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草创纪事

作者：陈宇

出自————《中国黄埔军校》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一章 草创纪事

　　中国黄埔军校广州，1922年夏天的一个深夜。突然炸响在总统府内（今广州越秀山纪念堂一带）的炮声，把睡梦中的孙中山、宋庆龄夫妇惊醒。孙中山怎么也没有想到，炮弹竟然是他亲手培植起来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打来的。副官来报，陈炯明突然倒戈叛变，派重兵围攻炮击总统府，意在拆南方政府的台，赶孙中山出广东。情况十分危急，在众人的劝说下，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先后躲离总统府脱险，辗转于次日登上停泊在广州白鹅潭附近水面的“永丰”舰。炮火和弹雨里，正怀孕的宋庆龄在奔跑中不幸流产，这是她和孙中山结婚后惟一的孩子。这天是6月16日，是让孙中山永誓不忘的一个日子。

　　陈炯明的炮弹，使孙中山失去了爱子。但是，这炮声也催生了孙中山革命事业中最显辉煌成就的一个“骄子”的出世，这就是黄埔军校。

　　孙中山决心“以俄为师”办军校(1)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不论是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农民战争，还是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或孙中山本人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而未能建立起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则是导致运动悲剧结局的重要因素。

　　黄埔军校总理孙中山标准像辛亥武昌首义，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赶跑了皇帝，建立中华民国，武装斗争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是，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资产阶级革命党在长期的武装反清斗争中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此后，孙中山虽然又多次组织讨袁和护法战争，但均告失败。这些武装斗争失败的经验表明，旧军阀决不会成为革命的助力。

　　旁观者清，鲁迅即总结说：“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于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陈炯明的炮声彻底把孙中山震醒了。严酷的历史事实，不能不引起他的反思。“艰难顿挫”的教训已“逼他到自己觉悟”。他终于在惨痛的失败中认识到“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我们的革命，便没有完全成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始终没有自己的军队，只是拉拢、依靠一派军阀去攻打另一派军阀，最终充当了骄兵悍将争夺地盘的工具。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认识到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是断无成就的，在建军问题上非寻找新的道路不可。

　　要创造革命军，首先要有一个革命党。而改组前的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资产阶级政党。孙中山在南方还没有自己巩固的政权，没有一个可靠的环境来创办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因此，孙中山搜索世界新潮流的目光所到之处，有两个令他心情振奋的耀眼亮点：一个在国内，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几年就呈现出蓬勃生机；另一个在国外，俄国领袖列宁领导的革命军队，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联合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成为孙中山创建革命军的最初认识。他决心仿效苏俄红军建军经验，先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使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综观黄埔军校创办时期的历史资料，中共领导人自始至终参与了创办军校的全过程。当时的形势复杂纷纭，其中的艰难是难以想像的。创办过程中，国共两党领导人直接见面不多，其中起穿针引线、搭桥铺路作用的主要人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驻中国大使越飞、加拉罕，全权代表鲍罗廷，中共代表张太雷等。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并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然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中国的国情、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况且所处的客观环境，也不具备自己创办军事学校、培养军事人才的条件，只能是协助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北伐。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的陪同下，和孙中山在桂林桂王府举行了多次秘密会谈。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3点建议：（1）改组国民党，特别是要与农民、劳工大众实行大联合；（2）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3）谋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1923年10月，孙中山签署的委任状。作。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表示十分赞同，但是，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一方面他正在进行北伐，幻想利用两广军阀打败北洋军阀；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因而还没有下定合作的决心。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使孙中山陷入绝望的境地。孙中山到达上海时，多次与李大钊、林伯渠、陈独秀等共产党领导人商谈，与苏联代表越飞会谈，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列宁派人帮助。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友谊之手，李大钊、林伯渠等在与孙中山的会谈中，讨论了国共两党合作共同革命和如何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8月，苏联特使越飞来华，先后与孙中山、廖仲恺举行多次会谈，并进一步商讨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最后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孙中山决心“以俄为师”办军校(2)

　　当孙中山由上海准备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时，他的思想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总结和吸取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在革命斗争中组建一支忠于革命的军队何等重要，他下定了建立军校和革命军队的决心，做出了先创办军校的重大决策，准备仿效苏俄红军建军经验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

　　1922年最后的几个冬日里，孙中山接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加快了他“联共”的步伐。

　　1923年新年伊始，国民党与苏联正式建立联盟关系，开始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行动。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人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这两个“联合”，是孙中山先生毕生革命生涯中的英明抉择，也决定了黄埔军校容纳百川湖海、汇聚天下英才的时代先进性。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就在于此，不管你的旗帜是“红色”，还是“蓝色”，甚至于“灰色”等别的颜色，只要你有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强盛这个“金色”大业，我都可以与你联合。别的我不管，我要的就是“金色”的好收成。这也不禁让当代人联想起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是好猫”的“猫论”。

　　1923年2月，当孙中山准备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时，特别邀请苏联政府派遣军事专家和政治工作人员到广州，协助建军工作。并提出了委派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政治、军事的初步设想，确定访问团的任务主要是学习苏联办军事学校的经验，谈判军事援助等问题。关于赴苏联考察的人选，中共领导人参与了研究，张太雷参加了许多重要会谈活动，可惜他牺牲太早，没有能把与中共领导人汇报、协商的情况记录下来，留下一段空白。

