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后勤·第四节·三国
主编：廖德清 等
出自————《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四节
三国
一、历史概况
从公元189年董卓专权起至265年西晋代魏止是我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三国前半期(公元189-220年)为群雄割据时期,后半期(公元220-265年)为三国鼎立时期,前后共七十七年。三国初年割据势力大混战,是以外戚同宦官间的斗争作为序幕展开的。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去,少帝即位,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外戚官僚集团引用士族名土袁绍等人，密谋召并州牧董卓人京诛杀宦官,不料事机泄漏,何进被宦官杀害,袁绍又率何进部下杀尽宦官。这时，董卓乘外戚宦官两败俱伤的时机,率兵人京,废少帝,立献帝,独揽朝政,诛杀大臣,引起盘踞各地的州牧、刺史、郡守的不满。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各地州牧、刺史、郡守纷纷起兵声讨董卓,推袁绍为盟主,组成联军进攻洛阳。董卓迎战不利,扶持汉献帝迁都长安。公元192 年,东汉大臣王允与董卓部将吕布合谋杀掉董卓。董卓部将李催、郭汜在杀害王允、赶走吕布后又互相火并,厮杀不休。与此同时,关东地区的割据势力也展开了一场争夺地盘的大混战。经过几年的混战,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全国的割据形势是:袁绍据冀、并、青三州(今河北、山西大部及山东北部),势力最强;曹操次之,据兖、豫两州(今山东西部、安徽西部、河南大部);其余,公孙瓒据幽州(今河北北部、北京市及辽宁西部),陶谦、刘备、吕布相继据徐州(今山东东南部、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袁术据淮南(今安徽中部),刘表据荆州(今湖南、湖北及河南西南部),张绣据南阳(今属河南),刘璋据益州(今四川),孙策据江东(今长江中下游各地),马腾、韩遂据凉州(今甘肃),公孙度据辽东(今辽宁大部)。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绍在攻灭幽州公孙瓒后,南下与曹操争夺中原。那时,曹操先后打败吕布、刘备和袁术,招降了张绣，也在养精蓄锐，俟机北上。这年春夏之交，袁曹两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周围展开了一场争夺中原的决战。曹操以二万兵力,采取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战略战术，并以轻骑奔袭袁军粮草聚集地乌巢(今河南延津南),断其粮源,结果,一举歼灭袁军十万之众。战后,曹操又利用袁绍死后诸子争权的矛盾,消灭袁氏残余势力，于是,除凉州、辽东外,广大北方地区都被曹操统一起来了。
为了消灭割据荆州的刘表、刘备和割据江东的孙权,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领大军南下 ，发动了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之战。这年秋天，曹军进攻荆州,荆州牧刘表病死,其子刘琮迎降,寄居荆州的刘备因兵力单薄,南奔江夏(今武汉市),与孙权结成联盟。孙刘联军在长江沿岸的赤壁与曹军进行决战。结果曹操战败，被迫退回北方。这是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中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公元211年,刘备率兵西进夺取了原来由刘璋割据的益州,后来又打败曹军取得汉中。不久,孙权也夺回荆州。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接着,刘备、孙权也相继称帝,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至此宜告形成。
三国之中,魏的疆域最广,人口最多,国势最强。魏国创始人曹操与蜀相诸葛亮同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军。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曾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改革。如加强中央集权,打击门阀士族和地方豪强;整顿吏治,唯才是举;大兴屯田,抑制兼并,改革税制等。这些措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曹操死后,其子曹丕代汉自立,建都洛阳,基本上继承曹操的政策。曹丕死后,其子曹散腐败无能，政权落到门阀士族代表人物司马懿手中。在司马懿及其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执政时期,把曹氏集团势力铲除殆尽。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皇朝。蜀国在三国中疆域最狭,人口最少,国势也最弱。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后,第二年率大军征吴,夷陵之战为吴将陆逊所败,病逝白帝城。其子刘禅继位，由丞相诸葛亮辅政。诸葛亮依据先秦法家“循名责实”、“以法为治”的精神治理蜀国。在政治上,任人唯贤,严于赏罚,整顿吏治,改革弊政;在经济上,奖励农耕,兴修水利,并在沿边屯田;在对外政策上,坚持联吴抗魏方针;对子南中地区少数民族，能采取团结其代表人物并开发其经济文化的政策。这些措施有利子蜀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故能以弱蜀抗强魏。他多次北伐,都因蜀国力量弱小未能成功。诸葛亮死后,刘禅任用宦官黄皓,朝政腐败,公元263年为曹魏所灭。
吴国疆域人口仅次于魏。吴国创始人孙策系长沙太守孙坚长.于。孙坚死后,孙策率其旧部千余人返回吴郡,陆续削平江东各地割据势力,建立东吴政权。其弟孙权继位后,袭杀蜀将关羽,夺取荆州,不久又进军岭南,攻占交州(今两广及越南北部)。孙权称帝后，初都武昌,后徒建邺(今南京市),曾多次出兵镇压东南地区的山越人,并在吴魏边境屯田,派将军卫温等率兵航海到达夷洲(今台湾)。赤壁战后，吴魏曾多次发生战争。蜀亡后,南北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加之以吴主孙皓暴虐无道,国势衰弱。公元279年,晋军分六路攻吴,第二年攻克建邺,灭掉东吴,完成了统一。
二、军制与后勤体制
1、军制概况
三国时代,官制军制紊乱,或沿用汉制,或自设名目,或有其实而无其名,或有其名而无其实。
三国时,魏、蜀、吴承袭秦汉设置三公即丞相(或称相国,魏改相国为司徒)、太尉、司空(或称御史大夫);但是三公的职权、范围却有很大的变化,有的公有职有权,有的公有职无权,形同虚设。作为三公之一的太尉,本应主持军事。三国时,魏、蜀.吴皆设置太尉,太尉府也设有军事方面的幕僚如军师、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正行参军、掾属、舍人、营军刺奸、帐下都督、令史等。但除司马懿任魏太尉时掌管一切军政大权外,其余皆有职无权,如《魏略·高柔传》所说:“魏初,三公无事,希与朝政。”
三国时,以丞相(或相国)兼管军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者,不乏其人,如魏之曹操、司马昭,蜀之诸葛亮,吴之陆逊。因而当时丞相府或相国府的官属,除掌管政事的幕僚外,尚有掌管军事的幕僚,如军师祭酒、左、右、前、后、中军师、司直.左右长史、左右司马、从事中郎、主簿、参军、掾属、令史.门下督等。
