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后勤·第六节·南北朝
主编：廖德清 等
出自————《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六节
南北朝
一、历史概况
公元420年至589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其中南朝历经朱(公元420–479年)、齐(公元479–502年)、梁(公元502–557 年)、陈(公元557- 589年)四个朝代,历时一百六十年。
①②《晋节·杜预传》。
③《晋节·郗鉴传》。
北朝历经北魏(公元389–534年)、东魏(公元534–550年)、西魏(公元534–557 年)、北齐(公元550–577年)、北周(公元577-581年)五个朝代,历时一百九十六年,同南朝起迄时间略有交叉。
南朝从公元420年宋武帝刘裕代晋开始。刘宋初年,宋武帝及其继承人宋文帝刘义隆曾经先后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限制门阀士族势力、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等改革措施，国势强盛,史称“元嘉之治”。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南北朝之间曾爆发过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年春天,宋文帝派大将王玄谟、柳元景率领大军分两路北伐中原,中原义军纷纷响应。柳元景所部西路军进展顺利,逼近距长安不远的潼关(今属陕西);但王玄谟所率东路军在抵达滑县(今属河南)后,由于排斥响应北伐的义军，纵容军队掠取民众财物,因而失去人民支持被魏军击败,全军撤回宋境。魏军击败宋军后,魏太武帝拓跋焘乘胜率领大军南下,一直打到离宋朝都城建康不远的瓜步(今江苏扬州市附近),后来由于魏军沿途杀掠,激起江淮人民的反抗,宋军也乘机反击,魏军伤亡过半,只得退回北方。这是南北朝前期南北政权间最大的一场战争,史称“元嘉北伐”。
刘宋后期,军政大权落到掌管禁军的萧道成手中。公元479年,萧道成废除宋顺帝而自立,国号齐,史称南齐。南齐时代曾经爆发过江南人民反对检籍的起义。东晋南朝时户籍漏失情况严重,南齐设立校籍官整顿户籍,由于官吏营私舞弊,勒索人民,齐武帝永明元年(公元485年),三吴(今江苏南部及浙江西部)地区人民在唐离之领导下举行起义,攻克不少州县,唐寓之据钱塘(今杭州市)称帝。南齐调集大军才把这场起义镇压下去。
南齐后期,皇室内部争夺权位的斗争非常激烈。公元501年，南齐宗室雍州刺史萧衍率兵攻下建康,第二年废齐和帝而自立,建立梁朝,史称萧梁。
梁武帝萧衍统治时代,由于政治腐败,多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梁武帝太清元年(公元547年),东魏大将侯景降梁,人据寿阳(今安徽寿县).第二年,侯景发动叛乱，渡江攻陷建康,梁武帝被软禁饿死。公元551年,侯景称帝。同年,梁武帝之子湘东王萧Z绎派遣大将陈霸先、王僧辩率兵攻下建康,侯景被部下杀死。侯景之乱使繁华的建康城和富遮的三吴地区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萧绎平定侯景之乱后即位于江陵(今属湖北),是为梁元帝。公元553年,西魏攻破江陵,梁元帝被杀。陈霸先、王僧辩立元帝子萧方智为帝,不久,陈霸先杀掉王僧辨,独掌朝政。公元557年,陈霸先废梁敬帝萧方智而自立,是为陈武帝。
陈朝是南朝疆域最小也是国势最弱的一个朝代，政局很不稳定,南方土著豪强多次发动叛乱,使已经残破不堪的南方社会经济更加凋敝,加之以陈朝后期陈宣帝、陈后主父子荒淫腐化,国势十分衰弱,公元589年为隋所灭。
北朝始于北魏。西晋末年,淝水之战后,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猗沲后裔拓跋玮于公元386年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公元395年参合陂(今山西阳高)之役,北魏打败后燕,攻取了河北各州郡。公元398年,拓跋理称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从此以后,经过明元帝、太武帝两朝,直至公元439年,北魏先后灭掉后燕、北燕、复和后凉,夺取了刘宋的司州、兖州、青州、豫州,统一了北方。
北魏前期,由于北魏统治者对北方各族人民实行了残暴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激起各族人民的反抗,连绵不断爆发各族人民起义。孝文帝拓跋宏(元宏)统治时代,为了缓和矛盾,适应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巩固北魏封建统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了均田令,公元486年颁布了三长制和租调制,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并下令“革衣服之制”，废除鲜卑装束,改服汉装;次年下令“断诸北语(鲜卑语),依正音(汉音)”;公元496年下令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并鼓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这些改革措施,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增加财政收人、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缓和社会矛盾,特别是对于促进北方各族大融合都起了积极作用。
北魏后期,由于统治集团奢侈腐化,吏治腐败,赋税徭役的沉重和土地兼并的加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孝明帝正光四年(公元523年)终于爆发了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先是长城以北的六镇军民起义,失败之后,关陇地区和河北地区各族人民又相继起义,这次大起义历时八年，给予北魏封建统治和各地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使腐朽不堪的北魏政权迅速瓦解;同时也进一步促进北方各族的大融合。
大起义尚未平息，北魏统治集团内争又起。公元528年,魏孝明帝与其母胡太后争权被毒死,定居秀容川(今山西忻县境)的契胡部(匈奴别部)首领尔朱荣以声讨杀害孝明帝为名,起兵南下攻下洛阳,杀死胡太后及官僚贵族二千余人,立彭城王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尔朱荣专横跋扈被孝庄帝处死,其侄尔朱兆又杀死孝庄帝,立节闵帝元恭。公元532年,尔朱荣部将高欢攻灭尔朱氏,另立元修为孝武帝。公元534年,孝武帝不满高欢专权,逃奔关中投靠宇文泰,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孝静帝,自洛阳迁都邺城,史称东魏。但宇文泰杀害孝武帝，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是为魏文帝,建都长安,据有洛阳以西各地,史称西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北齐文宜帝)废魏孝静帝而自立,国号齐,史称北齐。公元557年,字文泰之子宇文觉(北周孝闵帝)也废除魏恭帝而自立,国号周，史称北周。于是继东西魏对峙之后,北方又出现了北齐、北周对峙的局面。
北周创业人宇文泰及其子周武帝宇文邕相继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改革,势力渐为强大,改变了在周齐对峙中的劣势地位。公元577年,周武帝亲率大军东征，一举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
公元581年，北周大臣杨坚废掉年幼的周静帝而自称帝,建立了隋朝。隋文帝杨坚即位后,在北周时代国势强盛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积极扩充经济军事力量,意欲南下灭陈。开皇八年(公元588年),隋军分五路伐陈,第二年攻下建康,灭掉陈朝,完成统一。二百七十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至此宣告结束。
二、军制与后勤体制
1、南朝军制和后勤体制
南朝军制基本上沿袭东晋而略有变化。中央政府的军政首脑仍有文官公(相国、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等)与武官公(大司马、大将军、太尉等)之别。在当时设置的武官公中,经常设置的为太尉。名义上太尉是全国最高的军事主持人。但实际上.只有领衔“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文官公或武官公,才有总揽全国军事、兼管全国军事政事的大权。太尉以下的高级军职，尚有骠骑、车骑.卫将军、抚军、镇军、中军、领军、护军以及四征<征东、征南、征西、征北)、四镇(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四平(平东、平南、平西、平北)、四安(安东、安南、安西、安北)、前、后、左、右等各种名号的将军或大将军。
南朝军队编制,分为由中央政府直接统辖的禁卫军与由州牧或刺史统辖的地方州郡兵.禁卫军又分为内军和外军，分别由领军将军(或中领军)及护军将军(或中护军)统率之。领军将军(或中领军)宿卫殿省，掌管“天下兵要”，地位尤为重要,权力也最大，实际上是禁卫军最高首领。据《宋书·百官志》记载:领军、护军之下,禁卫军将领尚有左卫右卫将军,骁骑将军,游击将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将军,左、右中郎将,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积弩将军，强弩将军，殿中将军，员外殿中将军,武卫将军，虎贲中郎将.冗从仆射、羽林监,武骑常侍等,各领营兵。
驻扎各地的地方州郡兵,由带有军职(各种名号的将军以及都督–州以至数州诸军事)的州牧或刺史统率。南朝各代,鉴于东晋时代门阀士族势力操纵州郡军政大权的教训,故多以宗室诸王兼任带有军职的州牧或州刺史,同时设典签用以监督。
南朝兵役制度。以临时征发或招募为主。《文献通考·兵考》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大军伐魏，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_.兖三州三五民丁,倩使暂行,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江南白丁轻进易退,卒以败师。”魏晋以来之世兵制虽未完全解体,但已不占重要地位。
南朝的后勤体制基本上承袭魏晋。当时中央机构中虽设有大司农.太仆等官职,但已有名无实,其原有职权大都归属尚书省(或尚书台),甚至有的机构(如太仆)时设时罢，徒有虚名。其情况如《宋书·百官志》所载:“大司农一人,丞一人,掌九谷六畜之供膳羞者。….晋哀帝末省并都水,(宋)孝武世复置。”“太仆,掌舆马。晋江左或置或省。宋以来不置,郊祀则权置太仆执辔,事毕则省。”《南齐书·百官志》说:“将作大匠、太仆、大鸿胪三卿不常置，有事权置兼官,毕乃省。”
其他如卫尉、少府等机构中所属的后勤机构也都发生了变故，如卫尉所属武库令已转属尚书省;其所属冶令,或是归属少府,或是归属地方州郡，《宋书·百官志》载:“卫尉一人,丞二人,掌宫门卫屯兵….晋江左掌冶铸,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江南唯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属扬州,不属卫尉。卫尉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复置。”少府所属尚方令原来掌管制造兵器，南朝刘宋时改隶门下省,《宋书·百官志》载:“少府一人,丞一人，掌市服御之物。….左尚 方令丞各一人,右尚方令丞各一人,并掌造军器。….江左以来唯一尚方。宋高祖践祚，以相府作部配台，谓之左尚方,而本署谓之右尚方焉。又以相府细作配台,即其名,置令-人,丞二人,隶门下。世祖大明中政四御府。…后废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隶右尚方。汉东京太仆属官有考工令,主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人武库;及织绶诸杂工。尚方令唯主作御刀绶剑诸玩好器。然则考工令如今尚方,尚方令如今中署矣。”
南朝中央后勤组织中,尚书省(或尚书台)所属的各曹尚书负责各项事务。尚书省、台长官为尚书令,总揽全国政事，,下设左右尚书仆射为之副贰,其下又有吏部、祠部、度支、左民、五兵等列曹尚书，分掌各部门。