　　就在选择代表团人员的组成中，原来不见经传的蒋介石浮出水面。还在一年前孙中山在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时，表示“愿派一个最能干的

　　人作为使者去莫斯科”，考察苏俄的政治、党务和军事，学习俄军经验，

　　组建自己的军队。3月1日，广州革命政府重建之后，孙中山便积极开展

　　1924年1月，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在追悼列宁的大会上。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工作。而蒋介石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但他为了博取孙中山的信任，确立自己的地位，非常想得到这个出访莫斯科的机会。况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蒋介石也曾一度对苏俄产生过敬慕和向往。7月13日，他毛遂自荐，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向孙中山主动请缨：“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孙中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这主要因为蒋介石对孙中山表现得很忠诚，又学过军事，有一定才能，当时只有30岁出头，可说年轻有为，因此得到了孙中山的充分信任。

　　孙中山在与马林、蒋介石、汪精卫、张继、林业明等商谈后，决定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代表团由4人组成：蒋介石（为负责人）、张太雷（共产党员，俄文翻译）、沈定一（共产党员）、王登云（后为蒋介石的英文秘书）。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孙中山的全权代表。8月16日，蒋介石率代表团乘日本轮船“神田丸”踏上赴苏的旅程，19日到大连市换乘火车，25日至满洲里边界，换车后进入苏联境内，经过9天的颠簸，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庄严肃穆的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红旗，意气风发和充满自豪的苏联人民，这一切都让代表团成员兴奋不已。尽管蒋介石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但他的确被这个国家呈现出的蒸蒸日上的建设局面深深吸引。苏联方面负责陪同的官员在给上级的绝密报告中，如此描绘蒋介石参观红军团队后发表讲话的情况：“情绪很高，也很激动，讲话时充满着热烈而真挚的感情。他在结束讲话时几乎是在吼，双手在颤抖。”

　　孙中山决心“以俄为师”办军校(3)

　　代表团在苏联前后共有两个月零27天。除了列宁因病无法与中国同志见面外，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在莫斯科见到了在苏俄政府中担任要职的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和在当时颇负盛名的军事人民委员、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托洛斯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季诺维也夫主持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国国民党革命活动的报告。苏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关心令中国同志感动。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记述道，托洛斯基对他们说：“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为之，积极援助。”

　　9月7日，蒋介石拜访了俄共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听他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及建党情况。拜访回来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有3点：一是工人接受革命之煽动；二是农人亦然；三是准各族自治，组成联邦制。”在国家建设方面，他认为苏俄“有3点显著现象：一是儿童教育严格；二是工人皆受军队教育；三是小工厂租给私人。”

　　孙中山手书在访问期间，蒋介石接触了很多领导人和革命家。10月3日，他会晤了在莫斯科流亡的越南爱国志士阮爱国（即胡志明）；11月19日，参加了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11月25日，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会议，见到了革命家季诺维也夫和曾到中国帮助筹建共产党的维经斯基。他与维经斯基5次见面，会谈中，维经斯基曾试图劝说蒋介石加入共产党，但遭到蒋的拒绝。

　　孙中山派代表团访问苏联，主要是联络军校建设问题，但是蒋介石因为不满意苏联共产党的一些政策和做法，险些与苏联政府闹僵，曾一度提出终止访问。孙中山得知后，立即发出电报：“苏联是惟一的朋友。”劝说蒋介石继续考察，慎重行事，抓紧时间考察军校建设，这才使不顾大局的蒋介石冷静下来。这也是不久后蒋介石不愿办军校而辞职在此埋下的伏笔。

　　蒋介石率代表团继续留在苏联，又访问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的一些党政军机关，参观了一些工厂、农庄、学校、军队、博物馆。令蒋介石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列宁当时有病，未能接见代表团。蒋感到受了冷落。11月1日，齐采林致函季诺维也夫，指出蒋介石已经“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据俄方文件记载：“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等原因，蒋介石一再要求送他去疗养院休养两周。”

　　蒋介石深知，要在中国登上权力顶峰，首先必须练就一支自己的军队，为此，他曾多次向孙中山表达练兵的决心。在这次访问苏联期间，蒋介石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就是苏联的建军经验，主要考察了苏联各种类型的军事组织，重点是参观了苏联的军事院校。特别是对工农红军军事学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这所学院即是两年后被命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刚由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红旗勋章和“红旗军事学院”称号。蒋介石还率领代表团用大量的时间深入到苏军部队、院校学习取经，先后参观了苏军步兵第144团、步兵第2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海军学校、海军机械学校等，并拜访了苏军教练总监。蒋介石对苏军的编制、组织、训练、装备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有了一定的了解。特别是苏军中设有各级党的组织，设有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让中国代表团印象深刻的是11月7日的红场大阅兵。陆军方阵、骑兵方阵、炮兵车队方阵威武雄壮，飞机凌空呼啸而过。蒋介石除了钦佩之外，一套在中国如何建立革命军队的初步计划在他的脑海里也渐见雏形。

　　为了早日在中国缔造自己的军队，蒋介石在考察期间，曾直接向苏方

　　鲍罗廷（右）在黄埔军校演说

　　提出“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人到华南，仿照红军编制中国军队，派去的人愈多愈好”。一再主动要求苏方派出一些军官，到广东帮助训练中国军队。苏联方面则希望国民党派出学生，到苏联的军事学校学习。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

