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后勤·第二节·西汉
主编：廖德清 等
出自————《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二节
西汉
一、历史概况
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称汉王起至公元24年王莽政权灭亡止，是我国历史.上的西汉时代。包括王莽代汉后建立的新朝在内,西汉共十三帝,历时二百三十年。
西汉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后,一方面继承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另方面又推行与郡县制并行的封国制,大封宗室子弟为王,郎所谓“郡国制”。实行分封的结果,造成皇权与封国的矛盾。诸侯王凭借权势专横跋扈,割据一方，甚至策划发动叛乱推翻中央政府,公元前154年终于发生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兵平定叛乱,封国割据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
除此而外,西汉前期匈奴侵扰势力的威胁也很严重。公元前201年,匈奴冒顿单于曾发兵三十余万人侵,把汉高祖围困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白登山。从此以后的七十年间,西汉对匈奴都采取和亲政策,以宗女充公主嫁与单于,并经常赠送金帛财物;但匈奴贵族并未因此停止侵扰,吴楚七国之乱时曾同叛王勾结合谋犯边,阴谋里应外合推翻西汉政权。因之,储备力量,解决匈奴侵扰和封国割据问题,是西汉前期的一项基本国策。
经过汉初七十年间的休养生息,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即位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西汉政府掌握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便立郎着手解决匈奴侵扰和封国割据问题,同时对于那些和封国诸侯王有勾结的各地豪强地主以及豪商大贾也采取了打击的方针。不仅在经济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割据势力进行分裂活动的经济基础;而且还增加了政府财政收人,有力地支援了西汉在边疆各地的军事活动,得以解决军费筹措上的困难。在军事上改变汉初以来的和亲政策。汉武帝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率领大军对匈奴侵扰势力进行大规模的反击,经漠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汉军在决战中取得胜利,击溃了匈奴的军事力量。从此匈奴日趋衰弱,消除了边患。在抗击匈奴侵扰势力中,为了断其右臂,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乌孙和天山南北各国,在天山南北屯田，并设卫司马和校尉戍守其地。公元前59年,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统辖乌孙及天山南北各地。从此以后,汉朝同亚欧各地交通贸易、使节往来畅通无阻,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西汉政府除反击匈奴外,并对盘踞东南、西南的割据势力进行了扫荡，设置了许多郡县。通过各项措施,使自秦朝以来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更加完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更加巩固和发展了。西汉进入了.它的极盛时期。
到了西汉后期元、成、哀、平之世,由于朝廷政治日趋腐败,赋税徭役日益繁重,特别是土地兼并的不断加剧,迫使广大农民破产,沦为奴婢和依附农民,导致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各地入民纷纷起义。在社会危机严重的形势下,外戚王莽乘机夺取政权,建立新朝。为了挽救新朝封建统治,王莽进行了复古改制。由于王莽改制违反社会发展趋势,反而引起混乱，激化社会矛盾,于是各地农民奋起反抗王莽统治,公元23年,爆发了以绿林、赤眉为主的农民大起义。绿林军推翻王莽政权后,公元25年刘秀在部南(今河北柏乡)称帝,先后出兵镇压了赤眉军及其他各支农民军;不久,又削平各地封建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建都洛阳,史称东汉。
二、军制与后勤体制
1、军制概况
西汉沿袭秦制,设置三公，以太尉掌管全国军事。武帝时,更太尉名为大司马,并带将军称号,如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武帝以后仍置大司马,有时带将军称号,有时不带。太尉或大马司官秩禄位和丞相相等,皆金印紫绶,俸禄万石,其.带大将军或骠骑将军者,权位往往在丞相之上。在太尉或大司马之下,尚有一些名 号不同地位不同的各级统兵将帅即“列将军”。列将军中地位仅次于大司马、大将军、骠骑将军的,有前、后、左、右将军和卫将军、车骑将军等,其地位略低于三公而高于九卿。出征时常以战略目标地名为号设置将军如贰师(大宛地名)将军、匈河(匈奴地名)将军等,品秩也较高。其他尚有各种杂号将军，如虎牙将军、强弩将军、游击将军等,品秩较低。太尉或大马司及其属下的列将军，组成国家军事领导机构。按照西汉制度,三公开设幕府，设立官属,太尉或大司马府中的幕僚长称为长史,品秩虽然不高,地位却很重要,经常参与军事决策,多由资历较深官吏担任。所以太尉或大司马府的幕府,在军事领导机构中的地位颇为重要,相当于这一机构中的常设机构。
西汉军队编制大致分以下几类:一是由中央政府直辖、驻防京师的京师兵。总人数约六万五千人左右,亦即禁卫军,分为南军与北军。武帝时北伐匈奴,南平闽越、南越,皆曾调北军前往作战,恐京师空虚,乃增设北军八校尉,即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后又恐北军偏重,又于南军设置羽林、期门两军与城门校尉,隶属于光禄勋。二是归属郡国、驻防地方的郡国兵。郡设郡尉,王国设中尉,掌管军事。地方军队的兵种分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几种。轻车、骑士合称车骑,多用于平原,类似后代的骑兵;材官多用于山地,类似后代的步兵;楼船多用于江河湖海,类似后代的水军。各地拥有兵种因地制宜,并非平均分配。调发地方军队时，必须有中央政府颁布的虎符。三是戍守边疆的边防军。边防军系由沿边各郡的郡兵、屯田兵及属国兵组成,其编制与内地各郡大致相同;但边郡兵系由郡守(太守)亲自统率,平时巡行边塞亭障,战时率兵迎敌,捍卫边疆,故边郡太守多由武将或才兼文武、熟悉军事的人员担任。汉初文景之世,采纳贾谊、晁错建议,徒民实边,实行民屯。武帝时，为杭击匈奴,在北部、西北各郡和西域地区各地进行大规模军屯,命驻防这些地区的成卒数十万人就地屯垦，且战且守,解决军粮供给问题,这对于巩固边防和发展边疆农业生产都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四是由归附的少数民族组成的属国兵。西汉武、昭、宣、元各朝在击破匈奴、西羌之后,匈奴军民和西羌军民降汉者日众，西汉政府乃于西北各郡划区域以居之，称为属国。西汉政府经常征调属国军民为兵,称为属国兵,常随大军出征,于是,属国兵成为边防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汉兵役制度,基本上是实行寓兵于农的征兵制,如《文献通考·兵考》所说:“汉初兵民不甚分”，“兵农尚未分”。汉法规定:“丁男二十三岁以上开始服役,至五十六岁免役。服兵役种类有更卒、正卒、戍卒之别.更卒以月为单位,丁男每人每年服更役-次 ,亦有超过一次者 ,如《汉书·吴王濞传》注所说:“天 下人皆直戍边三月，…..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充当正卒、戍卒则以年为单位。每征发一次各一年。现役兵卒皆从征发而来。征发对象主要是一般平民即农民和私营手工业者,其次是谪民。据《汉书·武帝纪》注云:谪民有七种,称“七科谪”:即“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但自武.帝时开始,由于征伐频繁,现役兵卒不够使用,开始募兵，如《文献通考·兵考》所说:“自武帝置八校(按:八校,北军八校尉),则募兵始此。”以后各朝亦多有募兵记载。于是,除实行征兵制之外,又辅之以招募。征役是经常性的,招募则是临时性的。征调兵员时,或用羽檄,如《汉书·高帝纪》说:“上日…..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或用虎符,如《史记·文帝纪》所说:“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是其例证。西汉政府对于如何进行军队训练、阅兵、比武、会试等都有具体规定,有时皇帝也定期检阅京师驻军。
2、后勤体制
西汉的军事后勤体制是在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起来的。已粗具轮廓的西汉后勤体制,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即中央后勤机构、地方后勤机构和设在西北边疆的后勤机构。
在中央政府中,西汉王朝设置了大司农和太仆等机构,在这两个机构的职掌范围里,就包括了军事后勤的业务。
大司农,是继秦而来的官僚机构。原名治粟内史,汉景帝时改为大农令,汉武帝太初元年改为大司农,以后王莽又改为羲和,不久又改为纳言,名称多变。
大司农是全国的最高财政长官,为九卿之一。《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目注下说:“大司农供军国之用”。《汉书·毋将隆传》说:“汉武库兵器,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汉书·贾捐之传》说:“西羌之师,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西汉会要·大司农钱》说:“帝比岁击胡,大司农陈臧(藏)钱经用既竭,不足以奉战士，乃令民得买爵赎罪，置武功爵。”《汉书·食货志》说:“汉连出兵三岁….费皆仰大农”,“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以上诸条说明大司农不仅负责国家的政府经费,更主要是筹措军事部门的费用和物资给养供应。
大司农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官僚机构,《汉书·百官公卿表》记两长丞。又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宫长丞皆属焉。搜粟都尉，武帝军官,不常置。…初,斡官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大司农。”这说明在大司农的机构中，下设丞二人，他们以协助大司农处理全面政务为职责,是大司农的副贰。另外还设有分管各项具体事务的属宫多名,他们是太仓、均输、平准、都内和籍田五令丞,斡官和铁市两长丞以及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其中的太仓、翰官、铁市和都内都是重要的后勤机构:太仓掌管全国的粮食仓储，包括军用粮秣在内。《汉书·食货志》说:“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京师之钱…..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腐败不可食。”表明了太仓的职责。斡官掌管均输和盐铁酒专卖,《汉书·百官公卿表》引如淳注说:“斡音篼,或作干,主也，主均输之事,所谓斡盐铁面榷酒酤也。”另引师古注说:“如说近是也。纵作干读,当以干持财货之事耳,非谓箭斡也。”铁市则掌管铁器。各地铁官都有从事开采冶铸的铁官徒多名,其所冶铁和所铸铁器当然包括军用在内,是重要的军用物资。都内是掌管钱财的属官,《汉书·食货志》说:“(武帝)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人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斡官.都内既掌管国家钱财,亦包括军事费用在内。载了这方面的情况:“治粟内史..有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斡官、铁市两长丞。又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搜粟都尉,武帝军官,不常置。….初,斡官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大司农。”
这说明在大司农的机构中，下设丞二人,他们以协助大司农处理全面政务为职责,是大司农的副贰。另外还设有分管各项具体事务的属宫多名,他们是太仓、均输、平准、都内和籍田五令丞，斡官和铁市两长丞以及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其中的太仓、翰官、铁市和都内都是重要的后勤机构:太仓掌管全国的粮食仓储，包括军用粮秣在内。《汉书·食货志》说:“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京师之钱,….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腐败不可食。”表明了太仓的职责。斡官掌管均输和盐铁酒专卖,《汉书·百官公卿表》引如淳注说:“斡音答,或作干,主也，主均输之事,所谓斡盐铁面榷酒酤也。”另引师古注说:“如说近是也。纵作干读，当以干持财货之事耳,非谓箭斡也。”铁市则掌管铁器。各地铁官都有从事开采冶铸的铁官徒多名,其所冶铁和所铸铁器当然包括军用在内,是重要的军用物资。都内是掌管钱财的属官,《汉书·食货志》说:“(武帝)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人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斡官.都内既掌管国家钱财,亦包括军事费用在内。