除三公之外,魏、蜀、吴又设有大司马、大将军,以之掌管全国军事,或又兼管政事军事,总揽一-切大权,如魏之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蜀之蒋琬、费柿,吴之陆逊、诸葛瑾。其地位品秩因人而异,或在三公之上,或在三公之下。大司马、大将军(或一身兼二职者)之总揽一切军政大权者,其官属除襄赞政务的幕僚外,还有参赞军事的幕僚。如魏司马昭为大将军时设置幕僚四十二人,文武参半(见《宋书·百官志》。
除大司马、大将军而外,三国时，尚有设置大都督(如魏之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吴之陆逊)、中都护(如蜀之李严)、行都护(如蜀之蒋琬、诸葛瞻)左右都护(如吴之丁奉、诸葛瑾)以及中外都督(如魏之曹真、曹爽、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亦皆统辖全国军事。在三国中央军事领导机构中,地位次于大司马.大将军或大都督的军事长官,有骠骑、车骑、卫将军、抚军、领军、镇军、四征(征东、征南、征西、征北)、四镇(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四安(安东、安南、安西、安北)、四平(平东、平南、平西、平北)等将军或大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和使持节都督或持节都督诸州军事等,其品秩大都为第二品或第三品(太尉、大司马、大将军、大都督皆为第一品)。地位再低一些的军事将领,有中领军、中护军、中监军、武卫将军、中垒将军、中坚将军、骁骑将军、游击将军、左军将军、右军将军、诸杂号将军、中郎将、校尉、都尉、监军、护军、典军等,其品秩大都为第四品或第五品。其中领军将军或中领军掌管禁军,四征、四镇、四安、四平将军或大将军以及使持节或持节都督节制各州军事皆统辖边防军,地位较重要，权力也较大。
除上述军事将领外,中央政府中作为九卿之一的光禄勋、卫尉、执金吾亦掌管军事,统辖部分军队,光禄勋和卫尉主持宫廷保卫工作,执金吾则负责京城治安工作,与中领军或领军将军分别掌管驻守官廷或京师的禁军。
至于地方军事机构,有中央派驻地方的四征、四镇、四安、四平将军或大将军以及使持节或持节都督诸州军事等高级将领,他们除统辖边防军外,兼营一州以至数州的军事;使持节或持节都督大都兼任一州或数州刺史,主管该州政事军事。在州刺史属军中有兵曹从事或督军从事管理军事。此外,地方上州以下的郡设有郡尉，郡以下的县设有县尉,管辖郡县军事。这是最基层的军事机构负责官吏。
2、后勤体制
三国时代的后勤体制,既有继承秦汉时代旧制的部分,也有当时创制的部分;另外,魏、蜀、吴三国之间也不完全相同。
三国中央政权机构中,掌管军事后勤的机关,事权比较分散，往往被分在几个机构或几个机构的属官里。分工细腻和多头领导是这个时期后勤组织的特点。
在掌管全国军政大权的丞相府(相国府)、大司马、大将军府设有主管后勤事务的幕僚。如:曹操为丞相时,在丞相府设有仓曹属，以管理包括军队粮秣给养在内的粮食收支供应。诸葛亮为蜀相时，曾以姜维为丞相府仓曹掾,管理粮秣。魏司马师为大将军时,曾置掾十人为大将军府幕僚,其中的仓曹、金曹、水曹、兵曹、骑兵曹都与后勤事务有关。司马昭为魏相国时,扩大了相国府幕僚的编制,置掾属四十二人,其中与后勤事务有关的,有金曹掾属各一人,兵曹掾属各一人,骑兵掾二人,属一人,车曹掾属各一人,铠曹掾属各一人,水曹掾属各一人,仓曹属二人，马曹属一人。
在中央政权机构中,有不少机构是专管或兼管后勤事务的。其中专管全国后勤事务(包括军事后勤在内)的主要机构为大司农与太仆。大司农与太仆同为九卿之一。大司农掌管财政(包括军费筹措在内)及农业(包括粮秣、仓库、屯田等),如《三国会要·职官》所说:“大司农卿一人(注“第三品,掌钱谷金帛，郡国计簿,边郡调度”)。魏国初置大农,黄初元年改大司农。蜀、吴同。丞一人,铜印黄绶,进贤- -梁冠,介愤皂衣。部丞一人,主帑藏(注:“《通典》:魏因汉置,并第七品”)。”大司农属下机构属官,主要有太仓令、导官令、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和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度支都尉等。太仓令掌管漕谷,导官令掌管春御米和作糒,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掌管郡县屯田,有供继军粮之责,如《三国会要·职官》所说:“太仓令(注:“主受漕谷,有丞”)。导官令(注:“主春御米及作精,有丞)”。
“典农中郎将(注:“第六品。按典农与郡国分部吏民”),典农校:尉(注:“第六品”),典农都尉(注:“第七品”),魏武置,主郡县屯田。《资治通鉴》说:“建安元年,郡国列置田官是也(注:“《续汉志》注引《魏志》云:‘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将,部分别而少,为校尉丞。其秩盖以郡县大小而异””)。咸熙元年,置屯田官,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注:“按枣祗称屯田都尉,仓慈为绥集都尉，盖别名”)。其属有司马、功曹、纲纪、上计吏、稻田守、丛草吏(注:“见《邓艾传》。《晋书》:‘段颖称艾为屯田,掌犊人’。俞理初《类稿》据《邓艾传》,典农下有学士干佐。又《毋丘俭传》注:俭为征南将军,表云:“移三征及州郡国典农各安慰所部吏官，是四征将军及郡国守相及典农各有所部吏民也。《裴潜传》:‘为颍川典农中郎将,奏通贡举,比之郡国’;犹明之卫学也。”)。
“蜀吕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又《蒋琬传》有督农杨敏。
“吴于诸郡有屯田者,亦置典农校尉,统诸县,如太守(注:“洪表云引《咸淳毗陵志》、《宋书·州郡志》”)。又陆逊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华吸为典农都尉,别有节度,掌军粮。”
度支中郎将(注:“二千石,第六品”),度支校尉(注:“《比二千石·品同上”),度支都尉(注:“六百石,第七品)”,魏黄初中置,掌诸军屯田(注:“北堂书钞》《御览》引《魏略》”)。
大司农以外,另一主管全国后勤的重要机构为太仆。魏、蜀、吴皆设有太仆卿,主管国家车马和兵器制造,其下设有令丞等官属分别掌管马政、车骑和制作兵器。马政由典牧令、 牧官都尉等掌管;车骑归车府令、乘黄厩令等掌管;考工室主管制作兵器,如《三国会要·职官》所载:
“太仆卿一人(注:“第三品,掌车马”),魏建国时置。蜀同(注:“蒋显。见《后主传》注”),吴同(注:“洪云:‘吴初有六卿,永安二年备九卿官，则置太仆、大鸿胪、大司农也””)。丞一人(注:“第七品”)。”
“车府令(注:“主乘舆诸车,有丞。按《通典》:诸令皆第七品,丞皆第九品”);考工令(注:“主作兵器及织绶杂工,有左右丞”);乘黄厩令(注:“汉有未央厩令,长乐厩丞。魏国设乘黄厩令,后因之,主乘舆厩马,有丞”);骅骝厩令(注:《六典》《通典》并云魏置,有丞”);典牧令(注:“《通典》:汉边郡置六牧师令,魏因之,有丞”);牧官都尉(注:“《通典》:汉以郎为苑监,魏置牧官都尉,第六品。《晋志》有左、右、中典牧都尉。按《六典》注云:‘魏置牧官都尉,晋因之’”);典虞都尉(注:“第六品,《晋志》有丞。按《曹真碑》作典虞令”)。
此外，在中央机构中还设有专管后勤物资(包括军用物资在内)的官吏,如魏有专管盐铁的司盐都尉和司金都尉,有专管武器、衣甲的积弩都尉和典铠;蜀、吴亦皆设有掌管盐铁的司盐及典曹都尉;尚有掌管水军舟船器械的水衡都尉，如《三国会要·职官》所载“都尉;魏有抚军(注:“本校事官,太祖置,嘉平中改,主刺举”)、司金(注:“韩暨由监冶谒者加,《曹真碑》:有丞”)、积弩(注:“后改典弩”)、典铠(注“《魏略》云:“属积弩’。以上官品无”)…..司盐、司竹。”
“蜀有盐府(注:“先主定益州,置榷盐铁,见《吕X传》。《武侯集》作司盐,有典曹都尉。”
“吴有司盐….”.
