的历史使命，激发了他们学习军事政治的热情，因而，他们能够在“每1小时吞下6小时的功课”。当时《广东前敌通信》曾报道：军校教导团的士兵，开始连什么是主义都不懂，入伍仅几天工夫便晓得“革命是被压迫的民众对统治阶级的反抗”，“革命军必须代表被压迫的民众的利益”，“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等许多革命道理。

　　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硕果累累。具体反映在军事斗争中，是使军校学生精神振奋，英勇善战，战绩辉煌。在行军作战中，军校师生提出：“不怕死，不怕穷，不怕冻，不怕热，不怕痛，不怕饥，不怕疲，不怕远，不怕重，不怕险”等“十不怕”的战斗口号，充分显示了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在第一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中，同学们身先士卒，扒城先登，不知道什么生死。这种精神，正是平日政治教育的结果。

　　1925年2月，黄埔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淡水战役时，校军协同粤军以2000人，就把固守淡水城4000余人的敌军打败，俘敌1000余人，第一次出征就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大捷。3月27日的《商报》记载说：“初出茅庐之黄埔学生军教导团，尤出类拔萃，每攻必克，每攻必取。”“俄国加伦将军在前敌目睹学生军之奋不顾身，冲锋陷阵，视死如归之革命精神，谓比欧战时德国少年军尤超出几倍。”10月，校军参加第二次东征，在惠州战役中，打得更是勇猛顽强。惠州地势险要，设防坚固，而黄埔校军发扬孙中山提出的“以一当百”的精神，依照“不怕死”、“不怕苦”的信条，和其他各军的冲锋队一起，不到3天就拿下了惠州城。当时的外国报纸称：像这样的战役“以协约国之兵力攻之，需两星期。”恽代英曾评论说：“广州之青年革命军，令一切革命的青年诚心尊敬佩服，这为中国的前途开一新纪元。”

　　军校政治教育的结果，使军校大部分学生都能明白中国如何受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工具即中国军阀的压迫，农工群众如何痛苦，以及解除压迫和痛苦的途径，并在思想上确立了国家民族为重的正确意识与本身的重大责任。军校有着爱民的严明军纪，校军“行军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

　　1939年国民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李默庵（前左五）、叶剑英（前左四）任正副教育长。

　　妇孺，喜而挤欢。鸡犬不惊，商市安定，入夜不入私家空房，则扎蓬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可谓民国以来，仅此听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在行军途中，校军对人民的爱护，更是倍加感人。如第一次东征时，“我军中有一女挑夫，因病不能前进，司财务者在前方，又无法遣回，某同志遂另雇挑夫一名，再将病者负于背上，俨于孝子负慈母。”正因为如此，革命军深受民众热爱，深得民众支持。如战争中革命军有关“输送、补给、通信、侦察等，亦获助实多，甚至农工人揭竿相助。”1926年，革命军北伐时，得到群众拥护与帮助更大。如在湖南前线，农民革命武装直接帮助革命军杀敌，工人帮助革命军运输，邮差做革命军的向导，使革命军在后方有民众实力的帮助，在前方而无后顾之忧，增加百倍地杀敌勇气，并于最短期间，消灭了反动军阀势力吴佩孚、孙传芳，取得了北伐的胜利，实现了孙中山多年未能实现的遗愿。

　　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大批将才，为以后人民军队的创建打下了干部基础，为人民军队一些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军校斐然的成绩在国内及世界军事史上，都是令人惊叹的。那么，在政治教育方面，它的主要办学经验是什么呢？又给今天的军校以怎样的借鉴呢？本书综合归纳为以下几点：

　　1、军校成功的政治教育，是军校学生快速成才，并为日后进军高级领导层打下了牢固思想基础的关键，也是军校学生最终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

　　成绩斐然，军校史鉴(2)

　　有识之士皆可看出，军校政治教育是国共两党争夺未来军官、未来军队的“定音之锤”。在黄埔军校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对军校政治教育的重要性都有深刻认识，用什么思想去教育学生，关系到未来的军官成为为谁打仗、为谁流血的指挥员的大事。蒋介石一方面借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一方面又对学生强调盲目服从，宣传“忠孝仁爱”，印发《曾胡治兵语录》，供师生当教材学习。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承认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是与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的政治原则基本相同的，团结国民党左派，通过教授“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去阐述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启发学生的政治觉悟，使之成为坚强的革命军人。对学生们来说，接受了哪一种政治教育，对其以后成长至关重要。历史事实说明，这些学生中有的成了人民爱戴的将帅，有的成了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

　　2、学生组织是争夺未来军官的重要阵地。

　　如“火星社”的建立，目的在于扩大革命影响。“青军会”富有生气的活动，大大扩展了中国共产党在军校、军队中的影响。国民党右派也认识到了学生组织的重大作用，成立了“孙学会”。两种组织代表了两种思想、两种势力，由此决定了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当时投入了哪个阵营，这就决定和影响了他们个人一生的发展道路。

