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隋唐至元时期的军事后勤·第四节·两宋
主编：廖德清 等
出自————《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四节
两宋
一、历史概况
从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代周建立宋朝起,至公元1279年元灭南宋止，是我国历史上的两宋时代。两宋共传十八帝,历时三百二十年。其中北宋建都开封(今属河南),传九帝,历时一百六十八年(公元960–1127 年);南宋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传九帝,历时一-百五十三年(公元1127–1279 年)。宋朝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先后灭掉荆南、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完成了除辽国之外的国家统。
宋初,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将跋扈之弊,采取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在中央主要是限制宰相权力。宋沿唐朝三省之制,但三省长官不常置,也无实权,而以三省副长官即尚书左右仆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为宰相，又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分其权;又设枢密院,置枢密使、副使主持军务;又设三司使主持财政,使宰相无权过问军事、财政。在地方、设路、府、州、县、军、监各级机构,其长官皆由文臣担任,以防武将干政;虽置有节度使并冠以地名,但只是虚衔,不得过问地方军政;另外中央在各路设安抚使、转运使和提刑,代表中央管辖各路军政、财政、司法,削弱地方权力。在军事上,通过“杯酒释兵权”,摘除大将兵权;虽设枢密院主持军政,但只有调兵发兵之权而无掌握军队之权,掌握禁军重任的殿前、马军、步军三都指挥使有握兵权而无发兵调兵权,使兵权分散,互相牵制;又规定军队驻防地区两年一换，“兵无常帅，帅无常兵”,以防将领专有兵权。此外,还通过设三司使和各路转运使集中了财权,通过各路设提刑并规定死刑需报中央复审集中了司法权。于是一切大权集中在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手中。
北宋中期,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加之统治者的拚命搜括，引起人民的反抗,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宋朝统治陷人了深刻的政治危机中。为了挽救北朱统治,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公元7096年开始实行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主要内容有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兔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等。变法切中时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反对派势力的强大和改革派内部混进了一些投机分子,神宗死后,变法失败。
北宋末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昏庸的宋徽宗沉醉于酒色之中,任用蔡京、童贯等奸佞之徒为将相,朝政更加腐败。这时,东北的女真族兴起,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宋金订立“海上之盟”,约定夹击辽朝,以燕云十六州归宋。公元1125年,金攻占辽的中京、西京、燕京,灭掉辽朝。在归还燕京的交涉中,金朝看穿了北宋腐朽虚弱的真面目，便在灭辽后乘机南下攻宋,公元1127年攻陷开封,灭掉北宋。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朱钦宗父子被金人所俘北去。徽宗第九子宋高宗赵构逃至归德(今河南商丘)称帝,后来在金兵追赶之下逃到江南,在临安建立起偏安的南宋政权。
金兵在南侵中到处进行烧杀虏掠,激起北方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的忠义民兵,其中最著名的有太行山王彦领导的八字军、马扩领导的河北五马山寨义军以及两河地区的红巾军等。各地义军英勇奋战,给予金军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南宋抗战派将领岳飞、韩世忠、刘錡、吴蚧、吴璞等也在各个战场抗击金军,取得不少的胜利。正在北方忠义民兵和抗战派将士继续发展胜利时，投降派首领秦桧被金朝放回临安,并得到宋高宗重用，与高宗一起推行投降政策。公元1136年,正当岳飞北伐军节节胜利之际,高宗却下诏命其班师。公元1141年,岳飞因坚决主张抗金被高宗秦桧杀害.此后,南宋接受了苛刻的条件与金朝订立和约。
南宋中后期,宋金之间没有大的战争,北方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南方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时,北方蒙古族兴起,杰出领袖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公元1206年建国,被尊为成吉思汗。从公元1211年起为反抗金朝统治,成吉思汗发动了对金战争,腐朽的金朝无力抵抗,把都城迁到开封,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宋的联合进攻下宣告灭亡。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和他的后继者进行了三次西征,建立了四大汗国。公元1260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元世祖)继其兄蒙哥为大汗,实行改革。改汉制,用汉法,为蒙古族向封建制过渡创造了条件。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第二年迁都燕京,建为大都(今北京)。这时,南宋朝廷日趋腐朽,元军大举南下,1276年攻人临安,俘宋恭帝。宋相文天祥、大将张世杰等领导军民继续进行抗元斗争,后来文天祥被俘，张世杰也在公元1279年崖山(广州以南)之战中殉难，宋幼帝也溺死海中,南宋宣告灭亡。
二、军制与后勤体制
1、军制概况
枢密院与三衙分权管军的军事体制。北宋时期,枢密院与中书省分掌军政大权,当时称为二府或两府。枢密院通过枢密使主管全国军事，而统辖禁军之权的又有三衙。所谓三衙,即禁军中的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宋时禁军不设统帅,取消了都检点,而把禁军的统辖权一分为.三,称为三帅，分别对皇帝负责,由皇帝代替过去都检点的统辖权。并且枢密院与三衙之间是平行的，没有隶属关系,枢密院只有发兵调兵之权,而不掌管军队。反之,三衙则只有掌管军队之权。而无发兵调兵之权,使其互相制约。而且枢密院正副使,特别是正使,大都任用文臣,体现以文监武的准则。
北宋的军种大体有禁军、厢兵、乡兵、蕃兵、土兵、弓手等。禁军是北宋的正规军,其中有部分充当皇帝宿卫的“班直”,即近卫军;还有各种番号的军队,分别隶属三衙,驻宋京师及全国各地。禁军的番号颇多。宋太祖建国后,仍沿用后周殿前司的铁骑马军、控鹤步军及侍卫司的龙捷马军、虎捷步军四支禁军的称号。太宗时,把这四支禁军的番号作了改动,将铁骑改为日骑,控鹤改为天武,龙捷改为龙卫,虎捷改为神卫。其后又改日骑为捧日。定捧日.天武、龙卫、神卫为禁军的上军,其他-一些番号的禁军则分属中军和下军。禁军的编制,大体有厢、军、指挥、都军。厢为军队最高一级的正规编制,捧日、天武、龙卫、神卫四军都分为左右厢,各厢统兵官设都指挥使,称厢主。大体每五十指挥为一厢,一-指挥五百人,一厢为二万五千人,但也不完全是等额的。厢下设军,每军二千五百人。军下设指挥,指挥下设都,每都一百人,步军设都头，马军设军使。禁军中的班直是皇帝的近卫军、番号颇多。诸班直的统兵官设都虞侯、指挥使、副指挥使等。诸班直充当皇帝的宿卫和仪仗队。北宋禁军的职能,一是守卫京师，二是备作征伐和戍守,分别驻扎京师和地方。宋初在禁军驻防上确立了“内外相维相制”原则，一半禁军驻守京师,一半则分驻各地。北宋在采取内外相制的屯驻同时,与之相辅相成,采取了更成法,规定除捧日、天武两军外，自龙卫以下皆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所以设更成法的理由,一是“为使将不得专其兵”,二是使军士“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驻屯地方上的禁兵,内受三衙长官的管辖,外受地方帅臣(安抚使、经略使、都部署、副都部署、部署、副部署、都钤辖,钤辖,副钤辖、都监、副都监等)的节制。
厢兵为地方兵的一种,兵额庞大,一般不参加训练,不从事战斗,主要用于劳役。厢军的来源,宋初于各地藩镇兵中抽壮勇者为禁军,其余为本城厢军;禁军之情者降为厢兵。厢军的编制,有军、指挥、都三级，一般以指挥为单位。
乡兵。乡兵是非正规的地方军,具有地区性。兵源采取征兵和募兵互相补充的办法。充当乡兵的民户,一般免除部分赋役。乡兵一般不脱离生产,主要任务为保卫地方治安。
蕃兵。宋在靠近边境的内附部落中设置蕃兵,大体.上设于陕西的秦凤、泾原、鄜延、环庆、熙河等五路及河东的石、麟、岚等州。蕃兵以部落为单位,宋廷封部落的大小首领为宋官,由其统率本族壮丁,根据朝廷军事部署参加战斗。土兵。土兵即本地兵,在本地招募或从禁军、厢军中旧人拨换,采取都一级编制,主要任务是捕盗,同乡兵差不多。弓手。弓手是县尉管辖的一支武装,受县尉指挥执行任务,万户以上县设五十人,不满千户的设十人,以富人充当。县尉执行任务时往往派弓手去捕盗捉人，他们受各路提典刑狱司管辖。
北宋兵制的演变。宋初加强中央集权时所创兵制,对结束藩镇割据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难于克服的弱点,如更成法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因而在对辽、夏的战争中损兵折将,经常失败;冗兵虽多,能投人战斗者却日益臧少。宋神宗为富国强兵,在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的同时,也锐意对军队进行改革,进行整顿,其措施大体是:裁汰冗兵,整顿禁兵、厢军番号;改进武器制造;推行将兵法和结队法,实行保甲法等。这次改革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其中的将兵法与结队法的执行,对以后的军制演变和新兵制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南宋前期兵制沿革及驻屯大军的确立。南宋在承袭北宋中期以来军制的革新变化基础上,于渡江后对军队进行重新调整和组建,以屯驻大军代替三衙禁军的地位,成为南宋的正规军,禁军则降于同厢兵同等地位,其余厢兵、土兵、弓手与北宋时相同。南宋兵种有屯驻大军、禁兵、厢兵、土兵和弓手;还有水军。高宗即位前有御前五军,即位后设御营司,由宰相和执政者任御营使和副使,没有去恢复枢密院、三衙旧制。由于御营司对在金军进攻下一时还处于混乱状态的各军不能有效地实行管理,加之以分授军权不当引起御营军内部的分裂。因而高宗在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将御前五军改为神武军,御营军改为神武副军。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又改神武军为行营护军,直至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帅罢兵柄后,南宋以御前诸军的屯驻大军为正规军的体制才算稳定下来。南宋在长江沿岸及川陕交界处先后设置十支屯驻大军,各军都以某州某府驻扎御前军作为番号，下属各军也都挂上御前二字。屯驻大军的编制,最高军职为都统制和副都统制,但不常设。普遍设置军、将两级,军一级的统兵官设统制、副统制、统领、局统制、副统领等;将一级则设正将、副将和准将,其下设训练官、都将、队将、押队等职。自训练以下大体承袭神宗时将兵法遗制。同时还恢复了三衙班直,充当皇帝宿卫。但恢复后的三衙，同御前诸军处于同等地位,编制也相同,其长官为主管殿前司公事、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实际三衢不过是三支屯驻大军罢了。
南宋中后期军制上的演变.在统军方面以文臣节制武将，以新建军取代屯驻大军的地位而成为正规军的主力。南宋中期后,又恢复宋初以文制武的旧制,提高各路安抚使、宣抚使、制置使.安抚制置使的权限,对统兵官进行有效的节制。同时于屯驻大军之外又不，断创建新军，如潭州飞虎军、成都府飞山军等。新军名义上隶属殿前或步司,实际都各自独立成军,由地方制置使等文臣兼领。由于新军番号日益增多,所设管军都统领也迅速增加,屯驻大军逐步为新军所代替。
两宋士卒来源:两朱基本上采取募兵制,北宋的禁军、厢兵,神宗以后的土兵、弓手,南宋的屯驻大军,基本上都是采用招募制;招募流民和饥民是宋朝传统募兵制度的重要方面。“不收为兵，则恐为盗”。此外,在兵源不继时,也采取配隶即征发罪犯充军给役,有时则采用抓丁的方式。
2、后勤体制
北宋建立后,未制定出一套统一的比较完整的军事后勤体制,有些组织机构的设置表现为暂时性，临时因事而设,因而军事后勤体制存在职责混乱、事权不一的情况。