“水衛都尉(注:“第六品”),有前、后、左、右、中五人(注:“按《唐六典》:魏有水衡都尉,晋又有左右、前、后、中五水衡。”),主天下水军舟船器械(《宋书·兵志》《通典》)。”
另外,尚有一-些兼管后勤事务的机构，如卫尉卿所属官吏中，有主管冶铁(包括军用冶铁在内)的冶令;少府卿属官中有主管医药的太医令;执金吾卿属官中有主管兵器的武库令;尚书令属官中有主管财政收支(包括军费在内)的度支尚书;有分别主管有关后勤事务的尚书令所属各曹尚书郎,如驾部管车马,金部管冶铸,度支管经费,库部、农部、仓部管粮秣和仓库,考工管制作兵器和衣甲等;将作大匠属官中有主管土木工程(包括军用在内)的官吏等。其情况如《三国会要·职官》所说:
“《晋志》:(魏)卫尉属官有冶令。按《宋志》云:“江南诸郡县有铁者皆置冶令,或置丞，皆吴所置,未知隶卫尉否也。’”
“(少府属官)太医令(注:“掌诸医，《六典》有药丞”)。”
“执金吾卿一人(注:“第三品,掌宫外戒司及主兵器”)。魏建国置中尉，黄初元年,改执金吾。蜀、吴同。丞一人。”
“(执金吾属官)武库令(注:“主兵器,有丞。吴有·见《孙休传》《孙綝传》。”)”
“将作大匠一人(注:“第三品,掌土木之工。”),丞一人。吴同。蜀无考。”
“尚书(注:“第三品”)。魏有吏部(注:“主选”)、左民(注:“前汉主吏民上书,后汉主缮修功作”)、客曹(注:“主外国朝贺”)、五兵(注:“领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故日五兵”)、度支(注:“主计算。《太平御览》职官部引朱凤《晋书》云:文帝立度支尚书,以司马孚为之”),凡五曹。
“(尚书令属官)尚书郎(注:“第六品”):魏有殿中、吏部、驾部、金部、虞部、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库部、农部、水部、仪曹、三公、仓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别兵、考工、定科,凡二十三郎。青龙二年,有军事,尚书令奏置都官、骑兵,凡二十五曹。
三国时代继承了两汉时期大兴屯田以充军事的后勤补给制度。但三国屯田不仅限于沿边州郡,而且遍及于内地。这是由于自东汉末年以来战乱相继,天灾频仍,人口流亡、土地荒芜的情况非常严重,因而军粮供应成为后勤工作中的首要问题,如《魏书》所说:“自遭丧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士仰食桑椹(《晋志》作椹枣),袁术在江淮,取给蒲羸①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为了解决军粮问题,采纳枣祗、韩浩建议在许昌一带开始屯田,以任峻为屯田中郎将,枣祗为屯田都尉,宰军民屯田,得谷数百万斛，“施设田业,因此丰足②”,奠定了统一北方的物质基础。
①②《三国志·魏志》往引《魏书》。
由于大兴屯田行之有效，后来陆续推广到其他各地。如徐邈“为凉州刺史。河右少雨,常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民佃之,仓库盈溢，乃度支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供中国之费。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勋也①”。又如司马懿镇关中，“表徒冀州农夫五下人佃。上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食②。”再如夏侯惇“领陈留、济阴太守,时大旱蝗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十,率将士种稻,民赖其利③。”再如胡质“迁征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置东征台，且佃且守④。”特别是采纳邓艾建议在邻近吴国的淮河南北大兴屯田,范围最广,收效也最大。淮南北屯田区域，“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营,营六十入,且佃且守;兼修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准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北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大军出征,泛舟下达江淮,资食有余而无水害⑤”,对于加强曹魏经济军事力量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蜀、吴两国亦兴屯田,但远不及曹魏区域之广。据文献记载,蜀国屯田仅限于邻近魏境的汉中地区，如《三国会要·食货》所载:“《诸葛亮传》:九年,复出祁山,以木牛运。十二年,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注:“《水经注》:汉水又东,黄河水注之,水侧有黄河屯,诸葛亮所开也”)”。“按有督农之官,主屯田供给军粮。”《三国志·蜀志·吕蒙传》亦云:“(吕蒙)徒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三国职官表》亦谓:“蜀置督农，供继军粮,屯汉中。他郡无考。”吴之屯田区域较蜀稍广,多在邻近曹魏的长江南北。《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注曾载:“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可见江南毗陵(今江苏常州)一带立有屯田。同书《吕蒙传》亦谓:(日蒙)拜庐江太守，别赐寻阳屯田六百户。”寻阳亦名寻水城(今湖北广济东北),在江北。可见长江北岸亦有屯田。又同书《陆凯传》云:“先帝战士不给他役,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意思是屯田兵且佃且守,兼负耕战之责,可见吴国除民屯之外,也有军屯。同时亦设有管理屯田事务的农官,如《三国会要·食货》所载:“黄武五年，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孙)权答日:‘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田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其劳也。’(按:(孙)权为将军时,逊仕幕府,出为海昌屯田都尉，领县事,劝督农桑,是东吴久有农官)。”
①②③④《三国会要·食货》。
⑤《三国会要·食货》。
三、平时战时后勤保障
1、武器
三国时期的武器制造基本上承袭了两汉,尤其是东汉以未的技术,但也有一些发展,这主要反映在钢制武器的质量和种类上。剑:是当时的主要武器之一。
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剑的质量的提高,当时已有百炼钢制成的剑,并且淬火后还要用上好的磨石加工,如《太平御览·剑中》所说:“魏文帝《典论》曰:余好击剑,善以短乘长,选兹良金,令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骇炉,巨橐自鼓。“又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宝剑,长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两,淬以清漳,厉以磕储(监诸),饬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日“飞景’。”(磕确是治玉之石,古代一种青色磨石,如《淮南子·说山训》所说，“玉待监诸而成器。”)
由于剑的普遍使用,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它已经成为兵器的代表,武功的象征。蜀国就曾经造一丈多长的宝剑,用以镇山,陶弘景《刀剑录》说:“蜀后主刘禅延熙二年造大金剑,长一丈二尺,镇剑口山,往往人见辉光,后人处处求觅不得。”
这时配带宝剑也具备了某种礼仪性质了。蜀主刘备曾造剑八把,分赠身边宗室和亲信大臣,供他们随时佩带。《小篆书铭》引陶弘景《刀剑灵》说“蜀主刘备章武元年辛丑采金牛山铁铸八镑剑,各长三尺六寸。一备自佩,一与太子,一与梁王理,一与鲁王永,一与诸葛亮,二与张飞、关羽，一与赵云。”剑有时也同舆服一样,做为礼物赠送他人，“黄初元年,更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魏玺绶,賜青盖车乘舆,宝剑玉玦。》①
刀:与剑一样,是当时使用最为广泛的武器之一。但在实际中，刀的使用价值看来更高一些。例如吴国曾一次造剑十口,而造刀万口,据《小篆书铭》记载:“吴主孙权黄武五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十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皆是南钢越炭作之,上有大吴篆书。”
在这个时期,各国不仅大量造刀，而且质量日益精良,已有七十二乃至百炼之刀。蜀主刘备曾制刀五千,刀钢经七十二次冶炼。陶弘景《刀剑录》记载:“蜀主刘备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连环及刃，口刻七十二炼,柄中通之,兼有二字。”魏文帝曹丕更造百炼之刀共四口,命名为“灵宝”、“含章”“素质”和“龙鳞”,“《典论》曰:魏太子丕造百辟宝刀三,其一长四尺三寸六分,重三斤六两,文似灵龟,名曰灵宝;其二采似丹霞,名日含章,长四尺四寸三分,重三斤十两;其三鉴似崩霜,刀身剑铗,名曰素质,长四尺三寸,重二斤九两;又造百辟露陌刀，一长三尺二寸,重二斤二两,状似龙文,名曰龙鳞。”②
三国时期的造刀技术在淬火处理上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当时蜀国的造刀专家蒲元甚至可以分辨出淬火用水是来自那一条河的。如《太平御览·刀上》所载:“蒲元传日: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类之事出若神,不尝见锻功。忽于斜谷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镕金造器,特异常法,刀成白言:汉水钝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于成都取之。有一人前至,君以淬,乃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犹悍言不杂。君以刀画水云:杂八升,何故言不?取承者方叩头首服云:实于涪津渡负倒覆水,惧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于是咸共惊服,称为神妙。”
①《三国会要·礼下》。
②《太平御览·刀下》。
钢刀锻打淬火后，还要磨砺,使之锋利。显示出当时造刀技术的精利和完善。曹植在他的《宝刀铭》中说:“造兹宝刀,既砻既砺。匪以尚武,予身是卫。麟角匪触,鸾距匪蹶。”①