　　孙中山决心“以俄为师”办军校(4)

　　苏联高层领导人最初考虑，把专门培养中国军人的军校全部设在苏境内，后来权衡中国学生来回耗资和交通等问题，才决定由苏方派出军事顾问，也可在中国境内建立军校。11月13日，中国代表团与苏方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会谈时，蒋介石再次要求苏方向广州即将开办的军事学校增加派出人员。对此，斯克良斯基回答：“开始需要进行一次试验。如果成立所设想的50人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那么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反对增加派出人员。”虽然口气仍很含糊，但终于答应除在苏联国内为中国人开办军事学校外，也可考虑派苏联军人到国民党控制的地方创办军事学校，如在广州开办军校。这令蒋介石顿时喜笑颜开，兴奋不已。据苏方当时文件记载，蒋介石一走出斯克良斯基的办公室，斯说：“不要张罗疗养院、医生等事了，因为他自我感觉好多了。”

　　代表团在苏维埃俄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政党的组织建设、新型革命军队的组成、训练，同时也大大加强了两国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持。对蒋介石个人也触动很大，他在途中天天写日记，把风光、地名、人名包括每路过一个车站的站名都记了下来，还不时地大发感慨。但是，新兴的苏维埃国家也给蒋介石留下了许多负面的印象。从后来蒋介石对中国的治理看，这些负面印象使他在走向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反面中，起到了极不好的先入为主作用。

　　黄埔军校校总理孙中山蒋介石喜欢苏联的建军经验，却反感苏联的政治制度，甚至可以说是仇恨。在访问中他感到：“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认为“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后来，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这种看法进行了批评，说他“未免顾虑过甚”。

　　这次出访，代表团内部矛盾突出，争执不下，连苏方都认定“中国代表团内部在打架”。但在特殊时期的这次访问，却使蒋介石的政治身价倍增。11月29日，代表团结束访问回国，12月15日晨9时抵达上海。代表团回到上海，蒋介石并没有急于向孙中山汇报出访情况，而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日夜思念的恋人陈洁如。待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赶到船上迎接蒋介石时，并劝蒋赶紧回来处理党务，然而蒋对此毫不理会，仍是悠然地“往会洁如”去了。

　　当然，蒋介石的摆谱在这时是有分寸的，也是别有用意的。他为了防止孙中山对自己的不满，把归国途中草草写就的《游俄报告书》寄往广州，他本人于当天下午乘船赶回溪口老家，理由是第二天是他母亲的60岁冥诞，又是为他母亲墓地建筑的“慈庵”落成之时。

　　对于蒋介石的这种行为，孙中山极为不满。12月30日，孙中山发电报给蒋介石：“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一些政府要员对蒋的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很有意见，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等人接连发给蒋介石6封电报，催促他速赴广州。廖仲恺直接写信批评蒋介石，说他一再延期赴粤，“事近儿戏”。

　　孙中山题词这时，苏联政府应邀派驻中国的常设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和筹办军校。蒋介石闻听此讯，再不敢怠慢，于1924年1月16日迅速返回广州。

　　蒋介石想起了访苏期间从托洛茨基那里得到的消息：“一个以鲍罗廷和加伦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很快就要到中国去，帮助孙逸仙先生进行革命。”蒋介石意识到，可以此为契机，提高在党内的地位，掌握军队，建立军事独裁统治。

　　这次苏联之行，是孙中山同中共和苏联共同商定筹划的一次重要的访问活动，更是蒋介石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所以，他在后来所写的文章中时常提及此次访问，认为是自己一生中的“重要一环”。

　　孙中山决心“以俄为师”办军校(5)

　　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国内积极进行筹建军官学校的工作，对建校工作抓得很紧，并亲自勘察校址。9月，他派人到北京同苏联大使加拉罕商谈创办军事学校事宜，加拉罕后写信给孙中山，介绍鲍罗廷到广州工作。10月，孙中山签署了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的委任状，旋又聘为顾问。在10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党务讨论会上，孙中山提出在广州设立陆军讲武堂的提案，“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才”，号召海外革命青年回国学习军事。讨论军校校址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原定在“测绘局及西路讨贼军后方医院”，即现在的北校场路烈士陵园一带，广州人通称为“东山”。为此，还形成了文件，但没有过多久又改变校址。否则，黄埔军校就叫“东山军校”了。

　　孙中山先生11月29日，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次会议，讨论组织国民党志愿师和创建军事学校等问题，并决定把讲武堂改称“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招生对象包括党内外一切有志献身国民革命事业的，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孙中山亲任校长，委任廖仲恺和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组成革命的核心领导组织，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军校筹建工作的开展，特别责成由廖仲恺和鲍罗廷负责军校的具体筹建工作。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高等师范大礼堂（钟楼）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他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被后人概括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也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宣告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决定建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并通过了这一提案。国共合作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军官学校的筹建。1月24日，孙中山以军政府大元帅名义正式下令筹建陆军军官学校，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相继宣布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王伯龄、李济深（邓演达代）、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7人为筹备委员。中国共产党委派张崧年（申府）参加筹备工作。孙中山先后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为军事顾问。这是孙中山在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帮助下所做的一件大事，终于在充满艰辛的荆棘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军校的创立，是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以来历次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试图用武装斗争寻求革命新道路的结果。