中央后勤机构:枢密院是北宋中央主持军令的军事机关,三衙是统兵机关,在其执行军务中，包有军事后勤的一些重要事务。总管国家财政的是盐铁、度支、户部三个司。五代时将此三个司合而为一,宋承其制,三司成为国家财政的最高机构。三司使号称“计相”,仅次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和枢密使。《宋史·职官志》说:三司“掌邦国财用之大计,总盐铁、度支、户部之事,以经天下财赋,而均其出人焉”,三司的具体分工是:“盐铁,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河渠、军器之事,以资邦国之用;度支,掌天下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制其出人,以计邦国之用;户部,掌天下户口税赋之籍，榷酒工作,衣储之事,以资邦国之用”。三个司之下,设案,盐铁设七案;度支设八案;户部设五案。盐铁七案为“一日兵案,二日胄案,三日商税案,四日都盐案,五日茶案,六日铁案,七曰设案”。其中兵案“掌衢司军将大将四排岸司兵卒之名籍及库务月帐,吉凶仪制,官吏宿直,诸州衙吏胥吏之迁补,本司官吏功过三部胥吏之名帐及刑狱、造船、捕盗、亡逃、绝户资产、禁钱”。胄案“掌修护河渠,给造军器之名物及军器作坊、弓弩院诸务诸季料籍”,担负着军事后勤的任务。度支八案:“一日赏给案,二日钱帛案,三日粮料案,四日常平案,五曰发运案,六曰骑案,七日斛斗案,八曰百官案”。其中钱帛案“掌军春冬衣,百官奉禄,左藏钱帛、香料、榷易”，粮料案“掌三军粮料,诸州刍粟,给受诸军校口食,御河漕运,商人飞钱”,主要职掌军事后勤事宜,其它案也负有一定的军事后勤任务。户部“分掌五案:一日户税案，二日上供案,三日修造案，四日皴案,五日衣粮案”。其中衣粮案“掌勾校百官诸军诸司奉料,春冬衣、禄粟、茶盐、鞲(鞋)、酱、慊粮”等,其它四等也都有一定的军事后勤任务。三司使司在神宗官制改革时并人户部。不论三司使司还是后来的户部,无疑都是重要的中央后勤财务机构。其它如兵部、工部以及司农、太府、卫尉、太仆等寺;还有少府监、军器监、将作监、都水监,也都是重要军事后勤部门,掌管军事后勤政令或直接管理并进行军工生产。
兵部、工部:兵部“掌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四夷官封承袭之事舆马器械之政….”下设四司: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其中库都是重要军事后勤部门,国家的武库隶属于库部，“掌卤簿、仪仗、戎器、供帐之事”。工部下设四司:工部、屯田、虞部、水部。还设有军器所、文思院等,军器所“掌鸠工聚材,制造戎器之政令”,各司基本都分担一些军事后勤任务。
诸寺:卫尉寺，“掌仪卫兵槭甲胄之政令”，“凡内外作坊输纳兵器,则辨其名数,验其良窳，以归于武库,不如式者罚之,时其曝凉而封籍其数,若进御及颁给,则按籍而出.之…”，设若干库司,有内弓箭库、南外库、军器弓枪库、军器弩剑箭库,掌藏兵杖器械甲胄,以备军国之用”。仪鸾司“掌供幕帝供帐之事”,军器什物库、宣德楼什物库“掌收贮什物,给用则按籍而颁之”。左右金吾衙司、左右金吾仗司、六军仪仗司“掌清道徼巡排列奉引仪仗,以肃禁卫”。太仆寺，“掌车骆厩牧之令”,设“左右骐骥院、左右天驷监,掌国马别其驽良以待军国之用”。司农寺“掌仓储委积之政令,总苑囿库务之事,而谨其出纳”,“凡京都官吏禄廪辨其精粗而为之等,诸路岁运至京师,遣官阅其名色而分纳于仓庾,葶藁秸则归诸场,岁具封桩,月具见存之数奏闻,给兵食则进呈粮样”。有仓有库，“仓二十有五掌九谷廪藏之事,以给官吏军兵禄食之物”,内柴炭库“掌诸薪炭以给官城及宿卫班直军土薪炭席荐之用”。太府寺,“掌邦国财货之政令及库藏出纳商税平准贸易之事”,“凡四方贡赋之输于京师者，辨其名物,视其多寡,别而受之,储之于内藏者,以待非常之用,颁于左藏者,以供经常之费,凡官吏军兵奉禄,赐予以法式颁之,先给历从,有司检察书其名数,钩覆而后给焉”，“春秋授军衣，则前期进样,定其颁日，畿内将校营兵支请月具其数,以闻”，“左藏东西库掌受四方财赋之人，以待邦国之经费,给官吏军兵奉禄”,“粮料院掌以法式颁糜禄,凡文武百官诸司诸军,奉料以券准给”。
诸监:少府监“掌百工伎巧之政令”,设五院:文思院、绫锦院、染院、裁造院、文绣院,还有南郊祭器库、太庙祭器法物库,都是为皇帝官廷服务的,有时也和军事后勤发生关系。将作监，“掌宫室城郭桥梁舟车营缮之事”，“凡土木工匠版筑造作之政令总焉,办其才千器物之所须,乘时储积以待给用”。军器监“掌监督缮治兵器什物，以给军国之用”,“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其弓矢干戈甲胄剑戟战守之具,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给材,旬会其数,以考程课,而输于武库”。有作坊有库,东西作坊“掌造兵器旗帜戎帐什物辨其名色,谨其缮作,以输于受藏之府,兵校工匠其役有程,视精粗利钝，以为之赏罚”，作坊物料库“掌收铁、锡、羽箭、油漆之属”,皮角场“掌收皮革筋角,以供作坊之用”。康王南渡后于南宋初置御前军器所,建炎三年“军器监并归工部,东西作坊、都作院并人军器所”,后又复置军器监。①
①以上引文均 见《宋史·职官志》
地方军事后勤机构:宋朝在废除节镇制度之后,州为地方高级行政单位,直隶于中央。但实行起来有诸多不便,于是乃在州之上、设路一级。在路分置四个系统的军政职官,即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到南宋安抚使司简称为帅司;转运使司简称为漕司,提点刑狱司简称为宪司;提举常平司简称为仓司;分管地方即各路的军、财、刑、仓等政务。这四司在其本职中,都担负着一定的军事后勤任务。其中转运使即漕司,其长官为转运使,负责经略一路的财赋，收敛地方租赋等税收上供京师,同时是主管一路军事后勤的主官,“自国初以来内则三司外则漕台率以军储为急务”①;仓司(提举常平司),主管一路仓库,从军事后勤说是一路军事后勤仓库的主管官;安抚使司即帅司,安抚使由文官充任,往往兼都总管衔,统辖一路军队,对军事后勤负责组织的责任,提点刑狱司即宪司,虽四个系统的长官都具有监司性质,负有监察的职.责,但提点刑狱更侧重于监察。南宋“建炎(高宗年号)间,张浚出使川陕用赵开总领四川财赋,置所系衔总领各官”②,从此有总领之设。总领也“予闻军政不独职饷馈”，但主要还是负责军事“钱粮”“饷馈”的。“镇江诸军钱粮淮东总领掌之;鄂州、荆南、江州诸军钱粮湖广总领掌之,建康、池州诸军钱粮淮西总领掌之。十五年复置四川总领,凡兴元、兴州、金州诸军钱粮四川总领掌之”。在路下有府、州、军、监、县都直接承担军事后勤的工作,是地方的军事后勤机构。如鲁冲曾任宜兴知县,上书“论郡邑之弊”,言及赋税苛重时他说:“有大军钱，上供钱,籴本钱,造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绢钱之类,岁支不啻三万四千余缗”③。可见县- -级所承担的军事后勤任务是非常重的。
三、平时战时后勤保障
1、武器与衣甲
朱朝对武器和衣甲的制造,在《宋史·兵志·器甲之制》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器甲之制,其工署则有南北作坊,有弓弩院,诸州皆有作院,皆役工徒,而限其常课。南北作坊岁造涂金脊铁甲等凡三万二千。弓弩院岁造角弝弓等凡千六百五十余万。诸州岁造黄桦墨漆弓弩等凡六百二十余万。又南北作坊及诸州制造兵幕、甲袋、梭衫等什物以备军行之用。京师所造十日一进,谓之旬课，上亲阅视，置五库以贮之”。朱朝由于经常打仗,对武器衣甲制造非常重视,提倡“吏民献器槭法式”,择其优者推广制造，一般说宋朝时期在武器衣甲制造上还是比较精良的。宋代曾公亮等奉敕纂成《武经总要》及其后明人茅元仪撰《武备志》,两书对宋朝时期的武器衣甲等的制造方法与种类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载和阐说。
①《宋史·兵志》
②《宋史·职官志》。
③《宋史·食货志》。
火器:宋朝是中国火药兵器发展的重要阶段。火药广泛地应用于武器之中,出现了多种火器,其使用比欧洲早三、四百年。两宋统治者非常重视火器生产。北宋时,在京师开封府,设广备攻城作(后归军器监),从事专门制造攻城器械，“其作凡一十目”,火药是其中的一个目。南宋时,在一些军事重镇,大体都设火药制造作坊。宋朝的火器种类主要可分燃烧器、燥炸器和管型器三种。燃烧器有火球、铁咀火鹞、竹火鹞等,用火炮和火箭以及火弩箭发射,杀伤力很强。爆炸火器,据《武经总要》记载,有一-种“烟球”,它“用火药三斤，外缚黄蒿”,还有一种“毒药烟球”,它“重五斤”,“其气熏人后,则口鼻出血”,用炮发射，是用于“害攻城者”,的防御武器。还有霹雳火球,用火药三四斤，“用火锥烙球,开声如霹雳然,以竹扇簸其烟焰，以黑灼敌人”。蒺藜火球,“以三枝六首铁刃”,“又施铁蒺藜八枚”,盛以火药,用炮发射,“放时烧铁锥烙透,令焰出”,在燦炸时铁蒺藜等并迸射出去,以杀伤敌人。铁火炮,在南宋时已大量生产,是比较标准的爆炸性兵器。铁火炮在其铁壳内装人火药,爆炸时迸发出铁片,以杀伤敌人,它已接近后来的炮弹,是炮弹发展史上的初期阶段.。管形器,这一管形火器的出现,为后世枪、炮等管形武器的演进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在《行军须知》这一部宋朝兵书中记载“用火筒、火炮、长枪、檑木、手炮伤城上人”。在南宋晚期，于建康府所生产的火器中,有火药弄祷枪头和突火筒。据《宋史·兵志》记载,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寿春府制造的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这样用火药将子弹射出的办法,已同近代枪炮相似，是火药发射武器的一大进步。
长兵器:以枪为主,多承袭唐旧制仿造,也有是本朝新创的。如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诏作坊造铁枪一万五千,给秦渭环庆延州镇戍军”①。枪的种类很多:捣马突枪、双钩枪、单钩枪、环子枪、素木枪、鸦项枪、锥枪、梭枪、槌枪、栓子枪、抓枪、蒺藜枪、拐枪、拐突枪、拐刃枪等。还有长刀:掉刀、屈刀、聪耳刀、掩月刀、戟刀、屑尖刀、凤咀刀、笔刀、飞梭刀等以及铁槊(长矛).劈阵大斧、铁棒等。
短兵器、有手刀、蒺藜、蒜头、铁鞭、;连珠双铁鞭、铁锏、铁剑、大斧、烈钻、刃锥、蛾眉刀、凤头斧、火钩、锉子斧、钩竿、叉等。还有棒类兵器,有铁链夹棒、柯藜棒、钩棒、杆棒、杵棒、白棒、抓子棒、狼牙棒等。
射远兵器:两宋射远兵器主要用弓和弩。由弓和弩发射出各类箭包括火箭。弓、驽是宋在战争中常用的武器,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武器。两宋注意弓弩的制造与改进,经常征集弓弩及箭的制造样式,进行仿制。北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河北河东陕西都总管司言郭谘所造独辕冲阵无敌流星弩,可以备军阵之用，诏弓弩院如样制之，除谘为鄜延路钤辖,许置弩五百、募土民教之,既成，经略夏安期言其便,诏立独辕弩军”。②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始造箭,曰狼牙,日鸭咀,曰出尖四楞,曰一插刃凿子,凡
①《宋史·兵志》。
②《宋史·兵志》。
四种推行之①”。皇帝常亲临试用武器的良窳,太祖赵匡胤曾“令试床子弩于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别造步弩,以试戎具精致犀利近代未有”图。弓.弩、箭的种类很多。弓有麻背弓、黄桦弓、神臂弓、神劲弓、黄桦阔闪弓、床子大弓、猿辕弓、克敌弓、手射水角弓、黑漆弓、截绡弓、桦皮长绡弓、金钱乌绡弓、插绡弓、寸扎弓、竹弓等。弩有床子弩、步弩、九牛弩、大风翎弩、流星弩、冲阵无敌流星弩、木鹤弩、拒马刀弩、题筒木弩、黑漆弩、雌黄桦梢弩、白桦弩、跳蹬弩等;箭有点钢者,非常锐利;有置木朴头者,为教阅用;有置鹘鸣者,为.戏设用;有傅药者,为毒箭;有施火于箭前者,为火能。箭的种类颇多,有鸣铃飞号箭、鸣鹘箭、乌龙铁脊箭、火箭、铁骨丽锥箭、点销箭、木朴头箭、弹子头箭、风雨箭、狼牙箭、鸭咀箭、无羽箭、出尖四楞箭、三停箭、木羽箭、大风羽弩箭、风羽子弩箭等。
衣甲等防御武器:宋朝时期,作为将士和战马的卫体武器的盔甲和马甲,已被当政者所重视,根据《武经总要》关于盔甲与马甲图样的记载,在北宋时期盔甲和马甲已达到较为完兽的地步,至南朱更加完善。对盔甲与马甲的制造非常讲究并力求适用,“造甲之法，步军欲其长,马军则欲其短,弩手则欲其宽,枪手则欲其窄”。因为步人则直身行立,短则露足;马军则曲膝蹲坐，长则绾绊;马军甲裙所以独用过膝三寸。步人则甲身、腰圈、吊腿连成一片,名日全装，而易为披带;马军则吊腿,拖泥遴作二段,名日摘吊,而便于去取，故截为两段，上安结项四枚,遇敌则挂，上吊腿，而用避矢石,退师则解人搭袋,而免被牵制”,③这些记载说明当时对盔甲和马甲,都能量人体马体之大小,和便于将士运用武器和战马奔驰与有利卫体.而切于应用的要求,进行精心的制造。在盔甲和马甲的制造上,其组合比较合理。
①《宋史·兵志》。
②《宋史·兵志》。
③《翠微北征录·甲制·马军制》卷七。
军土所服之盔甲,大体分为头鏊、披膊、身甲、腿裙等部分。马甲,在北宋时分面帘、后搭、鸡项、荡胸、马甲身等部分。到南宋马甲分大装与小装两种,小装是在宋宁宗时发明的,比大装“合用””,小装包括甲身、搭尾、弓项、鸡项、面子、秋钱六个部分,在马甲制造上到南宋又有进一步改进。宋与辽作战与金作战,作战各方都不太重视重甲,西夏将士却是都服重甲,宋对西夏作战中,常因“衣甲皆软脆,不足挡矢雨失败。南宋时期,各方大都重视重甲。宋高宗曾令张俊造重甲“凡鍪甲一制,率重四十有九斤”,①重甲对防身确实起到相当作用,但由于重量大,行动受到制约,后来,又渐渐设法把重甲改为轻甲,马甲改为皮制。两宋制甲,选料广泛,种类颇多。按质料有铁甲、皮甲、纸甲;按种类则有钢铁锁子甲、三刃黑漆顺水山字铁甲、光明细钢甲、祥符钢铁锁子甲及一般的盔甲与马甲。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二月“诏先造光明细钢甲，以给士卒者,初无衬裹,宜以绸裹之,俾擐者不磨伤肌体”。②北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知澧州供备库副使宋守信献弩甲多种,其中有“三刃黑漆顺水山字铁甲”③。由于铁甲负荷太重,不利于机动灵活作战,为适应轻装上阵的需求,在南宋时期纸甲的使用便盛行起来。北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曾“诏江南、淮南州军造纸甲三万,给陕西防城弓手”,南宋时使用纸甲不限于官军,由于南方造纸业发达原料易得而低廉,而且制纸甲也简单易造,所以民众在反抗官府的斗争中,也自己制造纸甲。制造“纸甲用无性极柔之纸,加工锤软,叠厚三寸,方寸四钉,如遇水雨浸湿,铳箭难透”④。所以也便于水战。
北宋军衣,大体是褐色,到仁宗时改为绯紫两色。殿前司的捧日.天武、虎翼等军,穿绯袖衫子;侍卫马军司的龙卫、云骑武骑等军穿紫淏衫子;侍卫步军司的神卫、雄武等军穿紫袖衫子。各军都有规定的颜色。为标明军的番号,各军都着“绯小绫卓画带甲背子”,在这种背心上标出番号。南宋军衣,大体承继北宋旧制,一般仍是紫衫戎装。不过军服颜色与背心都成为番号的标志。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五.