三国的刀有时也出于礼仪的目的而做为随身佩带之物。曹操曾造刀五口,其中四口是赠给他四个习文的儿子的。如《太平御览·刀上》所说:“魏武帝令日: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余四, 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耐文学将以次与之。”
弓弩:也是常用兵器,运用十分广泛,史籍记载陈愍王宠有弩几千张。如《太平御览·弩》所说:“中平中,黄巾贼起，郡县皆弃城走。陈愍王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国人素闻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陈独得完。百姓归之者众十余万人。”
在弓弩的制作技术方面,也有明显的进步。蜀汉丞相诸葛亮曾经在前代一次可发多矢的连弩基础上,改进成一种“元戎”弩,这种元戎弩可以一次发射十支长八寸的弩矢，如《太平御览·弩》所说:“《魏氏春秋》日: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
另外在地下还发掘出景耀四年蜀汉造的铜弩机。②这件弩机名为“十石机”,重三斤十二两,较景耀二年制造的三个“八石机”有了进步,前者强度更大,射程也更远。(“石”是古代的度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那时的斤折合现在约为零点四四五五斤,就是说“十石”应是五百三十四点六斤。因而景耀四年铜驽弓非臂力所能开,应属古代的强弓劲弩之列。在古代拉开弓,视驽力量的大小有不同的方法。强度较小的用手拉,较大的借用足力拉。唐颜师古《汉书·申屠嘉传》注“蹶。张”说:“今之驽,以手张者曰擘张，以足蹋者日蹶张。”这件出土的十石铜弩机应属以足开张之列,这说明蜀汉时期弩的制造技术已经有了一些发展。
①《全三国文·陈思王曹植》。
②沈仲常;《蜀汉铜弩机》,《文物》1976年4期。
戟:使用也较为广泛。史书载公孙述曾存戟百万,说明戟在实践中已成为主要兵器之一。如《太平御览·戟》所引《华阳国志》日:“《荆州记》公孙述日:‘昔汉祖败而夏征,故能禽秦亡楚以弱为强，况今地方数千杖戟百万?”
《三国志·魏志》所载:“典韦好持大双戟与长刀。军中为之语日:‘帐下壮士有典韦,持一双戟八十斤。’”
盾:使用得也较为广泛。《太平御览·盾下》引“韦昭《吴书》日:魯肃欲渡江,众骑追肃，肃植盾引弓射之,矢贯洞,骑度不制乃相率还。’”这个时期所制造的盾,大如槟榔叶,如前书所引《吴录》日:交趾朱鸢县有槟榔,正直,高六七丈,叶大如盾。”这时时期所造的盾牌还有竹制的。《太平御览·盾下》说:“魏武征袁本初治装余有数十斛竹片，咸长数寸,众并谓不堪用,正合烧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谓可以为竹甲盾而未显其言。驰使以问杨主薄德祖,应声答与帝正同，众伏其辩悟。”
此外较为常用的攻防武器尚有矛、匕首、殳、彭排、斧、鹿角、方梯等。
2、衣申
三国时期的衣甲同兵器–样,基本上是承袭了汉朝的制造工艺。但也是现出某些特点。
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各国都设法改进自己的铠甲。蜀国丞相诸葛亮曾使人制五折甲，《太平御览·矛》引“《诸葛亮集》曰:敕作部皆作五折刚铠,十折矛以给之。”
西汉时期出现的百炼钢,到了东汉末和三国初,这种技术已经运用到铠甲的制作上。陈琳的《武库赋》反映了这一点“铠则东湖阙巩,百炼精刚，函师震旅,韦人制缝,元羽缥甲,灼煽(火光)流光。”①
衣甲的种类在这一时期也是比较丰富的。曹植在归还铠曹的衣甲时,曾提到过五种，“曹植表日:“先帝赐臣铠黑光、明光各一具,两当铠一领,环缫(锁)铠-领,马铠一领,今世以升平，兵革无事,乞悉以付铠曹。②
3、舟车
吴国地处南方,河湖纵横,舟船使用得十分广泛。《太平御览·叙作法》说“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庾也。”舟船的广泛使用,促进了造船技术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当时吴国已能造出装三千人的大船,《太平御览·叙舟》引:“《武昌记》日:“樊口北有败舶湾,孙权尝装一舡,名大舡,容敌士三千人,与群臣泛泊中流。值风起,至樊口十里余便败，故因名其处为败泊湾也。”
由于造船技术的提高,促进了航海扩事业的发展.东吴水军曾多次出海执行任务。主要有三次:
公元230年,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一万水军到达夷洲和直洲,如《三国志·吴主传》所载:“(黄龙)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直洲。”
公元233年,派遺张弥率水军–万去辽东半岛的公孙渊处,如《三国志·吴主传》所云:“三月,遣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
①②《太平御览·甲下》。
第三次,派使者谢宏去高丽,归返时乘载有马八十匹的舟船，还称是小船,如《三国志·吴主传》所云:“是时(谢)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
位于长江中游水路交通要道的武昌是东吴的造船基地,(《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日:(孙)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
樟木是当时造船的上等材料,制出来的船坚固耐久,“魏文帝与孙权书日:知己选择见舡最大樟材者六艘,受五百里石,从沔水送付樊口。”①
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东吴大将黄盖使用了一种称为“蒙冲”的战舰,内载干柴油料,至曹操水军军营燃火引烧。导致魏军大败。《三国会要·兵》引“《江表传》:周瑜拒操于赤壁,黄盖取蒙冲斗舰，载获柴灌油,裹以帷幕，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去北军二里,同时发火,火烈风猛,烧及岸上营落,烟炎张天，雷鼓大震,北军大败。”这种发挥巨大作用的“蒙冲”斗舰,是一种船体狭长、小巧灵活的一种战艇,这种小艇开起来速度快,转向灵活,虽载员不多,但在水战中往往能发挥巨大的威力。《太平御览·艨冲》所说:“《释名》曰:外狭而长曰艨冲。”
魏国的水军战船也有相当大的规模,“魏文帝《沂淮赋》日:建安十四年,王师东征,泛舟万艘。”
到了三国晚期,两晋的水军规模更加壮大,战船的制作技术也日趋复杂。据《晋书·王浚传》记载两晋水军将领王浚率领的战舰十分庞大,“浚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鶓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这艘战舰代表了当时造船技术的最高水平。
①《太平御览·舟下》。
三国时期的战车主要用于转运军需物资。蜀国的“木牛流马”，就是为此目的而发明的。丞相诸葛亮曾六次出师北伐,由于山高路远,军需粮草往往接济不上,给北伐的运输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于是诸葛亮便结合蜀地山多栈道多的情况,发明了专供物资运输的独轮小车一木牛流 马。张澍《诸葛忠武侯故事》引《稗史类编》说:“蜀相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饷。盖巴蜀道阻,便于登陡故耳。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也,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这种木牛流马,既解决了前方的军需物资向题,也节省了大量牛马的食料。可谓一举两得。《三国志·诸葛亮传》引《诸葛亮集》叙述了它们的详细制法:“亮集载作木牛流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人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鞭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流马尺寸之数: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轴孔四寸五分,广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后轴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与前同;后脚孔分墨去后轴孔三寸五分,大小与前同;后杠孔去后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后载克去后杠孔分墨两寸五分;前杠长一尺八寸,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后杠与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 -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从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后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轩,长四寸,经面四寸三分;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三国时期还制造了一些用于进攻的战车。据《孙吴兵法》的记载,当时有一种进攻敌人的战车，叫“武刚车”,这种战车不同于无遮盖的“轻车”,它“有巾有盖”,作战时作为先驱，以挡矢石，如《太平御览·叙车下》所载:“轻车,古之战车也,不巾不盖。《孙吴兵法》云:车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武刚者,为先驱。又为属车、轻车为后殿焉，”
此外，还有攻城拔地用的发石车、临车、冲车、楼车和攻城车等。
4、粮秣
三国时期由于战乱不断,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不仅百姓外出逃荒,军队的粮秣补给也十分困难。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魏国首先实行了屯田措施,吴、蜀两国也相继实行了屯田,军事屯田,成为该时期粮秣补给的主要筹措渠道。
董卓之乱以后,军阀混战破坏了农业生产,出现了粮荒,三辅地区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说:“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不仅老百姓严重缺粮,就是地方割据的武装力量也同样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①“《魏书》:自遭丧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②