南朝时,列曹尚书名目、数目及及所属各曹的名目数目都时有变化，如刘宋初沿袭东晋为五部(吏、祠、度支、左民、五兵)十七曹，后来又增都官尚书,省去左民,增至二十曹。以后齐、梁、陈各代亦时有增减。其中吏部、度支、五兵则各代都有;设右仆射时,由右仆射兼管祠部,不另设祠部尚书;吏部尚书有时增设一员。
列曹尚书之下又分曹办事,由尚书郎掌管,其地位相当于后代六部尚书管辖下的各司郎中,负责处理包括后勤事务在内的各项具体事务,南朝尚书郎的设置大抵沿袭前朝,《宋书·百官志》所载:“《汉官》云:置郎三十六人。…然则一尚书则领六郎也。…..魏世有殿中、吏部、驾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库部、农部、水部、仪曹、三公、仓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别兵、都兵、考功、定科,凡二十三郎。青龙二年,…尚书令陈矫奏置都官、骑兵二曹郎,合为二十五曹。晋西朝则直事、殿中、祠部、仪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仓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部,屯田、起部、水部、左主客、右主客、驾部、车部、库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别兵、都兵、骑兵.左士、右士、北主客、南主客,为三十四曹郎。后又置运曹,凡三十五曹。晋江左初,无直事、右民、屯田、车部、别兵、都兵、骑兵、左士、右士、运曹十曹郎,而主客、中外兵各置- -郎而已,所余十七曹也。康、穆以来,又无虞曹、二千石二郎;犹有殿中、祠部、吏部、仪曹、三公、比部、金部、仓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驾部、库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后又省主客、起部、水部,余十五曹。宋高祖初,加置骑兵、主客、起部、水部四曹郎，合为卜九曹。太祖元嘉十年,又省仪曹、主客、比部、骑兵四曹郎;十一年又并置;十八年增删定曹郎，次在左民曹上，盖魏世之定科郎也;三十年又置功论郎,次都官之下,在删定之上.太宗世省骑兵,今凡二十曹郎,以三公、比部主法制，度支主算，支,派也;度,量也;都官主军事、刑狱,其余曹所掌,各如其名。”在.以上各曹中,其中的户部、驾部、仓部、度支、库部、车部、金部、水部、起部、都官、运曹、屯田、骑兵等各曹皆与后勤有关。比如尚书库部中的“武库令一人,掌军器,秦官,至两汉属执金吾。晋初罢执金吾。至今隶尚书库部。①”又如尚书起部中的“材官将军-人,司马一人，主工匠木工之事。…..晋江左改材官校尉为材官将军,又置左校令。今材官隶尚书起部及领军。②”又如尚书水部中的“都水使者一人,掌舟航及运部。”③又如尚书起部的职权之一是掌“内外诸库藏谷帛”、“百役、兵器”④
除尚书省(或尚书台)外,太傅、太尉、丞相、大司马等诸公府亦设有各曹参军协助处理政事军事,其中户曹、仓曹、田曹、水曹、铠曹、车曹等皆与后勤有关,《宋书·百官志》载:“今诸曹则有直事、记室、户曹、仓曹、中直兵、外兵、骑兵、长流刑曹、刑狱贼曹、城局贼曹、法曹、田曹、水曹、铠曹、车曹、士曹、集、右户、墨曹,凡十八曹参军。”
地方后勤组织中,军政长官如州牧、刺史亦设置幕僚协助处理军政事务,其中亦有负责后勤事务的兵、户、仓、水、铠各曹,如《宋书·百官志》所载:“刺史…..官属有别驾从事史一人,从刺史行部;治中从事史-人，主财谷簿书;兵曹从事史- ~人,主兵事。…..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
①②③《宋书 ·百宫志》。
④《南齐书·百官志》。
2、北朝军制和后勤体制
北魏建立之初,沿袭鲜卑拓跋部旧制,设置南北二部大人总揽全国民政、军政。《魏书·官氏志》说:“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若古之二伯焉。太祖登国元年，因而不改,南北犹置大人,对治二部。”作为军队主力的禁卫军,则分别设置都统长(掌殿内之兵)、幢将(掌三郎卫土)外朝大人(掌朝官侍中以上、中散以下)统率之。
北魏在统–北方的过程中逐渐承袭魏晋官制军制而略有变动。在中央政权机构,设置丞相(或大丞相)、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两大(大司马、大将军);北魏后期又设立柱国大将军或天柱大将军,位在诸公之上。其中大司马.大将军、太尉为武官公,其余为文官公。文职或武职诸公之加都督中外诸军事者,掌管全国军权或兼掌全国军事政事大权，如北魏权臣尔朱荣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领军将军领左右、太原王,后又加大丞相、天柱大将军总揽全国军政大权;东魏权臣高欢、西魏权臣宇文泰皆以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揽全国军政大权。次于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军队统帅,有大都督和都督,如西魏宇文泰以关西大都督总统诸军。其他重要军事将领,有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加大字者其品秩相当于公)、卫将军、四征(东、南、西、北)、四镇(东、南、西、北)将军、领军将军、护军将军、前、后、左、右将军、领军、护军、中军将军、镇军将军、四安(东、南、西、北)、四平(东、南、西、北)将军等。东、西魏及北齐、北周与北魏大体相同。
北朝各代有直辖中央驻扎京城-一带的禁卫军,由领军将军或领军统率之。次于领军将军或领军的禁卫军将领,还有护军将军和i护军,左右卫将军、骁骑将军、射声、越骑、屯骑、步兵、长水五校尉等。后来又设置京畿大都督统率驻防京城附近诸军，位在领军将军之上。此外,尚有驻防各地的州郡兵，由带有军职的州刺史兼管军政民政。北魏后期以来,又设置行台或大行台,统辖一州以至数州的军政民政。北周时,又于各州设置总管或行军总管,管辖各州军政。
兵役制度,北魏初年未有定制，以招募为主，至孝文帝时,推行均田制,户口逐渐稳定,开始恢复按户征发兵役、徭役制。东、西魏与齐、周对峙时期就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征兵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颇有古意。”
北周创立者宇文泰改革兵制,仿照鲜卑拓跋部部落兵制,把原来十二军改为六军,设六柱国统率之,如《文献通考·兵考》所述:“周太祖辅西魏时,用苏绰言,籍六等之民，择魁健材力之士以为之首,尽蠲租调,而刺史以农隙教之。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 -军,大将军凡十二人。每一将军统二开府，一柱国主二大将,将复加持节都督以统焉。凡柱国六员,众不满五.万人。”府兵制加强了军队战斗力,对隋唐兵制有很大影响。
北朝后勤体制与南朝相同之处是:尚书省所属度支、驾部、户部等列曹尚书是中央后勤组织体系的核心。北朝尚书省所属各曹，北魏前期天兴年间分三十六曹,其后略有减少,比南朝分曹数目稍.多。诸曹中的户部、驾部、度支、车部、库部、起部、金部、都官、水部、仓部、运曹、屯田、骑兵、虞曹等皆掌管一部分后勤事务。
不同之处在于:除尚书省外兼管一部分后勤事务的大司农、太仆、少府、将作大匠,在南朝大都有名无实且时置时罢;但在北朝却经常设置。其中大司农、太仆、少府诸机构,据《魏书·官氏志》记载;还是当时常置的六卿之一,掌管部分后勤事务。《南北史补志·食货志》说:“后魏有大司农,而改少府为大府;又有度支尚书,掌计令,凡军中损益及军役、粮廩事。北齐因之,有左右寺藏。后周司农属大司徒;大府掌贡赋货贿以供国用,属大司空;又有计部大夫,有外府,掌绢、帛、丝、麻、钱物、皮、角、筋、骨之类。”北朝还设有典牧都尉与司盐校尉,掌管部分后勤事务。魏孝文帝延兴四年(公元474年},“又置司空主客、太仓、库部、都牧、太乐、虞曹、官舆、覆育少卿”;“置外牧宫。”①其中太仓、都牧、库部、奠曹和外牧宫皆与后勤管理有关,并升级为少卿。其中掌管粮食事务的司仓尤为重要，北周太祖宇文泰为西魏丞相时,“创制司仓,掌办九谷之物,以量国用,用足蓄其余,不足则止余用。②”负责军队的粮食储备工作。
北朝在文职武职诸公、皇室王公(皇子、藩王)以及独当一方的各级将军中还设置幕僚,其中有掌管军事后勤事务的户曹、仓曹、中兵等参军。《魏书·官氏志》载:“二大(大司马、大将军)、二公(太尉、司徒)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司空、皇子功曹、记室、户曹、仓曹参军事”;“从第一品将军、开府功曹、记室、仓曹、户曹、中兵参军事、功曹史”;“第二品将军、始藩王、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功曹史”;“从第二品将军、二藩王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功曹史”;“从第三品将军、三藩王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功曹史”,“第三品将军、三藩王主簿、列曹参军事”;“四品正从将军录事、功曹、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五品正从将军录事、功曹、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
此外,北朝各州任军职的州刺史、州都督以及行台和沿边镇将亦设置幕僚,其中掌管后勤工作的户曹、田曹、水曹等参军,主要负责各州及沿边各镇的后勤工作。《魏书·官氏志》记载,魏宣武帝时“诸州咨议、记室、户曹、刑狱、田曹、水曹、集曹、士曹参军悉并省之。”《南北史补志·食货志》说: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征南将军薄骨律镇将刁雍奏日:‘奉诏天下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可见沿边各镇的后勤工作还是比较繁忙的。
①《魏书·宜氏志》
②《南北史补志·食货志》。
北朝时代,各代封建统治者鉴于自西晋末年以来战乱相继、土地荒芜、军粮民食俱有困难的情况，为了稳定统治,适应经济上、军事上的需要,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又沿袭秦汉魏晋以来的屯田政策,在沿边一带和内地州县实行屯田,建立了粮秣保障的后勤体制。
北魏建立初期，即在河北及沿边五原、固阳(皆在今内蒙)-带进行屯田，《魏书·食货志》说:“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存者,盖十五焉。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后,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固阳塞为屯田。”此后，屯田日广,于军屯之外,又立民屯，《魏书·食货志》载:“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断顷亩之数。”
至魏孝文帝时,采纳徐州刺史薛虎子建议,在内地及沿边进一步推广屯田,收到很大成效。《南北史补注·食货志》对此有所记述:“孝文时,州镇戍兵,资绢自随,不人公库,任其私用，常苦饥寒。徐州刺史薛虎子奏请:‘委粟彭城，以强丰沛。窃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未及建下,不免饥寒,输之于公,无毫厘之润,语其私，则横费不足。今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灌溉。其中良田十万余顷,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稻粟。 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芸植,余兵尚众,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充于数年之食。于后兵资唯须内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匪直戍士有丰饱之资，于国亦有吞敌之势。昔杜预田宛、叶以平吴，充国耕西零以强汉。臣虽识谢古人,任当边守,庶竭尘露,有增山海。’孝文纳之。时朝廷有南讨之计,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缘淮兵,合五万余人,广开屯田。八座奏范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绍勤于力课,频岁大获。车驾南讨,诏黄门郎宋弁于豫州都督所部及东前颍、邺皆减戍士营农,水陆兼作。既平南阳，杜纂又诣赭阳、减武阳二郡,课种公田,随供军费。太和十二年,诏六镇、云中、河西、关内州郡,各修水田,通渠灌溉。”屯田的进一步推广,不仅有助于军粮军费的补给,而且对于发展北方地区社会生产也起了重要作用。