②《宋史·兵志·器甲之制》。
③《宋史·兵志·器甲之制》。
④《潘幢小品·纸铠绵甲》卷上。
2、仓库、粮秣与军马.
仓库:
两朱从中央到地方广设各类仓库。中央机构几乎一般都设置仓库,其中卫尉寺、司农寺、太府寺以及军器监所设之库尤多。司农寺设二十五个仓库，“掌九谷康藏之事,以给官吏军兵禄食之用,凡纲运受纳及封桩支用,月具数以报司农,草场十有二,掌受京畿刍桔,以给牧监”①。太府寺,设左藏东库、左藏西库,“受四方财赋之人，以待邦国之经费,给官吏军兵俸禄、赐予”,于西京、南京、北京各豈左藏库。内藏库掌受岁计之积余,以待邦国非常之用”。还有奉宸库、祗候库、布库、茶库、杂物库、香药库、交引库、和剂库、寄桩库等。最重要为左藏库和内藏库,左藏库是国库，“国家经费所贮”②。“左藏及诸库受纳诸州上供均输金银丝帛及他物”③。内藏不领于有司者,是皇帝私产,“凡货财不领于有司者,则有内藏库，盖天子之别藏也,具官(皇帝、朝廷)有巨费,左藏之积不足给,则发内藏佐之,④内库开始子宋太祖,成制于太宗，“初,诸州贡赋皆输左藏库,及取荆胡,定巴蜀、平岭南、江南诸国,珍宝金帛尽人内府。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于讲武殿后别为内库,尝谓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太宗嗣位,漳泉、吴越相次献地,又下太原,储积益厚,分左藏库为内藏库。令内藏库使翟裔等,于左藏库择上绫罗等物别造帐籍,月申枢密院。
①《宋史·职官志》。
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七。
②《宋史·食货志·会计》。
④《宋史·食货志·会计》。
改讲武殿后库为景福殿库，俾隶内藏。其后乃令拣纳诸州上供物,具月帐,于内东门进人,外庭不得预其事”①。真宗对宰相说:“祖宗内藏所贮金帛,以备军国之用,非自奉也”。仁宗时“因西北事起,大率多取给于内藏”,神宗时改为元丰库,直隶朝廷。
诸路、府、州、军、县,普遍设“府库仓廪”,即钱帛库和粮仓,还有军资库军器库等。在漕运沿途还设有转般仓。此外宋朝还设广惠仓、义仓、丰储仓，让百姓在交正额租赋外再交一定量的粮谷储备起来，以便灾年开仓赈济。
(2)粮秣:
宋朝兵种多加上实行歉年募兵的方法,使兵额不断增长,造成“冗兵”现象，因此,军用粮秣的需求数额相当浩大。其办法主要由国家正赋即二税中拨给,或籴买,或屯田;或移屯就食等。宋朝国家征收二税,多采取“支移”和“折变”进行征收。所谓“支移”,即各地上供租赋,由国家指定交纳地点,或上供京师，或在本州或送至他州交纳,或运输边地。真宗“大中祥符初,连岁丰稔,边储有备,河北诸路税赋并听于本州、军输纳”②。但在本州交纳并不多见,更多是运输边地。如“河北诸州秋税多输边郡”③,“民以为苦”。“绍兴十六年三十年科拨诸路上供米:鄂州兵岁用米四十五万余石,于全、永、郴、邵、道、衡、潭、鄂、鼎科拨;荆南兵岁用米九万六千石，于德安、荆南、澧、纯(由岳州改称)、潭、复、荆门、汉阳科拨;池州兵岁用米十四万四千石,于吉、信、南安科拨;建康兵岁用米五十五万石,于洪、江、池、宣、太平、临江、兴国、南康、广德科拨;行在合用米一百十二万石，就用两浙外,于建康、太平、宣科拨其宜州见屯殿前司牧马岁用米并折输马料三万石,于本州科拨。并诸路转运
①《宋史·食货志·会计》。
②《朱史·食货志·赋税》。
③《宋史·食货忐·赋税》。
司桩发。时内外诸军岁费米三百万斛”①。两宋军队所需粮秣,常使用这种“支移”办法,予以调拨。所谓“折变”，是国家常将上供物折变为钱币。有时又把折变的钱再购某物,从中谋利。这样,对应科拨的粮秣,常采取折变钱币的支付形式。再用折变的钱币于驻地近处或在丰产米贱地区进行籴入。以钱币和籴占相当比重。其事例颇多:如在江浙、湖南“和籴以助军”②;高宗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始置场籴买,岁用大麦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斛”以供诸军马料;“都下马料,旧以其数和籴于人”③;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沿江制置司招籴米五十万石,湖南安抚司籴米五十万石,两浙转运司五十万石,淮浙发运司二百万石,江东提举司三十万石,江西转运司五十万石,湖南转运司二十万石,太平州一万石,淮安州三十万石,高邮军五十万石，涟水军一十万石,庐州一十万石,并视时，以一色会子发下,收籴以供军饷”④。在军队中实行屯田,也是补充粮秣的种办法。屯田分民屯、军屯、军民合屯等。太祖时即倡于边境屯田。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曾“命左谏议大夫陈恕、右谏议大夫樊知古为河北东、西路招置营田使”,由于陈恕“极言非便”,事未果行。其后,知代州张齐贤、知雄州何承矩、沧州临津令黄懋、度支判官陈尧叟以及大理寺丞黄宗旦,都力主募民屯田。陕西转运使刘综于雍熙四年(公元987年)明确提出军队屯田,“宜于古原州建镇戍军,置屯田。今本军一岁给刍粮四十余万石束，约费茶盐五十余万,傥更令远民输送,其费益多,请于军城,四面立屯田务,开田五百顷,置下军二千人,牛八百头耕种之。又于军城前后及北至水峡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无寇则耕，寇来则战,就命知
①《宋史·食货志·和籴》。
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
③《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
④《宋史·食货志·漕运》
军为屯田制置使,自择使臣充四砦监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①。至南宋、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浚、岳飞、吴珍及江、淮、荆、襄、利路帅,悉领营田使,广开屯田。屯田在补给军队粮秣上,收到一定效果。川陕宜抚吴珍“治废堰,营田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岁收二十五万石,以助军储”②。宁宗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四川宣抚安丙总领任处厚,言绍兴十五年诸州共垦田二千六百五十余顷,夏秋输租米- -十四万一千余石,饷所屯将兵,罢民和籴,为利可谓博矣》③。为解决军需粮秣,还采取丰地就粮的办法。王安石提出解决军需粮秣,遣军队到外地就食,他说:“今岁东南饥馑如此,汴水又绝,其经画固劳心,私窃度之,京师兵食宜窘,薪刍百谷之价亦必踊，以谓宜料畿兵之驽怯者,就食诸郡,可以舒糟挽之急”④
(3)军马。
两宋政权的军事作战对象,是善于骑射的契丹、女真、蒙古人及其所属骑兵。与此形势相适应,宋朝统治者也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因此,军马需求量相当大。如北宋李觉曾说:“制敌之用,实资骑兵为急”⑤。但由于当时军马补充困难,而养马和买马要耗费大量资财,所以当时有人主张“以步制骑”,宋祁就曾建议“提马益步”。然而在交战中,往往是以骑兵制胜,如狄青打败依智高,岳飞的岳家军中就有一支精干的骑兵,鄙城大战取胜,骑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两宋统治者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加强骑兵,千方百计来解决军马补充问题。其补充军马的措施,主要是国家设场饲养繁殖和于边疆买马,也还采取其它办法来扩大马源。为了加强马政建设,宋太祖即“承前代之制”,开始设置左右飞龙两
①《宋史·食货志·屯田》.
②《来史·食货志·屯田》。
③《宋史·食货志·屯田》。
④《王文公文集·与马运判书》。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
院,“以左右飞龙二使领之”①。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改飞龙为天厩坊”,不久于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又将天厩坊改为左右骐骥院,下设“左右天驷监四,左右天厩坊二,皆隶焉”②。至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创置估马司,“凡市马，常辨其良驽,平其直,以分给诸监”。威平三年(公元1000年)又置群牧使,“以内臣勾当制置群牧司,京朝官为判官”。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加强群牧司的权力,以“知枢密院陈尧叟为群牧制置使,又别置群牧使副都监,增判官二员”，“凡厩牧之政,皆出于群牧司”,“自骐骥院以下,皆听命于群牧司”。真宗时,在地方有十四监,“知州通判兼领，诸监各置勾当官二员”。自宋太祖设置“养马务一,葺旧务四,以为牧放之地”。太宗诏:择丰扩地置牧龙坊八，以便牧养”。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立牧监赏罚之令”。但马驹始终孳生不多。草料与“恫刍兵校”米、盐、油、菜,耗费极大,诸多弊端,使饲马得不偿失。至乾兴(真宗年号)天圣(仁宗年号)间,“兵久不试,言多以为牧马费广而无补,乃废东平监,以其地赋民”。后河南六监皆废,旋又复洛阳、单镇二监。地方诸监常有废置,马也经常易监管理。由于群牧司“未尝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马不蓄息”,为加强管理乃在“河南北分置监牧使”,“在河阳者为孳生监”,“凡外诸监并分属两使”,但养马仍是弊窦丛生。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尚书省言元祐置监,马不蓄息,而费用不费。今炒苑最号多马,然占牧田九千余顷,刍粟官曹,多费缗钱四十余万,而牧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调习不中于用。以九千顷之田四十万缗之费,养马而不适于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见。今以九千顷之田,计其硗瘠三分去,犹得良田六千顷，以直计之,顷为钱五百余,以一顷募一马,则
①《宋史·兵志·马政》
②《宋史·兵志·马政》
人得地利,马得所养,可以绍述先帝隐兵于农之意”。发议颇中其弊,其后保甲养马之制风行起来。至王安石变法,以保甲养马作为变法内容之一。总观两宋养马之政,获益不大,成功甚微。但为解决军马急需,宋仍是不断扩大马源。后来,买马成为补充军马的主要来源。买马(市马)的办法很多，计有“券马”、“省马”、“马社”、“括买”等所谓“券马”即“凡收市马,戎人(少数民族)驱马至边,总数十百为一券,一马予钱千,官给刍粟,续食至京师有司售之,分隶诸监”;所谓“省马”，“边州置场市蕃、汉马团纲,遣殿侍部送赴阙或就配诸军”;所谓“杜马”，即“陕西广锐劲勇等军,相与为社,每市马，官给直外,就众哀金益之”;所谓“括买”,“军兴籍民马而市之，以给军”。其外,还通过各种形式扩大马源。太祖赵匡胤时,开始“岁遣中使,诣边州市马”;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诏市吏民马十七万匹”;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出内藏库绢二十万市马于府州岢岚军”,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又诏“陕西转运使司以银十万两市马于秦州，岁以为常”,仁宗嘉柘元年(公元1056年),诏“三司出绢三万市马于秦州,以给河东军”。初时买马多以绢帛，后出茶马交换，于是并茶马为一司,宋设置了茶马司。历经两宋,终其朝而“市马不辍”①。尽管两宋统治者,在养马买马上耗费大量资财,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仍没有解决军马不足的问题。仁宗时,宋祁说:“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②。宋神宗时“河北马军缺马,其令射弓一石者给马,不及一-石,令改习弩或枪刃”③。哲宗时,骑兵有十分之三、四无马。南宋因陕西失陷,市马受到局限,西南马体矮小,不如北方高壮。南京陆游在其《剑南诗稿·龙眼画马》中作个形象描绘:“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
①以上引文均见《宋史·兵志·马政》卷一九八。
②《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二。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
瘴乡所产非权奇,边头岁人几番皮,崔嵬瘦骨带火印,离立欲不禁风吹”。缺马和马的质量下降,愈后愈加严重,这是其骑兵建设的致命弱点。与之相反,辽、金、西夏、元都有精干的骑兵,且军马来源充足，“一胡两马”①,甚至“每正军一名,马三匹”②。两相对比,宋的骑兵建设远远落伍其后,这也是宋对外战争中,常常败北的重要原因之一。
3、军费筹措
军费的支出。两宋时期封建经济有一个新的发展,在生产领域中的产董和质量都较前此朝代有着显著提高,国家的税收同时也大大增加，尤其手工业和商业的税收更加迅速.上升。但军费的支出也十分浩大。仁宗时富弼曾说:“自来天下财货所人,十中八、九赡军”③。至南宋时期,军费支出依然相当浩大。高宗末年,吴芾说;“大农每岁养兵之费十之九”④。孝宗在传位给光宗时,说:“当今天下财赋,以十分为率,八分以上养兵,不可不知”⑤。宁宗时,姚愈上奏,“大略官俸居十一,更禄居十之二,兵廪居十之七”⑥。两宋,军费所占财政支出比例,大体接近。在军费支出中,除大量用于军俸、粮秣、马匹等开支外,在制造兵器方面的支出,也是相当可观的。两朱时期,兵器价格十分昂贵。仁宗时尹洙说,在陕西一带“弩一枝钱一贯五百文足,弓一 张,钱七、八百文足”⑦。神宗时,在开封“买弓一张至千五百,箭十只六七百”⑧。根据南宋初的资料来考察,全装
①《懒真子》卷三兰。
②《辽史·兵志》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九。
⑤《皇宋中兴两朝圣殴》卷六O.