在这种形势下,各支军队发展的关键在于立稳脚跟,解央军用粮秣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曹操是三国时期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毅然决定实行屯田,接受枣祗、韩浩的建议，使自己的军队能自给自足，如《晋书·食货志》所说:“汉自董卓之乱,百姓流离,谷石至五十余万,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
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议。
①陶元珍:《三国食货志》。
②《三国会要 ·食货》。
魏武乃令日: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于是在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①主管屯田事务的最高中央机构是大司农,地方上设置各级屯田农官，郎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等，“《魏志》日,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②以上这些农官与地方官平行而设不相统属,大致典农中郎将和典农校尉相当于郡太守的级别,典农都尉相当于县令长的级别,这从三国后期罢置屯田,这些农官相应地转为地方官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来:“威熙元年,诏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是典农中郎将校尉分列诸郡国、典农都尉分列诸县也。县置中郎将,或置校尉,则郡国大小之别。”③
至于秋后收成的分配问题,大致是屯田士兵使用政府的耕牛，政府得粮六分,屯田者四分;使用私牛的,屯田士兵与政府中分,即各分五成，《三国会要·食货》说:“《晋书·傅玄传》;泰始四年，上疏曰:‘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未久，众心安之。’”
除军屯外,还有民屯。《晋书·食货志》说:“于是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许下。”
魏国通过屯田，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也吸引了大批的流民回归本士，重新进行农业生产,对北方的社会安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柢死，魏武后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关中百姓,流人荆州者十余万家,及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流人果还,关中丰实。”①《三国志·任峻传》也记载说:“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颖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尤其是《三国志·邓艾传》把魏国屯田的意义说得更加详细和具体,它说:“时欲广田蓄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上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体,常有四万人,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宜王善之,事皆施行。”
①《三国会要·食货》。
②陶元珍:《三国食货志》。
③陶元珍:(三国食货志》。
三国时期江南虽受战乱破坏较小,但位于江东的吴国也实行了屯田,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吴省丹阳之江乘县典农都尉,时又与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都尉。”《三国志·吴志·华核传》载“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吴国的新都和吴郡的屯田规模较大,各达数万人。《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说:‘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承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表病死,权以融代表。”《三国会要·食货》载:“黄武五年,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日‘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其劳也。”按权为将军时,逊仕幕府,出为海昌屯田都尉,领县事,劝督农桑,是吴久有农官。”可见吴国屯田虽不及魏国,但也有相当的规模,屯田的时间饱较久。
蜀国虽地处号称“天府之国”的巴蜀一带,腹地粮菜较丰,但由于丞相诸葛亮的连年北伐,在远离成都的汉中前线–带往往军粮短缺或转运不及。据《三国会要·食货》记载:“九年,复出祁山,以木牛运。十二年,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按蜀有督农之官,主屯田供给军粮。”又《三国志·蜀志·吕X传》:“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又《三国职官表》:“蜀置督农供继军粮,屯汉中。”又《三国志·姜维传》注:“为避免祸害,姜维曾种麦沓中，“后主敕(黄)皓诣维陈谢,维说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尔”。
①《晋书·食货志》。
在通过屯田解决军粮供应的同时,魏、吴、蜀各国也都在努力
想办法，力图通过多种渠道来募集军饷。
魏国就曾经向河东郡征粮，《三国会要·食货》引“《杜畿传》:拜河东太守,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劝农,家家富实。太祖西征,军食- -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解。”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赞助也是军粮募集的来源之一,据《三国会要·食货》载:“姜维每北伐，羌胡出马、牛、羊、毡、联及义谷裨军粮。”《三国会要·食货》也载:“(太和)五年,蜀出卤城，是时陇右无谷,议欲关中大运,维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足用。”
抢夺敌方的粮谷也是募集无识别结果粮的来源之一。吕布曾经令人抢夺过刘备的麦子,《太平御览·麦》引“《英雄论》日:吕布令韩暹、杨奉取刘备地麦以为军资。”三国时期,各国尤其是魏国主要是采取了以屯田为主，以它种方式为辅作为军粮补给的策略。通过军屯以自给成为当时军粮筹措的主要特点。
5、军费筹措
三国时期,各国军费的筹措方式仍为征收赋税、算缗钱和盐铁收归官有等。
当时魏国把战后的无主荒用收为“公田”,并将这些土地出租给流民和土兵耕种而取得其收获的六成或五成的收人,作为军国所需的费用。同时对私有上地者采取征收租调的方式来募集军国之资,《三国志·何夔传》说:“是时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魏书》载公令日…..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①
为了筹集到战争所急需的军费,魏、蜀两国还效法了汉武帝的盐铁官营制度。魏国，“(王)修为司金中郎将,陈黄白异议，因奏记日….太祖甚然之。乃与修书8…..察观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余无可者。”②据《三国志·蜀志·张裔传》所载:蜀国“先主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司金中郎将就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管盐铁的长官。另外,蜀国还有“司盐校尉”,或“盐府校尉”也是掌管盐铁政务的,据《三国志·蜀志·王连传》载:“(王连)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人甚多,有裨国用。”同书《吕蒙传》亦载:“初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
除了以，上两种主要措施外,各国还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方式,实行多渠道筹措军资:
蜀国设立“官市”和政府改铸货币，“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乃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日,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③魏国也设立过“军市”;“至青龙中,司马宜王在长安,立军市。”④吴国也设立过“军市”，如《三国志·吴志·潘璋传》所说:“(潘璋)所领兵马不过数千,而其所在常如万人。征伐止顿,便立军市,他军所无，皆仰取足。’
①《三国志·魏态·武帝纪》注。
②《三国志·魏志.王修传》注引《魏略》。
③《三国志· 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④《三国志·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
蜀国盛产锦,即贩锦以筹军资。“今民贫国虚,决战之资,唯仰锦耳。”①
吴国实行“算缗”，如“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定张咏不出算缗，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②
魏国设关税,如“《魏书》载庚戌令日,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荒灾,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蕖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