北齐继承北魏屯田制度,在幽州及黄淮流域继续进行屯田,如.《南北史补志·食货志》载:“北齐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考其所人，以论褒贬。废帝乾明中,尚书左丞苏珍芝议修石鼋等屯,岁收数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廪充足。斛律羡为幽州道行台仆射,导高梁水,北合易京,东会于潞,因以灌田,边储岁积,转漕用省,公私获利焉。孝昭.皇建中,嵇晔为平州刺史。晔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又于河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白是稍止转输之劳。’
三、平时战时后勤保障
1、武器
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与战争的日益频繁,南北朝军队的武器装备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中变化最显著的是刀代替了剑、稍(长矛)①代替了戟。南北朝时期一般步兵的标准装备,就是环柄的刀和长矛,在当时的壁画、画象砖等考古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步兵的形象。敦煌莫高窟第二八五窟的西魏壁画“得眼林”故事中,生动地表现了用刀稍装备的步兵同重甲骑兵一甲骑具装战斗的情景。河南邓县彩色画象砖墓里有一方画象砖,表现了一支行进中的步兵队伍,他们装备的武器除了供远射的弓矢外,就是环柄的刀和稍。另一画象砖上,刻画着-一个骑着骏马.身披两当铠的将领,马后随从着一一个士兵，手里捧着他的环柄长刀,刀环上系着长长的飘带。事实上,南北朝以后,直至出现火器钢刀在武器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①稍(槊),长矛,《太平御览·兵器》引《通俗文》日:“矛丈八者,滑之稍。”
捎之代替戟则为时较晚。戟是我国古代的主要格斗兵器之一,被称为“五兵之雄”。但是,早在三国时代，铁制长矛就已开始进人重要的常备武器的行列,当时一些著名的战将如张飞等就以善用长矛著称。东晋十六国时代,由于善于骑射的北边各少数民族相继人主中原，马稍已超过马戟。南北朝时代,在当时战斗中占重要地位的骑兵装备中,马稍已完全代替了马戟。”马稍所以排挤马戟,成为南北朝时骑兵的主要格斗武器,主要原因可能有下述几点:(一)从工艺制造方面来看,锻制在刺旁加伸小枝的戟,工艺比较复杂，而锻制两刃稍则较简易。由于是军中主要的格斗兵器,既要求质精,又要求量足,因此工艺简便易造的稍较之工艺繁复费工的戟，更合于战争的需要。(二)从使用效能方面来看，早在汉魏时期戟的功效已由主要是回拉钩研,转变为前冲叉刺，因此就与稍的效能相近似。但是到南北朝时大量的甲骑具装出现在战场上,要杀伤对方的人和马,必须穿透或斫断人披的两当铠或明光铠,以及马披的具装铠。由于铁铠制工日精,戟体窄,虽带有旁枝而具有叉刺的功能,但穿透力并不如长身阔体的两刃稍。因此对付披重铠的敌方,戟的杀伤能力远逊于两刃稍。(三)除了工艺和效能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们往往在选择兵器时受民族传统的制约。在北朝主要的统治民族是鲜卑族,传统的兵种是强悍的骑兵,而传统的格斗兵器是稍。”①到了隋唐以后,载完全被海汰,不再列入格斗武器行列,变成象征贵族官傺显赫地位的仪仗和守门的器物，即所谓.“门戟”。同时,矛(稍)也逐渐由盛而衰,虽仍是武器之一;但不再是常备武器,由同它形制相似的枪取代了它过去在常备武器中的重要地位。
①杨褴:《中国占兵器论从》。文物出版杜1985年版。
南北朝时代重要的常备武器，除刀、矛(稍)之外,还有弓弩。《宋书·朱龄石传》载:“(魏主拓跋)嗣又遣南平公拓跋嵩将三万骑至,遂肉搏攻营。于是,百弩俱发;又遭善射者丛箭射之,虏众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别赍大锤并千余张稍,乃断稍长三、四尺，以锤锤之,一稍洞贯三、四虏。虏众不能当，一时奔渍,临阵斩阿薄千首,虏退还半城。”《南史·蔡道恭传》载:“魏大造梯攻,攻围日急。道恭用四石乌漆大弓射,所射皆洞甲饮羽,一发或中两人,故人望弓皆靡。又由城内作土山,多作大稍,长二丈五尺,施长刃,使壮士执以刺魏人，魏军甚惮之。”北魏慕容白曜率军攻“克东阳,凡获仓粟八十三万斛,米千斛,弓九千张,箭十八万八千,刀二十万二千四百,甲胄各三千三百。”可见弓箭与刀、矛(稍)同为南北朝战争中普遍使用的常备武器。
弓箭这种远射兵器,自古以来即为传统的常备武器,从先秦至秦汉经过不断的改进,已能制作具有较大威力的强弩和一次发射多矢的连弩。三国时诸葛亮在连弩的基础上制成一次发射十支铁弩箭的“元戎弩。”西晋时开始出现一种射程千余步、杀伤力强的“神弩”。到了东晋南朝时期,又在继承西晋“神弩”的基础上制成威力更大的“神弩”、“万钧神弩”。“在南京的秦淮河里,曾经发现过五件南朝时期的铜质弩机,形态和结构与当时通用的弩机一样,具有外部、悬刀、牛、枢、望山和牙,但是尺寸要大得多,机郭长达39厘米,悬刀全长近20厘米。如按照汉代弩机与弩臂的比例推算,安装这种大型弩机的木弩臂,其长度至少在180–226 厘米左右。而所用弩弓,则长约430- -540厘米。这样巨大的弩,靠一个人的气力是不可能发射的,看来只有安装在床子上,靠用绞车等办法才能张开,称之为神弩,看来并不为过,它应是后来唐宋时流行的多弓床
弩的前身①。”除此而外,东晋南朝在弓箭制作中还制造了一种用以火攻的火箭,如《太平御览》载:“《宋书》载:‘王玄谟围滑台,城内多茅屋,皆日:‘宜以火箭烧之’。又《殷琰传》日:‘琰与刘勱相持,動用茅色土掷以塞堑,掷者如云,城内乃以火箭射之。’又《良吏杜慧度传》曰:‘慧度为交州刺史,卢修龙破合浦,径向交州,慧度自登高舰合战，放火箭雉尾炬，修众俱然(燃),一时溃散②。”又《周书·王思政传》记其守颍川与前来围攻的北齐高岳作战时，“思政亦作火鑽(穭),因迅风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烧其攻具。”后来又在火箭的基础上制成火弩。火箭火弩的制作方法,在唐人杜佑《通典》中说:“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楼橹版木上,瓢败油散,因烧矢镞内中射油,散处火立燃，复以油瓢续之,则楼橹尽焚,谓之火箭。”“火弩以擘张弩,射及三百步,以瓢盛火符矢端,以数百张齐射敌营中刍草积聚。③
此外,比较重要的武器还有枪和盾。南北朝时代枪的使用逐渐推广。《太平御览》引“《宋元嘉起居注日:谢灵运自理表云:及经山阴,防御彰赫,彭排马枪,断截衢巷④。”盾是与剑、载或刀、矛配合使用的常备防御武器。南北朝时刀盾配合是步兵装备的主要形式。除刀、矛、弓弩、枪、盾而外,当时使用的格斗兵器还有槌(椎)、棒.殳(杖)、弹、斧、彭排(盾牌)、鞭等。另外,在步兵中还保留少数长戟;还有用炮的记载:梁“永安侯(萧确)兵败,贼使负炮,不之知也。⑤”
①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②③《太叩御览.兵部五二·火攻》。
④《太平御览·兵部八五·枪》
⑤《南朝粱会要 ·兵·州府仗库》。
南北朝各朝统治者，为适应战争频繁的需要,在各地设立制作武器的作坊,如北魏时，“汉中旧有金户千余家,常于汉水沙海金，年终总输,后临淮王(元)彧为梁州刺史,奏罢之。其铸铁为农器、兵刃,所在有之;然以相州牵口冶为工,故常炼锻为刀,送于武库。⑥”北周时,“于夏阳诸山置铁冶，复令(薛善)为冶监,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善亲自督课,兼加抚慰,甲兵精利.而皆忘其劳苦焉。⑦甲兵精利与否,是影响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如齐梁战争中,“齐显祖责陈武废萧明,令仪同萧轨率希光、东方孝、裴英起、王散宝步骑数万伐之。….及战,兵器并不堪施用，故致败亡,将帅俱死网。”又，如梁时侯景即将叛乱时,“羊侃人直毁省,启尚方仗不堪用，上大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弊于粗仗。景至新林,军人争人武库,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⑨”。北周统治者汲取了齐、梁因兵器不堪用致败的教训,因而兵器制造中注意提高质量问题。这也是北周在统北方过程中所以能战胜北齐的重要因素之一
2、舟车
南北朝各代,尤其是南朝各代,由于境内河流纵横,作战、运输皆需船舰,所以注意兴建水军(舟师)营造船舰。当时水军规模较大,每支水军人数动辄以万计,船舰以千计。如刘朱时“邓琬以刘胡与沈攸之等相持不决,乃加袁顓都督诸军事。六月甲戌,題帅楼船千艘,战士二万,来人鹊尾四;’齐朝末年，“(萧)衍集僚佐谓日:‘昏主暴虐,恶逾于纣,当与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众,得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装舰,葺之以茅,事皆立办0;梁朗末年，“王琳既不就征,大治舟舰,将攻陈霸先。六月戊寅,霸先以开府仪同三司侯安都为西道都督,周育文为南道都督,将舟师:
⑥《魏书·食货志》。
⑦《周书·薛善传》。
⑧《北齐书·封降之传》。
⑨《南朝粱会要·兵，州府仗库》。
⑩《资治通鉴·宋纪三》。
⑪《资治通鉴·齐纪九》。
万以击之①。”“(王)琳将帅各乘一舰,每行战舰以千数②。”陈朝时，“(华)皎亦遣使勾引周兵,崇奉萧岿为主,士马甚盛。诏乃以吴明彻为湘州刺史,实欲以轻兵袭之。是时，虑皎先发,乃遣明彻率众三万,金翅(舰)直趋郢州;又遣抚军大将军淳于量率众五万,乘大舰以继之③。水军船舰或是用以载运兵员登陆攻城略地,或是用以运输粮秣给养,如刘宋时，“薛常宝在赭圻食尽,南贼大帅刘胡在浓湖,以蒙囊盛米流查及船腹,顺覆船，顺风东下,以饷赭圻。(沈)攸之疑其有异,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④”;或是用以与敌方水军作战。所以在南北朝战争中以及在南朝内部斗争中水军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南北朝各代皆大力营造船舰,兴建水军，如北魏太武帝“闻刘义隆(宋文帝)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之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以备之⑤;”陈“文帝以湘州出杉木舟,使刺史华皎营造大舰金翅等二百余艘,并诸水战之具,欲以人汉及峡⑥,”攻取襄阳和巴蜀。后槊主萧岿“与周军多造舟舰，置于青泥水中。时水长(涨)漂疾,(章)昭达乃遣(程)文季共钱道戢轻舟袭之,尽焚其舟舰⑦。”北齐时,封子缯守合州，“修造城隍楼雉,缮冶军器,守御所须毕备,人情渐安。寻敕于州营造船舰,子缯为大使,总监之⑧”;另一齐将慕容俨守郢州,也是“修缮城隍,多作大楼,又造船舰，水陆毕具,工无暂缺⑨。”南北朝营造的船舰种类繁多,除一般用以运输的船只外,战船种类既有大舰与细船之分,《通鉴纪事本末·侯景之乱》载:“(王)僧辩至姑孰,(侯)子鉴率步骑万余人渡,于岸挑战;又以船舫千艘载战士。僧辩麾细船皆令退编,留大舰夹舶两岸。子鉴之众谓水军欲退,争出趋之。大舰断其归路,鼓噪大呼，合战中江,子鉴大败,士卒死者数千人。”同时大舰又有楼船、拍舰,小舰又有火舫、水车之别。《陈书·鲁悉达传》载:“候景之乱,(徐世谱)因预征讨,累迁至员外散骑常侍,寻领水军。从司徒陆法和讨景,与景战于赤亭湖。时景军甚盛，世谱乃别遣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将战,又乘大舰居前,大败景军,生擒景将任约,最退走。”另外,还有蒙冲小舰，《宋书·王镇恶传》载:“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皆在舰内,羌见舰诉(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惋,咸谓为神。镇恶既至,便弃船登岸”;又《南朝陈会要·兵·水军》载:“天嘉元年,太尉(侯)填败王琳于梁山。将战,有微风至自东南,众军施拍纵火。定州刺史章昭达乘平虏大舰,中流而进，发拍中于贼舰,其余冒突、青龙,各相当值。又以牛皮冒蒙冲小船,以触贼舰,并镕铁洒之,琳军大败。”此外,尚有皮舰，《宋书·邓琬传》载:“(袁)频(顓)使(刘)胡率步卒二万、铁马一千往攻(张)兴世,(刘)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吴喜、侯长生、刘灵遗、刘伯符等进攻浓湖,造皮舰千乘，拔其营栅,苦战移日,大破之。”以上各种战舰中,以楼船、蒙冲小舰为最重要,是主要的战船。楼船是一种大型的有楼战舰，一-般为两三层,高者至四层，高十余丈,可载水军或步、骑兵千余人,配有锚、桅、棹、帆等船具和水军使用的各种兵器。蒙冲小舰是一种攻击型的战船,系以生牛皮蒙船底和船厢、船之两厢开掣棹孔,左右有弩窗和矛穴,形制狭长,轻便快速.冲击力强。
①《资治通鉴·陈纪一》。
②《北齐书·王琳传》。
③《南朝陈会要 ·兵.水军》。
④《宋书》卷八 四{邓琬传》
⑤《魏书·祖纪》。
⑥⑦《南朝陈会要 ·兵·水军》。
⑧《北齐书·封隆之传》。
⑨《北齐书·慕容俨传》。