⑥《朱会要·食货》卷二三。
⑦《河南先生文集.申乡兵弓手轮番教阅状)卷二四。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
甲一副,值三十八贯二百文;马甲一副价值四十贯一百文;弓一张价值二贯八百文;提刀一把价值三贯三百文;弓箭一支价值七十四文;弩箭一支六五文;应鼓一个价值六贯五百文;兵幕一座价值六十九贯八百文。当时“置御前军器局于建康府，岁造全装甲五千,矢百万”①,按上述价格计算,全装甲和弓箭单价为准当在二十六万五千贯,这只是在生产部门的费用。要武装百万大军,只军器用费，亦是相当可观了②。
军费的来源:两宋的军费、大都取自百姓的赋税。宋朝的税制，大体概括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官税。直接税主要有:田租、口赋、城郭(宅地)之赋、杂变之赋;间接税主要是指国家专卖事业，以盐、茶、酒、香料、矾以及诸矿物质为主。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锡、铅、水银、朱砂、石炭、木炭等。香料多用于对外贸易。这些行业的总产值和税收,为国家年财政收入的大宗。依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为例:“诸坑冶,金总收万七百一十两;银二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两;铜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铁五百五十万一千九十七斤;铅九百十九万七千三百王十五斤;锡二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银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两有奇”③。两宋国家在产地设监、冶、场、务等,置专司官吏主管和经营生产与征税事宜。这些矿产,为制造兵器提供原料。以上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大量收入,都成为国家军费的来源。
军费的筹措:两朱长期同辽、金、西夏、蒙古、元进行频繁交战。在战争中,宋一直处于防御的被动地位。为了防御敌国的蚕食和进攻;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两宋统治者每年要把年收人的十分之八、九用来充作军费,不足,还要另行筹措。北宋初太祖太宗时期，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O八。
②参考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
③《宋史·食货志·坑冶》。
“上下给足,府库羡溢”,军费负担尚觉不太突出。自真宗以后，由于皇帝奢侈迷信加上军费开支庞大,乃开始出现“上下始困”的局面。神宗时期,王安石想通过变法,扭转这一财政危机,但效果还未璨巩固,变法即告失败。吕景初主张减兵,以解决筹措军费的困难问题。他说“今百姓困穷,国用虚竭,利源已尽,惟有减用度、尔用度之广,无如养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拣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敌,竭民膏血以啖之犹为不可,况羸疾老怯者又常过半,徒费粟帛，战则先奔,致勇者亦相牵以败”。所以他认为,“兵在精不在众”,应汰除“冗滥”①。南宋时,对军费的筹措同样陷于困窘之中。朱熹指出:“竭生灵之膏血以事军旅之费”②。南宋自绍兴(高宗年号)和议之后,战事跋少,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有所发展,高宗和宰相秦桧加紧收敛,府库又“金币山积”③,孝宗继高宗之后，颇为注意理财和备战,因面这时南朱又出现一次储备高峰。但自宁宗开禧年间北代之后,直至南宋灭亡,宋同元的战争日益加剧,失地赔款，加重军费的支出,又出现了持续七十余年间的财政危机。军费支出有增无减。至理宗时“土地日蹙,赋人日少”国,主要靠“和籴”掠取粮草及滥发纸币来弥补赤字，“恃和籴以足糗粮,倚造楮以为泉货”④,军费的筹措更形困窘了。
4、交通运输与舟车
北宋建都开封,南宋建都临安(杭州),其水陆交通线是以其京师作为中心向外幅射和延展的,这样就形成了两宋新的交通体系。关于陆路交通方面,北宋从京师开封府向四面八方延伸陆路交通线，如:西向至长安再北延至陕西、甘肃;西南行至四川各地;东向至今山东各地;东南行经应天府延至今江浙闽各地;北向渡黄河至大名府、真定府、燕山府、太原府;南线自开封府取道蔡州、阳军,东行至寿春、东南行可至南康、洪州;南向经岳州、潭州可达.广东。南朱都临安,当时人口近一百二十万。为南朱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以临安这个中心,将境内鄂州、建康、泉州、广州等大的经济贸易中心联系起来,通过这几个大城市又把当地的中小城镇联系起来,就形成了以临安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南宋同金划淮河为界,宋在淮河南岸建盱眙城,同金属泗州隔岸相对，成为两国贸易中心。两国虽处于敌对状态,但彼此贸易往来不绝。在楚州、淮阴、安平、霍丘、光州、信阳,枣阳等地,均没有榷场进行贸易。
①《宋史·吕景初传》。
②《朱文公文集 ·庚子应诏封事·戊申封事》眷–.
③《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左藏南库·甲集)卷一七七。
④《杜清献公集·经筵已见奏札·辛丑八月》卷一二。
⑤《杜清献公集 ·经筵已见奏札·辛丑八月>卷一二。
关于内河交通方面,北宋京师汴京是南北大运河水道系统的枢纽，并以汴京为中心，把南北大运河连结起来。通过水路沟通了东西南北,从而将全国各地各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人京师,以满足京师的社会生活需要;同时京师物资也借此运往各地。这样一个水运体系,对军事后勤具有重要意义。北宋朝的内河漕运和交通,比唐更盛。北宋的内河航运,以“四渠”、“四河”最为重要。“四渠”即汴河、惠民河、金水河、广济河;“四河”即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黄河。其中漕运量最大的是汴河,其沿岸经四路二十四县。“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至道(太宗年号)初,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真宗年号)初至七百万石”;黄河控陕西财货,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运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陕西诸州菽粟自黄河三门沿流人汴,以达京师”;惠民河为京西河运要道,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运“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为京东河道,可集散齐鲁一带财货，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运“粟十二万石”于京师①。
①以上引文均见《朱史·食货志·漕运》。
另外,御河是国家专用支送河北军粮的河道,由卫州(河南汲县)东北,直至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四季均可航行,更无水患之虞。长江将南方诸河流联系起来,其支流各地财货,集运至长江,再从长江进人运河，偕运河之便，以水路达京师。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描述了北宋汴河沿岸社会风情,看他的画,可以想见当年北宋京师是何等繁荣了!南宋境内水渠棋布，内河航运,较之北宋更为发达。
关于海上交通方面,两宋特别是南朱,沿海航运相当活跃,承于唐但更盛于唐。突出之点,是唐时海外航行多乘“蕃船”,至宋则多是华船，以华船代替了蕃船的地位;同时航行使用指南针。南宋海外贸易大大超过了北宋。高宗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以百万计”①。南宋时,朝廷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等地设市舶司,在温州和江阴军设市舶务,在澉浦设市舶场,专司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税收为国家重要财源,广州税收每年已达一百一十万贯。南宋先后同日本、大食、高丽及非洲东岸二十几个国家通商,前来贸易的国家竟有五十余个。主要输出是瓷器和丝织品，由外国输入多是药材与珍宝。两宋与高丽互遣使者,常取海道,颇担风险,但往来仍是极为频繁。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九月高丽“遺使时赞等来贡,涉海、值大风，船破,棚死者七十余人,赞仅免，诏加劳恤”②;北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加治(高丽王王治)检校太师,仍降诏存向军吏耆老,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高丽使臣白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罔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瓮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日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治迎使于郊,尽藩臣礼,延留靖等七十
①《宋会要·职官》卷四四。
②《宋史·外国传·高丽》。
余日而还,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布三万余端,附表称谢”①。宋同高丽间海上往来的路线，一般是“自明州定海遇便风三日人洋,又五日抵墨山人其境,自墨山过岛屿,诘曲礁石间,舟行甚驶,七日至礼成江,江居两山间,束以石峡,湍激而下,所谓急水门，最为险恶,又三日抵岸,有馆曰碧澜亭,使人由此登陆,崎岖山谷，四十余里乃其国都”②。
关于舟车方面,宋承唐制,但有新的发展。北宋在京师开封府设造船务,皇帝常至造船务检阅和监督制造战船。至南宋由于内河及海_上航行的需要，同样重视造船，沿海渔民广泛自制船只。当年船的品类繁多,有雇募客船、楼船、神舟、运船、战舰、轮船、车船、游.艇、以及各类小船包括渔船等。其中雇募客船，“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雨行也。….又 于舟腹两旁缚大竹为橐以拒浪….海行不畏深,惟惧浅阁,以舟底不平,若潮落则倾覆不可教,故常以绳垂铅锤以试之,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惟恃首领熟悉海道,善料天时人事而得众情,故仓卒之虞,首尾相应如一人,则能济矣”③;神舟则“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船也”④,朱或《葬洲可谈》中记载有一种大船,他写道:“船舶深阔各数十丈,海中不畏风涛,惟惧靠阁,谓之凑浅..令鬼奴持刀絮自外处补之,鬼奴善游,人水不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使知所至”。船上使用指南针,是航海事业的一大进步。而游艇,船身可达数层之多,游人在船上可以眺望水周自然风光。就这些大船的制造规模观之，可窥见两宋造船业成就之一斑。
①《宋史·外国传·高丽》。
②《宋史·外国传·高丽》.
③徐竞《宜和奉使高丽图经》。
④徐竞《宣和奉使高熏图经》。
车的制造与使用,也是在承袭唐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根据《宋史·舆服志》记载,车的种类很多,有玉辂,大辂,大挚,芳亭辇，凤辇,逍遥辇、平輦、七宝辇、小舆、腰舆、耕根车、进贤车、明远车、羊车、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鸾旗车、祟德车、皮轩车、黄钺车、豹尾车、属车、五车、凉车、相风鸟舆、行漏舆、十二神舆、钲鼓舆、钟鼓楼舆等。但这些辇輿与车大都为帝王后妃与贵族将相所用之,车辆,不能用于战争。两宋由于战争的频繁,为适应战争对车的需要，颇有新的改进与创制。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二月,汾州团练推官郭固进“战车式”,受到知并州韩琦的费同,他认为这式样的车“临阵御敌,缓急易集,其车前锐后方,上置七枪,以为前后二拒，比马燧战车以刺戟于后,行载兵甲,止为营阵者也。古者鹿角束以戈戟在前,故有鹿角之号。今前后俱插枪者,拟此也。又以民车之箱,增为重箱,高四尺四寸,前后二户高于箱等,因革挽之。关起所谓革车掩户笼毂是也。置床子驽一,车上客五人,弓二、弩二,其人击金鼓,以为一车进止,前辕置蒙幢- – 以障牵车者”①。两宋朝廷鼓励对战车的改进和创造发明,广泛向臣民征集战车的制造式样。–时献出车的制造法式者,接踵而来,选中者进行推广,制造出许多类型的战车,如陷阵车、二十将兵车、五十将兵车、巷战车、塞门刀车、寨脚车等各类战车。因之,两朱时期在战车的制造技术与实际应用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5、重要战争战役的后勤保障
关于宋代重要战争战役的后勤保障,现择其要分述于下:士兵出战时的准备:战士出征配带全副武装,步兵穿军衣、带盔甲、携军器;骑兵,在自身穿军衣带盔甲武器外,还有战马及马甲。除此之外,每人都要搒带十天的口粮。为了能够多带和便于食
①《宋会要》卷一六九二。
用,对所携带的口粮进行加工,制成耖一类的干粮。先是“配坊郭户”制作，“人以为扰”，所以后来改“令就粮指挥有室家兵级分造干粮、麻饼,量给菜、酒、柴、水钱”①。在制方法方面,种类很多。《武经总要》载有供五十日用的主食与副食的作法:“米-石,取无谷者，净淘炊熟，下浆水中,去水曝干,淘去尘,又蒸曝之,经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合,先以热水浸之,得湿透,然后煮食之，一人可五十日”;取小麦面作蒸饼一枚,浸醋一升,曝干,以醋尽为度,每食梧桐子大,煮之,人可食五十日”。副食制作，“盐三升,以水和人锅内,炭火烧之,即坚小不消，一人食之可五十日”;“豉三升，捣如膏,加盐五升,捻作饼子，曝于,每食如枣核,酱菜,一人可食五十日”。专为战士出征，制成各种干粮:如硬块盐、粗布醋干,干豉等，“边远行军,则有靡饼、皱饭、麦袋、杂饼之类”②。北宋宋琪说，一个士卒“军粮自赍,每人给耖二斗余,盛于之囊以自随,征马给生谷三斗,作口袋,饲秣日以二升为限,旬日之间,人马俱无饥色”③。宋朝士兵出征时,一般携带自用的十日口粮,如岳飞攻打蔡州,有兵二万人，“披甲持十日粮④,非有把握的速决战,在十日内是解决不了战斗的。交战之后,兵源粮秣、兵器必然不断遭到损失,这就需要源源不断地进行补充，以使战争持续地进行下去。这就需要有大量的军事后勤工作,对战争作有力的配合。
战争中的后勤补给:宋朝对外作战,有“辎重队”随军前行。“辎重队”是军队给养部队，被视为军队的生命线,受到军队的重点保卫。一般在行军时,在“辎重队”的两翼有“战锋队”形成四方行列,以防敌人夺取。“辎重队”所带军需品毕竟也是有限的,与之同时也还需要从后方不断将军需物资运往作战前线。每一-次大规模的战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
②《武经总要·赍粮·前集)卷五。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一。
④《金陀续编·岳飞事迹》卷二七。
争,后勤工作都是极为烦重的。在朱朝时期,交通设施虽然有一定进步,但也并不十分发达。在平原,一些军需物资可以用车拉畜运，必要时也役使人力;但在山区,由于道路崎岖险峻,往往以牲畜驮运和人力肩负。其“运粮之法,人负六斗”,牲畜则大体“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①。时人王絢作过推算,按每人每月消费六斗,另加马匹消费,如行军十万,消费即可达到七万石以上,这就需要由一万六千以上民夫、或七万头驴,或四万六千四马骡,或二万三千匹以上骆驼来运输。同时民夫、牲畜本身又要消费。足见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动用民夫和牲畜数量之浩大,是非常惊人的。况且“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其间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众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啻六斗矣”;牲口“比之人运,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侔”②。一些大规模的战争，给百姓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沉重的运输苦役,致使服役人户家破人亡。宋琪说:“臣每见国朝发兵,未至屯戍之所,已于两河诸郡调民运粮,远近骚然,烦费十倍”③;南宋初年，于蜀道上运粮,“役夫饥饿疾病相仍,毙于道者三分之一”④。由于在战争中,从远道运粮,不仅耗费太大,而且常因道途艰险不能如期运至,甚至途中遭到劫夺,难以保证。如果军力强大,其最为得力的办法,就是“因粮于敌”，从敌人手中夺取物资补充自己的军需。这是历史上在军事后勤方面,常常为强国所采取的一个办法。由其取粮于敌,从而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发展。这样“因粮于敌”的事例,在史籍之中，是屡见不鲜的。
北宋平后蜀之战: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九。
②沈括《梦攘笔谈》卷一一
③《宋史·宋琪传》。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0。
孟知祥在五代时建立后蜀,至宋初其子孟昶为蜀国皇帝。盂昶欲联合北汉夹攻宋,先遣孙遇、杨蠲、赵彦韬潜入宋的京师进行侦察。赵彦韬却将孟昶写给北汉刘钧的密信(信中写着“只待灵旗之济河，便遣前锋而出境”)“蜡丸帛书”,暗地奉上给宋太祖。太祖早有伐蜀之意，“得书大喜日:吾用师有名矣”①,于是在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十一月下令伐蜀,命“忠义军节度使王全斌充凤州路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武信军节度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充副部署、枢密副使壬仁赡充都监”,“率禁兵三万,诸州兵二万人分路进讨”。令“孙遇等指画江山曲折之状及兵砦戍守之处,道里远近,俾画工图之,以授全斌等”,并令王全斌等“凡克城砦只籍其器甲刍粮,悉以钱帛分给战士”②。大军从凤州、归州向蜀进发。孟昶以王昭远为都统出师拒战,王全斌等首克万仞、燕子二砦,进取兴州，“连拔石圆等二十余砦,获粮四十万”③。进而与蜀军“战子三泉砦，败之,擒(韩)保正及(李)进等,获粮三十万”。朱军乘胜屡败蜀军，壬昭远“渡桔柏江,焚梁,退保剑门”。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春正月,王全斌进军次益光，侦知有小路可绕过剑门,于是王全斌越大山数重,经过来苏狭径、出剑门南二十里,至青疆,返师夹攻剑门。突破剑门之后,朱师进逼成都。孟昶“惶骇,问计子左右,有老将石斌对日:宋师远来，势不能久,请聚兵固守以老之④,孟昶叹息说:“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土四十年,及遇敌,不能为我东向发一矢,今若固垒,何人为我效命?⑤此时,王全斌已次魏城。孟昶认为大势已去,只有归附一途,乃“命李昊草表请降⑥ ,朱军入城后蜀亡。
北宋灭北汉之战:
北汉为高祖刘知远之弟刘崇所建。宋太祖开宝元年(公元968
①《宋史·世家二·西蜀盂氏》.