魏国还设立罚金制度,如《三国志·魏志·高柔传》所载:“校事刘慈等，自黄初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柔皆请惩虚实,其余小小挂法者,不过罚金。”如《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所载:“冬十月…..庚申,令罪非殊死,听赎各有差。’
各国除了通过多种渠道筹措军费外,也采取一些以物代金的变相收费办法,魏国曾以免除乌丸五百多家租调为条件,直接换取军用鞍马,如《三国志·魏志·牵招传》所云:“又表复乌丸五百余家租调,使备鞍马。”
6、交通运输
兰国时期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较快。在国内不仅又开辟了一些交通干线,由于造船业的发展,还开辟了几条海外航线。
孙权与公孙渊的频繁接触,开辟了江南与东北的航线,《三国志·魏志·公孙度传》和《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记载“逆贼孙权，….比年以来,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贺浮舟百艘,沉滞津岸,贸迁有无，既不疑惧，赍以名马,又使宿舒随贺通好。”“三月,遺舒
①《三国会要·食货》。
②《三国志· 吴志·孙皓传》。
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
东吴通过这条航线,与朝鲜也建立起联系,孙权使者秦旦和黄疆曾拜见过朝鲜王,“旦疆别数日,得达句骊王宫，因宣诏于句骊王宫及其主簿,诏言有赐为辽东所攻夺。宫等大喜，即受诏命。①
东吴还与罗马建立了海上往来的联系，“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子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属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病故,乃径还本国也。”②
孙权曾派遣卫温、诸葛直将兵万人去夷洲、亶洲,虽然没有到达直洲,但在夷洲带回“数千人”。②
孙权曾派兵攻打珠崖、儋耳,“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国陆凯讨伐成功,并被封为儋耳太守。”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珠崖,斩获有功,迁为建武校慰。”③
此外,吴国还与扶南.林邑和堂明有联系。史书记载:“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权嘉其功，进拜镇南将军。”④
魏国与日本的海上联系也很密切,如《三国志·东夷传》所载:“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遺建中校尉梯镌(俊)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赍诏赐金、帛、锦、蜀、刀、镜、采物。”
三国时期,中国与西域的陆路交通也很发达。魏国经常于焉耆、于阗和大月氏等国有密切的联系,魏文帝时，“漩貊、扶余单于，
①《三国志·吴志·孙权传》。
②《三国志·吴志·孙权传》。
③《二国志·吴志·陆凯传》。
④《三国志·吴忐·吕岱传》。
焉青、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①明帝时,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②由于中国与西域贸易关系的发展,使西汉以来通往西域的交通道路由原来的两条变成三条，“从敦煌玉门关人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梏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人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已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县详,今故略说。南道西行,且志国、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皆井属鄯善也。戎卢国、扦弥国、渠勒国皮亢国、皆并属于真。蜀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井属大月氏。….中道西行尉梨国、危须国、山王国皆并属焉耆,姑墨国、温宿国、尉头国皆并属龟兹也,桢中国、莎车国、竭石国、渠沙国、西夜国、依耐国、满犁国、亿若国、榆令国、捐毒国、休修国、琴国、皆并属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条支、乌弋,乌弋一名排特,此四国次在西,本国也,无增损..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井属车师后部王。王治于赖城,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③
①《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②《三国志·魏志·明帝纪》。
③《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从陆路,再利用水路可以到罗马。史书记载，“大秦国一号犁轩,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从国下直北至乌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过。凡有大都三，却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经之乌迟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周回绕海,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国有小城邑合四百余,东西南北数千里。其王治滨侧河海，以石为城郭。”①
三国时期中国与西域和西方的联系比起汉朝有了巨大的发展。不但增加了新北道,而且魏国还封了车师后部王守魏侍中,号为大都尉,并接受曹魏颁发的魏王印。如果没有异常频繁的联系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中国与罗马相距甚远,地跨欧亚两大洲,在当时的有限技术条件下能做到沟通殊非易事。三国时期虽短,但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国时期，国内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水渠的开辟上，这些渠道使许多偏僻区域得以开发。比较重要的渠道有:睢阳渠:“遂至浚议,治睢阳渠。”②
淇水新道:“春正月,济河,遏淇水人白沟以通粮道。③”圆平虏渠与泉州渠:“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人派水，名平虏渠。又从沟河口凿人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④又，“后袁尚依乌丸蹋顿,太祖将征之,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三渠人海通运,昭所建也。”⑤
利漕渠:“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人白沟以通河。”⑥
讨虏渠:“春….三月,行幸召陵,通讨虏渠。”⑦
贾侯渠:“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⑧
胡质所建诸渠“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又通渠诸郡，利舟楫。”⑨
①《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②③④《三国志 ·魏志·武帝纪》。
⑤《三国志·董昭传》。
⑥《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⑦《三国志·魏志·明帝纪》。
⑧《二国志·魏志·贾逵传》。
⑨《三国志·魏志·胡质传》
邓艾所建诸渠:“正始二年,乃广开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①
破岗渎:“八月,大赦,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溧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②
兰国时期,对上述海路、陆路和渠道的开辟,不但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扩大了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又促进了中国与他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7、重要战争战役的后勤保障
三国时期,虽然时间短暂,战争却极为频繁。在大大小小的战争、战役中,军事后勤供应显示出它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
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是曹操击败袁绍统一北方的关键性战争。公元199年,袁绍与曹操军队相拒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当时袁军拥兵十多万,声势浩大,而曹军不到一万;袁军粮草丰富,曹军仅有一月粮储。力量对比对曹操不利。后来曹操采纳谋臣荀攸和许攸的计策,两次偷袭袁军辎重粮草,致使袁军军心动摇、失去斗志,乘机大举进攻,击贵强大的袁绍军队,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攻敌粮草,截其辎重成为这次战争转折的关键。史籍详细地记载了这一战役的全部过程:“袁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公用荀攸计,遣徐晃、史涣邀击,大破之,尽烧其车。公与绍相距连月，虽比战斩将,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公谓运者日:‘却十五日为汝破绍,不复劳汝矣。冬十月,绍遣车运谷,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
①《三国志.魏志·邓艾传》。
②《建康实录》卷二《赤乌八年》。