自从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设立盐铁官机构之后,政府除了仍保证民用食盐和用铁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盐铁专卖,筹划军费,用以承制兵器和铠甲等军队装备之用,如《汉书·食货志》所说:“汉连出兵三岁,费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汉书·西域传·赞》亦说:“孝武之世…..开五门,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莞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箅至车船,租及六畜。”
在中央政府中,另外一个主管军事后勤的重要机构是太仆,《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太仆,秦官,掌奥马….”下设有较庞大的一套机构,“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聆、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胸驗、承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师菀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躐令丞皆属焉。中太仆掌皇太后舆马,不常置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马为捐马,初置路怜。”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在太仆之下,有两个丞，为太仆副贰,以协助太仆处理全面事务。太仆的属官有多名,即大厩、未央、家马三令,他们各领五丞一尉;有车府、路輪、骑马、骏马四令丞;还有龙马、闲驹、橐泉、駒驗、承华五监长丞;有边郡六牧师菀令,他们各领三丞;还有牧棄、昆躐令丞。中太仆掌皇太后舆马,但不常设。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家马为躐马,开始设路聆官。
在古代中国,车马是人们的重要交通手段,也是军队的部署调遣和粮草转运的重要手段。太仆不仅负责政府的交通运输,更主要的是管理军用车辆、豢养军用马匹和转运军需物资。西汉时期,政府掌管的战马,主要用来防御西北边疆匈奴贵族的人侵。《汉书·高帝纪》引师古注说:“《汉官仪》云:牧师诸苑三十六师,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汉书·食货志》说:“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元狩四年，大将军、骠骑出击胡,军马死者十余万匹。”《汉书·霍去病传》说:“自卫青围单子后,以汉马少,故久不伐胡。”《汉书·西域传》说:“上既悔远征伐,乃下诏日:‘当今务在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蓄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以上诸条充分地说明了军用马匹在当时战争的重要地位。
在中央机构中,亦为九卿之一的少府,虽然以“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为主,但他的属官“若卢”和“考工室”却是管理军事后勤事务的。《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少府…..,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唐人颜师右在若卢下注说:“若卢主藏兵器。”说明若卢是主管收藏武器的官职。又《汉书·百官公卿表》的少府所属考工室目下注说:“臣瓒曰:‘主作器械。’”这说明考工室是督造武器的官职,都是重要的军事后勤机构。
同少府机构相似,中尉虽然以“掌徼循京师”为主,但他的属官“武库令”和“都船”也是负责军事后勤工作的。《汉书·百宫公卿表》说:“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有两丞、候、司马、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库有三丞。”如淳注说:“汉仪注有寺互,都船狱令,治水官也。”说明都船是掌管包括水上军用船只在内的官船事务的,《太平御览·职官部》二十八引《官职六典》说:“武库令,掌邦国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数,以备国用,丞为之贰。”这说明武库令是掌管军用武器的，武库令丞为武库令的副贰,是协助武库令处理事务的。武库则是国家军用武器的储藏库,如《汉书·刘屈警传》说:“戾太子矫制发武库兵。”《汉书·毋将隆传》说:“安帝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田王阿舍。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汉家边吏,职在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其事然后蒙之…..臣请收还武库。”武库为军事重地,一般皆由要人掌管,如《汉书·魏相传》说:“武库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为令。”西汉的武库最初为丞相萧何所设,地点在未央宫,如《汉书·高帝纪》说:“萧何治未央官,立武库。”《三辅黄图》也说:“武库在未央宫,萧何造以藏兵器。’
西汉政府除了在中央部门设立全国性的军事后勤机构外,地方上亦设有后勤机构,以保证地方的军资需要。
西汉王朝在地方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即在地方上既设立直属中央管辖的郡,也设立相对独立的诸侯王国。《汉书·百官公卿表》说:“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整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日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武帝亦基本上同中央相同,不过规模和管辖范围缩小了罢了。诸侯国掌管钱财的机构称为“私府”或“中府”,相当于中央的少府,《西汉会要·职官三》注释“私府长”说:“路温舒迁广阳私府长。师古曰:‘藏钱之府,天子日少府,诸侯曰私府。’”《汉书·田叔传》说:“鲁王发中村钱。师古日:‘中村,王之财物藏也。’”在郡里,主管钱财之官，就直称少府,《西汉会要·职官三》注释“少府”说:“文翁臧者少府用度。师古日:“少府,郡掌财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由此可见，诸侯国的“私府”、“中府”和郡的“少府”,都是地方的财政长官，地方上的民用开支和军事费用,无疑都由这些机构负责。武帝元封元年以后,中央政府的大司农在地方的郡国里亦设有分支机构,掌管均输盐铁之务,如《汉书·食货志》说:武帝元封元年，因桑弘羊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盐铁官吏主要任务之一是为国家筹措军需物资和费用,至于郡国的盐铁官机构,当与中央盐铁机构职权相同。改汉内史为京兆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故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仆日仆,秩亦千石。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知道,诸侯王国的一套体制基本上同中央王朝一致,后来虽经裁削和变更名目,但大体未变;郡的体制亦是中央政府的具体而微。所以,郡国内部的军事后勤体制
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大司农的属官有“郡国诸仓农监长丞”,说明地方上设有管理粮秣仓储的官吏。据《西汉会要·食货五》记载,张敞曾为甘泉仓长,河南郡荥阳有敖仓，河东郡有根仓和湿仓。《汉书·汲黯传》亦载:“汲黯矫制,发河内仓粟,以赈贫民。”中央有太仓之官,地方上亦相应设置管粮仓的仓官,这更加方便了政府各部门和军队之需。
在中央设有武库令,在地方上亦设有相同的机构,以掌管地方的军备器械,更利于防御边患和镇压当地的人民起义。譬如:《汉书.魏相传》说:“车千秋为洛阳武库令。”又《西汉会要·职官三》说:“上郡库令”。下注说:“上郡库令良。注云:‘汉官,北边郡库,官兵器所藏,故置令。”《汉书·咸宣传》亦云:武帝时,“杜周任用。是时郡守尉诸侯相二千石欲为治者,大抵尽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汉书·高帝纪》亦说:“鸿嘉三年,广汉男子郑躬等六十余人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自称山君。”“三年,阳陵任横等自称将军,盗库兵,攻官寺,出囚徒。”这说明各地普遍有收藏武器的仓库,每有人民起义,总是先凿开此库,武装自己。另外，在有些郡里还设有制造军事器械的“工官”机构，如《西汉会要·兵二》工官条记载“河南、南阳、济南、泰山、颍川、河内、蜀、广汉等郡,皆有工官”。其下注:“工官虽在外郡,而所作器械,实输京师。故武帝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以赡之也。”除以上对于中央军事部门和守备地方的郡国兵负有后勤支援任务的地方军事后勤各机构而外,西汉政府还在边疆建设屯田机构。
从汉武帝开始,随着在西北边疆的军事活动的扩大,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在沿边特别是西北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屯田。边防军一面生产，一而战斗,以便戍守部队就地补给,首次建立起边防士兵屯田这一军事后勤制度。为此,西汉政府在当地设立了许多机构,负责管理这项事务。由于这些屯田兵要从事农业生产,故设立主管农事的官吏。《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这些屯田兵还要防御匈奴的人侵,故设屯田校尉掌管之,如《汉书·西域传》说:至宣帝置都护,“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徒屯田,田于·北胥韃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这表明在汉宣帝之前，匈奴一直在威胁西汉的西北边疆,屯田校尉在这时期是防御匈奴人侵的主要屯田将领。屯田兵的设立,还可以为出使外国的使者提供给养,《汉书·西域传》说:孝武征四夷,开西域,“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同时西域各地亦请求西汉朝廷就地屯田驻军,如《汉书·西域传》所说:元凤四年尉屠耆日:“…..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欲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西汉政府在边疆地区大规模屯田,在我国军事后勤史上树立了良好的先例,对于巩固国家统一,发展边区生产都有重大的意义。
西汉设置的屯田兵，把生产和战斗紧密地结合起来,这种亦农亦战的体制尤利于在远方难以转运的地区和战乱荒年时期作战。
三、平时战时后勤保障
1、武器
西汉时期的武器制造,较之，前代有很大的进步。这主要反映在铁制兵器在这个时代开始普通使用。根据史书的记载和地下出土文物的情况，铁兵器最先发现在春秋战国之际,但是铁兵器的大规模使用和生产,还是在西汉时期。汉武帝时把盐铁收归官营,加强盐铁等关系到国计民生事业的管理,这使铁的冶炼技术日臻完善，因而生产出的兵器也更加精良。西汉制造兵器分工细腻，组织完备，当时在中央政府主管兵器制造的最高长官是少府的属官“考工官”。地方上主管兵器制造的是“工官”，河南、南阳、济南、泰山、颖川、河内、蜀、广汉等郡,皆设有工官制造各种铁制兵器。
从文献记载和地下发掘出土兵器的情况来看,当时最常用和制造最多的武器有剑、刀、戟和弓弩,如《汉官仪》所说:“尉、游微、亭长皆心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盾、刀剑、甲铠。”西汉制造武器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之一是在铁剑的普及、尺寸的增长和作战的功能转移上。
春秋时,虽出现了铁器,但那时这种金属还十分难见,掌握冶铁技术的人还不多。所以这个时期甚至到了战国时期,占主要地位仍然是青铜宝剑。这时期以吴越制造的宝剑最为著名,传说中的中国铸剑大师欧冶子和干将就是当时铸工中杰出的代表人物。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这时期的部分宝剑,其中有几把镌有吴王或越王制造字样的宝剑。例如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有“越王鸠浅作用镂”,全剑长仅55. 7厘米。质地为青铜制造。虽然到了战国晚期楚国出现了铁质宝剑,但是这时期甚至到了秦代,青铜剑仍占主要地位，例如出土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的宝剑,绝大多数是青铜制造的。
西汉时代铁制剑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成为行兵打仗的必备武器之一。
剑常常是与盾配合使用的,史书多记载剑盾配合使用。《资治通鉴》卷十五《汉纪》载:“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一日卒服习,三日器用利。兵法,步兵、车骑、弓弩、长戟、矛铤剑盾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当一。”《汉书·爰盎晁错传》说“曲道相伏,险阨相薄,此剑盾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史记·功羽本纪》也载:“项王日:‘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子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另外从地下出土的情况看,在云李秦墓出土的铜镜上，刻有执盾握剑的武土图。这是武士剑盾并用的重要形象资料。