②《宋史·世家二·西蜀孟氏》。
③④⑤⑥《宋史纪事本末·平蜀》卷四.
年)秋七月,北汉主刘钧死,养子刘继恩即位,不久为其内侍官侯霸荣所杀。刘继元即位,朝政一片混乱。守昭义节度使李继勋与曹彬攻北汉,初颇获胜,后因契丹来援北汉,李继勋乃还师。宋太祖乃谋大举伐汉,命“(李)继勋等将兵先赴太原，以光义为东京留守,自将发汴,三月至太原,筑长连城围之,立砦于城四面,继勋军于南;赵费军于西;曹彬军于北;党进军于东”①,又命“壅汾晋二水,以灌城”②。北汉君臣乱成一团。这次太祖给北汉以重大打击之后,于闰五月班师。北汉主由于宋退兵“籍宋所弃军储,得粟三万,茶、绢各数万,丧败之余,赖此少济”③。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太祖命“党进.潘美.杨光美、牛思进、米文义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进等,分攻忻、代、汾,沁、辽、石等州。诸将所向克捷,进败北汉兵于太原城④,北汉求救于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数之⑤。至此,太祖麾兵还师。其所以不败而还师,是早此赵普献给太祖的谋略。赵普说:“太原当西、北(西指夏,北指契丹)二面,太原即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帝以为然,故虽连年攻伐,至城下则退师⑥,这是宋之所以迟迟不提前灭掉北汉的原因。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南方诸国均已平定,独当西、北二面已无后顾之忧,太宗便决意出兵灭掉北汉。“以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帅崔彦进、李汉琼、刘遇、曹翰、米信、田重进,分四面攻太原,又以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以断燕蓟援师⑦。太宗亲征伐汉。北汉求救于契丹,契丹主以耶律沙为都统、敌烈为监军,出兵与宋军进战至白马岭,契丹失败,敌烈等战死。耶律斜轸率兵又至,以宋将领间有磨擦,对契丹战中这支刘遇所部宋军失利。夏四月,太宗自镇州出发,“行营都监折御卿分兵攻岢岚军，下之,遂取岚州⑧。太宗遣军使解晖、折彦資等先发兵围之(隆州),继遣尹勋往攻陷隆川城。太宗进攻太原,“时潘美等屡败汉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宋史纪事本未·平北汉》卷一二。
进筑长连城，围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汉外援不至，饷道又绝,城中大惧”,更急攻城,致使“城无完堞”,“矢集城上如蝟毛”①。在宋军的猛烈攻击之下,北汉主于“五月甲申”终于乞降。太宗下诏“授刘继元”特进检校太师、右卫上将军,封彭城郡公，赐赍甚厚,命刘保勋知太原府。凡得州十、军一、县四十一。北汉亡。
北宋初,在统一各国的过程中,宋是以大国临小国,无论军事.后勤实力和军事后勤准备都是很充实的。始进攻南唐时,可以从容制造“浮梁”，在胜仗中竟可弃掉军资,如太祖兵围北汉太原,在胜仗中退兵,弃“粟三万,茶、绢各数万”,足见其军资之雄厚;同时有力量首先打败和降附敌方一些州县,以“因粮于敌”,解决军事后勤的补充,如宋军平后蜀,进取兴州“连拔石圃等二十余砦，获粮四十万”;又败蜀军于三泉砦，“获粮三十万”。宋征伐各国完全处于主动地位。诸国所处地位则与宋相反,诸国不仅地狭人少,更主要是政治腐败,逆来顺受,对来自宋的压力,都想以厚礼献、表忠心来换取大国的宽容,对军事后勤和战争准备极差。在宋的军事进攻面前，多是退守防御，既不能顽强迎战,在临退守城池之前,又不能坚壁清野。于退守孤城之后,便陷于往往坐以待毙。如北汉主刘继元被宋军围困于太原城中,最后“外援不至，饷道又绝”，只好投降。诸国几乎完全都处于被动的地位。看来军事后勤工作,是为加强军队战斗力服务的;而军队的战斗力又是军事后勤工作的保卫者,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宋辽战争中的重大战役:
宋辽高梁河之战: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灭北汉之后,立即亲自率兵往征契丹,“五月庚子遂发太原,六月丁卯次东易州”，自易州而涿州,进次幽州，一些契丹州、县宋将多降。“宋
①《宋史纪事本末·契丹和战》卷一三。
渥、崔彦进、刘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围之三周”①。“秋七月契丹顺州、蓟州皆降②”,当时耶律学古守燕“悉力备御,不能支,城中大惧,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宋辽双方大战于高梁河,初耶律沙战败将遁，“休哥兵适至,与耶律斜畛分左右翼以进,复战”,太宗大败，“死者万余人,甲申帝引师南还,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骡车走免,丧资槭不可胜计”③。其所以失败,主要是孤军深人,加上“诸将以师罢饷匮,不欲行④”,归根到底是由军事后勤准备不够。
岐沟关之战: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春正月,宋太宗乘契丹主圣宗即位，“主幼国疑”之际,以“曹彬为幽州道行营都部署、崔彦进副之;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杜彦圭副之,出雄州;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狐(今河北涞源);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杨业副之出雁门”⑤,诸将临行陛辞太宗,太宗“谓日:潘美但先趋云、朔,卿等以十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不得贪利,虏闻大兵至,必悉众救范阳,不暇援山后矣⑥。但是,战争一开始,中路、西路进军顺利,连战皆捷。曹彬见他路取胜,心中焦急,不甘人后,竟不顾陛辞太宗的部署,冒然率军直前，进次涿州。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战，“夜则令轻骑掠其单弱以胁余众”;“昼则以精锐张其势,又设伏林莽,以绝粮道”。曹彬孤军深人,在涿仅驻十日“食尽,退师雄州,以援馈饷”⑦。在退雄州之后,曹彬部将“耻握重兵不能有所取,谋议蜂起”⑧,曹彬只好复趋往涿州,“休哥闻之，以轻兵来薄,伺蓐食,则击离伍单出者。且战且却,由是军士自救不暇,结方阵,堑地两边而行,时方炎夏,军渴乏井,漉淖而饮,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粮又将尽”间。这时“契丹主隆绪与其太后自驼罗口将大兵应援,趋涿州,彬、信复引退,休哥因出兵蹑之,战于岐沟关”⑨。岐沟关大战“彬、信败走,无复行伍,夜渡拒马河,休
①《宋史纪事本末·契丹和战》卷一三。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宋史纪事本末·契丹和战》卷一三。
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胜计”①。曹彬、米信“南趋易州,方濒沙河而爨，闻休哥引兵复至,惊溃,死者过半,沙河为之不流,弃戈甲如丘山”②。宋军东路惨败。中路、西路也相继接踵败北。这次战争中宋军之所以失败,主要是曹彬没有把三路军的进退看成是一个整体部署,由于各行其是,不相配合,孤军深入,致使粮道被切。虽然此次失利并非都由于后勤保障不力,但指挥者未能在战略决策中考虑后勤因素,致使食粮用尽,军队无能持久拒守,最终无能挽回败局,其中不能否认后勤保障不力所带来的后果。
宋与西夏战争中的重大战役:
西夏，是唐时由青海迁于今天陕西陇东一带的党项羌所建立的国家.唐末其首领拓跋思恭因剿灭黄巢起义军“有功”,被皇帝赐姓李,封夏国公。传四世至李继捧,这时已进入朱初。李继捧于宋太宗时归服宋朝，赐姓名赵保忠。不久李继捧为其弟李继迁所逐。李继迁乃据有河西等地,与宋对立。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遣使拜继迁鄜州节度使,继迁不受”③。宋太宗由于“遣白守荣等;护刍粟四十万赴灵州,李继迁邀击于捕洛河,守荣众溃,运饷尽为所夺”④,甚为羞怒,于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夏四月,“命(李)继隆出环、丁罕出庆、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张守恩出麟五路进讨,直趋平夏”⑤约“诸将进军，期抵乌白池”，由于李继隆擅改进军路线,打乱原来军事部署,致使“诸将失期,士卒困乏,终不能破敌”⑥。这次李继隆出师不利,八月无功而还。至宋真宗初年,由于白守荣运饷赴援中途被劫;李继隆率军进击夏军又遭失败;重镇灵武处于危急之中。朝廷重臣对灵武弃守持意见不一，多数人主张可弃不可守,真宗力排众议,决意出师坚守灵武。于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以王趣为西面行营都部署,将步骑六万,援灵州”⑦。王超大军未至,灵州已为李继迁攻下,西夏以灵州为西平府。至朱仁宗时,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至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三年间,宋西夏多次交战,宋师连败于三川口、好水川、镇戍军等地。其间元昊于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38年),称皇帝,国号夏。次年同宋议和,元昊取消帝号称夏国主,朱每年赐西夏巨额银、绢.茶等。其后西夏对朱时叛时服,战事仍是经常发生。至宋神宗时,双方战事又激化起来。
①《宋史纪事本末·契丹和战》卷一三。
②③④⑤⑥⑦《宋史纪事本末·西夏叛服》卷一四。
朱神宗伐西夏之战:宋神宗谍知西夏主秉常为其母梁氏幽禁认为，“此千载一时”,“宜兴师问罪”,于是“命李宪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①,分五路大举伐夏。诸军进击西夏之初,都有所进展,取得-一定战果。但其中有的进军路线很不顺利。如:“内使王中正率泾原兵出麟州,渡无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湿,士马多陷没、糗粮不能继,又耻无功,遂入于宥州,时夏人弃城走河北，城中遗民百余家,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马充食”;也有因嫉功致失战机的。如刘昌祚一路克敌制胜,进“薄灵州城,兵几人门”,由于他受高遵裕节制,高遵裕嫉刘成功乃“驰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进”,俟“遵裕至,围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决黄河七级渠以灌营,复钞绝饷道,士卒冻溺死,遂溃而还,余军才万三千而已,夏入蹑之,夏败”②,刘昌祚只得返还泾原。种谔一路进至米脂,“留千人守米脂,身率大众进攻银、石、夏州,遂破石堡城，进至夏州驻索家平,会大校刘归仁以众溃，而军食又乏,夏值大雪,乃引还,死者不可胜计，入塞者仅三万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柰王.井,粮尽士卒死者二万人,乃引还”③。李宪率军五路伐夏,至此完全失败。在进攻被西夏陷没的灵州失败之后,众臣重议对西夏之策,多主张“兴历当银州”给事中徐禧上言认为不然，“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之会,而故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堑,实
①②④《宋史纪事本末·西夏用兵》卷四十.