左右疑之,荀攸、贾诩劝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琼等望见公兵少,出阵门外。公急击之,琼退保营,遂攻之。绍遣骑救琼。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公怒日:‘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大破琼等,皆斩之。绍初闻公之击琼,谓长子谭日:‘就彼攻琼等,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张郃、高览攻曹洪.郃等闻琼破,遂来降。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虏其众。’①
赤壁之战:
官渡之战后,曹操很快地统一了北方。公元208年,他率兵二十余万南下,企图一举统一全国。孙权与刘备联军共五万与曹操会兵于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在兵力相当悬殊的形势下。孙刘联军利用曹军骄傲轻敌和不习水战等弱点,用火攻取胜,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寡胜多的又一著名的战例。孙刘联军之所以能够取胜,除了火攻智取等原因外,充裕的后勤储备和供应也当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因。当周瑜表示愿率兵五万抗曹时,孙权对他说:“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授。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遁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②孙权亲为周瑜后援,军需物资准备充足,当周瑜遇见曹营的劝降说客蒋干时,为了表示不降曹的决心和树立吴国的威信,曾向他显示吴国的战前物资准备的丰富。“曹操密遣九江蒋干往说周瑜。干以才辩独步于江、淮之间,乃布衣葛巾,自詆私行诣瑜。瑜出近之,立谓于日:‘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邪?’因延干,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
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②《通鉴纪事本末·孙氏据江东》。
饮宴,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①
充足的后勤储备和良好的准备工作为孙刘联军最终击败曹操奠定了物质基础。
诸葛亮六出祁山:
蜀国先主刘备死后,丞相诸葛亮为了继承他的遗志,为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于公元225年至234年的近十年中,接连进行了六次北伐曹魏的战争。虽然在这些战争中,双方互有小的得失,但总的来说，蜀国统一中原的目的并未达到,究其原因比较复杂,但路途遥远,军粮不继,无疑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在六次战役中，就有三次是因为粮食不继痛失歼敌时机而退军的。
诸葛亮的第二次北伐是围攻陈仓。陈仓守将郝昭拼死守城,致使蜀军二十余日未能攻下,后因粮尽而退,当蜀军围攻陈仓之时,魏帝派遣大将张邰救之,张邰认为诸葛亮军食缺乏,马上就要被迫退兵了。”帝召张郃于方城,使击亮.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问郃日:‘迟将军,亮得无已得陈仓乎?,郃知亮深人无谷，屈指计日:‘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进道,未至,亮粮尽引去。”②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也是因军粮不继而撤兵的,“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郃追之。③同时,这次退兵也与主管军粮运输的李平办事不力有关。史书记载:“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后,主督运事。会天霖雨,平恐运粮不继,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欲杀督运岑述,以解已不办之责。又表汉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未违错。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于是亮表平前后过恶,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④
①《资治通鉴》卷六六《汉纪·建安·十四年》。
②③《通鉴纪事本末·诸葛亮出师》。
④《遒鉴纪事本末·诸葛亮出师》。
由于蜀军多因路途遥远而粮草不继,导致每次出师不利。在第六次北伐前诸葛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整治运粮交通工具,并发明了著名运粮工具木牛流马。另外还派出一部分士兵进行屯田以保障军粮供应，做了许多的军事后勤准备工作,“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①
由于同蜀军的多次接触,魏军也抓住了诸葛亮远离后方,蜀道险阻，军粮运输不便的这个弱点,采取了坚壁清野,固守不战的方针。虽然蜀军做了一些准备,但也不能经久，“六月,帝使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二万助司马懿御诸葛亮,敕懿:‘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也。’”②结果相持一百多天，蜀军毫无进展。诸葛亮积劳成疾而亡，至此蜀汉六次北伐终于最后失败。
司马懿平辽东:
公元238年,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叛魏,魏明帝派太傅司马懿攻取辽东。司马懿利用公孙渊军粮缺乏,后勤工作疲软的弱点,一举歼灭公孙渊的军队,最后平定了辽东。
这一年的六月,司马懿率兵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辽东。公孙渊派遣大将军卑衍、杨祚数万人拒之于辽隧。司马懿采取了声东击西的办法,把敌人主力向南边诱去,然后愉偷向北渡过济水,直奔公孙渊的大本营襄平,卑街得知中计,慌乱中急引兵回保、司马懿趁机出击，卑街大败,于是魏兵把襄平团团围住。
正值七月,天下大雨,平地水数尺之深,包围襄平城的魏国士兵开始慌恐,都想移营。司马懿把要移营的都督令史张静斩首,才没有敢再主张移营的。司马陈理对此非常不解,对司马懿说:“‘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感焉。’懿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失半.两克,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①司马懿之所以冒着雨水不与公孙渊交锋，正是因为他想等待公孙渊粮尽慌乱之机而一举将其歼灭。
①《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②《通鉴纪事本求·诸葛亮出师》。
不久雨水停止了,司马懿认为时机已到，挖地道攻城。这时“(公孙)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壬午,裹平溃,渊与子修将数百骑突围东南走,大兵急击之,斩渊父子于梁水之上。”②至此,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全部平定。
四、曹操、诸葛亮等人的军事后勤思想
三国时代，人才辈出，涌现出不少具有政治才能和军事后勤才能的历史人物,曹操和诸葛亮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曹操的军事后勤思想:
曹操(公元155–220 年),字孟德,沛国谯人(今安徽亳县)。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东汉末在镇压黄巾起义中,他逐步扩充军事力量,后占据兖州,建立了青州兵。建安元年，迎献帝至许,挟天子以令诸侯,削平吕布,大破袁绍,逐步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任丞相,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形成鼎足三分的局面,后受封魏王。死后子曹丕称帝,追尊为武帝。
①《通鉴纪事本末·魏平辽东》。
②《通鉴纪事本末·魏平辽东》。
曹操在政治，上抑制豪强,用人唯才;经济上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在军事.上除善于用兵、出奇制胜外,特别注意后勤建设和后勤供应工作。并著有兵书及兵书注释多种,惜多已失传,今仅有《孙子略解》等。
纵观曹操的军事后勤思想,主要表现为:
第一、提倡屯田,注重军粮供应。
他在建安元年颁布的屯田令中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汉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①对汉武帝的屯田政策充分肯定并加以实行。在许昌试行取得良好效果后,推广到各州郡,“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雄,克平天下。”②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曹操深知在战争中军粮供应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城小而固,粮饶,不可攻也。”②他不仅大兴屯田,建立粮食供应和后勤补给的基地,保证粮食及其他物资的供应源源不绝;而且在战争中还注意破坏敌方粮食供应，能夺取则夺取之,即所谓“因粮食于敌③;”不能夺取则烧毁之。在袁曹官渡之战中,曹操把破坏袁军粮草供应作为其战略战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除派遣徐冕、史涣率兵断袁绍粮道,焚烧其运谷车数千乘外;还亲自率领轻骑五千夜袭袁军粮草屯聚地乌巢,焚毁其粮草辎重,以动摇袁军军心,然后将其一举歼灭。这就是他所说的:“绝其粮道,守其归路,攻其君主也。”④
第二、精于用兵,注重战前后勤准备。
曹操认为战前必先筹措战费,对衣甲、武器、车骑等装备也必须精心筹划,勤务配备,皆有定制。
①②《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曹操集·孙子注·九变篇》。
③《曹操集·孙子注·作战篇》。
④②《曹操集· 孙子注·虚实篇》。