南北朝时代的军用车辆,主要是用于作战的战车和用于运输粮秣和其他物资的后勤车辆。战车中,有用钩城楼的钩车和用以冲城的冲车，如宋文帝北伐和魏太武帝南征战争中,“魏人以钩车钩楼城,城内系以驱组,数百人唱呼引之,车不能退。既夜,缒桶悬卒出,截其钩,获之。明日,又以冲车攻城,城上坚密,每至,颓落不过数升”①;还有用以填地塹的暇蟆车。刘朱时，“殷琰反,帝遣辅国将军刘動西讨之,筑长围，创攻道于东南角,并作大虾蟆车，载土牛皮蒙之,百人推以塞堑,琰乃始降”②;宋魏战争中，“魏人以虾蟆车填堑,肉薄攻城,死者与城等,遂登尸以陵城”③;此外,还有用以攻城、登城的飞楼、撞车、登城车、钩堞车、阶道车、火车等。梁武帝时侯景之乱中，“(侯)景造诸攻具及飞楼、撞车、登城车、钩堞车、阶道车、火车,并高数丈,一车至二十轮,陈于阙前,百道攻城并用焉;”“景又作木驴攻城,城上飞石掷之”④;“癸己,侍中、都官尚书羊侃卒，城中益惧。侯景大造攻具，陈于阙前,大车高数丈,一车二十轮。丁酉,复进攻城，以虾蟆车运土填堑”⑤。这些攻城车具有强大威力，“以车撞城,车之所及,莫不摧毁”⑥。后勤车辆,主要用于军粮运输。如“(后魏)刁雍除薄骨律镇将。雍以西土乏雨,表求凿渠溉私田;又奉诏以高平、安定、统万及薄骨律四镇出车牛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⑦。到了战时,后勤运输更为繁忙，如“魏汝阳司马赵怀仁帅众寇武津,豫州刺史刘動遣龙骧将军申元德击破之….获运车三百乘”⑧;魏吕雒拨为平原镇都将,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归诚,请援,诏遣尉元率众教之。雒拔随元之彭城。朱将张永遣将王茂之领兵五千人人武原,援其运车.元遣雒拔率骑诸武原击之，格斗二日,手杀九人,夺贼运车二百余乘,仍共击永，大破之”⑨。刘宋“泰始二年,薛安都在彭城请降。中领军沈攸之等
①《通鉴纪事本末·宋文图恢复》。
②《太平御览·兵部六》引《齐书》。
③《南史·朱宗室诸王传》。
④《梁书·侯景传》。
⑤《资治通鉴·梁纪一七》。
⑥《通鉴纪事本末·魏分东西》。
⑦《北史·刁雍传》。
⑧《通鉴纪事本末·宋明帝北伐》
⑨《册府元龟·将帅部·次功六》。
米船在吕梁;又遣军主王穆之上民口,穆之为虏攻破米船,又破运车于武原”①;“泰始初,(王广之)除宁朔将军、军主,隶宁朔将军刘怀珍,征殷琰于寿春,琰将刘从筑垒相守，台军相拒移日。琰遣长史杜叔宝领五千人、运车五百乘援从。…广之等肉薄攻营,自晡至日没,大败之,杀伤千余人,遂退,烧其运车”②。当时军中运输车辆多用畜力，如刘宋北伐时,柳元景所率西路军,“粮尽各余数日食，元景方督义租,并上驴、马以为运粮之计,遣军副柳元怙简步骑二千以赴陕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③;刘朱末年内战时，“杜叔宝谓台军住历阳不能遽退,及刘動等至,上下震恐。刘顺等始行,唯赍一月粮,既与刘动久相持,粮尽,叔宝发车牛五百乘,载禾饷师,自将五千精兵送之”④,“(吕)安国复夜往烧米车，驱牛二千余头而还”⑤。在南北朝史籍中,关于使用牛力车进行物资运输的记载较多。牛车是当时普遍使用的畜力车。魏太武帝始光二年“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⑥;又如“(宋)文帝以魏寇为忧,咨访群官。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 ..三日:纂偶车牛,以载粮械,计千家之资,不下五百耦牛，为车五百辆,参合钩连，以卫其众”⑦。当时军运之所以以车牛为主,概因南北朝时战争频繁、骑兵又占重要地位,因而战马需要量大而用于运输的马匹非常稀少的缘故。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双方地理条件.上的差异,南方江淮地区河流湖泊纵横,水路行舟极为方便;北方地区则河川稀少,又常有淤塞之患,因而交通运输以陆路行车为主。陆路行车特别是使用牛车与水路行舟相比较,不仅运费昂贵,而且运时绵长，所以北魏征
①《南朝宋会要·食货·运粮》。
②《南齐书·工广之传》。
③《通鉴纪事本末·废帝之乱》。
④《南史·柳元景传》。
⑤《资治通鉴·朱纪一三》。
⑥《北史·魏本纪第二》。
⑦《通鉴纪事本末·宋文图恢复》。
南将军、薄骨律镇将刁雍在向魏太武帝拓跋焘建议开凿渠道以通黄河之后,又提出改进军粮运输即改陆路运输为水路运输的建议:“(太平真君)七年,雍表日:‘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渡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生民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臣前被诏有可以便国利民者，动静以闻。臣闻郑、白之渠,远引淮海之粟，诉流数千里,周年乃得一至，犹称国有储粮,民用安乐。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废田。”①可见当时北朝军运方面水陆运输的概况。
3、衣甲
南北朝时期军队的服装形制,继承汉晋而又有所发展。当时将土戎服有战袍,有铠甲，《南史·侯景传》载:“(太清二年)十二月，以太府卿韦黯守西土山,左卫将军柳津守东土山…..募敢死士,厚衣袍铠,名曰:‘僧腾客’ ,配二山,交悄以战。”可见将士中既有身披战袍的,也有身穿铠甲的。战袍的质料有锦有布。《梁书·侯景.传》所载:“(梁武帝)太清元年，侯景既至寿春,启求锦万匹,为军人袍。领军朱异议，以御府锦署止充颁赏远近,不容以供边城戎服,请送青布以给之。”《南史·侯景传》亦记:“(侯)景涡阳之败求锦,朝”廷所给青布,及是皆用为袍。
①《魏书·刁雍传》
南北朝时期,简袖铠逐渐被淘汰，当时最流行的是两当铠和保护战马的马铠,其次是明光铠。当时称马铠为“具装”,称身披铠甲脚踏铠马的骑兵为“甲骑具装。”两当铠的形制,是由一片胸甲和- 片背甲所组成,在背部用带扣联起来,腰上束带。在质料方面,有铁.铠和皮甲之分,铁铠所用甲片有长方形的,即所谓‘牌子铁两当,另外也有鱼鳞甲。”①“由于两当铠是南北朝时使用的主要铠甲,所以在这一时期的陶俑上和石刻里所表现的铠甲,两当铠所占比例很大。出土的标本,北方的有:西安任家口北魏正光元年(公元520年)邵真墓出土的陶俑,头戴兜蝥,披两当铠…..大口挎,缚挎。河北曲阳嘉峪村北魏正光五年(524年),韩贿妻高氏墓出土残陶俑，也是戴兜鍪.披两当铠,腰束带,腰以上刻划出之排甲片,甲片作圆角长方形。兜鍪和铠甲涂红彩,内衣残存蓝、绿彩。龙门石窟蓬华洞下第四龛的天王象,虽然已有残缺,但可以清楚地看出所披的两当铠,和铠上的长方形甲片。另外,还有解放前在洛阳邙山被盗掘的两组陶俑:一组是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元照墓出土的,现已流失国外,其中不少俑是披两当铠的。另一组是建义元年(公元528年)元邵墓出土的,现藏洛阳博物馆,其中有的陶俑在裙褶外罩两当铠。在武汉周家大湾发掘的刘宋纪年墓里出土的陶俑，可以约略看出身披两当铠的形象。其中墓101出有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纪年砖,墓207出有孝建二年(公元455年)纪年砖。以孝建二年出土的陶俑为例,头戴小冠,双手拱于胸前,身披两当铠。另外，在河南邓县学庄彩色画象砖上,凡是披铠武士，都是身着裙褶,在褶上罩以两当铠,肩部联扣胸甲和背甲的扣带刻画的很清晰②。南北朝时代,由于大量使用骑兵,装备马铠的甲骑具装日益增多，“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常常出土有甲骑具装俑和绘有甲骑具装的画象砖壁画等。较早的甲骑具装图象,是昭通东晋太元年间的壁画和永和十三年冬寿墓的壁画。”许多地区出土或发现有北魏时的甲骑具装俑,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陕西咸阳底张湾北周建德元年(公元572年)墓等也出土有甲骑具装俑。石窟寺壁画里保留的甲骑具装形象,可以麦积山麦察第一二七号窟、敦煌第二八五窟壁画为代表。在当时南北交错地区的河南邓县,发现一座嵌有彩色画象砖的.墓葬,基里也有披着具装的战马画象。在南方,江苏丹阳的一座南朝大基里,有甲骑具装的砖刻画,在画砖的侧面还有“右具张第X”的编号。同时在吉林集安的高句丽族石墓壁画中,常常有甲骑具装的形象，如麻线沟一号墓室北壁东端就有甲骑具装的图象,特别是三室冢中,画有两个骑干交马战斗的图象,其中右侧一骑的马具装画得很清楚,从以上所举的材料,依照时代先后的顺序,大致可以看出马具装的发展变化,是由比较简单不够完善的早期形态,发展到各部位结构谨严、完备的成熟形态。邓县彩色画象砖上的图象，结构完备,细部刻画也很清晰,可以用来作为分析这-一时期具装铠的典型标本。邓县的着彩画象砖表现的是一匹黑马,上披白色具装,由六部分组成:即面帘、鸡颈、当胸、身甲、搭后和寄生。除面帘和寄生外,都是用长方形的甲片编缀成形的。面帘是用来保护马头的，是一整片,双眼处开有孔洞,双耳间还树有一朵缨饰。寄生竖在马鞍后尻部,形似扇面,高度与马额的缨饰相当，它的作用可能是保护骑乘者的后背,这种寄生除扇面状外，也做树枝状或竹枝状。寄生是具装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往往与具装并提。陶俑上的寄生,多是另插上去的,因此在甲骑具装的马尻部,都有一个圆形插孔。用来编缀具装的甲片,图象中都作长方形,搭后所用的较小,其余部分的较大,在身甲的下缘包有宽边。马尾露在搭后处,是结扎起来的。以后,一直到北宋时期,马具装基本上还是这样的结构。….而两当铠在这-时期所以盛行,正是因为是适合于骑兵使用的铠甲。”①除了两当铠和具装铠而外，南北朝时期还使用另一种铠甲即明光铠。南北朝前朝中期这种铠甲还是较为稀少名贵,到了南北朝未期它逐渐流行起来,呈现出取两当铠面代之的趋势。当时,北齐与北周的部队在邙山的一次战斗中,北周将领蔡祐就披着这种防护能力较强的铠甲参加战斗。《周书.蔡柘传》;“祐时著明光铁皑,所向无前。敌人咸日;此是铁猛兽也,皆逮避之。”北朝末年，明光铠的使用日趋普遍，披明光铠的陶俑和石刻雕像经常发现。东魏时有河北赞皇武定二年(公元544年)李希宗墓出土的持盾陶俑和他的弟弟李希礼墓出土的按盾陶俑,还有磁县东陈村武定五年(547年,赵胡仁墓的按盾陶俑。北周时有陕西咸阳建德元年<572年)墓出土的陶俑。北齐时有天统二年(公元566年)崔昂基出土的陶俑和武平六年(575年)范粹慕出土的陶俑,都是披明光铠;左手按有持狮子面图案的长盾的武士形象。它们所戴的兜鍪,和元熙慕出土的标本近似,中脊起棱,额前伸出冲角,两侧有耳护,耳护上有加覆一重方形的护,这是流行于北魏晚期迄于隋代的一种形制。在北晌堂山北齐时期的洞窟里,披着铠甲的神王雕象，也都是披着明光铠.自颔下居中纵束甲绊,至腹前打结,再束于腰上,胸前左右两而圆护,肩有披膊,足踏长靴。可见明光铠到北朝末期日趋流行,表现出有最后取代两当铠的趋势。
①杨泓:《中国古代兵器论丛》
②杨泓:《中国古代兵器论从》
南北朝时期历次战役中有不少关于甲士的记载。如刘朱时,大将楦道济与魏军战,“时道济兵少,魏兵甚盛,骑士四合,道济命兵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舆,引兵徐出①;”南齐时，“将军鲁康祚、赵公政将兵万人攻魏太仓口,魏豫州刺史王肃使长史清河傅永将甲士
①杨泓:《中国古兵器沦丛》。
②《资治通鉴·宋纪四》。
三千击之①”;萧梁时,“(宇文)泰乃遣(尉迟)回督开府仪同三司原珍等六军,甲士万二千人,骑万匹，自散关伐蜀②”;梁陈之际，陈高祖陈霸先“率甲士三万人,强弩五千张,舟舰二千乘，发自豫章③”;北魏初年,魏道武帝“遗长孙肥帅七千骑袭中山,…获铠骑三百④”;北魏前期，“安颉为冠军将军,太武神麇四年,宋将檀道济、王德东走，诸将追之,至历城而还。颉献宋俘万余人,甲兵三万⑤;”北魏末年人民大起义中，“萧宝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念生,引兵会祖迁等于安定,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军威甚盛⑥;”东西魏战争中，东魏“丞相(高)欢欲收兵更战,使张华原以簿历营点兵,莫有应者，还白欢日:“众尽去,营皆空矣。…..丧甲士八万人,弃铠仗十有八万。丞相(宇文)泰追(高)欢至河上,选留甲士二万余人,余悉纵归⑦。”从上述记载中，可见用铠甲装备的甲士在大小战役中都占了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当时铠甲的质料,除绝大部分为铁制外,也尚有用皮革制成的，如《宋书·萧思话传》所载:“(元嘉十年)三月,(萧)冰之率众军进据峨公固。(杨)难当遣其子和率赵温、蒲早子及左卫将军吕平、宁朔将军司马飞龙,步骑万余跨汉津结砦其间,立浮桥,悉力攻承之,合围攻十重,短兵接战,弓兵无用，贼悉衣犀革,戈矛所不能加。承之乃截稍长数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辄穿十余贼。贼不能当,因大败,烧砦奔走,退据大桃。”杨难当是南北朝初年的氐族首领,依附北魏,与刘宋为敌,所部氐族将士系以犀革为铠甲,如《抱朴子》所说:“屠犀为甲,给乎专征之服”。另外,南北朝时代,特别是北朝士族门阀势力除保留一部分政治经济特权外,还拥有自己的部曲郎.私家武装,并配以包括甲骑具装在内的坚甲利兵,《北齐书·高季式传》载:“季式兄弟贵盛,并有勋于时，自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戈甲器仗皆备”;同书《清河王岳传》亦载:“(清河王高)岳与高祖经纶天下,家有私兵,并备戎器,储甲千余领。世宗之末，岳以四海无事,表求纳之。世宗敦至亲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属居肺腑，职在维城,所有之甲,本资国用,叔何疑而纳之。’文宜之世,亦频请纳,又固不许。及将薨遗表谢恩,并请上甲于武库。”可见南北朝时代,无论在国家军队正是在私家武装中,用铠甲装备的甲士都占了重要的地位。