不如永乐之形势险陌，请先城永乐”①,“帝从禧议,诏禧护诸将,往城永乐”,徐禧“自率诸将往筑之，十四日而成,距银州二十五里,赐名银川砦”。徐橹等在筑城之后,退还米脂，“以兵万人属曲珍守永乐②,在徐禧离永乐之后九日，“夏人以千骑趋新城(银川砦)，“曲珍使报禧,禧遂与李舜举、李稷往援之”,“时夏人三十万已屯住泾原北”，“徐禧抵永乐，夏人倾国而至”。“夏人益众进薄城下,(曲)珍兵陈于水际,将士皆惧色”,在夏铁鹞子军渡河攻击之下,曲珍军败人城。“夏人围之,厚数重,且据其水砦,(曲)珍士卒昼夜血战,城中乏水已数日 ,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 六七,至绞马粪汁饮之,(沈)括与李宪援兵及馈饷,皆为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谔怨禧,不遣救师”,完全失去外援，“城中大急，会夜半大雨,夏人环城急攻，城遂陷”③,徐禧等为乱军所杀。“唯(曲)珍裸跣走免,将校死者数百人，丧士卒役夫二十余万,夏人耀师子米脂城下而还”。
神宗几次出兵西夏,均遭惨败,固然由子将领争功嫉能,行军不相配合,各行其是，贻误战机等构成其失败。然将士跋山涉水，远道争胜子千里之外,其军事后勤之不足与不及时,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朱自千里以外运粮刍于西夏,在军力失去保障的情况下,往往为夏人 所劫;粮刍供给失时,每至损伤将士的战斗力,两者恶性循环,士气便每况愈下,自然难于在战争中取胜。由于军力不强,更难于“因粮子敌”，从西夏夺得军需物资。西夏又能针对宋军弱点,采取克敌制胜的策谋。夏主秉常之母梁氏，“闻朝廷大举”，“问策于廷,诸将少者尽请战,一老将独日:但坚壁清野、纵其深人。聚劲兵子灵、夏，而遣轻骑钞绝馈运,可不战而困也④,而夏正是用这一方略对付宋军的。由此可以看出,宋与西夏之战所以失败,主要是后勤保障失利。
宋金战争中的重大战役:
①②③④《宋史纪事本末·西夏用兵》卷四十。
金第一次大规模侵宋:完颜阿骨打于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在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称皇帝,国号大金,年号收国。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帝阿骨打灭辽，同年(公元1125年)十月发兵侵宋。兵分两路,东路由斡离不(宗望)统率,自平川(卢龙)取燕山府,出河北;西路由粘罕(宗翰)统率,自云中(大同)，取太原府,出河东。以钳形攻势进围汴京。两路进军受到抵御,久攻太原不下。东路斡离不进军燕山,郭药师率原辽降卒转降于金。郭药师的投降，金不仅得“燕山府所属州县”,且“益知宋虚实，因以(郭药师)为响导,悬军深入矣”①,因此东路进展极速。宋徽宗见势不妙,惊忧失魄,立罢花石纲,下罪己诏,号令天下勤王,急传位于太子桓，即钦宗,自称教主道君太，上皇,遣使以内禅告金,请罢兵和谈。次年,即建康元年(公元1126年)春正月,金军于滑州渡河,宋守河将士,远“见金兵旗帜烧桥而遁”,“望风迎溃”，如人无人之境。斡离不由郭药师作响导,首先“抵都城西北,据牟驼冈天驷监,获马二万匹,刍豆如山”② ,迅速进围汴京。此时朱“京师戒严”,太.上皇在蔡京、童贯等一伙奸臣护拥下仓卒东行,百官多有潜出,宰执也“议请帝出幸襄邓”,只因李纲等向皇帝报陈利害进行谏阻,钦宗“始定固守之议③,于是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以便宜行事”，“治.都城四壁④。与此同时,李邦彦等的议和主张,仍是甚嚣尘，上。钦宗一面备战,另又命李棁出使金营求和。斡离不说:“今若欲议和,当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尊金帝为伯父,归燕云之人在汉者,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而以宰相亲.王为质，送大军过河”,“李邦彦等力劝帝从金议,帝乃避殿减膳,括借都城金银及娼优家财,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而民间已空”⑤,又派钦宗之弟康王赵构与张邦昌人金营为质。未几,种师道“督泾原秦风兵人握”，加强了抗金力量,增长了斗争信心。钦宗问
①②③④⑤《宋史纪事本末·金人人寇》卷五六。
种师道说:“今日之事，卿意若何?”他说:“臣以议和非也,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人人境,而能善其归乎?”又说:“臣今观京师,周迥八十里，如何可围，城高数十丈,粟支数年,不可攻也,请于城内扎营,而城上严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师,不逾数月,虏自困矣，如其退，即与之战,三镇之地不宜割与”①。李纲的主张与种师道一致,他也说:“敌兵号六万,而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彼以孤军人重地,犹虎豹自投陷井中,当以计取之,不必与角一朝之力,若扼河津、绝饷道,分兵复畿北诸邑,而以重兵临敌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俟其食尽力疲,然后以檄取誓、复三镇,纵其北归,半渡而击之,此必胜之计也②。抗金形势本来对宋很有利,但由于姚平仲与种氏争功，又在钦宗急于求胜的心情促使之下,他作.了无把握的“夜斫敌营,欲生擒斡离不及取康王以归”,但“平仲方发,金候束觉之，斡离不遣兵迎击,平仲兵败③。这一败仗影响很大,金以“违誓”,遣使王二内来宋“致责”,原以康王赵构和张邦昌为质于金,今要更换他王,李邦彦对王讷说:“用兵乃李纲、姚平仲耳,非朝廷意也”④，宋于是“罢李纲以谢金人、废亲征行营司”。宋廷的这一作法,激起了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的反对,上书于宣德门，“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⑤,宋廷被迫一 方面宜旨“复(李)纲右丞充京城四壁防御使,另一方面，“命肃王往代质，康王张邦昌还”⑥，下诏“割三镇地以畀金”⑦。至二月,得宋割三镇诏书之后,不待金币数足,金遣“阁门使韩光裔来告辞”⑧，斡离不即率兵北退。金军北退一路劫掠,多数将领主张乘其退兵随后追击，但宋却令沿路军民，“勿轻动以起衅”,护送其出境。金兵再次南犯灭掉北宋:金兵北退,宋诸路勤王,师集汴京,声势大振。但同时投降势力大涨，太上皇离京方行至镇江,四月又被迎回京师;以李纲为两河宣抚使,种师道“以病乞归,把主战派将 领逐个斥罢;遣回各路勤王的军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宋史纪事本末·金人人寇》卷五六。
队;北朱统治集团宛然如昨天战事未曾发生过一样，满朝又度其往日的腐朽苟安的生活。金兵经半年休整之后,金太宗以宋暗结辽遗臣耶律余截与辽梁王雅里二事为借口,再次侵宋。于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八月，金仍兵分两路对宋进犯,东路斡离不发保州、陷真定;西路粘罕发云州,攻占已被金军进围二百六十日的太原。两路的两个重要军事据点,真定、太原- -时俱陷。自此两路金兵直趋汴京。时朝中主张抵抗将领已被排斥，勤王援军也被遣散,朝廷官僚意见纷纭。或言割三镇与金,或言不可割与,或言他迁，或言固守,主张虽多，然实皆束手无策。金军进展甚速,东路由大名渡河，西路由孟津渡河。至十一月中,汴京遂再度被包围。这时金“不复言三镇”,而更提出尽割河北河东二路之地,以黄河为界的要求。斡离不进驻汴京城下的刘家寺,粘罕屯驻青城,这时宋京“四方无一人至者，城中唯卫士及弓箭手七万人”①，金军急攻通津门、朝阳门。城中有郭京者,谓“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将，而扫荡无余②,由孙傅推荐,何桌用之。朝廷对他深信不疑,以郭京为成忠郎，“赐金帛数万,自募兵,无问技艺能否,但择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③。郭京声称“非至危急,吾不出师”,金军攻城愈急，郭乃“尽令守御人下城,毋得窃窥,因大启宣化门,出攻金师,京与张叔夜,坐城楼.上,金兵分四翼鼓噪而前,京兵败,退走,堕死于护戈河,填尸皆满,城门急闭。京白叔夜曰,须自下作法,因下城,引余兵南遁,金兵遂登城,兵皆披靡，四壁兵皆溃④。汴京在被围困四十一日之后,终于被攻陷。其后钦宗两次到青城金营求和,金向宋索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疋,少女一千五百人,并议废赵氏立异姓为君。还大索城内财物,共得金三十七万八千两,银七百一十四万两,衣缎一百零四万疋,括去京城骡马七千余匹,又搬取官中图籍礼乐法器等物,于次年(公元1127年)四月中，携徽钦二帝及太子宗戚百官等二千余人北归。斡离不携徽宗等由滑州渡河;粘罕携钦宗等由郑州渡河,仍分两路还军金都会宁府。金太宗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北宋遂亡。
①②③④《宋史纪事本末·金人人寇》卷五六。
金灭北宋的两次战争,从军事后勤上看,由于宋统治集团腐败,对金进犯，“乍和乍战”,举棋不定,诸将以争权夺势相互掣肘，遇战贪生怕死，畏葸不前,望风奔溃,指挥不统一,屡失战机,使自己在战争中完全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战争于国内进行,本来有用不尽的军事后勤物资,但由于军队战斗力不强,对军事后勤无法保证,在迎战不力,进人守城时,既不能有效的进行清野，也无力防止敌人切断饷道而困守孤城,又要向金赔款,军事后勤何得而不困?金军长驱直人宋境,如此孤军深人,犯军家之大忌。但金军由于战斗力强,所到之处打败宋军，都可“因粮于敌”;而且对军事后勤事先有所考虑，如“抵都城西北，据牟驼冈天驷监,获马二万匹,刍豆如山”。在军事后勤补给发生困难,饷道有被切断的可能时,立即主动撤退,始终把军队进攻与军事后勤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使其脱节,这是其战争取胜的保证。
南宋与金之间的战争与和议:
金兀术大举南侵:金灭北宋之后,立宋降臣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代金统治黄河以南地区,但这一傀儡皇帝,在朱遗臣及人民的反对之下,仅称帝三十三天,即还政于赵氏。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宋皇族徽宗之九子康王赵构于宋南京(今河南商邱)被拥立为皇帝,改元建炎,为南宋第一代皇帝,即宋高宗。同年十月,金兵再来侵占河南山东等地,高宗自南京东迁至扬州,其后或居建康(今江苏南京)或居平江(今江苏苏州)或居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十月,金兀术率军分道大举南侵,宋高宗奔往越州(今浙江绍兴),金兵陷临安、越州,高宗又奔往明州(今浙江宁波)、定海,金军陷明州、定海，“以舟师来袭御舟,追三百余里,弗及”①,为宋“提领海舟张公裕引大舶击却之”，高宗“泊温州港口”②。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春,金兀术率军北退。途经镇江,在黄天蔼为韩世忠率军狙击,被困四十八日,才得突围北去。同年九月,金又立刘豫为大齐皇帝,以其代金统治黄河以南淮水以北之地,都大名府，后迁都开封府,他当了八年的傀儡皇帝.由于宋各地军民的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牵掣了金军的南下,使南下金军不得立足于江南，因而才保住了南宋的半壁河山。一直至高宗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以后,南宋政权开始初步稳定下来,正式定都于临安。在南宋绍兴年间,抵抗派与议和派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以初期的李纲、宗泽及稍后的韩世忠、张光世、张浚、吴阶、吴磷、岳飞等为代表,他们力主全力抗金,北上恢复中原,都各自在对金战争中，取得辉煌的胜利。由于宋高宗醉心于和议,多方阻挠他们北上伐金,甚至杀害抗金将领以取悦于金,竟为了实现其议和而杀了岳飞等来扫除“障碍”。在杀岳飞之后,立即在宰相秦桧的主持下与金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冬同金达成了和议。和议的内容是:一、宋对金奉表称臣,金遣使册立宋主为宋国皇帝;二、宋对金每年遣使称贺皇帝生辰及元旦;三、两国以淮水中流及秦岭大散关之线为国界;四、宋对金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疋，自十二年春季开始;五、以上各条完全履行后,金对宋归还徽宗郑后邢后三人之丧及高宗母韦氏。
完颜亮南侵与隆兴北伐:绍兴和议之后,宋金两国出现一个短时相对的和平时期。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金完颜亮杀熙宗自立为皇帝。于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三月“金主亮自上京如燕,遂改燕京为中都大兴府,汴京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称会宁
①《宋史纪事本末·金人渡江南侵》卷六四.