　　孙中山之所以器重蒋介石，让他主持筹办军校，周恩来曾讲过，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而得与孙中山接近”。陈其美在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第一个宣了誓，打了手印，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是忠实于孙中山的。“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永丰舰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躲避到永丰舰上避难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失意，来到永丰舰向孙中山表示，愿与孙中山共存亡。蒋介石骗了孙中山，孙中山一直蒙在鼓里。

　　孙中山在宣布筹委会名单的同时，1924年1月28日，择定以广州近郊黄埔长洲岛原有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旧址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

　　黄埔岛，原本称长洲岛。位于广州市东郊，面积只有6平方公里，南连虎门，扼珠江要冲。从广州市区到东郊码头，再乘当时的汽船行驶约一小时，水烟连天中便远远看见黄埔岛静卧前方，兀立江心，如同一名哨兵，扼守着广州的门户，是历史上有名的长洲要塞。岛上山峦起伏，当中一座山峰名扯旗山，林木葱茏，环境清幽，是一处既为军事要枢、又极利于兴武讲学的好地方。清道光年间，禁烟的林则徐大帅在这里修筑了多处炮台，以后又建立了军事要塞。

　　选址黄埔岛，体现了孙中山先生高深的战略眼光。他之所以选定这里为校址，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因为当时滇桂军阀盘踞广州，大小军阀随时发山大王脾气，弄不好就会突然袭击军校，在远离市区的孤岛办军校则可以避开军阀的控制和干扰。其次，这个四面环水的小孤岛，筑有炮台，与隔江相对的鱼珠炮台、侧面沙路炮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把守控制江面，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便于学习与练武。其三，岛上的清末陆军小学堂校舍仍在，稍加修葺即可使用，节省了当时相当紧张的人力和资金。正是在这几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基础上，黄埔军校得以顺利建成，并得到良好的发展。黄埔军校有了这么一个大本营，在战略上占了先机之利。

　　军校筹建工作“头三脚”(1)

　　万事开头难，何况军校在筹建之初，一无所有。但军校创办工作在孙中山的领导和共产党人的积极合作下，踢开了“军校选址、校长风波、招生考试”的头三脚。

　　黄埔岛上虽然有几处房屋，但因年久失修，已是败瓦颓垣，且由于远离市区，水陆交通皆艰难，不便到岛上办公。筹备处在开始时的近半个月里，没有地方可安置，孙中山只好把乘坐的“大南洋号”船停靠在江边，作为临时办公地点。后在南堤2号（今广州沿江中路第239号对面）寻找到一座西欧古罗马圆柱式小楼房，年租金200元白银。2月6日，设筹备处于此楼，正式开始筹建军校的工作。这座古建筑，矗立于珠江岸边，南瞰滔滔江水，后临八旗二马路，全楼高约15米，是一幢中间3层、后进2层的西式楼房，建筑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当时，这里是市区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之一，赌馆、妓院比比皆是，几家著名的百货公司大楼林立于附近。南堤2号古楼最早卷动了黄埔军校的历史风云，自1924年初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驻节这里开始，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黄埔军校同学会都曾在这里办公。因此，这里又被称做是黄埔军校的祖宗之圣地。

　　广州《民国日报》刊登的黄埔军校考试委员会启事军校筹备委员会登岸入住南堤2号古楼后，在门前挂起了筹备委员会办事处的名匾，张贴出第1期招生公告，公开打出了创建军校的旗帜。

　　南堤2号古楼2楼中间会议室的会议，在广州早春的和风中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开，晚间楼内灯火通明。在筹备会开张初期，会议由蒋介石主持，后由廖仲恺代行其责。参加会议的除大元帅府任命的原大本营高级参谋王伯龄、原粤军第8师师长兼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原粤军西江讲武堂总教练林振雄以及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6名正式委员外，还有经王伯龄刚从粤军第6旅邀请来的原参谋长叶剑英、粤军骁将邓演达以及营长严重、原保定军校炮兵队长钱大钧、建国粤军军部参议刘峙、原东路讨贼军总部副官顾祝同等。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决定有关军校开办事宜，实施各项创校工作。

　　这一时期，由筹委会委员讨论决议的各种工作繁多，初步安排的主要工作有8项：订立校章，修理校舍，任免教职员，招考学生，审查员生资格，决定第1期学生教练计划，决定全校员生必须加入国民党，决定服装、教材书籍之样式种类及购置办法。在筹备军校体制过程中，初定设立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5个部，由各筹备委员暂行分工主管。先期各级办事人员则从各军军事学校在职人员中选拔，经严格挑选后再通过考试择优录用。

　　孙中山手书的国民党中执委候补委员名单关于学生来源，筹委会决定在全国19个省进行招考。2月10日，拟定招生名额为324人。分配各省区招考学生名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4省每省12人，计168人；东三省、热河、察哈尔计50人；湘、粤、滇、豫、桂军5个军各15人，计75人；国民党先烈家属20人；留有9个人的名额作为机动。另招备取生30人至50人。