西汉时期的刀,从造型上看较剑更利于劈砍,可以说刀的出现是在剑的基础上而成的。西汉最初的乃,一侧有刃,另一侧则制成质地厚重而无锋的脊,这种形式的武器更利于实战,因为刀的一侧变刃为脊,这就增加了兵刀力的重量,不但在格斗时不象剑那样易于折断,用起来还加强了力度,不但可以应用于步兵作战,更适合于骑兵的劈砍。出土的西汉刀,长度从85厘米到114厘米不等,刀脊一般呈直形,刃部略带弯曲之势。关于西汉文献记载中用刀的描绘亦不少,但多在西汉的中后期时代，例如《汉书·李广传》记载李广就是“引刀自刭”的，《汉书·苏武传》记载苏武“引佩刀自刺”,由此可见西汉用刀的一斑。
西汉制造武器技术的进步表现之二是铁戟的普及与质地的更加坚硬。
迄今为止,在考古发掘中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戟是1973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发现的戈矛合体的戟,可能是戟这种兵器的最早形态。
西汉时期铁戟兵器的普及才成为现实。史书中曾多次出现对铁戟的描绘,《资治通鉴》卷十五《汉纪》说:“兵法:步兵、车骑、弓弩、长戟、矛铤、剑盾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当一。《通鉴纪事本末·武帝伐匈奴》所载:“(李)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这一时期铁戟的使用因为已经十分普及，所以有些人已把它的用途总结到了理论的高度，如《汉书·晁错传》所说:“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
从地下出土的资料看,这时期铁戟的质量超过前代,质地更加坚硬。在满城刘胜墓中发现了这样的两支长戟,分别长约2.26米和1. 93米,经过现代技术的分析,得知它是经过多次加热渗碳百炼而成的,并且还经过了淬火处理。与燕下都的铁戟相比,工艺更加先进,戟锋愈为锋利,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出土的铁戟在外部形状方而,基本上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没有明显的变化。
西汉制造武器的技术进步表现之三是弓弩制造质量上的提高。弓箭是中国最古老的兵器,到西汉时期,尤其汉武帝时期,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从满城刘胜蓦中出土的箭镞的情况可以看出。在这个墓中,共发现四百四十一枚箭镞,而其中仅有七十枚是铜质的,其他均为钢质。西汉的铁镞最常见的形式为镞身为圆体，尖部呈四棱形,是用生铁通过处理而铸成的,这种方式铸成的铁，十分坚硬，镞尖非常锋利。至于西汉时期的弓,尽管出土的实物较少,但就已发现的西汉弓来看,它们大都是木或竹制的,或木竹合成的弓,弓长一般为110厘米到120厘米之间。
从出土的资料情况看，战国中期以后,弩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弩同弓在弹射的原理上是相同的,但弩比起弓来更适合于实战的需要,它是在弓的基础上改革面形成的。弩由三部分组成，即臂、弓和机。有了臂和机,它就较弓更好用多了。其一,弓只能靠臂力拉,而弩因为有了这两个新装置,便可以利用腰与腿的力去弯弓搭箭,这样就使弓的拉力强度有所增加,从而发出去的箭就会射得更远。其二,由于装备上了弩,它便可以使拉满了力的箭长长地搭在弦上,以待机瞄准发射,大大提高它的功效。其三,由于有了弩机和具有能够持久的特点,它比弓更利于瞄准,提高命中率。
西汉的弩同前代比较,主要有以下的进步:其一,在青铜扳机的外边装.上一个铜制的壳一即所谓的“郭”,然后把它嵌进弩的木臂中去.这在实战中的意义是能够加强木槽的承受能力,自然也就提高了弩本身的效能。其二,弩在瞄准装置上的进步。增加了望山的高度,有的弩在望山面上增加了刻度,例如满城刘胜基中就发现了这种弩,但这种带有先进瞄准装置的弩尚未普及。关于西汉使用弓弩的记载相当多,如《汉书·晁错传》说:“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又如同书《李广传》说:“(李)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
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执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日:“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弓弩在西汉时是最常用的兵器之一,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西汉制造武器的技术进步表现之四是兵器的数量和种类的更加繁多。西汉的武器不仅质量较前高,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较前代多。根据《汉书·李广传》的记载“(李)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又如同书《韩延寿传》所载:“(韩)延寿在东郡时,试骑士,治饰兵车，画龙虎朱爵。…及治饰车甲三百万以上。于是(萧)望之劾奏延寿上僭不道….坐弃市。”另外,在出土的西汉墓中亦多藏兵.器,说明此时的兵器数量已超过前代。
汉代武器的种类亦十分丰富。除了以上所谈到的刀、剑、弓、弩、戟之外,尚有矛、匕首、蔺石、渠答.游驽、大黄、连弩、垒石、铤和矛等。
矛和匕首:在今西安市郊的大刘寨村东发现的西汉武库遗址中,发现了矛四件、匕首一件,还有其他一些兵器等。
蔺石和渠答:据《西汉会要·郡国兵器》记载:“晁错说文帝募民徒塞下,日:‘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下注说:“如淳日:“蔺石,城上雷石也’。苏林日:‘渠答,铁蒺藜也。’”游弩:据《汉书·晁错传》记载:“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
大黄:据《西汉会要·杂录》记载:“《李广传》,以大黄射其裨将。服虔日:‘黄,肩驽也’。”
垒石:据《通鉴纪事本末·汉武帝伐匈奴》记载:“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
铤:据《资治通鉴》卷十五《汉纪》记载:“兵法,步兵、车骑、弓弩、长戟、矛铤、剑盾之地,(注:师古日:铤:铁杷短矛也。)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当一。”
戈: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过戈和兵器架各一件。西汉除了铁制兵器外,尚存在一-些锅制和陶制兵器。在西安武库遗址中还发现了铜镞一百多枚、铜剑三件和陶制弹球若千枚。
2、衣甲
同兵器的情况相类似，由于春秋战国以来铁的使用,使西汉时期的衣甲较前代有了飞跃的进步。
西汉时期衣甲技术进步的表现之一是铠甲已经普遍配置到军队中去,开始发挥了它的重要作用。.
在西汉以前,所谓的“甲”,基本上是由皮制而成的。
到了春秋战国之交,皮制的甲衣开始为更为坚固的铁铠所取代。
汉代大量使用铁甲,据《汉书·霍去病传》载“去病自四年军后三岁,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 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玄甲即是指黑色的铁制铠甲。地下出土的资料也基本与文献记载吻合。1965年在咸阳杨家湾西汉遗址中发现了陶俑二千五百多个,在这些陶俑战士的衣甲，上涂有黑色,象征玄甲的约占百分之四十,这说明汉初的铁铠甲已近普及了。
西汉时期衣甲技术进步的表现之二是铠甲质地更加坚固,结构改造日趋合理。
1959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郊二十家子西汉城址发掘出了许多兵器,其中在第七发掘区的-一个圆形窑穴内发现了一具完整的铁制铠甲,据鉴定是汉武帝时期制造的。这时的铠甲结构较前代更加复杂,防护身体的面积也日趋加大。铠甲的甲片由三种类型构成: I型:呈上宽下狭的长梯形,边孔以两个为一组,共六组半十三个孔,木甲片高11厘米,宽2.3-3.5厘米,重30克,用于铠甲的领部; I型:长方形,边孔有九组十八孔或十组二十孔之别，木甲片高11厘米,宽3.4厘米,重30克,用于胸腹和背部; I型:上端略呈半圆形，下端平直，两角呈略大于90°的钝角形,边孔为三组六孔,木甲片高4.6-5厘米,宽2.7厘米,重10克,用于肩和垂缘活动的部位。所用甲片总数约五六十片,合二十二市斤左右，通高64厘米。木铠甲的编缀十分精密,尽管编缀甲片所使用的绳索已被铁锈长时间侵蚀变质发硬,但根据留下来的绳迹来看,用的是麻绳,编缀铁甲的麻绳根据不同的要求分为细麻绳、粗麻绳和搓成较细的三股麻绳。细麻绳在这部铠甲，上普遍使用;三股麻绳用于编缀甲片的活动部位,坚韧耐磨;粗麻绳用的地方较少,而且都是缝制在甲身的不大重要的部位。铠甲的编缀方法可分为三步:第一步是横编,即把同型甲片直立横排,形成一条横带状;第二步开始纵编,将若千业已横排甲片上下缀联一起，形成铠甲的某一部分;第二步进人组合阶段。把已经完成的各部分缀成- -体,形成一部完整的铠甲。
由于这时期的冶铁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此这部铠甲的质地十分优良。经过金相鉴定,证明它是由块炼铁锻成的,表面为铁素体的退火组织,中心部分的碳稍高。经过以上的特别处理,使这具铠甲的甲片较前代更为坚韧。
总结西汉铠甲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汉初的铠甲在数量上尚未完成普及使用的过程,甲片还只是以使用大型甲片的札甲，杨家湾出土的陶俑所披的铠甲是这阶段的标本。到了汉武帝时期,铁甲使用不但已经普及,甲片也以中、小型的鱼鳞甲为主,二十家子出土的铠甲是其代表,可以说这时的铁甲已经走上了成熟的阶段。
3、战船
西汉时期战船的规模已很可观,《资治通鉴》卷二十《汉纪》记载:“秋,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
下侦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西汉会要·楼船》说:“粤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元鼎五年,南越反,因南方楼船士二十余万人击之。”《史记·朝鲜列传》说:“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从以上的几条记载可以说明西汉已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水军,动辄十万二十万人,并且已能够漂过渤海去攻朝鲜,如果没有相当数量和能够航海的战船是办不到这些的。
近年来在广州市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秦汉造船工场的遗址,有三个平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材加工场地。根据造船场的船台可知当时所造的船宽度在3.6-8.4米之间。但由于从未发现过西汉时期大型战船的实物,所以仅能知其大概。可是在已经出土的陶质或木质制成的船只模型和一-些绘有战船的壁画上也能帮助我们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在长沙西汉墓中出土的木制战船模型有十六个桨和一只尾舵,还有三间舱房。而在江陵西汉墓中出土的木制模型有四大桨和一只尾舵和舱房一间。虽然两只战船模型的规模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外形大致一样:形状细长,船首较狭,中部最宽,尾部次之。底平无帆,看来行船全靠长桨。在广州西汉墓中出土的陶制战船模型较前面两船多出了装置于船首的锚,但仍未见有帆的痕迹,可能这个时期船的动力主要是来源在众多人来划的长桨。
这时期战船发展的另一特征是它们的分工已相当细腻,出现了多种战 船。据《释名 》记载这时期的战船主要有先登、艨冲、赤马和舰(鉴)。先登船的作用是“军行在前日先登,登之向敌阵地”。朦冲的作用是“外狭而长曰艨冲,以冲突敌船也”。赤马的作用是“轻疾者曰赤马舟,其体正赤,疾如马也。”鉴的作用是“上下重版日槛，四方施版以御矢石,其内如守槛也”。
4、粮秣
行军打仗,粮草至为关键。西汉初期的著名政治家贾谊曾对文帝说.“….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敵其骨,政治末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晦,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①贾谊在这里说明了抓好粮食生产不但是治国的根本,在军事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西汉负责募集军饷与供应的中央机构是大司农。据《史记·平准书》记载:“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西汉后期的抗羌名将赵充国在上皇帝的书中也说“…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停马什二,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人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②
国家募集军粮的方式则是十分灵活和不拘一格的。
政府所收的田租赋税,是募集粮秣的一个来源。《史记·平准书》记载:“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 年,大将军将六将军级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土。”
①《汉书·食货志》。
②《汉书·赵充国传》。
政府依靠均输和盐铁官营为手段获取钱财,以这部分钱财来募集军需粮秣。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另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