①《通鉴纪事本末 ·元魏寇齐》。
②《资治通鉴·梁纪_-)。
③《陈书·高祖纪》。
④《魏书·长孙肥传》。
⑤《册府元龟·将帅部·献捷一》。
⑥《通鉴纪事本末·六镇之叛》。
⑦《通鉴纪事本末·魏分东西》。
4、粮秣
南北朝时期,粮秣供应对战争战役发生决定性影响的事例屡见不鲜，如:在朱文帝元嘉北伐滑台之役中,宋将“朱修之留府滑台,乃为索虏所围攻,修之粮尽,救兵不至,将士熏鼠食之,城陷为虏所执①”;北魏初年进取中原的战役中,魏道武帝“以军粮不继，诏东平公(拓跋)仪罢郵围,徙屯馆陶②;”在宋初北伐时，“檀道济等进军济上,二十余日间,前后与魏三十余战,道济多捷,军至历城,叔孙建等纵轻骑邀其前后,焚烧草谷,道济军乏食,不能进③。”后来宋明帝准备再次北伐中原时，“复令(沈)攸之进围彭城,攸之以清、泗既干,粮运不继,固执以为非宜,往返者七④。”朱明帝北伐中原战役中，“魏西河公(拓跋)石自悬瓠引兵攻汝阴太守张超,不克,还屯陈、项,议退长社,待秋击之。郑羲曰:‘张超蚁聚穷命,粮食已尽,不降当走,可翘足而待也。今弃之远去,超修浚城隍,积薪储
①《太平御览·兵部五》。
②《北史·魏本纪第》。
③《资治通鉴·宋纪四》。
④《宋书·沈攸之传》。
谷,更来恐难图矣。’石不从,遂退长社①”;因此南北朝时代以善于战守著名的将帅都十分注意粮秣储备及截敌粮道,破坏敌粮秣储备的工作，如王思政奉西魏丞相宇文泰之命镇守弘农,“于是,修城郭,起楼橹，营田农,积刍秣,凡可以守御者皆具焉②。”梁朝末年陈武帝陈霸先主持梁朝政事,率军与围攻建康的齐军展开激战，“(绍泰元年)十-月已卯,齐遣兵五千度据姑孰,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士荣、淮州刺史柳达摩领兵万人子胡墅,度米粟三万石、马千匹人石头。帝乃遺侯安都领水军夜袭胡墅,烧齐船;周铁武率舟师断齐运输,帝领铁骑自西明门袭之,齐人大溃③。”次年六月，“齐兵潜至钟山龙尾,丁未进至莫府山,帝遣钱明领水军出江乘,要击齐人粮运,尽获之。齐人大馁,杀马驴而食之。….帝停顿众军蓐食攻之,齐军大费.》④’。
南北朝时期车粮供给的采源，首先是取之于农民提供的田租;其次是实行军民屯田,就地补给。此外还“因粮子敌”。
田租所征的粟米刍藁是军粮的主要来源,一般是由封建国家按定额征收后统筹调配,如刘宋时，“以广陵王(刘)诞为雍州刺史。上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人台租税悉给襄阳⑤”;战时，往往临时额外增收租米以充军粮。如北魏时,“魏上皇将人寇,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⑥”;又如刘宋时，“方轨经据潼关,将士乏食,乃亲到弘农督人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⑦”。战争结束就发布减免军粮负担的语令。如陈朝“(陈)武帝永定二年正月辛丑,诏晚订
①《资治通鉴·宋纪一四》。
②《周书·王思政传》。
③④《南史· 陈本纪上》。
⑤《资治酒鉴·宋纪八》。
⑧《资治通鉴·宋纪一五》。
⑦《南史·王镇恶传》。
军资未送者并停,元年军粮逋余者原其半①”;“文帝天嘉元年三月丙辰,诏令岁军粮通减三分之一”②
推行屯田供给军粮也是军粮筹措的重要手段。南北朝各代实行屯田的情况,南北各史记述不详,但清人汪士铎的《南北史补志·食货志》关于屯田的记载有:“南齐桓祟祖为豫州刺史、平西将军,明帝使入关参虏消息还,敕崇祖日:‘卿视吾是守江东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营田，自然平殄残丑。’遂敕崇祖修治芍陂田。祖冲之为长水校尉,领冗从仆射,冲之造安边论,欲开屯田广农殖。….时徐孝嗣为尚书令,连年虏动,军国虚乏,孝嗣欲立屯田曰:‘有国急务,兵食是同，一夫辍耕，于事弥切，故井陌疆里,长毂成于周朝,屯田广置,胜戈富于汉室,降此以还,详略可见。但求之自古，为论则赊,即以当今,宜有要术。窃寻缘淮诸镇,皆取给京师,费引既殷,漕运艰涩,聚粮待敌,每苦不周,利害之基,莫以为急。臣比访之故老,及经彼宰守,淮南旧田,触处极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陆地,弥望尤多。今边备既严，戍卒增众,远资馈运,近废良田,士多饥色,可为嗟叹。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随地垦辟,精寻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异,州郡县成主帅已下，悉分番附农。今水田虽晚,方事菽麦,二种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减粳稻,开创之利，宜在及时,所启允合,请即使至徐、兖、司、豫,爱及荆、雍,各当境规度,勿有所遗，别立主曹,专司其事,田器耕牛,台详所给,岁终言最,明其刑赏,此功克举,庶有宏益。若缘边足食,则江南自丰,权其所饶，略不可计。’奏御见纳,时帝已寝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
“梁陈庆之为都督南北司豫诸军事,罢义阳镇兵,停陆转运,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高祖每嘉赏之。时夏侯夔为豫州刺史,积岁寇戎,人颇失业,夔率军人于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以充储备,兼瞻贫人,境内赖之。竟陵太守裴遼亦开置屯田,公私便之,后为北梁、秦二州刺史，复开创屯田数千顷,仓廪盈实,省息沿边军民,人吏获安。”
①②《南朝陈会要·食货·粮运》
“后魏道武命东平公仪督屯田于河北，自五原至稠阳塞外,分农稼,大得人心。孝文时,州镇戍兵,资绢自随,不人公库.任其私用,常苦饥寒。徐州刺史薛虎子奏请:‘委粟彭城,以强丰沛。窃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疋,未及建下,不免饥寒,输之于公,无毫厘之润,语其私,则横费不足。今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灌溉,其中良田十余万顷,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呀,必当大获稻粟，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芸植,余兵尚众,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充于数年之食,于后兵资唯须内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匪置成士有丰饱之资,于国亦有吞敌之势。昔杜预田宛、叶以平吴,充国耕西零以强汉,臣虽识谢古人,任当边守,庶竭尘露,有增山海。’孝文纳之。时朝廷有南征之计,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缘淮兵,合五万余人,广开屯田。八座奏范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绍勤于劝课，频岁大获。车驾南讨，沼黄门郎宋弁于豫州都督所部及东荆、颍、邺皆减戍士营农,水陆兼作。既平南阳,杜纂又诣赭阳,减武阳二郡,课种公田,随供军费。…..
“北齐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考其所人，以论褒贬。废帝乾明中,尚书左丞苏珍芝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廪充足。斛律羡为幽州道行台仆射,导高梁水,北合易京,东会于潞,因以灌田,边储岁积,转漕用省,公私获利焉。孝昭皇建中，嵇晔为平州刺.史,晔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又于河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自是稍止转输之劳。
南北朝屯田规模远逊于汉魏,但北魏、北齐在沿边一带颇有兴建,收效也较大。
除了收田租、兴屯田之外。战时也采取“因粮于敌”即战时夺取敌方粮秣为已用的办法。以筹措军粮。此魏太武帝南侵刘宋时，“不赍粮用,唯以抄掠之资,及过淮,民多窜置,抄掠无所得,人马饥乏,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北归之资①”;北魏临淮王拓跋谭在与宋军交战中闻邹山有积谷，“率众攻之,获米三十万以为军储②”,宋魏战争中，“魏主诏中山王(拓跋)英乘胜平荡东南,逐北至马头,攻拔之,城中粮储,魏悉迁之归北③”;南齐时,“魏命卢渊攻南阳，渊以军中乏粮,请先攻赭阳以取叶仓,魏主许之④。”针对这种掠取军粮，敌方也采取坚壁清野以困之,如刘宋时，“魏叔孙建人临淄,所向城包皆溃。丛夔聚民保东阳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据山险,芟夷禾稼,魏军至,无所得食⑤”;又如魏太武帝南征“至彭城,遣人语城中日:‘食尽且去,俟麦熟更来。’及期,江夏王(刘)义恭议欲芟麦翦苗，移民堡聚圆。”据上所述,以抄掠为资来筹揩军粮,有利有弊,并非万全之策，如果敌方有备,本身粮秣供给将会陷人困境,因而这仅是解决军粮供应的补充手段。
5、军马
南北朝时期骑兵已成为重要兵种。因而与骑兵建设密切攸关的马政在军事后勤中占有重要地位。南朝宋齐之世,掌管舆马车骑的事权多归尚书台(省)所属之驾部、车部、骑兵等曹。梁、陈时代于太仆之下设置南牧左右牧等丞，管理牧政。北朝与南朝大同小异。北魏时一切后勤事务多归尚书台(省),其中驾部、车部、骑兵各曹都分管舆马;另外,还设有司牧都尉(都牧)和外牧官分管牧政。北齐太仆寺设有左右牧驼牛司羊等署令丞;北周设有典牡、典牝、典驼、典羊、典牛等管理牧政的官吏。
①《通鉴纪事本末·宋文图恢复》。
②《魏书·东平王谭传》。
③《通鉴纪事本末·南北交兵》。
④《通鉴纪事本末·元魏寇齐》。
⑤《资治通鉴·宋纪一》。
⑥《资治通鉴·宋纪八》。
南北朝时军马的来源主要是:其一,在各地设置牧场养马。北魏:“世祖平统万及秦凉,以河西水草丰美,用为牧地,畜其蕃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半之,牛羊无数。及高祖置牧场于河阳,常畜戎马万匹,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复南徙，欲其渐习水土，不至死伤,而河西之牧愈更繁滋①”。“太延二年十一月，行幸稠阳,驱野马于云中，立野马苑。献文帝时,吕文祖以勋臣子补龙牧曹,奏事中散,以牧产不滋徙武川镇。孝文时,李坚为太仆卿,检课牧产,多所滋息。后宇文福为都牧给事,时方迁洛,敕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义州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牧养无损耗,孝文帝嘉之,补司卫监。宣武帝正始四年十一月,禁河南牧马,自碣石至剑阁,东西七千里,置二十二都。延昌六年六月,通河南牧马之禁。正光以后,天下丧乱,遂为群寇所盗掠零。”第二,掠取敌国马匹。“魏太祖登国六年.破卫辰,收其名马三十余万;神麝二年,破蠕蠕,虏其马牛杂畜;伐焉耆,获骆驼、马、杂畜司。”第三,搜括民间马匹。如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困悬瓠,时孝武镇彭城,发百里内马,得千五百匹。副殿中将军程天祚至谯城,更得精骑千一百匹。”第四,奖励民间养马,以备战时征用。如刘宋时，“孝武即位,中军参军周郎上书,令宜募天下使养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为吏,自此以进，阶赏有差,边亭缴驿,一无发动当。”又如“孝武孝建三年五月辛酉，制荆、徐、耆、豫、雍、青、冀七州统内，家有马一匹者,蠲复一丁回。”北朝沿边-带富于水草的草原较多,故由官府直接控制的牧场较多，牧场规模也较大,是军马的主要来源。南朝则由于适于放牧的水草地较少,由官府直拉控制的、规模较大的牧场较少,因而多采取令民间养民,战时征用的办法。
①《资治通鉴·齐纪五》。
②③《南北史补志·食货志·山泽畜牧》。
④⑤⑥《南朝宋会要 ·兵·牧政》。
南北朝时期,除官府用于作战和运输的军马外，当时豪族门阀为武装他们的私家部曲也养有大量的马匹。如北魏时,“(尔朱荣)父新兴，太和中继为酋长,家世豪擅,财货丰赢,曾行马群。….自是之后,日渐滋盛,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伐,辄献私马，兼备资补，助裨军用①”;梁朝“夏侯夔转豫州刺史,在州七年,有马. .千匹②”;“东魏济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人,马八百匹,铠仗皆备。濮阳民杜灵椿等为盗,聚众近万人,攻城剩野,季式遣骑三百，一战擒之③;”“北齐卢勇初为东杨州刺史,….有马五百匹，私造甲仗六车，遗启尽献之朝廷④”。这些豪族官僚就是以其所畜的马匹组成精锐的骑兵,用以镇压人民起义,或作内部争权夺利的资本,北魏末年权臣尔朱荣就是依靠其用铁骑组成的私家部曲起家的。
6、军费筹措
南北朝时期战争十分频繁,各朝统治者拥有或少则数十万,或多至百万的兵力。所需的军费开支是十分浩大的。当时军费筹措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而:
一是农民提供的赋税。(田租、户调和杂税等)。各项赋税,是当时封建朝廷的国库收人,同时也是军费筹措最主要的来源。正如北魏人刘累所说:“郡国之民虽不征讨,服勤农桑,以供军国,实经
①《魏书·尔朱荣传》。
②《南朝梁会费·兵=马》。
③《资治通鉴·梁纪十三》。
④《册府元龟·邦济部·济军》。
世之大本,府库之所资①。”南北朝的赋税制度基本上是承袭魏晋以来的租调制而略有变化。南朝时农民的赋税缴纳额项是:“丁男调布绢各: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②”。另外,还有计资税、塘丁税等杂税。北魏前期农民的赋役负担为每户平均缴纳租米二十石(后改为三十石、五十石),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北魏后期实行均田制后改为一夫一妇缴纳粟米二石,帛一匹,较前有所减轻。北齐、北周都继承丫北魏的均田制。北齐时,农民的赋税负担为一夫一妇调绡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北周时，农民的赋税负担为:“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③。”除以上正额租调外,北朝各代尚有杂税。按照秦汉以来各朝赋税制度的规定,正额赋税中田租所征各类粮食已包括军粮在内;但是，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兵员数量多,粮秣供应时感困难,所以有的朝代于正额租调之外,又附加军粮,其中有经常征收的，陈朝宣帝时曾下诏:“自天康元年讫太建元年,逋余军粮、禄秩、夏调未人者,悉原之④”;也有在战争中临时征收的,魏太武帝南征时下诏州郡人民每户收租米五十石以备军粮。
其二是各类工商税农业税之外,各类，L商税也是军费筹措的重要来源之一。如北齐时，“以军国资用不足，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开酒禁⑤。”在各类工商税中,盐税尤为重要。北魏后期曾经一度下诏废除盐池税，尚书仆射长孙稚上奏魏帝，认为盐税乃是重要财源,而且食盐是重要军用物资,不可轻易废除。他指出:‘盐池天产之货,密迩京畿,唯应宝而守之,均瞻以理。
①《资治通鉴·宋纪四》。
②《隋书·食货志》。
③《隋书·食货志》。
④《陈书·肯帝纪》。
⑤《北史·齐本纪下》。
今四方多虞,府库罄竭,冀、定扰攮,常调之绢不可复收,唯仰府库,有出无入。略论盐税,一岁之中，准绢而言,不下三十万匹,乃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臣前仰违严旨，不先讨关贼,径解河东者,非缓长安而急蒲坂,一失盐池,三军乏食。天助大魏,兹计不爽。昔高祖升平之年,无所乏少,犹创置盐官而加典护,非与物竞利,恐由利而乱俗也。况今国用不足,租征六年之粟，调折来岁之资,此皆夺人私财,事不获已。臣辄符同监将尉，还率所部,依常收税,更听后敕①。”自此以后迄于东魏,煮盐业更加兴旺，盐税收人也更多，如《魏书·食货志》所说:“自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一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对于解决军费困难向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是掠取敌方物资。奶北魏初年魏道武帝拓跋佳灭刘卫辰，“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国用 由是遂饶②。”其后魏太武帝拓跋焘伐柔然，“获戎马百余万匹,畜产、车庐弥漫山谷,无虑数百万③。”梁武帝“天监四年,韦截进讨合肥城,城溃,俘获万余及牛马万数,绢满十间屋,悉充军资④。”“天监六年四月,曹景宗等破魏师于邵阳洲,生擒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积如山岳,牛马驴,骡,不可胜计⑤。”“(天监)十年十二月，振远将军马仙埤大破魏师，斩馘十余万,收其兵粮牛马器械不可胜数思。四是卖官鬻爵和减裁冗官、开屯田。卖官鬻爵以充军国之用，刘朱前废帝时，“军旅大起,国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钱五万,
①《资治通鉴·粱纪八》。
②《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
③《资治遁鉴 ·朱纪二》。
④《南朝梁会要 ·兵·军资军储》。
⑤⑥《南朝梁会要·兵·虏获生口》。
杂谷五百斛,同赐荒县除;上米三百解,钱八万,杂谷千斛,同赐五品正令史满报,若欲署四品在家亦听;上米四百斛,钱十二万,杂谷一千三百石，同赐四品令史满报,若欲署三品在家亦听;上米五百斛，钱十五万,杂谷一千五百斛，同赐三品令史满报,若欲署内监在家亦听;上米七百斛,钱二十万,谷二千斛,同赐荒郡除,若欲署王国三令在家亦听①。”又如北魏后期,在国库空虚、军资缺乏的情况下，“诏开输赏格。输粟人瀛、定、岐、雍 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不限多少,粟皆入官②。”另外,南北朝有些封建统治者还采取减冗员、开屯田的措施以济军用,如北魏孝文帝元宏曾“减冗官之禄以助军国之用③;”北周创始人宇文泰采纳苏绰建议:“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④。
五是征借富民资财以及贵族、官僚、富民的资助。南北朝时,有的封建统治者曾采取向富民征借以解决军资不足的困难，“(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大举北讨.有司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千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事息即还⑤。”这里所说的换资就是征借资财,四分换一就是征借其家财的四分之一。另外,当时还有一些贵族、官僚、富民为维护封建统治集团利益而捐献资财以助军用者,“宋元嘉二十年,后魏南侵,军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献私财数千万者固;”“南齐萧颖胄为冠军将军、西中郎长史,东昏永元二年与梁王同谋起义兵….颗胄献钱二十万,米千斛，盐五百斛;资议宋塞.别加驾宗央献谷二千斛
①《南北史补志·食货志·鬻爵》。
②《北史·魏本纪第四》。
③《资治通鉴·齐纪六》。
④《周书·苏绰传》。
⑤《南朝朱会要·食货·换资》。
⑥《南北史补志 ·食货志·济军》。
牛二千头,换借实资,以助军费①”;“长沙寺僧素富,铸黄金为金钱数千两,颖胄取之,以资军费②。”“梁天监四年,以兴师费,王公以下各上国租田谷助军资③”;“后魏孝文南伐,任城王(元)澄以国秩一岁租帛助军,诏受其高平租。孝明时,梁武犯边,彭城王(元)劭进粟九千斛、绢六百疋助军….城阳王(元)徽上国绢二千疋、粟一万石…试阳侯侯纲亦上封邑俸粟,明帝许之。蒲城人王辩以行商致富,亦出粟助军,为假清河太守④”
7、仓库
南北朝时期在朝廷最高行政机构–尚书台(省)设有管理仓库的仓部、库部;另外,起部也兼管一部分“库藏谷帛”和“兵器”;户部和度支则主管财政。地方上,各州军政长官州牧、刺史亦设有主管后勤事务的僚属,其中兵、仓、户、铠各曹都和仓库和军资军费有关。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和考古发掘的倩况，当时的仓库主要是粮仓、武库和钱库。
粮仓,为军粮供给的基地,战时成为交战双方攻守的主要目标。南齐末年魏中山王拓跋英攻汉中,齐梁州刺史萧懿“婴城自守，….城中胸惧,录事参军新野庾域封题空仓数十,指示将士日:‘此中粟皆满，足支二年,但努力坚守’。众心遂安⑤。”宋魏东阳之役中,魏将慕容白曜攻克东阳,“凡获仓粟八十五万斛,米千斛;弓九千张,箭十八万八千,刀二十万二千四百,甲胄各三千三百。”⑥东阳为刘宋在青州地区的粮仓、武库基地,一旦失守,遂丧失优势。在此以前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北伐的济州战役中,刘宋军队攻克
①《册府元龟·邦济部·济军》。
②《资治通鉴·齐纪九》。
③④《南北史补志·食货志·乐输》。
⑤《通鉴纪事本末·元魏寇齐》
⑥《魏书·慕容白曜传》。
济州，“获奴婢一百四十口,马二百余匹,驴骒二百,牛羊各千余头，毡七百领,粗细车三百五十乘,地仓四十二所,粟五十余万斛,城内居民私储又二十万斛,虏田五谷三百顷,铁三万斤,大小铁器九千余口,余器仗杂物称此①。”从而在青州争夺战取得优势地位。后来经东阳之役后,刘宋元气大伤,在青州争夺战中由优势转为劣势。北朝前期迁都洛阳,粮仓多集中河南各州郡;但“魏自丧乱以来,农商失业,六镇之民相帅内徙,就食齐、晋,(高)欢因之以成霸业。东西分裂,连年战争，河南州郡,鞠为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饿死。(高)欢命诸州滨河及津梁皆置仓积谷以相转漕,供军旅,备饥馑②。”于是,北方粮仓集中到黄河淮河下游滨河各州交通便利地区。
武库为储备武器铠甲之所。尚书台(省)所属库部掌管全国武器、衣甲的营造、储备工作,在库部之下设立武库令,专司武器铠甲的保管储藏工作。南朝在建康、北魏在洛阳都设有规模宏大的武库,直属武库令管辖。建康有南北二武库，《宋书·桂阳王休范传》载“后废帝元徽二年,桂阳王休范反,朝廷震动。时事起仓卒,不暇得更处分,开南北二武库,随将士意取。”《通鉴纪事本末·萧道成篡宋》载:“(萧)道成前锋兵出屯新亭,张永屯白下,前南兖州刺史沈怀古戍石头,袁粲、褚渊人卫殿中。时仓卒不暇援甲，开南北二武库,随其将士意取。”建康武库是南朝最大的武库，《宋书·颜琛传》记载:“元嘉七年,太祖遣刘彦之经略河南,大败,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后太祖宴会,有荒外归化人在坐。上问琛:‘库中仗犹有多少?’琛诡答:有十万人仗’。旧武库仗秘不言多少,上既发问,追悔失言,及琛诡对,上甚喜。”除直辖中央的武库外,地方上驻扎重兵的重镇亦设有武库，《梁书·夏侯详传》载:“荆府城局参军吉士贍,役万人浚仗库防火池。”《梁书·侯景传》也载:大宝二年，“(侯)景首至江陵,元帝命枭之于市，然后煮而漆之,付武库。”
①《南朝宋会要·兵.面首生口(虏获器仗)为。
②《资治通鉴·梁纪十四》。
武库之外,还有钱库。《宋书·臧质传》载:“(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太祖又北伐,使(臧)质率所统见力向潼关。质顿兵近郊,不肯时发,独遣司马柳元景屯兵境上，不时进军。质又顾恋嬖妾,弃营单马还城,散用台库见钱六七百万,为有司所纠,上不问也。”台库就是直属中央政府的国库。此外,还有贮藏珍宝、车旗以及其它器物的仓库,如《魏书·世祖纪》所载:“乙巳,车驾人城,虏(赫连)昌群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官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九月丙戌,(沮渠)牧犍兄子万年率磨下来降。是日,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帝解其缚,待以藩礼,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胜计。’
8、交通运输
在南北朝战争史上曾多次出现争夺陆路、水路交通要道、桥梁渡口，截断敌军运输线从而影响战争全局的事例。刘宋时,魏太武帝拓跋焘南征，“自广陵北返，便悉力攻盱眙,就(臧)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焘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开攻道，趣城东北,运东山土石填之。虏又恐城内水路遁走,乃引大船,欲于君山作浮桥,以绝淮道。城上乘舰逆战,大破之。明且，贼更方舫为桁,桁上各严兵自卫。城内更击不能禁，于君山上立桁,水陆路并断①”;刘宋“武陵王(刘)骏将之镇,时缘沔诸蛮犹为寇,水陆梗阻。骏分遣抚军中兵参军沈庆之掩击,大破之。骏至镇,蛮断驿道,欲攻随郡②;”“(宋)明帝时,周山图除涟口戍主,遏涟水筑西城,断虏骑路,并以溉田③”
①《宋书·臧质传》。
②《资治通鉴·宋纪六》。
③《南朝宋会娶·食货·河渠》。
梁朝末年,陈霸先“使侯安都夜袭胡墅,烧齐船千余艘,仁威将军周铁虎断齐运输,擒其北徐州刺史张领州,仍遣韦载于大航筑侯景故垒,使杜棱守之①。”“(北)齐太傅斛律光将步骑三万救宜阳，屡破周军，筑统关、丰化二城以通宜阳粮道西还②;”粱末齐军南下，“(陈)霸先问计于韦载。载日:‘齐师欲分兵先据三吴之路，略地东境,则时事去矣。今可急于淮南因侯景故垒筑城,以通东道转输,分兵断彼之粮道,齐将之首,旬日可致。’霸先从之③;”北齐时,“齐主至平州….使安德王韩轨帅精骑四千东断契丹走路④。”但同时也有用堵塞自己归路的办法来激励士卒拚死奋战者,如北魏孝武帝时,“尔朱天光自长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阳、仲远自东郡,同会邺,众号二十万,夹洹水而军。…神武令封隆之守邺,自出屯紫陌。时马不满二千，步兵不至三万,众寡不敌,乃于韩陵为圆阵,牵牛驴以塞旧道，于是,将士皆有死志,四面赴击之⑤;桥粱渡口平时扼水陆交通之要冲,战时为交战双方必争之地。南北朝战史中不乏其例。《魏书·李苗传》记述:“会杀尔朱荣,荣从弟世隆拥荣部曲.屯河桥,还逼都邑。孝庄亲临大夏门,集群臣博议。百僚惬惧,计无所出。(李)苗独奋衣而起日:‘今山贼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测之危。….请以一旅之兵,为陛下径断河梁。….苗乃募人于马渚上流以舟师夜下,去桥数里,便放火船,河流既驶,倏忽而至。敌于南岸望见火下,相蹙争桥,俄而桥绝,没水死者甚众。苗身率士卒百许人泊于小诸,以待南援,既而官军不至,贼乃涉水,与苗死斗。众寡不敌,左右死尽,苗浮河而殁。”于是,河桥失守,洛阳沦陷，魏孝庄帝被杀。东西魏战争中，“东魏遣将斛律金寇西魏洛阳,师至于河北。