　　廖仲恺作为大元帅府的财政部长，受孙中山的委托，一直参与军校的筹备工作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在校务筹备会上说：“创办本党军官学校，近日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获一致通过。这次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各项政策。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来到了，军官学校的筹办，将是涌于潮头最引人注目的一朵浪花。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已经提请两党同志回去后在全国各地为本校招生。我们一定要把那些优秀的、忠实于本党主义的人才集合到本党的旗帜下。现在，这里的各项筹备工作要抓紧，加快落实。南堤2号，现已经成了全国关注的中心，诸位一定要不辱使命。”

　　南堤2号门前自挂出了黄埔军校筹备处的牌子后，门里门外开始忙碌起来，人群络绎不绝。与此同时，市内的大街小巷也贴出了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招生条件要求“明白主义”，学历上要求中学或相当于中学毕业，身体要求“强健”、无眼病、无肺病和性病。考试要求笔试口试，考试内容是作文、政治和数学。黄埔军校招生虽说是全国性的，但实行起来困难很大。在国民党有一定影响的几个省份和地区，可以在《民国日报》上登几则启事。但在军阀盘踞的多数省份，却不能公开招生，甚至有的省份的军阀竟下令学生不得出省一步。那时的国民党组织松散，对在全国招生无能为力。眼看着各地报考工作要落空，孙中山焦急万分，廖仲恺急忙找到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召集在国民党中任职的中共党员谭平山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决定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名义向各地组织发电，冲破军阀障碍，挑选优秀分子赴广州应试。

　　军校筹建工作“头三脚”(2)

　　1924年，毛泽东在广州。帮助黄埔军校招收人才，最不遗余力的还有时年31岁的毛泽东，他精力过人，胆大心细。查阅《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第一至第四队详细调查表》，可见在学生亲笔填写的“入校介绍人”一栏中，有5名湖南学生的入校介绍人中都有毛泽东的名字，这5人是：新田县的蒋先云，耒阳县的伍文生和李汉藩，衡山县的赵楠，醴陵县的张际春（非后来的解放军第2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两人同名同姓同乡，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的张际春毕业后曾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在苏联学习两年回国后到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曾担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1933年病逝）。1924年3月，由毛泽东出面在军阀孙传芳的眼皮底下，在上海秘密组织了一个黄埔军校分考场。所谓分考场是指整个长江流域各省份的考生先到这里集中，经过筛选，再赴广州参加总考。毛泽东在这里给许多人发放了路费和证明，送他们登上南下的火车和轮船，多年后这些热血青年还记得，在送别的时刻，毛泽东都会说一句“让我们相会在广州”，都记得毛泽东在码头上那清瘦的身影和真诚的祝愿。

　　廖仲恺在1924年的题词筹备军校的各项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自然也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校长的人选。本来军校校长是由孙中山本人兼任的，但是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等原因，不适宜做具体的校务工作，于是最初决定让程潜担任校长一职，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谁知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对孙中山的这一安排大为不满。本来由孙中山任校长，蒋介石无话可说，但当孙中山透露出不兼任校长之职时，蒋介石则对校长一职志在必得，他耍起了政客的惯用手段。2月21日，蒋介石未经孙中山和廖仲恺的同意，就宣布军校不办了，并擅自发给教职员离职津贴，企图解散筹委会。他写了一份辞职书，说“筹备处已移交廖仲恺先生代为交卸”，便不辞而别。孙中山与廖仲恺对蒋介石的行为十分不满。廖仲恺当即对筹委会的工作人员说：“办黄埔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蒋介石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

　　蒋介石辞去军校筹备委员长职务后，擅自离开广州，跑到上海消极对抗。他给廖仲恺的信中托词说明他为什么要离广州回上海的原因：一是对孙中山的政绩不满，二是对廖仲恺的财政不满，三是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不信任。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委托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明言他想当这个校长。

　　孙中山在蒋介石的辞职书上批复：“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为了不影响军校筹备工作的进程，2月23日，孙中山立即任命廖仲恺兼理筹委会委员长之职，同时邀请邓演达、叶剑英等一道办理招生建校工作。廖仲恺忠心耿耿，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同时竭力催促蒋介石回广州复职。孙中山后又电催蒋介石回粤复职，责问：“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廖仲恺也电催蒋介石南归，责令“毋负远来考者，以损党誉”。3月14日，蒋介石复函廖仲恺，表示不相信国共始终合作。对蒋介石的如此要挟，孙中山和廖仲恺仍是苦口婆心地劝说，3月16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孙总理勉励同志文》，再次阐述联俄、联共的必要性。

　　为了切实做好招生工作，孙中山指示军校筹备委员会成立入学试验委员会，仍公布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王伯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等9人为委员，经孙中山批准于3月21日成立。因当时蒋介石离职，指定李济深为代理委员长。

　　军校筹备工作日益繁忙，蒋介石却逍遥地由上海返回了浙江奉化老家。这一期间，廖仲恺连日电催蒋介石南归，3月26日询问：“归否？俾得自决。”表示作最后通知。3月30日蒋介石致电廖仲恺，借口怀疑军校经费不足，黄埔军校校党代表廖仲恺表示对军校失去信心。廖仲恺复电表示，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学，惟请即来。然而，蒋介石未达目的，哪肯罢休，仍以种种理由不归，暗中也在四处探听孙中山对校长一职的安排。为了革命大业，孙中山委曲求全，又特派许崇智专程到奉化劝说蒋介石回校，并说明如果蒋介石再不回广州，军校之责就只好另请别人了。4月21日，蒋介石在感到再拖下去恐怕凶多吉少的情况下，他这才重返广州。