这就是他所说的:“欲战必先算其费①”“兵甲战具,取用国中,粮食因敌也②”;“驰车,轻车也。驾驷马,凡千乘。革车,重车也,言万骑之重也。一车驾四马,卒十骑-重,养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因守衣装;厩二人,主养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车驾牛。养二人主炊,家一人,主守衣装,凡三人也。”③另外,他还认为行军运输不宜舍近求远:“六斛四蚪(斗)为钟。计千里转运，二十钟而致一钟于车中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转输之法,费二十石得一石。….言远费也。”④舍近求远,耗费必大。
第三、重视善后，以巩固军队。
曹操在注重战前准备和战中保障外,还特别重视战争后的善后工作。他认为战后–要论功行赏，即统兵将帅应将所得厚赐与将士共享,分一部分赏赐给他们。他说:“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⑤二应抚恤阵亡将士家属。他在《分租与诸将椽属令》中说:“昔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大功,永世疣声;吾读其文,未尝不慕其为人也。与诸将士大夫共从戎事,幸赖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是以夷险平乱，而吾得窃大赏,户邑三万。追思窦婴散金之事义,今分所受租与诸将掾属及故戎于陈、蔡者,庶以畴答众劳,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谷得之。若年殷用足,租奉毕人,将大与众人悉共享之。”⑥他还下令:“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我意。”⑦曹操就是这样激励将士,并使其无后顾之忧。
①《曹操集·孙子注·作战篇》。
③④⑤《曹操集·孙子注·作战篇》。
⑥《曹操集·文集》。
⑦《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2、诸葛亮的军事后勤思想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东汉末,隐居隆中,建安十年，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作谋士。在他的建议下,刘备联孙攻曹.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并占领荆、益,建立了蜀汉政权。刘备称帝时,他任丞相。刘禅继位后,他被封武乡侯,领益州牧。国事均委于他。他当政期间,励精图治,经济、文化均有发展。同时他熟悉天文地理，懂兵法、善谋略，曾多次出兵攻魏,争夺中原。建兴十二年病死军中。他在军事上不仅善于谋划，常出奇制胜,而且注重后勤。他强调富国强兵及后方根据地的巩固及发展,重视武器装备,亲自研制出“木牛流马”利用于山地运输,并注重军事后勤在作战中的作用。
首先，他认为:粮饷是否丰盛,军容(包括武器、衣甲等装备)是否整齐,戎马(军马)是否强壮，财源是否充足,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指出:“古之普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胜负。主孰圣也,将孰贤也?吏孰能也?粮饷孰丰也?士卒孰练也?军容孰整也?戎马孰逸也?形势孰险也?宾客孰智也?邻国孰惧也?财货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观之,强弱之势,可以决矣。”①又说:“军以粮食为本,兵以奇正为始，器械为用,委积为备,故国困于贵买,贫于远输②”;“粮谷军之要最③。”他进-步指出各项军用物资的储备(即委积)特别是粮食的储备,乃是军事上的首要任务;在物资储备中,必须注意到收购价格贵贱和道路运输远近问题。所以战时要克敌制胜,必须加强战备即注意平时后勤保障工作。他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后方补给基地乃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这就是他所说的:
①《诸葛亮集·揣能》。
②《诸葛亮集·治军第九》。
③《诸葛亮集·与陆逊书》。
“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①，即从发展农业中储备战时需要的人力和物力。特别是在沿边一带,如在邻近魏国的汉中地区大兴屯田,采取营田实边政策,这就是他所说的:“守边之道，拣良将而任之,训锐士而御之,广劳田而实之,设烽堠而待之,俟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所谓资不费而寇自除矣，人不疲而虏自宽矣②。
由于诸葛亮重视后勤建设，所以在制订后勤管理制度时,非常严格和具体。在他制订的轻军、盗军、欺军皆斩的条例中,属于在后勤管理中有失职渎职行为的有十余条之多。其条例规定:“期会不到,闻鼓不行,乘宽自留,避回自止,初近后远,唤名不应,车甲不具,兵器不备，此为轻军,轻军者斩。”“食不禀粮,军不省兵,赋赐不均,阿私所亲,取非其物,借贷不还,夺人头首,以获其功,此为盗军,盗军者斩。改名易姓,衣服不鲜,旌旗坏裂,金鼓不具,刀刃不磨,器仗不坚,矢不著羽,弓弩无弦,法令不行,以为欺军,欺军者斩③。”诸葛亮执法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吏不容奸。④”这些条例的贯彻实行,对于整顿军纪和维护后勤保障制度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
诸葛亮不仅重视本国的后勤建设,同时对敌国的后勤状况,也十分注意收集掌握,以为己所用。他认为用兵之道,必须知己知彼，先探明敌情,然后决定攻守。他说:“古之普斗者,必先探情而后图之。凡师老粮绝,百姓愁怨,军令小习,器械不修,计不先设,外救不至,将吏刻剥,赏罚轻懈;营伍失次,战胜而骄,可以攻之。若用贤授能,粮食羡余,甲兵坚利,四邻和睦,大国应援,敌有此者,引而计
①《诸葛亮集·答杜微书》。
②《诸葛亮集·北狄》。
③《诸葛亮集·斩断》。
④《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之。”①
除此而外,诸葛亮还重视军队装备(武器、衣甲等)和运输工具的改进。他指出:“鳌虫之触,负其毒也,战士能勇,恃其备也。所以锋锐甲坚,则人轻敌。故甲不坚密，与袒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人,与无镞同;探候不谨,与无目同;将帅无勇,与无将同。”②他多方设法改进武器装备和运输工具,创制出十矢俱发的连驽和木牛流马。《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驽，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3、荀彧、邓艾与毛珍等的军事后勤思想
除曹操、诸葛亮之外,三国时代还有其他知名人物亦皆重视后勤工作,兹举如魏之荀或、邓艾及毛玢辛毗等人都对后勤工作有过精辟论述。
在曹操东征吕布时,他的主要谋士荀彧提出“约食积谷”,“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建议。他对曹操说:“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经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地,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兰,若分兵东击陈宫,宫必不敢西顾,以其间勒兵收熟麦,约食积谷,一举而布可破也。”③这个建议主要是劝告曹操仿效刘邦、刘秀在兖州建立支援军事后勤的后方根据地,并提出在东征吕布的战役中积蓄军粮的重要性。后来曹操大兴屯田,建立屯田制,虽是采纳枣祗、韩浩建议;但追踪溯源,也是受了荀彧后勤思想的影响。
①《诸葛亮集·击势》。
②《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③《三国志· 魏志·荀成传》。
在曹魏推行屯田制中另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就是在魏灭蜀的战役中立下大功的魏国名将邓艾。邓艾早年曾任稻田守和典农纲纪上计吏,以才干出众受到太尉司马懿的赏识，提拔他为太尉府幕僚,不久,升迁为尚书郎。他向司马懿提出在邻近吴国的淮河、南北广开河渠、大兴屯田、储积军粮作为对吴战争后方基地的建议。他说:“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上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宜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①于是,屯田制推广到江淮地区。这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增强曹魏经济军事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为后来西晋灭吴打下了基础。
此外,曹魏谋士毛玠曾向曹操提出“树基建本”、“修耕植,畜军资”以图王业的建议。他说:“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建基树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②另一谋士王朗也提出了“务营佃”、“修器槭”即实行军队屯田以积蓄军粮、修治武器衣甲以加强军队装备的建议。他说:“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无有贮聚,一隅驰羽檄,则三而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吏士小大,并勤稼穡,止则成并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
①《三国志·魏志·邓艾传》。
②《三国志·魏志·毛玠传》。
军,省其暴徭,赡其衣食。”①另一谋士辛毗亦指出加强平时后勤建设、储蓄粮食的重要性说:“今日之计,莫若修范蠡之养民,法管仲.之寄政,则充国之屯田,明仲尼之怀远,十年之中,强壮未老,童龀胜战,兆民知义,将士思奋,而后用之,则役不再举矣。”“连年征伐而介胄生虮虱，加以早蝗,饥馑并臻。国无困仓,行无裹粮。天灾应于上、人事困于下,民无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时也。兵法称: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不能了也。”②这些谋士的建议皆为曹操所采纳,并加以实行,因而曹操收到了集思广益、建功立业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