通过入粟复卒、人粟赐爵和人粟免罪的方法募集粮秣。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的晁错向汉文帝的进言:““方今之务,奠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人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人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神农之教日: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人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本志的另一条记载说:“元封元年….桑弘羊又请令民得人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人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 -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
除了以上几种主要的解决军粮的方法外,还有一种屯田的方法。这种方法很有特色,它创始于西汉,并对后世有较深的影响。当时,在西汉的西北边疆的广阔土地上,经常遭到匈奴和羌人的袭击，他们惯于骑射,突来忽去，西汉曾出动大批人马,至则寇已早去,且军费耗资巨大。于是便决定在这些边疆的土地长期驻扎下来,这些边防军平时生产，战时打仗,亦农亦兵,自给自足是他们的特点。因而他们被称之为屯田兵,他们的长官是屯田校尉。屯田校尉,最早是汉武帝时所设。但最先提出这种办法的却是汉文帝时的著名政治思想家晁错。据《汉书·晁错传》的记载:文帝时,晁错曾上言:““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上从其言,募民徒塞下。”到汉武帝时已有大量的士卒成为屯田兵。如前所述，武帝元鼎五年设置河西四郡后，在西北的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各郡设立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在沿边各郡进行大规模屯田。这些屯田兵除屯田外,还从事战守,如元帝建昭三年，“使护西域骑者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挢发戊已校尉屯田吏土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①。”又如宣帝地节二年,“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于是吉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物奴复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吉上书言…..愿益田卒②’。”
西汉军事粮秣的准备与供给体制已经相当稳定,中央政府有专门机构管理，下面执行也有多种的具体方式，尤其需要提出来的是西汉时期开创的军事屯田制度使兵农相结合,既保证了军队的粮草供应,也省去了大量的转运之劳,可谓一举两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①《汉书·元帝纪》。
②《汉书·西域传纪》。
5、军马
西汉时期在中央设有管理马匹与车辆(包括军马与其他用途的马)的专门机构一太仆。太仆之下还设有不少属官,分工细致，管理周密。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太仆之下设置了十多个掌管全国马政的单位,同时还在沿边各郡设立许多养马的机构,规模相当庞大。
西汉初年，经过长期的战争之后,社会经济因遭到严重的破坏,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马匹数量臧少到惊人的程度,如《汉书·食货志》所说:“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①经过汉初七十年间的休养生息,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汉书·食货志》所说:“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悖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在马匹迅速繁殖的基础上,汉武帝为抗击匈奴进一步发展养马事业,但是在频繁的战争中马匹伤亡极重,其情况如《西汉会要·马政》所说:
“卫青比岁击胡,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
“元狩四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军马死者十余万匹。”
“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后人塞者不满三万匹。”
西汉时期的骑兵种类亦较多,有单纯的骑兵,如《西汉会要·骑士》所载:
①《史记·平准书》。
“高后五年，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
“武帝征和元年,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
“宣帝神爵元年,发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击西羌。”
“黄霸守京兆尹,发骑士诣北军。”西汉也保留了上古时期的车骑兵,如《西汉会要·轻车》所载:
“惠帝七年，发车骑诣荥阳。”
“冯唐拜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晁错上言兵事,日:“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
“宣帝本始二年,调关东轻车锐卒救乌孙。”此外西汉政府还掌握一些少数民族的骑兵,主要有越骑、胡骑和羌骑,如《西汉会要·胡越骑·羌骑》所载:
“越骑校尉,掌越骑。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
“自昭帝时,霍山以奉车都尉领胡、越兵。”
“元帝永光二年,发三辅、河东、弘农越骑击羌。”
“成帝时，金涉为侍中骑都尉,领三辅胡、越骑。”
“宣帝神爵元年,发羌骑诣金城。”
“元帝永光二年,发呼速案、嚼种击羌。”
另外,西汉沿边一带的属国地区也拥有一部分骑兵,如《西汉会要·属国骑》所载:
“武帝遣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以击胡。”
“太初元年，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期至贰师取善马。”
西汉时期的骑兵种类很多,需求量也很大，政府对军马的征集
采取了多种渠道,多种途径的方法:
造苑养马是基本途径之一 ,如《西汉会要·马政》所说:“景帝始造苑马以广用。”徐天麟解释说:“太仆属官有边郡六牧师苑令。”师古注释说:“《汉官仪》云,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匈奴入侵,有时也去苑中抢这些马匹，“中六年，匈奴人雁门,至武泉,人上郡,取苑马。”由此可知,开苑养马乃是募集军马的主要方式。
以复卒为奖励手段来向民间征集军马,如《西汉会要·马政》说“晁错说文帝日:‘今令民有车骑马,复卒三人。’”在同书《汉书·西域传》中也谈到了汉武帝“修马复令”的问题。
有时还用国家所得赋税征集军马,如《汉书·食货志》所说:“赋其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
西汉政府还通过调整马的价格,调动入民养马的积极性，据《西汉会要·马政》记载:“元狩五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如淳解释说:“贵平牡马贾,欲使人竞畜马。”
同时西汉政府还规定:不出钱买官爵和徭役的人,可以出马代之“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①
有时通过募民到边疆,为政府繁殖马匹的方式获得军马。“令民得畜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②
武帝时,政府通过向入民假马的方式来获得军马。如《西汉会要·马政》记载:“太初二年,籍吏民马,补车骑马”。
西汉政府手中所掌握的军马的数量多寡是与当时的战争与和平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战争时期,马匹往往不够用，政府只得采取以上各种渠道来征集军马,而到了和平时期,过多的马匹又显得不必要，例如在战争较少的汉昭帝时,就曾下诏:“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且减之。”③
①《汉书 ·食货志》。
②《汉书· 食货志》。
③《汉书· 昭帝纪》。
6、仓库
西汉的仓库建设已初具规模,按其用途性质分类,可划为囤积粮食的“仓”和储备武器的“库”。
政府设有专门管理粮仓的机构,即大司农的属官“太仓令丞”和“郡国诸仓长丞”。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大司农“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又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
汉初的著名军事后勤家萧何,辅佐汉高祖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在后方转运粮草,积极备战,为西汉帝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据史书记载,汉朝著名的“太仓”就是萧何所创建的,即《三辅黄图》所谓:“太仓，萧何造,在长安城外东南。”《汉书·食货志》曾说:“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无)事,…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另外比较著名的还有“长安仓”即《汉书·宜帝纪》所说:“本始四年,….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人谷，输长安仓。”除了太仓、长安仓而外,长安还有“细柳仓”和“嘉仓”,即《三辅黄图》所说:“细柳仓、嘉仓在长安,面渭水北。古徼西有细柳仓,城东有嘉仓。”当时各郡国著名的粮仓有“甘泉仓”据《汉书·张敞传》记载:张敞曾“为甘泉仓长。”有“教仓”,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南郡荥阳有敖仓。有“根仓”和“湿仓”,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郡…有根仓、湿仓。”有“河内仓”,据《汉书·汲黯传》记载:汲黯曾“持节发河内仓粟,以赈贫民。”
此外,西汉后期各地还设有“常平仓”,谷价贱时，官府买之;谷价贵时,官府低价卖之，以方便人民。“宣帝即位,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萧望之奏:“寿昌未员任。’上不听。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贵时减其价而粜,名日‘常平仓’。民便之。”①
以上这些粮仓，除供应军队之需外,也为民用和政府其他部门服务。
另一种仓库就是专门为储藏武器的“武库”。政府专设机构管理。中尉的属官有武库令丞,少府的属官有若卢,分管武库与储藏兵器之责,如《西汉会要·京师兵器》所说:“中尉属官有武库令丞。少府属官有若卢、考工室令丞。”注释说:‘若卢主藏兵器。”武库属军事重地,一般由亲信人员管理,如《西汉会要·京师兵器》所说:“武库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为令。”又如汉元帝时大将军“王凤奏请杜钦为大将军军武库令”②。杜钦出身豪门,父祖皆为三公,为大将军王凤所亲信。
西汉政府的这些武库，既设置在京都,也设置在全国各地。所以西汉时期地方上的人民起义或地主官僚反叛,都往往首先去占领本地的这些武库,夺取兵器。史书上这类记载颇多;
“成帝阳朔三年，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杀长史，盗库兵。”
“鸿嘉三年，广汉男子郑躬等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
“永始三年,山阳铁官徒苏令等反,盗库兵。”
“燕王旦反,诈言受武帝诏,得领库兵,饬武备。”
“平帝元始三年，阳陵任横等盗库兵,攻官寺。”③
这些武库的建立,主要是为了补充军队武器的不足。如《西汉会要·京师兵器》所说:“成帝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汉家边吏,职在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其事然后蒙之。臣请收还武库。’”
①《西汉会要 ·常平仓》。
②《西汉会要 ·军官为。
③《西汉会要 ·郡国兵器》
值得庆幸的是,六十年代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西汉的都城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市郊区大刘寨村的东面高地上发现了武库。这座京师武库的发现,对于我们了解西汉的兵藏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使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历史文献上看不到的东西。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的发掘简报一《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得知,这座武库是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所建，吕雉改库名曰灵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库藏禁兵器,名日灵金内府。该处共有武库遗址七处,至今只发掘了第一与第七遗址。
第一遗址东西长197米,南北宽24.2米,呈长方形,库内发现了槽沟,内有木质,这极有可能是当时安置兵器架用的。出土的遗物有武器、货币及建筑材料等。其中发现了“矛”、“戟”“剑”和“刀”,但发现最多的是铠甲,现在已成残片。另外还发现铜制的“戈”和“镦”等。发现的货币有西汉的五铢钱和王莽时的货泉，发现的建筑材料有筒瓦、板瓦、瓦当和一些素面长条砖等。