　　军校筹建工作“头三脚”(3)

　　蒋介石回广州后，在未正式下达校长命令前，仍是对筹委会的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当时，筹措办校经费是一大困难，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质问廖仲恺：军校费用“是否另有指定？”廖仲恺为使蒋放心，对他说：“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实际上，从筹备到办校，廖仲恺为解决军校经费问题，常常不得不以极大耐心同控制了广东财政收入的西南军阀交涉，甚至要跑到杨希闵的鸦片烟床前耐心做工作，才能够从他们霸占的税收中得到一点拨款。廖仲恺扶持军校的苦心，使师生深为感动，誉称他为“黄埔慈母”。同时参与军校筹备工作的叶剑英后来就此事评价说：“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1956年11月10日《文汇报》）

　　蒋介石不顾大局，闹个人意见，孙中山欲想换人，但权衡之下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于是想出了一个妥协而又明智的巧妙办法：决定让出校长一职给蒋介石，另设军校总理一职由自己亲任，仍位驾于校长之上，并设校党代表由廖仲恺担任，以制约校长。5月3日，签署了“特任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任命；5月9日，签署了“特派廖仲恺为驻陆军军官学校中国国民党代表”的任命。

　　筹备处自2月6日成立，至5月9日本校开课，军校办事机构在黄埔岛正式开张，南堤筹委会改为军校驻省办事处。筹委会历时3个月，共召开筹备会议32次。这一时期，蒋介石在筹委会仅工作了很短的时筹办军官学校的报道间，许多重大事情是廖仲恺负责筹划的。然而，蒋介石却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这里面既有蒋介石的投机成分在内，也是由多种因素组合造成的这一历史必然。首先是国民党内缺乏军事人才，其次是蒋介石先期要求出使苏俄，造成了先入为主、舍其无人的态势，从而迫使孙中山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

　　孙中山对黄埔军校十分重视，他作为军校总理与校长、党代表3人组成校本部，这是军校的最高领导机构。校本部之下，除原设5个部外，为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决定增设政治部。另设教官室主管战术训练工作。后又增设教育长一职。建校之初，政治部以戴季陶为主任，张申府（当时是共产党员）为副主任；教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兼总队长；教授部以王伯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管理部以林振雄为主任；军需部以周骏彦为主任，俞飞鹏为副主任；军医部以宋荣昌为主任，李其芳为副主任；以何应钦为战术总教官。教育长则先后由胡谦、王伯龄、何应钦、邓演达等担任。后又增设参谋处，以钱大钧为处长。

　　黄埔军校以造就革命军干部为目的，所以教练部特别注意各级官长的人选，以作为学生的楷模。筹委会规定，凡是由各方举荐的人员，先填写履历表，再经过详细考察，然后任用。3月24日，军校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内举行下级干部考试，对各方举荐人员严格考察。各学生队分队长、副分队长则从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和西江讲武堂毕业生中挑选。筹委会负责人在对下级干部考试中讲话，赞扬他们来校为党牺牲的决心，要求本校教职员必须明了党纪、军纪及自己的地位和责任。建校筹备工作至4月1日基本结束。

　　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创办黄埔军校给予大力支持。在蒋介石访苏期间，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讨论创办军校的问题，并让苏联顾问鲍罗廷与廖仲恺等人负责筹办。国民党“一大”闭幕后，鲍罗廷随即将首批苏联军事顾问推荐给孙中山，帮助规划黄埔军校。苏联又应孙中山的要求，为黄埔军校派来了以切列潘诺夫为组长的第一个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还给军校赠送了武器和经费。随后，苏联又派遣军事顾问团，团长加伦将军率领40多位苏联军事专家在黄埔军校工作。苏联顾问的工作中心就是创建黄埔军校，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创建军校作出了贡献。这是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人才能在短期内收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军校筹建工作“头三脚”(4)

　　黄埔军校宣告成立后，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由于经费拮据，武器奇缺，孙中山曾批准发给黄埔军校300支毛瑟枪，但兵工厂最初只能发给30支，勉强够卫兵放哨用。这时，苏联政府给予慷慨援助，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施以无偿支援，帮助黄埔军校渡过难关。据统计，第一次拨交学校开办费10万卢布，同年，又给广东政府45万卢布，作为编练新军的费用，苏联先后无条件地拨交黄埔军校的开办经费共达250万卢布。第一次运给军校的枪8000多支，子弹400多万发，以后逐年增加。先后6次为军校运来了大批的枪炮弹药，计有步枪51000支，子弹57400万发，机枪1090挺等，从根本上保证了军校之训练、建军及其军事斗争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苏联政府派来了由军事政治干部组成的顾问运送武器的苏联水兵和黄埔师生举行联欢团协助军校工作。先后来黄埔军校担任顾问的有：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军事总顾问加伦，首席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步兵顾问白礼别列夫，炮兵顾问加列里，工兵顾问互林，政治顾问喀拉觉夫等人。