　　3、邀请社会名流作政治演讲，对学生成才至关重要。

　　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军校所邀之人，都是社会上一些在政治、理论等方面学有见树的名流，学生通过他们这些站在时代最前沿的人，了解到了社会最新思潮的信息和动态，也就无疑使学生们站在了这些“巨人”的肩头，比社会上一般人的眼光要远一些，思想起点也就立于时代的巅峰，为毕业之后的实际工作拓宽了道路，奠定了代表时代最高水平的思想基础，这无论是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讲“戴季陶主义”或是讲孙文主义，都代表了各自阶级的最高水平。这些名流们的讲演，又促使了学生对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认识，增强了时代责任感和自信心，对确立远大志向和世界观的形成都有着重要作用。学生对社会名流的仰慕，也调动了学生对政治教育学习的兴趣，名流的学识、气质、品格等，对军校学生以后成才率之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仅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5年授衔中，10位元帅中，陈毅、徐向前、林彪、聂荣臻、叶剑英5人都在黄埔军校学习或工作，大将陈赓、罗瑞卿、许光达等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上将周士第、陈明仁、宋时轮、陈伯钧、陈奇涵、郭天民等都在黄埔军校学习或工作。另有新中国建立之前已牺牲的众多中共军队中的著名领导人也出自黄埔军校，如蔡升熙、段德昌、刘志丹、左权等。更有一大批黄埔军校教职员工、学生在新中国建立后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在国民党军队政府中，高层将领黄埔生更是比比皆是，形成了一个所谓“黄埔系”。北伐战争中的“铁军”，则是无数中共党员用热血换来的荣誉，被喻之为的“黄埔精英”，则更是军校政治教育的生动反映，是革命精神之体现。

　　4、军校中一流的政治教育水平。

　　政治教育专职教员多是当时的政治理论权威或长于某一学问的专家，军校不拘一格选择人才，充分利用了他们各自的长处。如恽代英讲授《社会科学概论》，萧楚女讲授《帝国主义》，陈启修主讲《经济学》，于树德讲“合作化问题”，李合林是留法生，讲授《法国大革命史》，廖升平讲授《社会发展史》用的是蔡和森在上海大学教课时编译的讲义，等等。这些教官的教学水平也相当高，当年黄埔生在几十年后回忆都说，恽代英、萧楚女是学生们最受欢迎的政治教官，认为恽代英在黄埔学生中的威信，与周恩来可以媲美，大家亲热的称他恽老师。萧楚女在学生中被认为是青年运动之师。高语罕教官在学生心目中也是深受敬重的。政治教官的共同特点是：极大的革命热忱，较高的理论修养，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所以，学生们都把政治教官视为军校的革命灵魂。

　　成绩斐然，军校史鉴(3)

　　此外，军校课程设置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主旨，多安排各种社会

　　1938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4期举行开学典礼。

　　前排左二起：许光达、毛泽东、王稼祥、罗瑞卿。

　　实习课，是军校学生快速成才的捷径。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针，更使军校充满活力。各种实践则是养成学生善于思考、判别能力以及竞争意识的预习阵地。诸要素综合在一起，共同铸造了黄埔军校学生特别出众的军政素质。

　　黄埔军校半年制的军事训练，较之一切旧军事学校有着很大的不同点和优点。当时的保定军校、北京陆军大学以及各省的讲武堂，学制一般为2至3年。进保定军校的学生，通常又需先经过3年陆小、2年陆中(又叫陆军预备学校)的学习，方可报考保定军校。由于学制较长，所学科目亦较繁多或重复，但却不大注意结合实践进行野外演练。诸如战术、战史、率兵术、兵器、地形、筑城、构制掩体以及典范令等，都进行系统讲授，另外还设有外文课、卫生课、马术课等，但惟独没有政治课，并且还规定学生不准议论时政，不准传阅闲杂书报。黄埔军校前4期，学制多则1年，少则半年，政治课程却多达数十门，并允许学生购阅进步书报杂志。教官还组织学生自由讨论，议论时事政治，启发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经验证明，有无政治教育，能否以政带军，进行军政全面训练，这是黄埔军校区别于一切旧军事学校的显著标志，也是黄埔军校卓有成效的培养军政人才的重要途径。

　　黄埔军校创校建军，为中国革命军队政治工作开了先河。黄埔军校以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建立革命军队为宗旨，在学制由原定3年缩短为6个月，在军事教学任务重的情况下，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教学方针，开设了内容丰富的政治课，对学生一方面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教育，一方面也灌输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思想，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国大革命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方法，创建了崭新的中国革命军队政治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