第七遗址亦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90 米,南北宽45.7米,共有四个大房间,这里出土的武器有剑、刀、戟、矛、镞和斧等,其中以铁镞为多,计有一千余件。此外还有一-些铜制武器和陶制武器。发现的其他遗物还有可能是修理当时武库用的铁锛、铁凿和铁锤等。也发现了一些炊具、货币和建筑材料。
从这个遗址的发掘情况可以看出，西汉的武库规模较大,铁制武器已经逐步地取代了铜制武器,西汉的兵器和武库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
7、交通运输
汉武帝时期,他利用汉初六、七十年间所积累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推行了巩固统一、开发边疆的政策,使汉代的交通与运输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秦始皇所开辟的“驰道”、“直道”、“五尺道”和“新道”的基础上,又开通了西域,在西北、西南、东南各地设置郡县,从而扩大了内地同边疆地区的联系,为后代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西汉政府管理交通运输的最高长官是太仆。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太仆,秦官,掌奥马,有两丞。”管理全国的车辆和马匹。另外还有专管运输事项的将领“护羌将军转校尉”,史书记载说:“护羌将军转校尉。师古曰:‘为校尉主转运事，而属护羌将军也。王尊为之。?①还有“重将”,主管军队的陆路运输。“重将。《功臣表》,南安侯宣虎,以重将破臧茶侯。师古日:‘主将领辎重也。》②
在交通道路的开辟方面，西汉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西域。当时汉武帝为了彻底击败北方的匈奴,派使者张骞前往西域各国联络,结为联盟，“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③当时通往西域的道路有两条,一是“南道”,-是“北道”,“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鄯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④
西域之路的开通,使西汉能够派兵到那里屯田镇抚,联合西域诸邦击败匈奴,也从此沟通了内地人民与西域,甚至欧洲人民的友好往来，成为联系中西方人民的纽带,后世称之为“丝绸之路”。西汉的另–项成就是西南地区道路的开通。尽管这些道路的开通,起初都是由于军事.上的目的,但从长远的观点上看,客观上却起到了内地与边疆人民友好往来和相互融合的作用。
①《西汉会要·军官》。
②《西汉会要·军官》。
③《汉书 ·西域传》。
④《汉书·西域传》。
开通西南地区的道路,比起其他地区来工程更加艰难,这是因为中原与西南地区之间有高山大川阻隔，所以开辟西南道路多为开山辟水的工程。一条是开辟至巴蜀(四川)地区的“褒斜道,比较以前的旧道近四百里,其情况如《史记·河渠书》所说:“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叩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这条道路开辟之后,沟通了凤县至褒城的道路，从而缩短了关中至巴蜀地区的距离。另一条是汉武帝时司马相如开通的自成都至西南地区的越嵩郡的道路。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笮、丹、驢、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洙、若水,南至烊柯为微,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从而开辟了从关中经巴蜀到今云贵地区的道路。第三,在秦代基础上进一步沟通了中原地区同东南地区的交通。西汉为消灭东南割据势力,在发动对南粤、闽粤的战争时开辟了通往那里的水陆大道。“上(武帝)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领;粤候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如邪、白沙。”在平定闽粤之后,不久又因南粤相吕嘉阻止南粤王请求内属,发动叛乱，派兵前往平叛,开辟了通往南粤的道路。据《汉书·从而又进一- 步开辟中原至今福建和广东一带的交通。西汉由于战争,又开辟了到朝鲜的陆路和海路。据《史记·朝鲜列传记载:“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祥柯江:咸会番禺。’从而又进一步开辟中原至今福建和广东一带的交通。
这些新开辟的道路,不但有陆路、水路,也有海路。
此外,在内地还开了不少渠道,著名的有龙首渠、六辅渠和灵轵渠等,这些渠道既可灌溉田地,也可作交通之用。
西汉时期的交通运输工具在陆路主要依靠车辆,在河海水路主要依靠舟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公卿言:“异时算轺车贾人之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由此可知北边骑士有车,而车的主要用途在于转运军用物资。据《汉书·沟洫志》记载:“遣大司农非调调均钱谷河决所灌之郡,谒者二人发河南以东漕船五百艘,徒民避水居丘陵,九万七千余口。”可见西汉的水运能力是颇大的。
西汉政府还初步建立起了驿政制度,设立了驿亭、传车、驿骑和邮传等项。身在外地的将军或使者经常通过这些驿亭、传车和驿骑来与中央政府联系。《西汉会要·传置》篇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诣长安”，“平乘驰传载周勃代樊哙将”，“司马相如谕蜀使者驰四乘之传”，“田横乘传诣洛阳”。驿与驿之间一般相隔三千里，“驿马三十里一置。”旅行者所乘工具有车与马之别,“师古日:“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可见西汉交通运输的管理已经相当系统化,比前代有了巨大的发展。
8、军费筹措
西汉从高祖起,就非常重视军费的筹措,到武帝时,由于连年对外用兵,就更加强了此项工作,以确保巨大的军费开支。西汉政府设有专门管理军费筹措的中央机构一大司农 及其属官都内、均输、平准、斡官、铁市两长丞等。
“大司农”机构成为当时政府的军费筹措和军费供应的中心。如《汉书·毋将隆传》说:“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汉书·食货志》说:“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
为了得到足够的军费,政府通过大司农机构采取多种形式,多
种渠道筹集:
一是通过向农民征收田租，以筹措军费。《汉书·食货志》说:“汉兴……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其中“度官用”就包括军费在内。
二是征收“算赋”“口赋”。《西汉会要·算赋》篇云:“汉四年，初为算赋。….如淳日:《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同书《口赋》条云:“昭帝元凤四年,诏毋收四年、五年口赋….如淳日:“《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汉书·贡禹传》云:“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同书《西域传》亦云:“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
三是通过“过更”的方式征收赋税,按照汉法规定:成年男子每年须服役一月,即“月为更卒”,当值者可出钱二千雇人充当,称为“践更”;同时还规定:“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称为徭戌，如当值者不愿前去戍边出钱三百雇人充当,称为“过更”,其值“以给成者”。政府所征收践更、过更钱,皆给代人充当更卒及代人戍边者,即用于军费。
此外还征收一些杂税，以助军用。比如关积:据《汉书·武帝纪》载记:“太初四年,…徒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又如军市租:据《汉书·冯唐传》说:“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还有稟税，如《西汉会要·钱币杂录附》说:“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摔 (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稟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此外,尚有“海租”、“海税”等。
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多年用兵，以上的赋税仍不够边用,便下令盐铁酒等事业官营,政府实行“均输”,管理铸币,甚至租及车船与六畜。如《汉书·西域传》说:“孝武之……开五门,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筅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汉书·食货志》亦云:“汉连出兵三岁…..费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
盐铁官营，实行于武帝元狩年间。“元狩中,兵连不解，县官大空,富商大贾,治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①。”与官营盐铁的同时,又实行了征“算缗钱”。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缗钱。所交算缗钱同本人所有钱财的多少成正比,据《汉书·食货志》师古注日“谓有储积钱者,计其缗而税之。”但是富商大贾往往隐瞒其财产,以图少交算缗钱。政府又下令“告缗”，“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②。”结果政府从中获利甚丰，如《汉书·食货志》所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民愉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
同时还实行“均输”与“平准”的经济政策。均输,“谓诸当所有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地土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它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也。”③平准即“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则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利,故日平准。”④结果政府弥补了财政亏损,“一岁之中,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
①《西汉会要·盐铁》。
②《西汉会要·算缗钱》。
③《西汉会要·均输平准》。
④《盐铁论》。
用饶。”①从而保证了军费的供给。
实行官管铸钱,“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结果“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②
另外,西汉政府还实行了一些特殊的筹集军费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两项:一是通过直接向农民募集军粮的方式,筹措军费,如《汉书·食货志》所说:“晁错说文帝日: …..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人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使天下人人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人粟边。”二是通过在西北边疆实行屯田的方式解决军粮不足问题,从广义上说,这也算是筹措军费的一种方式。
西汉政府的筹措军费的制度已较系统和周密,不仅募资的渠道多、方式广,而且政策灵活。通过这些策略,既打击了囤积居奇的富商大贾和封建割据势力,又筹措到了军资,有力地支持了西汉政府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战争。
9、重要战争、战役的后勤保障
西汉政府不但在平时能积极从事军事后勤的工作,而且在战时也能够迅速调动后方的一切人力物力，及时地给前方以有力的支持。这在楚汉战争、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伐匈奴、征大宛、平南越和定闽越等战役中充分地反映了出来。
楚汊战争:
公元前206年,秦末农民起义军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开始了刘邦与项羽的“楚汉之争”,经过四年左右的战争,刘邦终于以弱胜强,击败了以勇著称的项羽,建立了汉朝。刘邦之所以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项羽,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重视军队的后勤建设和后勤保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西汉会要·均输平准》。
②《西汉会要·钱币》
其一,任用有才能的萧何为军事后勤的“大总管”,指挥粮草转运工作。刘邦人关中后,诸将都争抢钱财,而萧何独具慧眼,马上接管秦丞相府内的有关天下形势利害的图书秘籍,这对刘邦后来制定正确的后勤工作策略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据《通鉴纪事本末·高帝灭楚》记载:“汉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人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