　　黄埔军校深受苏联红军的影响，无论是编制体制还是军事教育训练，都深深地打上了苏军的烙印。黄埔军校显著的教育成绩，是与苏联顾问在教学实践中的帮助分不开的。他们帮助制定教学计划，提供苏联红军最新资料，修订各科教程，在教学中亲自示范和教练，为军校培养出大批军事人才提供了保障。

　　在参照苏联模式后，军校以孙中山提出的“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军事政治人才。为此，国共两党对该校都极为重视，皆选派重要干部到校任职。孙中山亲自兼任校总理，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熊雄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正是孙中山试图通过黄埔师生为纽带，团结两党共同革命的写照。

　　黄埔军校突出政治教育的特征，是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从黄埔军校开设的政治课中，也可看出深受苏联的影响。在苏联顾问的直接参与下，军校开办内容丰富的政治课，对学生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思想。

　　第一期黄埔生开考(1)

　　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各地有志青年报考十分踊跃。因为各地军阀并不支持甚至反对这样一个新生的军事学校，招考的第1期学生多采用秘密招生方式。为了保证学生政治质量，每一名学生录取时要有两名担保人。当时除在广州可以公开进行招生外，其余各省因都在军阀统治下，不能在这些地区公开招生，因之委托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各省代表回原籍后代为秘密物色选拔考生来校应考。

　　由于这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党组织可以保送初试。在黄埔军校招生期间，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3月，共青团广州地委发出第7号报告，称将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拟派三四名同志赴考，预备在将来参加军人运动。共产党人何叔衡在湖南长沙负责办理军校第1期秘密招生事宜，介绍赵自选、陈作为和郭一予等持函到上海见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恽代英负责上海的招生工作。

　　考试是严格的，标准要求也很高。报考者一般要经过3关，第一步是

　　各省区的初试，第二步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第三步是军校的总考试。

　　基本程序是，全国19个省区分别先进行招生初试，初试合格后再介绍到

　　1924年2月,黄埔军校筹备处公布的下级干部复试名单。

　　上海、重庆等地复试，如当时毛泽东即在上海负责复试工作，复试合格后再送到广州参加总考试。军队也是如此，东路军总部及其所辖各部队之下的军官数十人报考军校，东路军总部为慎重起见，先在本部预考，合格者再送军校复试。从总体上看，报考青年的文化水准也比较高，约有1/3是中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报考人数至3月27日已达1200余人，超过计划招生人数3倍多。

　　在报考军校的过程中，也避免不了有鱼目混珠者。有些人把报考军校作为追名逐利的捷径，想通过不正当办法进入军校。为保证学生质量，军校试验委员会于4月7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公开启事，谢绝各方推荐函件，郑重声明坚决按考试成绩，择优录取新生。

　　3月27日，军校以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试场，举行第1期新生入学考试。第一门考作文，题目是要求考生论述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良策。还有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的考试。参加考试的学生共1200余人，3天试毕，因考生学识较佳者颇多，故酌量多取。4月28日发榜，经严格考试，第1期共录取正取生350人（还有说360人或372人），备取生120人（黄埔一期生徐向前还有说117人或100余人）。在第1期录取生中，约有共产党员近60人，占学生总数的1/8。

　　当时负责筹建军校和招生工作的张申府回忆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筹建黄埔军校。军校完全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原则和制度建立起来的。孙中山请来几名苏联教官作为军事顾问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他们中间有人讲英语、德语，由我给校长蒋介石当翻译。那时我一面在广东大学教书，一面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工作，具体负责第1期学生的报名、入学考试和录取工作，并负责安排课程表。不久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招生简章在报上登出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学生十分踊跃。初试合格的各地学生需要到广州再通过复试才能最后被录取。第1期学生的试题，是我同几位苏联顾问事先商定的。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我主要负责学生的口试，同时还兼管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录取揭榜时，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

　　徐向前(象谦)投考黄埔军校，是他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招生简章》。这个因为在学堂上大讲雪耻救国故事而被迫辞职的小学教师，从此立下宏愿，要到黄埔军校去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悄悄约上几个同乡白龙亭、孔昭林、赵荣忠、郭树棫等，从山西来到上海，在环龙路一号进行了初考，被录取后，又从上海直奔广州。

　　第一期黄埔生开考(2)

　　出身书香门第的杜聿明和他的要好同学阎揆要(阎奎耀)、关麟徵、张耀明等，也是从《新青年》杂志上得知黄埔军校招生的，便从陕西匆匆赶来。然而，考期已过，多亏了陕西同乡、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举黄埔一期生，时任师长的宋希濂。荐，才获准补考。否则，在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方阵里就会少一位阎揆要中将；在后来的长城抗战中，国民革命军里也就少了一位关麟徵师长，昆仑关大战则会少了一位杜聿明军长。

　　陈赓、宋希濂等报考黄埔军校，则是属于现代职场中的“跳槽”行为。他们原先报考的是大元帅府军政部部长程潜主办的“湘军讲武堂”，被录取后于1924年1月到广州入校学习。3月，当黄埔军校招生的布告贴出后，陈赓、宋希濂等在沿珠江长堤散步时看到了《招生简章》，真是喜出望外，他们一面仔细地研读，一面在心中琢磨：“革命青年不应分散力量，甚或为私欲者所利用，而应集中黄埔训练。”（陈赓《我的自传》，见《陈赓日记》，第229页）他们当即议定：退出讲武学校，报考黄埔。陈赓、宋希濂在入学考试后被顺利录取。他们的这一行动，也带动了原讲武学校的其他学生如左权等坚决要求转学到黄埔军校，由此有了半年后的集体大“跳槽”，原讲武学校停办，却为黄埔军校多增了150多名学生。