②《宋史纪事本末·金人渡江南侵》卷六四。
府，又改中都大定府为北京,而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如旧”①。完颜亮野心极大,不顾太后臣僚等的劝阻,一意想出兵灭宋。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春即开始作军事后勤的准备,如“造战船于通州”;佥“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数”,“凡二十四万”,“又佥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壮,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万”;“又遣使分诣诸道总管府督造兵器,命诸路旧贮兵器,并致于燕”;“又建汴宫,修燕城”②。令画工杂于奉使之中,去宋观察临安湖山,归来画图于屏上,并将完颜亮的像画上,成“策马于吴山绝顶”的画面,同时题诗其上，“有立马吴山第~蜂”之句。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六月完颜亮迁都汴京。秋七月，“大括马于诸路”，“又大括骡马,官至七品,听留一匹”,“诏河南州县,所储粮米、以备大军,不得他用”③。在军事后勤准备就绪之后,于九月,完颜亮乃南下亲征,“分诸道兵为三十二军,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统制府以总之。以奔睹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纥石烈良弼为右大都督、乌延蒲卢浑副之,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完颜郑家副之,由海道径趋临安,刘萼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进自蔡州以瞰荆襄,徙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由凤翔趋大散关,驻军以俟后命。左监军徒单贞别将兵二万人淮阴④。”完颜亮“召诸将授方略,赐宴于尚书省”,命“后徒单氏与太子光英居守,张浩、萧玉、敬嗣晖留治省事”⑤。一切部署完毕,完颜亮“戎服乘马，具装起行,妃嫔皆从，众六十万,号百万,毡帐相望,钲鼓之声不绝”⑥。遣“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将自清河口人淮东,远近大
①《宋史纪事本末·金亮南侵》卷七四。
②《宋史纪事本末·金亮南侵》卷七四。
③《宋史纪事本末·金亮南侵》卷七四。
④《宋史纪事本末·金亮南侵》卷七四。
⑤《宋史纪事本末·金亮南侵》卷七四
⑥《宋史纪事本末·金亮南侵》卷七四
震”。冬十月完颜亮自涡口渡淮河,与魏胜、刘錡王权等宋将交战，进人庐州。继又攻陷真州、和州、扬州。宋王权屯守采石。李宝“引舟师至胶西石白岛”①,金“泊陈家岛,相拒仅一山。时北风盛,宝祷于石白神,风自枪楼中来如钟铎声,众咸奋,引舟握刃待战,敌操舟者,皆中原遗民,遥见宝船,绐敌兵人舟中使不知。王师猝至,风驶舟疾,过山薄敌,鼓声震荡,海波腾跃,敌大惊,掣碇举帆,帆皆油缬，绵亘数里,风浪卷聚一隅,无复行次,宝命火箭射之,烟焰随发，延烧数百艘,火所不及者,犹欲前拒,宝叱壮士跃登其舟,以短兵击杀之，降其众三千余人,斩其帅完颜郑家奴等六人,擒倪询等，上于朝,获其统军符印与文书、器甲、粮斛以万计,余物众不能举者,悉焚之,火四昼夜不灭”②。继而金军犯瓜州,完颜亮“临江筑台,自被金甲登台、杀黑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誓明日渡江”，“置黄旗红旗于岸上，以号令进止”。虞允文来犒军,恰遇“敌骑充斥、官军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③,他见到王权败军的惨状，乃命“诸将列大阵不动,分戈船为五,其二并东、西岸,其- -驻中流、藏精兵待战,其二藏小港,备不测，部分甫毕,敌已大呼,亮操小红旗麾数百船,绝江而来,瞬息间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军,军小却，允文人阵中抚统制魏俊之背曰:‘汝胆略闻四方,立阵后则儿女子尔，俊即挥双刀出,士殊死战,中流官军以海鳅船冲敌舟,皆平沉，敌半死半战,日暮未退,会有溃卒自光州至,允文援以旗鼓，从山后转出,敌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劲弩尾击追射,大败”④。完颜亮退兵和州,得报曹国公完颜雍即位于东京辽阳。完颜亮由于陈家岛与瓜州大战的失败及完颜雍称帝,使军队动摇,处于进退维谷,这时完颜亮仍坚持渡江,又由和州至扬州瓜州镇,居于龟山寺，
①《宋史纪事本末·金亮南侵》卷七四。
②《宋史纪事本末·金亮南侵》卷七四。
③《宋史纪事本末 ·金亮南侵》卷七四。
④《宋史纪事本末 ·金亮南侵》卷七四。
对军队采取高压手段,下令“军士亡者,杀其蒲里衔,蒲里術亡者杀其谋克，谋克亡者杀其猛安,猛安亡者杀其总管,由是军士益危惧”,完颜亮“又令军中运鸦鹘船于瓜州,期以明日渡江”,但这时军士闻“辽阳新天子即位”,都欲“亡归”。在这一形势之下,金浙西都统制耶律元宜与猛安唐括乌野发动政变杀完颜亮于扬州金龟寺。耶律元宜自为左领军副大都督,“使人杀太子光英于汴,退军三十里,遣人持檄诣镇江军议和,未几,金军在荆、襄两准者，皆拨栅北还”①。完颜亮南下侵宋就此告一段落。
在金军人侵之后,宋高宗赵构效法其父,匆忙将帝位内禅于太子赵裔,是为孝宗。孝宗用张浚之谋,乘机举兵北伐。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正月,以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开府建康。夏四月,张浚“遣(李)显忠出濠州趋灵壁;(邵)宏渊出泗州趋虹县”②。李显忠“自濠州渡准至陡沟,金右翼都统萧琦用拐子马来拒，显忠力战,败之,遂复灵壁,显忠人城宣布德政,不载一人,于是中原归附者按踵”③。邵宏渊攻围虹县久而不下。李显忠晓示利害,虹县守将“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渊耻功不自己出”,④由是邵李两将结怨。李显忠又恢复宿县,中原震动。但不久由宿还师，是由于宋在金军攻击下,邵宏渊坐观,且“顾众日,当此盛夏,摇扇清凉且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战乎”?于是“人心遂摇,无复斗志”。周宏、邵世雍、刘倪、左师渊、李彦孚等先后率所部遁走。李显忠移军入城,统制张训通等又各遁去。金人乘虚来攻城,李显忠力战捍御“斩首二千余,积尸与牛马墙平,城东北角敌兵二十余人已上百余步,显忠取军所执斧斫之,敌始退却。显忠叹日:若使诸军
①《宋史纪事本末·金亮南侵》卷七四。
②《宋史纪事本末·隆兴和议》卷七七。
③《宋史纪事本末·隆兴和议》卷七七。
④《宋史纪事本末 ·隆兴和议)卷七七。
⑤《米史纪事本末·隆兴和议》卷七七。.
相与犄角,自城外掩击,则敌兵可尽,敌师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复矣”。万分感叹说:“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挠如此”①!“遂夜引还,甲寅至符离、师大溃,是举所丧军资器械略尽”②。张浚上疏自劾,主和派杨思和乘机中伤排斥张浚。不久宋与金又进行和议。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双方和议,其内容是:金宋改为叔侄之国,诏表改为国书;朱对金之岁贡改为岁币，减为银绸各二十万两疋;疆界如旧,宋以所占之海、泗、唐、邓等州归金。以外戚当权,颇为同朝官僚所轻。其左右为之献计:“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无如北伐恢复中原。宁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春正月,“定议伐金”。经过一番军事后勤准备之后，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宋遂下诏伐金,自淮、泗、唐、邓等地分路出师,进攻淮北。受到金仆散揆率军抵徇，宋军大败。由此反引起金兵九路侵人宋境,-一时淮西襄樊等地俱失。吴曦又于蜀叛宋，与金约和,弃成、阶、凤、和四川之地与金。对宋来说,局势十分严峻。宋已无力再战乃向金求和，金也无力继续侵宋也欲停战。双方开始议和,金要求诛杀首谋者,宋先杀苏师旦,金不允和，从史弥远计,斩韩伲胄于玉津园,送首级于金，和议始成。时为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九月,史称此次和议为嘉定和议。其内容是:一金宋改为伯侄国;二岁币改为银绢各三十万两疋,另外与金犒师银三百万两;三国境如旧;四舍以所占之地归宋。
金兀术与完颜亮的南侵,在其出师之前,都作了大量的军事后勤准备。完颜亮甚至连妃嫔都随军同行,所需用物资自然更多了，同时随着战争的进展,一路攻城路地,又“因粮于敌”,从南朱地区虏掠物资继续进行军事后勤物资补充。但金军毕竟是孤军深人宋地,其随军所携带的物资在战争中不断消耗或被宋劫取,因之随着
①《宋史纪事本末·隆兴和议》卷七七.
②《宋史纪事本末·隆兴和议》卷七七。
时间的推移,其自身携来的军需物资必然日益减弱;将宋的物资化为己用,更非易事。因为对所占朱的地区，由于宋军民的反抗,一时不能转化为自己的后方，成为军事后勤的供给基地,仅能从宋降将的贡献或进行强抢宋人物资进行补充。这样金的军事后勤不能有较长时间的保证。金兀术、完颜亮的南侵,初期处于主动进攻,用战利品可以不断补充军事后勤的需求,但战争一久,便逐步由主动转为被动。例如完颜亮大败于陈家岛,又为虞允文击败,陈家岛一战朱“获其统军符印与文书器甲粮斛以万计,余物众不能举者,悉焚之,火四昼夜不灭”。金军已明显由主动转为被动,军事后勤供给日加困窘。无论金兀术无论完颜亮,都存在回师归途饷道有可能被宋切断的严重威胁,金兀术因此北退了;完颜亮的南侵军,固然因主帅完颜亮被杀的政治原因而退军了,即使金军不发生主帅被杀这一事件,但由于 其孤军深人宋地及其军势的逆转,迟早也必然要因军事后勤失去保证而退军。南宋在对金的战争中,常因军事部署的正确与失误及将领相互合作与彼此掣肘,而不断出现战势的主动与被动。宋往往是从主动转为被动,有时又从被动转为主动。金兀术和完颜亮南侵军的北退,使宋的军势与战机上升为主动地位。张浚在孝宗的旨意下,乘金军北退，组织军队趁势追击恢复中原,曾遣李显忠、邵宏湖两路合取宿县,宿县克复了,但由于诸将相互掣肘,大部将领临阵率部遁去,最后李显忠困守宿县孤城，又在不得已退出宿县时,途至符离遭到袭击军费，“所丧军资器械略尽”，至此已无进战的军事后勤保障。由此观之,军事后勤与军队战斗力是相互关连的。军事后勤固然是进行战争的前提,没有充足的军事后勤准备,常使战争遭到失败;但军队的战斗力尤为重要,军队的战斗力是军事后勤的保证,并可开辟军事后勤的来源,有强大的军队战斗力,可以从敌方夺到军事后勤物资补充自己,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战斗力，自己的军事后勤物资,贬眼间化为敌入所有，成为自己军队的对立物。
元灭宋战争中的重大战役:
在蒙古汗国联宋灭金之后,蒙古宋之间便无中间地带,两国由此短兵相接。理宗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蒙古大举攻宋,兵分三路,蒙古汗蒙哥率主力从六盘山攻四川;忽必烈从云南、广西北上攻潭州(长沙)、鄂州(武昌);镇守安南的兀良哈台从交广北上;拟三路“引兵会鄂,然后合攻南宋京师临安。蒙哥主力军进四川,攻合州钓鱼城久围不下，一次战斗中蒙哥中炮,死于军中;忽必烈军已包围鄂州、潭州,由于听到蒙哥汗死去,他仍借与宋相贾似道议和之机,为争汗位,急归开平(内蒙多伦),宋理宗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汗位。与此同时,其弟阿里布哥在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也被拥立为汗,兄弟之间展开了争夺。宋理宗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其后至宋度宗威淳七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汗称皇帝,改蒙古汗国国号为元。最后于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灭宋统一了中国。
蒙古军围陷襄樊:蒙古汗国在蒙哥汗时期,三路出兵攻取南宋,因蒙哥死于军中,一时停下攻击。迨至忽必烈灭阿里不哥,内部政局趋于稳定之后,元即开始了攻灭南宋的军事活动。忽必烈采纳了南朱降将刘整的“如得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①的攻灭南朱方略。于是下令“征诸路兵，命阿术与整经略取裹阳,阿术驻马虎头山”,并拟在白河口筑白河城，“以断宋饷道”②。刘整与阿术谋划,认为“水战不如宋”,乃于朱威淳四年(公元1268年)九月,“造战舰,习水军”,“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练卒七万,遂筑白河城,以逼襄阳”③,翌年(咸淳五年)蒙
古军筑鹿门城围樊城。朱京湖都统张世杰率兵拒蒙古军围樊城战
①《宋史纪事本末·蒙古陷襄阳》卷一O六。
②《宋史纪事本末·蒙古陷襄阳》卷一O六。
③《宋史纪事本末·蒙古陷褒阳》卷-0六。
于赤滩圃败北;宋将夏贵拟往襄阳运粮,袭阿术蒙古军于新郢又失败;宋将范文虎出兵援夏贵亦败;宋的几支军队反包围出击的失败,襄阳被包围的形势已成定局。宋为解救襄樊之围,度宗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正月,“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樊”①,同时元军也进一步加强对襄樊的包围。元张弘范向元军统帅史天泽献策:“今规取襄阳,周于围而缓于攻者,计待其自毙也，然夏贵乘江涨送衣粮人城,我无御之者,而江陵、归、峡,行旅休卒，道出襄阳南者相继也,宁有自毙之时乎?若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庶几毙之之道也”。史天泽乃于万山筑城，“徙弘范军于鹿门,自是襄阳道绝,而粮援不继”②。“蒙古诏东道兵围襄阳,各道宜进兵以牵制之,于是秦蜀行省平政事赛典赤瞻思丁率诸将水陆并进,郑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庆,扎刺不花出泸州,所至顺流纵筏、断浮桥、获将卒战舰甚众”③。宋范文虎率师十万,迎战不利，“弃旗鼓铠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军,获战船甲仗不可胜计”④。李庭芝移屯郢州,于清泥河,“即其地造轻舟百艘,以三舟联为一舫,中一舟装载,左右舟则虚其底而掩覆之”;又“出重赏募死士”,得三千人。“民兵部辖张顺、张贵俱智勇，“发舟百艘”，乘汉水顺流而下，进团山下,又进高头港口，破浪犯重围，“断铁縋攒筏数百,转战百二十里,元军披靡以避其锋,黎明抵襄阳城下。张顺战死，张贵进人襄阳城。吕文焕请张贵留下共守襄阳,但张仍拟还郢。为此先遗二人潜水至郢求援军,还报,发五千兵“驻龙尾洲,以助夹击”⑤。于是张贵告别吕文焕东下,将近龙尾洲,与元军遭遇,一场激战之后,张贵被俘不屈被杀。宋所遣援军阻于元军,都不能解襄