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准备进军击楚,而留萧何留守大后方,收民租税,筹划军费,给前方将士及时地供应粮秣等军用物资,“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①
在彭城之战中,刘邦军败。萧何又为汉王补充兵员,使汉军恢复元气，据《汉书·陈胜项籍传》记载:“汉王稍收散卒,萧何亦发关中卒悉诣荥阳,战京索、间,败楚。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
不久,刘邦又命萧何留守关中,委有生杀大权,总管后方一切，而萧何也从未怠慢过转运军蔫物资的工作。据《通鉴纪事本末·高帝灭楚》篇记载:“秋八月,汉王如荥阳,命萧何守关中侍太子,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事有不及奏决者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计关中户口,转漕、调兵以给军,未尝乏绝。”
其二,攻敌粮道,敌必不战自乱。刘邦认为断敌粮道,正是击中对方之要害,能取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否则,就会失去战机,最后导致失败。在汉将韩信进攻赵国的战争中,赵王谋臣广武君李左车曾献计成安君说;“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麾下，否则必为二子所擒矣!”。结果成安君不听，“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赵军,斩成安君派水上,禽赵王歇。’
①《通鉴纪事本末·高帝灭楚》。
汉将彭越专以绝楚粮道为业,骚扰楚兵。致使项王无奈,与刘邦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如《史记·高祖本纪》所载:“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田横往从之。项羽数击彭越等,齐王信又进击楚。项羽恐,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
由于汉军成功地堵截楚兵的粮道,智取其军用物资,致使不可一.世的项羽深为不安。《通鉴纪事本末·高帝灭楚》说:“汉王听其计,使将军刘贾、卢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人楚地,佐彭越，烧楚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而已。楚兵击刘贾,贾辄坚壁不肯与战，而与彭越相保。”结果，“楚军食少,项王患之。”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项羽终于在刘邦的打击下,兵疲食尽,如前书所载:“项王自知少助,食尽,….乃与仅约,中分天下。…..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日:‘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也。今释弗击，此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从之。”结果项羽被围垓下。“十二月,项王至垓下,兵少食尽,与汉战不胜,人壁。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继之是四面楚歌,项羽最后自刎于乌江。
其三,刘邦在断绝楚军粮道的同时,亦不失时机地夺取粮仓，增强自己的后勤力量,为取得最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在荥阳西北的敖仓。是一秦代囤积大量粮食的仓库。在这种连年兵火,粮食短缺的情况，谁能够取得这座粮仓,无疑则会取得较大的主动权。刘邦的谋臣郦食其向刘邦说明了取得敖仓的重要性,劝汉王不要放弃此地。他说:“‘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适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庚之粟。’上日:‘善’。”①
于是汉王刘邦便筑甬道夺取敖仓,但被楚军破坏。“汉王军荥阳南,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与项羽相距岁余。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②
后来,在成皋之战中,刘邦取得了胜利,终于夺得了敖仓,《汉书·高帝纪》说:“大司马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双王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这对于最后获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上的雄厚基础。
陈留,也是交通发达、财多粮丰之地,郦食其劝刘邦攻占此地，为壮大汉军,加速楚的灭亡,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郦食其曰:“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积粟,臣知其令,今请使,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遺食其往，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③
其四,修筑壁垒,鳖治战具,成攻守之势。《邇鉴纪事本末·高帝灭楚》说:“秋七月,汉王得韩信军,复大振。八月,引兵临河,南乡军小脩武,欲复与楚战。郎中郑忠说止汉王,使高垒深堑,勿与战。”汉军大将韩信非常善于利用各种战具克敌制胜。在他对齐楚的战斗中运用了沙袋,“十一月,齐、楚与汉夹潍水而陈。韩信夜令人为万余囊,满盛纱，塞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虏齐王广④。”
①《汉书· 郾食其传》。
②《史记·商祖本纪》。
③《史记·鄙食其传》。
④《通鉴纪事本末 ·高帝灭楚》。
韩信在对魏的作战中,还成功地利用了木罌。据《通鉴纪事本末·高帝灭楚》篇记载:“魏王盛兵蒲坂以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九月,信击虏豹,传诣荥阳。悉定魏地,置河东、上党、太原郡。
楚汉战争中,汉王刘邦,对后勒建设和后勤保障的重视,对战争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刘邦在取夺政权后,曾总结其经验，他将成功归之于自己的知人善任和手下的三个人才,实际上是指重视这三个方面的工作。他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①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
由于汉高祖刘邦错误地总结了秦朝灭亡的经验,建国后大封子弟为王,实行了郡国并行制,结果到汉景帝的时候,诸侯国势力崛起,形成一种尾大不掉的局面。公元前154年,终于爆发以吴、楚为首的七国叛乱。中央派出了深通兵法的条侯周亚夫为将平息七国叛乱。他采取了断敌粮道和坚壁以待敌的策略,最后打败叛军。而吴王在这场战争中,虽然经过了充足的后勤准备,但后来在交战中忽视了后勤工作的保障作用,致使粮道被断,全军覆灭。
吴王刘濞在发动叛乱前,曾做了充分的物质上的准备。据史料记载:“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余年。”②汉景帝也知道吴国是有充分准备的，他说:“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
①《通鉴纪事本末 ·高帝灭楚》。
②《通鉴纪事本末 ·七国之叛》。
言其无能为也?”①
但是吴王率七国在与中央对抗的过程中，却粗心大意,忽视了抢夺军粮、占据武器库的重要性,不听从正确的意见,致使其由优势开始转为劣势。据史料记载:“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日:‘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人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将,老将日:“此年少椎锋可耳，安知大虑。’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②
与吴王相反,汉太尉周亚夫却能够听从他入的正确意见,占据昌邑,断吴粮道,坚壁不出,使叛军大为恐慌。据史料记载:“条侯(周亚夫)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至洛阳,见剧孟,喜日:‘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孟今无动,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优者。’至淮阳,向故父绛侯客邓都尉日:‘策安出?’客日:‘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酒口,搴吴饷道。使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制其极，破吴必矣。’条侯日:‘善。’从其策,遂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饷道。”③结果吴军欲战不能,欲向西进,又未能攻下梁。此时粮食断绝,士兵多叛而瓦解，汉军趁机追击,大败吴军,楚军同其他五国也随之而败。不久,吴楚七国之乱便被平息下去了。
武帝伐匈奴:
匈奴是古代中国生活在今内蒙古和蒙古入民共和国一带的少数民族。他们逐草而行,居无常处,惯于驰射,经常派出骑兵,袭击汉朝边关,掠夺边疆人民的财物和人口。西汉建立之初,开国皇帝刘邦企图乘胜击垮匈奴,消除边患，结果在白登山被围困达七天七夜。刘邦打击匈奴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开国伊始,力量还不够充足。
①《通鉴纪事本末·七国之叛》。
②《通鉴纪事本末·七国之叛》。
③《汉书·荆、燕、吴传》。
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已经相当雄厚,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武帝认为反击匈奴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派遣著名将领卫青、霍去病, 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基本上剪除了匈奴的边患,雪了高祖刘邦的七日白登之辱。汉武帝为征伐匈奴投人了大量财力来满足军事的需要,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其一,针对匈奴骑射作战的特点，投人大宗军费豢养战马、制造兵车,汉每次出征和作战都派出大量的车马用于战斗或运输。大将军卫青曾宰五千名骑兵和兼能为自营垒的兵车出击匈奴。据《通鉴纪事本末·武帝伐匈奴》篇记载:“大将军出塞千余里，度幕,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
汉将李陵与匈奴接战,亦多用兵车为营,据同篇记载:“(李)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摯,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复斩首三千余级。”①汉名将贰师将军李广利曾率骑兵六万、步兵七万出击匈奴据同篇记载:“四年春正月,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遭贰师将军李广利将骑六万、步兵七万出朔方
经过与匈奴兵的艰苦作战,汉军车马损失也很大,据同书记
①《通鉴纪事本末·武帝伐匈奴》。
载:“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人塞者不满三万匹。”后来政府甚至开始向老百姓强行征马，“浑邪之降也,汉发车二万乘以迎之。县官无钱,从民贯马。民或匿马,马不具。”①最后汉因战马已用光,不能再次向匈奴发动大规模的出击了,“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马少,不复大出击匈奴矣。”②
其二,针对匈奴且骑且射的特点,投资大量军费,用于制造弓弩矢兵器。
汉武帝曾令李陵教五千士兵射箭之法，“初,李广有孙陵,为侍中,善骑射,爱人下士。帝以为有广之风,拜骑都尉 ,使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③
汉将李陵在与匈奴实战中,亦主要依靠弓弩这类兵器。据《通鉴纪事本末·武帝代匈奴》篇记载:“(李)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掳.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
后来,李陵率“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军去。土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人狭谷”。④
其三,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拨出部分军费,用于筑城、建障和必要的犒劳军队上。
武帝修筑了北边重镇朔方城。据同篇记载:“主父偃言:‘河南
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议,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计,立朔方郡,使苏建兴十余万人筑朔方城,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
①《通鉴纪事本末 ·武帝伐匈奴》。
②《通鉴纪事本末 ·武帝伐匈奴》。.