　　在第1期考生中，以后成为著名将领的胡宗南则是哭进黄埔军校的。胡出生于浙东宁波镇海陈华埔朱家塘村一户小药店主之家，聪慧好学，读小学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毕业，读中学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中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窘迫，他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被迫回到孝丰县立高等小学堂担任国文、历史、地理教员。除教书外，他把大多数时间用来阅读古代史学名著，了解天下大事。1921年暑假，他游历了北京、天津、山海关等地，随后他便断言10年后，中日必然发生战争，恰好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凭他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他在黄埔军校读书时被公认为“预言家”。

　　广东黄埔军校在上海秘密招生时，胡宗南决心报名投考。黄埔军校在华南国民党控制地区是公开招生的，但是在北洋政府控制的地区只能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地下秘密主持进行。先是在上海初试，合格者再去广东复试。上海初试的主考官是毛泽东。胡宗南十分容易地通过了初试，然后发给路费。学生们分期分批被秘密送往广东。

　　广东的复试特别严格，首先是资格审查，按照黄埔军校《招生简章》第4条第1项规定，投考者“年龄18岁以上，25岁以内”，而胡宗南当时已经是29岁，根本就不符合条件，但可以在报名册上做一下手脚。接下来便是按照黄埔军校《招生简章》第5条的规定，进行身高、肺活量、视力、听力、体重等项的检查，军校考试委员会把身高放在了体检的第一位。

　　考官先让考生排成一队，这一下胡宗南的身高弱势十分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在长长的队伍里，他这个不足1.60米的个子差不多比别人矮了一头还多，身体又较弱。考官当即把胡从队伍里拉了出来，并且毫不客气地说：“你根本不是当兵的材料。”这也就是说，胡宗南被取消了考试资格。

黄埔一期生胡宗南这一结果对胡宗南简直是致命的打击。他看着教官那张严肃的脸，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再想到自己有家不可回，上海的生意又欠债累累，就放声大哭起来。举目无亲，找不出一个朋友或熟悉的人来帮忙，他真的是已步入人生的绝境了。

　　哭了一会儿后，胡宗南猛然间站了起来，他真是火冒三丈，慷慨陈词，责问把他拎出来的考官：“凭什么不让我参加国民革命？革命是每个年轻人的义务！个子矮怎么了？拿破仑的个子也不高，同样驰骋疆场!校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个子也只有1.68米，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更矮嘛！国民革命怎能以相貌取人呢？”那个考官见状惊得目瞪口呆，可胡宗南的嗓门越来越大，他大喊了起来：“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为什么得不到实现，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让许多热血青年报国无门！”考场上这么大的动静，惊动了正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的廖仲恺。

　　第一期黄埔生开考(3)

　　廖仲恺出门一看，就乐了，他对着胡宗南也大声喊道：“这位同学，我批准你参加考试。”接着转身回到房间内，写了一张字条交给胡宗南。字条上书：“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也是应该录取的。”凭着廖仲恺的字条，胡宗南被特许参加了接下来的文化考试。整一个月后，黄埔一期学生入学考试发榜，胡宗南被列在备取生一栏中。那时的廖仲恺当然不会想到，这个姓胡的小个子后来成了肩扛3颗金星的上将。

　　黄埔军校校旗1924年5月5日至7日，经过考试选拔的400多名第1期学生正式入校上课。编为4个队接受新兵训练。正取生编为第1、第2、第3队，备取生编为第4队，分别以吕梦熊、茅延桢、金佛庄、李伟章为各队队长（其中茅、金是共产党员）。

　　孙中山在这时急于抓军队，急需办军校培养人才，来广州报考军校的又多是热血青年，所以，能录取的尽量录取。这第1期来报考的青年以南方人居多，从北方来的青年较少。为此，军校在招生中特别注意招收来自北方的青年，从山西来的徐向前等10多名考生，还有从陕西来的阎揆要、关麟徵、张耀明、杜聿明等10多名考生在于右任的保荐下，都被录取了。

　　招收的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陆续到黄埔长洲岛入校报到。原旧军校校址因年久失修，荒草遍地，军校组织力量进行大扫除，维修校舍，披荆斩棘，除秽去污，使这片从前草木丛生的废墟，“一变而为跃马谈兵之地”。

　　黄埔军校的建立，并非偶然，它的诞生，是中华民族以武力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的体现，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深刻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酝酿和筹备工作中给予孙中山坚决地支持：孙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时，中国共产党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在陈炯明叛变，孙处于绝望之际，中国共产党给予他热情的支持；孙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时，共产党人积极参加，为建立军校出谋划策。军校创建历程说明，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努力，是军校创建的主要动力和根本支柱。

　　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在经过了国共两党充分酝酿、访苏取经、多方筹备、各地招生、甄别考试、正式成立等阶段后，步上了历史的大舞台。

　　黄埔军校的成立，成为撰写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无法绕过的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