①《资治通鉴·梁纪二十二》。
②《通鉴纪事本末·周伐齐》。
③《赘治通鉴·梁纪二十二》。
④《赘治通鉴·梁纪二十》。
⑤《北齐书·神武帝纪》。
周文帝患其渡河,乃于上流燃火舡而下,以烧河桥。金先备小艇半盛以水,铁锁连之,亘绝中流,火舡至葡不前,须臾火灭而桥获存，遂进军洛阳①。”北周灭北齐的战役中,“周师入齐境。…齐王(字文)宪拔武济,围洛口,拔东西二城,纵火船焚浮桥,桥绝。齐永桥大都督太安傅伏自永桥夜人中浑城②””。“周齐王宪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图进取,齐入焚桥守险,军不得进,还屯永安圆”。从以上战例可见争夺桥梁渡口在战略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9、水源
《孙膑兵法·五度九夺》一节云:行军要事，“一日取粮,二日取水…..”南北朝时有远见的将帅很注意对水源的控制和利用。刘宋初年魏军南下侵宋,魏明元帝拓跋嗣于“夏四月丁卯幸成皋城，观虎牢,而城内乏水,悬绠汲河。帝令连舰上施憤韫,绝其汲路;又穿地道以夺其井④。”又如东西魏战争时,“东魏丞相(高)欢攻玉壁,(西)魏韦孝宽随机御之。城中无水,汲于汾,欢使移份,一夕而毕⑤。”
刘宋时,魏将“叔孙建自滑台就奚斤,共攻虎牢,时檀道济军湖陆,刘粹军项城,沈叔狸军高桥,皆畏魏兵强,不敢进。丁已,魏人作地道以泄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马渴乏,被创者不复出血,重以饥疫。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⑥”;北魏平夏战役中,“(赫连)昌众复立昌弟定为主,守平凉。(奚)斤自以元帅,而擒昌之功更不在已,深耻之,乃舍辎重,轻赍三日粮,追定于平凉。娥清欲寻水而往,斤不从，自北邀其走路。定久将出,有一
①《太平御览·兵部十九》引《通典》。
②③《通鉴纪事本末·周灭齐》。
④《魏书·太宗纪》。
⑤《通鉴纪事本末·魏分东西》。
⑥《通鉴纪事本末·元魏寇宋》。
小将有罪,亡人城,具告其实。定知斤无粮乏水,乃邀斤前后,斤众大责,斤及娥清、刘拔为定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口。”;北魏末年尔朱天光率魏军镇压关陇人民起义，“秋七月,天光宰诸军人陇，至水洛城，(王)庆云、(万俟)道洛出战,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还走,拔其东城。贼并兵趋西城,城中无水,众渴乏。…天光因使谓日:“知须水,今相为小退，任取润水饮之。’贼众悦,无复走心②。”后来起义军在出城饮水途中受到尔朱天光所部魏军袭击,全军覆没。
10、重要战争战役的后勒保障
宋与北魏之战
刘宋初年,宋武帝刘裕及其子宋文帝刘义隆,曾先后进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抑制豪门势力和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改革措施,政局稳定,国力富强，于是对北魏连续发动两次北伐战争。史称“元嘉北伐”。
第一次北伐为元嘉七年即公元430年。这年春天,宋文帝任命右将军到彦之为北伐军统帅,率领身披铠甲的甲卒五万人,并统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所部水军,由水路从淮水、泗水入黄河;另派骁骑将军段宏率精兵八千、豫州刺史刘德武将兵一万由陆路北进,水陆两路合攻北魏所辖河南诸州郡。北魏南边诸将及公卿大臣皆主张先发制人,“先其未发,逆击之③。”独魏帝亲信谋士崔浩持反对意见。他以为:“南方下湿,人厦之后,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气郁蒸,易生疾疠,不可行师。且彼既严备,则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则粮运不继,分兵四掠,则众力单寡,无以应敌。以今击之,未
①《魏书·奚斤传》。
②(通鉴纪事本末·六镇之叛》。
③《通鉴纪事本末·宋文图恢复》。
见其利。彼若果能北来,宜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徐往击之,此万全之计也①。”这种考虑粮秣供给不继因而主张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建议,得到了魏太武帝的采纳，下诏造船三千艘,尽撤黄河以南驻军,集中主力于河北，俟机反击。
刘彦之率领宋军主力“自淮人泗”,“诉河西上”,由于“舟行水涸”，“日行才十里”，从四月到八月才抵达河南地区,进驻魏军撤守第二次北伐是在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宋文帝不甘心于第一次北伐的失败,经过二十年休养生息和积极准备,又重整旗鼓,发动第二次北伐战争。这年七月,文帝下诏伐魏。“是时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献金帛、杂物以助国用。又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暂行,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民,家资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并四分借-一,事息即还②。”一切就绪后,宋军分水陆两路北上。东路军系宋军主力，由宁朔将军王玄谟率领,沿淮水泗水人黄河溯流而西,魏沿河各州郡守将纷纷弃城出走,各地人民武装亦群起响应,“时河洛之民,竞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③”,在广大人民踊跃支援下,粮源兵源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声势日益浩大,王玄谟乘胜围攻河南重镇滑台。王玄谟所部宋军“士众甚盛,器械精严国”,又得到河南人民的大力支援,所以进军以来，势如破竹,在这种十分有利的形势下,如能控御得宜是不难克敌制胜的;但是,由于王玄谟“贪愎好杀”,对于自备兵器前来参加作战的民间武装抱着猜忌和排斥的态的滑台、虎牢、洛阳金墉诸城。宋军因长途跋涉疲劳不堪,无力修复防御工事,加之城中无粮。这时,云集河北的魏军已充分作好反击准备,紛纷乘船渡过黄河。十月,魏将安颉攻取洛阳、虎牢,宋军死伤甚众;接着,滑台宋军也被魏军围困。到彦之听说洛阳、虎牢失守，滑台被围消息，欲引兵退走。“殿中将军垣护之以书谏之,以为‘宜使竺灵秀助朱修之守滑台，自率大军进拟河北。’且曰:‘昔人有连年攻战,失众乏粮,犹张胆争前,莫肯轻退。况今青州半穰,济漕流通,士马饱逸,威力无损,若空弃滑台,坐丧成业,岂朝廷受任之旨耶!’彦之不从…..乃引兵自清人济,南至历城,焚舟弃甲,步趋彭城②。”第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彦之之北伐也,甲兵资实甚盛，及败还,委弃荡尽,府藏、武库为之空虚国。”经济军事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损失,积蓄多年的财力物力丧失殆尽。
①《通鉴纪事本末·宋文图恢复》。
②《通鉴纪事本末 ·朱文图恢复》。
③④《通鉴纪事本末·朱文图恢复》。
第一次元嘉北伐之所以失败，除了在战略决策上的错误,陷人北魏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圈套外,具体说来,尚有以下几点:第一,刘宋军队主力行军俱用舟船运输。从船只到战士装备以及辎重和粮秣等物资的筹措、船只的制造、征采及水路运输费时费力,加之当时正值水枯之际,每日才行十里,走了三四个月才到达目的地,贻误了战机,使魏军有充分时间进行反击准备,正如北魏谋臣崔浩所说:“舟行水涸,地利不尽@。”兵贵神速。今反其道而行之，可谓失策之尤。第二,魏军主动撤离河南各州郡时,有充分时间运走粮秣等物资和破坏城防,宋军进人后无暇修筑城防工事,并陷入缺乏粮草的困境,当然无法抵抗强敌的反击,以致伤亡惨重。第三当宋军陷人危急境地时,宋军统帅到彦之不听僚属垣护之的劝告，失去挽救危局的最后机会。这不但是战略上指挥上的失误,也是其在后勤工作，上的失误。
①《通鉴纪事本末 ·朱文图恢复》。
②③《通鉴纪事本末·宋文图恢复》。
度,未予妥善安排,把他们拆散开来分别配给自己亲信的部下;对于前来献粮的群众则加以勒索:“家付匹布,责大梨八百①。”这样倒行逆施的暴行,使支援刘宋北伐的北方人民大为失望,本来可以就地补充粮源兵源的优势结果化为乌有,战争形势也随之发生剧烈变化。兵强马壮的王玄谟军在失去强大的人力、物力支援后,由先前的势如破竹变为寸步难行,围攻滑台数月未能攻下,使北魏得以有充分时间调集大军前来增援。“闻魏救将至，众请发车为营②”,抵抗增援魏军,玄谟刚愎自用,不听众将意见。这年十月,魏太武帝率领增援魏军渡河，“众号百万,啤鼓之声,震动天地。玄谟惧,退走。魏人追击之，死者万余人,庵下散亡略尽,委弃军资,器槭山积③。”这是继元嘉七年刘彦之兵败后宋军的再一次惨败。但是这时与东路军配合作战的西路军正处在节节胜利之中。西路军由弘农太守柳元景率领,与略阳太守庞法起、建武将军薛安都、振威将军尹显祖、奋武将军曾方平等自襄阳北上，经今豫西进攻陕州、弘农。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将兵二万人救援陕州。柳元景深知粮秣供给之重要,命薛安都等会合庞法起攻陕州,自己亲往各地督征田租、运送军粮,使粮秣补给源源而至,无后顾之忧，然后督率众将齐心合力围攻陕城,大败魏军,斩魏将张是连提,连克陕州、弘农、潼关各地,释放被魏军驱使作战的北方汉族及其他各族士兵之被俘者，由此深得人心“关中豪杰所在蜂起，及四山羌胡皆来送歇甲，”准备响应宋军,宋文帝“以王玄谟败退,魏兵深人,柳元景等不宜独进,皆召还国。”刘宋第二次北伐宣告结束。综观这次战役中东西路军之所以–败一胜,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人心的向背以及对粮秣供应及时.充裕与否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元嘉北伐结束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立即发动南征刘宋的战役。这年十一月,魏太武帝率领大军南下,攻徐州重镇彭城未克。十二月,魏军自彭城南下,渡过淮水,攻盱眙。刘宋辅国将军臧质率兵万人援救彭城。行至盱眙即与北魏大军发生遭遇战,宋军战败,臧质率残部数百人人盱眙城,与盱眙太守沈璞所部二千人共同坚守。魏太武帝攻盱眙未克,乃留魏兵数千人驻盱眙城外，自率大军继续南下,进至建康对岸的瓜步。刘宋朝廷惊惶失措,宣布内外戒严,尽征发京畿附近男丁为兵,成守长江沿岸,并出动水军船舰昼夜巡逻.封锁江面,建康附近沿江六七百里间戒备森严,以防魏军偷渡。魏军以江防严密,江北宋军撤退时将舟船烧毁,又无舟楫可渡;而且魏军南侵时采取“因粮于敌”的办法,不携带粮秣,“唯以抄掠为资”,大军渡淮后,沿途人民逃散，“抄掠无所得”,因而人马饥乏,渡江不得,只得北归。元嘉二十八年正月,魏军撤离瓜步，北攻盱眙，欲取城内积粟，“以为北归之资”。“魏人以钩车钩城楼”,“又以冲车攻城”，“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尸与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会魏军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军人淮,又敕彭城断其归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烧攻具退走①。”魏军经过彭城退回北方。这次南征，“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掠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魏之士马死伤亦过半,国人皆尤之四。”结果，两败俱伤,不仅刘宋长江以北各州特别是江淮地区受到严重的破坏,就是北魏本身也是损兵折将,得不偿失。魏太武帝乘刘宋北伐失败、军事上受到重大挫伤之际发动南征,确是善于抓住有利时机;但是他远离后方,孤军深人,越过刘朱许多军事据点,直捣建康，既无保证粮秣及其他军需物资补给的可靠准备,“唯以抄掠为资”,进行残暴的掠夺屠杀,不但未能解决粮秣补给问题,反而激起刘宋广大军民同仇敌忾，坚决抵抗;同时在直捣建康的前后也未作好渡过长江天堑的一切准备,既无水军,又无舟船,只有望江兴叹而已。幸而刘宋驻守各军事据点的将帅如江夏王刘义恭等庸懦无能,惧怕魏军,未能趁其仓惶北归时加以狙击,所以仅是损兵折将而未全军覆没。远离基地,孤军深入,缺乏粮秣的补给,这是魏太武帝南征失败的重要原因。