③《通鉴纪事本末 ·武帝伐匈奴》。
④《通鉴纪事本末 ·武帝伐匈奴》。
又建亭、障以拒匈奴:据同篇记载:“上遣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
还赏賜战土,犒劳军队据同篇记载:‘“是时，汉比岁发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
汉军有时也攻取敌方的粮草辎重,为己所用，据同篇记载:“遂至實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留一日,悉烧其城余粟而归。”但缴获物是远远不能满足长年与匈奴作战的,到了战争的末期,只得靠官管盐铁酒等所得钱财维持了。在汉政府全力的保障下,汉军终于击败了匈奴,换得了西北边疆的安宁，“是时,汉所杀虏匈奴合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武帝征大宛:
公元前104年,因大宛王不卖给汉朝汗血马,且杀害了汉的使节,汉武帝派兵出征大宛。第一次出征,由于大宛路途遥远,且对客观困难估计不足,致使后勤工作准备不够,受挫而归。汉朝及时地总结了教训，于第二次出征时不仅加强了兵力,而且也加强了军队的后勤准备工作,并制定出破坏敌方水源的方案。汉军一路顺风，所向披靡,终于征服大宛国,获取了其特有马种–汗血马。
首次出征大宛,在轻敌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汉武帝派出六千骑兵和几万人的步兵,未制定后勤保障方案,结果没有达目的地就因军粮补给困难,受挫而归。其具体过程主要反映在《汉书·李广利传》中:“太初元年,以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故浩侯王恢使道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财有数千,皆饥罢。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左右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而还。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而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
总结初次失利的教训,考虑到路远缺粮的这个困难,汉朝第二次出征大宛,着意于后勤补给,派出后勤运输队,备足军粮和兵器，并带去水工意欲断绝大宛城中的水源,破坏敌方的饮水供给。于是“赦囚徒，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赉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余校尉。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于是遣水工徒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卫酒泉,而发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赘婿、贾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适为兵,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马校尉,备破宛择取其着马云。”①
汉军一路上势如破竹,西域小国畏威而献食道旁,很快到达大宛城下,先绝其水源,继之攻城。大宛人难于抵抗,杀了大宛王而与李广利和盟，“乃出其马，令汉自择之。”并供食汉军,西汉终于取得了出征大宛的胜利。
“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而立宛贵人.之故时遇汉善者名昧蔡为宛王,与盟而罢兵。”②
平定南越、东越
西汉时期，越族生活在我国的东南部地区。在今浙江和福建一带的为东越,或称为东粤;在今广东、广西一带的为南越,或称为南粤。
秦灭之后,原秦南海郡尉赵佗占据了南海、桂林和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祖时期封他为“南越王”，建立了藩属关系。为直接对南越进行统治,汉武帝于公元前113 年派使臣赴南越谈判。其丞相吕嘉乘机发动政变,杀了汉使及南越王和太后。汉武帝遂发兵南越，吕嘉被俘。于南越之地置以九郡。当南越丞相吕嘉作乱的时候,东越王余善曾答应汉朝出兵助战,但暗中却观望不前,与吕嘉关系暖昧。南越平定后,余善自称“吞汉将军”,并发兵攻汉。于是汉武帝又出兵反击,平定了东越。
①《通鉴纪事本末·汉通西域》。
②《通鉴纪事本末·武帝伐匈奴》。
在平定两越的作战过程中。由于两越路程遥远，且有山川阻隔,易守难攻,加之北方士卒不适宜南方湿热的气候条件,往往未经战斗即发病而死。正如当时的淮南王刘安上皇帝的书中所说:“…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内外也。”①
加之两越之地有高山阻隔,因而汉军出征只能主要依靠水路，于是西汉在出兵之前制造了大批的战船,教习水战,做了大量的后勤准备工作。然后分兵四路,以水军为主进发南越。《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样柯江:咸会番禺。”②
在对东越的作战中，也是主要依靠水军,分兵四路齐头并进。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横海将军韩说的一路是从海路上经过，如无坚固的巨舟,精湛的制船技术与有力的后勤支援是不可能做到的。两越路途遥远,军粮供应成为重要的问题。出兵远征,孤军深人,军队给养往往供应不上。为了解决这个困难,西汉军队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即一方面自己要准备好粮食,带好兵器,另一方面要夺敌之粮为己用。例如,在与东越作战时,汉军便做好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东越数反,拜买臣为会稽太守,诏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①在与南越作战时,夺敌战船与军粮,既补充了自己的急需军用物资,又打击了敌人，“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狭,破石门,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粤锋,以粤数万人待伏波将军。”②
①《通鉴纪事本末·武帝平两越》
②《汉书·西南吏两粤朝鲜传》。
由此可见,战船的建造、军粮的及时供给,对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四、贾谊、晁错、桑弘羊、赵充国的军事后勤思想
1、贾谊的军事后勤恩想
贾谊(前200-一前 168 年),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生活于汉文帝时期。
贾谊自幼“通诸子百家之书”,二十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后又被提拔为太中大夫。他年轻有为,敢想敢说,在朝廷中议论国事,对答如流,颇受汉文帝赏识,后由于遭受权贵的嫉妒和谗毁,被文帝疏远,出为长沙王太傅和梁怀王太傅。即使如此,他也屡屡上疏,指陈时弊,提出了许多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措施。特别是在经济上提出了“重本抑末”,主张发展农业生产,积贮粮食,防灾备变的主张,但都未被统治集团采纳。政治抱负无由施展,终于郁闷成疾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在政治上反对滥封诸侯,力主削藩;反对妥协投降,力主抗击匈奴。在军事后勤思想方面,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积贮粮食，加强国防物质基础建设的主张。贾谊的军事后勤思想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西汉会要·楼船》。
②《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第一,国家要振兴,须先治本,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只有建立雄厚的经济基础,文化才能繁荣,国家才能强大。贾谊继承了管子的仓廪实 而后知礼节”的经济基础学 说,认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双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人,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①痛陈务农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没有充足的粮食,自古及今,没有听说一个君主能够治理好国家的。
第二,贾谊阐述了国家发展与军队后勤建设的密切关系,通过总结秦并天下的经验,提出了抓好耕织、修饬武备的重要意义。他在《过秦论》中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衡连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说明了秦之所以能统-六国,注重军事后勤建设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三,贾谊论述了发展生产与国防建设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千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赢老易子而鲛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他这段话指出了只有平时多储积军粮,才能以防不测,才能度过自然灾害和战争灾害,而不至于发生像战国时代赵国那样的易子而食的惨状。平时搞好后勤准备,使之兵强粮足,则能以不变应万变。
第四,积贮有余,可奠定战略上攻守优势的物质基础。贾谊认为,积贮有余,不但可以应不测,进而能够强大自我军事力量,攻无不拔,守无不坚,威震远方。贾谊在他给文帝的上书中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晦,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①
①《汉书·食货志》。
第五,贾谊主张禁止私铸,把省下的铜改铸兵器。他在《铜布》中说:“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至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②如果国家这样做,不但能够禁止私铸钱币,整顿经济，还能够变害为利,把私铸钱币的铜,用来制造兵器，这是一项利国利民好办法。正如他所说:“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西汉初年虽然铁兵器已占主要地位,但并未完全排斥铜兵器，故贾谊有禁私铸铜钱以为兵器,借以加强武备的主张。
贾谊关于备战备荒、加强武备和粮食储备的思想主张,对于后世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军事后勤建设具有很大的影响。
2、晁错的军事后勱思想
晁错(前200年一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省禹县)人。西汉初年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①《汉书·食货志》。
②《汉书·食货志》
文帝时任博士和太子(即后来的景帝)家令。汉景帝即位后,受到重用，被提拔为御史大夫,成为当时朝廷中的重臣。政治上他主张削减诸侯的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割据;经济上,他力主“重农抑商”,发展农业生产,打击商人势力;军事上,他主张“徒民实边”,屯田自给,因地制宜,以夷制夷,抗击匈奴的侵扰。晁错的这些措施和主张,却遭到朝廷权臣和地方上诸侯王的忌恨。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便以诛杀晁错，“以清君侧”为号召。汉景帝迫于七国的压力，加之权臣的谗言,便诛杀了他。
晁错的军事后勤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武备是否充分,兵器是否精良乃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
汉文帝时,西北的匈奴正值强盛,屡次侵犯汉边,掠夺财物和百姓,朝廷准备出兵抗击,晁错于是便上书文帝,陈述自己对抵御匈奴的看法:“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日卒服习,三日器用利。兵法日: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術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阵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盾三不当一。萑苇竹萧,草木蒙茏,支叶茂接,此矛铤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盾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土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人，与亡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子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晁错在这里指出各种兵器的特点与战场地形之间的密切关系,着重强调了武器质量的关键作用。他认为,如果士兵们手中拿的武器不锋利,则与赤手空拳相同,铠甲不坚固,则与不穿衣服相同,弓不能射得远,则与短兵器相同,弓的质量不好，则与没有弓相同,箭射中了但未能深人,则与没有箭头相同。这是军队将领不检验兵器质量而带来的灾祸,这样的部队不堪一击。兵书上说的很对:武器不锋利,就等于把自己的士兵送给了敌人;士兵送给了敌人,也就是把领兵的指挥官送给了敌人。指挥将领未认真检查好兵器的质量,就与敌开战,就等于把自己的君主送给敌人。君主不会选择有才能的将领,就等于把国家交给了敌人。这四个方面是用兵最须注意之处,而武器粮良则是这四个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力主屯田边塞,使边防军粮食保障能够就地解决。
晁错指出胡人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他们经常突然袭击边塞，待到朝廷派大军去作战,则他们早已不知去向;如果朝廷军队留守边塞,军费势必开支庞大,后勤供应工作繁重,国家无法承担。而大军一去,胡骑又来抢掠边塞,由此看来,远道而来的大军不但收不到任何功效,久而久之,耗费巨大,不击自垮。这就是当时汉胡战争的特点与难处,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首先军队能够自给自足,无需长途供应粮草,其次一有战情,军队能及时赶到,迅猛出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汉胡战争中对汉不利的形势,而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以兵农合一为特点的军事屯田。