①《宋史纪事本末 ·蒙古陷裹阳》卷一O六。
②《朱史纪事本末.蒙古陷襄阳》卷一O六。
③《末史纪事本末 ·蒙古陷衰阳》卷一O六。
④《朱史纪事本末·蒙古陷襄阳)卷一O六。。
⑤《宋史纪事本末 ·蒙古陷襄阳》卷一O六。
樊之围,至此襄樊解围陷于绝望。襄樊两城互为唇齿,汉水出两城之间,襄在江南,樊在江北,吕文焕“植一木江中，锁以铁钷，上造浮桥,以通援兵”。“阿术以机锯断木,以斧断縋,燔其桥,裹兵不能救”①,元兵“乃以兵截江,而出锐师薄樊城”②,被围四年的樊城至此被攻陷,宋将范天顺自缢死,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战”,“受重伤，以头触柱,赴火死”③。樊城陷没后,宋廷公卿议,可派高达前往援襄,但吕文焕“闻达且至,亦不乐”④,乃向朝廷假报“大捷”，以阻高达的前来,他“不知朝中实无援襄事也”⑤。“未几,阿里海牙帅总管唆都等移兵,破樊攻具以向襄阳,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震雷，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城降者”⑥,吕文焕在“势穷援绝”的形势下，于二月庚戌以城降,被围六年的襄阳城终于为元所夺取。
蒙古军人临安攻崖山灭亡南宋:襄樊既陷,元打开了通往临安的西大门。元史天泽荐伯颜都督南征,总帅诸军。七月伯颜陛辞元世祖。九月“伯颜分大军为两道，自与阿术由襄阳人汉济江,以目文焕将舟师为前锋;博罗欢由东道取扬州监淮东兵;以刘整将骑兵先行。伯颜一军自分三道:唆都将一军由枣阳;哨司空山、翟招讨将一军,由老雅山徇荆南;而自与阿术、帅刺罕、张弘范诸军,水陆趋郢。旌旗延袤,前后数百里”⑦。渡溧水、人汉水、过长江,攻破鄂州,沿江诸郡，“望风款附”⑧。宋恭宗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春正月,元军人蕲州,安庆知府范文虎以城降。宋宰相贾似道,在人民舆论压力之下,亲自出师在池州下流丁家洲与元军交战,大败而还。贾似
①《宋史纪事本末·蒙古陷襄阳》卷一0六
②《宋史纪事本末·蒙古陷襄阳》卷一0六。
③《宋史纪事本末·戴古陷襄阳》卷一0六。
④《朱史纪事本末·戴古陷襄阳》卷一0六。
⑤《朱史纪事本末·紫古陷褒阳》卷一0六。
⑥《宋史纪事本末·蒙古陷襄阳》卷一0六。
⑦《朱史纪事本末·蒙古陷襄阳》卷一0六。
⑧《宋史纪事本末·蒙古陷襄阳》卷一0六，
道师溃,元军所过,宋守臣不降即遁。三月元伯颜人建康,时“江东.大疫,居民多乏食,伯颜开仓赈之,且遣医治疾,民大悦”①,元“诏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阿术分兵驻扬州与博罗欢、塔出绝宋淮南之援”②。元在建康建立地方政权,作为进攻临安的军事后勤基地。宋朝廷以元军渐迫临安,进一步加强抵御,但已无济于事了.元军进攻无锡、常州、西海州、广德军，迫近临安,京师戒严,朝臣“接踵宵遁”。朱廷屡派使臣至建康向伯颜求和,不允。他路攻宋的元军也都节节取胜。其中李庭芝率部坚守扬州,同元展开了激战。九月宋朝廷贬往循州安置的贾似道,行至漳州木绵庵,为押送官会穭县尉郑虎臣杀死。冬十月元“发兵建康,分为三道,阿刺罕、奥鲁赤将右军出安镇,趋独松关;董文炳、范文虎将左军出江,人江阴;伯颜将中军人常州”③。伯颜围常州,常州已为元占,又为宋恢复,此次久围不下，“及城陷之日尽戮之”④,破独松关。宋恭宗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宋遣使求和,伯颜不许。伯颜军步步进逼,宋屡遣使议和,宋终因无力抵制而降元。三月元伯颜自湖州市人临安城。次年,宋端宗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闰三月,元俘恭帝与谢、金两太后等北去元都燕京。这年五月,朱益王赵是即皇帝位于福州,以文天祥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七月,扬州为元攻陷,李庭芝、姜才均死。抗元力量逐渐缩小。景炎三年、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四月，端宗赵是病死。张世杰、陆秀夫拥立赵呙为皇帝,继续抗元。张世杰与小皇帝被逐,移驻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八十里海中小岛)。末帝赵呙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二月,张世杰等兵败崖山,陆秀夫负赵呙投海溺死。小朝廷延续三年即崩溃,至此南宋最后灭亡。
在元灭亡南宋的战争中，从军事后勤上看,元胜于宋。元的军
①《宋史纪事本末·蒙古陷裹阳》卷一O六。
②《宋史纪事本末·蒙古陷裹附》卷一O六。
③《宋史纪事本末·蒙占陷裹阳》卷一O六。
④《宋史纪事本末·蒙古陷襄阳》卷一O六。
事后勤,首先是得到了自己优势军事力量的保障,争到了主动权。一是元凭借其军力占取宋的大片土地之后,能抓紧建立地方政权，使新区成为自己的军事后勤基地:元在迁大都之后,实行行中书省制(一度改行尚书省后复原称),在北京、中兴、河南及在建康等处，都设行中书省,并依此地方政权,推行安民政策。如初克建康时,灾疫流行,伯颜开仓赈济，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这就把朱土转为元土,将其建成为较可靠的军事后勤基地。因而有效的作到“因粮于敌”，避免由于孤军深人带来被宋断后的危机。所占建康的巩固,为元军进攻临安提供前沿军事后勤基地,保证了元军无后顾之忧。二是元以优势的军力,常切断宋的饷道。由于军事后勤不给,宋军往往不战自溃。如元军包围宋襄樊重镇,切断外部的一切救援,使其完全陷于粮绝兵疲的绝境,只有其投降一途,这是一次以切断军事后勤将宋守城军置于死地的典型战例。从南宋看,它是受元的侵犯,在自己本土上作战,本来是具备许多军事后勤的方便条件的。但因南宋政治腐败,将领们为一已的权势,相互猜疑,嫉功妒才,使反元力量相互抵消,使其军力不断受到削弱,因而使其军事后勤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常由于其军事失败,而后勤物资被劫。如范文虎战败,“蒙古俘其军,获战船甲仗不可胜计”;还常被元以忧势兵力将军事重镇给予包围,在粮尽兵疲的绝望中,宋军走上投降的结局,襄樊被元军围困的结局就是如此。因为宋军不能自保其军事后勤条件,更不能“因粮于敌”;又由于其军事后勤得不到保障,反过来削弱了其军队的战斗力,所以在宋元战争中,宋朝最后为元所灭。
四、苏轼、李觏的军事后勤思想
1、苏轼的军事后勤思想
苏轼(公元1037-一1101 年),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神宗时迁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外任,出朝为杭州通判,又调知徐州、湖州。于元丰二年因反对新法,被诬以“讪谤朝廷”的罪名下御史台狱。哲宗即位,司马光为相,苏轼被召回为翰林学士,出知杭州、颍州。后又被贬。徽宗时，被赦还,卒于常州时年六十六岁。
苏轼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他对军事后勤的一些重大问题也多有所论述。他的后勤思想主要表现为:一,兵农不兼,天下便之。他说“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①二，虚馈冗卒，是谓弃财。他指出“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战,是谓弃财。不可使战而驱之战,是谓弃民”②。三,警用兵者,就地取给。他认为“古之为兵者,成其地,则用其地之民;战其野，则食其野之粟;守其国,则乘其国之马。是以外被兵,而内不知,此所以百战而不殆也”。③四,节用廉取,资用不竭。他说:“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则易为功;仰人以援已,则难为力。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④五,无事聚兵,徒费资财。在陈述军事行动与粮秣保障的关系时，他说:“夫兵无事而食,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此
①《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辨试馆职·策问》。
②《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进策》。
③《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策问》。
④《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进策》。
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其势然也””.①六,边民屯田,可利耕战。他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策问》中说“屯田之兵稍益,则向之戍卒可以稍减,使数岁之后,缘边之民,尽为耕战之夫。七,士卒恃食,食恃漕运。他在陈述对开封驻地军粮运输时说“兵恃食,食恃漕运,漕运一亏,朝廷无所措手足”。②八,寓兵于农费少兵强。他说:“今夫天下之患,在于民不知兵，故兵常骄悍,而民常怯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为兵,兵得复还而为民,则天下之知兵者多,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③又说“兵出于农,有常数而无常人,国有事要一家而备一正卒,如斯而已矣。…师行而馈饷则未尝食无用之卒;使之足轻险阻、而手易器槭;聪明足以赴旗鼓之节;强锐足以犯死伤之地;干城之众,人人足以自捍。故杀人少而成功多,费用省而兵卒强”。④
2、李觏的军寡后勤思想
李觏(公元1009–1059年),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今江西南城县)人,“俊辨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老以教授自资从学者常数十百人，皇祐(北宋仁宗年号)初,范仲淹荐为试太学助教，上明堂定制图”⑤。李觏关心时政,对经邦治国之策,多所探索,菁有《庆历名言》《富国策》《强兵策》《易论》以及删定《易图序论》等，其中《强兵策》集中阐明了他的“足食足兵”、“军多蓄储使兵存储也有备”“兵矢甲胄制造必精”等军事后勤思想。他大胆地打破了“贵义贱利”的“儒者之论”,以《尚书·洪范·八政》中的“一日食”、“一曰货”及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作为依据,论证了“治国之
①《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进策》。
②《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论纲梢欠析利害状》。
③《文献通考·强兵》。
④《文献通考·强兵》。
⑤《宋史·李觏传》卷四三二。
实,必本于财用”,他说:“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给;郊社宗庙，非财不事;兄弟婚媾,非财不亲;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不接;矜寡孤独,凶荒札瘥,非财不恤。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①,其中所列举出的“军旅征戍,非财不给”,即是说,军事行动,必仗财力充作军事后勤。如何才能使军事后勤需求足用,必须强本节用。所谓强本,即发展生产以开财源;所谓节用,即节约开支。李觏的军事后勤思想集中表现在:一是足食足兵。他说:“今公田,往往而是。籍没之产,未尝绝书。或为豪党占佃,或以裁价斥卖,公家之利,亦云薄矣。其势莫若置屯田而官领之。举力田之士,以为之吏。招浮寄之人,以为之卒。立其家室,艺以桑麻,三时治田,一时讲事。男耕而后食,女蚕而后衣,撮粒不取于仓，寸帛不取于府。而带甲之壮,执兵之锐,出盈野,人盈城矣。其所输粟又多于民,而无养士之费,积之仓而已矣。此足食足兵之良算也”②。二是多蓄积使兵有储,边有备。他说:为“人君者，务多蓄积,以为之备。《王制》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周礼》:‘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厄;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 ;此皆计国用之余，随便蓄积、以须乏困，救时灾,物可天,苗可槁,地可赤,而人不可饥也”③。这里进-一步提出了“兵有储,边有备”④乃国家的幸事。他强调蓄积，当然其中包含军事后勤的储备。三是兵器制造必须精良。他非常强调兵矢甲胄是军士的生命所系,其精劣至为重要。他说:“兵矢者,军之神灵也,甲胄者,
①《李觏集·富国策第一》。
②《李觏集·强兵策第三》。
③《李舰集·富国策第七》。
④《李觏集·富国策第七》。
人之司命也”①,因此矢甲必须制造精良,否则是“误大事,取大祸”的。对此他指出当时制造兵器存在的弊端说:“惟今郡国之贡兵器果何如哉?聚工而作,卒岁后已,未尝试也。连舆而出,方舟而上,无不受也。简阅不明,则精粗不别,精粗不别，则制作必滥,制作滥，则工不必巧,材不必美,况天时乎?况地气乎?加以师兴之际，卒然求取,斩木以为弩,伐竹以为箭,或取非其时,或产非其地,备数而止。行滥固多,暴之日则焦,濡之雨则朽。以之应敌,不知其可，矧新甲之制,出于一切，次纸为札,索麻为缕,费则省矣,久将奈何?凡此之类，皆有识之所见也。至于郡国兵库，或久不启,战守之具，未尝修饰,事至而虑,亦非智者所能也”②,他这样大声疾呼当时兵器制造的粗劣状况必须改变。四军队屯田自养。李觏据宋朝兵额庞大,军费支出浩大的特点,指出:“今屯田之耕,姑以下农夫为率，一夫耕田而食五人,则十万夫耕,所食禁旅四十万人矣,以二十万夫耕,则余四十万人之食,三年耕,则有二年之蓄矣。”③又说“当今之虑,若兴屯田之利,以积谷于边外足兵食,内免馈运”④。
综观两宋时期诸家论军事后勤者,论述得比较广泛,恩想比较深刻的当推李觏。他的有关上述论述给后人以思想上的启迪。
①《李觏集· 强兵策第五》。
②《李觏集· 强兵策第五).
③《李觏集· 强兵策第三》。
④《李觏集·强兵策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