①②《通鉴纪事本末·宋文图恢复》。
③⑤⑥《逋鉴纪事本末·宋文图恢复》。
四、何承天、崔浩等人的后勤思想
1、何承天的军事后勤思想
何承天(公元370–447年),东海郡郯县(今山东郯城西南)人。南朝宋无神论思想家。宋文帝元嘉年间曾任御史中丞。何承天戎马生涯多年，颇通军事。在他所著的《安边论》中充分反映了他的军事后勒思想。他认为，“民有赢储,野有积谷”,对敌人才能“一举荡夷”。主张“坚壁清野”等待敌人的到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并强调用民间财力、物力充实军资。
在《安边论》中他针对当时南北交兵的具体情况,向朱文帝建议采取安边的四项主要措施,即其所谓:“安边固守,于计为长。…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转战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虽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涂。要而归之有四:一曰移远就近;二曰浚复城隍;三曰纂偶车牛，四日计丁课仗①。”文中“安边固守”、“坚壁清野”、“整甲缮兵”是其安边的总体战略思想，“移远就近”等四项措施是实现这一战略思想的具体方案。这四项措施的具体内容是:“一日移远就近,以实内地。今青兖旧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万家,此寇之资也。今悉可内徙,青州民移东莱、平昌、北海诸郡,兖州、冀州移泰山以南,
①《宋书·何承天传》。
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兰陵,北扼大岘,四塞之内,其号险固。民性重迁,閻于图始,无虏之时,喜生咨怨。今新被钞掠，余惧未息,若晓示安危,居以乐土,宜其歌抃就路,视迁如归。二日浚复城隍,以增阻防。旧秋冬收敛,民人入保,所以警备暴客,使防卫有素也。古之城池,处处皆有,今虽颓毁,犹可修治。粗计户数，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内,假其经用,为之闾伍,纳稼筑场,还在一处。妇子守家,长吏为师，丁夫匹妇,春夏佃牧。寇至之时，一城千室,堪战之士,不下二千,其余赢弱,犹能登陴鼓噪。十则围之，兵家旧说,战士二千,足抗群虏三万矣。三日纂偶车牛,以饰戎械。计千家之资,不下五百耦牛，为车五百两(辆),参合钩连,以卫其众。设使城不可固,平行趋险,贼所不能于,既已族居面,易可检括，号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征发,信宿可聚。四曰计丁课仗,忽使有阙。千家之邑,战士二千,随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习,铭刻由己,还保输之于库,出行请以自卫。弓杆利铁，民不办得者,官以渐充之,数年之内,军用粗备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第一,必须把宋魏边界的原来青、兖二州居民和新归附的冀州居民共二万户,迁徙到泰山以南、下邳以北的地区从事农垦，以防被北魏利用;第二，修复不坚固的城池,迁徙人民居住其中,以加强防御力量;第三,征集民间牛车,以加强战时防御力量,便于固守城池。如城池不坚固，可乘车转移到险要地带凭险据守;如一旦征兵出征,车辆方便,两宿即可聚齐;第四,按丁壮人口多少征收士兵器械,以免战时兵器缺少。一下户居民的县邑可征发战士二千,使其根据各人爱好自备兵器，练习武艺。这些兵器平时由公库保管,战时则用以自卫。凡是民间无法自备的武器则由政府逐渐补充。几年之间就可基本.上解决军备问题。由于这些自备兵器的丁壮基本上都是农民,他们平时从事农业生产,为国家提供田租赋税,同时又自备武器,练习武艺;战时则征发为兵。这种把兵员、粮秣、武器装备的筹措与行政体制结合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后勤思想。这就是他所说的:“牛车之赋,课仗之宜,攻守所资,军国之要。今因民所利,导而率之。耕农之器,为府库之宝,田蚕之氓,兼捍城之用。千家总倍旅之兵,万户具全军之众。兵强而敌不戒,国富而民不劳。比于优复队伍、坐食麋粮者,不可同年而校矣①。”他认为这种寓兵于农的兵.制和后勤体制，可以达到国富兵强的目的。他的这一主张,是在当.时南北频繁交战,边防戍守日益显得重要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当时各朝沿袭的用免除赋税徭役来征兵养兵,兵士坐吃公粮的兵制而提出的,是对当时后勤体制的变革主张。他的改革方案同后来唐朝前期均田制下的兵农合一体制有许多类似之处。在当时来说,可谓是远见卓识。另外,他还建议在兖州和北魏毗连的湖泽地区建立水军协同作战,并可截断敌方的漕运。他说:“钜野湖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青齐,有旧县城正在泽内,宜立式修复旧堵,利其埭遏,给轻舰百艘,寇若入境,引舰出战，左右随宜应接,据其师津,毁其航漕②。”同时他还向朱文帝指出如要大举出击，“自非大田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然后分命方召,总率虎旅精卒十万,使一举荡夷,则不足稍勤王师以劳天下四。”但是在他看来,当时尚未具备这样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后勤准备,仍以“安边固守”为宜。当时宋文帝正图谋大举北伐，他的建议当然是得不到采纳的。
①《宋书·何承天传》。
2、崔浩等人的军事后勤思想
崔浩(?一公元450年),字伯渊,北魏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人,出身士族豪门,“少好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学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他历仕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深受器重，“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为魏帝主要谋士,太武帝时擢任司徒,监修国史,后来因为权势太重,与魏帝之间发生矛盾,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因有人告发其修国史自誉直笔被处死。
①《朱书·何冰天传》。
②③《宋书·何承天传》。
崔浩曾多次随从魏帝出征，富于谋略,对于后勤工作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当公元430年刘宋第一次北伐时,北魏南边诸将及朝廷公卿大臣多主张先发制人,趁宋军未北上之际，兴兵南征,并建议尽杀河北流民之在界上者,以绝宋军向导,太武帝以问崔浩,“(崔)浩日:此不可从也…南土下湿,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师之时。且彼先严有备,必坚城固守。屯军攻之,则粮食不给;分兵肆讨,则无以应敌,未见其利。就使能来,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万全之计,胜可必克。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以获资财,是以披毛求瑕,妄张贼势,冀得肆心,既不获听,故称贼动以恐朝廷,背公存私,为国生事,非忠臣也①”。在此,他强调行军必须充分保证粮秣供给,孤军深人,必将招致粮秣不继的危险;如果以抄掠为目的,只能带来更大的失败,所以主张后发制人,以逸待劳。当时太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结果取得了胜利。后来太武帝南征时,崔浩已死，无人劝阻,太武帝无视过去崔浩的正确意见，孤军深人,未有经常的粮秣供给,唯以抄掠为资,发生了粮秣不继和疾疫的问题,加之以大肆抄掠引起了南方人民的坚决反抗,结果人马死伤过半,南征终于以失败告终。崔浩军事后勤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徙民实边、劝农积谷,以为军资。魏太武帝平定北凉后,欲徙其民于内地而令军队镇戍;后来又驻跸凉州欲大举北伐柔然。崔浩以汉武开凉州、通西域.劝农积谷以伐匈奴为例，劝其徙民实边以充实凉州、储蓄军资,然后东西齐势,方可大举征伐柔然。他说:“昔汉武患匈.奴强盛,故开凉州五郡,通西域,劝农积谷,为灭贼之资。东西迭击，故汉未疲而匈奴已敞,后遂人朝。昔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按前世故事,计之长者。若迁民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镇戍,适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此事阔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汉,募徙豪强大家,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此计之得者①。”徙民实边,劝农积谷,是秦汉以来行之有效的后勤方略，崔浩博览经史,继承了这一后勤思想。
除了何承天、崔浩之外,南朝崔祖思、徐孝嗣.夏侯详以及北朝薛虎子、刁雍、韦孝宽等人的后勤思想亦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①《魏书·崔浩传》。
崔祖思(?一公元480年),字敬之,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人,历仕宋、齐两朝,南齐时曾任宁朔将军.齐郡太守之职。当时齐魏南北对峙,有人主张北伐，他认为:应当仿效曹魏,广开屯田，作到“兵民优赡”，方可出师征伐,因此他反对不从事发展生产而仅依靠增加赋税来使国家富裕的办法,认为这不是治本而是治标。
徐孝嗣(?一公元500年),字始昌,东海郡郯县(今山东郯城)人,历仕宋、齐两朝,南齐时曾任更部尚书之职。当时齐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他主张在沿边各州郡实行屯田,建设后勤基地，以便就地解决粮秣供给问题,减少由内地漕运的费用。
夏侯详(公元433–507年)，字叔业，谯郡谯(今安徽亳县)人，历任宋、齐、梁三朝，梁时官至侍中，尚书左仆射、金紫光禄大夫。他在《围郢城议》中强调:“金帛素积，粮运又充，乃可以列围宽守，引以岁月，此王翦之所以克楚也。若围之不卒降，攻之未可下，间道不能行，金粟无人积，天下非一家，人情难可豫，此则宜更思变计矣。变计之道，实资英断，此之深要，难以纸宣，辄布言于席卫尉，特慝垂采①”。文中还指出:要攻取敌方城池，必须知己知彼，揣度敌我双方粮草供给等各项军需装备的具体情况来定出策略，或攻之，或围之，或使用反间计，可见其对粮秣供给等军需装备情况的重视。
①《魏书·崔浩传》。
薛虎子(公元441–491年),代(今山西北部)人,历仕魏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各朝,孝文帝时任徐州刺史。针对当时“州镇戍兵,资绢自随,不人公库,任其私用,带苦饥寒②”的情况，“虎子上表日:‘臣闻金汤之固,非粟不守,韩白之勇,非粮不战,故自用兵以来,莫不先积聚然后图兼并者也。”③指出粮食储备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有了充分的粮食储备,才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若无储粮,即使城固将勇，也不能取胜,不能固守。因此,他任徐州刺史时,曾向北魏朝廷提出“国家欲并江东,先须积谷彭城”的建议，主张在淮北一. 带兴置屯田,且耕且守”④。与薛虎子同时的另一著名将领刁雍(公元390–484年),字淑和,渤海饶安人,在北魏太武帝时任薄骨律镇将,曾上表陈述牛车运送军粮的困难,请求改陆路运粮为舟船漕运，全文已见后勤保障舟车一节中。表上之后,得到魏帝的嘉许。后来刁雍又上表建议造城储谷,置兵备守。
韦孝宽(公元507–579年),名叔裕,京兆杜陵(西安东南)人，历仕北魏、西魏、北周各朝,东西魏战争时以坚守玉壁打退高欢著名于世,号称北朝名将,北周时官至行军总管。周武帝志在灭齐,韦孝宽上平齐之策,其第二策云:“若国家更为后图,未即大举,宜与陈人分其兵势。三鸥以北,万春以南,广事屯田,预为积贮。募其骁悍,立为部伍。彼既东南有敌,戎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场。彼若兴师赴援,我则坚壁清野,待其去远,还复出师。常以边外之军，引起心腹之众。我无宿春之费,彼有奔命之劳具。”文中强调屯田贮粮作为进取之资;对敌军来援则坚壁清野断其粮食补给,可见其对粮秣补给等后勤工作的重视。
①《全梁文》卷四十夏侯详《国郢城议》。
②③④《魏书·薛虎子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