晁错认为,实行军事屯田不但可以收到“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的功效,而且还可以使这些扎根在边塞土地.上的屯田兵长期与胡人周旋,掌握他们的特点,避其长技,击其短处,做到兵法上讲的知彼知己。
①《汉书·晁错传》。
既然军事屯田有以，上的有利之处,那么如何才能搞好屯田呢?其一，整治武备以自守,寓兵于农以自给。具体来说在屯田之处就是要“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 -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①其二,组织自固,兵民一体具体做法是:“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徒,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所徒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②
第三、主张利用人粟受爵和养马复卒等手段来筹措军费和粮秣。
晁错认为粮食是军队之本，没有足够的粮秣,虽有百万大军也毫无用途。所以,欲强兵富国,关键在于筹措粮秣。朝廷可以下令凡能交粮食于国家的，都可以授予爵位,凡民出车马的,可以免去三人的兵役或者三人的兵费。如此,则国家便可以挖掘出潜力,得到粮秣和战马，从而节省大量的军费。晁错在上文帝书中说:“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人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谍。夫能人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
①《汉书·晁错传》。
②《汉书·晁错传》
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人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①
第四、主张提供“降胡”以武备,使之以夷制夷。
晁错认为,汉难制匈奴的另一原因是,汉以己之短而攻匈奴之.长。匈奴族生长于西北山地,习惯于登山涉水,奔跑驰射,长于忍饥挨饿,风吹雨打。而汉兵皆生长于中原,若在平原之地，使用战车，手持长戟,尚占优势,可是现在要在塞外战斗,汉兵便居于劣势了。他说:“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人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载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②晁错认为,既然匈之兵互有长短,则汉奠若两线出击:即在山川险阻之地,使已降附汉朝的胡兵骚扰匈奴,而汉则负责提供军备、粮食和武器;在平原大地，则仍以汉兵防御之,如此则万无-失。“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
①《汉书·食货志》。
②《汉书·晁错传》。
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①
晁错是西汉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后勤思想家。他的重视武备、边塞屯田和筹措军费等战略思想,在中国古代军事后勤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3、桑弘羊的军事后勤思想
桑弘羊(前152–前80 年)，洛阳(今河南省洛阳东)人,出身商人家庭。十三岁就在汉武帝身边当侍中,历任大司农、治粟都尉，长期掌管汉朝最高财政部门,参与制定各项重大政治、经济决策。昭帝即位后,桑弘军受武帝遗诏任御史大夫，与霍光等人共同辅政。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前81年)。霍光纠集贤良、文学,打着“问民间疾苦”的旗号,在都城长安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会上以贤良、文学保守势力为一方,以桑弘羊进步势力为一方,在盐铁等问题上进行了为时半年之久的激烈辩论。在辩论中,充分表达了桑弘羊的思想,即在政治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主张推行盐铁酒类的官营专卖,设立平准、均输机构,控制全国的商品买卖，反对盐铁酒类的私人经营;军事上把国家控制盐铁酒赚到的钱财，做为军费,以筹备武器，抗击匈奴奴隶主集团的侵扰;反对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并曾经组织六十万人屯垦,防备匈奴的袭击。次年，他受谗被杀。盐铁会议后,桓宽根据会议的官方记录整理编写成《盐铁论》一书。
在军事后勤思想方面,桑弘羊认为国家财政对于巩固国防和军事发展的具有巨大作用,因此十分强调战前的后勤准备工作。
①《汉书·晁错传》。
第一、强调武备和国家经济力量对于国防的重要意义。
桑弘羊认为必先有武备，然后可以御敌,他说:“事不豫辨,不可以应卒,内无备不可以御敌。….故有文事必有武备。昔宋襄公信楚而不备，以取大辱焉,身执囚而国几亡。故虽有诚信之心,不知权变,危亡之道也。…今匈奴挟不信之心,怀不测之诈,见利如前,乘便而起,潜近市侧，以袭无备。是犹措重宝于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①
又说:“君子笃仁以行,然必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为不仁者之害己也。是以古者搜猕振旅而数军实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难。故兵革者国之用,城垒者国之固也,而欲罢之,是去表见里,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轻举潜进,以袭空虛,是犹不介而当矢石之蹊,祸必不振。此屯边境之所惧,而有司之所忧也。”②
桑弘羊认为战国时期的秦国之所以战能胜,攻能取,使天下诸侯朝秦,蒙恬之所以能够打败匈奴,把匈奴赶到黄河以北,开拓千里之地,就是因为商鞅时期实行的积蓄财力,整饬武备的政策。他说:“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是以战胜攻取,并近灭远,乘燕、赵,陵齐、楚,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其后蒙恬征胡,斥地千里,逾之河北,若坏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遗谋,备饬素修也。故举而有利,动而有功。”因此他强调“夫蓄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③
第二、主张通过盐铁官营等国有经济形式筹措军费以备边。
首先,桑弘羊认为匈奴在汉的西北边疆多次侵扰,国家不得不在这些地方修筑防御工事,整修烽火台,这需要大量的军费，而只依靠每年征来的民赋是难以满足需要的，所以实行盐铁官营,来为备战助饷,势在必行。他说:“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①
①《盐铁论·世务第四十七》。
②《盐铁论·和亲第四十八》。
③《盐铁论 ·非鞅第七》。
桑弘羊认为边防战士生活辛苦,为民父母的官吏,必须要注意这些事。目前,内地的人民节衣缩食来支援在前方抗敌的战士，但仍不能满足他们的篅要,因此主张实行酒类专卖，以增加经济收人,供给边防的军事费用。他说:“今子弟远劳于外,人主为之夙夜不宁,群臣尽力毕议,册滋国用。故少府丞令请建酒榷以赡边,给战士,拯救民于难也。为人父兄者岂可以已乎?内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犹未足，今又欲罢诸用,臧奉边之费,未可为慈父贤兄也。②
桑弘羊认为今日实行盐铁官营,正是借鉴了以往的历史经验，筹措前方军队的费用,使之永不断绝,既保卫了国家,又不伤害百姓,利国利民,无须文学们担忧什么。他说:“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利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百姓何苦尔，文学何忧也?”③
桑弘羊还认为,盐铁官营不仅是为了积蓄财力,以助边防,而且就盐与铁的性质本身来说,亦属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业,不宜为私人所经营。他说:“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①
①《盐铁论·本议第一》。
②《盐铁论·优边第十二》。”
③《盐铁论·非鞅第七》。
他认为均输调节也是筹措国防军费的重要途径。他指出,国家可以通过设立关卡管理物资的出人，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物价标准。丰收时期，便可积累财富以备战防患;歉收年月,又可发放钱财,救济百姓。过去，供应前方士兵的军费曾一度短缺,而又恰逢山东和齐赵之地受灾,这时国家把平时依靠调节蓄备下的钱粮,去供给士兵,救济灾民,解决了大问题。可见,通过均输积累的物资钱财,不仅可助军饷,也是救济灾民的手段。
发展水路运输,节省皇室的开支也是筹备边防军费的一种方式。桑弘羊指出祖先教导人们要注意备战，以防外敌人侵的例子已经不少。所以人们应当愈加重视。发展水路运输可以解决劳逸不均的问题,皇室紧缩车马,压缩乐队，减少饮食费,节省大量开支，也是救济贫困、筹措军费的一大途径。他说:“《诗》云“猃狁孔炽,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经营四方。’故守御征伐,所由来久矣。《春秋》大戎未至而豫御之。故四支强而躬体固,华叶茂而本根据。故饬四境所以安中国也,发戍漕所以审劳佚也。….先帝忧百姓不赡,出禁钱,解乘舆骖,贬乐损膳,以赈穷,备边塞。”②
此外,他认为通过平时与胡羌等族进行交换,以我之黄金和丝.绸等物把他们的军用物品买过来,也可以达到消耗敌人,丰富自己的目的，也不失为筹措军资的有力手段之一。
第三、主张武器装备的制造要精益求精。
桑弘羊认为明确备战的重要性,筹措到足够的军费之后,就要注意到兵器制造的质量问题,还要学会根据战时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武器。他说:“荆轲怀数年之谋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首不足侍也。秦王惮于不意,列断贲、育，介七尺之利也。使专诸空拳，不免于为擒;要离无水,不能遂其功。世言强楚劲郑,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铤也,内据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诸夏,强服敌国。故孟贲奋臂,众人轻之;怯夫有备,其气自倍。况以吴、楚之土，舞利剑,蹶强弩，以与貂虏聘于中原?一人当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则胡无守谷,貉无交兵，力不支汉,其势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孙膑之破梁也。”①
①《盐铁论·复古第六》。
②《盐铁论·徭役第四十九》。
桑弘羊是西汉时期较有影响的军事后勤思想家,他主张的通过盐铁官营等国有经济形式筹措军费的思想，为后世利用国家经济力量,全力支援军事与国防的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
4、赵充国的军事后勤思想
赵充国(公元前137年一前52年),字翁孙,陇西上邦(今甘肃天水县西南)人。西汉中后期著名的军事将领。
他自幼学习兵法,勇敢善射,熟悉边疆的少数民族情况,遇事沉着冷静,胆大心细,胸有大略。汉武帝时,曾跟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汉军被匈奴包围,他率领敢死之士一百多人突围,贰师将军亦随他而出。受伤二十多处,功绩卓著,被任命为郎中,升为车骑将军长史。昭帝时,他率兵平定了武都氐人的反叛。升为中郎将,后又升为水衡都尉,在反击匈奴的战斗中又立大功,升为后将军。宣帝时,他率领四万骑兵屯驻在五原、云中等边防九郡，注意协调汉羌两族的关系。赵充国通过分析羌人活动的特点和结合汉朝的当时形势,提出区别对待诸羌和屯田边疆的建议,被皇帝采纳,派赵充国屯田戍边。由于赵充国处理汉羌关系得当,不久诸羌.归附汉朝。屯田戍边,不仅保证了军粮供应,节省了国库开支,解除远途转运的困难,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实践证明,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
①《盐铁论·论勇第五十一》。
赵充国一生戎马倥偬,军事实践孕育了他的军事后勤思想。他十分注重后勤保障,深知粮道畅通与否对于战争胜敗的重要作用。在进击敌人后方的时候，他注意己方的粮道,防止敌军设计破坏。汉将军辛武贤提议率领一万骑兵,分为两路从张掖出发,追击敌人,“以一马自驮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赵充国认为,这样“难以追逐。勤劳至至,虏必商军进退,稍行去,逐水草,入山弗。”而且“随而深人,”一旦“虏即据前险,守后陌，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笑，千载不可复。①”
赵充国经营西域多年,深知面对西北边疆的诸羌与匈奴侵扰，朝廷出兵,远途跋涉,经常失去打击敌人的机会。面且出兵耗资大，国家资财有限,人民负担不了。要从根本上解除边患问题,就必须把军队驻扎在那里，实行亦兵亦农制,自给自足,把后勤工作结合到与敌作战中去。为此,他给皇帝上书《屯田便宜十二事》,提出实行边疆屯田的建议,建议中他分析说,汉羌边地留兵屯守,耗资巨大,“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橐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难久不解,徭役不息。….诚非素定庙胜之册。”汉羌边地浩謇一带，“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②
他认为当留兵屯田,影响远大,“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武戚,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间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人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叛之虏窜于风
①《汉书·赵充国传》。
②《汉书·赵充国传》。
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可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峡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①。”
之后，赵充国又一次上书,提出了关于开展边防军屯积极作用的论断:“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②”。
赵充国经营西北边塞多年,对亦兵亦农的屯田方式有深刻的体会。他的关于对开展边防军电积极作用的见解,奠定了中国古代军屯以自给,养兵卫备边的国防后勤思想的认识基础。
